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领域，一些反智的理论盛行。从本期专栏开始，笔者将从人口增速、资金、经济、文化几大领域，理智地看待中国人口问题。

8月8日，有市民在微博上称，朝天门广场上一对夫妻带着7个孩子，穿着破烂，正在乞讨。万州区武陵镇红谷村的村民谭万兴，为了堵住村里人的闲话，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生了7个孩子。这是个典型案例，概率较低，他们三次生育，两次双胞胎，一次三胞胎，他不懂避孕，而妻子似乎头脑不清。笔者特意关注了下面的读者评论，反对声与支持声各占一半，有极端者甚至认为这是“本事”。

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在下降，但死亡率也在下降，导致净人口大幅上升。

本文所引数据来自瑞银报告。由于环境稳定，以及政府鼓励，1949年后出生率大幅上升，从1950年到1960年代末，20年的时间，出生率保持在惊人的3％以上，同期死亡率从2.5％下降到0.6％，自然增长率达到2％以上。也就是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人口净增长48.5％。因此，人口从1949年的5.4亿上升到惊人的8亿多。我们难以忘记惨死夹边沟的右派们，但在那个人口狂野增长的时代，因为人口增长，人命反而廉价，人的尊严可以忽略不计。个体的生命价值是有意义的，当人口变成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个体的生命被尘埃掩盖。

现在的人口增长，我们以13亿的基数计算，假设人口净增长率按照保守估计为0.5％，按照指数增长，20年后人口将达到14.36亿，这个数据还是可以接受的。

0.5％的增长率是个保守估计，1990年前后中国婴儿潮期间、人口出生率曾小幅回升到2.3%，此后人口出生率逐步放缓，到2010年已降至1.2%左右。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计算，2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将达到16.5亿;一旦增长率恢复至2.3％，那么2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0.485亿，到那时，中国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寻找资源空间了。可见，就指数式增长而言，一旦增长率突破某个范畴，将是爆炸性增长。

中国历史上朝代之初，人口都由平缓的增长之后，进入爆炸性增长阶段，短短两三百年间，随着土地兼并与人口增长，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胜负荷，进入新一代的朝代循环期。当时，没有基于科学与人性的人口主动控制，只有通过瘟疫、朝代更替与局部战争残酷的屠杀、社会动乱以减少人口。比如欧洲黑死病、太平天国的局部战争、三国时的战争等，根据维基百科，黑死病减少了欧洲30％到60％的人口，全球人口减少7500万到1亿之间;根据大英百科，中国太平天国战争居然死亡了2000万人口，令人难以置信。

对此的反驳是，人类对资源利用率越来越高，单位土地上可以养活的人口越来越多，但这些反驳均未涉及资源的利用边际问题，笔者将在下一篇专栏加以论述。

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是当代中国研究人口史最权威的著作，曹树基先生撰写其中四、五卷讨论明清时期人口，可以窥斑见豹。

明万历末年，中国人口达到顶峰，约1.9亿人。在崇祯年间，由于北方旱灾和鼠疫爆发，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在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起义后，平民遭受大量屠戮，政府军也劣迹斑斑，斩杀平民以邀功。张献忠成为四川的杀人魔王，在清兵入关前，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北方人口（含四川）非正常死亡共4000万人。

清兵入关后，北方抵抗较少，人口损失可不记。在南方一些大中城市遭遇抵抗，屡有屠杀。南明军队和清军在一些省份的反复争夺，也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加上康熙初年的迁海政策，导致人口非正常死亡共700万人;三藩之乱导致1000多万人口死亡。从清兵入关到三藩平定，大规模战乱结束，共损失人口约2000万。经此损失，中国人口一度下降到1.4亿多，康熙中期起回升到1.6亿，此后开始稳步增长。

从人口史的观点看，清代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虽然只有千分之五，但一百年间人口可以增加1.65倍，两百年间可以增长2.71倍。后人称为“人口激增”。1949年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2％，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爆炸”。

再看中国的超生人口，可以归入难以统计的灰色人口一类。

引用一组计生委的数据。2007年12月6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上海去年的流动人口已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4。另据报道，截至今年6月底，北京市总人口已经突破1700万，其中，流动人口为510.7万，约占总人口的1/3。

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达1.5亿，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龄人群。全国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50%~80%，福建占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动人口的超生已超过60%。据人口专家测算，中国2006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一对夫妇一生生孩子的数量）由1.8左右上升到1.87，如果从此以年均0.02的小幅反弹，到2020年将比14.5亿的控制目标超出2900万人。

目前超生主要集中在两个人群类别中，一是高收入群体，二是流动的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的生育，表现在赴港生育的群体难以控制等方面。据香港医管局的统计显示，2001年至2008年短短7年内，内地赴港产子的人数由每年620名增加至2.5万名左右，翻了40倍。高收入群体并非理智的代名词，笔者就看到过高收入群体以生育孙儿的数量，作为给定遗产的标准，导致全家进入生育高潮期。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的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

而低收入群体的超生数量难以准确统计，只能估算。人口学专家根据总和生育率的实际值与政策值之差估计，每年大约在二三百万人的规模。按照2002年中国出生1600万人口计算，当年“超生人口”的比例在12.5%至18.5%间。如果计算20世纪90年代的“超生人口”，大约在3000万的规模，超过澳大利亚等国小口，绝非小数字。

青壮年离开农村，绝不意味着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是换了一个地方生育。中国洪灾时，需要拨款救灾的人口总是临时突然上升，说明了灰色人口群体的庞大。

最后，必须声明的是，笔者既不支持不人性的计划生育，更反对借计生敛财的阴谋，但是，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我们不能指望美国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对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痛痒、主张放开生育的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email protected]

——兼答薛涌先生《怎样看中国人口的现实和未来？》

我最近的专栏文章之所以从经济领域转向人口领域，是因为人口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运，人口与制度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两大关键要素。

任何探讨，都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以理智的态度进行分析，煽动某种情绪有可能酿成不可逆转的后果，笔者之所以用刺眼的“反智”命名本组专栏，是因为看到了过多的文章在煽动情绪，把生育与种种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并且使用了不恰当的类比。理智地探讨生育问题，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加体面、有尊严。在这方面，薛涌先生做得很到位。

本文将从人口出生与水资源角度，继续论述计划生育、优生优率的必要性。

如果放松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有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

按照国家统计局今年8月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较低水平：2011年末，中国大陆人口总量为13.47亿人，比2002年增加6000多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53%。201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1.93‰，全年出生人口为1604万人，出生率比2002年下降了0.93个千分点。2002-2011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人口为1603万人。

从反映净增长的自然增长率来看，2002年的6.45‰降至2011年的4.79‰，下降了1.66个千分点，其中出生人口160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1.93‰；死亡人口96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从历史上看，这样的增长率处于中位水准。值得关注的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10年前提高了3.43岁。而2010年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6岁，其中高收入国家及地区为79.8岁，中等收入国家及地区为69.1岁，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看齐。据卫生部8月公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解读，到202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7岁，中国人口数量达到15亿也许用不了十年。

在上述数据中有个致命的漏洞。在出生率计算中，没有划分高生育率与低生育率组群的不同，事实上，在中国有的地区出生率高，而大城市出生率较低。在设计模型时，这一不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现在假定一组人群总人口为100人，男女各50。以简单的方法，分为A、 B两个组，人数各50。A组设定人口生育率较高，平均每个妇女替换生育率为3，而B组妇女选择不生育。如此一来，整个组群的平均替换生育率为1.5，甚至大大低于发达国2.1的人口替换生育率。

且慢高兴——在经历一代人周期之后，A 组人群数为75; B 组人群数为0. 两组总数为 75；A 组生育率仍然是3, 但 B 组已消失，所以整个平均生育率窜升为3！也就是说，高生育率组别最终将取代低生育率组成，主导人口的出生。这一简化的模型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组群人口出生的不均匀，会造成信息的严重扭曲，也会造成出生人口的严重扭曲，平均值不仅在计算收入时会误导，在计算人口出生率时也会误导我们的思维。

当然，在计算出生率时，A组的下一代有可能会改变想法，不再维持高生育率。但这是需要前提的，也即这个社会的城市化、收入分配较为均衡，多数上过上体面而有理智的生活。

中国目前如何？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地区，2008年甘肃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6.54‰，云南200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86‰，海南200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91‰。与此同时，北京等大城市的自然增长率为零增长。以北京为例，2007年以前数年，自然增长率为零增长，到201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3‰左右，2011年，北京市自然增长人数与上一年比增加61053人。再看北京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2011年，北京市户籍人口数为1277.9万人，而常住人口总数一年增加56.7万，2011年达到2018.6万人。有许多人希望居住在京、沪、深等大城市而无法如愿。

据中国社科院8月14日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51.27%，其中有17%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但没有在城镇落户，有2亿多人户口在家，另外还有7000多万的流动人口。光鲜的城市新区背后，是欧洲与非洲的区别，是把农民工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成本隔绝在城市之外，是只计算当下的GDP而不计算未来所需要支付的庞大成本。如果把常住人口纳入城镇户籍人口，以最保守的估计，需要40万亿到50万亿元的成本。

并不奇怪，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形成了消费两极化的同时，也形成了生育率的两极群体，而贫困群体与高净值群体倾向于高生育率。笔者绝不主张对高低收入阶层进行不同的生育分配，这是纳粹人口学的前兆，而计生与优生优育则是倡导人们更加理智、优雅地生活。

更致命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人口增长受到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束缚。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在下一章节中，详细展示中国这个贫水国是如何严重缺水，却又严重污染水源、浪费宝贵的水资源的。资源的利用率反映的是社会的工业化程度，中国能源消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在资源利用率极低的情况下，与发达工业国家的人口密度相比是不负责任的。

笔者在云南的偏远山村，目睹村民在旱季来回三个小时背水、一天背两趟水的情形，以及整体缺水、污染的现象，难道当地的孩子还要继续这样的生活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魏城）

易贤富先生引起国人对人口问题的关注，流弊是，使人口问题陷入意气之争。

在上周的专栏上，易贤富先生认为人口坍塌才是真正的风险，易先生有发表观点的权利，但任何严肃的文章不离证据确凿与专业工具准确，可惜，易文背离了原则。

首先，易文中得出人口坍塌的主要依据，是基于文章结尾的两张图表，而后通过线性回归，得出人口自然增长率将在2017年降为零的推测。感谢易先生“诚实”的研究态度，他明确指出其研究方法是现实中广为应用，也常被滥用的线性回归分析，即利用过去数据，以一条最小二乘法得到的直线往将来延伸，进而做出推测。

任何从事统计工作的研究者都应该知道这一手段的危险性，和在现实中被滥用的事实。只有在简单情况下，以此种方法进行短期预测，或许有一定的意义，人口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其中充满了各种非线性因素。即使在稍微简单的动物博弈模型中，研究者也早已形成必须使用非线性模型的共识，线性回归分析人口问题，在共识之外。

在人口问题讨论中，我们只能做一些情景分析，即假定不同的生育率来推算将来人口的各种可能，以此来做出各种应对。任何以现有数据来预示何时达到某一目标的说法，都极有可能落入反智的泥坑。正如易文中所说“任何人口专家的预测从来都是错误的”，没有证据能证明易本人的预测可以是例外。

其次，在易文使用的数据中我们明显看到的是一条非直线（如易文图表所示2000-2010年的数据已明显趋缓）的曲线，而易使用了一条直线，就此得出人口负增长率的具体年份。如果易先生的研究结果能在学术讨论会上经受过同行的审视，相信我们今天无不需在此多作说明。很可惜，易先生对人口问题的热情与手段，并不相称。

如果易能够回到中国进行田园调查，一个县或者一个省，掌握确切的人口数据，包括最难涵盖的非户籍人口，而后加以恰当的分析，那时候，他将是中国人口问题的功臣，而非情绪的煽动者。

此文将继续从水资源分析人类所面临的挑战。

自黑死病以来，世界人口一直在增长，以近五十年来为最。以往威胁人类生存、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诸如大规模疾病，战争屠杀，及高婴儿死亡率，在过去五十年中得到极大抑制，自然生态的限制与受破坏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目前全球人口处于高增长期，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统计显示，世界人口从10亿增长到20亿用了一个多世纪，从20亿增长到30亿用了32年，而从1987年开始，每12年就增长10亿。如果目前的生育率不变，本世纪中期世界人口将突破90亿，此后人口增速才会放缓，到本世纪末超过100亿。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人口的增长，而非人口的下降。

目前尚难以找到替代品的水资源，是制约人口的一大瓶颈，人类的脖子上套着水源之索。以有限的不可更替的水资源，面对日益增长的消耗，乃至人均消耗量的不确定速度，地球面对一场极限之战。

国际上近年来有一衡量地球可承受人口的指标，称为生态脚印。基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全球变化项目的资料显示，地球表面70%由水覆盖， 淡水仅占地球所有水中的2.5%。所有淡水中，只有小于1%可以通过湖河或地下水等直接取得，也正是这部分可以通过雨雪更新。

一些沿海国家希望通过海水淡化技术，解决淡水资源紧缺，但去盐过程技术含量高、成本高昂、受到交通限制。以新加坡为例，拥有最为便利的沿海地理位置，去盐成本是每立方米53美分，高于三元人民币。今年2月13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的意见》，提出到2015年中国海水淡化能力达220万到260万立方米/日，较目前提升3-4倍。目前以成本最低的反渗透法海水淡化投资成本5000-6000元／m3来估算，中国目前居民消费每立方米在3到4元左右，价格调高一倍，居民承受力如何？经济是否陷入滞胀？

2004年 Zhoua 和 Tolb 提交的研究份报告计算出，必须把水提升两千米，或运输一千六百公里才能使得运输费用相当于去盐成本。中国相当部分缺水地区并不靠近海岸线，利用海水淡化技术受到限制。国际上对更新水源比较乐观的一派会提到开发沙漠地下水，遗憾的是，地球上探测到的最大地下水地区是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之下。受制于国际政治博弈，受地缘影响，中国也许只能望梅止渴。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11亿的人口无法得到安全的饮用水，24亿人口缺乏必要的卫生设施。比较极端的计算甚至断言美国的人口都已经超出它保持可持续经济发展，躲避灾难的极限水平。甚至连地广人稀、技术先进的美国也深受缺水困扰。美国西南部有相当部分是沙漠，缺水问题就极为严重。全美最大的人工湖，米德湖已快见底，这直接影响到拉斯维加斯的生存。

中国水资源状况极其恶劣。

中国的水贫穷到什么地步呢？以占全球6％左右的淡水养活了20％左右的人口。联合国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全球现有12亿人面临中度到高度缺水的压力，80个国家水源不足，20亿人的饮水得不到保证。预计到2025年，形势将会进一步恶化，缺水人口将达到28亿～33亿。世界银行的官员预测，在未来的5年内“水将像石油一样在全世界运转”。

中国属严重缺水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109位。中国已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分布不均，大量淡水资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水资源的四分之一。

专家们警告：“20年后中国将找不到可饮用的水资源”。美国民间有影响的智囊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由于中国城市地区和工业地区对水需求量迅速增大，中国将长期陷入缺水状况。”中国的黄河在过去的10多年年年断流，其中1997年断流226天。流经中国一些人口稠密集地区的淮河去年也断流了90天。根据卫星拍摄的照片，数百个湖泊正在干涸，一些地方性的河流也在消失。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其中北京市的人均占有水量为全世界人均占有水量的1／13，连一些干旱的阿拉伯国家都不如。

缺水严重，污染厉害。较为乐观的官方数据都难以让我们乐观。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中国发布《2011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地表水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地下水质堪忧。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南诸河和内陆诸河等十大水系469个国控断面中，—类、—类和劣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61.0%、25.3%和13.7%。在监测的200个城市4727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5.0%，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5.0%。

民间数据触目惊心，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等制作的中国水污染地图记载了污染排放，一年仅洗衣污水量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76个昆明湖。北方缺水以耗资数千亿的庞大的南水北调工程，工程尚未完工，南方已经严重污染。据2011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岷江和沱江为轻度污染，乌江为重度污染，长江上游支流的污染不可小视，重工业与农业，加之大建水电站，仅金沙江中下游从梨园至向家坝的10级电站的装机总规模达6235万千瓦，接近半个三峡的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笔者在四川等重庆一线，看到的长江水流，细如羊肠。用水、发电，几乎寸磔了中国的大江大河。这让水的区域利用协同下降到零。

地下水超量开采，让中国地下形成了巨大的漏斗。居民、工业、农业抢占水源，中国地下水开采从上世纪70年代的570亿立方米跃至2009年的1098亿立方米，地下水已占总供水量的18％，北方地区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业用水和33%的农业灌溉用水均来自地下水；全国655个城市中，超过60%的城市有地下水饮用水源。

地下水水质恶化，从2000年开始地下水超量开采形成的漏斗就广受关注。2004年的数据显示，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已经形成了跨冀、京、津、鲁的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有近7万平方千米的地下水水位低于海平面，整个河北省已形成20多个漏斗区，总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左右。全国已形成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100多个，面积达15万平方千米。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植被改变，地质灾害，海水倒灌，中国的水资源连现有的人口都无法承载。我们惟一可以庆幸的是，美国、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也门的地下水层在以每年一到三米的速度下降。

人类处于淡水缺乏与污染加剧的危机之中，更让人担忧的是，现代生活会让用水量大幅上升。平均一个美国人每天用水176加仑，而一个非洲家庭平均数是5加仑，相差35.2倍。据估计，在一个现代生活环境中，每天一人平均饮用0.004立方米的水，而用于生产一天食物的水量大概是2立方米，两者有500倍之差。虽然中国政府提出指标，通过水费上升以市场手段调节用水量，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用水量从2008年的水平上减半。

毫无疑问，城市化进程中的居民用水与农业用水增长将是刚性的。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进展，城市与农村的水资源之争也日益突出。在美国，近年来不断有用水权从农场转让给地方市政的事例，其原因就是城市出价大大高于农场的原价。中国按十年前的资料，一千吨的水可以用来生产价值1650元的一吨小麦;用于工业增产，或可以增加11.4万的收入。可以肯定，中国城镇用水的比例增长速度会超出美国的相应速度。

水资源危机将带来农业危机，农业是耗水大户，稻米生长耗水量比其他粮食作物大许多。亚洲一向来水源充足，但从1955年到1990年，人均可供应量下降了40-60%，人口增长是一大原因。预计到2025年，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会经历严重的水荒，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向来缺水。

中国北部的地下水位严重下降，直接反映在粮食产量在九十年代后期达到巅峰后的下降：小麦产量从1997年的1.23亿吨降到了2004年的九千万吨，超过玉米和大米的下降幅度，原因就在于小麦大都分布在北方一带。有许多人预言，将来的世界争端很有可能是为水资源而战。说到底，农业灌溉水资源之争，其实也就是粮食之争，这也将反映在粮食期货市场上的各方利益角逐。

更大的问题是，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民众节水意识薄弱。

中国炼钢等生产过程的单位耗水量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水的重复利用率不到发达国家的1／3。中国在农业灌溉上耗水量大，滴灌是用水效率最高的方式，以色列有66％的灌溉面积用此方式，而中国用此的比例低于1％。联合国预测世界人口到2020年达到75亿，以2009年为基准，为了多生产粮食作物提供增加的人口，农业用水会增加40％，有18亿人会居住在极端缺水的地区。未来农业、期货等，都将与水资源有关。

民众能感受到水资源窘境吗？没有。节水方法被大面积推广了吗？没有。

亲眼看到物业人员大开水龙头，因为自己不花钱视若无物。在宁夏的一些地方，每亩水稻一年大约需要浇2000多立方米水，一亩小麦得1200多立方米水。中国农村普遍的水资源利用率只有40％左右。在宁夏，每公斤大米耗水超过两吨。大水漫灌如果真的对庄稼有好处，倒也罢了，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引起土地盐碱化的最根本原因。

我们已经在处于一场水源危机之中。目前的水资源养活当下的人口已经勉为其难，如果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用水量将大规模上升，中国大部分区域将陷入严重缺水状况。到时候，我们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体会到“水贵如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email protected]

继续人口理论第四篇，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究竟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上文的线性回归分析做出说明，线性回归可以用于人口理论研究，在多变量的人口研究中可以提供提供重要研究参考，如夏威夷大学可以用出生、文化等多个变量研究以往的人口变化情况。但线性分析存在巨大的风险，不能从以前的模式推导出日后的模式，更大的风险是，不能从单个变量直接推导出日后的人口变化情况。

这与经济、金融市场非常相似，我们研究上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滞胀期，可以从人口、经济、石油资源等多个因素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但不能就此推导出70年代以后的宏观经济、资本货币市场，仍然会依赖70年代的路径推导80年代的经济，更不能从石油这个单一因素得出结论，油价上升，经济必然陷入滞胀。

人口增加如何影响经济，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较为乐观的观点认为，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经济并未因人口增加而衰退，相反，进入了快速脱贫的时期，经济发展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好。2011年David Lam发表的长篇论文《How the World Survived the Population Bomb: Lessons from 50Years of Extraordinary Demographic History》，与经济相关的内容包括大宗商品与脱贫两个方面。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不少。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发表《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报告得出结论，虽然有一部分较为乐观，但仍然指出人口增长会给环境、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问题，如环境危害资源品质下降。环境资源属于公有财产，当全人类共同承担空气与海洋污染成本、没有人愿意为雨林出资时，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加以平衡，便造成了典型的“公地悲剧”。另一方面，人口增加造成营养失衡、教育质量下降。

此人认为是原因，那人认为是结果，最终因果关系不甚了然。

回到大宗商品进行具体分析。

从大宗资源尤其是最重要的石油价格看，1973年到1974年经历了一段飙升阶段。因为苏伊士运河争夺战、因为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发动了赎罪日战争，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禁运等因素，导致石油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上升4倍，全球经济增长从1973年的6.8%下降到1974年的2.8%。石油悲剧没有结束，受两伊战争影响，1979年油价飙升2倍，全球经济增长从1978年的4.6%下降到1981年的2.1%。到1980年、1981年期间，石油价格上涨到高位，约每桶40元，与目前的每桶90美元左右的石油价格大致持平。此后石油价格处于平缓期，但由于全球工业的复苏，到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石油价格经历了持续6年的迅猛上升期，是1861年以来油价持续上涨周期最长的一次，油价窜升到将近每桶120美元。石油的走势与铜、锡的走势大致相同。

表面上看来，资源价格多数时候较为平稳，而在特定时间大幅上升，而任何资源价格的上升，都是货币与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0年代油价上升，恰与日韩、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崛起大致同步，而2008年之前大宗商品迅速上升，恰与金砖四国尤其是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的崛起时间相当，当时几乎所有的投行研究报告都在指出大宗商品价格中存在的新兴市场溢价。最明显的例证是，从2011年到2012年上半年，大宗商品（石油、铜除外）经历了极度低迷期，中国产能过剩形成全球性资源折价，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即使是全球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没有能够长时期的支撑大宗商品价格。换句话说，人口众多的经济体起飞阶段，必然造成大宗资源价格的井喷行情，经历一轮痛苦的调整后，重要恢复均衡。

设想一下，如果5亿以上印度贫民窟中的贫民、未来要转移到城市的中国4亿农民都过上美国式的生活，会怎么样？目前全球资源消耗就要增加3倍以上。如果全球经济能够解决产能过剩，中、印等国继续走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车道，那么，2008年以前的全球资源大幅上升就不会成为罕见的现象。除非，全球尽快找到新能源技术，发达国家愿意以低价向发展中国家让度新技术，但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在血腥的能源市场中不可能出现。

令人称奇的是，在最近这50年中，全球脱贫现象进步明显，其中对脱贫贡献最明显的是东亚，尤其是中国。

贫困线的标准，是指按照2005年的标准，每人消费标准在1.25美元以下。全球贫困比例从1981年的50%下降到2005年的25%左右；东亚贫困比例从1981的78%下降到2005年的17%。其中，中国贫困比例同期从84%下降到16%，同期印度从60%下降到42%，中国为全球脱贫作出了重要贡献。撒哈拉以南贫困比例最高，同期从54%下降到5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人口增加，全球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并不多，1981年全球贫困人口为19亿，2005年下降到14亿。如果去除掉中国因素，全球贫困人口不降反升，从1981年的11亿上升到2005年的12亿。如果贫困线标准上升到2美元，1999年就变成重要分水岭，此前全球贫困比例虽然在下降，但贫困总人口仍在增加。

中国之所以能够脱贫成功，因素众多，如推进市场化改革，如制度红利的大规模释放，如同期生育率下降而劳动率与就业人口增加，但绝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人口就是脱贫唯一或者最重要的原因。

有明显相反的案例。同样是人口众多的地区，东亚经济转型、脱贫较为顺利，而撒哈拉沙漠以南成效不明显。还是以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为标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2.14亿上升到2005年的3.91亿，上升幅度惊人，巧合的是，从1981年到2005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口数量上升了40%左右，同期东亚的生育率则在下降。

可见，虽然同是人口众多的区域，东亚与非洲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循环，非洲经济增长，但人口增长更快；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相对平缓，未来人口增长的压力比非洲小得多。

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已经吞噬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2012年5月28号，英国《卫报》报道了非洲大陆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今年非洲GDP增长预计为4.5%，明年为4.8%。但由于非洲大陆人口净增长2%左右，导致人均GDP增长只有2%到2.5%左右，大批年轻人失业，其中60%的失业人口年龄在15到24岁之间，一半以上的年轻妇女已经放弃寻找就业机会。这是可怕的定时炸弹，正在滴答作响，提醒我们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大规模超越人口增长，将会有怎样的前景。

在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南非与北非，大批年轻人因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而失业在家，他们与中国一些年轻人一样，宁可啃老，也不愿意出去工作。这说明，当地的经济未能提供接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本的充足的就业机会。从教育来看，虽然全球教育总体资金上升，但人均教育经费下降，让人担心未来的教育质量。当人口能够与经济发展衔接，成为人力资源时，当地的经济总量将会迅速上升，与此同时，当地的人口增长也会保持基本稳定。

在二战之后，美国婴儿潮与经济发展同步，有美国国内报告认为，正是三十年代及二次大战带来的较低出生率，间接帮助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经济黄金时代，被大量消化的过剩产能，使经济进入黄金时代。日本上世纪50年代后同样如此。

很抱歉，笔者无法在本文中得出明确的人口与经济的对应关系，但从全球的两大人口大区非洲与亚洲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循环。但人口增长一旦突破临界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为负。

以上问题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东亚地区的未来发展将如何？退休年龄是否应该延迟？供养比例与经济效率如何协调？这些问题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予以阐述。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魏城）

关于人口问题的反馈，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理性反馈。

这正是笔者乐于见到的效果，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牵涉环境、资源、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只有理性、深入而持久的探讨，才能得出禁得起考验的结论，不至于在人口问题上为后代遗留下极大的祸根。

所有基于较为详实的数据、逻辑较为严密，不贴标签的论证，都是为人口问题的深入探讨做出重要的贡献，为尊重起见，笔者将在关于人口系列专栏的最后文章中，一一做出回应，或者继续探讨，或者提出不同的观点，以便于此次讨论继续在理性健康的轨道上运行。笔者希望，摒弃关于人口问题的意识形态争论，把人口主张与市场、自由、爱国剥离开来，学会就事论事。

在本篇专栏中，笔者将探讨就业与养老的问题。

笔者认为，以人口红利维持低端制造业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以更新的、受过系统训练的人力资源来取代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而养老问题则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延迟退休年龄加以解决。

在2010年5月19日，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发布《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报告称，中国是世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超过欧洲人口总和。　　报告指出，由于人口城镇化水平低，劳动力就业结构落后于产业结构。2008年全国人口城镇化水平为4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力就业结构落后，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39.6%、27.2%、33.2%，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力性别结构均衡，年龄结构趋于稳定。2008年男性劳动力占50.06%，女性49.94%，女性就业率73%，居世界前列。劳动力年轻化特征明显，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为79.4%，高中程度为13.4%，高等教育程度仅为7.2%。

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平均水平，而过度依赖劳动人口数量和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必须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应对劳动力规模减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由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生育高峰期人口基数过大，生育高峰期人群在近十年形成再次生育高峰。按照该报告，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3年、2021年均达到9.26亿的双峰。

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为低端劳动力寻找就业机会，是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关键阶段，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中国内地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2400万人。按城市化率计算，农村转移城市的就业人口年均净增1000万，城市转型期的失业人口，加上毕业的学生，就业压力居高不下。

此处较为关键的是，每年转移到城市的就业人数增加1000万人，事实上有些农村的青壮劳力已经转移到城市，却属于上半身在城市、下半身在农村、未能享受城镇社会保障的人口，如果把这部分长期就业人口融入城市的成本计算在内，加工农民工总数，中国仍需要2万亿元以上的资金，城市化率过半的任务仍未完成。

按照2012年1月，中国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制定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在截止2010年的5年时间内，中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约为4500万左右，而农民工人数仍然高达2.42亿人。农民工就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中小企业、与建设工地上，劳动力的素质与滞后的制度、传统的煤炭能源等因素一样，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笔者走访的企业近两年开始以机器取代人，原因正是因为这两年人力成本的上升，如果所谓的“人口红利”依然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标准，那么中国永远不会有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最近十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为此作出反证。

如果中国维持基础投资、缺乏创新依赖低人力成本获得利润的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利，将产生低端产业的路径依赖。低端人口就业将上升为政治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按照2010年哈佛大学人口学家所发表的关于中国人口与经济的论文《Population Ag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中47.7％仅受过初中教育，其中男性为50.9％，女性为44.1％，教育之路任重道远。

另两个比较重要却较少受到关注的现象是，大学生就业艰难，农业所需劳动力的下降。

高考扩招让中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其结果之一是每年约有600万左右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另外还有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体有600万人左右，另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军队退伍人员需要安排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一定技术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无法提供足够的专业就业机会，大学生就业将比农民工困难。

在上篇专栏中，笔者曾援引《卫报》的文章，指出南非与北非这两个非洲较为发达的经济区域，存在特殊现象，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不愿意接受低薪岗位，出现与中国同样的现象，大学生或者接受过较为专业的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率反而上升，劳动力素质与经济结构不匹配，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农业发展，农业所需人口急剧下降。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农村仍然维持小农经济的小户耕作模式，包田到户平均每户仅拥有 0.1公顷，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一个农场大约是四百公顷，只需几个工人。所以，中国的绝大部分农业人口都要重新学习新技能寻找新工作。这部分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可以部分解决老龄化的劳工短缺。

按照哈佛的论文，更能够反映中国劳动力隐性失业或者退出就业市场就业的数据是，中国从15岁到65岁的就业人口，从25岁到45岁的中国就业女性百分比，从1990年到2005年，居然下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离开就业市场，而男性到55岁、女性到45岁以后，就业率出现断头铡刀式下跌，这些人过早退出就业市场，早早养老。事实上，这些人可以为就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按照2005年的中国人口结构图，我们可以做出大致的预估，判断退休年龄延迟一年，将增加多少就业人口。当时60到64岁的男性数量约为3000万人，由于各岁数的人口比例不同，为了更接近现实，我们扩展了年龄范围进行平均，从60岁到69岁人口进行平均，60到61岁人口约为600万人，考虑到老年人口增加，目前60岁的男性人口可能增加到700万人。同理，推测55-56岁的女性人口，大约是700万，增加100万，将达到800万，男女合计将达到1500万。再看哈佛大学的人口论文，05年50-59岁的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5%，推迟一年意味着增加超过1%的就业人口。

与经济相关的是老龄化难题，鉴于巨大的养老资金黑洞，国人担心未富先老。司空见惯的观点是，以大规模的人口增长解决老龄化，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结果是人口越来越膨胀，而未来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这是滚雪球的过程。

按照哈佛论文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抚养比处于最佳阶段，从15岁到59岁的就业人口占比高达69％，0到14岁儿童占比19％，60岁以上占比12％，抚养比达到2.23左右。此后老年人口上升，抚养比下降。

另一组数据却揭示了其他事实，中老年人口就业率下降尤其女性就业下降，反映了不充分就业，而在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中，体现了不均等现象。就中国整体而言，养老中靠自己继续工作养老为36.7％，靠家庭养老的占比为35.7％，靠退休金为23.5％，而靠其他方面的，可以忽略不计。在城市、城镇与农村，体现了截然不同的养老模式，城市68.4％靠退休金，而农村51.3％靠自己工作干农活等养老，小城镇处于两者之间，当中国向城市化迈进时，城乡养老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步实行福利均等化，城市中的福利增长应该减慢，退休年龄应该延长。

中国老年化、人口红利下降不会导致大的劳动力匮乏。中国的农村与城市的劳动效率有大幅提升的空间，现行退休年龄留有很大余地，农业效率提高后会释放出大量青壮劳力；城市人口就业参与比二十年前低了将近10%，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是一大原因，另外是年轻人受教育年限延长，这部分人可以重新吸入劳力市场。

中国需要的是人力资源，是符合市场需要的培训体系，是基本保障均等化的保障体制，而不是以另一个人口洪峰，与印度争夺人口第一的“桂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email protected]

本文将针对关于中国人口结构现状与趋势的担忧进行分析，并希望能看清其中合理的担忧，同时分辨出部分旨在混淆事实概念以达到某种目的所谓理论。中国人口有明显特征，各地区、各阶层高低生育率截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任何用统计数字来对中国人口进行分析的方法与解读，显然有必要意识到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的事实，而对研究者更具挑战性的则是，中国幅员广大，社会阶层区隔扩大的特性。单个统计数字，如果不分地区，不考虑巨大的迁徙因素，往往难以让人了解数字之后的含义。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其结果之一就是带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迁徙运动。这一迁徙过程有其显著特色，即输出地流失的大都是青壮劳动力及相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而对于接受地而言，由于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及各种文化社会因素，大部分进入人口与本地人口仍然存在较大区别，无法做到教育、就业与文化等方面在短期内达到同等水平，移民主导的城市如深圳等城市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作为特例除外。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与社会，在生育选择，孩子就学抚养，乃至消费，都可以得到显示。

从总合生育率来看，有统计结果（1）显示，在江苏、浙江两个经济发达省份这一指标已下降到将近1％，也就是说独生政策已达到目的。甚至有抽样调查显示即使放弃独生政策，大多数夫妇也不会考虑生二胎。但发达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由于传统多子文化影响浓厚，在浙江温州、闽北、广东潮汕等地区、虽然经济发达，生育意愿较其他地区为高，一胎以上才是常态现象。

如果在经济欠发达省份，同样的问题答案就非常不同。根据笔者走访询问的样本，以河南省为例，城市人口每对夫妇大致生二胎，而农村夫妇差不多会生两到三胎之间，视前两胎是否有男孩而定（这数字与以下引用的统计数字有相当差异）。笔者在本系列专栏文章中的第一篇，提出一个将人口生育情况分为A、B组高低不同生育率的假设案例，就是起源于这一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未来高生育率地区将占据生育的主导地位。地域、社会阶层的严重差异，使得传统意义下的人口结构影响，在当代需要进行非常规的重新思考，以平均数衡量、以一刀切的方法对待人口有可能离事实很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前述引用的国家统计局与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合作对中国人口生育率的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域差异和农民工搬迁对生育率带来的影响。

在“Fertility estimates for provinces of China, 1975-2000”一文（2）中，我们看到全国各地的生育率在此25年中都大幅下降，但差异仍然不小。举例来说，至2000年，贵州的生育率仍有2.4, 云南2，四川重庆1.44, 广西1.75，河南1.6, 浙江1.32, 而江苏仅1.11. 在另一论文“Effects of Population policy and economic reform on the trend in fertil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1975-2005”（3）, 作者用多元方法分析了广东省30年来的生育率变化趋势与年龄段、结婚率、城镇差别、教育程度与职业，及是否搬迁移民之间的因果关系。其结果显示，人口政策的明显效应，同时也确定经济发展带来城市化，教育程度，移民状态的影响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生育率变化。

论文特别分析了外省移民对广东人口生育率的贡献，明确指出外来人口的生育率高于当地人口的生育率。鉴于这方面的详细数据一直比较缺乏，希望有人口学者以此为课题，或许可以弥补人口普查所漏掉的数字。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彻底放开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低下者影响不大，但对于生育意愿持续高涨者无疑是强大的刺激。在中国，主要集中在部分低收入阶层、部分高收入阶层，对中产阶层影响不大。

上篇所用的中国人口数据仅为全国平均数，难以估测人口结构的具体情况。如果细分为各省市，加上各地农民工的估计，我们能得到的结构数据将会大不一样。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和人口学者蔡泳（4）的分析，中国人口有“空心化”的趋势，即内陆省份常住人口减少，而北上广及几个发达省份的人口增长增长，且绝大多数来自外省移民。所述数据显示，2000－2010年北京人口增长幅度为41.9%，其中95%来自净迁入。可以大致估计，迁入的人口大多是青壮年，这将直接改变北京市的人口结构，进而影响到抚养比。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静态模型：假定除去迁入人口的人群中15到59岁占69%，迁入人口的人群15岁到59岁占了90％，那末合起来的人口15岁到59岁比例会上升到75%，抚养比达到0.33。我们不知道迁入人口的统计是怎样考虑农民工的不同情况，但可以肯定，一旦农民工全数计入，抚养比还会大幅下降。

所谓抚养比，指的是人口中处于供养年龄的非劳动人口(一般指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处于“经济活动”年龄的劳动人口(15到64岁之间)之比。通常而言，处于供养年龄的人口越少分子越小，处于经济年龄的人口越多，分母越大，扶养比低则人口红利较为明显。有数据显示，目前日本、韩国抚养比达到55%左右，而中国、印度为40%左右，增加劳动效率、增加居民财富、以劳动效率释放人口二次红利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人口迁入地的地区与城市，其人口扶养比通常会下降，延续人口红利，而人口大规模迁出地区，将面临养老困扰。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就是如此，享受了人口迁入的红利。但是，迁入人口的教育结构与就业能力决定了迁入地的实际红利，经济发达地区的财富积聚是解决养老难题的根本，而人口迁出地通常出生率较高，容易进入人口高生育循环。

由于北京集中资源、人口流入意愿强，情况特殊，我们以浙江的情况反映人口流入省份的一般情况。统计显示，同期浙江人口增幅为16.4%，其中72％来自净迁入。这一数据对整个抚养比的影响没有像北京那样显著，但我们注意到浙江对于各种形式的迁入统计不如北京详尽。一旦加上各种形式的农民工，对于调整后的抚养比也会起到大作用。

抚养比的变化直接关联我们对于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的应对。中国境内面临世界上最大的迁移潮，绝不能在考虑人口问题时忽略人口迁移因素。

在人口输出省份，由于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童，养老问题将更加严峻。根据河南省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该省每8人中就有一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欠发达地区，需要的恰恰是人员、亲情。如果放开生育，仍然无法解决当地的养老难题，可以预期出生增加的人口一到成年就会相当部分移民沿海地区，当地人口总量居高不下、老年人口增加，反而会陷入人口恶性循环：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高，通过移民抬高全国人口水位，而欠发达地区因为养老难形成人口出生激励。办法并不是全面放开生育，而是发展当地经济，让经济与人口协调增长。

随着社会发展，医疗条件提高，老龄化社会的需求也在变化。发达地区养老的主要开销是医疗费用，增加青壮年人口并不是主要帮助，反而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增加就业困难。当欠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人口，不会帮助家乡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难，无法提供家乡老人需要的亲情，同时，对发达地区节节上升的医疗费用也不会有突破性的帮助。由此可见，中国地域不均衡，通过提高出生率来解决老龄化的手段是危险的，不能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来作简单比较。

实施合理有效、切实可行的生育政策需要各方多年的经验教训与分析。目前人口学界主流的担心是一但放开计划生育，是否会引起出生率剧烈反弹。我们所需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判断近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计生政策的效果，还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效应？发达省份的统计似乎在说明，随着经济上升人口出生率在下降，但某些高收入人群与某些发达地区的强烈生育意愿，对经济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以部分低生育地区的生育率、以及可疑的平均数误导，以至不少学者提议开放或有限开放生育。

以上针对不同地域人口生育率、抚养比的讨论，应该有利于提醒以下事实：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各阶层的差异使得我们必须以多重角度对待人口结构。上述关于地域差别的讨论还仅仅是冰山一角。任何以日本，韩国，新加坡，或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过去经验来推测中国大陆的人口发展及政策建议，都必须受到严重质疑。甚至以未达到的能源利用率来衡量目前能承受的人口数量，过于乐观。目前大规模放松生育政策，是不审慎的。

注释：

(1) Yong Cai. 2010. "Social Forces behind China's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Government Policy 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3):419-440.

(2) Xiru, Ying Hu, Jiajian Chen, Robert D. Retherford, and Minja Kim Choe.2007. Fertility estimates for provinces of China, 1975–2000.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3) Chen J., R. Retherford, M. K. Choe, X. Li, and H. Chui. 2010a. Effects of population policy and economic reform on the trend in fertil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Population Studies 64(1): 43–60.

(4) 蔡泳，警惕人口分布“空心化”， 财新《中国改革》 2011年第7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email protected]

前两个月到温州，在座有一位40岁左右的企业家，看上去很年轻，自豪地告诉我，已有两个孩子，长子已经18岁，正在国外留学。我没有表现出惊讶，这是当地普遍接受的文化，他们愿意早育多生，以保证未来的传承。还有一个理由是，父亲跟儿子走到街上被误认为为兄弟，母亲与女儿被误认为是姐妹，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体面事情。

人口与经济、文化、宗教甚至气候等因素密切相关，一个变量有可能导致结果完全改观，目前的历史经验、单一的人口模型很难作为未来政策的指针。

在近年来呼吁彻底放开计划生育限制的言论中，做为重要的论点支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将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理论颇受关注。作为重要理论依据，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近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以及近年江浙一带明显的下降趋势，常被提及。以东亚与江浙等地的观察结果类推到全国，加上GDP稳定上升的预测，可以轻易得出中国生育率今后几年将稳步下降，乃至陷入坍塌危局的结论。

现实未必能够推出未来，更何况我们观察到的现实也是不全面的。以俄罗斯论，无论经济如何，其人口总体水平处于下降趋势。而在俄国远东境内对于亚洲尤其中国移民保持密切关注，就是担心急剧增长的外部人口，吞噬俄罗斯人口。

对于东亚人口情况，必须进行全面分析。

首先，分析东亚四虎的人口现象以及成因。根据CIA公布的2012年最新估算数据，新加坡，中国澳门地区、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TFR)占居了全世界倒数第一，二，三，四及第五位，分别为0.78, 0.92, 1.09, 1.1 和 1.23。

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教育程度大大提高，避孕工具手段的普及，结婚年龄推迟和结婚率下降，生活抚养成本上升，以至生育变成一大负担。如此分析过于简单，进一步观察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可以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以韩国为例，从1983年到2003年，总和生育率从2.08下降到1.19, 以后就一直保持在1.2左右。这一持续下降的历史，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纪录。

回溯五十年，韩国也经历了一次婴儿潮。上世纪50年代，韩国经历战乱，百废待兴，与美国二战后一样处于人口出生的报复性反弹期，以至于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个韩国版计划生育政策(PPFK)，该政策成功地将韩国的生育率从六十年代初的6降低到了前述1983年的2.08。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进入快速提升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妇女就业率大幅上扬，在25岁至29岁的育龄妇女中，就业比例 从1995 的47.9％提升到 2007年的72.7％，韩国人均工时在2010年达到每年2193小时（大约每周42小时，除双休日外，每天工作8.4小时）。相应的，妇女就业之后面临繁重的工作压力，对于婴幼儿的社会照顾体系却没有跟上，导致生育成本急剧上升。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与其它东亚地区一样，在儿童教育阶段就面临高度竞争，课外补习、才艺培养的巨大负担，使得大多数人对于生儿育女诚惶诚恐。

中国人对这一幕相当熟悉，在当下，在中国的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家长对才艺培养、对教育竞争耳熟能详，所以，并不奇怪中国发达地区会上演生育率急剧下降的一幕，而且来势凶猛。但不一样的是，根据上一篇专栏所引用的权威统计数据，与韩国不同，中国妇女就业率近年来大幅下降二十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在高收入阶层或者低收入阶层，由就业压力导致的生育下降并不严重，相反，从高收入家庭在香港或者境外的出生通道看，有可能出现反弹。压力最大、生育意愿较低的是在当地城市没有根基、夫妻双方就业的中产收入家庭。如中国大陆深受欢迎的电视剧《蜗居》所显示，他们节衣缩食买房，所有的收入用于住房、子女教育，无力也无意生育两个以上的子女。

反观中国欠发达地区、或者发达地区具有多子女传统的地区，情况与日、韩等国截然不同，我们无法一步跳跃，把这些地区与日韩直接类比，而后得出中国必然与日、韩相似的结论，必须进行按照具体类别划分的详尽比较。

中国具有独特的两大特征：第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地域劳动力迁徙，中国人口迁徙的规模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匹敌：一个国庆节的人口移动就相当于整个欧盟的人口移动。第二，僵硬的户籍制度、不公平的城市化，使得来自各地的低收入移民未能成功地融入所在城市。正如中国的经济，具备了从发达经济体的美国到欠发达的非洲的所有特征，中国的文化、生育状况同样如此。

在高净值人群以及留守本地的低收入人群中，大规模妇女到社会上就业并不普遍。高净值人群乐于向日本看齐，以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主妇看守家庭，他们有能力实现传统观念下的多子多福。

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多数不具备到社会就业的能力，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中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仅有0.7%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当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数量为3279万，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大约占外出农民工数量的60%以上，即一亿左右。从其受教育状况看，以初中学历为主，占62%。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10.5%。这些农民工处于生育期，平均工资月收入为2049元，无法融入城市，而他们的下一代据估计有1.2亿左右，他们的生育观与未来一样，捉摸不定。生活越惨淡，脱出常轨的选择可能性就越大。一旦经济景气下行，就会影响到就业。笔者目前正在通过一定管道进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生育状况调查，到时公布结果，可以肯定，生育两个或以上是主流。

按照一般城市化理论，进入发达地区的新移民，可以通过劳动在自己这一代或者下一代融入当地社会，在薪酬、教育、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的原住民保持一致。中国的现实是，由于户籍限制、由于当地政府担心抬高城市运作成本、由于大量人口希望进入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农民工子女在大城市接受公平教育存在巨大障碍，存在贫困代际传承现象，让农民工的下一代接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观念恐怕并不乐观，社会不公、牺牲一代农民工利益使中国经济大发展，也使这一代农民工及其后代成为边缘人。因此，以国外的城市化进程看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中的生育变化、消费变化，是不客观的。

媒体一方面在报道不婚不育的丁克家族，另一方面又在报道两个80后年轻人同居四年生育四个孩子作为牟利工具，这些极端案例的存在，是中国生育状况多元化的征兆。较为明确的是，相当大一部分社会边缘人、占据中国财富80％以上的高净值人群的生育的观念行为有待进一步评估，这个群体的绝对人口数量并不低。其它国家、其它地区的发展过程无法直接应用于这些群体，不能匆忙得出生育率会随整个国家GDP上升而大幅下降的结论。

似乎有模型支持放开政策，生育率也将下降的理论。如果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全国范围的生育率也会继续下降？目前主流的人口模型可能存在一定问题。

近日，蔡泳教授在接受BBC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时引用了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用贝叶斯方法作出的最新成果。在“Bayesian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all countries”一文中，研究人员设计一个随机模型，针对过去几十年的数据来确定模型参数，进而用计算机对各国的将来人口作重复模拟，以得到其分布图。其中关于中国的大致预测是，将来五十年内，中国生育率会从当前的1.6逐渐上升，然后徘徊在2左右。该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力。按照论文结论，是否实行一胎化政策对于客观的生育率没有本质上的影响。

这一结果首先说明，国际主流学界认可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6，而不是1.18。其次，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为2，而不会出现所谓的人口坍塌现象。

总和生育率为2，依然是个较低的数据。在接受这一结论前，我们必须检视该贝叶斯模型的假设条件，以及有关中国国情的考虑。

所谓贝叶斯方法，是统计学近几十年流行的一门学派，其宗旨是利用观测到的数据来对先验分布的假设作出修正进而得到一个后验分布。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贝叶斯方法会不断的利用最新的观测数据来修正对将来的估算。

解释贝叶斯公式最简单的例证，是医学上关于检测实验结果的一个经典问题：假定某一病症在人群中的发生概率是千分之一（所谓先验概率），设想一种检测方法，应用到某个可疑目标之后如果结果是阳性，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该目标对象就患有该病症呢？

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检测方法是百分之百准确的，检测结果阳性不等于已经给病人命运作出宣判。贝叶斯公式给出了计算后验概率的明确答案：在上述检测案例中，假定健康人中会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验出假阳性，那么当一被随机抽检的人，结果为阳性并且多次检测后确定有该病症的概率并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会低至百分之十，这就是所谓的后验概率。

即使在统计学界，贝叶斯方法也有相当大的争议。在上述案例中，前提条件非常苛刻，在现实在难以应用。如果考虑到前来检测的病人多数已经有了些许病状，或者属于该病症的高危人群，仍然使用普通人千分之一的先验假设就不合理。应用到人口统计中，强制实行节育的国家、有多子多福传统文化的国家，放松政策后，反弹的力度可能很大，生育情况可能更接近于倡导优生优育的印度与巴基斯坦，而不是日本、韩国等国家，这些国家在彻底放开生育后的总和生育率，才说明了国民真正的选择。

贝叶斯方法在应用中常常左右为难，因为先验概率过于依赖前提假设，结论常取决于使用者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合理的假设经常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实际运用的贝叶斯统计方法中，各种假设更让人难以分辨。至于华盛顿大学的该篇人口论文，我们没有看到直接针对中国国情所做的假设，对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城市化特色均无分析，所以无法对这一结果采取照单全收的态度。使用贝叶斯方法，应该由深入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通学者，在尽可能接近中国现实的条件下，设立前提条件，全面的分析和运用实际模型。而不是把中国与日本、韩国、中东等地一视同仁。

退一步说，即使是贝叶斯方法成立，即使按照乐观的估计中国城市化与经济转型成功，生育趋向理性，未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而不是更低。

讨论人口问题，是为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后代前途秉持负责的态度，我们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让后代承担我们不负责任的后果。综合考虑，笔者认为，目前优生优育仍需执行，人口总量控制实属必须，而目前的计生执法有待调整，杜绝以血腥的办法减少人口，杜绝计生机构成为生财机构，而代之以人性化的、结构控制的优生优育政策。僵硬的一胎政策有待商榷，至于实行两胎政策，还是谨慎地、局部地、根据特定人群试点性展开为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email protected]

——并答复诸位反驳者的观点

此文是我人口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

首先声明，此组文章意在引发对人口问题的理性探讨，并不是要像文革一样非得拚个你死我活，以极端的言辞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和平而开放的态度并不意味着立场的摇摆，笔者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笔者反对计生部门敛财与非人性的手段，但在现阶段，中国仍需要实行一定的人口控制。明智的理性与人权的呐喊互相激荡，才能产生光明的未来。非智将引来暴力，而非人权。笔者捍卫人权，因此呼唤理性、平和与开放的态度。任何煽情，均非笔者本愿。

在人口学领域，需要继续探讨的是，各种调研数据是否详尽？经济、历史、文化与宗教的影响如何？还要深入讨论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人口趋于稳定，可以放开二胎，目前的现状又如何？对一胎化政策的准确评估已成当务之急，准确的评估才是政策调整的基础。笔者及助手作了小范围的调查，在本文公诸于世。

以尊重的态度，笔者一一阅读了诸位反驳者的观点。

易富贤先生坚定鼓励人口增长，言论自由是他的权利，但论证复杂的人口问题，其数据不应是选择性的，不顾反例的存在、在诸多数据中只采用1.18的总和生育率作为重要证据起码失之审慎。而其在方法论中，使用直线拟合回归方法，将使研究失去统计学基础。至于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第二篇文章《中国人口政策的“敦刻尔克时刻”》，除了不恰当的历史比附，与重复人口坍塌的危言之外，没有任何新证据，也没有显示可信的研究方法，笔者不予置评。

梁建章先生从资源与环境的角度反驳了本人的观点。笔者确实认为，从现实局部调查中，“贫困群体与高净值群体倾向于高生育率”。在高净值人群中，生育率反而较高，这点没有异议，另一个观点，也是很多人的观点，认为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农村年轻人生育率在下降。与父母辈相比，这没有错，但下降到多少是个临界点，则需要仔细考察，从目前调研看，即使没有放松政策，常态是每户家族的孩子在两个左右。

对资源上的过度乐观，笔者不能苟同，是的，也许未来几十年，新能源技术在中国会成熟，并且成本低到足以供应千家万户，随着经济层级的提升，中国的能耗将下降。但笔者并不认为，放开人口出生率有助于中国能源问题的解决。多年的奔波让笔者看到了太多的环境污染，看到了为解决能源未来安全性莫测的大工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金沙江拟建25座大坝，中国的两条母亲河黄河、长江污染严重，生命力枯竭：一条时常断流，另一条则成为静水。各位读者可以参看NGO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从2006年开始发布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以及2007年底推出的中国空气污染地图。随着生活水准的上升以及消费意愿的增加，即使企业能耗下降，个人能耗将持续上升，能源尤其是水资源将扼住中国发展咽喉，笔者绝不敢乐观到认为一切环境问题都将水到渠成地自然解决。人口与能源、人口素质较低与能耗较高是目前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建新先生则指出，人口并非经济的负担，有时候会成为优势。当然如此，高素质的人口不会成为负担，但人口素质的上升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人口数量存在临界点，到过印度或者巴西庞大贫民窟的人，很难认为庞大的人口数量不会对人口的素质造成威胁，当大量人口被导入时，教育等资源跟不上，可能发生一系列的后续负面效应。在这方面，美国的一些关于低收入阶层犯罪、教育等调研结果，可提供重要参考。

至于人口结构问题，是众所关注的焦点，从房地产开发商到零售企业，都在关心中国的人口红利。笔者的疑问是，能够以更多的人口保持合理的结构吗？目前的红利是否会造成将来的负担？中国大规模引进机械设备，会在未来用工方面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无法忽略中国技术培训的低效，与经济初步发展时对劳动力剥夺式使用，造成人口素质提升不快这一现实。从笔者以往引用的数据看，中国普通劳动者退休年龄过早，而妇女就业率迅速下降，同样造成了中国劳动力结构的畸形。

至于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减贫中的作用，是否因为如李建新先生所说“在未来10、20年里，‘裹挟’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余威”，笔者对此持严重怀疑态度。拥有人口红利的地区，并非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释放市场力量的结果，而非在50年代鼓励生育的结果。

蔡泳先生的文章是对笔者引用不全的不满。表示笔者在引用其观点时并非“接受BBC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而是“请我估计‘如果没有实行一胎化，中国的人口增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实际上，蔡先生应该首先向BBC表示不满，因为BBC是在关于中国老龄化这一大题目下作的采访。笔者引用的韩国的数据，引用自一份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的结论就是如此。

至于对贝叶斯模型，笔者确实写到该方法在使用中假设前提设置的困难，在此再加一些说明。联合国人口部门与华盛顿大学合作的一系列论文，概率统计方法包括贝叶斯方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工作大多以一个概率分布为结论，给出各个区间范围的可能性，并没有给出对将来人口数或者出生率明确、决断的预测。相对于用一两条曲线进行的预测，这样的态度要严肃得多。

至于贝叶斯方法的运用，如前文所述，先验概率的选择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在Alkema等作者的模型中，先验分布取自世界各国已有的数据，进而以特定国家的数据加以修正，得到后验分布，然后再作数字模拟。至于各国的文化、经济特征，在这些模型中并无直接反映。各文化体与经济体的情况，存在极大差别，在一地吻合度高，在另一地未必吻合度高。相对这些国家，中国情况一是人口数量级不同、二是有特有的地域、社会差异，当用别国数据作为先验概率、而本国数据可靠度不够时，得出的结论就值得探讨。无一种人口模型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笔者并不排斥贝叶斯方法，但希望有学者进一步考量中国的特殊情况，设置新的先验概率，而非仅仅对参数作调整，好的模型将在政策后果的沙盘推演上发挥积极作用。

笔者与助手刘婉真调查了河南省西华县高营村以及附近居民的生育状况，共122户，包括姓名、出生年月、胎次间隔、性别。现将大致数据列于文后：

194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8个子女的为两户家庭，占比10.5%；7个子女的有3户家庭，占比15.7%；6个子女的两户家庭，5个子女有两户家庭，分别占比10.5%；4个子女为5户家庭，占比26.3%；3个子女为两户家庭，占比10.5%；2个子女为3户家庭，占比15.7%。没有独生子女家庭，没有无子女家庭。女性后代共37人，男性后代共50人。

1980年代出生的人，先后进入生育期，目前生育3个子女的有1户，占比4.3%；生育2个子女的有11户家庭，占比47.8%；有11户独生子女家庭，占比47.8%，没有无子女家庭。

从表面上看，80年代独生子女家庭较多，但问题要分开看：70后与80后仍处于生育旺盛期，生育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独生子女家庭集中在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从调查结果看，生育意愿极少低于两个孩子，与70年代趋同。

从该案例可以看出，如果维持40年代到60年代的出生率，该镇将发生小规模的人口爆炸，该地的经济与资源难以负载。主张彻底放开生育、回到50、60年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同时，可以看出，当地年轻人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过度追求多子多福的现象减少，生育质量、孩子的未来被提上议事日程。一旦放开生育政策，生育率会反弹到多高，是否大家在满足了两个孩子的生育意愿后，不再生育，目前确实需要小规模试点以求得实证。

感谢围绕人口问题系列文章的探讨，以及对我理性反驳的诸位，让人口问题的探讨继续深入。笔者有习惯，到各地询问经济数据时，会询问人口数据。小规模的调查还在进行，因尚未完成，暂不公布。可以告慰认真的读者的是，作者同样认真，并且希望以最大的坦诚与专业探讨精神，面对敏感的人口、经济议题。

谨以此结束此系列文章，关注还将继续。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叶檀女士不久前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一文，对近年来民间反计划生育的人口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我看来，其最有力量的论点是：“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2010年的水平）计算，2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将达到16.5亿；一旦增长率恢复至2.3％（1990年前后的水平），那么2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0.485亿，到那时，中国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寻找资源空间了。”她这种只提出生率不提死亡率的计算，当然对人口增长率有夸大之嫌。这方面的是非，还是请专家们来澄清。不过，但她至少提出了中国的生态是否能承载过多人口这一问题。这是所有批评计划生育的人都必须面对的。可惜，她文章的结尾未免画蛇添足：“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我们不能指望美国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对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痛痒、主张放开生育的人。”

既然叶女士最后把文章落实到如此个人的层面，我也不妨自我“八卦”一下，希望帮助大家摆脱这样的个人意气，以平心静气地分享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我自己长年生活在美国，虽然不是“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大概七八年前，我在中国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整版的“新人口论”，提出人口过剩恐怕不是未来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大的挑战，也许是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老化。在此之前，我一直坚奉计划生育之必要，到了美国更是如此，那时我认为：中国的人口如果能降低到二亿，就能大致享受美国的生态！象许多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我觉得美国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攻击太离谱儿。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一些骇人听闻的具体措施，而是计划生育理念本身。

但是，2002年联合国的人口报告，修正了传统的人口预测，揭示出世界人口有可能萎缩，人口老化成为新的挑战。美国学者也随之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如Phillip Longman的《空空的摇篮：出生率下降是如何威胁世界的繁荣以及我们如何应对》（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和Ben J. Wattenberg的《更少：人口下降的新人口学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的》（Fewer: How the New Demography of Depopula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还有Nicholas Eberstadt在2003年的《2003-2004战略亚洲：脆弱与危机》（Strategic Asia 2003-2004: Fragility and Crisis）上发表的论文：《人口趋势：亚洲人口趋势的战略意义》（Demographic Trend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 Demographic Trends）。通过对这些研究的阅读，我意识到人口老化是一个在中国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对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命运都有着重大影响。这就是我写“新人口论”的动机。

时隔不久，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易富贤先生来信，对我的文章讲了许多过誉之辞，并自报家门地介绍了他的《大国空巢》。我这才意识到他在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这些年来，他也一直成为反计划生育和“多生论”的代表人物，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让我自叹不如。我相信，叶女士的文章主要是针对易富贤的观点的。其实，我个人在“新人口论”上的观点已经略有松动。虽然我依然反对计划生育，但对于中国的制度和生态能否支持那么大的人口非常疑惑。在微博上，我有时也和易富贤唇枪舌剑地交火，甚至说他他的人口理论过分“原教旨”。

在立场上处于叶檀和易富贤之间，使我免于读了叶檀的文章就对号入座，同时又觉得自己对双方可以进行客观的批评。在我看来，人口理论在中国还比较新，需要多学科的视角，大可不必以论者的生活环境作为谈资。不错，易富贤先生确实生活在美国人口稀少的州。但是，许多“过来人”都知道，这样的经历往往会强化中国人对控制人口的信念。因为对比太强烈了！大家的本能想法就是让中国有美国这样的生态。我在2004年以前基本就是如此。我承认，一个人的观点很难不受到其生活环境的影响。但这不仅未必使其观点丧失信誉，反而可能增加了其观点的价值。毕竟他可能看到了在我们的环境中看不到的东西。我们最好承认：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这种环境既能限制人的视野，也能给人以洞见。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应该鼓励大家从自己生活环境的视角提出独特的看法，并意识到自己的视角的局限性，而不是一见别人的生活环境不同就宣告对方“可以休矣”。

为什么易富贤的生活环境对中国有意义呢？生活在美国人口稀少的州，倒未必让他“站着说话不腰痛”。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人口急剧老化的西方工业社会。即使美国的老龄化远远赶不上欧洲日本，但随着“婴儿潮”步入退休，“社会安全”等基本的福利制度面临破产，这仍然被认为是削弱美国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不能不说，西方在这方面先走一步，也比中国早一些感受到了切肤之痛。易富贤的许多学说，也确实受了这样的“生活环境”的影响。或者说，他的人口理论的“问题性”，深深地被西方人口老化研究所塑造。

试问，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中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前二十年，大家都意识到人口过剩在环境、资源等方面的代价，但基本没有意识到人口老化的代价。我在七八年前写“新人口论”时，中国公众在这方面也基本上没有意识，乃至我个人频频为此遭到谩骂。只是到了最近，或者说事到临头，中国在这方面的公共意识才有所觉醒。但是，人口老化的挑战，需要一个社会提前进行准备，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尊重来自不同生活环境的视角的开放社会，比固执于单一视角的封闭社会更有竞争优势。

除了情绪化地贬低论辩对手的生活环境外，叶女士对宏观历史的引述也过于随意：

“中国历史上朝代之初，人口都由平缓的增长之后，进入爆炸性增长阶段，短短两三百年间，随着土地兼并与人口增长，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胜负荷，进入新一代的朝代循环期。当时，没有基于科学与人性的人口主动控制，只有通过瘟疫、朝代更替与局部战争残酷的屠杀、社会动乱以减少人口。比如欧洲黑死病、太平天国的局部战争、三国时的战争等，根据维基百科，黑死病减少了欧洲30％到60％的人口，全球人口减少7500万到1亿之间；根据大英百科，中国太平天国战争居然死亡了2000万人口，令人难以置信。”

这不过是把历史上若干巧合的事实加以堆积，其间并无什么逻辑关联。

先以黑死病而论。14世纪中期黑死病爆发前，欧洲确实达到了人口顶峰，而且早在14世纪初期，就时有瘟疫、饥荒，生态危机确实已经呈现，但是，这并不是构成黑死病爆发的原因。目前学界最为认同的原因，恐怕还是黑死病是随着贸易船队传入欧洲的。事实上，后来虽然欧洲人口减半，但黑死病仍然不停造访。难道我们可以由此证明自由贸易有害吗？叶檀在此似乎没有意识到：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并非一锤子买卖，而是人多时也来，人少时也来。

至于中国的王朝继替和人口起伏，确实有些叶檀所指出的表面相关性。但她未免倒因为果。一个王朝覆灭时的暴力，当然会导致人口大幅度下降。这里的原因不是生态报复，而是政治失序。等新王朝恢复了和平，人口自然会反弹。也就是说，并非人口增长使“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胜负荷”才导致了王朝继替。没有证据表明，如果中国人口不那么增长，蒙古和满清就不会入主。就我研究的江南地区而言，从南宋到太平天国前夜，人口增长数倍（如果我们接受从十三世纪初的800万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的3600万的估计的话）。如果江南能够支持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口，在此之前怎么会仅以四分之一或一半的人口就使“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胜负荷”？另外，叶檀从人口史的观点提出，清代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千分之五，两百年间可以增长2.71倍，属于“人口激增”。1949年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2％，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爆炸”。我对她的表面结论并无太多异议。但是，她是在比较前工业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她忘记提醒读者，工业社会的增长远高于农业社会的增长。

以我个人的卑微之见，如果叶檀摆脱了个人意气和对历史的随意引用，则可以集中讨论她最有价值的洞见：中国的生态环境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人口？超载之后会怎样？近年来我渐渐修正了自己在人口上的看法，并和易富贤时有观点上的冲突，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易富贤的理论是直截了当的：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人口必须维持代际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老无所养。维持这样的代际平衡，妇女的生育率至少要在“替代水平”以上。这个“替代水平”，在发达国家在2.1左右，在发展中国家则高达2.5-3.3。也就是说，平均每位妇女所生的孩子，足以替代她和丈夫去世后的位置。在考虑到孩子成长过程的死亡率后，每位妇女总需要两个以上的孩子才能维持替代水平。问题是，如果中国的生育率维持这样的水平，二三十年后中国的人口将是什么规模？中国的制度和生态是否能够支撑这样的人口？

许多中国人对美国的生态环境艳羡不已，觉得比起中国来美国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其实，即使美国这么点人口，已经使生态不堪重负。最近因为北京大水，我对雨水之害进行了一番跨国研究。其中对美国的若干发现颇为惊人：根据“全美水质储备”（National Water Quality Inventory）收集的数据，在2002年评估的水域中，有45%的河流、47%的湖泊、32%的支流、87%的沿岸海域、51%的湿地、91%的大湖沿岸水域、99%的大湖区开放水域的水质达不到各州所制定的水质标准。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显然，从环境的角度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人口增长作为正面价值。

遗憾的是，叶檀女士一方面“不支持不人性的计划生育”，另一方面又主张“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她对自己支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政策，完全语焉不详。 这就涉及了一个更为原则性的问题：政府是否有权力下令某一些人不准出生？

2002年联合国的人口报告，指出了另一个事实：计划生育并非控制人口增长的唯一手段。经济的增长、城市化的加速、妇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养育孩子费用的飙涨、“社会安全”等福利对养老的制度保障，都会大幅度提高妇女生孩子所牺牲的机会成本，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这一规则，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港台、新加坡等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地区，都不例外。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看，如果不搞计划生育，而是废除户籍制度，鼓励城乡流动，给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提供更多的进学、就业的机会，完善养老制度，人口增长恐怕会得到更为自然的控制。政府的角色不是命令谁能生谁不能生，而是给妇女提供更多的服务，包括避孕和教育上的服务。唯一合理的“计划”，是家庭自己的“计划”。

另外，把许多问题不分青红皂白地推给人口，已经使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吃到了许多苦头。叶檀女士先假设了二十年后中国人口二十亿这一不可接受的数字，最后落实到“计划生育必须实行”的结论。在我看来，这不过是计划经济旧思维的延续。韩国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03人，荷兰为496，日本337，英国256，德国229，中国141。即使中国的人口达到20亿，也还达不到英国、德国的密度，何来去火星找资源之说？许多中国读者大概不会注意到：比中国落后得多的印度，人口密度比中国高一倍还多，达到每平方公里382人，而且还在持续增长，马上要超越中国而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印度固然问题很多，但大部分研究印度的经济学家把这样的人口增长当作印度未来几十年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日本的人口密度也比中国高出一倍多，但大量国土仍然被人迹罕至的森林所覆盖。不久前还有报道说，北海道因为找不到人住，政府居然对迁去的居民免费赠送土地。事实上，人口过剩在明治时期就成为日本的心病，乃至许多人觉得不扩张就没有出路，虽然那时人口不过三千多万。但如今日本以接近1.3亿人口居然能维持这样的生态。以我个人有限的见闻和知识，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能够达到日本的水平，那么以现有国土维持20亿人口，生态环境和生活水平恐怕仍然会高于现在。

当然，当“现代中国文明”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现代日本文明”的水平时，我们不能根据这样的假设行事。这是我反对易富贤的“多生论”的理由之一。中国的制度文化，使得中国无法更有效地利用环境，使发展对环境的冲击多大。这也使得中国生态的人口的承载力小得多。进入这样的现实，叶檀假设的“二十亿”就确实成了不可承受的数字了。

但是，更有益的发展路径，是使“中国文明”的水平逐渐接近“日本文明”。在这方面，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当然会有很多无助感，自己很难对现行政策有多少贡献。但是，我们能有建设性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就在于把各种发展模式隐含的代价讲清楚，提高公共在这些方面的意识。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至少有两代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政府告诉你，如果不计划生育，到某某年人口就会达到多少多少。大家惊恐之余，就都拥护控制人口。然后有了钱就买车、住大房子，充分享受“人口红利”，再看着满街的拥堵和污染的空气叹息：人口实在不能再多了！至于老了后孤苦伶仃地住在那大房子里、打电话叫救护车也无人理会的未来，则还顾不上想。如果公众意识到：即使是为了老有所养，中国也需要多一点的人口，政府没有权力控制妇女的子宫，我们都要想一想生态必须承受二十亿人口的现实。在这样的假设下，中国人也许就更愿意现在委屈自己一点：住小点的房子，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事实上，许多中国人到日本后才惊叹：没想到日本人收入那么高，但住得是那么挤！

所以，我觉得叶檀和易富贤两人的生活环境都在人口问题上为他们提供了可贵的视角。我希望叶檀多给易富贤讲讲：中国的制度、文化水平是如此之低，使得生态的人口负载量大打折扣，人口增长非常危险。我也希望易富贤对叶檀讲讲：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谐、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人口老化已经到了许多老人叫救护车都没人接电话、救火警察等基本公共服务都找不到人的程度，而穷得多的中国，老龄化速度和日本基本一样，等着60后、70后这代中国人的老年前景将是什么？这样，中国公众就可以把人口增长和不增长的代价都看得更清楚，然后自己去作决定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本文编辑：魏城）

叶檀女士多次发表文章，呼吁中国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很多网友要我反驳她，我一笑了之。2012年08月14日叶檀再次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文章《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一）》。在文章结尾说：“我们不能指望美国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对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痛痒、主张放开生育的人”。既然叶女士挑上门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只好写几句。

叶檀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受该校人口史教授葛剑雄、曹树基的影响很大，比如她最近这篇文章中说：“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是当代中国研究人口史最权威的著作，曹树基先生撰写其中四、五卷讨论明清时期人口，可以窥斑见豹。”她引用葛、曹的人口资料以说明继续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曹树基认为明清时已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为避免马尔萨斯陷阱，中国就应实行计划生育。李中清和王丰教授不认为中国清朝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曹树基反驳说：“面对李中清等的新理论，学者们不仅需要重写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甚至还得重新认识奠立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我在《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期）中反驳了葛剑雄、曹树基对清朝初年人口的观点。

叶檀说：“据人口专家测算，中国2006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一对夫妇一生生孩子的数量）由1.8左右上升到1.87，如果从此以年均0.02的小幅反弹，到2020年将比14.5亿的控制目标超出2900万人。”

叶檀女士可尽管放心，人口专家的测算从来都是错误的（1980年以来就从来没有准确过），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了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1.18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差不多一半。

叶檀说“由于环境稳定，以及政府鼓励……人口从1949年的5.4亿上升到（1960年代末）惊人的8亿多。我们难以忘记惨死夹边沟的右派们，但在那个人口狂野增长的时代，因为人口增长，人命反而廉价，人的尊严可以忽略不计。个体的生命价值是有意义的，当人口变成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个体的生命被尘埃掩盖。”

其实1949年后中国人口增长并非是“政府鼓励”，事实上当时中国人口增长是与世界同步的，1950年、1970年、1980年中国人口都只占全球22%，当时的生育率也与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高。中国人口增加是因为死亡率的下降，是“死的少”，不是“生的太多”，是由于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35岁延长到1970年的63岁（2010年的世界银行资料）。恰恰是当时存活的人口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人口增长，人命反而廉价”也并非事实，美国人口增长率比中国和欧洲要快，不见得美国的人命就更廉价。

叶檀说：“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计算，2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将达到16.5亿；一旦增长率恢复至2.3％，那么2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0.485亿，到那时，中国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寻找资源空间了。可见，就指数式增长而言，一旦增长率突破某个范畴，将是爆炸性增长。”

显然，叶檀是将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混为一谈了。

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如果叶檀的1.2%是出生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死亡率已经是0.714%了，那么自然增长率只有0.486%（1.2%-0.714%=0.486%，今后还将不断下降），还低于叶檀所认同的0.5%。

如果叶檀的1.2%是自然增长率，那么2011年的出生率是1.914%（1.2%+0.714%=1.914%），以统计局公布的134735万的总人口计算，2011年出生人口应为2579万（134735×1.914%=2579），远远高于2010年人口普查的0岁人口1379万；套用2010年人口普查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出生人口为2579万的话，生育率应该为2.37，是2010年普查1.18生育率的两倍。叶檀的一个数据就将耗费80亿元、800万普查员参与的人口普查撕成碎片。

要达到叶檀所说的“增长率恢复至2.3％”，那么2011年的出生率应是3.014%（2.3%+0.714%=3.014%），出生人口应为4061万（134735×3.014%=4061），那么生育率应该是3.7。中国历史上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是大跃进之后的1963年（补偿性出生高峰），根据1964年的普查，1963年出生人口也只有3025万。印度历史上年出生人口也从来没有超过3000万的。

可见叶檀的理论是建立在错的离谱的人口数据和分析的基础上的。在认识到这个关键的错误之后，叶檀的系列人口文章还写得下去？当然如果她如宋健、程恩富、李小平那样希望将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5亿、3亿的话，那就别当他论了。

出生率和死亡率是动态变化的。孩子是母亲生的，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15-49岁总育龄妇女在2011年达到顶峰后开始负增长；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2/3的孩子是该年龄段妇女所生）也是在2011年达到1.14亿的顶峰后，在2012年开始快速减少，到2032年只有0.65亿（比2011年减少43%）。意味着即便能保持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出生率也将急剧下降。

而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已经由1980年的626万增加到1990年的763万、2000年的813万、2011年的960万。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低方案（中、高方案每年死亡人数略多一些），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增加到2030年的1350万、2050年的1862万；死亡率将增加到2030年的10.24%、2050年的16.34%。

出生率将不断下降，死亡率却将不断增加，自然增长率也将不断下降，中国人口已经在负增长的边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从1987年的16.61‰几乎直线地下降到2011年的4.79‰。中国年增人口也是几乎直线地从1987年的1815万下降到2011年的644万。

下表：中国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年增人口

将1987年到2011年的自然增长率进行直线回归拟合，以年份为X坐标，以每年自然增长率为Y坐标，拟合方程如下：y = -0.5125x + 1033.5，拟合优度（R2）达到0.9473。以这个公式推算2011年以后每年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将在2017年开始为负值。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13.4735亿人口计算，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6年达到13.56亿的顶峰后，于2017年开始负增长。

将1987年到2011年的年增人口进行直线回归拟合，以年份为X坐标，以每年年增人口为Y坐标，拟合方程如下：y = -52.761x + 106561，拟合优度（R2）达到0.9588。以这个公式推算2011年以后每年年增人口，年增人口将在2020年开始为负值，也就是中国人口在2019年达到13.65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低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6亿顶峰后，于2018年开始负增长，将在2100年降低到5亿。其实联合国的低方案对中国来说还过于乐观，比如联合国认为2010年中国生育率为1.64，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用2010年的人口结构和1.18的生育率进行预测，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4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如果2010年后生育率能够提高到1.3，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9年达到13.5亿顶峰后开始负增长。

下图：根据1987-201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增人口推测今后人口变化

可见，中国今后面临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坍塌。要让中国人口维持世代更替（以保持经济的繁荣），生育率需要达到2.3左右；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丁克等人群的存在，需要主流家庭生三个、部分家庭生四五个、部分家庭生一两个孩子。如果有人选择自己单身、不生或只生一个孩子，无可非议（当然需要缴纳较高的社保金，因为社保是靠人口传承来维系的），但也请不要剥夺别人生孩子的权利。

（注：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如说常识无需强调，那么可能是错觉，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当谬论已经环行半个地球之际，真理才刚刚动身。

人口问题即是如此。笔者曾经在此前专栏《计划生育罪与罚》中已有论述，无论经济合理性还是人性角度，计划生育政策都需要反思。

一国人口，不仅关系民族未来，亦关系个人权益。当前一方面人口形势面临诸多转折点，政策势必有所改变，人口专家亦奔走呼吁；与此同时，公共空间也需要更多观点争鸣，FT中文网也刊登出不少观点互异文章，具体可参见人口专题，也会继续邀请专业人士继续展开有意义讨论。

因历史与人为等因素，中国人口问题在现实中变得极为复杂，尚有不少扭曲的刻板印象需要纠正。笔者并非人口专家，卑之无高论，学界对此已经有不少研究与共识，尤其放开“二胎”政策；但是如果一二常识尚值得强调，亦甘冒跨界评论之名。

关于中国，第一印象就是人多，有“头号中国通”之称的学者费正清也在其名著《中国：传统与现代》开篇即谈“关于中国，西方人起码应该知道，首先它是一个人口大国”。

这一描述，也与国人从小所受宣传教育及现实所见人山人海大致符合，因此不少大众直观感觉就是中国不缺人——但是须知，人多并不等于劳动力多，而经济增长所需“人口红利”则来自适龄劳动人口的贡献，且不提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老年化压力。根据联合国数据，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接近1.3亿人,到2050年，估计为到3.32亿人，届时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而养老问题将空前严峻。

除了中国不缺人之外，不少公众以及评论者更对人口增多可能带来的资源紧张充满恐惧感。这一情结的源泉，理论上源自马尔萨斯以及马寅初等人理论，感性上则与中国过去的贫困多舛集体记忆有关。

古代经济，人口的确是重要的变量。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前提条件是土地的供应弹性有限，而土地作为古代农业经济的主要投入，其有限数量约束了经济总产出。当人口增长超过土地增长，以至于人均产出随人地比例而不断降低，马尔萨斯陷阱即凸显。

历史上，欧洲多次发生马尔萨斯循环，中国也难以豁免，甚至以更加惨烈的形式呈现：伴随着王朝兴衰，中国人口往往呈现巨幅震荡，政治不稳定带来人口死亡，每每以减少30%甚至50%的情形周期性惨烈上演。

一般而言，人口引发的周期是如此演进：第一阶段，王朝兴起，人口稀少，人地比例很低；第二阶段，战乱之后，人均收入快速越过生存水平，人口加速繁衍；第三阶段，随着人地比例大幅上扬，马尔萨斯陷阱凸显，人均收入降低，王朝治理水平的降低往往很容易导致极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被推低到生存线之下；随后，第四阶段社会崩溃，天下大乱。

如此，一个轮回重新开始，所谓“治乱循环”。

形成对比的是，以工业经济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不仅空前丰富了人类物质财富，也重塑了上述政治形态怪圈。现代经济中，土地不再构成对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约束，经济发展水平更多地取决于技术水平，而不是土地数量。换而言之，只要技术水平提升，人均收入往往可随之上扬，与人口数量关系并不绝对。

更为历史地考察，在数百年前，东西方人均收入差距并不大。明末清初的生活品质，甚至被认为超过美国；但是从1700年之后，东西方收入开始出现重大差距，这也是彭慕兰等人所谓的“大分流”。

根据经济学家麦迪逊等人数据，1820年，美国的人均产出大概是中国两倍；此后，双方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一路攀升，最高攀升到数十倍，差距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达到顶点。

原因何在？1820年往往被认为工业革命的一个节点，东西方不同走势，并不是源自人口差异，而是源自技术变化——当中国还在农业社会的土地产出递减的怪圈中继续时，西欧已经通过制度改革步入现代社会；而中美人均收入差距顶点，也在于中国经济届时已经折腾到底线，而美国则一百多年间继续积累财富，须知复利的效用极其可怕。

换而言之，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西欧以及西欧衍生国在人口大幅攀升的同时，实现了人均收入的大幅上扬；反过来看，中国等成功的赶超型经济体，在20世纪通过开放加入全球化分工连接之后，获得了先进技术等后发优势，对西方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开始奋起直追。

由此可见，也不必过分迷恋人口红利。如果没有制度红利，那么人口红利只能被白白浪费，就像60、70年代的中国一样。人多力量大，比起人多是祸害，或许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

综上所言，人口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束缚，甚至是发展的重要帮助，如此境地，当前中国可以改变什么？现实很无奈，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现在即使全面放开人口政策，也很难改变中国此后步入人口老龄化的颓势。

从数据简单来看看，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中国201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18，注意这一数字尚且不包括死亡率——如此水平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其结果必然导致不远的将来人口高峰到来之后，迅速减少；从历史来看，计划生育的有效性也值得推敲，中国的生育率在60年代达到峰值，此后一直下降。

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也不乏主流人口学家呼吁奔走，为何人口政策却始终纹丝不动？笔者认为主要源自两个原因，其一源自人们观念受限于种种似是而非的“传统智慧”，譬如笔者刚论述的人多恐惧症。

“传统智慧”这一概念源自经济学加尔布雷斯，他认为传统智慧特点在于可接受性，通过频繁的重复也很容易得到听众欢迎，甚至令人愉快，有助于维持社区连续性；但是它的敌人是事件的发展，它于其解释的世界并不相容，“理念天生具有保守性。它们并不会屈服于其他理念的攻击，只会屈服于无与争锋的大规模进攻环境。”

并非人人都天生喜欢改变，因此有人重复传统智慧，就必须有人打破传统智慧的观念囚笼。就人口问题而言，也就是当经济已经由农业经济变为工业经济甚至后工业经济之际，过去人口过多的历史教训就是一种过时的传统智慧，并不适用于今天——换而言之，就是约束条件已经更改，其结论自然需要重新书写。当理论不符合现实之际，是修改理论还是修改现实？

观念之争，除了观念迥异，还有立场之别。人口政策，除了秉承“传统智慧”，第二障碍在于利益。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组织，一旦被创造之后，必然具有衍生性，为寻求自身存在寻求合法性以及合理性；人是理性的，官员也不例外，很多重大改革被搁置，源自于此。

回头来看，人口是否可以“宏观调控”？很难，因为无论人为地管束还是人为地鼓励，都显然是过于相信官僚理性对于复杂世界的支配能力；无论节育还是鼓励生育，显然教育等手段更为合理有效，而非人性或者不人性的计划生育。

经济学讲求理性，也是一种格物致知，历史上不少看似自私的动机改善了人类福利，而更多看似友善的行为却可能铸就人间地狱。人人都是经济人，群体在误导下可能会一时盲目，但是大部分情况之下，请不要过分低估普通人的理性能力。

我们惯有的思维特征之一，就是迷信计划。车多了就限行，房子少了就限购，人多了计划生育；但计划干扰市场必然带来寻租行为以及黑市交易，进一步导致公正的缺失，过去只是城里人剥削农村人，体制内的人剥削体制外的人，如今演变到已经出生的人或要集体剥夺了某些还没出生的人的生存权。

国家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如何谈得上人性的计划生育？被剥夺生育权的人群，如何谈得上有尊严、体面的生活？换而言之，每一个孩子是否应该出生，其日后生活是好是坏，其父母应该比其任何机构以及评论者，更有发言权。

林林总总错误与悲剧，无论是强制引产之恶还是失独家庭之痛，无论是人口增长塌陷之忧还是深陷老龄化之苦，等等，与其说是人口之殇，毋宁谈是民族之殇。姑且不谈当下政策造成的未来人口减少的诸多现实难题，退一万步说，即使没有研究证明放开人口政策具有经济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就真的铁下心一条路走到黑？万物之上尚存未知，工具理性之外还有价值理性，自由应该是衡量发展的终结目标，如果我们的发展长期建立在抹杀人性的基础之上，注定难以牢靠，这样的发展模式总有一天会掉头反噬掉今天取得炫目辉煌。

一言以蔽之，当前放开人口政策，并无助于帮助中国经济重拾有如往昔的人口红利，却有助于挽回当下岌岌可危的底线；而任何社会的涓滴进步，离不开底线的不断抬升，即使是细微的进步，就像一个老气而俗的段子：退潮时的沙滩上有无数搁浅的小鱼，一个孩子不断地把鱼扔回大海；大人笑他，拣几十上百条归海有何用，毕竟不能改变所有鱼的命运，谁在乎呢？孩子说“这条小鱼在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兼答叶檀女士《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

笔者近期关注了FT中文网站开辟的人口专题，发现有许多不少精彩观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对话平台。因为人口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不同专业领域学者全面深入地讨论人口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不过，既然主题是人口，那么应该有一些人口共识以便于在一个平台上对话。这些共识（公共知识）包括人口统计指标的正确理解应用以及人口自身变化规律的了解。

我同意叶檀女士关于当下中国“人口与制度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两大关键要素”的判断，但是对于中国人口问题，充满着诸多误读误解，非常有必要从人口学的角度重新梳理和解读。

一、人类人口变迁简史

西方学者琼斯•梢克（Jonas.Salk，1985）早年从超长期历史视角把20世纪的人口爆炸视为分断人类史的大转折点。在他研究的超长时间段即过去8000年及未来8000年（见图1）中，20世纪的人口爆炸时期是非常短暂的，但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却是空前的。在漫长的人类前一个时代，人口一直在高水平的出生率、死亡率的秩序中维持了一个平衡，在经历了20世纪的世界人口爆炸之后，人类人口历史将转入一个新的时代，人口也将会在低水平下的出生率、死亡率的秩序中维持平衡（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已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水平下的平衡）。从超长期历史视角我们看到了过去与将来人类人口变迁的轨迹。

图1 Salk的超长期人口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Jonas Salk The Next Evolutionary Step in the Ascent of Man in the Cosmos, Leonardo, Vol. 18, No. 4, Special Issue: Jacob Bronowski: A Retrospective (1985), p.238

为何有20世纪世界人口巨变，这源自于人口转变（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转变是指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过程，而人口转变背后是工业化、现代化。因此，18、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率先发生了转变。

20世纪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现代化之路，加持着“后发优势”，其人口转变有了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学习、利用和接受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先进技术。由于人类总是渴望健康与长寿，所以，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和公共卫生的发明成果很快传到不发达地区，并使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比早期历经现代化的国家迅速的多。例如，“在毛里求斯，死亡率从27‰降到15‰也只花了7年的时间，而英格兰和威尔士却为此花了100年的时间。”（卡洛.奇波拉，1993，p77-78）。由于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变化由占70-80%发展国家的人口转变所主宰，而相对于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其生育率的转变显得迟缓滞后，因此， 20世纪人类人口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人口增长高峰，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人口大爆炸，这是人类发展史上重大转折，这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今世界人口正处在人类史上转折时期，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更是如此。超长期历史视角的人口研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史上人口变迁的规律，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20世纪、21世纪人口巨变在人类超长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误读的中国人口转变历史

19世纪初期，马尔萨斯在其后再版的《人口论》中利用全世界各地的资料，以支持他追求的普适性的观点。马尔萨斯认为，饥荒是“对中国人口来说所有积极性抑制中最强有力的”。因此，中国的人口体系是以积极性抑制为主导的。中国历史人口是马尔萨斯东西方二元人口平衡模式中的一个典型东方代表，是以饥荒、动乱、战争等因素平衡的人口。

20世纪80年代，学者何清涟（1987）借用马氏人口原理重新审视了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她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各种动乱，并非只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人口与资源平衡关系打破之后所引发的社会动乱；各种社会矛盾的背后，都隐藏着人口和资源比例失调这一人和自然的矛盾。可以看出，叶女士有关中国近代人口史解读延续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观。

对于马尔萨斯人口论，尤其是对中国近代人口变迁的解释，何炳棣先生（1953）认为，看待中国近现代人口，要将所有重大的经济和制度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对人口变迁有重要作用，且在各个阶段都不相同。因此，在各个阶段独特的事实和因素得到考证之前，不能随意运用人口原理。李中清、王丰（2000）也系统全面地批驳了马尔萨斯的观点。李、王二人认为：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一个生育无节制、饥荒频繁、死亡严重，如马氏所说：“以现实性抑制为主导”的社会。

固然不同学者的学术立场会对相同的历史做出不同的结论，但对于历史人口变迁，至少有两点是清楚的。其一，由于不存在现代统计制度，所以，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全局性或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调查数据。正因为只拥有局部的或有限的数据，所以才有了不同社会侧面的观察和不同观点的争论；其二，由于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其人口变化还是处在高出生高死亡阶段，也因此，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可能出现人口转变意义下的“人口激增”过程。

对于新中国以后的人口变迁，不少人都有着严重误读，广为流传的看法是这样：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爆炸”是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结果，即“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以及学习苏联英雄母亲鼓励生育的结果，并由此带来了人口负担。其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人口也随之进入了转变时期。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全民医疗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全民人口健康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较之一般发展中国，除三年困难期之外其死亡率下降的更迅速、更稳定（见表1），中国人口像所有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一样在其初期出现了“人口爆炸”，显然，这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水平迅速下降的结果，而不是鼓励生育的结果。

对于同样数据，叶女士却有着不同的解读。固然我们并不否认前30年中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着重大失误，但是，人口学上死亡率从高水平迅速下降的社会意义必须得到正确的解读。事实上，当高死亡水平迅速下降时，如22‰下降至7‰，最受益的人群是婴幼儿。同期，中国婴儿死亡率由200‰迅速下降到了50‰以下，这是新中国社会发展最惠民的统计事实。与旧时代相比，生育水平并没有变化，所不同的是，新时代婴幼儿存活几率大大提高。庞大的50、60后受益于那个死亡水平速降的时代，因此，“人口爆炸”是那个时代健康医疗等公共政策惠及到千家万户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同样，纵向评价人口变化，不难发现前30年的人口能量积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彻底释放出来了，创造了后30年举世无双的伟大成就，也就是说，后30年的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恰恰是由那个被视为“包袱”的“人口爆炸”带来的50后、60后、70后作为主力军所创造的。

表1 欠发达地区、中国和印度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New York, 2011

三、“污名化”的流动人口超生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把流动人口与超生群体划等号。自上世纪90年代小品“超生游击队”上演之后，超生游击队就成了流动人口的代名词，这顶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而且还有学者和官方时不时地举出例证强化这一“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认为，由于对流动人口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城市不仅没有成为限制流动人口生育的现代生活天地，反而成为他们“超生”的隐蔽所，流动人口被认为是逃避计划生育责任的群体，是超生现象的主体。

为了说明流动人口的超生事实，叶女士文中使用了2007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做了一项关于流动人口生育的调查数据。这项调查结果被官方和媒体广泛传播使用。调查结果的内容是这样显示的：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5亿，超过全国人口的1/10，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龄人群，全国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50%-80%，福建占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动人口的超生已超过60%。

或许，因为调查由权威机构实施，我们不必对数据的来源与质量产生怀疑。但是，从计生部门公布数据的技术上看，却有不少统计数据指标的选择和“猫腻”。在这组公布的数据中，只有“吓人”的高百分比，没有关键的分母总量绝对数，即违法生育总量。因为没有这个关键的分母总量，仅仅依靠相对数指标我们不可能推论出“超生”问题的严重程度。

很显然，有关部门心虚才会在关键的总量绝对数上“含糊其辞”，在统计指标误导视听。叶女士一不留神也落入了计生委的数字“陷阱”，包括她使用计生委2006年调查总和生育率1.87数字。实际上，人口学家专家已经证明这是一个抽样设计有偏的不可信的数据。

此外，叶女士关于A人口B人口的假设及推论，可以看成是叶女士眼中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生育状况的写照。但其实这种假设和推论让叶女士自己也底气不足，因为这是一个不现实且静态封闭的推论。且不说目前中国没有A人口这么高生育水平的人群，就是有，A人口生育水平也伴随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不断降低。更重要的现实是，中国正处在加速的城市化过程之中，这是一个A人口转向B人口的过程。所以，叶女士担忧不可能出现。

人们在论证中，时常会陷入逻辑推论的陷阱。这种逻辑推论的荒谬之处在于：在一个违背事实的假设条件下，演绎推出一个不可能的“真实”结果，而这个不可能的“真实”结果又成为支持他们观点的“有力”论据。在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许多这样貌似合理却很荒谬的逻辑推理，著名的“人均分母效应”推论就是一例。

其实，人口学家利用全国数据分析已经证明，当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非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不再是如同20世纪80年代为超生而流动。以当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上海为例，2010年普查，上海常住人口2302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898万，占总人口近4成。调查显示这些外来人口中的80%是来追求城市美好而有尊严的生活的。

四、夸大的人口增长潜力

国家计生委一直在对中国人口的增长潜力做夸大宣传，但许多事实被遮蔽了。在2006年底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依据计生委测算曾有这样的中断言：“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 但事实上2003年开始中国净增人口就低于800万，而按照联合国2011版的中、低方案推计，2010-2020年，中国净增人口在150万-470万间。

和政府担心一样，叶女士也十分担心“如果放松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有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叶女士担心“人口自然增长率报复性反弹”实际上是担心生育水平的报复性反弹。对于一个人口来说，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人群人口学定义为15-49岁的育龄妇女，考虑到现实社会生育是在婚姻条件下完成的，这个人群可为20-49岁。这样一来，中国的现实是，50后、60后或许都愿再生但基本都过了生育期，70后具备想生也能生的条件，80后、90后呢？这个群体虽然已经或将是生育主体，但她们绝大多数是不想多生的。再加上年轻人群中，不育人群比例上升，单身族、同性恋、丁克族也在渐次增加，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哪里能来“报复性”生育。当然，更不会出现叶女士生误用生育率指标而计算出来的所谓16亿，甚至20亿的可能。

实际上，今天的现实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人们的生育文化观念也相继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近三十年的社会大变迁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经济的、社会的、文化观念的、制度的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总体上大致都是一个方向，即促使生育率水平下降。那些导致生育率水平反弹的不利影响因素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在不断减弱。维持一个高于更替水平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生育文化基础已不复存在。

2010年普查数据的公布再次证明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水平的时代。中国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以来，每两年更新数据的联合国人口预测就不断地调整中国未来人口峰值数据，从16亿下调15亿，再调至2011年版的不到14亿。如今中国人口增长是大大低于更替水平的惯性增长，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一个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时代，继续实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只会带来更大范围更长久的危害。

对于人口自身变化来说，结构是本质，数量是表象，人口数量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通过结构问题的解决来实现。因此，今日主张放开计生既是从还权于民、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也是从追求人口内部结构长期均衡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最终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何炳棣 《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何清涟 《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意）卡洛.M.奇波拉 《世界人口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李中清、王丰 《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email protected]

（编者按：FT中文网最近就人口问题刊登出不少观点互异文章，具体内容可参见FT中文网人口专题。欢迎持各种观点的学者、读者就这个话题继续展开有意义讨论。）

叶檀女士围绕着人口政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题目是《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第一篇说明这一系列文章的主题是，从人口增速、资金、经济、文化等几大领域，理智地看待中国人口问题。在第一篇结尾，作者已提出自己的结论：“笔者既不支持不人性的计划生育，更反对借计生敛财的阴谋，但是，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

坦率地说，作者已发表的四篇文章之论点和论述，令人失望。

在第一篇中，作者引用了一些相当凌乱的历史与现实的人口数据，试图说明，中国还会有一个人口增长高峰。对于这样的观点，统计局恐怕第一个不答应，“六普”数据在那儿。

作者在此处已提出，人口高增长的主力是乡村、以及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贫困人群。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对此展开论述，同样用一些琐碎的数据，对贫困地区的生育率高企表示担忧。

然而，这样的论点很难成立。作者也承认，城市化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急剧下降，而所有人都看得到，中国正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其生育意愿立刻下降，而未来将会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同时，即便在乡村，由于现代性广泛、深度渗入，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已快速下降。至于高收入人口的高生育意愿，对于整体人口增长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第三篇文章从水资源角度分析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作者指出，中国是个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而近些年来，水污染十分严重。如果人口继续增长，大家就都将没水可喝。

这样的论证基本上是罗马俱乐部理论的劣质翻版。四十年来，面对人口快速增长，某些专家、国家、国际机构担心过这种或那种的资源枯竭。事实却是，所有资源都没有耗尽，相反，人们所能支配的几乎所有资源都在增加。

至于中国当下水资源的匮乏，作者其实已指出其症结所在：严重污染。既然如此，事情就好办了。所有人为的污染都是可以治理的，问题仅在于人们愿意支付多大成本。随着越来越多人口卷入现代工商业体系，生产效率提高，中国可利用越来越好的生产技术，从而控制新增污染；也可拿出越来越多的钱治理污染。那些被污染的水都可以恢复清澈，这只是一个成本和时间问题。

第四篇文章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究竟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作者重复了很多愚蠢而自私的美国人的担忧：如果5亿以上印度贫民窟中的贫民、未来要转移到城市的中国4亿农民都过上美国式的生活，会怎么样？

若让我来回答，我会说，爱怎样就怎样。凭什么美国人可以，中国人就不可以？照此逻辑，叶檀女士应当把这篇文章写成英文，说服美国政府实行计划生育，因为，问题在美国人那儿，他们的人均资源消耗太高了。因此，如果让美国人口快速减少，其对资源消耗的正面效应，不比控制中国人口增长的效应大很多？

当然，事实是，中国人的资源消耗模式未必重复美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间关系的理解、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不一定与美国人相同。另外，中国人的资源消耗模式是一个可通过制度、政策予以控制、调整的问题。价格机制本身也是一个控制机制，这是经济学的常识。

作者为人口制造贫困论提出了一个论据：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已吞噬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治理失败之典型案例，是治理失败制约了经济增长，导致该地区财富生产效率较低，无法满足民众需求。作者也已提到，大量后发国家在二战以后经历了人口高速增长，而并未出现过撒哈拉以南非洲那种悲惨局面，这不正说明了制度至关重要吗？

综观这四篇文章，我不得不说，对于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作者没有提出任何新鲜的、且站得住脚的理据。作者不过重复了过去几十年间一些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生态学家反复提及的命题、论点、论据。全世界过去六十年的事实已证明，这些命题是不成立的；而从一开始，那些命题在理论上也是不成立的，它们都立基于错误的预设：物质主义。

亚当•斯密是通过对重商主义的反叛，而开创现代经济学的。而重商主义正是物质主义的：它只是关注物质的产出、交换、消费，人被忽略了。或者说，人被物化，被当成纯粹的生产要素，以及消耗财富的机器。所以，重商主义者把黄金当作最重要的财富，致力于制造国家间的贸易壁垒，为此不惜对国民的财产权和贸易自由进行限制。

斯密则把人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斯密说，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实现增长。因此，人口越多，且越自由，则分工越细密，效率将越高。当然，在斯密那里，人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人本身不是经济政策可以调整的对象，经济政策唯一的目标是满足已经出生以及即将出生的人之需求。为此，社会、政府可以在制度上下功夫，通过增进和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提高生产效率。自由是斯密经济学的关键词，它是人的自由。

奥地利学派更为清晰地揭示了斯密经济学的人本自由主义内涵，这体现在其主观主义方法论上：必须从人的主观维度理解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人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及秉此精神的人构造、提升合作性关系之能力。因此，市场以自由秩序为其框架，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后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对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发展经济学，则悲惨地走上返祖之路：它返回了重商主义时代的物质主义迷信。它讨论物质性生产要素，人也只是一种要素而已。人被低估了，事实上，在这些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眼里，人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必要性甚至不如机器、石油。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支持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制度和政策。当然，他们也普遍支持政府对经济、社会等领域进行计划、管制、控制。

叶檀关于人口问题的系列文章就是以这样的经济学为基础的。有趣的是，作者给反对控制人口的论者冠以“反智”的帽子。但由这个词，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一种智力迷信，或者哈耶克所说的唯理主义。唯理主义者迷信人的智力，因此主张计划人口，也即控制人口增长。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计算机测算出一个适当的人口规模，然后政府就可以用权力追求这个目标。至于政府采取什么手段，根本不重要，因为这是拯救中国人和人类的伟大事业，怎么做都是合理的。

这种唯理主义与上面所说的物质主义相互支持：只有物才是可测量、可计算的，因而是可计划的。计划经济、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计划生育政策，源于极端的物质主义。最有趣的是，这些计划者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物。可以说，计划体制隐含着一个政治上的主奴结构：计划者是人，被计划者则是物。庸众是没有人的意识之动物，只知道愚蠢地生育，必须由那些有能力操纵模型的“智者”高高在上地来安排物的生育。

作者说，她倡导计生和优育，是从有尊严的生活地角度出发的，要倡导人们更加理智、优雅地生活。我想说的事，只有人，完整的人，具有精神生活的人，可以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才有尊严和优雅可言。计划生育政策把人当成物对待，生活在此制度下的人何来尊严和优雅？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和官员，自负地计算、骄傲地计划他人的生命，或许很聪明，或者很强大，但一点也不理智，一点也不优雅。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魏城）

兼答叶檀女士《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

（编者按：FT中文网最近就人口问题刊登出不少观点互异文章，具体内容可参见FT中文网人口专题。欢迎持各种观点的学者、读者就这个话题继续展开有意义讨论。）

从超长人类历史考察，人类人口在99%以上的时间里是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人类人口发生了人口史上的最大变化：死亡率迅速下降致使世界人口增长率和年增长量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也因此，20世纪成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分水岭：人类由高死亡水平传统社会转向了低死亡水平现代社会。

正因为人类人口增长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水平，因此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问题备受关注，对我们这个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更是如此。今后几年或十来年，中国庞大的人口还将持续一段低速的惯性增长，并且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将会愈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叶檀女士再次引出这样的重要话题进行讨论非常必要。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理论梳理

人口研究绕不开马尔萨斯。1798年马尔萨斯在其出版的《人口原理》首次系统地提出并研究了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粮食）的关系问题。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没有抑制的情况下，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即1、2、4、8、16、32、64、128、256、512…， 而生活资料却是按算术级数增长，即1、2、3、4、5、6、7、8、9、10…。按照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人口增长必然突破生活资料的极限。

自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以来，人口增长后果的争论就一直持续着。简单概括来说，有三种主要学派的争论。第一种是新马尔萨斯学派，他们从生存资源环境有限的假设出发，认为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是导致环境退化和人类苦难的根本原因。第二种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不是重要的危害，因为市场分配着稀缺的资源并且刺激着有效的创新。人口增长事实上可能是有效益的，因为历史记录证明，当世界人口增长时，人类的福利就会提高。第三种是制度理论学派，他们认为人类的苦难和环境问题与其说是人口增长引起的，不如说是由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和运作引起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哈珀（Charles L. Harper）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之上指出，至少有四种社会变量是资源环境变化的驱动力：（1）人口增长与规模；（2）制度安排及变迁，特别是有关政治经济和经济增长的；（3）文化、信仰和价值观；（4）技术创新。从社会变迁的宏观视角来看，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不单单来自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的影响。实际上，文化、价值观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社会学家强调，我们的物质主义文化（文明）创造了今天的资源环境问题（哈珀，1998，p76）。

不同视点的争论反映出对资源环境问题的不同认识，这种争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结果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与公众在争论中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一，影响环境资源恶化的因素不是单一的、简单线性的；其二，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人口规模及增长只是其中之一；其三，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地区，导致资源恶化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会有所不同。

二、布朗关于中国人口与粮食的实证研究

叶女士以水资源为例，以翔实的数据为基础，论证了全球特别是中国水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及增长“无限”消耗之间的矛盾，进而指出人类所面临的巨大生存挑战。关于水资源论述，我并不在行，但是这里可以以马尔萨斯传统的经典问题人口与粮食为例来分析人口与资源之间关系。

1994年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 Watch Institute)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在该所出版的杂志《世界观察》(9-10月号)上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论文。布朗认为，到下世纪（21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口将由现在的近13亿增加到16亿，届时中国粮食需求不仅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方式的改变而猛增。2030年中国将出现2亿700万吨的粮食不足，这相当1994年全世界的粮食输出量，如果再考虑到经济发展后食物结构变化的因素，中国届时粮食不足将达到3亿6900万吨。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迅速的工业化，中国也会像邻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耕地减少，加之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将使粮食总产量不断下降。其结果是中国粮食不能自给，供求缺口很大，将超过世界粮食贸易总量，以至于所有粮食出口国都不可能满足中国粮食的需求，中国的粮食问题将导致世界粮食危机，届时世界经济和政治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布朗言称，谁来养活中国，这是世界不可回避的问题(布朗,1995) 。因此，布朗预言粮食问题将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问题。

事实上， 布朗作为粮食专家一直都十分关注世界的粮食、环境、人口等问题。客观地说，布朗对中国粮食前景的预测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却过于简单化了。事实证明，布朗的预言言过其实了。布朗关于中国粮食悲观预测之后的近20年，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其一，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布朗采用的预测那么快；其二、中国耕地面积一直保持稳定；其三、农业技术在进步；其四、农业政策制度不断改进等。因此，正如专家学者反驳，与其说粮食问题是个人口和消费问题，不如说是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我们也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布朗有根有据“危言耸听”式的预言确实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警世性，确实促进了我们全面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粮食问题。

叶女士所讨论的水资源问题其实和粮食问题同等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类问题，因此，中国粮食问题解决的经验应该可以对中国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资源环境问题

在今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源环境问题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开放性是指资源环境的“拥有分享”已超越传统意义上领土国界；公共性是指哈丁所言“公有地悲剧”中资源环境公共使用时的保护困境。显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若还以封闭的、静态的视角去分析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则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以中国粮食为例，中国虽然耕地稀少、水资源短缺，但中国最大优势之一是人口众多。经济学家林毅夫早年在回应布朗粮食问题时就指出，即使对粮食这种特殊战略商品，中国仍然可以依靠国际市场调剂中国粮食所需的20%～30%。进口粮食，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在“进口”中国的稀缺资源---耕地、水；而我们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就意味着我们在发挥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在全球化国与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今天，看到的是更多的相互依存，比如当下受到美欧石油制裁的伊朗在拼命地寻找新的市场，因为封锁其优势资源意味着封闭其生存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讲，全球化给了我们更大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尽管许多资源环境问题是地方区域性的，但当代资源环境退化形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具有全球性，而且它们对人类生命造成的一系列危害和威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许多资源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臭氧枯竭和资源消耗等都产生了一个比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大得多的“环境命运共同体”。面对着我们人类“公共物品”的资源环境，因为“公有地悲剧”的困境，任何以国家为单位的单边行动都将是无助的。

以全球变暖问题为例，谁都知道，3亿多人口的美国每年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高于13亿人口的中国，位居世界首位，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愿意牺牲本国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批准全球共同治理“温室效应”的《京都协议书》。在2011年12月南非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角力搏杀，再次反映出了资源环境问题公共属性的悖论。在此会议艰难达成协议之后，加拿大即可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美加两国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结果。面对资源环境等全球问题，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幼稚到以“牺牲本国人口利益、减少本国人口规模”来拯救自身、拯救地球。所以，以关起“国门”封闭的方式、以迅速减少本国人口数量的手段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充其量是将我们在“公共物品”上应有的份额让他国所蚕食，将我们在“共有地”上应有席位让他国所占有而已。

自人类诞生以来，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世界人口于1800年才达到10亿，130年以后即1930年世界人口达到20亿，1960年世界人口已达到30亿，在不到40年即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一番达到了60亿，今年又达到了70亿。不错，世界人口还将增长，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人类人口将最终于本世纪末稳定在100亿左右。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规模，地球有多大的承载力，地球到底能够养活多少人？

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1996年美国人口学家科恩出版了迄今为止有关地球承载力最系统、全面、深入的总结性研究专著《地球能养活多少人》。科恩发现，对地球承载力的研究，不同学者的观点和结论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地球承载力的人口数字从不足10亿到超过1万亿。可见，所谓地球承载力是一个弹性巨大的相对变量。

从过往历史看，源自于马尔萨斯人类人口突破资源环境极限假说从未得到验证。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从过往经验归纳推导出未来。但是，之所以对未来仍有信心，因为，其一、地球系统是开放的，其承载力是相对变量，是随人类人口变化而变化的；其二、人口增长不会无止境，今日依然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终将像发达国家一样，人口走向平稳、甚至衰退；其三、人类在不断地调整自身生产生活方式，改善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传统工业社会模式即以化石燃料为基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不可持续。事实上，至少在理论层面上，世界各国已经确立了可持续发展观，不少地区、国家已经付诸行动。

四、争论中的共识

实际上，资源环境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争论不休则源自于人类生活的二重性，一方面，人类及人类系统生存于生物圈中更广泛的生命网络之中，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因此人类最终要依赖地球资源和其他物种的能量转换；另一方面，人类又不同于其他物种，是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独一无二的创造者，具有改变、超越自然环境限制的独特能力。很显然，若是信奉前者，面对“来势汹汹”人口增长，你可能得出悲观结论；若是信奉后者，则得出乐观结论。在信仰这个层次上，乐观与悲观的争论不会有结论。不过，乐观给予信心，悲观带来警示，人类社会就在此间行走。

这样也就不奇怪，不仅争论不会完结，而且在不同观念、不同认识下有了应对问题的不同主张。回应开篇所述的三种主要认识也相应地产生了三种解决问题的主张：即“减少刀叉派”（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主张），“增大馅饼派”（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张）以及“分好馅饼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主张）。第一派的认识主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如食物）是有限的，制作的“馅饼”不足于养活增长的人类人口，所以需要减少人口以解决人类贫困发展及资源环境问题；第二派的认识主张则是，不是“馅饼”有限而不能养活人类，而是“馅饼”做得不够大，问题的本质是要把馅饼做得更大；第三派的认识主张是，不是“馅饼”不够也不是非要把“馅饼”做的更大，而是“馅饼”的分配不公，需要对“馅饼”公平再分配。从叶檀女士已发表三篇文章论述不难看出，叶女士属于马尔萨斯学派。

中国庞大的人口这一基本事实似乎给未来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抹上了一笔宿命的悲观色彩。在今后几年或十几年里，中国人口还将继续惯性增长。按照联合国2011年版的预测数据，若是未来20年生育水平保持在1.6左右的中方案，中国人口将于2026年达到13.96亿峰值并由此下降；若是生育水平1.1左右的低方案，中国人口将于2017年达到峰值13.58亿并随后迅速下降。不难看出，无论是未来中国人口数量还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将会给未来中国的资源（耕地、用水、能源等）使用环境污染带来巨大压力，但据此是不是就可以推断中国未来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谋”是人口呢？

中国1980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基础的，是把中国人口数量及人口增长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变量看待的，并以此作为继续坚持严厉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显然，叶女士的论证是支持了政府这种作为。笔者及不少学者则认为，因为目前中国人口数量增长已进入尾声且会迅速下降，不可能成为资源环境问题加重的主要驱动力，所以那种把人口规模归结为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不仅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会产生严重误导，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从人口学角度讲，更为重要的是继续实施目前的计生政策会加速人口自身内部结构失衡，而人口结构失衡就不可能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所以，今日主张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本质在于调节人口内部结构，因为人口内部结构均衡是最终在可持续发展中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必要条件。

那么中国目前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早在几年前，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就曾指出：目前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中国现有资源和环境根本无法承受的，由此可能导致的生态危机迫在眼前。同时，环境法实施不利以及片面的发展观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 。显然，生产方式、制度法规、观念、技术等都是影响中国当前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

如今大家的共识是越来越多地反省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诚如叶女士所言，“更大的问题是，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民众节水意识薄弱”，比比我们单位生产能耗，如叶女士列举中国农业生产、炼钢炼铁单位耗水量比发达国家高数几倍甚至几十倍；看看上下挥霍浪费，水资源、粮食的浪费惊人，国人一年餐桌上浪费够两亿人口的粮食，这才是我们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其实，观念、生活行为方式改变一小步，就能换来资源环境压力缓解一大步，何至于对中国人口数量“大动干戈”自毁长城本末倒置地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拯救地球呢？！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解决中国资源环境问题，一方面，需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与国际合作共同治理；另一方面，走节约型社会、走循环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美）查尔斯.哈珀. 环境与社会.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2.莱斯特.布朗. 谁来养活中国（日文版）DAEYAMONDO社，1995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兼答叶檀女士《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四）

中国1980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是在“人多是负担”观念指导形成的，抛开这种理念之争，人口与经济、与资源环境之关系论证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理论基础。可以说，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讨论由来已久，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随着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深入，过去简单从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讨论对经济成长不利的观点渐渐淡出。不过，作为常年在中国财经领域发言的叶檀女士如今却又老话重提，且做出了似是而非结论，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以她有影响的言论，可能会误导不少人甚至误导公共政策导向，所以有必要对此问题再次论证厘清。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同观点的交锋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得从马尔萨斯说起。自其《人口论》诞生以来，有关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围绕着人口与发展的基本关系问题，如同我们已经提到的，存在着三派不同的观点，即悲观派、乐观派和中性派。

马尔萨斯是悲观派的代表。人口悲观派倾向于强调人口规模、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的负面作用。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世界人口高速增长更有学者和学术机构如保罗•埃里奇、罗马俱乐部等不断地以“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危机”、“增长极限”等警示人类，人口悲观论盛极一时。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为代表的乐观派发表了诸多学术著作，论述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另一位乐观派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指出：“从历史上看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约翰逊在研究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世界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后得出结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人口增长没有导致人均实际增长率的降低，即使在世界人口达到并超过了60亿之后也没有发生。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在较长的时期内，人口的增长对近两个世纪里知识总量的快速增加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正是由于知识的增加使我们今天的生活与200年前或更早时期的生活有了如此巨大的不同。”（盖尔，2000）因此，乐观派认为从宏观和长期的视角看，人口增长对人类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公共政策委员会的人口问题研究小组曾在20世纪60、70、80年代分别做过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每次的结果都是不同的。1971年的研究报告中的结论是，人口增长通过降低人均收入的增长等16个主要环节给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然而，1986年的研究报告结论却有了很大的不同，消极方面的影响只有三个方面，而积极方面的影响却有六个方面。专家们指出，1986年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过去那种关于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带来很大消极影响的结论中走了出来（（美）人口委员会，1996）。可见人口是一个相对变量，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水平的人口增长、人口规模，显示出对发展不同的正负影响。

20世纪末，哈佛大学两位学者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从人口动态结构观出发，利用经济增长模型以东亚为例对人口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做了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从人类人口的历史看，人口转变（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变迁(demography change)只是人类人口史上急剧变化的短暂一瞬。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对应的变化（见图1、2），而这种变化又会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关注人口数量增减、人口增长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是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变化上。他们研究发现，在人口转变初期（图1、图2的第二个阶段），由于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不变，一方面，人口数量会加速增长，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上升，由此少年人口抚养负担加重，因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在人口转变中期（图1、图2的第三个阶段），人口生育率开始下降进入生育率转变时期，这时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朝着劳动力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抚养比例不断下降的方向变化。这种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即人口红利阶段（Demographic gift phase）；在人口转变完成阶段（图1、图2第四阶段），人口生育率下降到与死亡率水平相当，这时人口趋向稳定，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都趋于常量，因此，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趋于中性。

通过这项实证研究，我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比例或人口负担系数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并且在转变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方向的影响作用。

二、动态结构观下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一

如果把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纳入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学者们之所以就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其一是没有从内部结构如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去观察，多是仅从宏观上讨论人口增长率或人口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二是学者只观察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的某个阶段，截取了不同的论证素材，缺乏人口转变周期性的动态观察。例如保罗•埃里奇在1968年写下《人口爆炸》和罗马俱乐部一拨学者1972年关注“增长的极限”时，正值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在人口转变初期的人口高增长时期。同样，当年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也是敏锐地看到了中国人口转变初期带来的人口高增长对百废待举的中国经济起步和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得出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反乐观派如朱利安.西蒙和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则是长距观察，总体上发现了人口增长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人类知识总量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得出了乐观的结论。

以动态结构观，可以把过往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三种不同的观点统一起来。悲观论的结论证据主要来自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加速增长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少儿扶养比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实事，马尔萨斯、马寅初所观察的人口问题属于此类；乐观派的结论则来自人口转变中后期人口数量增长减速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劳动力人口比例上升即人口红利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实，西蒙等人的论证属于此列；中性派的结论则是来自人口转变完成人口增长趋于零人口年龄结构趋于稳定的实事。

如此看来，不难理解叶女士的困惑与纠结。在数量观下，面对同是人口众多的东亚与非洲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无法得出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同叶女士最后的纠结：“无法得出明确的人口与经济的对应关系”。这正是数量观下考察人口与发展关系无解的困惑所在。

所以，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未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忧虑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出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劳动力、技术、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变迁等。人口因素只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人口结构处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阶段，也未必就能施展其正向作用，所以，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在其研究中特别指出，人口红利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能否实现还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环境。

中国学者借用上述模型对中国建国以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确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获得了人口红利。在经济制度改革的大潮中，人口结构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于学军，2003；蔡昉，2004；王丰，2007）。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口是幸运的，后30年经济制度改革将前30年人口能量、红利的积累储备全部释放出来了，由此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从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中国今后数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并不乐观。随着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必然趋于老化，但对中国人口来说，中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大大加速了中国老龄化进程。

人口老龄化首先会使老年人口扶养比上升，而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相对下降。这一升一降的过程，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抚养比一升，意味着社会养老金增加社会负担加重；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比例相对一降，表明劳动力供给不再丰富，储蓄率会受到影响；在影响经济成长的各种要素中，人口要素这样一个变化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依据联合国人口预测（表1），中国劳动力人口比例于2010年达到72.4%的最高水平，随后开始下降。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人口比例达到峰值之后将迅速下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若按照联合国低方案，则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速度更快。另一方面，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迅速攀升，如今是差不多十个劳动力抚养一个老人，2030年不到五人，2050年两多人。人口年龄结构如此急速一升一降的变化过程显然将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更是如此。

从动态结构观考察，人口加速老龄化之后是劳动力人口老化，因为持续的低生育率会使青少年人口比例低，这样势必造成劳动力年龄人口老化。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处于劣势，对新产业和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弱一些。所以，劳动力人口的迅速老化是通过对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

中国劳动力人口老化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在联合国人口预测方案中（表2），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还会有一定的增加，到2015年左右，然后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最具创新能力的青年劳动力人口（20-39岁）的比例迅速下降，而中老年劳动力人口（45-59岁）的比例在增加。显然，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人口萎缩和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发展创新力和竞争力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过程。人口结构如此变化最终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其实，中国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近年来，“民工荒”已在中国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出现，且有加重蔓延趋势。从人口角度来看，这是中国人口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表现。与本世纪初期相比，中国底端青少年人口结构正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年中国进入工作年龄的16岁人口为2031万，2010年下降到约1567万；2000年18岁适龄高考人口基数为2310万，2010年下降到1782万；2000年18-20岁的适龄参军人口基数为6347万，2010年为5053万，大幅下降。2011年中国小学在学生规模创新低。由于中国青少年人口持续迅速下降，中国人口将进入“荒”时代，小学到大学的“生源荒”，经济成长企业发展的“用工荒”、以及保家卫国军队的“兵源荒”，中国将迎来“多荒”迸发的时代，进而进入“慌”时代。

由于中国长期的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未来数十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形成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少子老龄化与性别结构上婚配男女严重失衡还会相互叠加，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重叠失衡现象，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人口挑战。

从人口动态结构观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计划生育企图以减少人口数量方式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问题，其实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相反却制造出了根本性的、更为广泛的、更为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今后真正要担心不是中国人口增长“突破临界点”，而是中国加速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性别结构严重失衡，人口结构问题是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参考文献：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接到通知，我躺着中了枪，“枪手”是大名鼎鼎的叶檀女士，听说她曾被请到中南海讨论经济形势。被名气这么大的枪手打中，不管是痛还是痒，总得哼哼几声吧。

叶在她的《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七）》一文中提到我的名字。为了阐述方便，下面照抄提到我的那一段文字：

“近日，蔡泳教授在接受BBC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时引用了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用贝叶斯方法作出的最新成果。在Bayesian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all countries一文中，研究人员设计一个随机模型，针对过去几十年的数据来确定模型参数，进而用计算机对各国的将来人口作重复模拟，以得到其分布图。其中关于中国的大致预测是，将来五十年内，中国生育率会从当前的1.6逐渐上升，然后徘徊在2左右。该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力。按照论文结论，是否实行一胎化政策对于客观的生育率没有本质上的影响。”

叶文中提到的这个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报道，是BBC在2012年9月19日推出的一个多媒体节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BBC的网页，网页是英文的（虽然BBC在9月20日也发布了由凯露撰写的题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问题的思考”的中文报道，但其中并没有提到我或是贝叶斯模型的内容）。

这里有几点需要澄清。

1、叶的第一句话应该是漏了几个字，因为我“接受BBC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时”好像说不通。BBC网页上写得很清楚，BBC请我估计“如果没有实行一胎化，中国的人口增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叶显然是做了功课，因为BBC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到“Bayesian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All Countries”一文。但我想她的功课也就到此为止，因为该文并没有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力”作出评估。事实上，这篇文章今年7月份才出版，我也是前两天才看到。我给BBC的计算，依据的是联合国和华盛顿大学更早的一个研究成果。该成果先在2009年12月“联合国生育率趋势专家会”（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Recent And Future Trends In Fertility）宣读，然后以”Probabilistic Projections of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for All Countries”为题于2011年正式发表在美国人口学会的《人口学》杂志上。

3、“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对我国过去30多年的生育率没有本质影响”的结论，是我做的。其依据很简单：假定我们只知道中国1980年以前的生育率变化情况，参照世界其他各国生育率变化情况，应用联合国和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共同开发的生育率预测贝叶斯模型，我们可以估计出在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下，中国生育率的水平。把估计的生育率水平和过去三十年的实际水平相比较，就可以看出“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结果令人相当惊讶：估计的“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的生育率，居然比实际发生的还低！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人口学解释：因为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重点是胎次，忽略了生育年龄和间隔对生育率的影响。只关注了“少”，把“晚”和“稀”丢掉了。结果中国人初婚年龄降低了，初婚到初育的间隔比50年代缩短了。再加上政策的不确定造成了人们抢生、超生，使得198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未能持续1970年代的下降趋势。

简单澄清以后，对叶的证据、论述和结论做几点批评。

叶文写道：“以韩国为例，从1983年到2003年，总和生育率从2.08下降到1.19, 以后就一直保持在1.2左右。这一持续下降的历史，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纪录。”不知道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纪录”是根据什么标准评判的？如果指的是下降的速度，我国的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怎么算都比韩国快。如果要比下跌的深度，我国台湾的生育率从1983年的2.17，下降到2003年的1.24，再到2010年的0.97！韩国估计是追不上了。如果是比低生育率的长期性，日本的生育率从1973年掉到更替水平以下后一路走低，近些年一直在1.5以下。看来韩国要“创纪录”，还需继续努力。

叶是经济专栏作家，文章经常引用各种各样的数据，还能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给大家介绍贝叶斯方法，非常令人敬佩。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不看人家的论文，就搬出大家都熟悉的“中国国情”作为挡箭牌，否认该模型对中国的适用性。事实上，该模型的假设并不是像叶说的那样，来自“使用者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而是来自对人口学研究几十年来的成果的总结：生育率下降有非常强的规律性，虽然下降的起点和条件各有不同，但是一旦下降开始，在达到低点以前，一般只有小幅波动，而不会有大幅反弹。不仅如此，该模型还利用样本以外的数据对其假设进行了交叉验证，结果证实这一模型有很好的适用性。

其实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不是别人，而是叶自己。虽然叶看上去是一个重视证据、强调数据的人，实际上她只是选自己喜欢的数据、符合自己结论的证据。虽然叶不接受贝叶斯模型，但她却引用其结果，认为我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为2，而不会出现所谓的人口坍塌现象”。虽然联合国估计中国的生育率还在1.6，但这并不代表“国际主流学界认可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6”，叶要是真想知道“国际主流学界”的意见，不妨认真看看国际主流学术刊物的文章。她还说她“目前正在通过一定管道进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生育状况调查，到时公布结果”，但她紧接着就说：“可以肯定，生育两个或以上是主流。”调查还没做完，结论怎么就先出来了呢？叶费了那么多笔墨，其实结论早就有了，就是反对调整我国的生育政策。

她的理由非常冠冕堂皇：“讨论人口问题，是为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后代前途秉持负责的态度，我们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让后代承担我们不负责任的后果。”但没有生育，哪来后代？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亦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访问学者）

二战前，英、法、美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是“绥靖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自吹：“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了如指掌。”为了推行绥靖政策，他一面在国内打击强硬派，一面多次亲自去德国，与希特勒秘密会谈，获得一面倒的民意支持。

丘吉尔是英国议会中极少数清醒者，他警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将给欧洲带来灾难，如果不立即阻止甚至可能导致文明的毁灭。但是多数人都将他的警告视为危言耸听。

“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野心。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二战初期英法联军只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上，对德国宣而不战。没有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被德国人称为“假战”。

由于战事进展不顺，1940年5月10日，众叛亲离、声名狼籍的张伯伦只得“引咎辞职”，丘吉尔接任英国首相。半年后，张伯伦在家乡的孤独抑郁中病逝。毛泽东曾说：“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5月21日，德军已经绕过“马奇诺防线”，将40万英法联军围困在法国的敦刻尔克—一个极易受到轰炸机和炮火持续攻击的港口。5月27日比利时军队投降，法国也准备投降。西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联军绝处逢生的唯一希望。

形势万分危急，丘吉尔果断下令撤出在法的英军。英国的计划是力争撤离三万人。英国政府通过广播紧急呼吁所有拥有船只的人前往敦刻尔克，这些船主非常明白撤出远征军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所以积极响应政府的呼吁。无数业余水手和私人船主也应召而来，他们驾着驳船、拖船、货船、客轮、渔船、汽艇乃至花花绿绿的私人游艇，冒着德国飞机、潜艇和大炮的打击，往返穿梭于海峡之间，在5月26日到6月4日这短短的8天中，奇迹般地将33.8万人安全撤回英国。丘吉尔宣布：“这次撤退将孕育着胜利！”

敦刻尔克大撤退也有政治副作用，撤退中英国远征军的所有重型装备都丢弃在欧洲大陆上，造成英国本土地面防卫发生严重的问题。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敦刻尔克大撤退保留下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官兵，绝大部分都成为日后反攻的骨干力量。没有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没有四年后的诺曼底登陆，就没有二战的胜利。敦刻尔克的伟大意义就在于，英国保留了继续坚持战争的最珍贵的有生力量。

从政策连续性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一种撤退，但是这种撤退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敦刻尔克大撤退。很多人以为计划生育晚停止一两年没有关系。其实停止计划生育也有高度时限性。晚停止计划生育一年，就多损失一年的出生人口。三千多万补偿性出生高峰相当于当年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40万英法联军，他们承担着重大的家庭责任（可以让数千万家庭降低养老风险）、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单一年龄的三千多万（全部是孩子），如果被“过渡”掉了，从社会持续发展角度看，相当于战争年代或者天灾年代损失上亿人口，谁承担得起这个历史责任？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从2011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和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都开始快速减少，一批批妇女正在丧失生育能力。而年轻一代人的生育意愿在不断下降。人口政策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想从容地华丽转身已经是不可能了。时间就是生命，耽误一天，后悔十年；耽误一年，贻害千载！

对于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来说，政策连续性（各种二胎过渡）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历史连续性比政策连续性更为重要。2011年本来是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公开信》30周年已过，人口普查证实1.18的生育率，开始“十二五”规划），但是在计生委和人口学家的“忽悠”下，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硬是变成了烫手山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中国政府应该拿出当年丘吉尔那样摧枯拉朽的政治勇气，收拾人口残局，动员一切力量来赶抢补偿性出生高峰，组织家庭“生产自救”（既然国家今后无力提供养老，那么就应该放大家一条“生路”），既可救人命，更能救人心，不要错过了“季节”！

停止计划生育有一些问题，不停止计划生育问题更大。人口政策现在是进退维谷，但却又是不进则退。有人指望用平稳过渡来让人们遗忘人口危机，其实是鸵鸟心态。人口危机不会像其他社会危机那样会被时间冲淡，而是会不断累积、放大，政策是不可能平稳过渡的。拖，总不是办法。以前民众和知识精英支持计划生育，是因为被“持续发展”和“紧急避险”理论所迷惑，认为计划生育虽然有一些问题，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现计划生育的理论在已经破产，人民的人权觉悟空前提高。如果继续计划生育，那么必然遭到民众的强烈反抗，引发一系列群体事件。

政策调整需要审“时”度“势”，顺“势”而行。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可以说已经达成全民共识（网络民意已经是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也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停止计划生育大“势”已定，“时”机也已经成熟。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人口危机才露出了冰山一角，还来得及将民意压力转变为调整政策的动力。这是化“危”为“机”的最后机会。风起于青苹之末，今后会“盛怒于土囊之口”，“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今后几年人口危机全面爆发，人口危机所激发的政治破坏力将是巨大的，那时民心尽失，政府将很难掌握主动权了。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遭其殃。

在中国秦末群雄相争之际，霸王项羽的部将英布杀害反秦义军的精神领袖“义帝”楚怀王，民意呼吁严惩英布。项羽不但不惩罚英布，反而自己承担杀害“义帝”的责任。刘邦借此做足了文章，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不义”的项羽。形势急转逆下，英布也投靠刘邦。人口政策调整不可沽名学霸王！

西汉时，汉武帝听信江充等人的“巫蛊”谗言，父子相残，逼死太子，损失数万人口。一年后，田千秋等上书讼太子冤，汉武帝悔恨交加，果断为太子平反。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是因为他与秦始皇死不认错的态度不同，能反省自己，颁发“轮台罪己诏”，及时转弯，收拾民心，其政权延续下去了，汉武帝本人也青史留芳。《左传》曰: “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 ；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日新之谓盛德”，停止计划生育，标志着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错能力、还有活力。

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坎总是要过去的，因为未来的方向是鼓励生育，长痛不如短痛。人口政策调整缺乏的是“动”的勇气，不是“跨大步”（停止计划生育）的力气。一旦下决心调整政策，就不应该拖泥带水踏碎步（各种二胎过渡）。《左传》：“国将亡，必多制”。不能三五年一个人口政策。

停止计划生育的社会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就像不要指望没有阵痛就能生孩子），但其政治、经济收益却是巨大的。再说，即便是放开二胎，也会出现一个补偿性出生高峰，与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高峰相差不太大（因为目前生了二孩的想生三孩的比例不高，尤其在城市更是如此），也会出现同样大的社会震荡（在农村增加一些孩子不会引起社会震荡，因为农村已经空巢化了，并且人口分散，又不在舆论焦点），同样的政治成本却使得政策“难产”。今后还得迈停止计划生育这道坎，然后才能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却将使得后续的政策滞后，错过鼓励生育的历史时机。

中国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昂贵的“动能”）很多年，累计的“多生”人口还不如现在的补偿性高峰（免费的“势能”）出生的多。如果通过“过渡”方案将补偿性高峰过渡掉，民族的希望也被过渡掉，从经济角度也是极不合算的，何况生育权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当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是不知道是错误的。但现在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如果还不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采纳已经也被证明是错误的各种二胎过渡方案，而继续损失人口，那么今后会如何评价这项决策？会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中国目前对计划生育就像当年亚历山大面对“哥顿神结”那样茫无头绪，面对各种过渡方案无从抉择；那么也不妨象亚历山大那样快刀斩乱麻——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可以尽收人望，是一项巨大的民心工程，功近而德远！

（注：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写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2周年之际

32年前的今天，即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是中国认识和“判定”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即对人口的判断由“人多力量大”转为“人多是负担”，也因此标志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从此，“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广。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而非同期的一孩计划生育政策之功。相反，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于我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从短期看，犹如急功近利的“杀鸡取卵”；从长远看，则是“断子绝孙”的“自毁长城”。在《公开信》发表32周年之际，有必要全面彻底地反思和批判“一孩”政策。

一、独生子女政策的缘起与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经历了数次严重的挫折之后，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全国人民都有着强烈“痛定思痛”、“加快发展”的愿望，而改革、开放国门洞开更是让举国上下强化了这种紧迫感。在改革初期还不可能彻底检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优越性的背景之下，官方和一些学者对中国人口发展的认识和问题的判定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一方面，学者们认为中国的贫困落后并非由社会主义制度造成，而现实中的许多困难如吃饭问题表面上又与人口众多直接有关，人口众多便成了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主因，成为中国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和“包袱”。因此，迅速减少人口自然就成了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由于未能把握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规律，视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数量增长为前人“决策”错误所致，所以出台“一孩”政策，是要对我们过去所犯“错误”加倍补偿，是对过去“错误”的“拨乱反正”。史无前例最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就这样诞生了。

那么，独生子女政策出台背后的理论支持是什么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独生子女政策出台背后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人口与经济之关系的论证，“两种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平衡理论是计划生育的主要依据。当时的论证，一味强调中国人口众多增长快不适应物质资料再生产，完全忽略了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与特点。后来这种人口和经济之间关系论证，更简化成“人均分母效应”。当人们只把人口作为各种平衡关系对比的分母而追求人均指标的时候，就不难推演出人口数量越少越有利于人均指标提高从而越有利于发展的荒谬结论，而“一孩”政策背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证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实践证明，“人口众多是经济发展障碍包袱”的论证完全是错误的。保持人口内部合理的结构（年龄、性别结构）、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才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人口影响经济发展的本质所在。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另一大论证基石，是人口众多对中国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压力这一事实。后来“人口增长已经逼近资源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的观点更是广为流行，这也使得“资源环境有限论”成为了严厉计划生育政策不可松懈的一个牢不可破的根据。毫无疑问，中国存在着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但是，据此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人口数量是资源环境问题的“罪魁”？是不是迅速减少人口数量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了呢？

把人口规模归结为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并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手段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在现实政策实施中危害巨大。一方面这把解决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简单化了，产生了方向性的误导，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另一方面，它破坏了人口自身发展变化规律，而且不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也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当今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中国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

从过往历史看，源自于马尔萨斯的人口突破资源环境极限假说，从未得到验证，今后也不可能。因为，其一，地球系统是开放的，其承载力是随人类人口变化而变化的；其二，人类人口增长不会无止境，会走向平稳、甚至衰退；其三，人类在不断调整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全新的视角看待和解决中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有限论”虽值得关注，但无助于我们真正解决人口问题。

二、一孩政策实施过程的惨重代价与滞后的严重后果

1980年之后的独生子女政策之所以要全面否定，是因为它突破了两个底线：其一是自主生育的权利底线，其二是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底线。

在“人多是负担”的观念指导之下，中国公民自主生育基本权利被剥夺。自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计划生育“事业”充满血腥。遗留下来一些计划生育宣传标语本身就是最好的记录：“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三十多年来，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各种强迫育龄妇女控制生育的粗暴手段，以及“株连九族”“连坐受罚”式的惩罚方式无处不在，各种践踏生命的血腥事件层出不穷。直到2012年这类血腥事件还在“基本国策”的大旗帜下继续发生。

实际上，今日中国社会，国人对同胞的冷漠、对生命的漠视、不宽容、戾气重，无不与这30多年计划生育背后的“藐视”人类生命的价值取向有关。当一个民族反智到质疑个体生命价值的时候，任何“崇高理想”下的实践，都可能成为一场民族灾难。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案已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文，而生育权是一项人类生存与繁衍的自然权利，这是一项典型的人权。单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生子女政策就应该无条件地废除。

从现实层面上看，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践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害。从微观家庭方面看，独生子女家庭激增，家庭结构单一化，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风险大增。上千万“失独”、子女伤残家庭的出现，不仅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身心伤害，而且也是整个社会巨大的伤痛。独生子女政策还使越来越多的家庭少儿少女、缺亲情，断送了传统家庭的基本养老功能。这一政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致命一击。中国传统主干文化为儒家文化，其“仁爱”、“孝悌”等内核观念的承载单位是家庭。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家庭不断小型化、单一化，使得传统文化无栖息之地，无生存之基。诚如叶廷芳所说，独生子女政策破坏了人的“精神生态”，人内在的“精神生态”亲情维系的伦理关系一旦缺失，中国人也同样失去了精神文化家园。

从宏观变化趋势上讲，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并加速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和失衡。2010年普查显示，中国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下降至16.6%，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8%。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超前20年（2030年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此比例为8.1%）。到2030年，中国65岁老年人口比例将翻一番达17.4%，2050年更上升至27.8%，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发展中大国。另一方面，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2020年前后，持续而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1985-2000）将成为主体并进入其婚配期（20-34岁）。由此，中国“婚姻市场”将会发生质的变化：届时22岁-34岁男性人口将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出2600万，而到2030年，婚配男性人口绝对过剩超过3000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这样一个严重老化、严重失衡的人口，将全方位影响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年轻人口的迅速减少，不仅会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生机和创造力，更将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后劲和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随着退出社会经济舞台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多，特别是2020年之后，代际更替将会给中国相当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其次是社会稳定。从性别结构看，中国将迎来一个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社会。如此众多年轻气盛的“剩男”将会给社会来带什么？由于中国婚配人口性别比失衡是全国性的、长期性的，所以女性人口将会普遍短缺。随着想结婚而又无法找到配偶的大龄男青年和终身未婚男性数量不断积累，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将大大增强。一旦社会出现某种突发事件，如民事纠纷、官民矛盾、失业等，这些“剩男”人口将可能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最不安定因素。

再次是国防安全。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得青少年人口迅速缩减，适龄兵源不断缩小。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观念发生了巨变，青年人服兵役的积极性明显降低。一旦国际和周边形势发生变化，需要扩充兵员时，少子女家庭的父母都可能舍不得孩子上前线，若子女应征入伍发生意外死亡，独生子女家庭的维系和养老都会面临困境。在中国独生子女家庭逐步占据主流的条件下，在青少年人口迅速萎缩的现实中，未来中国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面临着巨大挑战。

最后，是文明的传承与兴盛。实际上，人口是文明文化最基本的承载体。从文明兴衰的历史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重要作用，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如果我们还深信中华文明应该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就必须积极地看待中国人口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以及在中华文明的兴衰中的重要作用。一个人口只有保持必要的规模、合理的结构，才能使其承载的文明始终保持生机勃勃、保持活力和创造力，以应对各种“挑战”立于不败之地。但中国如此失衡的人口结构将极大地影响着未来我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兴盛。

总之，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是对中国的硬实力（经济、国防），还是对中国的软实力（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三、站不住脚的所谓“伟大成就”

2012年7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领导在总结人口计生工作成绩指出：“中国人口计生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共少生4亿多人，创造了较长一段时期人口抚养比较低、储蓄率较高的人口红利条件，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极大地改善了国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也为全面做好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这些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都经不起推敲。首先来看成就之一：“全国共少生4亿人口”。显然，“少生4亿人”的“伟大成就”是建立在“人多是负担”的观念之上的。这个观念首先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否定。以否定生命尊严为核心的中国一孩计划生育，背离了人类发展的普世价值取向，这样的“成就”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来看，所谓“少生4亿人”其实又是一个不严谨的虚构数字。严肃的人口学者们已证明，从1980年至今，一孩政策实施充其量少生了1亿多人（具体参见王丰、蔡泳 “四亿中国人是怎样少生的？”《中国改革》2010年7月号）。1980年的《公开信》预测，“按目前（1980年）一对夫妇平均生二点二个孩子计算，中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2000年）将达到十三亿”。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大陆人口达12.65亿。这样计算下来，一孩政策以来少生人口还不足1亿。实际上，那些少生人口恰恰可能成为支撑中国今后30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女性本该是今后3000万“光棍”的新娘，本该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计生委号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之二，是“创造了较长一段时期的人口红利条件”。但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会知道，中国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前30年人口积累的能量被后30年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结果。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人口来说，其20-59岁组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创者，因此，50后的创业生产期为1970-2019年，60后为1980-2029年，70后为1990-2039年，所以改革开放30多年（1979-2012）的巨大成就，是20世纪50、60、70年代出生人口作为“主力军”创造的。再看看1980年以来的30多年做了什么，为今后30、50年留下了什么样的人口？宏观纵向动态看，这将是一个劳动力人口急速降下的人口，是一个老龄化不断加剧的人口；横向比较看，则是一个性别比例失衡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如此结构失衡的人口，必将严重影响中国今后30、50年的社会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杀鸡取卵”的过程。

计生委号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之三，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压力”。看似有道理，但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来控制人口数量，换回有限的缓解，不仅得不偿失，还让大家失去了真正解决问题的机会。因为，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不是人口规模增长，而是生产生活方式。正如美国大学全球环境政策学教授，夏皮罗在其《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书中指出的，对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而言，“全球化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环境退化的驱动器”。看看中国“GDP至上”主义下的单位产值能耗，看看国人挥霍浪费的生活方式。如果能把投入到人口数量控制上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转到关乎国民发展的人口健康教育素质上，以改变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以突破口，或许这边前进一小步，就能换来资源环境压力缓解一大步。

计生委号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之四，是“极大地改善了国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但是看看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的劣迹：由于当时独生子女政策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育意愿，从政策实施一开始，计生工作就成为了“天下第一难”。不仅官民关系对立，腐败滋生，而且国家这30多年为此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家和个人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与此同时，在这整个过程中，全民的基本生育权利被剥夺，每个家庭、每个人、每个新生命从生到死都在或将要承受计生之害：为准生证跑30多个橡皮章、惨遭大月引产、强制上环结扎、巨额社会抚养费征收，失独家庭不幸遭遇、空巢老人孤寂无援...... 还能说，这三十多年，国民的生存与发展获得了极大改善吗？

在未来10、20年里，“裹挟”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余威，中国经济或许还可以继续增长，但是未来30年、50年又会是怎样呢？我们毫不怀疑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国，重要的是它能否维持一个强国大国。从人口的角度看，由于一孩计划生育是一种“釜底抽薪”、“自废武功”的人口决策，所以，中国崛起之日或许也是衰落之时，不是因为人口数量众多，而是因为人口动态结构严重失衡。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1980年以来的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是错误的，我们已经为实施错误的政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由于政策的持续滞后效应，我们还将继续为之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其实我们并没有超越前人，这些反思与批判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表现。如果我们还停留在30多年前的认识之中，还为30年前《公开信》所述的重大“意义”欢欣鼓舞，那将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悲哀，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悲哀。我们理解当年那些政策制定者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忧国忧民之心，也承认当年那些论证政策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是他们各自专业领域的佼佼者，但事实证明，他们都不是最好的人口决策制定者。常说，历史可恕不可忘，所以今日的反思与批判不是要“纠缠”历史，也不是要“清算”过去，而是要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更好地面向未来，人类毕竟是在历史之上前行。

独生子女政策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国防文化无法持续发展的恶之源，不彻底废除，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兼答叶檀女士《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

人口学是以统计事实立足的，现代统计调查制度如普查抽样调查的建立保证了人口学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固然任何统计调查都会有数据质量偏误，但无疑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是我们人口学研究的首选，因为没有哪个数据会比普查和抽样调查在质量和代表性方面更具有优势。对于具有以统计事实优势言说的人口学来说，无论是使用普查数据还是抽样数据，都首先力求数据真实可靠，而对于抽样数据，则还要关心其代表性。

以下关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分析，本文皆使用了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即便是有误差，也是可估计不离谱的，也是最接近“真实”的。诚如叶女士所言，对于幅员广大、地区、阶层差异如此巨大的中国人口来说，任何笼统单一的指标如平均数都可能掩盖中国人口问题的真实。叶女士依旧担心中国可能被掩盖的高生育水平事实，尤其担心：1、庞大流动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2、全国平均生育水平指标会掩盖一些地区的高生育水平现状；3、富人穷人两大阶层的潜在高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阶层差异会不会让我们误判中国的人口形势，误导决策呢?这是这篇文章尝试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叶女士们疑惑的问题。

在开篇之前，先纠正一下叶女士这里使用生育率指标的错误，总和生育率的单位不是百分数。在人口学中，衡量一个人口生育水平的指标通常是，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缩写CBR）、一般生育率（General Fertility Rate，GFR）以及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前两者以千分数来表示，后者为某批育龄妇女按照某生育水平度过其生育周期平均每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总和生育率由于不受实际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因此是一个常用的度量且可比的生育水平指标。

流动人口的真实生育水平

21世纪中国人口最剧烈变动之一就是人口迁移了，这是一个由乡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城市化过程，由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户籍改变的迁移，这一部分人口被称之为流动人口。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亿，2010年普查又翻了一番，达到了2.2亿。对于如此庞大的且多数为年轻人的流动人口，他们的生育水平到底多少？一些学者包括官员一直认为流动人口是个高生育水平群体。正如叶女士在其第一篇人口文章里首先引出7个孩子典型个案故事一样，似乎也为其怀疑流动人口动的生育水平埋下了伏笔，而叶女士这几篇文中也不断以不同方式论证着流动人口高生育水平的事实。

笔者著文曾指出，中国流动人口是“超生”移民这一污名化标签由来已久，一直有一顶“超生游击队”的帽子。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虽成为公认的低生育水平国家，但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这个群体的生育水平依旧不“放心”。官方常引用的研究曾这样指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呈现如下特点：计划生育率低、早婚生育及计划外怀孕生育的比重大、人工流产率高；流动妇女由于绝大多数处于生育旺盛期、流动人口流动性大、居住分散、难以管理，流动人口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叶女士也引用了有关移民大省广东的相关研究，证明外来人口的生育率高于本地人口。

然而，全国的事实是怎样的呢？其实，无论是有关部门还是叶女士所使用的论据，且不论调查数据的质量，就其代表性而言都不是全国性的，而是代表局部的。叶女士意识到了她使用地区数据的局限性，因此希望人口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人口学家在这方面以全国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还为数不少，下面来看看北大郭志刚教授的研究结果。

郭志刚教授曾利用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结论是人口流动实际上很大程度地降低了全国生育水平。数据分析表明，全国流动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9，这显著地低于非流动人口的相应水平1.41。而且，我们还能看到流动人口的各个孩次别总和生育率都是低于非流动人口的，其二孩生育和多孩生育水平也都是极低水平。此外，流动人口在各孩次上的平均生育年龄也都显著高于非流动人口。在人口学上虽然时期生育水平并不等同于终身生育水平，有时时期生育率很低可能是一种非常的暂时性现象，在非常时期结束后，一般会出现较明显的补偿性生育。但是，中国目前的流动人口趋势不是一种“非常”现象，而是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的结果，是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过程。

我想叶女士不至于要以她的广东局部来否定全国整体情况吧，也不会坚持以局部代表全体，以个案推断总体吧。其实，人口学在分析各种人口现象、人口问题时，是以各种差异性为基础的，人口学强调一种总体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观念，即在差异性、多样性中把握总体。在这个问题上，叶女士强调差异性没错，但是以局部取代总体的集中趋势则是不可取的。现在，我们的明确结论是，就全国总体而言，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很低，且低于非流动人口。

差异中的全国各地生育水平

从中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来看（见表），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全国各地都处于一个很低的生育水平，最低的北京其总和生育率仅0.71，最高的广西为1.79，都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北京、上海和东三省总和生育率均低于0.8，高于1.5的只有海南、新疆、广西、贵州四地，其他地区均在1.5以下。尽管这些数据像以往普查数据一样存在着瞒报漏报，但即便是将这些因素加入，全国平均水平不高于1.5。事实上，笔者十多年前的研究也间接地能够证实这一点。笔者1995年以1990年普查数据为依据对中国未来人口做了不同的预测方案，其中之一是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在此方案中假定2000-2010年中国城市和乡村的TFR分别为1.2和1.6，则2010年总人口为13.70亿，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为20.1%，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8.5%；对比2010年普查数据，总人口为13.39亿，0-14岁人口比例为16.6%，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8.87%。可见，城乡生育水平未达到1.2和1.6，而整体也未超过1.5.。

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也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一个基础。2000年至2010年，东部多数属于人口自然增长超低、但10年间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特别是三大发展区域的中心城市，即珠三角的广州，长三角的上海，环渤海的北京。这三地就其户籍人口来说，自然增长率很低甚至为负，但2000年至2010年间，北京、上海、广东人口增长最快，显然这是流动人口增长快所致。对于大都市来说，是年轻的流动人口支撑起了城市建设，奉献了“人口红利”，减轻了实际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压力。

叶女士为了证明她所担心的一些地区高生育水平最终会影响总体生育水平，多处有违背人口学常识的推论。例如，叶认为，“在人口输出省份，由于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童，养老问题将更加严峻。根据河南省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该省每8人中就有一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欠发达地区，需要的恰恰是人员、亲情。如果放开生育，仍然无法解决当地的养老难题，可以预期出生增加的人口一到成年就会相当部分移民沿海地区，当地人口总量居高不下、老年人口增加，反而会陷入人口恶性循环：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高，通过移民抬高全国人口水位，而欠发达地区因为养老难形成人口出生激励。”

这种推论令人费解，因为一方面再说对于人口输出大省如河南，由于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童，养老问题将更加严峻，这论述没错；但是，另一方面，叶女士怎么又会推出“人口迁出地通常出生率较高，容易进入人口高生育循环”并“通过移民抬高全国人口水位”的结论呢？如果说，人口迁出前是高出生率地区，但在青壮年人口都迁出乡村到城里打工之后，谁来维持这高生育水平的循环呢？莫非这些流动人口是神人可身分二处，一边流入城市支撑着城市建设，一边又可回家乡维持着高生育率。

其实，最近富士康在人口大省河南招工虽有政府花费上亿元的财政补贴，但却依然不能为其如期招收到工人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河南作为传统劳动力人口输出大省，不仅不再可能为沿海城市提供劳动力，就连本省也自身难保。这十多年河南也处在人口低生育率急剧少子化的过程之中。如河南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由2000年普查的25.89%迅速下降到2010年普查的19.90 %。2010年人口普查时，20-24岁人口为9611242人，15-19岁为7418890人，而10-14岁6160239人。常被认为具有高生育水平的传统人口大省尚且如此，更别说其他省区了。而近年来的民工荒、以及从小学到初中再到大学适龄人口的锐减，都是在中国人口迅速少子化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在这样的人口统计事实面前，是什么样的推理逻辑能让叶女士们得出高生育水平的恶行循环，全国各地如此低水平下的生育水平差异怎么会通过人口流动提升整体生育水平？叶女士的论证没有任何说服力。

表：2010年普查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总和生育率

富人与穷人真能生多少

除了很多人像叶女士一样担心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外，还担心社会不同阶层的生育水平，尤其是担心社会上最富最穷的两极阶层。这是两个常被认为具有较高生育水平的群体，一个是养得起罚得起的富人群体，另一个是“多加一瓢水”就能再多养一个的穷人群体。而叶女士文中也担心这两个阶层，认为一旦政策开放，最低最高这两个阶层的生育意愿、生育冲动会最强。

对于中国名人、富人阶层的“超生”问题，计生等有关部门还真是下过了一番功夫。早在2006年底中央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之后，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曾指出，对社会上的名人、富人超生，要严加惩罚，除此之外，还要记入档案，不得参加社会各种评奖活动。有关部门认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2007年9月中组部、人口计生委等11部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惩治“超生”现象的力度。紧随其后，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严惩名人、富人及流动人口超生的地方法规，一轮又一轮的“秋后算账”在公众媒体的介入之下“大张旗鼓”地展开。这几年各地有关部门，也一直揪着这仅生育二孩的“超生”问题不放。2010年4月，温州官员对超生者是“砧板上的肉”“想怎么剁就怎么剁”的名言红极一时，而刚刚发生的16年前准许生育二孩而今日秋后算账开除公职的江西小学教师，无不反映出官方对待超生者态度，以及变了味的“社会抚养费”。

不过且慢，现在，我们需要严重地质疑一下，这场由国家有关部门“主动”曝光的所谓“超生”问题真的有如此严重吗？全国包括名人、富人、流动人口及穷人的超生真的会动摇计划生育的“成果”、真的会影响社会公平吗？

其实稍有统计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首先，我们要清楚贴上“超生者”标签的名人、富人或穷人这个群体有多大规模？其次，在这个群体中，又有多少人超生了？这些基本信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这些数据就不能得出“超生”对总体水平有多大程度影响的判断。诡异的是，所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所有给这问题定性（严重性）的人对这样一个基本数据都是语焉不详，而权威部门也常常在“问题总体”（如超生人群规模）这个关键数字上大玩数字游戏（根据媒体报道，有关人士指出，2006年国家计生委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其超生的多为二胎，有10%超生的是第三胎。又如国家有关负责人在07年11月召开的全国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说，中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不到位。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总量的60%以上。请注意，这里没有关键的“超生”规模绝对数），只见“吓人”的百分比，不见“问题人群”的总量。

虽然我们没有分各阶层人口生育水平，我们也无法知道知晓名人、富人群体和穷人群体到底生育水平高达何处，但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合理假设，假设名人、富人都聚居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而穷人都聚居在乡村，这个假设基本是成立的。如此一来，考察一下2010年人口普查中中国分城乡人口的总和生育水平，城市为0.8821，镇为1.1534，乡为1.4376，合计为1.1811。我们看到城市总和生育率仅为0.88，而北京、上海也才仅0.7多。如果富人、名人超生真的很严重，那么，城市，或北京上海就不应该如此之低；同样，如果穷人群体庞大且超生很严重，那么乡村的生育水平也不该如此之低。统计数据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名人、富人及穷人固然有不合政策的“超生”，甚至有叶女士列举的7个孩子的个案，但都没有动摇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低生育水平现实。

那么，超生二孩破坏了社会公平了吗？事实上，一孩政策30多年来国人已经被“教化”的失去判断力了，视不正常为正常，一直在“为国家民族未来”的口号下，漠视生命，漠视孩子，颠覆了常识，颠覆了普世价值观。我们并没有深刻地反思一下计划生育法规政策对基本生育权利的剥夺和对孩子的不公平，反而把矛头指向了付出代价的“超生者”。想想我们看待两孩或多孩家庭的目光，再看看公众媒体及大众宣传，皆以一孩为正常，两孩或多孩的家庭反倒是不正常了。“超生”二孩者破坏了社会公平吗？没有，他们是在争取本该就属于自己的基本权利！真正应该质疑的，是这剥夺了我们生育基本权利的计划生育制度。

放开政策生育率是否会剧烈反弹？

叶女士最后断言“目前人口学界主流的担心是一旦放开生育政策，是否引起出生率剧烈地反弹”。不知这里叶女士所指的人口学界主流在哪里？其实我们发现，担心生育率剧烈反弹的有关政府部门或一些学者在论证这一结论时皆选择局部高端生育数据或个案（如7孩子）来支持。事实上，早在2007年年初，代表官方观点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对于中国的生育状况就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因而中国人口目前的生育率水平还不稳定，任何政策上的不谨慎都可能使中国人口失控，都会出现“剧烈反弹”，从而断送中国二、三十年来之不易的计划生育成果。

但是，坚持认为中国人口已经处于低生育水平的学者发现，官方及一些学者不仅存在着这种以偏概全的推论，而且还大大遮蔽了中国低生育水平势能的现实。请注意下列的数据变化，1982年人口普查中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43人，2010年降到3.10人。这种家庭规模的迅速变化，一方面是人们少生孩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家庭类型多样性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个社会日趋多元日趋开放，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理性选择，中国单身族、丁克族、同居者甚至同性恋，都有上升趋势，更要命的是，有专家指出，中国不孕不育人口由20年前的3%增加到了12%，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同样，直接影响到生育的婚姻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0年普查，中国25-29岁组男女未婚比例分别为24.68%和8.67%，到2010年普查25-29岁组的男女未婚比例分别上升至36.29%和21.62%，这其实是80后与70后在这岁组上婚姻观念和婚姻状况的巨大差别。今日生育主体是80后，接下来是90后，这样一个变化趋势，何来“剧烈反弹”的势能。其实，要把握整体，了解极端值是必要的，但却不能各持一端。严谨的人口学者正是依据这些差异性，依据不同人群的生育水平分布得出结论：即便是放开生育政策让那些高意愿生育的群体满足其生育意愿，因为有另一端低生育势能的存在，所以，总体不可能剧烈反弹。

面对这样一个人口现实和人口形势，如果回到人口学的学术立场，正确使用人口统计事实，正确理解人口统计指标，那我们就不会忽视差异性，同时也不会以极端值做出所谓“剧烈反弹”的判断。相反，人口学界主流更多的担心是，由于人口总体生育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低生育水平的地区或人群比例越来越大，所以即便是放开政策，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也难以回升到人口更替水平附近以确保人口自身的长期均衡发展。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