从服务业发展情况的对比也是中国社会效率优于欧美的鲜活例子。当前，欧美的服务业大多属于“低效服务业”。这些服务往往将社会和商业流程拆分为一个个细分环节，交由众多“专业化”人士来承担。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弥补后工业社会中工作岗位的缺失问题，但却可能导致整体效率的降低。相比之下，中国的服务业虽然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但大多数服务业属于“高效服务业”，这一点有海外生活经验的人应该感触良多。
我们做上述中国和欧美治理的对比，本质上还不是用制度比较范式做孰优孰劣的判断，或参与意识形态争论。只是想说明一点：中国国家治理中目前选择的很多因地制宜的差异化策略有适应国情的一面，也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需要。这里就提醒我们，很多悲观预期来自于对外部不了解问题的极端推崇，和对身边正在发生了不起成就的忽视。这对企业家对中国市场长期价值和潜力的判断极为重要。有了社会的稳定，抗冲击能力必然提高，也是经济和企业主体能够抵抗周期的关键支撑，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信心之源。
目前很多方面可能低估了社会稳定的价值。稳定在中国历史经验中，是一切繁荣的基础，或者说历史上中国只要和平发展避免战争都会迎来盛世，这是一切逻辑中的最大逻辑，因此对于社会稳定和繁荣中国有着深刻的历史经验。不一定恰当的类比，春秋时代基于周礼的国家体系维持了600多年的和平，近代欧洲国家主权和自由主义学说在200年内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战争冲突，中国历史中实际上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治国理政经验财富。
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更为直接的判断：中国社会治理确实存在不成熟的缺点，但优点在于具有更强的灵活性面对变化和解决问题，进化的潜力就是“少年中国”的进步基础。反之，看似拥有法治公平的很多国家，却是一种一条道跑到黑的模式，最终累积了社会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而社会稳定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源，可以说：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中国必败”论调并没有理论和事实基础。
再次，中国经济有没有未来需要重点观察的指标就是“营商环境”，应该说目前出现的局部问题并非主流和长期性挑战，对比全球多个经济体中国市场目前依然是有利于产业发展和商业投资的热土，甚至是最好的科技创业土壤。
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探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发现——中国整个社会和家庭结构对于创业者有着一种潜移默化的支撑，似乎中国有一种大家庭为单位支持创业的文化。对比美国文化，个体的成败完全由自己负责，几乎没有从他人或社会中寻找推卸责任的空间。在中国文化中，虽然也崇尚拼搏奋进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强调竞争和成功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重视集体主义的责任与支持。而且，这种文化背景使得个体在追求成功时，能够获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因而愿意尝试和冒险。且个体并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流离失所或彻底堕落，反而能够在失败中汲取经验，继续前行。比如：中国的老人更愿意给创业的年轻人带孩子，这解决了夫妻创业同时的很大后顾之忧；中国的妻子更希望丈夫能成就一番事业，宁愿承担更多的家务和做出个人牺牲。中国的亲友关系和氏族群体更愿意为创业者提供借款，于是有了王传福的表哥投资其创业，刘强东的乡亲资助其上学的故事。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潜移默化的儒家思想对家庭、氏族关系的维护反而在现代化时代成了一种支撑要素，或许这也是近20年出现如此之多成功企业家的一个隐性原因。
此外，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目前对创业造富依然看法比较正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仇富现象，社会主流舆论依然正面评价企业家造富。从社会责任感层面，中国企业家群体总体更有使命感、不自私，更具家国情怀的社会责任感，在集体主义氛围熏陶之下，他们受到更多社会责任的隐形约束和舆论约束，这一点某种程度避免了“重商主义”带来的极端贫富对立和舆论对立。反之，欧美日社会中目前的创业氛围远低于中国，立志创业的年轻人几乎绝迹，未来也不见得会超越中国成为创业乐土，而且富人往往愿意躲在媒体之外避免是非，这是社会结构、法律合规成本和社会思潮共同影响的结果。换句话说，即使目前出现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中国市场提供给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机会依然很大。
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有更强的自信。中国经济的表层和核心层逻辑具有极强辩证性，进化能力更强，甚至在左右摇摆中不断演化，这仍属于“少年中国经济”的范畴之中。可见，很多论述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如何”或者“中国企业很难基业长青”之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退一步讲，“少年中国”之不成熟对于企业家来讲要比老年的成熟好得多。很多全球开展业务的全球化公司都很清楚，诸多法治社会绝对化的法律监管导致的“立法恐龙”现象（欧洲学界对过度监管的术语表达）已经明显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与中国某些地方出现的“政策恐龙”现象相似。但中国依然存在快速纠错的可能性，很多国家僵化的制度框架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对于中国营商环境的长期信心与否需要多方面对比来做判断。
最后，让我们冷静下来再看，为什么当前中国经济这些底层的优势没有被我们充分认知？为什么我们发展的有利条件没有被融入信心之中？已经出现的严重影响经济信心的行为和问题是否会被改变和克服？这里也不妨开诚布公的罗列一下带来“灰心”的一些社会现象：
其一，主流公信力面临挑战。相当长时间我们对于国家成就的叙事是一种拉高预期的统一思想表达，这种表达的公信力有衰减趋势，提高主流公信力是提振经济信心的一个很好抓手。客观上，从媒体公信力基本原理和预期沟通的角度，中国社会舆论中缺少主流层面的辩证思考力，长此以往则会激发社会公众单一取向摇摆。可见，恢复多元的社会舆论导向且避免对立争论对维护社会情绪非常关键；
其二，政策多变干扰了社会预期。过去3-5年的多个行业整顿中确实为诸多经济主体带来阵痛，而且是经济高速增长高位的超预期不可抗力，这种急剧变化体感上带来诸多经营主体不适应，引发诸多抱怨；而且，长期中国社会都是“以美为师”的，老师变脸学生自然需要自力更生，应该需要一段时间消化这个影响；
其三，很多企业经营困难没有快速解决，社会投资回报率并没有快速恢复。实际上，通缩的危害比温和通胀要大很多，会直接导致公司等经济部门收入减少。当下经济发展中克服通缩激活产业和商业信心尤为迫切，这一点确实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并且需要深刻认识通缩的危害；
其四，还有很多群众反应很多地方形式主义泛滥，高压之下存在诸多地方官员不敢作为和公权力乱作为等现象。也就是说，之前宽松营商环境某种程度上是体制内外合作带来的，如果快速推翻之前的政商合作必然带来一种新型对立，而且会将对立推到极致，目前已经出现地方政府公权力挤压民营企业的现象，包括过度执法、罚款和拖欠账款等，这些背后的底层原因需要反思。
此外，文化角度上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并非强势文化，文化上的不自信也会影响信心。我们遗憾的看到，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传统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和港澳台地区，年轻人都开始抛弃传统中华文化影响拥抱现代欧美文化，这让中国作为文明母国存在文化孤岛的可能性。文化软实力出海方面，“孔子学院”受阻之后还没有找到新方法，这些都是“少年中国”需要克服的重大困难。
不过，我们依然从信念上相信“少年中国”存在解决以上问题的可能性。很多人欣喜的看到——中国国家战略已经调整为“单边开放、双边务实、多边务虚”的新开放逻辑，对于用市场大牌、科技洗牌、开放底牌、供应链王牌和金融盾牌抵御特朗普2.0冲击的应对方式正在成熟，而且国家多次座谈会鼓励民营企业信心，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综上所述，理解差异化、兼收并蓄并与时俱进的国家战略是“看清中国”的根本逻辑基点，内外视角审视中国市场商业机会的可持续性是最为重要的战略判断。“少年中国”的发展超越了战争，“少年中国”的心智继承了工业革命精神，“少年中国”已经将现代文明根植于国民头脑，“少年中国”依然存在儒家士大夫传承的社会责任感，有“少年之中国在”则存在“做多中国”的充分理由，有“少年中国在”则企业家精神必然再次焕发青春。
文末，让我们再次重温100多年前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分崩离析时刻梁启超的警世箴言，他曾在一片阴霾中掷地有声的展现时代思想家的自信与乐观，言道：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可谓情真意切，字字珠玑。
有理由相信，今日之中国人心中依然存在一个“少年中国”，今日中国商界、企业界、投资界依然“身处少年”，今日之国家变革依然具有“少年气魄”。“少年之心”只要不变，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就不会逆转，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做多中国”的底气之所在。（待续）
周掌柜，科技战略专家，欣孚智库首席顾问，多家全球化公司战略顾问，北京周掌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德国柏林欣孚国际政策咨询首席顾问，曾在全球近30个国家为20多家中国全球化公司提供实地调研和战略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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