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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从布达佩斯的咖啡馆到曼哈顿的蘑菇云(二)

温江涛:当布达佩斯的小时代宣告终结,犹太裔的“火星人”们也再次面临抉择,是否要离开正在生根发芽的环境。

笔者在前文中略述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诞生并成长在布达佩斯的一群犹太艺术家。那时的布达佩斯不仅是奥匈帝国的双首都之一,也是欧洲经贸繁荣、多元文化融合的交汇地,那个群像中包括:

著名摄影家安德雷•柯特兹,《卡萨布兰卡》的导演迈克尔•柯蒂斯,英国电影史上最伟大影片之一《第三人》(The third man又译《黑狱亡魂》)的制片人—亚历山大•柯尔达(笔者在《单杠上的公主和莫扎特咖啡馆的谋杀案》曾有介绍),以及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

在布达佩斯的咖啡馆中完成了他们的职业启蒙之后,这群年轻人出走异国他乡,最终成为推动二十世纪摄影、电影、文学等新兴艺术形式快速发展的巨人。他们通过作品传递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力量,艺以载道地成为西方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像长城”。

咖啡馆作为替代豪门高档客厅和传统艺术沙龙的第三空间,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可以长时间流连并解决寒冬供暖问题的廉价场所,并由此形成了思想交流的思绪生态。虽然在咖啡馆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交流,并建立一个“话题生态”,但咖啡馆文化并不能为参与者提供系统正规的科学教育,而后者,则需要依靠布达佩斯同时代先进发达的基础教育系统。正是这个系统,为二十世纪的科学界培养了一群科技“火星人”。

布达佩斯 - “火星人”的发端

说起从布达佩斯走出的科学界的“火星人”,首先需要提到他们中间非常杰出的一位,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卡门1881年生于布达佩斯,出生时候的名字叫Todor Karman。Todor的祖父是一位居住在塞格德(Szeged)的裁缝,当地有一位著名的拉比Leopold Loew首次将匈牙利语引入了犹太教会,在他的影响下,Todor的父亲Mor Karman前往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并最终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Todor的父亲系统研究了德国的大学教育体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匈牙利中等教育的措施,使其脱离了教会的完全控制,形成了教会和世俗学校并存的状态。他的教育改革方案获得成功,并受聘成为奥匈帝国皇室的私人教师。

在聘期结束后,Mor获得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褒奖。Mor向皇帝-国王(Emperor-King)提出希望能得到一个留给后代的荣誉,于是在1907年得到了世袭贵族的称号。

按照匈牙利的习惯,贵族的名字要把他的故乡放到姓前,假如按照这个习惯,冯•卡门的名字应该为Szolloskislaki Todor Karman。这么复杂的名字当然难以在匈牙利以外的广大欧洲得到认可,因此Karman一家遵从了德国的习惯,改名为Theodor Karman von Szolloskislak,或者更简洁的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 von Karman)。西奥多•冯•卡门后来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1929年,冯•卡门应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邀请,访问了清华大学,提出了中国应该建立航空工业和航空研究,以抗衡邻国日本的主张。其后,他培养的中国学生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等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基石。

当时的匈牙利大约有10%的人口拥有贵族称号,因此属于“可望而又可及”,并由此为人向往的荣耀。类似的还有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

冯•卡门、冯•诺伊曼、尤金•魏格纳(1963年诺贝尔物理奖)、利奥•希拉德(发现了链式反应原理)、爱德华•泰勒(氢弹之父)都是冯•卡门父亲推动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冯•诺伊曼和魏格纳是路德高中(Lutheran Gimnazium)的同学,而冯•卡门和泰勒则是冯•卡门父亲Mor创建的模范(Minta)高中的校友。这些学校不但集中了天资优异的一大群年轻人,而且为学生们提供了丰富的课程,学校还积极组织创建、参与拥有极高荣誉的各种高中学科竞赛,从得到数学竞赛冠军的冯•卡门到冯•诺伊曼、希拉德都是各种竞赛的积极参与者。多年后的1946年,匈牙利裔移民George Polya和Gabor Szego借鉴布达佩斯的学科竞赛模式,创立了闻名遐迩的“斯坦福高中数学竞赛”,并逐渐推广到美国更多州。

除了同龄人的相互激励,布达佩斯聚集了一批在维也纳、哥廷根等地受到良好教育的,对科学、历史、哲学具有浓厚兴趣和较深造诣的教师。尤金•魏格纳的物理老师Sandor Mikola作为一个高中老师,同时也是一位物理研究人员,并当选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对魏格纳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的数学老师Laszlo Ratz,Ratz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他不仅为魏格纳提供了大量微积分、数论等方面的书籍,拓展他的知识宽度,而且为他单独开小灶,帮助魏格纳在专业领域深度学习。多年之后,Ratz的照片仍放在魏格纳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中。1963年,魏格纳在其诺贝尔奖晚宴的致辞中特别感谢了Ratz先生让他领略了数学之美。

应该承认,二十世纪初的匈牙利高中教育仍然是由精英设计的,由精英群体经营并服务于一小群精英的教育“小生态”,这种精英教育并不面向大众。布达佩斯的独特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以及社会特征,聚集了一群有自驱力、有才华的青年人,在那个短暂开放的社会历史时期,这群青年人在工程、法律、医学等专业领域进入上升通道,他们的成功也创造出了新的历史纪录。

德国–“火星人”的成长

在布达佩斯完成精英高中教育的这群“火星人”,受到当时的科学研究中心德国的吸引,纷纷西游,来到德国的哥廷根、柏林等数学、物理中心深造。

冯•卡门选择的是哥廷根,这里汇集了包括克莱恩(Felix Klein)、 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y)等在内的一代宗师。冯•卡门师从流体力学的权威Ludwig Prandtl教授。他没有选择教授推荐的15个研究课题,而希望研究非弹性屈曲。Prandtl教授告诉他,这个问题已经有人研究过了,冯•卡门在克服了最初的沮丧后,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并很快得到了工业界和Prandtl的认可和支持,最终在两年内拿下博士学位。

Istvan Hargittai在The Martians of Science- Fice Physicists Who Changed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引用了冯•卡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的,值得所有博士研究生记住的话:

“Exaggerated concern about that others are doing can be foolish. It can paralyze effort, and stifle a good idea. One can find tha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lmost every problem has been worked on by somebody else. This should not discourage anyone from pursuing his own path.”

希拉德、魏格纳、冯•诺伊曼选择到柏林求学发展。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哥廷根是数学研究的中心一样,同时期的柏林是世界物理学研究的中心。这里有普朗克(Max Planck)、劳鄂(Max von Laue)、能斯特(Walther Nernst)、爱因斯坦以及当时20出头,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泡利和海森堡。

柏林学术活动的一个重头但又“日常”的活动是各种激烈的学术讨论。通常,济济一堂的前排有普朗克、劳鄂和爱因斯坦,而后面则是希拉德、魏格纳、冯•诺伊曼、发明信号处理重要工具Gabor变换、Gabor小波以及全息技术并获得1971年诺贝尔奖的Dennis Gabor。

胆大的希拉德慢慢从后排逐渐坐到了前排的众神之中。其后,他在爱因斯坦的鼓励下自己选择了一个有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课题,在劳鄂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据说,如同乔布斯喜欢长时间在野外散步思考一样,希拉德论文的核心思想也源于他散步中获得的灵感。在他给自己的导师劳鄂阅读之前,希拉德先把自己的论文呈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一阵惊愕之后,很快理解了希拉德的贡献。得到了爱因斯坦的首肯之后,希拉德才将论文提交给劳鄂,后者则第二天就接受了希拉德的论文。其后不久,希拉德又做出了一项关于麦克斯韦妖(Maxwell's demon)的重要工作,并在多年之后,被认为是信息理论最早的工作之一,这项成果被冯•诺伊曼在关于自动机的工作中引用。

从希拉德来到柏林攻读本科,到他完成重要的两篇论文并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仅用了短短两年。这种超常规的求学路经,同大神的提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也得益于看中工作水平而不是求学路径的学界风气。诸如维特根斯坦等人,都有类似的、不同寻常的经历。而同时期的中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也都有游学东西各自不同的求学经历,虽然路径不同,但是他们最终选择并同时为西山东海间一座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大学服务。

王竹溪、赵忠尧先生推荐杨振宁先生留学致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信,清华大学藏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另外两位笔者熟悉的前辈。一位是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的杨振宁先生。他抵美留学2年之后,就证明了“火星人”之一,导师泰勒的一个猜想。泰勒建议杨先生将证明猜想的过程写出作为博士论文,杨先生照办之后,泰勒发现只有短短三页。泰勒只得提出了两个补充的建议,杨先生照此将论文补充到十一页后,泰勒教授欣然接受,杨振宁顺利获得博士学位。此后,短短十年间,杨先生就与李政道先生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类似经历的还有200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George E•Smith,他195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页仅仅八页,而其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是在其博士毕业后10年作出的。

“火星人”的离别

布达佩斯的文艺复兴小时代随着一战的结束而告终。魏玛共和国的科学和艺术繁荣,也在仅仅是短短十五年的昙花一现。

这批犹太裔的“火星人”,不管犹太身份对他们的原生家庭或者他们自身是否重要,都面临着再次离开自己熟悉的、正在生根发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巨大挑战。

相较于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德国同事,“火星人”的离开是毫不犹豫的。最终,Dennis Gabor流亡英国,冯•卡门落户加州,冯•诺伊曼和魏格纳来到了成立不久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高中起就在冯•诺伊曼光环照射下的魏格纳,一直认为高等研究院聘用他,是他们希望聘任到冯•诺伊曼的“买一送一”的方案。

同他们的德国同事如Max Born(1954年诺贝尔奖)相比,“火星人”的逃亡早在希特勒上台前就通过讲学、兼职等各种形式开始筹备,正因有了较好的“铺垫与过渡”,其后的事业和身家的安放才得以更加从容。这里不得不提到希拉德的故事,即使在火星人中,他的敏锐度也是超前的。

希拉德早在柏林大学时代就预测了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和欧洲大局即将到来的动荡。虽然他刚刚在1930年获得德国国籍,但是随着1933年1月纳粹上台,他不断告诫身边的朋友立即离开德国。1933年2月27日国会纵火案之后,希拉德带着他仅有的现金搭乘一列几乎空无一人的火车从柏林前往维也纳。仅仅一天之后,该车次就被恐慌的难民挤满。在德奥边界,乘客受到了德国纳粹的盘问,犹太裔乘客被剥夺财物后原路遣返。

多年之后,希拉德回忆到:

“This just shows you, that if you want to succeed in this world, you just have to be one day earlier than most people”. “I would rather have roots than wings, but if I cannot have roots I shall have wings”.

希拉德与爱因斯坦

最终,以不同方式、不同路径聚集在美国的这群“火星人”,推动了曼哈顿计划并永远改写了人类的历史。而曼哈顿计划的诞生,又得益于希拉德说服爱因斯坦,并以爱因斯坦的名义起草的给罗斯福的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系清华大学计算机与科学系教授。本中图片由作者提供。编辑:[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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