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开展，人们围绕支持和反对新政进行了辩论，一些新政支持者和政治理论家将“保守派”视为荣誉，并提出一种保存的叙事来与自由派的变革叙事相匹配。彼得•维尔雷克在1949年主张保守主义有悠久的欧洲传统。他认为保守派的任务是维护西方文明，对抗革命的破坏性。历史学家罗素•柯克进一步推广了保守主义，并与共和党反对新政的立场相结合，倡导保守派的身份自豪感。他们共同创立了《国家评论》，推动了一场保守派的知识运动。柯克试图通过将“保守主义”标签贴在埃德蒙•伯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约翰•伦道夫、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沃尔特•司各特、纳撒尼尔•霍桑、沃尔特•巴吉特等人上面，“为其赋予一种令人尊敬的血统”。柯克比维尔雷克走得更远，他接受了保守主义与共和党反新政议程的联系。柯克认为，如果新政是左翼和自由派的，那么反对新政的人就可以自豪地认同右翼和保守派的身份。柯克采用了进步派历史学家对美国政党历史的描述，即分为“自由左派”和“保守右派”，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自豪地认同右派。1955年，柯克与另一位年轻作家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共同创办了《国家评论》杂志，并发起了一场“保守派”知识运动，从右侧的政治光谱上“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大喊‘停止’”。作者特别强调指出，“这种叙事本可以同样适用于对立党的政策（实际上，维尔雷克仍然是民主党人，并声称新政是‘保守的’但它成为了讲述共和党政策故事的主导框架，直到今天。那时的政治是单维度的（政府干预的多与少），但每一方的叙事主题足够模糊和宽泛（‘变革’与‘保守’），可以涵盖随后的几十年中出现的任何新的政治维度。每一方的政策随着时间演变，甚至会发生反转，但‘政治语言’依然存在，从而为不一致的政治立场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一致性错觉。”
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形成了今天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体系，包括意识形态的标签（自由派和保守派），左与右的意识形态的光谱，以及意识形态的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和今天状况不同的是，两党中都有自由和保守的立场，比如自由派共和党人，如艾森豪威尔，是对该党的小政府立场不赞同的人；而保守的民主党人，如马丁•戴斯（Martin Dies），是对民主党的大政府立场持冷漠态度的人。尽管当时两党已经开始了政治意识形态分类，但和当今美国政治不同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左翼右翼的政治光谱仅仅是对政府规模观点的一个区分，而如今人们热衷的话题，如堕胎权、同性婚姻、环保主义，甚至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都不是大家划分立场时考虑的标准。
左与右在美国的发展
正所谓铁打的“标签”，流水的“价值”。美国两党的观点和支持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在很多时候两者是完全相反的。比如，美国新政以来，倡导者罗斯福本身就有浓厚的社会福音倾向，因此，宗教人士普遍是与政治-经济左翼结合的，更强调政府对社会贫困团体的救助；安•兰德、哈耶克等世俗的经济自由主义才是美国右翼的思想资源，却遭到了社会宗教团体的漠视或抵制。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冷战加剧，以及美国民权运动，共和党开始抛弃安•兰德等世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吸收了法尔维尔（Jerry Falwell）、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等具有种族主义偏见的白人福音派人士和数百万白人支持者，由此诞生出了宗教右翼。然而事实上，在20世纪初，宗教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左翼的联盟，特别是1912年老罗斯福的进步党选举曾被视为“宗教狂热分子”的集会。
然而，随着美国社会和种族更加多元化，到20世纪末，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的格局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过去单一的经济-政治维度，最终并不是某种原则和主张具有永恒的价值，让两党进行持守和争论，相反，是政党决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用各种建构的叙事来编造各种神话。因此，在两党中都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叙事，为这种部落主义进行辩护。
这种左右标签的叙事，不仅是政党和媒体所编造和误导的，甚至在知识界也是如此。因此，作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共和党在巴里•戈德华特领导下走向小政府方向时，本质主义者称之为‘向右’转；但当共和党在乔治•W•布什和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走向大政府方向时，他们也称之为‘向右’转。当共和党在布什时期采取对外干预政策时，他们说这是‘向右’转；而当共和党在特朗普时期转向对外孤立时，他们仍称之为‘向右’转。当共和党在里根领导下走向全球化时，他们称之为‘向右’转；但当共和党在特朗普领导下转向保护主义时，他们也称之为‘向右’转。不论共和党采取何种政策——即使是相互对立的政策——本质主义者总是认为这是在‘向右’转。奇怪的是，这些学者认为共和党在过去十年‘极端右倾’，尽管共和党在这期间更支持同性婚姻、最低工资、言论自由、政府经济监管和社会福利支出，同时更反对伊拉克战争、大企业、死刑、自由贸易和放任资本主义。因此，要么存在一组核心的保守主义原则——那么共和党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大多数问题上）无疑是‘向左’转的；要么没有一套一致的原则来定义左右派——那么谈论共和党向左或向右转就毫无意义。”
纵观美国从1960年至今的历史，即便处在“左”翼和“右”翼同一个标签下的人，立场也大相径庭，甚至相反。例如，1964年，被誉为美国“保守派先生”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贝利•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在选举中大败，而“保守派”里根在1984年大获全胜。戈德华特和里根属于同一“部落”，都被贴上“保守派”标签，但他们的政策并不相同。戈德华特希望削减新政，反对民权立法，支持堕胎权，反对减税，而里根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相反立场。戈德华特支持堕胎权在现在肯定是“左翼”立场时，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极右”。因为在1964年，支持堕胎选择权并未被视为左翼立场。同样地，意识形态在不断演变。里根本人也支持堕胎权，直到20世纪70年代共和党转而反对它。戈德华特并没有在堕胎问题上“向左”，里根也没有“向右”，只是堕胎问题在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案之前并不是一个决定左右分野的问题。
更近的一个例子是特朗普前的共和党和特朗普时期的共和党。这些自诩为保守派的人，却从反俄转变到亲俄，从强烈支持贸易转变到反对贸易，从认为政治家的个人品格非常重要转变到特朗普当政时认为个人品格几乎并不重要，外交政策也从保守主义摇身成为了孤立主义。在过去几十年，共和党人是因为支持自由市场贸易而被视为“极右派”，而如今在特朗普时期，“极右派”却代表拥护贸易战、反贸易的立场。
书中还提到的更有趣的例子是克林顿和特朗普。在莱温斯基丑闻时期，“保守派”共和党人弹劾克林顿的理由是，政治家的个人品格对于执政至关重要，但到了特朗普成为右翼领袖时，保守派就反其道而行之。按照盖洛普的数据，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只有36%的共和党人认为“公职人员即使私生活不检点，也可以在职业中表现出道德”，但在特朗普获得提名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70%。
让人觉得讽刺的例子是，被视为“极左”的民主党议员伯尼•桑德斯长久以来就提出“限制移民”和关注美国底层工人收入问题；但同样的立场从特朗普嘴里出来，就成了“右翼”和“保守主义”。
上面这些例子只是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小部分，但也足够让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左”、“右”、“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政党意识形态化和标签化的产物，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恒久不变的所谓“核心价值”或者“原则”让大家持守，相反，两党更像是一种部落主义，加入其中的人在不断编造神话和意识形态，让其合理化。
作者也提到，直到最近，一些政治分析人士终于开始接受意识形态的部落性质。经过多年的抵制，记者乔纳•戈德伯格最近承认，“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保守主义基本上就是共和党支持的那些事，自由主义则是民主党支持的那些事。” 也有人承认说，“理论上，意识形态优先于政党。我们先决定是否支持全民医保、同性婚姻或堕胎限制，然后选择最符合我们想法的政党。你是自由派，因此成为民主党人；你是保守派，因此成为共和党人。然而事实更近乎于其反面：我们因多种原因选择政党——其中最重要的是家人、核心群体和社区的偏好——然后认同他们的纲领。”
因此，作者引用了《大西洋周刊》著名撰稿人安德鲁•弗格森的观点指出： “如果过去30年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共和党并没有一个意识形态核心。没有真正的‘共和党人’，只有一群共和党人，被某些他们越来越不确定的原因聚集在一起。两党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对对方的蔑视。”而作者认为，对于目前人们所宣称的“保守主义”，同样只需要替换“共和党”这个词，也同样成立。
左和右成了诅咒
在本书作者看来，当下人们彼此给对方贴上左和右的标签，却通常并不能反映这些标签下的实质，相反只能表达出他们喜欢或讨厌什么。比如，前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John Dean）认为参议员戈德华特是温和、负责任且理性的保守派，而乔治•W•布什及其追随者则是“极右”且“没有良知”的保守派。但这种说法实际上颇为奇怪，因为戈德华特反对民权法案和福利国家，而布什则主流地支持这两者（并在福利国家方面进行了扩展）。那么，是什么让布什成为极端分子呢？是迪安对他的强烈反感。因此，试图寻找政治光谱背后的“唯一关键价值”来客观地对人进行评价，或者使之成为政治行动的准则，这种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为定义左右派的真实本质而耗费的大量笔墨也都浪费了。两位作者呼吁人们应放弃这一幻想，认识到政治和其他复杂的人类活动领域一样，涉及许多不同的议题，而非单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