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目前，欧盟已通过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的新决议。它计划对出口到欧盟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45%的关税，这将逐步收窄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欧盟的“机会窗口”。你如何看待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兴起？中国与巴西在此问题上有哪些合作机会？
Steenhagen：我相信电动汽车是帮助世界迈向更可持续未来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投资和出口方面处于全球前列，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主导者。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等相关政策的引导下，中国汽车行业似乎已恢复了相当的产业创新和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仍然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美国和欧盟都是中国电动汽车重要的海外销售市场，但它们最近宣布并推动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征收新关税，旨在保护本国汽车产业。这可能会提高买家的支付成本，影响汽车行业，甚至影响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其他正在崛起的市场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机遇。
根据巴西发展、工业、商业和服务部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进口电动汽车的91.4%来自中国，这一情况彰显了中国在技术和生产方面的影响力。此外，电动汽车的销量打破了所有记录，与2023年相比增长了1800%，证实了巴西消费市场存在极大的潜力。事实上，巴西现已成为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因此，比亚迪、长城汽车和Zeekr等许多中国电动汽车公司最近宣布在巴西展开绿地投资，并开始在巴西生产和销售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然而，中国和巴西在该领域的合作机会并不局限于私家车，因为这个南美国家计划在未来几年加大对清洁公共交通的投资。
与大多数拉美国家类似，与中国相比，巴西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例如，在一个缺乏规模化铁路系统的国家，即使在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大城市，地铁覆盖范围也相对有限，人员和货物的陆路运输严重依赖道路、公共汽车和卡车。根据“C40 Cities” 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0年，有32个拉丁美洲城市的电动公交车数量将增长7倍以上。里约，可以说是巴西的“明信片”和全球环境变迁的参考，是中国与巴西拓展合作潜力的一个理想城市。
根据法律，到2040年，里约现有的公交车将逐步被电动汽车取代。现任且已实现连任的该市市长 Eduardo Paes 曾在比亚迪和 C40 工作，几年前他曾展示过有兴趣使里约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心点”。目前，巴西已被证明是电动汽车进口的重要市场，并显示出成为中国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的区域中心的明显优势。然而，中巴在该领域的合作还可以更广泛。比如，展开厂房投资固然好，但如果两国间能够进行有效的技术转让，并且中国为巴西创建本土化的国家电动汽车制造商或合资企业提供更有力的支持，那就更好了。从这意义上说，中国不仅可以促进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还可以通过人文交流、学术塑造、产业政策协调和共享等方式促进技术合作。这将进一步强化“合作共赢”理念，为在海外特别是在拉美国家“讲好中国故事”做出贡献。
问：作为在上海的国际学者，你对即将到来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有何期待？你认为巴西参展会带来什么新的惊喜吗？
Steenhagen：2018年开展以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各国、地方或地区政府、国际组织和企业开展业务，寻找合作机会，讨论从可持续发展到创新等诸多重要议题的场所，以此加强合作网络，促进交流合作。第7届展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巴西目前已有150多家跨国企业报名，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在国际环境趋向紧张的背景下，中国提供的此类空间进一步突显全球化、协作、开放、包容的价值。
巴西一直是进博会的坚定支持者，迄今为止的每一次活动都体现了巴西的参与。2024年，与往常一样，负责巴西企业出口促进、吸引外资和国际化的官方机构巴西贸易投资促进局（Apex-Brasil）将与经济发展秘书处一起成为进博会的展览合作伙伴，马托格罗索州政府和中国贸易中心在上海设有常驻代表。除其他活动外，预计仅 “Apex-Brasil”一项就将吸引食品和饮料行业的30家公司（去年为23家，2022年是14家）参加活动，并举办第五届“中巴创新周”进博会创新展区。
3月，里约热内卢为11月在中国举行的CIIE举办的推介会，吸引了来自巴西地方政府、商业协会和企业的100多名代表。例如，里约热里尼奥州政府表示，它将支持巴西公司参加博览会。同月，上海市市长龚正鼓励巴西淡水河谷利用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进一步优化其在上海和中国的投资。因此，除上述努力外，预计这一届中国进博会还将有来自巴西地方政府、已在华投资的老牌企业、计划在华投资的创业公司等代表的参展。
最后，我必须说，虽然我赞赏巴西参加进博会和其他中国展会，令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个南美国家没有看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潜力，也没有适当地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商业机会的渠道。澳门特别行政区将于2024年举办庆祝回归中国25周年的纪念活动。虽然澳门是中国和葡萄牙以及其他葡语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链接点。由于同属葡语语系的关系，它在中巴伙伴关系的背景下被忽视了太久，尽管它作为“一个平台”在两国之间有着未挖掘的潜力，是中国与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之间超越文化和历史纽带的独特桥梁。更大意义而言，澳门特区已经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全球倡议、粤港澳大湾区等联系在一起，并在澳门论坛之外推出了其他卓越的倡议，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我希望巴西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些事务的价值，在中国和有关地区政府的支持鼓励下，建议给予澳门特区更多的关注并投入更多的精力。
问：你如何评价阿根廷总统米莱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你认为这些以“自由主义”为中心的政策会在南美洲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吗？
Steenhagen：在阿根廷，金融斗争、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平等不一定是新鲜事，但阿根廷人民现在所处的危险境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到目前为止，米莱在宣传上把国家的许多灾难都归咎于他的前任，但我认为问题是在执政近一年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在很多情况下却变得更糟糕。
米莱于2023年12月10日上任，截至今年年底，阿根廷的年通胀率为211%。他上台后的首批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将阿根廷比索贬值50%以上。到2024年初，该国的天然气成本几乎翻了一番，食品价格和医疗费用上涨了约50%，年通胀率几乎达到300%。同时，他的政策寻求削减对各种服务补贴，并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包括教育等重要领域的公共开支。如此严厉的紧缩计划不仅没有取得些许成功，而且还留下了社会混乱的痕迹。
平心而论，米莱的“休克疗法”已经显现出一些宏观经济效益，比如留出一定的预算盈余空间、小幅补充美元储备、减少进口、减少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措施赢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总裁的赞誉。然而，这些政策有可能限制经济增长并使该国陷入衰退。更糟糕的是，米莱未能成功驾驭阿根廷政治并为其政策找到坚实的政治支持，比如整合在国会中占据少数席位的政党，预计他在未来几年将继续面临更多的治理挑战。
与此同时，在米莱总统第一任期末，工资和养老金已远落后于通货膨胀率，工人的购买力因物价上涨而大幅下降，阿根廷的贫困率飙升至53%，这是从42%基数上的大幅跃升。从2023年底开始，通货膨胀率达到237%，比他上任时高出约25%。尽管公民可能认同国家在财政调整方面需要改变方针，但最近民意调查显示，由于改革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结果，民众生活水平继续恶化，与米莱的“蜜月”期即将结束。对他的政府的正面评价从5月的54%下降到9月份的42%，这引发了人们对他长期政治能力的质疑。尽管米莱政府的其他成员在政治和社会经济上仍具相当不确定，但反对派在民众面前并没有表现出强劲复苏的迹象。
现在判断米莱的政策是否会以某种形式对南美洲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还为时尚早，而且由于一些关键原因，米莱政府不太可能在该地区建立新的治理范式。首先，如上所述，这些政策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迄今为止，事实证明米莱政府在政治和社会经济上都付出了高昂代价。其次，阿根廷的经济格局在南美地区颇具特色，而米莱的短期政策正是针对这些特殊且又紧迫的因素。此外，这些严厉的政策往往很不受欢迎，也很难获得广泛的支持。当然，该地区的多个社会已经表现出相应程度的政治“两极化”，这意味着像博尔索纳罗或特朗普这样持分裂和有争议的人物及案例在国内和区域内获得足够的支持以全面形成新的治理范式将面临巨大的障碍。同时，从中长期来看，米莱一直对南方共同市场提出严厉批评，他不太可能与邻国进行深入接触，特别是在当前涉及最近“新左派浪潮”的地区形势下——这种浪潮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最后，由于历史经历，如殖民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干涉，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南美国家在经济政策上长期采取“进步主义”态度，这些力量在许多领域仍然具有影响力。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评论与研究主笔，主要研究中美政商关系、跨国公司、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目前正在推动辐射全球各阶层人士的“百人百访”栏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