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星期三，早上5点10分： 醒来后，我就翻阅由学生运营的《哥伦比亚每日观察家》(Columbia Daily Spectator)，这是我获取校园新闻的首选来源。它刚刚发布了一篇关于南草坪(South Lawn)新营地的报道。大学校长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今天上午晚些时候将在华盛顿向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作证：从本周开始，校园只能凭身份证进入。天亮后，我走过去一看，发现图书馆前已经支起了约30顶小帐篷。一块告示牌宣布南草坪东段为解放区。我去吃早餐，心想今天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像哥伦比亚这样的美国顶尖大学是世界的领导者，也是非凡学识的宝库。然而，国内的问题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尽管在哥伦比亚和其他地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在许多方面，它们被视为自由主义观点的大本营。随着文化战争的升温，他们迟早也会被卷入其中。
4月17日，星期三上午：我在网上观察着沙菲克校长，一位前任法学院院长和两位大学董事一起进入华盛顿这个龙潭虎穴。我很快就发现他们已经从去年12月的惨败中吸取了教训，那时三位主要的大学领导人在律师的过度指导下，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对种族灭绝的呼吁是否违反了他们的行为准则。哥伦比亚团队的信息传递是：我们承认我们手头有一个严重的反犹太主义问题，我们将会解决它。
这似乎有效：最初的头条新闻暗示这次不会有人被炒鱿鱼。但我看到他们的策略有几个问题。首先，他们对提问者过于让步：反犹太主义并非虚构，但他们可能为了确保容易被接受，而夸大了其在校园中的规模。其次，他们不应对单个教职员工进行评判。承认校园存在问题是一回事，邀请政治家来帮助解决问题则是另一回事。
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大学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始于去年10月。在哈马斯(Hamas)对以色列的袭击和以色列国防军(IDF)随后对加沙的入侵之后，大学校园的抗议和反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在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首次就反犹太主义问题举行听证会的时候，这个场合导致了两位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校长的辞职，而当时哥伦比亚校长沙菲克正在国外。现在，轮到她了。
4月17日，星期三，晚上8点25分夜幕降临，外面警笛声此起彼伏。数十名警察和他们的警车已经在116街集结。主校区的大门现已关闭，我们只能从117街的入口进入。在外面，一大群可能并非哥伦比亚的抗议者正在高喊口号，以支持校内的抗议者。我偶遇一位同事，他告诉我警察即将清理南草坪上的抗议活动人士。
校园里安静了许多。但与今天早上相比，营地里人头攒动，更多的学生站在周围。空气中充满了期待感和参与运动的兴奋。但也存在一种忧虑：人们听说警察可能会来。一个拿着扩音器的学生正在告诉其他人如果被逮捕该怎么做，每个人都在记住自己的台词：不要反抗。交出你的身份证。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什么都不要说。
中东的危机往往在这里以异常激烈的方式展开。多年来，这所大学一直是世界上最知名、最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家园，其领导层曾在媒体的多次攻击下保护他。该校在犹太研究领域有着卓越的传统，同时拥有高度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学生群体。过去，校园内曾因中东问题而出现教职员工、学生和管理人员之间的紧张和压力。但自从我来到这里以来，哥伦比亚始终遵循学术生活的基本制度原则，即大学应自我管理，并相应地处理时而出现的危机。
4月18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 百老汇东边的114街被封锁了。站在Low图书馆的台阶上，我看到警察正在南草坪上逮捕学生。旁观者无法提供帮助。尽管没有暴力发生，但我能感受到气氛正在转变。昨天还对沙菲克校长表示同情的人们，今天却对她的行为感到震惊；我也是其中之一。她的行动太过草率：回想1968年，抗议和静坐之后，这里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但那时大学领导层在采取如此戏剧性和不可预测的步骤前，经过了深思熟虑。我在想，这种对峙怎样才能结束呢？下达命令的人似乎并不了解学生，认为可以通过强硬手段使他们屈服。他们真的了解学生吗？我预计，剩下的学生很可能会直接转移到南草坪的西侧，之后或许还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所大学由新来的领导人管理，并未带来积极影响。沙菲克校长在10月4日才向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她的就职演讲。我们历史上的首位首席运营官于二月份上任，似乎几乎没有任何学术治理经验。新任教务长也是在这个月才到职。简而言之，这些关键领导人既缺乏对机构的历史记忆，对大学的了解也非常有限。更糟的是，他们似乎将自己视为问题的解决者，而将其领导的机构视为一系列问题。然而，实际上哥伦比亚大学远不仅是问题的集合，它是一个充满思考的教师和学生的家园。
4月19日，星期五下午： 一名学生告诉我，叫警察来实在是太疯狂了。另一名学生则觉得他们可能再次出现的想法令人恐惧。我从其他具有不同背景、国籍和信仰的人那里也听到了同样的观点。
4月20日，星期六，正午前夕： 我每天早晨阅读FT周末的习惯被外面的喧闹声打断了。农贸市场外，一小群闹哄哄的示威者——他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人——被围在第115街锁着的大门外，他们高喊支持巴勒斯坦的口号，敲打着自制的打击乐器。我为那些必须站在那里，耳朵几乎要聋，还要忍受侮辱的警察感到难过。他们面前，一个身披以色列国旗的高大男子挑衅地在他们面前来回走动，大声喊叫。哥伦比亚大学外的这些疯狂场景，很大程度上成了外界评判这里所发生事情的依据。电视上你看到的多数人，并非哥伦比亚的学生。
校园抗议活动是针对以色列的政策。然而，将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都视为反犹太主义的观点，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经过外面的喧嚣之后，校园里的宁静让人感到清新。果然，抗议的学生们已经转移到了南草坪的西侧，现在那里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他们堆着毯子，因为他们被禁止搭帐篷。草地上散落着几十个手绘的标语；我仔细看了看，没有一个让我觉得冒犯。我碰到了一位同事，他是一位社会科学家，直到最近还是一名高级行政人员。他并不是煽动者，但他认为沙菲克校长在讨论个别教师时犯了严重错误。周一将在Low图书馆的台阶上举行一次大型集会，呼吁恢复学术治理的基本原则。
在百老汇，我认识的一位来自中西部的本科生向我表达了他们对这一切的看法。他们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感觉像是一个充满力量的时刻，可能不会带来改变，但也有可能会。”他们欣赏草坪上学生们的团结精神，以及各种信仰和观点的交融。正是这样的学生让我充满希望。
反犹太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既充满争议又深度模糊，学者们对于这个词的使用并没有达成共识。那么，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定义开始：对犹太人的偏见。这种偏见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毫无疑问，它也在大学校园中存在。真正的问题是：这种偏见的程度如何，以及它带来了什么影响？校园抗议活动是针对以色列的政策。但是，认为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都等同于反犹太主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会认为是反犹太主义而非反以色列的抗议者的行为。但是，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正是目前的争论焦点，也并非不可能已经被越过。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学一直在警惕地保护学生的敏感性，但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学生认为他们的感受被忽视了。我确实知道，一些以色列学生——其中包括一些对抗议者表示同情的人——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是尖刻言辞的靶子。我认为这种基于国籍挑选出人进行政治谴责的做法是有害的，也是荒谬的。
在越南战争期间，身为美国人在英国的校园里，或者在2022年春夏季作为俄罗斯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肯定也会感到同样的不适。我不能确定答案是什么，但我坚信，答案将通过教育和讨论来找到，而不是通过禁令、政治干预和警察行动。毕竟，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的一部分，即在一个正在分裂成部落、退缩到简单的团结和社交媒体无成本的谩骂的社会中，如何进行文明对话。
校园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是，我们的学生中犹太观点的多样性超乎人们的想象。我曾与一位来自犹太神学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本科生交谈，他对历史充满热情。他告诉我，他对草坪上的抗议者有些同情，并认为没有必要召来警察：他说，与他的父母不同，他们经常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论，他希望承认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的规模。这是一个期待今年夏天去以色列的人。
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支持巴勒斯坦人，难道不正是在做我们教导他们的事情吗？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美国犹太人的年轻一代，他们虽然仍对以色列有所依恋，但相比他们的父辈，对其持有更多的公开批评。年长者本能地把凯菲亚头巾看作是濒临恐怖主义的标志；而许多年轻人却在这样的头巾中看到了他们的同学。民意调查显示，在以色列这一议题上，美国犹太社群存在明显的代际裂痕，这种裂痕无疑正被以色列现政府的行为所加剧。
我喜欢哥伦比亚学生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关心。这些来自各种背景的学生支持巴勒斯坦人，难道他们不是在实践我们所教导的吗？我们不是教过他们关于大屠杀和“永不再次发生”的历史吗？如果他们从中得出的教训是需要警惕种族灭绝，并在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时挺身而出，而不是旁观，我们还能感到惊讶吗？无论对错，他们这一代人认为国内外的正义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抗议者令人恼火、不宽容和自以为是。但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唯一没有做的就是使用暴力。
4月21日，星期日： 据报道，一名警察队长对河滨路的一名门卫说：“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我想起了纽约警察局巡逻局长约翰•切尔(John Chell)在学生被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话：“从一个角度来看，被逮捕的学生都是和平的，他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了他们想说的话。”
与媒体或政治家不同，警方一直在强调校园内发生的事件的非暴力性质。在纽约警察局在116街顶部举行的一场临时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询问了准备参加逾越节晚餐的学生：“总的来说，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任何针对即将到来的节日的校园威胁？”纽约警察局公共信息副专员塔里克•谢泼德(Tarik Sheppard)回应：“无论是这次抗议还是其他任何活动，都没有对任何特定团体或个人构成可信的威胁。”
4月22日，星期一，凌晨1点14分： 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沙菲克校长发来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们，今天的课程将以虚拟方式进行。我的研讨课将在几个小时后开始，我决定不理会这封邮件。我和我的学生已经决定在我的公寓中上课，而且我不喜欢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被告知何时和如何教学。在新冠疫情限制期间，为了帮助需要保持签证状态的外国学生，我坚持进行面对面的研讨会。从那时起，我对校园和我的学生产生了强烈的保护感。 我和我的同事对学生的关心，是我们作为教师的使命之一。关闭一切违背了我的直觉。对于学习来说，面对面的交流总是最好的。
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张1968年的黑白照片，拍摄地点是英国的苏塞克斯大学，照片展示了校园一座建筑的占领场景。从楼上垂下一张毛泽东的海报，一块标语写着：“停止与美军的一切联系”。学生们挤满了楼梯。在他们中间，西装革履的副校长阿萨•布里格斯正在与他们争论，讨论世界问题。他不是那种幻想中的浪漫主义者，而是努力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他认为这个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媒体对校园冲突的报道充满了兴趣，而且正如他所说，任何大学表达的观点都不可避免地会“冒犯那些眼界狭窄的人”。
4月22日星期一，下午1点30分： 我和同事们一起前往校园。因为我们人数众多，所以需要在117街的门口排队等候进入。在等待期间，一名男子走过来，用相机对准我们的脸，显然他认为我们支持哈马斯。进入校园后，我加入了站在台阶上的教授们；下方聚集了几百名学生。我们一同聆听发言者的演讲。其中一位发言者提出了一个与我产生共鸣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校长没有表达出我们对大学和学生的骄傲感？
马克•马佐韦尔(Mark Mazower)自2004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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