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穆克塔尔(Mukthar)走进重庆大厦(Chungking Mansions)的大门，希望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刚从索马里来到香港，是一名难民和企业家，口袋里有6000美元，还有大部分的人生在等待着他。很少有地方会给索马里人签证，但香港对非洲和亚洲移民更加开放。对于像穆克塔尔这样走到这一步、现金不会持续太久的人来说，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位于这座城市最繁华地区中心的老旧高层建筑群。
重庆大厦，一个拥挤而破旧的廉价旅馆和餐馆的迷宫，给人一种繁忙的汽车站的感觉。在外面的街道上，餐馆拉客的人争相吸引注意力。穿过大门，在用暗金色的英文和中文印刷的名字下，一楼像一个集市。过道狭窄，天花板低，电缆和管道清晰可见。除了黑暗的地方，光线太亮，巨大的卫星碟大小的风扇在年轻人无精打采地聚集的角落里吹着大风。照明灯下，咖喱和炖菜的锅里冒着泡沫，烤三角饼在灯光下无人问津，罐装蒸发奶摇摇欲坠。各种状态的纸箱摆放着，有的还没有拆开。
在这一切之中，有几十个人拎着行李箱和背包。每栋17层高的大楼都有一对电梯，迅速将游客送到公寓、餐厅和宾馆。路标更是让人无所适从。任何抬头仰望的人都有可能看到监控摄像头在眨眼睛。
周围的环境使这一切显得更加不协调。它坐落在弥敦道(Nathan Road)上，这条街道曾被称为“黄金一英里”(Golden Mile)，如今这里充满了拎着古驰(Gucci)标志袋的购物者。出现在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电影《金枪人》中的迷人的半岛酒店(Peninsula Hotel)也在不远处。海港对岸，银色的摩天大楼在太平山顶(Victoria Peak)的翠绿背景下显得格外耀眼。
对于穆克塔尔来说，这样的魅力还得等等。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把重庆大厦当作了自己的家，每天喝着土耳其咖啡，观察着人来人往。清晨时分，走廊上挤满了寻找早餐或友善面孔的新来者，渴望听到其他人说阿拉伯语、英语或斯瓦希里语。他尽可能地收集名片，一直在寻找能够帮助他起步的联系。大多数时候，他想了解在香港如何做生意。很快，“我理解了整个圈子，”他通过索马里不稳定的WiFi告诉我，“我必须弄清楚如何进入这个圈子。”
从一开始，重庆大厦就比城市中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国际化。
穆克塔尔在香港的一个动荡时刻到达。1997年，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了对这个地区的控制权，正值香港成为世界工厂之际。如果说香港是世界上许多最大银行的所在地，代表着高端全球化，那么重庆大厦则代表着低端全球化，这种贸易以现金交易为主，文件工作有限，货物用手提箱运输。戈登•马修斯(Gordon Mathews)教授在《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重庆大厦》一书中首次详细描述了这一贸易，据该书估计，曾经有20%的销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手机通过重庆大厦。
重庆大厦代表了香港身份的另一个方面——作为通往中国的全球门户。长期以来，香港人一直对途经其走廊的难民、商人和经济移民保持警惕。对许多人来说，重庆大厦象征着混乱和犯罪。
近年来，随着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日益密切，北京实施了一项严厉的新国家安全法，并对抗议活动进行了严厉镇压。街头的动荡改变了人们对混乱的重庆大厦及其居民的看法。
重庆大厦的故事始于一位华裔菲律宾商人蔡天普(Jaime Tiampo)，他在1930年代来到香港，当时马尼拉的华裔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和妻子在尖沙咀购买了这块地，并将其开发成一个名为重庆大厦拱廊的购物中心。根据他的孙女明（加拿大的一位艺术史学家）的说法，蔡天普家族内部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二战结束后，她的叔叔和祖父向一位英国银行经理寻求资金，计划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一个多塔楼的开发项目。她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说：“银行经理拿过她祖父的名片，撕掉后告诉他，‘不，这不可能。’对我来说，在成长过程中，这始终是一个关于在被殖民的香港内部谈判主体地位困难的故事。我父亲了解他所生活的地方的种族动态……他将这个故事讲述为抵抗的开始。”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没有那么多种族暗示。在那个版本中，银行经理说只有在银行拥有五个街区中的一个的所有权的情况下，他才会同意贷款，这个条件对明的祖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她不确定哪个故事是可靠的。也许真相就在中间某个地方。无论如何，由于没有融资方案，蔡天普家族决定在香港创建第一批“分层”建筑，将数百套公寓出售给个人买家。明的父亲和祖母“把蓝图带到马尼拉，逐个地将它们卖给朋友的朋友和商业伙伴”，她告诉我。他们卖给任何人，英国人、印度人、已经在香港的人，经常是商人。三个月内，重庆大厦得到了充分的融资，到1961年，大厦建成。
明说，从一开始，重庆大厦就比城市中的其他地方更国际化。拥有来自许多不同地方的多个业主，它是一个多种族的环境，据人们告诉她，这里充满了温暖。话虽如此，“如果缺乏集中控制，那就可能导致某种混乱。”事实上，从一开始，重庆大厦似乎就与混乱同义，它的名字成了瞬息万变、小罪行和低端贸易的代名词。尽管人们谈论它作为逃避街头种族主义的避难所，但在它的墙内却时常发生火灾和斗殴。
在20世纪70年代初，蔡天普家族将对重庆大厦的责任移交给其他业主，最终搬到加拿大并出售他们拥有的公寓。随后的几年里，各行各业的人涌入重庆大厦，有从越南寻求休整的美国士兵，有寻找廉价住所的亚洲商人，还有嬉皮士和背包客。这些公寓变成了商铺、餐馆和招待所。在托尼•惠勒(Tony Wheeler)的书《节衣缩食的东亚洲》中，这本书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背包客的圣经，他写道在香港只有一个地方适合预算有限的旅行者住宿：重庆大厦。
在1990年代，香港电影制片人王家卫(Wong Kar-wai)拍摄了备受好评的电影《重庆大厦森林》，讲述了失恋警察的故事，其中涉及到了重庆大厦的毒贩。他将其称为一个“人口众多且充满活力的地方”，作为整个城市的隐喻。许多重庆大厦的居民不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它巩固了大厦危险和不受欢迎的声誉。是的，那里确实存在暴力，但香港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辩护者坚称，管理层正在整顿重庆大厦，安装闭路电视以减少犯罪。
但将重庆大厦作为香港的隐喻确实引起了一些共鸣。毕竟，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转口港。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门户，而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已经主导了全球制造业。全球南方的人们也想分一杯羹，而弥敦道上的破旧建筑群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
穆克塔尔在重庆大厦度过了四年，决心充分利用这段时间。重庆大厦的许多人都在寻找交易机会，有些成功了，但大多数都没有。重庆大厦的许多人生活拮据，但穆克塔尔很快就走运了。
他的第一笔交易是与一位他认为来自肯尼亚的绅士进行的，这位绅士带来了满把的祖母绿。穆克塔尔对祖母绿知之甚少，但他在重庆大厦周围建立联系的工作开始见效。他认识一个可能会感兴趣的人。经过一些来回沟通和谈判，达成了一笔交易。“那让我以非常少的佣金开始了。这为之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你开始建立信任，”他告诉我。
他获得了更多的客户，有时一天会有三四个，他在中国客户和他们的非洲同行之间来回奔波。他带一些客户去了喜来登酒店(Sheraton Hotel)，在大堂只喝咖啡的话还是比较便宜的，而且相对于重庆大厦来说，至少安静得多。
如果一个商人带着黄金来了，穆克塔尔会告诉他没有人感兴趣。商人可能会对这个评估感到不满，但在重庆大厦的炎热中待上几周后，风扇呼呼作响，走廊拥挤，他们的酒店账单不断增加，他们会更愿意接受任何报价。谈话可能会在喝茶时进行——重庆大厦对茶的需求量很大，穆克塔尔曾经成功地将一集装箱沙特蒸发奶卖给重庆大厦的摊贩们——然后交易就完成了。
到那时，他已经逾期居留并申请庇护，打赌只要他不被发现，当局就会对他的交易视而不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为了一家中国机械公司在十几个非洲国家的代理商。其他交易也随之而来：4000公斤粉红色的索马里鲍鱼，虽然仓库里臭气熏天，但他赚了一大笔钱；桑给巴尔岛的海藻生意，就像产品本身一样滑溜。
在重庆大厦，一切皆有可能。他可以买一辆卡车，安排将其运往非洲并汇款，同时还能享受烤肉午餐。“有些买家因为签证问题不会去纽约，但因为香港是开放的，每个有2万、20万或200万美元的人都会来。”众多货币兑换商的存在意味着“如果你在晚上9点（在重庆大厦）想做100万美元的生意，你可以做到，”他说。“我去过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地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我非常清楚，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像香港或重庆大厦一样。”
结局来得很快。到2014年，穆克塔尔的商业关系开始破裂。他震惊地发现一位同事与另一位同事的妻子有染。作为一个严格的穆斯林，穆克塔尔认为“这非常恶心。”更紧迫的是，他看到了潜在的后果。遭遇出轨的丈夫“会非常生气，他会向移民局举报我们，这就是我决定离开的原因。”穆克塔尔手中有一份可能非常有利可图的订单，但他放弃了这笔交易、重庆大厦和香港。
他可能在正确的时间离开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业务放缓了。穆克塔尔曾经繁荣的批发市场变得更加脆弱。一家曾经每月运送20个集装箱的非洲物流公司，到2017年只运送四五个。他们的竞争对手纷纷倒闭。市场上的生意实在是不够。例如，人们开始前往中国南部的广州，因为去大陆获取签证变得更加容易，更接近中国客户。
与此同时，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许多中国企业直接向非洲销售产品，减少了重庆大厦中间商的作用。重庆大厦外，香港正处于动荡之中。2019年，因计划引入一项可能将人送往北京审判的法律而激怒的亲民主抗议者与警察在街头发生冲突。同年10月，抗议活动组织者岑子杰(Jimmy Sham)被确认为南亚裔的男子殴打。社交媒体上有人呼吁攻击清真寺、重庆大厦及这座城市中的南亚人。重庆大厦内部气氛紧张。
重庆大厦的游客在那里看到了一些代表他们一直在为之奋斗的东西
“很多人都开始恐慌，因为我们看到事情正在升级，”在重庆大厦基督教难民行动中心工作的印度裔香港人安德里(Jeffrey Andrews)说道。他是一位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生活的印度厨师的孙子，从小就对重庆大厦心存戒备，只是为了买咖喱而不断穿梭于小巷之间，但他总是将其与麻烦联系在一起。他知道大多数香港人是多么谨慎，对所有少数族裔都持怀疑态度。他说，那是“非常可怕的时刻”。
为了缓和局势，他和他的朋友们于10月20日站在重庆大厦外，向抗议者发放水瓶。他说那一天是一个“分水岭这不是一个政治行动，只是想说我们少数民族也是香港的一部分。”香港人涌入重庆大厦，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德里开玩笑说，那段抗议时期，是重庆大厦历史上第一次让人们感到在里面比在外面更安全。
五年过去了，国家安全法已经生效。另一项名为“第23条立法”的法律也已生效，该法律对叛国行为判处无期徒刑，并增加了对煽动叛乱等犯罪的刑罚。这些抗议活动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长期影响。它们改变了人们对重庆大厦的看法。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参观重庆大厦，通常是通过安德里和难民中心组织的旅行团，或者通过非洲中心(Africa Center)，这是一个由Innocent Mutanga经营的促进非洲-亚洲关系的中心。Mutanga表示，当当局激怒香港人时，越来越多的人参观重庆大厦。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代表他们一直在为之奋斗的东西。
在安德里为附近一家酒店的员工组织的“五感之旅”中，他向我介绍了一位餐馆老板，该餐馆在新冠疫情期间为该市的隔离酒店提供印度食品。这帮助了重庆大厦在疫情期间生存下来，而严格的封锁措施使城市经济陷入困境。安德里告诉他的旅行团成员，这里的许多辛勤工作的亚洲和非洲家庭是真正的香港人。年长的游客通常会有最令人惊讶的反应。他说，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会是最有种族歧视的人，但他们想要了解这座建筑，因为它代表了他们的城市的独特之处。他们不是唯一的人。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的员工最近参加了一次前往重庆大厦的“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
当然，重庆大厦也有不良行为——“它不是一座教堂，”安德里说。然而，他和其他人谈论这些建筑的方式，将其视为一个社区中心、一个避难所，给它带来了一丝神圣的氛围。安德里向我展示了穆斯林社区在斋月结束后的破斋活动视频。一位店主提供了地毯，另一位店主在走廊里排列的桌子上摆上了沙拉。在难民中心的隔壁，他们正在筹划香港第一个少数民族博物馆。有一次我遇到了来自内地的学生，他们正在拍摄一部关于香港身份的纪录片。他们把重庆大厦作为他们的焦点。马修斯说，在最近几年的动荡之后，“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香港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反而成了少数民族。”
曾经他们把手机运到非洲，现在重庆大厦的企业家们接受午餐订单。一些餐厅已经升级，为不同类型的客人提供价值1000美元的乳猪。这座建筑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几代人都在这里生活。换做其他地方，可能早就被出售和重新开发了。没有人能给我一个确切的业主人数——大概有几百人——但大多数人说他们不太可能都同意出售。尽管如此，这里仍然是一个黄金地段。
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安德里和我爬上了其中一栋楼的屋顶，攀爬着螺旋楼梯。他指着四周的世界级博物馆、五星级酒店和闪闪发光的新高楼大厦。他说他已经来到这个屋顶十多年了，每次都被周围的变化所震撼。“我真的为这个地方担心，”他说。
在索马里，穆克塔尔并不那么悲观。即使在今天，他仍然依靠在重庆大厦结识的人脉做生意。“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说。即使它被摧毁，它的精神也会存续下来。
奥尔拉•瑞安(Orla Ryan)是英国《金融时报》的副亚洲新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