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总统大选之后，美国国会遭到冲击已经表明美国的政治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社会当下甚嚣尘上的意识形态部落主义（tribalism）和党派纷争，以至于数量惊人的美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对政治对手使用极端的暴力手段？尽管人们对美国政治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提供了各种解释：信息茧房、政党两极化、种族主义、身份焦虑、网络误导、人口变化、恐惧以及社会同质化等等，然而政治学家海勒姆•刘易斯 （Hyrum Lewis）和维兰•刘易斯（Verlan Lewis）在202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左和右的神话：政治光谱是如何误导和伤害美国的》（The Myth of Left and Right: How the Political Spectrum Misleads and Harms America）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
这两位政治学者认为，上述观点都只说明了部分原因或者表象，而人们常常忽略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普遍误解。亦即，正是“左和右”这些大而无当的标签，激化了党派和身份政治，因为“意识形态主导着美国的政治，一旦人们对意识形态进行了错误的思考，那么也就是导致了对政治的错误思考。而概念是有后果的，当一个社会采用不正确的政治模式时，其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当下，人们甚至学者都粗陋地将美国政治视为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世界观被用“左”和“右”政治光谱来进行概括，所贴的标签就是：美国左翼的世界观倾向于政府对经济更大的控制、社会更自由宽容以及“鸽派”的外交政策；而右翼的世界观则表现为自由市场、社会限制以及“鹰派”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推至极致就称为极右和极左。这种政治模式框定了我们的思维，塑造着人们的语言，甚至成为了美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范式。然而在作者看来，这种划分不仅错误，造成了“部落主义”，而且在误导和伤害着美国的政治和社会。
事实上，“左”、“右”、“自由”、“进步”、“保守”、“反动”这些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术语的社会建构，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中是流动的、完全变化的。他们主张“尽管美国有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部落，但并不存在将双方所有立场统一起来的本质。”这个术语有用只能表明在不同情况下预测人们会支持谁，而不能说明它们支持什么。如今人们错误地把左和右认为是概括了不同的世界观，而实际上它们只是代表了不同的党派部落。因为在政治中，特别是一个多元利益和族群、文化多样化的世界里，用单一维度的政治谱系来概括实际的政治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很多人相信，在美国两党中存在着某种本质不变的东西，这是两派恒久不变的东西。然而这种本质上的统一并不存在，甚至政治各个层面的议题立场各自之间都没有内在联系。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犹太人，支持资本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和希特勒这位反犹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在每一个重要的政治立场上都完全相反，但人们却将他们都称为“右翼”，这就显得非常荒唐。
因此，海勒姆和维兰提出的自己的观点：“左右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本质不变的立场，而是一堆毫无相关的政治立场，被堆砌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维系在一个群体上。保守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并不一定是拥有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一致世界观或哲学的人，而是属于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部落的人。和传统观念不同，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并不定义这些部落，而是这些部落构建或定义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在乎逻辑一致的世界观，而是在乎谁（群体）。”也许所有的共和党政治家都说，他们之所以赞同本党的纲领，是因为他们是保守派，认同本党的保守主义理念；而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政治家都宣称，他们赞同本党的政治纲领，是因为他们是自由派或进步派。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宣称他们认同左右光谱上的许多问题，是因为他们同意其基本理念，即大家都认为有一个本质能够划分左右。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都是事后被建构和自我合理化的意识形态。
左与右的神话
左派和右派的神话背后其实犯的都是同一种错误，即认为政治谱系背后存在一个本质。许多美国人将其政治观点打包，成为左与右的意识形态，比如将堕胎权和支持增加所得税和社会救助都放在一起，但是，作者质疑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根本的、能够决定这些立场的本质。
作者将上面的观点称为意识形态本质论。这种观点认为，不同问题在意识形态层面聚集在一起，因为所有政治问题都是从这个单一的主问题（本质）中生长出来的。具体而言，因为一个人的主问题是“保守派”，所以他就相信要限制堕胎、减税或者支持战争，而另一个人的主问题是“自由派”，所以他就会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与前者相反。因此，本质论的政治光谱就意味着，极端支持变革的“激进主义者”将站在最左边……也就是说，人们从一个本质原则出发，用这个原则来思考自己的数百种不同政治立场，然后加入刚好在所有这些立场上都和自己意见一致的部落。但作者主张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理论刚好相反：人们首先是因为家庭、同辈压力或者某一个问题锚定到一个意识形态部落，在社会化过程中采用了这种部落的立场，然后通过编造故事（叙事神话）将这些立场全部交织在一起。换句话说，这些左和右的部落立场是一种“事后”构建，是为了正当化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者为了支持我们所属的群体。
然而，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和事实表明，人们通常是先认同某个部落（党派），然后才合理化自己的立场。例如，政治学家迈克尔•巴伯（Michael Barber）和杰里米•波普（Jeremy Pope）所做的研究表明，当被告知特朗普支持某项政策（如提高最低工资）时，保守派会强烈赞同该政策；而当被告知特朗普反对该政策时，他们则会强烈反对。同样的政策下，并没有任何根本原则（如有限政府或自由市场）支撑他们的政策偏好，只有部落式的团结。而心理学家科恩（G. L. Cohen）进行了一项类似的研究，让学生阅读一项慷慨的福利提案，但告诉一些学生该提案是由民主党支持的，告诉另一些学生该提案是由共和党支持的。正如社会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他发现：“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参与者，参考群体信息的影响都超过了政策内容的影响。如果他们的政党支持该提案，自由派甚至会支持苛刻的福利计划，而保守派则会支持奢侈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大多数人首先选择认同的对象（部落），然后才选择认同的内容（政策）。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者远非基于基本原则的连贯且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人甚至无法定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强烈认同左翼或右翼身份，然后才决定其价值，也就是“身份政治”。
左与右的起源
从政治语境中，左和右的派别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支持革命的人坐在国民议会的左边，反对的人坐在右侧。而到波旁王朝复辟时，法国众议院依旧以这种方式排座位，因此，这两个标签是和法国的公民政治相关的。然而，没有经过欧洲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洗礼的美国接受这套术语是很久之后的事。
历史上，美国的两个政党并没有固定的原则，在不同政治时期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原则。作者指出，反而是后来的历史学家或者作家时代错乱地强行给这些并不按照政治光谱来思考的人误贴了标签。比如，在美国革命时期，革命的辉格党人（根据后来的历史学家，他们被视为“自由派”和“左翼”）相信上帝赋予人类平等的自然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这种自然权利哲学使他们倡导有限政府、低税收和自由市场。他们组建了革命民兵，以对抗他们认为在殖民地经济监管和征收不尊重财产权的繁重税收方面表现出暴政的强大中央政府。而忠于英国的托利党人（根据后来的历史学家，他们被视为“保守派”和“右翼”）则捍卫中央集权政府和经济管制的优点。鉴于当代“左翼”和“右翼”的含义，如果我们假设存在某种本质上的左右派，使得它们类似于当代美国人，那么这些标签在描述美国革命时代的政治信仰时是具有误导性的。
比如，保守主义者罗素•柯克等强行划分的保守主义，让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杰斐逊主义是左翼，然而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相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正如杰斐逊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所说，政府应当让个人“自由地调节自己的工业和改进”），而用现代术语理解的右翼联邦党人密尔顿却相信更强大的国家政府，主张增加税收、提高联邦开支并控制美国经济。而这些历史学家将美国现代的左右翼和建国者挂上钩，就时代错乱。林肯时期也是如此。南北战争后，林肯的政党选择了“共和党”的名称，却主张人人平等原则；而反对党是“民主党”，表明他们倾向于在州一级实行多数人统治。然而现在的一些政治学家却混淆地认为19世纪末的共和党是极端保守政党，当时的民主党是极端自由政党。事实恰恰相反。
左右翼政治光谱在美国的崛起实际上是在20世纪初，左翼和右翼在美国的含义只是表示政府对经济是否进行更多干预。然而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建构。历史学家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通过将“左右派”和“自由派-保守派”的标签应用于美国历史人物，对这一政治光谱在知识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开始撰写将革命辉格党人、反联邦党人、杰斐逊共和党人、民主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归于左翼，而将效忠派托利党人、联邦党人、国家共和党人、辉格党人和林肯共和党人归于右翼的历史。历史对塑造身份具有重大影响，通过用政治光谱重写历史，这些进步派历史学家帮助创造了美国人对左翼和右翼身份的更强认同感。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已经有了意识形态的术语（保守-进步）和政治光谱（左和右），但实际上还没有出现意识形态标签化的政党。甚至在当时，两党都争先恐后地使用“进步”一词，因为此时这个词被人们广泛认为是好的形容词汇。而1932年总统选举中的两位候选人都自称为“自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