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四，一位认识多年的西北地区学校领导跟我提到，我今年年初出版的专著《择校之道：十年走访洞察国际教育底层逻辑》书中描写的关于19世纪末美国排华法案一段，觉得书中所提到的李恩富有可能是正在热映的《唐人街探案1900》（白振邦）的故事原型。
当天下午，我特意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电影核心剧情是加州一位白人女子和华裔男子白振邦相恋，但这与当时加州不允许白人与华人结婚的法律相冲突。两人在私奔英国前夕，白人女子之父误杀女儿，后嫁祸于白振邦而引发唐人街去留的问题。
这确实与李恩富的故事有类似之处。李恩富是第二批留美幼童成员，1873年6月12日赴美留学。清廷召回留美幼童后，李恩富曾在国内短暂呆过一段时间后重返美国，并完成了耶鲁大学的学业。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李恩富留在美国工作，这也是极少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留美幼童之一。1887年，李恩富迎娶了母校所在地纽黑文地区一位富有白人家庭女子，两人的婚姻在当时排华盛行的美国很轰动。
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禁止华工移民或到美国工作，排华法案的实行，让中国人在美国备受歧视。根据法案的规定，在1873年便已经赴美的李恩富得到允许，仍然能够留在美国。此时是排华猖獗期间，李恩富和富有白人女子的婚姻自然引起了关注，据说他们缩短了蜜月时间，因为每当他们一起去散步的时候，会被无数双好奇的眼睛注视着。
但很不幸的是，这场婚姻只持续了三年，便以离婚而告终。李恩富的结婚和离婚被美国媒体报道。我从收集到各方面的资料来看，对离婚之因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耶鲁校友杂志文章中提到，李恩富妻子指控他私生活混乱，对婚姻不忠，并暗示李患了性病。李恩富拒绝回应妻子的指控，对记者提到是和岳母关系紧张导致离婚；另一个说法是李恩富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致力于为在美华工发声。1889年，李恩富发表了演讲文章《中国人必须留下》，批评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此时，排华最为严重的地区是美国西部，长期生活在东部的李恩富感觉远离西部，他为华工发声有点鞭长莫及，为此转到西部城市旧金山工作。李恩富远离在东部家庭，最终造成了婚姻的破裂。
我们很难判断是什么原因导致李恩富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社会排华猖獗期间，其第一任妻子愿意嫁给他，应该是抱有莫大的勇气和挚爱之心，但婚姻最终还是败给了残酷的社会现实。
自1890年第一次婚姻结束后，李恩富频繁跳槽，做过多份工作。离婚7年后，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期间，李恩富与一名叫苏菲的白人女子结婚。第二次婚姻虽然持续了30年，但最终也以离婚结束。
李恩富的第二次婚姻也生育了两个孩子。长子Clarence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后服役，参加过二战。二战结束后，长子回到海军学院教书并干到退休。次子Louis 进入到了耶鲁大学就读，1927年大学毕业后从事建筑工作。
一直到1943年，美国排华法案才废除，此时李恩富去世估计已有5年。李恩富和两任白人妻子所生的孩子遭到了歧视。李恩富和第一任妻子生育的两个子女由妻子带大，离婚后，李恩富的痕迹在家里被抹去，子女随母姓。虽然家里并没有中国文化的痕迹，但因为长相，导致两个子女也没有多少朋友，在孤独中长大，两子女应该都没有嫁娶，没有留下后裔。
第二次婚姻所生的长子Clarence，因当时其驻军所在地的加州，中国人和白人结婚在当地属于违法，而不得不到亚利桑那州结婚。次子Louis想加入到当地的俱乐部，也因有中国血统而遭到拒绝。
Louis的儿子理查德•李在1960年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准备迎娶女朋友苏珊。在得知这个消息后，Louis特意找到儿子告诉家族有中国血统，这时理查德•李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有中国血统，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白人。
李恩富是在次子大学毕业后，结束了第二次婚姻并回到了中国，那时他已经66岁。和第一次婚变引来美国媒体关注相比，第二次婚变有点悄无声息，婚变原因也无从知晓。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局动荡、战乱不断，老无所依的李恩富继续工作，在广东教过书和做过媒体老本行。晚年李恩富估计经济拮据，因他曾向子女写信求资助。
耶鲁校友校刊介绍李恩富的特写文章标题是《Neither Here Nor There》（无处归属），这很形象和到位。李恩富的曾孙李班明认为自己曾祖父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家的感觉的人。
李恩富在中国广东出生，12岁后到美国生活和学习，在66岁重回中国之间，只是在留美幼童召回后在中国短暂呆了两三年时间。离开家乡长达54年之久，李恩富在此期间也没有看到和家乡有多少紧密联系。为此，等重返广东故乡时，李恩富估计也找不到几个相识的家乡人，在故乡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归属感。
在美国，即便李恩富生活了54年，又毕业于美国的顶尖名校，经历了两次婚姻，但在排华法案推行和种族歧视的社会背景下，，他也没有真正融入到美国社会，美国社会也没有真正接纳李恩富。
李恩富为在美华工所遭受的歧视发声。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他站出发声，但单凭个人力量很难改变和扭转这些状态。面对这种情况，李恩富很容易产生无力与挫败感。
李恩富大学毕业后在从事一项类似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事情，其本身带有一定的悲剧性。在事业上，李恩富孤立无援，没有来自母国的支持。从他的经历来看，他跟中国政府几无交集，和善于与政府官员接触和交流并借助其力量的容闳形成天壤之别。
当李恩富擅离天津海军岗位重返美国后，清廷之门再也没有向他打开。在清廷召回留美幼童时，也有一些留美幼童滞留或重返美国。比如曾和李恩富在同一个家庭寄宿的容闳族弟容揆，在清廷召回留美幼童返程时，隐匿下车留在美国，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容揆后主要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并参与到庚款留美项目中，一生虽未大富大贵但也算是衣食无忧，与李恩富颠簸流离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在有关李恩富的各种材料中，鲜有他重返美国后跟其他留美幼童交往的记载，更没有得到已在中国发达的昔日同窗好友提携的介绍。而他在1927年回国后的经历，有关他的信息也更是寥寥。李恩富在他的朋友尤其是留美幼童群体中似乎是个没有存在感的透明人。
在重返美国之前，李恩富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先后娶了两任白人妻子，但李恩富仍然没有被真正认可。在异国他乡学习、工作和生活了54年，李恩富仍然是个外人。而故乡也回不去。为此，李恩富的一生是无比的孤独，无国无家，甚至可能无友。这也是李班明怜悯自己曾祖父的地方。
李恩富最终如何死的以及死在哪里，则无人知晓。《无处归属》（Neither Here Nor There）这篇文章对此做了评价，我感觉写得很棒，大致意思我翻译如下：中国传统习俗认为，人死后要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由儿子来传宗接代，并通过祭祀来获得灵魂的解脱，否则会成为孤魂野鬼。李恩富无论是生还是死，都停留在两个世界之间，无处归属。没有人会照料他的坟墓，正如他没有照料过自己父亲的坟墓一样。不过，作为一个处在两种文化交汇之间的人，李恩富最终葬在哪里是未知的，这也许是很好的安排。因为他既不受中国传统习俗的束缚，也与美国种族主义保持距离。因此，李恩富是安息在自己的空间里。
尽管现在的留学和李恩富时隔百年之久，但这种归属感问题却是一直存在的。我在全国各地做学校调研时发现，越好的国际学校、国际部越强调中国文化根基的熏陶。从大的方面来说，越民族也越国际。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也是让我们的孩子有自己的文化归属感。从这点来说，意义重大。
从美国顶尖名校毕业后，李恩富本应前途光明，但他选择了一条艰难与曲折的人生道路。百年后，他的人生和著作日益引起关注。李恩富的一生充满了诸多的落差与矛盾，从官派留美受清廷精心关照到召回后擅离岗位与清廷的对抗，从留美衣食无忧到重返美国后的囊空如洗，迎娶两位白人妻子却均以离婚收场且家人对其存在一度讳莫如深，为饱受排华法案折磨的同胞发声却回应寥寥无几的无力与沧桑。李恩富人生曲折，跟其个性固然有密切的关系，但也一直跳不开他这个时代所施加的有形或无形的枷锁。
尽管李恩富的留学已时隔百余年，但他一生所碰到的政治博弈、事业发展、心灵归属、跨国婚姻等诸多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现在也仍然困扰着留学家庭和留学生。因此，李恩富这位留学前驱的一生，向现在学子们展示出了最早期留学生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成与败、苦与乐、喜与悲，进而给出启发或警示。
我在上海，曾和李恩富的曾孙李班明见面交流过。李班明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在华中师范大学做过外教，在上海美国学校工作了8年，前年重返美国担任一所高中的校长。李班明提到，在中国人又开始大量将孩子送到美国就读的背景下，中国人对曾祖父李恩富的留学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们想了解这些留学先驱们的经历。
在《择校之道：十年走访洞察国际教育底层逻辑》整个书稿文章中，我最为满意和感觉写得最有感情的便是李恩富这个章节，李恩富承受了时代枷锁所带来的痛苦，是个悲剧性人物，从他的故事，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留学以及华工的不堪之处。而他曾孙李班明来中国任教，通过教育重启了家族在中美之间的链接。李恩富的故事是时代的缩影，他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和中国人的悲剧。
由于中外巨大的发展差距，早期留学人员回国后，成为稀缺人才，普遍得到重用，出了民国总理、铁路之父以及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身居军队高位等，这些是留学光鲜的一面。但像李恩富这样留在留学地工作和生活的人，是会体验到中外差距所带来的歧视、理念差异等所带来的麻烦。
这点也是我在观察福建留学时所看到的，早期福建人偷渡成风，体验到了国外生活阴暗的一面，这些体验反馈到故土，导致福建人对留学是另外一种感觉，这点和江浙沪差异很大。所以福建虽然为侨乡，但留学一点也不热，留学人数还不如很多中西部地区。
从留美幼童开始所引发的留学潮，我们会发现留学一直是歧视和重视的矛盾结合体。早期留学，由于中国和国外发展存在巨大的差距，留学费用昂贵，普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中国学生留学，要么得到公派留学机会或者拿到国外大学的奖学金，要么是家里富裕，能够承担起留学费用。
由于留学不易且留学生出身不凡，加上国内对海归人才的渴求。早期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普遍会受到重用，出现了民国总理、铁路之父、两弹一星元勋等一大批国士。
但这些留学生在国外留学并不易，中国的落后让其在国外易受到歧视和各种冲突，这点在日本留学上尤为明显。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后，清廷以日本为师，1896年，清廷选派13人到日本留学。这13名学生开了留日先河，之后中国学生留日人数快速增长。1899年增至两百名，1902年有四五百人，1903年有一千人，1906年达到了顶峰的八千人左右。从1896年首批留日学生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止，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估计超过5万人。
清廷之所以青睐日本留学，张之洞的《劝学篇》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清廷认为日本是个具有忠君传统的国家，到日本留学有助于中国学生忠于朝廷。但结果却背道而驰，留日学生更多的不是忠君而是下克上，同时归国的留日学生对日本反而普遍仇视。
究其因，一方面是留日中国学生在日本就读期间，普遍被日本社会歧视，也很难融入到日本社会，在留日学生各种回忆录中，少有和日本同学交往的记录，这样导致对日本普遍没有好感；另一方面，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日本学校主要为私立，新思想更为活跃，极少有学生能够上到日本更重视忠君教育的国立/公立学校就读，最终出现既反清廷也反日本的双反显现。
而当代的留学又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转变之处在于留学歧视从国外转到了国内。前面提到，早期留学，由于中国与国外发展的巨大差距，使得早期留学生在国外被歧视但在国内受重视。现在的留学正好相反，国外受欢迎而国内受歧视。
其转变的原因在于中国国力的提升。从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实施后，本科留学开始成规模，自费留学兴起。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承担得起留学费用的家庭数量剧增。
为此，留学从早期非富即贵或者十分优秀的学生转为普通家庭也一样可以留学。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在子女通过高考无法考上心仪的国内大学后，会考虑走留学路线。我经过数据比对，发现一旦选择走出国留学路径，大概率是可以上到国外比较好的大学，超过九成的中国学生可以上到美本前100、英本前50、澳洲八大的大学。
现在国内每年本科留学人数大概为10万人，我测算过，这些学生的中考成绩能够上当地最好高中约为5000来人，即出国留学总量的5%左右。绝大部分的学生是考上普通高中甚至考不上高中。
也正是这个原因，留学在国内渐渐没有了光环，留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成绩差、家境好的代名词。这样一来留学在国内反而受到了歧视。而中国学生在国外则普遍受到了欢迎，因可以为国外大学带来丰厚的学费收入，促进留学国的经济发展。这与早期留学状况有很大的转变。
同时，中国现在被美国视为发达国家，不少领域发展水平处在世界前列，留学所带来的学识优势并不明显。我在武汉参观詹天佑故居时，感叹詹天佑是在中国没有一寸铁路的情况下在耶鲁大学学习铁路建造技术，回国后顿成为稀缺人才，参与了多条重要铁路线的建设，最终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而现在的中国学生去国外学习铁路建造技术，几无可能达到詹天佑的成就，因中国高铁建造技术已处于世界前列。
《唐人街探案1900》（白振邦）里面有不少搞笑的桥段，让展示这段华工受辱的不堪历史过程中变得笑中带泪。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正如电影台词中所提到“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是我们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对留学以及海归态度的转变，对留学家庭来说百味杂陈，但从历史长河来看，这是时代进步和国家强大后出现的必然结果，最终也让教育回归到本源。（肖经栋 宜校创始人/《择校之道：十年走访洞察国际教育底层逻辑》作者，本文节选了《择校之道：十年走访洞察国际教育底层逻辑》部分书稿内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