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1898年间，大英帝国凭借武力优势，先后三次与清帝国签订条约，割让了香港岛、九龙半岛，并租借新界，后者租期99年（前者面积占香港全境的8%，后者占92%）。 1842年英国即宣布这个战略地位重要的远东天然良港为自由港，建立英国政府统治下的殖民地，英国和各国商人、船只和银行纷纷来到香港，清末、民初和抗日战争时，中国的动荡局势让大量中国人移民至此。

日军1941年攻陷香港，在4年的统治期间滥杀无辜、掠夺经济并实施“皇民教育”。 二战结束，中华民国(ROC)一度试图乘战胜国之威，与英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主权，但由于国共内战等原因未能如愿。 中国人民共和国(PRC)表示愿意维持香港现状、不会强行收回香港，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

图为香港升起米字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国共内战、社会主义改造和大饥荒，让大陆难民继续大量涌入香港，他们带来的资金、技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了香港的工业化转型。 从贸易中心向贸易+工业中心的转变，让香港的人均GDP从战后英国1/4的水平，在30年内追平了老牌发达国家英国。

1956年，国民党支持者、右派工会和一些谋生艰难的逃港难民，因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事件与警方展开了数日的暴力冲突。 1967年，香港的亲共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持续5个月的暴动，发动罢工示威、暗杀、炸弹放置和枪战。 其中，香港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因抨击暴动而被左派暴徒烧死，影响巨大。两次暴动均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丧生。

此后，港英政府将国共两党势力驱逐出去，并开始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福利、打击腐败、缓和社会矛盾的改革措施。廉租屋、免费义务教育、廉价医疗和廉政公署等延续至今。

两次暴动也是“杨慕琦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二战前后的香港总督杨慕琦(Sir Mark Young)曾推出政府民主化改革方案，但港人并没有太多民主诉求，加上大陆政府明确表示反对（1958年周恩来与1960年廖承志），否则将立即收回香港，港英当局最终继续“专家治港”模式。

新界租期将至，中英两国开始就香港前途展开谈判，中国最高领导人(Paramount Leader)邓小平坚持主权、治权必须完整收回，中国须派驻军队，但承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原则，不会在香港实施社会主义制度，至少“50年不变”（至2047年），以安抚港人和英国政府。

1984年，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了上述原则，约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租借和割让领土均收回），并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PRC的官方用词是“恢复行使”主权，即因南京条约等是不平等条约，只承认英国拥有治权，中国始终拥有主权，只是暂时不行使主权。）

邓小平的原意是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统一问题，并希望这种“特区、试验田”能给大陆的改革提供参考。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为澳门回归提供了模板。

1983年9月，谈判可能破裂的消息一度导致香港物价飞涨、港元和恒生指数大跌，港府实施了著名的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7.8港元对1美元的官方定价），以保证港元的稳定。

1983年，台湾的中华民国行政院长(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孙运璇表示，中华民国为满清法统的继承者，拥有《南京条约》等几项条约的正本，中华民国才应是香港主权的合法继承者。这一意见惨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无视。

1989年10月，香港总督卫奕信(Lord David Wilson of Tillyorn)为挽救香港人在北京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之后的信心危机，宣布准备兴建新机场等基建项目，工程预算高达2000亿人民币。大陆指责此举是英国耗尽香港财政储备的手段，表示不支持项目，不会承担跨1997年的债务。

英国首相梅杰被迫成为1989年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领导人，他与中国总理李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承诺项目细节与中方协商，并在1997年主权移交时给香港特区政府留下至少250亿港元的储备（最终留下4575亿港元）。 中国政府则承诺支持机场建设，并继承港府的工程债务。

六七暴动、中英谈判期间、89年事件之后，以及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对大陆红色政权的不信任，分别引发了一轮香港资本和人力移出潮。 由于对香港信心的回升，97年后的移民有一批已经回流。近两年，一些香港社会问题和“陆港矛盾”等又引发了一个小移民潮。

按照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年的《基本法》，英国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全境的主权移交给中国。香港华人组建的特区政府取代了英国总督政府，中方组建的立法会取代港英的立法局。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 带有的“皇家”字样的组织被改为“中国”，女王寿辰、香港重光纪念日等假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特区成立纪念日等代替。

香港的独立司法、关税独立、中英双官方语言、签证待遇等不变。

1997年10月，刚刚主权回归的香港遭到了索罗斯等国际投资者的冲击，此前多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因资产泡沫和汇率高估等问题遭到了惨重的打击。

国际对冲基金在汇市、股市和期货市场发动“立体式”卖空，香港政府和金管局采取了大幅加息（隔夜拆借利率一度达300%）、直接用外汇储备托市等非常规手段，以稳定局势。 政府共拿出1200亿港元购入港股，一度占有港股7%的市值，并成为多家公司的大股东。香港并未遭到严重损失。

“大量积累外汇储备”成了不少国家此后奉行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