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央行的全力出击可以视为第一只箭，那么，市场在等待的是财政宽松这第二只箭。这只箭该如何射出呢？
简单而言，在中国语境下，存在两类积极财政政策：
一类以减税与发钱为主体内容，着眼点是以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暂时恶化为代价，改善民间的资产负债表，期待后者带动经济增长之后修复政府的资产负债表。
另一类以扩大政府投资为主体内容，着眼点是扩大当期需求，从而拉动GDP增长，尤其是房地产、基建投资。
第一类积极财政政策在目前中国经济状况下，可以起到积极作用。民间的资产负债表改善之后，自然能够形成具有经济合理性的投资决策、就业决策与消费决策，让随后的经济流程成为可维持的，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将会转换为经济势头重新上升，政府未来的收入也可望水涨船高。
可惜，第一类积极财政政策推出的概率不高。表面的理由是不学西方式的福利国家制度，要把宝贵的资金投入生产而不是消费，吃掉喝光没有形成实实在在的资本因此是浪费。更重要的理由，除了相关政府部门在此政策导向中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无权可加之外，更本质的一点是，政府认为，为应对未来可能的惊涛骇浪，财政赤字必须预留余地，用于减税发钱弱化了政府的财力。
在第二类政策下，财政支出及其带动的支出，中央只出小头，大头是地方政府以各种方式筹集资金来支付，在过去，这主要是通过各类负债来运行的。典型情况下，中央财政出资大约只有10%，而地方财政以及配套资金可能高达80、90%。由于这些投资项目对当地经济有立竿见影的贡献（且不说这个过程中的逐利与扩权），地方政府当然是欢迎的。
第二类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以地方政府与国企为主体的投资者，并不关心资产回报率，投资项目的未来收入流无法覆盖当下投资的现值，无法产生内生性的就业扩张与收入扩张，因此是自我消耗性的。项目建设之时是需求，项目投产之时是过剩产能。
而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第二类政策花钱的是地方政府，未来还不起钱的也是地方政府，但最终兜底的是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痛恨为地方政府擦屁股，以至于有倒查终身之类的文件规定。这么多的事例之后、这么多年之后，中央政府也知道，让地方敞开了花钱，他们大概率是收不住手的，未来是大概率是要头痛的。这种情况下，以地方政府为主要花钱者的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机会就不高，至少是那种巨大规模的政策，机会不高。
如此看来，不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宽松政策，都不容易出台。现实中出现的，将是第三类，即扩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从短期与长期看，中国财政政策与体制改革要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
第一，需要向地方政府转移足够的财力。之前经济发展快，土地财政有效，地方借债渠道洞开，在制度设计上中央拿走了与事权不成比例的过大财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还能玩下去，只不过以暗中积累天量负债为代价。
近几年来，疫情3年掏空了地方政府口袋，土地财政突然熄火，地方借债比摁住，三管齐下，而用钱的地方未有丝毫减少，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以支付日常开支就势成必然。
而各地借债以地方信用做背书，期限不统一、成本高昂，不合理性一眼可见。从全局角度看，中央出钱化债，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规模应该设定在多少？要看任务是“流”还是“本”。
从“流”上讲，需要临时增加足够大的财政赤字，来增加足够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以求弥补地方政府的年度开支缺口；从“本”上讲，最终免不了以中央信用为背书，整合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地方政府负债为长期限、低成本的国债。
第二，需要向地方政府转移足够多的财权。在目前的政府收入的央地划分中，中央政府拿走了过高比例，而承担的事权义务过少，两者的不匹配必然导致转移支付过多，也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在财务上有更大的激励去采取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态度。哪个地方的政府采取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做法，哪个地方受益，反正最终都是中央政府买单。
需要重新划分财权，让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有更大幅度的对应，也让地方政府的财力与本地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对应关系，才能从根本意义上弱化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做法。
第三，更重要的、也更困难的，需要让地方政府具有足够大的责任约束。向地方政府转移更多财力、转移更多财权，如何保证地方政府约束自己？如果它只需要对上级负责，那么，它自然会找到操控上级的方法，以掏空中央财政来谋求私利。能够花别人的钱的时候，没人愿意做财政保守主义者。
必要措施的关键词，是“透明”与“自下而上的问责”。
对于以上三步，市场在掂量，政府愿意走多少步、能够走多少步、实际上会走多少步。市场将不会认为这是个技术问题或者短期政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涉及到改革开放的整体设计。
（作者系独立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