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启的关税大棒是否推升了美国通胀，以及大国情形下关税的经济效应如何，这些问题关系到特朗普2.0时期关税威胁的可信度。自2018年6月15日起，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当年7月6日起实施。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后美国通胀走势如何？2018年6月，美国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别为2.8%和2.2%，2021年1月特朗普离开白宫时美国的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均为1.4%（本文将2021年1月20日特朗普离开白宫定义为特朗普1.0结束），可见，特朗普1.0时期关税大棒开启后美国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别下降了1.4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加征关税后美国通胀反而有所下降，加关税似乎并没有推升特朗普1.0时期美国的通胀。特朗普12月8日在接受NBC主持人提问时还曾提到：“如果你看看我的（第一任期），在新冠疫情之前，我们拥有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我对很多国家征收了很多关税，我们赚了数千亿美元，并且没有引发通货膨胀。”
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美国通胀有无显著上行？
事实并非表面这么简单。首先，特朗普第一轮加征关税时期正值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大宽松和低通胀周期。次贷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历了长达10年左右CPI低于2%的低通胀时期（除了个别年份如2011年CPI同比增速2.7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09年发达国家CPI同比均值为0.13%，2020年疫情元年，发达经济体CPI同比均速仅有0.68%。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关税大棒时期（2018年6月-2021年1月）正处于后疫情时期发达国家央行对低迷的通胀束手无策之时，加征关税对发达国家流动性过剩叠加供过于求的局面也无济于事。
但2020年的疫情和发达国家应对疫情的超级宽松政策改变了低利率和低通胀的“双低局面”。因政策效果略有滞后，自2021年发达经济体CPI同比增速才明显回升并达到3.1%的水平，并于2022年和2023年再度攀升至7.31%和4.63%（数据来自IMF）。一方面疫情限制了供给扭转了供给过剩的局面；另一方面，为了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3月美联储宣布大幅降息50基点，随后当月再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 0至0.25%，继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首次将基准利率下调至零附近。同时美联储还宣布再度开启量化宽松政策，并推出针对企业、家庭和重点人群等系列纾困措施。疫情带来的供给端约束，叠加财政货币宽松刺激需求等打包措施明显推升了美国的通胀水平。
特朗普加征关税后的首个任期内，美国通胀确实没有明显上行。特朗普加征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助推作用是在他离开白宫之后才显现。这与疫情时期推出的超级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关税对美国国内通胀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有关。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1年特朗普离开白宫的第3个月，即2021年4月起，美国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别上升到4.1%和3%，明显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之后由于通胀持续大幅上行，美联储于2022年3月开始了加息周期，一直到2023年9月美联储停止加息。
考虑到关税对美国国内物价的影响存在时滞，以及进口关税对物价的二次通胀效应，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加征的关税对疫情后美国的通胀大幅上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税独立作用于通胀效果不显著，而且影响并非立竿见影。正如后疫情时期美国货币政策大宽松但通胀依然低迷，可以说特朗普1.0时期加征关税未推升美国通胀是因为搭了低通胀时期的便车。但当关税叠加疫情对供给端的约束，在美国财政货币大宽松等需求侧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美国通胀最终大爆发，并产生了显著的“肥尾效应”。持续高温的美国通胀使得美联储进行多轮鹰派加息，并最终于2023年9月将美国联邦基金基准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5.25%到5.50%的限制性水平。在美联储连续鹰派加息的作用下，美国通胀水平大幅回落，美国通胀逐渐朝着2%的目标水平迈进。之后美联储于2024年9月开启降息周期并首次降息50基点，该月美国CPI和核心CPI同比分别下降至2.4%和3.3%。
但是美国进口关税的影响还未消除，美联储政策校准之后，美国经济逐渐走向软着陆。同时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保持韧性，美国通胀可能在国内需求推动和关税带来的成本推动双重作用下产生“肥尾效应”。最近美国劳工部公布的10月美国CPI数据仍有小幅反弹，且核心CPI未如期下降，这或意味着加息周期结束之后，包括前期关税在内的因素导致美国通胀可能必须经历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
加征关税对美国通胀的总量效应不明显但结构性影响显著
尽管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CPI总水平没有显著上行，但结构性通胀问题是存在的。2018年6月-2021年1月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某些细分项CPI大幅上涨，这些细分项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商品高度吻合，部分属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科目。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2018年6月-2021年1月期间，美国计算机、外围设备和智能居家助手CPI同比大幅上涨5.3%；录音和录像制品、电视、音响设备、摄影器材和用品期间CPI分别上升12.6%、15.9%、12.9%、10.8%（季调，下同）。美国录影和录音CPI同比上升2.7%；工具、硬件、户外装备和用品、运动商品CPI分别上升2.4%和2.7%、
家电和汽车及零部件等中国具有优势的科目相关价格也有上升。2018年6月-2021年1月特朗普第一任期间美国个人消费数据显示：大家电、洗衣设备、其他家用设备和家具三项CPI分别上升10.7%、10%和10.2%；新汽车和卡车、二手车CPI同比分别上升1.9%和9.8%；轮胎和机动车部件及设备CPI同比分别上升3%和0.3%。中国出口竞争力较强的轻工制造部分商品也有较明显的上涨。如女童服装和女士外衣CPI同比分别上升8.6%和3.6%；室内植物和花卉CPI同比上升7.7%；珠宝和手表CPI同比上升4.7%；玩具、游戏、兴趣和游乐场设备CPI同比上升9.4%；休闲商品CPI同比上升3%；烟草制品CPI同比上升3.7%；无酒精饮料及饮料原料和碳酸饮料CPI同比分别上升4.9%和6.8%；糖及糖代用品CPI上升6.6%。日用化工类中的家用清洁产品CPI同比上升5.7%。以上这些商品不仅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有所上涨，在特朗普离任之后仍有上涨，一方面表明美国个人消费者对中国这些科目的商品需求具有刚性，也表明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关税的“肥尾效应”未来如何演绎及持续时间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是必需品的关税其影响将一直存在并转嫁给国内消费者，成为输入型通胀的一部分。
美国关税大棒加剧了美国逆差，但改善了贸易条件
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并未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在特朗普1.0时期继续恶化。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2021年特朗普1.0时期，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金额分别为4297.3亿美元、4783.95亿美元、4186.6亿美元、4517.3亿美元5760.8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分别为2757.8亿美元、3232.7亿美元、2957.7亿美元、3164.8亿美元、3963.7亿美元，可见特朗普1.0时期加征关税与中国关税反制并未改变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趋势。特朗普第一任期推行关税大棒之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规模除了2019年略有下降，其他年份均在增加。这或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商品结构以及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中美国际收支项目等因素有关。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一般为产业间贸易，两国商品呈互补型，加征关税反而扩大了美国贸易逆差规模。
但中美贸易条件来看，加征关税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条件有所改善。贸易条件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相对价格变动的指标，反映该国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的国际价格的变动情况（贸易条件指数=进口价格指数/出口价格指数*100）。若贸易条件指数上升，意味着一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速度快于其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的速度，或者出口商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慢于进口商品价格下降的速度。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是贸易条件的改善。相反，若贸易条件指数下降，意味着一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速度慢于其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的速度，或出口商品价格下降的速度快于进口商品价格下降的速度，这种情况通常被认为是贸易条件的恶化。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时，2021年1月美国对德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国、拉丁美洲和欧盟的贸易条件分别为：107.5、97.2、103.1、102.1、102、104.1和101.3（以2017年为基期，非季调数据），其中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条件指数小于1，表明美国对加拿大的进口商品价格总体低于对加拿大出口的价格指数，美国出口相对加拿大处于不利地位。此外，2018年6月—2021年1月期间美国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化来看，美国对德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国、拉丁美洲和欧盟的贸易条件分别变动：3、-1.9、0.5、1.6、0.2、2.5、-0.1个单位，表明期间美国相对于德国、拉丁美洲、日本、墨西哥和中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但对加拿大和欧盟的贸易条件恶化。可见，特朗普第一轮关税期间总体上中国相对于美国贸易条件有所恶化，但恶化的程度不及德国、日本和墨西哥，而这些国家在特朗普1.0时期并未遭受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因此，综合考虑特朗普1.0时期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及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扩大、同时中国对美贸易条件略有恶化的实际，可以说中国经受住了特朗普第一轮关税大棒的挑战。
对于世界第一大发达国家，且处于贸易的买方地位，美国对他国加征关税使得美国本国的贸易条件改善。大国加征关税，一方面会导致该国进口减少，即使由于进口商品价格弹性小而进口量或金额没有减少，也会使得出口国的价格失去部分竞争优势，这是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后美国对中国贸易条件改善的原因所在。
美国关税大棒的得与失
既然美国加征关税无法改善贸易逆差，那么美国为何还要再加关税？首先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消费和私人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中国经济增长依靠净出口的程度高于美国，美国对消费的依赖程度高于中国。其次，美国国内消费中服务消费占较大比重，当然，服务消费也与商品消费密不可分，不能完全分割服务消费中隐含的国内商品消费或进口商品消费。从2018年-2021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CE）的同比拉动的贡献来看（数据来自WIND），期间对美国个人消费贡献上升幅度最大的细分项主要是：医疗护理、交通运输、食品服务和住宿、金融服务和保险、家具和家用设备耐用品、娱乐商品和车辆耐用品等，而食品、汽油燃料和服装等，尽管这期间也有不同程度上升，但2021年之后均有明显下降。其中个人消费中的医疗和交通服务消费与商品贸易密不可分，而药品、家具及家用设备、车辆等耐用品是美国自中国进口额度较大的科目。
其次，美元是国际贸易的最大受益者。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了50余年，逆差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不是加征关税能够解决。此外，中国对美国资本项目逆差，贸易项目必须放在更广泛的国际收支语境考虑。而1970’s时期，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将美元作为国际原油的支付和计价货币，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没有全球自由贸易，就没有美元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地位。美国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贸易逆差、对欧洲的贸易逆差、以及对亚洲和北美的贸易逆差事实上巩固了美元在全球资本项目中的地位，美元是自由贸易的最大收益者。
最后，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关税利于提高美国财政收入。2020年开始美国政府财支出开始突破6万亿美元。2023财年美国财政支出为6.13万亿美元，而美国财政收入4.4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平衡美国财政收支，尤其扩大财政收入，是美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但究竟是提高消费税还是提高关税，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技术性考量。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后，美国财政收入中的关税明显提升。2018财年，美国关税收入开始突破400亿美元（413亿美元），远高于以往年份。此外，从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项消费相关的税收来看，2018年美国消费税949.9亿美元，是美国关税的2.3倍。而2021年美国消费税为752.7亿美元，关税已高达799.9亿美元，美国关税额度已经超过国内消费税，可见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后美国关税对财政收入的提升作用显著。2017年美国关税占美国GDP的比重为0.18%，而2021年已经上升到0.35%。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增加美国财政收入，同样是税负加给美国消费者，加消费税推行的难度远远高于加征关税，这或是特朗普“迷恋”加关税的主要原因所在。但关税对美国财政收入的提振作用也会逐渐递减，尤其是如果关税的提升抑制了进口额度，那么美国进口的减少也将降低美国关税的税基。
毫无疑问，自由贸易是一个多赢结局。特朗普政府只看到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看不到自由贸易下美元地位的不断增强，也忽略了美国贸易逆差国和资本顺差国“一币两面”的事实。无论如何，经历过特朗普1.0时期长达四年的压力测试，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具备应对特朗普2.0的经验，市场对特朗普竞选时针对中国的关税及非关税措施也有一定预期。此外，中国政府也已密集出台系列的稳外贸措施，对跨境电商和企业出海也给与多方面支持。中国官方也在持续推进经贸关系的多元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东盟、欧盟、以及阿拉伯等国家的外交和经贸联络，以应对冲特朗普2.0时期的外贸冲击，这些或相对利好跨境电商、自由贸易区、供应链、物流等主题，对中国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行业板块有利。202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政府提出“全面扩大内需”。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夯实内循环基础，激发内生增长活力，这才是应对瞬息万变国际政治经贸局势最大的底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