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 刘波

推荐语：2016年，经济减速等因素造成中国社会争议性问题增多，讨论依然激烈。但公共空间日益缩窄，出现社会观念极端化、分裂化态势，社会共识趋弱，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在网络上流行。权力傲慢、法治不彰、社会不公、秩序失范、民生艰难、环境恶化等情况导致焦虑情绪不断积累，但积弊重重未能纠正，又意味着这些情绪难以纾解。

我们精选了以下十篇文章，对今年的时政与公共政策议题进行回顾。这些文章大多是对现状的质疑与批评，但我们的意图并非低估中国社会发展成就，而是直揭弊端，以促其改良。

“中国特色民族主义”的弊端 作者李江

帝吧远征军：越过墙未必架起桥 作者董晨宇

在中国，抢先上车很重要 作者聂日明

中国城乡差距的根源 作者路乾

“非京籍”们的中国梦 作者赵晗

取消户籍限制势在必行 作者孙涤

网约车四地新政：一个软抵制的典型例子 作者刘远举

“小区拆墙恐惧”考问中国城市文明 作者刘波

中国春晚，毁于傲慢？ 作者才让多吉（周健）

嘲笑毛坦厂中学的傲慢与冷漠 作者曾于里

（注：推荐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周子瑜道歉事件余波未息，帝吧出征再次引爆舆论。自去年太阳花运动以来，两岸情绪对立再次达到顶峰。以周子瑜道歉事件为例，该事件不仅直接导致了大量台湾选民投票给民进党，更是大大强化了台湾人的自我认同——这都是大陆最不希望看到的。许多人将责任追究到黄安身上，然而，黄安只不过是迎合了大陆人的民族主义需求而已。

近年来，无论是在处理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内部事务上，还是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中国（这里特指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都产生了使事态严重恶化的负面效果。虽然许多人也意识到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整体而言我们却有意或无意地低估它在国内和国际所造成的负面能量和影响。

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具有什么特点？

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一般意义上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有根本区别的。关于民族，安德森曾称之为“想象的共同体”。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民族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对某种身份（identity）的共同意识。这种身份认同，是一种基于血缘、宗教、地域、习俗、语言等的集体归属感。必须补充的是，这种共同身份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建构起来的。因为人类历史一直伴随着迁徙、杂居、通婚、交流，严格意义上的共同身份极少存在于一个大的地理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更多是一种主观建构起来的共同意识。而这种共同意识也会反过来约束个人的行为甚至意志，从而更加强化自身。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则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有浓重的儒家色彩。儒家作为一种伦理学说，它的核心之一是“礼”，包含一系列对群己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规范。也就是个人必须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的位置，承担什么样的义务等等。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莫过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为什么，大陆人常常会把台湾（人）、香港（人）矮化为儿女，台湾（人）、香港（人）的许多行为看作是对大陆“母亲”的“不孝之举”。这种将台湾、香港、大陆放在家庭伦理中思考的视角就是儒家伦理规范的特点之一。

其次，中国民族主义带有浓重的悲情色彩和复仇心理。由于中国的历史教育反复向民众强调，近代中国就是一段充满了屈辱的历史。仇恨教育与悲情叙述天然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中国的人文社会本身就缺乏理性、博爱和人性关怀。因此，一旦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以及那些存在外国因素的内部关系时，中国人的仇恨心理会非常容易地被刺激起来。

第三，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有浓重的工具色彩。作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补充，民族主义被官方当做一种整合社会意识的工具以及发泄民众负面情绪的窗口。中国官方一直相信，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使得民众更加地拥护执政党和国家。因为民族主义在政治诉求上主张“民族是国家存续唯一的合法基础”。这一点不便展开。另一方面，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民众缺乏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而当前积累的社会矛盾又迫切需要一个发泄负面情绪的出口，那么民族主义则顺理成章地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发泄情绪的工具，对官方来说是相对“安全的”。而民众也会默契地配合。这就是为什么，网络上或者现实中民族主义表现得最激烈的，往往是底层民众。由于受到的社会不公最多，因而他们的“负能量”也是在各个阶层当中最大的。

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正在撕裂中国

然而，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正在撕裂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所需要的认同并非要求严格的客观基础，它更需要的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糟糕的是，大陆似乎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台湾和香港与大陆拥有不同的（近代）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很多台湾人和香港人并不认为日本和英国的殖民历史是一段屈辱的过去，相反他们反而认为这是他们现代文明的开端。尤其是大陆的种种措施更加强化了他们这种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使得他们许多人更加怀念那段时光。

在同属一个汉族的台湾和香港尚且如此，那么藏族和维吾尔族等民族则更加具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只不过，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否伪装，都并没有真正去理解和尊重这种差异。尽管中国官方很聪明地不断强调“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但是如果这一概念的基本元素存在着矛盾，那么这一概念就无法获得其它地区人民的认同。如果粗暴地去宣传和推行这一概念，最后反倒激化了后者的受压迫心理，最后强化他们内部的自我认同。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民族主义者经常指责西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和台湾人不知好歹、背叛祖国，甚至主张用暴力教训后者。最后的结果，就是撕裂了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认同。

另外，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也在制造更为强烈的阶级对立。许多社会调查都表明，最广大的底层阶级往往是民族主义最为强烈的群体。而数量上属于第二大群体的中产阶级，则更为“犬儒主义”或“中庸”。虽然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民族主义，但是在具体的诉求上，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的。尤其是近年来底层人民的阶级仇恨不断强化，他们被掩盖在民族主义这个“正义”旗帜之下而已。那么，一旦受到一些涉外事件的诱发，这种民族主义具体诉求的分歧极易演化成阶级对立。所以才会在2012年上演滑稽的一幕：一些民族主义者可以砸了别人的日系车，但绝对不会把自己手机里日本企业制造的摄像头抠出来烧掉。

我们必须看到，虽然民族主义为底层人民提供了发泄负能力的借口，但这种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力量也是最难以控制的。底层民族主义者所集聚的巨大负能量来源于社会不公和缺少归属感，而在某些野心家的操纵下或者某些事件的推动下，他们绝对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就是“重庆模式”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

这种民族主义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一步步撕裂中国内部脆弱的认同。它看似整合了一部分群体的社会意识，但它的狭隘和排外使得它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对立。族群、地区和阶级，都会成为这种民族主义对立的能量来源和爆发出口，只是我们总是试图掩盖这一切。

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引起周边的忧虑和恐慌

在国际层面，这种民族主义也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众所周知，许多国家曾公开表示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忧虑，甚至令周边小国感到恐慌。这是由于对外宣传和外交政策的缺陷，以及中国民族主义本身的特点，导致外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解往往被简单表述为“自私自利”、“盲目排外”、“倚强凌弱”。

由于这种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因此它悲情和仇恨的一面往往不加选择地对所有国家都会表现出来。因此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民间交流都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甚至裹挟。而这又往往反过来强化对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最终导致双方民众的尖锐对立。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主张，通过经济融合改善地区安全环境。他们主张的依据是，经济相互依存会增加对抗成本，经济合作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然而，事实却是，中国对于许多东亚国家来说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后者却对中国并不友好。更为深刻的历史教训是，一战可是在欧洲国家之间极高相互依存度的背景下发生的。

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融合不断加深，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进一步使后者对中国的“国家意图”抱有更加负面（或者模糊）的看法。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行动，是建立在对后者“意图”的解读的基础上的。一旦周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排外和自私的民族主义国家，那么她越强大，对自己肯定越是一个威胁。因此，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回归地缘政治，通过联合或者邀请其它霸权国家介入以达到均势的目的。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使他们联想到第三帝国。希特勒曾成功地在德国构建起“雅利安民族”的民族认同。从人种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民族划分是错误的，这种民族主义也曾给全世界带来沉重的灾难。更为有趣的是，虽然中国在政治上民族主义色彩浓厚，在经济上却主张激进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而西方国家又常常指责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重商主义）。

民族主义应该成为一种进步力量

中国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已经带来了严重后果。虽然这种民族主义为中国官方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并且总体而言仍然是可控的。但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它的确会加深一部分人的内部认同，但被排斥在外的是更大一部分群体。这种民族主义泛滥的最终后果，是这群民族主义者将自己孤立起来。

因此，中国应该将民族主义往良性方向上引导。教育和宣传可以往强调奋发图强以建设更美好的国家和世界的角度去努力，而非仇恨教育。与此同时，中国应该建立真正的法治体系，一个国家只有在法治框架内，人们才会成为理性的公民。而真正的法治，必须是所有个人、团体和组织都受到法律的约束。这样才能避免野心家操纵民族主义，也能使得民族主义受到理性的约束。民族主义，应该成为一种进步力量，即一种自由人以共同信念为同一个伟大目标奋斗的积极力量。

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应该成为一个乌合之众的旗帜。

（注：作者是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1月20日晚7点，百度帝吧网友相约翻墙“茬架”。一时间，几家台湾媒体和蔡英文的FB主页写满了大陆网友密密麻麻的留言，似洪水过江。

在大陆的互联网世界中，这当然并非第一场网民“茬架”，只要稍做搜索便不难发现，诸多明星和游戏贴吧都曾经因此淹没。如果套用勒庞的解读，这种网络运动更像是一种集体狂欢，它通过情绪的暗示和传染，使参与者沉浸于一种信仰胜利的喜悦氛围中。无需多余的对话，狂欢作为一种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本身。

在狂欢中，网络青年的集体行动被投入到浪漫的信仰包装之中，它没有刺刀见红、没有流血牺牲，但却被想象为一场不见硝烟的精神“革命”。烟消云散之后，“革命”的传奇叙事毫无意外地在互联网中流传开来。

然而，更为有趣的是，一觉醒来，两岸网民对同一事件的回忆却千差万别。双方通过不同的叙事策略，奇妙地维系着彼此稳定的政治想象。

在大陆一端，“茬架”被描述为一边倒的胜利。令大陆网民欣喜的是，它所聚集起的网络“军队”分工明确：不论后勤保障、人员召集、图片制作、台独言论整理、网贴翻译还是对外协调，其组织之严密、言辞之克制，完全不像以往充斥着咒骂和混乱的网络抗议。大陆网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歌唱祖国、朗诵诗歌，一时间阳光普照，大陆城市建设、风土人情、科技发展、美食文化的图片纷纷洒向对岸。蔡英文的脸书主页被贴满了八荣八耻的政治口号和余光中的乡愁诗句，三立新闻甚至要依靠编造“挪威支持台独”的假新闻来苦苦支撑，在酸菜鱼和辣子鸡的光芒下，两岸网民实现了“大和解”。

不过，在PTT、卡提诺论坛等台湾知名BBS上，台湾网民所建构的故事则完全是另一个形态。如果说周子瑜事件激发了台湾民众强烈的反抗情绪，那么在FB事件上，台湾网民的反应实在波澜不惊，甚至还有些冷嘲热讽。此间台湾网民最为津津乐道的桥段，莫过心怀“恶趣味”的带路党们。他们将欠缺“翻墙”经验的大陆网民指向国民党统一派政客蔡正元。他被恶搞为“蔡英文的弟弟”，迅速被大陆网友“攻陷”。在PTT、卡提诺论坛等知名BBS上，台湾网民更多在谈论那些“笑到肚子痛的乌龙”，嘲笑大陆网民想要攻陷PTT论坛，却“气得频跳脚”（因为这个论坛在注册后要登录500次才可以发言），“让台湾网友度过今年最欢乐的一晚”。

如果置身事外，单就两种故事版本而言，也许一个人很难判断这场罗生门的胜利者是谁（如果存在胜利者的话）。或许，它就像两位同唱一首歌的业余选手，因为怀着彼此的乡音，一个人唱成狼牙山，一个人唱成澎湖湾。

进一步讲，这场政治戏谑以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呈现在了海峡两岸，与其说是一场网络“茬架”，不如说更像是单方面的“盘道”，双方自说自话，鲜有正面交锋，更不用讲奋起反击，于是最终却相安无事，彼此修成正果，狂欢着各自的狂欢。然而，厚重的幕布再一次降落在两岸之间，以至于没人愿意掀起一个缝隙，允许一束对面的光打进来。

为何同一事件，会在两岸网民中滋生出完全不同的社会体验与社会记忆呢？心理学家Albert Hastorf和Hadley Cantril曾在1951年做过这样一项有趣的调查。他们邀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的学生，一同回忆一场双方几周前进行的橄榄球比赛（因为暴力冲突，这场比赛在两校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芥蒂）。研究者惊奇地发现，两所大学的学生对同一场比赛的回忆和评判相隔千里。据此，两位学者总结道，社会事件从来不会自动呈现出客观真实的面向，个人的记忆与其说取决于事实本身，不如说取决于长期社会化所获得的情感认同。

这有些像E. Bernays所谓的“防逻辑隔离层”（logic-proof compartment），双方都会将彼此的缺陷放大，以提供狂欢所需的补给。台湾网民会自动消解大陆网民这种戏谑仪式的初心，大陆网友也会将台湾网民想象为不堪一击的顽固分子。不幸的是，双方的想象相互抵消，民间对话的中间地带仍然单薄。

互联网中已经有太多对于此次事件的评述。其中既有自由派的嘲讽，也有爱国者的捍卫，但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一点是，我们的评价究竟应该遵循何种准则？或者换言之，这场所谓的网络“茬架”，究竟意义何在？

如果是单纯的宣泄爱国情绪，那么，大陆网民无疑在FB事件中再次完成了自身的国族想象。如果是“教训”台独分子，那么，这是一场从开始便注定失败的说服（当然，大陆网民至少获得了精神胜利）；如果是文化交流，那么，台湾网民虽然做出反应，但这种反应无疑在大陆的网络叙事中被夸大了。如果还有第四种可能性——对话和理解呢？

台湾学者陈陆辉等人的研究亦表明，自2008年大陆“让利施惠”并未改变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感”，甚至“我是中国人”的认同比例在近十年中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便是“感性认同”一直隐藏在“理性自利”背后，左右着台湾人的认同指向。换言之，即“基于族群文化感情联系的巩固力量，似乎大于经济引诱所产生的转变力量”。

民间交流无疑是族群文化联系的重要途径，不过，在周子瑜事件尘埃未落的关头，此次FB事件又在多大程度上联接了两岸的民间声音呢？当然，有人会坚持认为，它本身仅仅是大陆网民爱国情绪的宣泄而已，但这种宣泄的结果如何？第二天的FB行动因为一些原因不了了之，似乎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我并不怀疑此次FB事件会被写进两岸民间交流的历史中，但它的意义也许更多在于跨过一面墙，而不是架起一座桥。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抢”是一种中国特色。在中国，总有一群人什么都要抢，挤公交车、挤地铁、买火车票、医院挂号、进景点，他们生怕进不了门、上不了车、抢不到座位，因此拼命往前挤。即使在供应充足的环境中，很多人“抢”的习惯依旧难改，例如，乘飞机都是有座的，但抢先登机的现象并不少见。“抢”也通过中国游客走出国门进而名扬世界。今年3月，泰国网友上传了一段中国游客在泰国吃自助餐时疯狂抢虾的视频，虽然有辟谣称此视频是恶意抹黑中国人，但依旧受到广大舆论的批评。

为什么中国“抢”文化如此盛行？有人将其归结为文明程度的欠缺，或者归结为国民劣根性。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在特大城市生活的人群，对这些不文明的现象多有批评，这些现象也成为他们排斥外来非户籍人口或低收入人群的理由。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长久以来的稀缺经济导致的，对供应不足的恐惧让人没办法不抢，这种习惯至少要经过几代人的生活富足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抢”有两层含义：有和无的差异、先与后的差异。一般理解“抢”，都是从有和无的差异入手，这主要是资源稀缺所致，由于普通商品的供需大多由市场所决定，稀缺的商品，价格自然也高，一般用不着抢，而需要抢的服务（或商品）大都是受到政府管制，或者直接由政府提供的。

显然，“抢”还是“不抢”的关键不是“有与无”，而是“先与后”。当今社会，对“抢”持嘲讽心态的中产阶级，也越来越能理解“抢”的内涵，并且加入到抢先上车的大军之中。

在中国，抢先上车很重要。买房要趁早，晚一步不仅买不起，也可能出现有钱也买不了的状况。在上海，抢先办居住证很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成为第一批办理居转户（居住证持有满7年可以申请户籍），而第一批居转户的办理，不仅条件低，名额也足。

所有政府推出的管制政策，不管看起来多么荒唐，你都要先挤上车，或者先买张车票，不然将追悔莫急。就算是公务员，时间也是异常宝贵，每一步升迁都要及时赶早，早一年，往往意味着仕途升迁机会的倍增。

为什么抢先上车很重要？首先，改革的策略决定了抢先上车的重要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是广泛使用的改革原则，由于改革的对象往往都是既得利益群体，而“老人老办法”豁免了现有既得利益群体的义务，抢先上车、占了位置，就可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损害。所以每一轮社保、人事改革，都会有很多公务员、事业编制职工提前退休，就是想沾上“老人老办法”的光。

上海和北京的限牌政策亦是如此。2010年前，北京车辆上牌尚未受到限制，之后推出了摇号政策，目前中签概率低到0.14%，即693人中只会有一人中签。上海早先的车牌虽然需要拍卖获得，但有钱总可以拍的到，然而2013年警示价制度出台以后，车牌拍卖沦为抽签，概率虽比北京高，但也不到5%。晚一步买车上牌，其难度增加何止百倍。

过去的30年，是资产膨胀的30年，也是知识与技术价值回归的30年。房产是居民财富最主要的资产，除了投资以外，对于一线城市的常住居民，能否买房将严重影响其财富增值的可能，买房早与晚也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其房产财富的净值。在这种情况下，买房的资格却与缴纳社保年限以及是否有户籍等因素挂钩，从而变相拉大了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先来后到”的资源配置机制，是加剧代际和人群之间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这种机制也已经成为上海、北京等城市族群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

其次，抢先上车的根源在于恐惧，害怕机会的大门对自己关闭，这是由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的。2010年以前，全国只有上海实施小汽车车牌数量管制政策，随着北京车牌摇号政策的出台，深圳、广州、杭州、南京陆续传出实行小汽车车牌总量控制政策的谣言。以深圳为例，社会上多次传出深圳将实施车辆限购的谣言，但官方多次辟谣称不会实施车辆限购，但2014年12月29日，深圳官方宣布当天晚上18时开始实行车辆限购，杭州的情况也与深圳相同。

今年3月，上海市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一起相同的案例。3月24日以前，上海疯传房地产限购将升级的消息，作为购房前提的社保缴纳年限从累计2年调整到连续5年，3月25日上午10时，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证实了这一消息的准确。

造成抢先上车恐慌的政策都有如下共同点。第一，闭门密室决策，买车、买房、落户、子女入学这些政策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但此类重大决策很少有公共讨论环节，利益相关者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第二，以时间为划分原则，先上车者的利益将被保护，大家不得不抢先上车。第三，决策执行没有缓冲期，因为以时间为主要划分原则，所以政策方案不仅要保密，还要立即执行、自公布之时起执行，如上海的房产限购升级政策，政策执行的时间甚至要回溯到政策发布十小时之前的时间点，这就导致大家对谣言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而绝不放弃任何抢先上车的机会。

南京对限牌政策的态度是少有的例外。受杭州等地限牌政策突然袭击的影响，南京车市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火爆状态，大家抢先上车以防止自己被政策拒之门外。为此，2015年5月3日，江苏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希回应表示，南京绝对不可能像杭州那样突然限牌，因为江苏省地方性法规对限牌有明确规定。在江苏，如果有城市准备限牌，必须要走这三个程序：必须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必须人大常委会审议、必须提前30天公告。

更进一步，不管是试点改革策略、政策倾斜，还是闭门决策、政策制定不遵循法定程序，此类现象突显的都是中国各级政府行政行为的法治缺失。政府可以关门立法、不征求公众意见，可以以公众利益为名、损害特定群体的利益，可以使重大政策不经过代议制机构（各级人大）的审议，可以使政策自公布之日起实施、不留缓冲时间，这些才是造成公众恐慌的根本原因。

在今天，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分蛋糕”效应越来越明显。在劳动力全国流动的大背景下，大城市产生了义务教育学位不足、交通拥堵、房地产供小于求导致的高房价等问题。以拥堵为例，其根源在于道路的供给过少而需求过多，拥堵的治理自然也要从抑制需求、增加供给的角度入手。在需求侧，抑制需求要增加哪些人群的使用成本，成本又要如何分摊，这些问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本应该充分采纳公众的意见，平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

然而，中国的现实是，这些政策制定过程，没有公共讨论，也不允许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最终的结果就是让没买车的居民承担了大部分的政策成本，这样的公共政策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更让无数的后来者恐惧被政策所抛弃，疯狂地“抢”占一切可能占据的位子。

换而言之，如果所有的公共政策决策都遵循三个要素：第一，开门立法，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并允许公共讨论；第二，重大决策要平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由人大审议，或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推出；第三，设置必要的缓冲期，那么新老划断、突袭政策等现象就根本不会出现。

公众参与也意味着政府在治理城市时不能自说自话、闭门决策。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由谁来承担政策成本，应该纳入公众讨论的范畴。公共讨论中的事实呈现和竞争性的学术研究形成的共识才具有更高的公信力，公众也更愿意接受并支持这样通过科学民主决策的治理方案，哪怕这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这样的决策才会让老百姓有明确的预期，自然也不需要事事都抢着先上车。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中国城乡之间的持续差距是一个事实。去过农村的人，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农民很朴实，但农村比城市落后太多。在中西部地区，这样的感受会更强烈。有些房子外观看上去不错，但室内空荡无物，仅有简单破旧的家具，污水直接排到地下，解手还得上茅房。

城乡之间的物质差距直接导致了教育差距。据2014年教育部《中国教育概况》介绍，初中阶段具有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城乡之间相差14.5个百分点。小学阶段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教师，城乡之间相差9.2个百分点。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缺乏好老师，也见不到外面的世界，没读完中学就辍学，更别说考大学了。

城乡差距导致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城市里的生活成本比农村高很多，但农民依然要留下来。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约2075万人，约占农村在校生的30%。农村的生活条件、居住条件、教育条件、医疗卫生条件，与城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农村给人的印象仍然是贫穷。

近年来，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22元，城乡收入比为2.73：1，比2009年的3.33：1减少了许多。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依然很大，是19773元，比农民收入还要多。

舆论倾向于认为，城乡差距的根源是国家向农村的投入太少。但实际上，仅从2008年至2013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5.85万亿元。加上地方的配套投入，国家向农村投入并不少。社会各界的投入也不小。十多年来，有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去农村创业、支教、当村官，但农村的发展变化比城市要慢很多。结果是，农业补贴了，墙面刷了，道路修了，田埂拆了，农田连片了，学生下乡了，不少地区的农村依然比城市穷太多。靠增加向农村的投入来发展农村，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城乡差距的表面原因，是农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不赚钱的。多数地区的农业，包括部分地区的家庭农场，主要依靠补贴维持。种地的农民多在五十岁以上，而他们的子女愿意在城市生活。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一是因为种地是体力劳动，非常辛苦，二是因为城里有更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城里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信息，年轻人能学到更多知识，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那些能留住年轻人的农村，要么靠旅游，要么靠工业，早脱离了农业。

城乡差距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对农村功能定位的计划经济思想。计划思想在三农问题上的体现，是将生产结构与区域联系在一起。城市的定位是发展工商业，而农村只能发展农业。比如，有观点认为，“农村不是搞建设的地方，农村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提供农产品，二是提供生态环境产品，这才叫农村。农村的建筑，是农民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也就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农村的功能就是生产粮食，保证“万一”打仗时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农村的房屋，是为农民生产粮食提供居住服务的。在有序的安排下，农村和农民是为整个国家机器服务的一个部件。让农村依赖农业，农业不赚钱，农村这个部件就会一直贫穷。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制定了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既然农村是搞农业的地方，就不能随便让农村搞建设。农地要转为建设用地，既有多年的规模控制（十五年的土地利用规划），也有年度计划控制。根据计划分配的土地权利资源，却又是极不公平的。计划下达的农转用指标，实际分配的方式，是按行政级别层层下发。指标到了县一级，绝大多数分配到开发区、或用于新城建设，很少到镇一级，更别说到村庄了。缺少指标，农村就没法建厂房、客栈，搞不了工业和旅游业。一些乡镇和村庄为了发展，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只好为农民建楼房，让农民上楼，把腾出来的土地用于发展。

农民上楼，配上基础设施，一方面改善了农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发展腾出空间，一举多得。其弊端是，对于少数依赖于农业的年长农民，种地不如以前便利了，农具没地方放了，有一个适应过程。可是，在用途管制加行政分配指标的约束下，不这样做，地方发展又能指望什么呢？眼看着农村继续破败下去吗？一些学者专家批评地方政府让农民上楼的行为，但没认识到，正是计划管理指标的制度，在迫使农民上楼。

更大的问题是农村土地市场的缺失。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导致市场制度建立不起来。市场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过程，需要政府、中介、买卖双方在长期的互动中累积制度建设的知识。城市的国有土地已建立了一套市场交易制度，积累了一系列市场交易的知识。但中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没有市场的，这就导致了抵押、评估、中介、仲裁等大量市场功能的缺失。市场的缺失，背后是农村产权的缺失。现行制度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不准入市交易。中介公司、评估公司、金融机构、法院也不愿意为农村土地房屋提供市场服务。农村盖的房子，出租或出让给城里人，被称为“小产权房”，不但得不到产权保护，还面临罚款、拆除的风险！产权与市场残缺的思想根源，依然是农村土地农用，农民要为了保护“粮食安全”做出牺牲。

近年来，除了上述计划经济的思维，部分学者又为农民的产权残缺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一种理论认为，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这种观念认为，“过去，农民穷，买不起商品房，因此给他无偿提供一块土地，至少可以在上面盖个房，有容身之所。没钱的农民可以搭个茅草房，有钱的农民可以盖个小洋房。这项制度仅限于本集体内的成员，原则是一户一宅。农村的宅基地是保障性住房的产物，并非商品。法律规定，农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益，而宅基地使用权只有占有、使用权，没有收益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宅基地之所以产权残缺，是因为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剥夺产权是为了农民好！

这种理论没有认识到，一刀切的宅基地政策，忽略了农民对宅基地多种用途的需求。一是解决不了燃眉之急。有一些农民着急用钱，看病或供孩子上学，但房子没法抵押贷款，也卖不出钱，没法解决紧迫的困难。二是有不少农民在县城里买了房子，不需要农村的宅基地作为住房保障。三是农村土地与房屋无法作为农民保值增值的财产。有些农民希望将农村的房子卖掉，换取城里更好的住房，但他们的房子卖不出价。城里人刚参加工作，一开始买不起大房子，先买个小房子，伴随收入的积累和房价的上涨，再拿小房子换取大房子。住房作为一种可以保值增值的资产，抵抗通胀的压力。但农民虽有房子，却不能出让，不能以房换房。通货膨胀与城市的房价在逐年提高，农民只能依靠辛苦打工赚来的工资买房，失去了本可以利用房产增值来进城换房的机会。在发达国家，有一块土地就是财富。但在中国不少农村，农民有了土地住房，却要花钱维护，成了负资产。不少农民自愿放弃农村的住房，大量的宅基地和住房闲置和废弃。

宅基地是作为保障还是作为商品，应该由农民自己来决定。家家户户的情况不同，有的农户不需要宅基地作为保障，就不应该用政策来限制他们的财产权利。试想下面的对话：”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换城里的房子。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为父母孩子治病，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扩大生产致富。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不懂金融却要代农民理财，不是很荒唐吗？

部分学界人士还为现行制度提供了另外一套理论支持，那就是资本下乡会导致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学者们忽略的，是这一套理论所基于的历史是农业社会，农民附地而生。但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农业不赚钱，农民不想种地，他们宁愿抛荒，也要不断往城里涌。种地不赚钱，如果取消补贴，不会有多少企业愿意下乡。

企业下乡，带去的不是资本，而是知识。企业下乡带去了技术、管理，和商业世界的知识。这些现代科技与商业知识正是农民所匮乏的。我调研过的河南土地流转案例，企业刚去农村流转土地时，村民比较朴实，要价比较低。但伴随与企业员工的接触增多，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市场知识，再转让土地时，农民学会了讨价还价，要价越来越高。农民也在为下乡企业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了技术、组织等知识。这些知识，正是农民变为市民，融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企业下乡，不是资本下乡，而是知识下乡。

城乡差距的持续，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我去过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农村，那里的农民住小别墅，生活物资丰富，汽车、现代化电器、现代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居民相差不大。发达国家的土地市场比我们发达，大公司比我们多，但他们的农村也比我们富的多。农民有地而贫穷，城里人没地但富裕，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根源在土地制度，是土地产权和市场的残缺。

十几年来，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可谓投入不菲，但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还需要从观念、制度入手。需明确，实事求是的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调整，工商服务业是主体，农业已不在是基础。既有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工商业从大城市郊区向农村和内陆地区的迁移，推高了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计划配置土地指标的制度，以及对集体土地入市的限制，已不再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极大的制约了农村发展、农民致富。

政策制度的实际效果，终究要靠农民来评价。一位在河北工作二十多年的乡镇书记说，十多年前还研究国家关于“三农问题”重要的政策文件，而现在，他已经不再研究了。

（注：作者是中央财经大学助理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2016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区门前陆续聚集了从京城四处赶来的“非京籍”家长。他们听说，一位“非京籍”初中生的家长因为孩子的上学问题，将北京市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

网络上的开庭信息很快被删除，但焦灼的家长还是宁愿信其有，有的凭借记住的关键词“上午九点半、龙爪树南里车站”，按时抵达了法院。旁听资格被严格限制，没有家长列席。此案当庭未做宣判，择日审理。

无法上学导致的“民告官”

自2014年北京为严控人口祭出史上最严的“教育控人”手段起，这已是第二起“非京籍”因无法上学的“民告官”案件。

2014年，九名“非京籍”学生，因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并报考普通高中，委托父母向北京海淀法院对北京教育考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7月，海淀区法院一审判他们败诉。“非京籍”不服提起上诉。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布维持一审判决。

2014年，北京市中考报名确认考生为8.9万人，其中“非京籍”考生2万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离开出生地北京，返回陌生的老家当留守儿童。

“非京籍”有许多称呼： 随迁子女、外来工子女、打工子弟、流动儿童。其中很多称呼并非精确定义的，人们一般捡起什么用什么。北京市教委的统计资料里面，会使用北京市户籍、非北京市户籍这样的统计称呼。

广义来看，“非京籍学生”包括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和非北京户籍城市户口的学生（这部分包括很多白领的孩子）。入读的学校分为四类：公办学校；高收费民办学校（每年学费大概在2-10万不等）；有证的打工子弟学校；无证的打工子弟学校。

“非京籍”家长属于“九类人”（台胞子女、博士后子女、随军子女、中建首钢子女等）的，其子女可以在京参加中考。还有一些“非京籍”家长，大学或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已经积累起不错的社会资本。最底层的，便是俗称的“农民工”，他们通常在京从事体力劳动或“厌恶工种”。

无论心智、观念还是气质，流动儿童作为第二代移民，都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如果说第一代城市移民会将自身的成败与老家的生活相对照，那么第二代移民的参照点则是生活的城市。

在中国，“流动儿童”完全是由户籍政策界定的，现实是：他们并不怎么“流动”。北京一关注流动儿童的教育机构最新研究发现：小学阶段55.6%的流动儿童没有转过学，初中阶段86.9%的流动儿童没有转过学；流动儿童的高中入学率非常低，只有16%学生在城市流入地读高中，其中22%在老家就读高中，5%在第三地就读高中，29%在城市就读职校，27%已经离开学校。

十余年来，流动儿童在京能否上学，实质性改革并无动议。2013年，控人政策开始加码，流动儿童升学更难。

年复一年，“五证”不达标的孩子被孤立在教育边缘，无法升学，看不清未来，但他们却可以清晰表达对于制度不公的愤恨。单纯以控制人口为目的提升义务教育入学门槛并关停学校，不仅事与愿违，或许在未来还会付出不可逆转的社会代价。

控人加码

2014年3月16日，中央政府对外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须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硬指标。

“五证”门槛始于2002年，一开始只要求四证。在2004年至2013年期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在校生人数持续上升。

2014年，北京市各区幼升小“五证”要求花样翻新，处处刁难，严卡工作地区和社保缴纳时段，使得很多已经在京买房家境殷实的家长也犯了难。为了符合一些区对父母双方的要求，也有家长选择离婚。

入学门槛升高后，从入学人数上看，控人效果立竿见影。2014年，北京小学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31426人；较2013年的50107人减少18681人，同比下降幅度为37.28%。初中阶段入学，2014年非京籍学生招生人数教2013年下降幅度达9.89%。

随迁子女以往的借读路径也被堵死。过去，家长非“九类人”的“非京籍”学生可以在北京市普通高中借读并获得临时学籍，缴纳借读费后可在联系好的高中借读。借读生可以在北京参加会考并拿到高中毕业证，再回到户籍地通过社会报考参加高考。2014年，这条折衷的就学路径也被堵死。

过去十年，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从2006年的403.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704.7万人。2011年口，流动人口增速放缓。2013年后，在北京的严控人口的各项措施之下，流动人口统计数字增长近停滞。2015年流动人口进入负增长，为-0.15%。据北京市统计局资料，截止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流动人口）822.6万人，0-14周岁流动儿童68.7万人。

自2009年起，我开始关注“非京籍学生”的教育发展问题，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工子女。我深深意识到，这些在京的外来工子女，最迫切需要的，是机会。人总渴望向上流动，第二代更不会开倒车。如果完全没有上升机会，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沉重的打击。而一旦得到机会，他们往往更加珍惜，和本地人相互激发，形成包容性促进发展，本是一件好事。

“可惜你是外地人”

“在和平年代，我们竟然没有学上！”发出感叹的楠楠（化名）， 是一名在北京出生长大的“非京籍”，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

楠楠的感叹并不代表少数。生活在北京的第二代移民，常常经历到一种无力感，其中可能还混杂着愤恨，小小年纪的他们，已经会抱怨“不公平”。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凭借其薄弱的教育水平，根本无法立足或与城市人竞争，以后可能混得连父辈还不如。但是他们并非不想读书，而是不能读书。

唐女士和丈夫李先生来自山西省繁峙县的深山，二人都没读过书，“专干北京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李先生曾为北京挖地铁出力，在施工中不慎失去了两根手指。来京十多年的唐女士说：“已经回不去老家了。”她心态决绝：“我就是让三个孩子辍学在北京当小混混，也不送回去当留守儿童！”

唐女士说，上次回老家，她发现乡里小学只有三个学生，坐在草垛上无所事事，她看着心酸。她还告诉我：“乡领导说了，别让孩子回来，留守就是制造犯罪分子。”

杨姐和丈夫来京二十年，一直在北京当挤奶工。杨姐脚面经常因为挤奶时被牛踢而肿得老高，三个孩子自出生起就在北京，虽在打工子弟学校，却都热爱学习。杨姐面临艰难选择：供养三个孩子需要收入，可是老家没有房子没有地，回去怎么挣钱？如果让孩子留守的话，杨姐在外打工的弟弟已经留下了四个孩子给老人照顾。再加上杨姐的三个孩子，两个老人要照看七个孩子，杨姐说：“不敢想。”

面临“不敢想”窘境的，不仅是来京打工的底层，甚至也包括一些相对殷实的非京籍家长，在北京买了房买了车还开了公司。正如昨日出现在法院门口的A先生，从河南来北京近20年，他认为自己一直在为北京做贡献：纳税、投资、创造就业、维护社会秩序……另一位家长听出了A先生对自己事业的肯定和自豪，不合时宜地泼了一盆冷水：“可惜你是外地人。”

A先生发愁，把自己当成“北京人”的孩子，回去读书连老家话都听不懂。A先生早已把父母接来北京，一家人在北京扎根，无法在老家县城从头开始。

B女士和A先生很有同感，她十好几年前从山西来到北京，在中关村从事金融行业。B女士的女儿在东城区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读初二，她为女儿鸣不平：“我女儿非常优秀，一直读北京最好的学校，琴棋书画，多才多艺。要是我们过来参加高考你们不让也就算了，但是我们从出生起就一直在北京呀！”

户口之外的“二次拼爹”

同样是没有北京户口被拦在上学之外，不过“非京籍”学生的命运各不相同。这是家长们各显神通的时刻，是依靠“拼爹”拉大教育不公平的二次较量。

杨姐和唐姐别无选择，杨姐最后选择让孩子回去留守，唐姐选择让孩子辍学。不过名牌大学毕业，在京任职IT高管的张先生却琢磨出一条孩子上学的折中之路：去北京隔壁的天津买个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者即可享受与本地常住户口同等待遇，包括子女在当地读书）。2013年，张先生在天津一次性付款买百万元的新房。

“怎么都得彻底荒废一个人，要么荒废孩子，要么荒废大人。”最终，张氏夫妇决定“荒废”张太太。任职公司主任的她，辞去职务，和女儿搬去天津。张先生开始适应“留守爸爸和留守丈夫”的日子。他时常懊恼自己当年的幼稚。1995年，大学毕业的他本有机会得到北京户口，他未做特别争取，而是天真地想：等我有孩子的时候，户口这个恶政肯定早被取消了。结果张先生悔不当初。

不过，有钱似乎也没用，这条蓝印户口之路于2014年被堵死。

在京升学的最后一条路，就剩下一些重点高中的国际班了。2014年诉教委的九位原告学生，三位回到老家读书，一位通过天津蓝印户口读高中，一位在与北京接壤的河北香河县读高中，四位入读国际班。

参与诉讼的章女士把女儿送到了国际班，一个学期至少13万元。但章女士告诉我：“女儿很喜欢国际班的学习环境，因祸得福。” 一直以来，儿子是参与诉讼的朵妈的骄傲。他在西城一重点中学，多才多艺，还担任班长。为了儿子踏上这条留学之路，朵妈干脆把北京的房子卖了，重新租房住。

在研究了国际班政策后，B女士发现，现在北京一些高中的国际班都明令不收非京籍。在北京打拼近20年，原本以为更接近自己的梦想，没想到却更像一场梦。B女士犹豫，是否要为了孩子，回到老家，一切重新开始……谈到这里，B女士也说了句：“不敢想。”

从我接触到的家庭看，自2014年起新一轮“教育控人”政策之下，走的往往是孩子。还没有看到政策预期的，限制一个孩子上学而迁出北京一个家庭的效果。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北京以往实施的控人政策似乎事与愿违。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宋映泉博士的最新研究显示，北京以往的控人政策恐怕难达效果。从2010年至2015年，宋映泉和团队对北京10个区的1867名当时上初一的打工子弟进行追踪调研。2011年8月，北京集中拆除24所打工子弟学校，波及项目中七所学校的370名学生，另外1497名学生的学校未被关闭。

在以往这样的政策之下，外地学生和父母是否离开北京？“结果正相反。”宋映泉介绍，学校被关闭的370名学生中，只有8%回到老家读书；学校没有被关闭的学生中，反倒有13%的人返乡读书。

调研结果显示，控人政策明显使打工子弟更早流入劳动力市场。学校被迫关停的学生中，有75.7%选择在京工作，这一比例高出学校未被关停的学生群体8个百分点。

“这样的发现令人吃惊。”宋映泉分析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既然读书路彻底断了，索性踏实留京工作”。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反抗的心理”。

不少研究表明，北京的诸多“城市病”和人口规模并无关系。梁建章和黄文政的一系列研究和文章表明，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比，北京的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并不大。

根据北京市人口和财政收入规模不难看出，北京教育并不缺钱。北京的生均经费，在全国遥遥领先：截止2014年，北京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23441.78元，全国平均为7681.02元；北京市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36507.21元，全国平均为10359.33元。

中国一线城市的入学难，并不是因为外来人口多，而是没有提前进行教育资源的规划和布局。以北京为例，从1995年到 2012年，北京的小学数量从2867所下降到1081所；专任小学教师数量从6.2万下降到4.7万。

“我现在觉得他们这一代以后可能还不如我”

虽然教育不应被赋予太多改变命运和翻身的期望，但在中国，对很多城市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说，接受教育是打破跨代贫困的唯一道路。

挤奶工杨姐总是想不明白：“我原本以为我的孩子在北京会比我过得强，但我现在觉得他们这一代以后可能还不如我。”

最可怕的，便是无论贫富，人人对于未来“不敢想”，不敢有希望，既不甘心，也不安心。人们普遍的心态是：有什么都不如北京有套房，没什么都不能没北京户口。在房子和户口面前，一切奋斗和梦想皆成枉然。

在家长群，每当有人因为感到政策不公而言辞激烈时，总会有家长出来自觉维持局面，强调“不要当愤青，我们只想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有家长举例子说，如果在美国打拼十余年，有着良好的完税记录，肯定不会不让孩子上学，“因为你不知道在座的学生哪个将成为美国总统。”每当举完美国的例子，家长还会加入辩证的看法，“当然也不是说美国就多好，仅仅是在教育公平问题上。”

看得出来，很多家长在努力克制着，最大程度地压抑自己愤慨的情绪和言语，他们不敢再提曾经火过一段时间的“异地高考”，卑微地不断降低请求：“无法在京高考，只要让我们在京借读，回去高考也行。”

十一长假后，北京上海等城市发布网约车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京人京车”引起舆论哗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撰文发问：“如果一个城市要享用的全部产品与服务，限定只能由本市户籍人口提供，那么这个城市将会怎样？”

再此基础上，我想进一步发问：“如果一个城市全部的产品与服务，限定只能由本市户籍人口享用，那么这个城市将会怎样？”

在全面收紧人口的政策导向下，不仅是义务教育的“非京籍”，连城市未来的公务员和精英也受到影响。2015年春节前，人社部发文，要求“中央单位”2015年度高校毕业生进京落户的计划指标在2014年基础上再削减17%，以配合北京的人口控制政策。受影响最大的是应届硕士毕业生，他们纷纷接到已签订就业协议的事业单位、国企、央企单位的通知解约，事发突然令他们措手不及。

对于这些毕业生来说，考公务员或进入大型央企，应聘有进京指标的国企或高新技术企业，是获得北京户口最直接的途径。不忍失去北京户口的应届生组织了一个QQ维权群，人数很快逼近一千。这些被中科院、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大机构录取的好学生、好党员，也在群里询问组织游行的可行性。

2016年10月初，北京市公布《“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2020年）》，表明在严控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儿童入学之外，北京对未来五年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京外招生也作出限制。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北京开始走向全面的教育控人。

城市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年轻人。很难想象一个令年轻人感到失望和厌弃的城市，怎能持续释放活力。如果最终发现，严控人口并未解决“城市病”，或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又该怎么办呢？

我犹记得在2015年多哈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上，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发表了演讲，她说：“我的大学教育把我带到了那些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地方，包括法院、白宫。这是非常漫长的道路，从我曾经住过的小小的公寓到现在的白宫。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教育，让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都能实现。”

这是米歇尔宣扬的美国梦。那么中国梦呢？

（注：作者赵晗曾任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记者。个人公号：BeAuthentic。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编者按】2016中国“两会”在即，作为中国年度政经大事，“两会”财经议程着力点应在何处？什么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问题？FT中文网近期组织相关专题讨论，编辑事宜，联系[email protected]。

中国“两会”在即，要是我们还有能力做顶层设计，还有勇气直面问题，还有决心推进改革的话，那么明确提出取消城乡的户籍限制就是势在必行的改制举措，而规划和落实具体的配套措施则是我们能否有这种能力、勇气和决心的试金石。

户籍限制的巨大扭曲有目共睹，当今世界里可说是绝无仅有。历来对此的批评不绝，然而迄今为止仍是社会的一大特色，约束着几乎所有的市场交易和思维判断。但是却有能成为改革的一顿“白吃的午餐”，带来深刻的转型红利。这里所说的“白吃”，当然是对今后若干代人而言，前此几代人为之付出过痛深创巨的代价。开放以来，户籍的扭曲已有了显著地化解，不过始终未能射出“临门一脚”，恐怕是“先富起来的”城市居民的利益要作出相应调整，因而步履踟蹰。

周其仁所著《中国做对了什么》2010年出版时，曾送笔者一册，细读之下我对他检视中国改革经验而得出的精当见解很是赞同。这里且引用其几个观察和结论。他说中国改革成功之根本就是因为，“拥有举世罕见、数目惊人的廉价劳动力，”以及邓小平设计的方略和步骤“大幅度降低了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而邓公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从这个视角，让超过欧洲总人口的勤勉劳动力“先流动起来”，流转到能够焕发其生产效率的地域和生产组织，是为关键。其背后的制度推手，也是从户籍制度的严酷限制的“不让”到有限度的“让”。

眼下的问题丛集，我们又“将做对什么？”换言之，中国人面临的实际约束是什么？怎样放松拓展，从而让人们更充分地施展生产潜能？

上星期FT中文网刊出（《农民工市民化，不是恩赐是权利》陈杰），对户籍限制作为国人身份认定和差别待遇的不合理性有了很好的概述。作者尖锐地指明，户籍限制的是国民迁徙、居住和职业选择的基本权益，所造成的歧视远远不止经济利益。然而，这些基本的“天然权利”怎样回归非城镇居民，尤其是还给在城市胼手胝足辛勤劳作了几十年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呢？如果不是“天赋”或“恩赐”，他们又如何才能得到？

历史的经验反复在昭示人们，在这世上，凡是好的事物无不需要努力竞取。白得或浪得的，无法长期保有，即便靠运气或被赐予，或迟或速也会得而复失。

彻底废止户籍限制难在哪里呢？试错和改革，博弈到今天，户籍制度处在某种均衡，惰性的均衡而非效率的均衡状态。城里人或许以为乡下人是生来如此，他们不配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公平待遇，是素养技能不够，或对城市建设贡献不足。略加分析，这些偏见都站不住脚。譬如上海，有多少条马路靠本市居民来清扫，又有哪栋高楼是市民盖的？

户籍限制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为历朝历代所无。造成城乡悬殊差别的户口制度象一座高坝，阻断了城乡的交流，造成两边水位的巨大落差。其实这座大坝的合拢晚至1958年。它的法规依据是那年一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一纸公文就断送了公民的基本权益，竟成了日后“全民的共识”。得到严格执行的户籍限制条例，和1954年颁行的宪法是直接违背的，54宪法的第90条所规定的公民有迁徙居住的自由被搁置起来，直至1975年被新版宪法干脆取消，以后没再恢复，倒是名实相副了。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检讨户籍限制的制度扭曲是如何恶劣，事实上过去三十余年国民的居住迁徙自由已有了非常可观的改进。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急速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是松绑制度扭曲的结果。随着居住和就业限制的松弛，土地的价值也得到了展现。这些生产要素和引进的资本技术结合起来，焕发出无可估量的生产力。这样的巨变，也许只有挪威的经历可相比拟。挪威从欧洲最穷的小邦跃居为世界最富的国家，得力于大陆架石油的开发，那是老天所赐（要是挪威近海早个十年发现油源的话，它的宗主国瑞典是断不会让其独立的）。然而中国的固有潜能早先之所以无法发挥却是“自作孽”造成的。让人民有流动的自主选择，大幅降低制度成本的结果，今天的辉煌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这个教益使我们认为，彻底废止户籍限制的扭曲可以带来今后持续发展的理据所在。

我们说废止户籍限制势在必行，还在于固守这个扭曲的机会成本日趋沉重，接近不可承受的地步。2009年笔者就开始反复呼吁，在FT中文网刊出的《新新人口论》及其他系列文章里，申论必须在劳动力拐点前后，特别是要在农民工大规模换代之前，着手彻底废止户籍限制。主要的理由来自负面：农民工的下一代将难以承受户籍限制带来的差别待遇。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事实，要是“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的话，在他们父辈加速折旧之后，别说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没有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都会大成问题。不难想象，数亿贫二代，受过教育、掌握信息，由电子网络联接，接地气又有较高的期待，他们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盼望要是受挫的话，将会带来多么高昂的维稳成本。

但是，即便有了明确的顶层设计，确定出任期内废止户籍限制的目标，怎样逐步拆除这座大坝，逐级降低城乡的的落差水位，仍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否则会酿成洪灾祸害。比如说，健全社会保障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养老健保的个人账户；提供廉租屋，顺便消化空置的或烂尾的城镇房屋；配置教育资源，建立再培训的设施；开放公允的城市公共服务，接纳新市民的参与，等等。落实取消户籍限制目标的种种具体措施，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制度创新的智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

中国国庆假期结束的第一天，北上广深四地同时出台了当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的“落地细则”征求意见稿。这次各地出台新规，是对于交通部之前网约车新政的落地，会切实影响到网约车的发展与民众利益。因此，受到较大关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新规异常严苛，完全与改革和社会期待背道而驰，引起舆论剧烈反弹。

地方化政策的“软抵抗”

此次四地新政，北京上海均要求本地户籍，广州深圳相对宽松，仅要求持有居住证。除了对人的要求，对车的要求也异常严格，不但要求本地车牌，加装GPS硬件，还要求是2.0L或1.8T排量、轴距不小于2700毫米；除此之外，各地新规还规定了复杂的申请网约车司机资格的流程。

简单的说，四地的新政通过提高车辆价格、增加硬件成本、减少合格司机潜在数量、增加审批流程复杂度等措施，将全面减少网约车的供给，推高网约车的价格，保护出租车公司的利益，但却会使民众重回打车难的局面。讽刺的是，前段时间，舆论在严肃而真诚地争论“滴滴与优步合并之后是否会涨价”，现在大家才惊觉幼稚，原来，不顾一切要推高价格的，是政府相关部门。

这些政策，不但触犯民意，也涉及就业歧视，违反劳动法、行政许可法，相关论述很多，不再累述。更值得探寻的是，从交通部的征求意见稿，到各地新规，专车新政的翻云覆雨，所体现出来的系统性“软抵制”——地方相关部门不反对改革，但是，却通过地方化的政策来进行软抵制，化庙堂之上的改革意愿于无形。

首先，这种抵制来源于交通部留下的空间。之前交通部的新政的征求意见稿，也引起较大批评，在后来的暂行办法中，去掉了很多保守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受到社会的欢迎。

在交通部发布网约车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时，就要求网约车“车内设施配置及车辆性能指标应明显高于主流巡游出租车”。在随后的舆论压力下，这一条被取消，在新的暂行办法中，仅要求“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不过，紧接其后留了一个小尾巴，表示“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正是在这一个尾巴的空间之下，借着“地方实际情况”，交通部基于改革意愿与舆论压力而去掉的条款又卷土重来。

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地方实际”这四个字，往往是改革的障碍。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改革意愿隔得更远，感受到的压力更小，同时，又有着熟悉地方特殊情况的理由，比起北京城里的部委，操作空间与躲闪空间也就更大。就这样，改革意愿离中南海越远也就越弱。所以，并不难理解，温家宝曾感叹过“政令不出中南海”，李克强也斥责“部长都同意的事情，难道还需要处长来把关？”

不仅如此，这种软抵制进一步变为各地配合。在同一天，四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出台相关政策，是非常罕见的。相比之下，就在同一时段，各地也纷纷出台了房地产调控政策，这种对经济影响更大的政策，反而没有这种协同一致的行动。其原因就在于，或多或少，房地产调控起码从目的性上还算站得住脚，而严苛、倒退的网约车政策，几乎很难得到认同，从而需要同时出台，以分摊舆论压力。

面对舆论压力的办法不是仅此而已。交通领域的出行改革，是民众普遍关切所在，是一个最民生的话题，也是最民生的改革，并不敏感。况且，此次各地本就是征求意见稿，畅所欲言本是题中应有之意。虽然相关部门留下了沟通渠道，但社会舆论的讨论、争论、批评，也是正常的与必要的。某种程度上，如当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正是江湖之远的草根民意与庙堂之高的改革意愿共鸣，为改革赋能之机。一旦舆论受到压制，民意被阻隔在下，冲破软抵制、改革的力量就被削弱。

最易被效仿的“倒退性政策”

这张软抵抗的大网形成的最后一步是各地仿效。正如我多次说的那样，中国改革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好的事情，改革的事情，需要力排众议，艰难前行，逐省落地，而保守的、保护既得利益的事情，却很快得到效仿，卷土重来。北上广深作为中国一线城市，具有标杆意义，各地政策效仿，政治风险与舆论风险都更小。所以，这个倒退的政策，不出意外，将会得到各地相关部门的效仿，在全国普遍实施。就在写下此文时，重庆、杭州、天津也推出了类似的严厉政策。

于是，这种对改革的“软抵制”，上下贯通、纵横交错，迅速蔓延，系统性地形成一张紧密的大网，上阻改革意愿，下隔民情。出行领域的改革，不管从消费升级，供给侧优化，还是解决打车难的民生之苦，解决就业与大众创业，都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在这张软抵制的大网阻隔下，改革意愿被消解了。

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反腐大潮，对于民众而言，高层的反腐，纵然解气，令人鼓舞，但终究离自己的衣食住行太远，只有改革深入身边，才能化为百姓身边的基层雨露普惠。不过，改革从来不是易事。

记得多年前的一部电视剧《新星》，讲诉的是古陵县新任县委书记李向南在政府内部，力排众议、艰难前行，开展改革，使古陵面貌焕然一新的故事，浓缩地描绘了1982年中国农村改革所遭遇的阻碍与改革者的艰辛与奋进。编剧给主人翁——古陵县委书记取名李向南，绝对不会想到10年之后，邓小平南巡，多省力推改革，在关键时刻尽自己最后的政治能量，再次把中国推向改革，为此后长达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邓小平都需要身体力行为改革逐省喊话，如今出行领域的改革，又岂是交通部一纸新规就能完成的呢？更何况，交通部的新规之中，还留着偌大的空间。

出租车问题是民生领域的痼疾，但相比其他垄断性行业，它毕竟是一个基层的、既得利益分散、缺乏权势的既得利益，因而是所有硬骨头中最软的一块。那么，某种程度上，这块骨头是不是当年秦国城门的那根立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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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一条城市规划方面的中央文件，在中国舆论场中引发了爆炸式的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表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公众纷纷猜测，这是不是意味着已建成的小区要“拆墙破院”，而这势必影响居民生活。这个突然降临的文件激发了普遍不安全感，一种焦虑甚至恐惧的情绪开始蔓延。

从原理上来说，如果是在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中，是建设封闭式小区还是开放式的街区，应该由企业自行决定，由市场上的购房者来进行自主选择，政府为了公共政策目的可以进行一定的引导，但一定要保证合法公平。固然，在西方城市，街区制是很流行的做法，但也存在着封闭式的小区，二者并行不悖。理论上，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万一封闭式的住宅区的确造成或加剧了拥堵问题，损害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对其内部道路进行征收，并给予公正合理的补偿。甚至，私人土地所有者可以和周边居民达成协议，由后者购买土地的通行权。总之，在产权明晰和法治化的情况下，面对安全生活与交通方便等不同诉求，政府与私人之间，私人相互之间，都可以通过博弈达成各种解决方案，并根据现实的发展而不断调整。

虽然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所有城市土地都是国有土地，但是，从所有权可以衍生出其他物权，即使在土地公有制下，只要这些物权的权利边界和权能可以明晰，问题同样是能够解决的。在此，我们不妨从法律角度来考虑一下，封闭小区与拥堵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如果这个矛盾确实存在而且很严重的话。

当前，根据中国法律，划拨和出让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两种主要形式，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的费用很低，或者是无偿的，而出让方式则支付了土地出让金。这份《意见》中提到的单位大院，很多是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而住宅小区，则几乎都是以出让方式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这两种情况，应该区别看待。

北京等城市存在的单位大院，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计划经济的特征是低工资和高保障水平的结合，单位大院虽然解决了很多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但也造成机制僵化、公共空间无人维护、个人自由受限制等问题，在行政主导的分配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现象，并不被居民满意。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单位大院日益不合时宜，许多大院居民也摒弃了这种生活方式，而愿意购买商品房，选择更自由和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单位大院的存在割裂了城市空间，在车流增多的新现实中，加剧了交通拥堵。而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根据法律，划拨的土地政府是可以根据需要收回，从而解决拥堵问题的。所以，“打开”单位大院，既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也不会损害公共利益，这一决策是应该支持的。

但居民住宅小区则是另一种情况。居民在购买住房时，其所支付的购房款，其实已经承担了相关的土地出让金，而且居民购买的是完全的住宅区的土地使用权，而不仅是房屋所占土地。这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物权法》第73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居民在购买住房时，显然也是考虑到了小区的封闭性、安全性、宜居性等诸多因素，并为此支付价款的。现在要“打开”住宅小区，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相当于把这部分土地的使用权收归国有，其实是一种征收，当然需要经过正当程序并给予业主补偿。而且，因道路公共化而给小区安全性、环境和宜居性造成的损害，居民也应该得到利益补偿，显然不能根据一纸文件贸然为之，即使是“逐步”实现也不行，必须有严密的法律依据，并制定严格的程序，由各方通过谈判来达成公平的征收方案。

面对小区被强行“打开”的恐惧，很多居民指出，更应该“打开”的是政府机关所占的道路和场所。从法律上来看，这是很合理的诉求。很明显，中国的很多政府机构是封闭化的，占据大片土地和内部道路，土地使用效率低，而在西方，尽管很多政府大楼内部有严密的安保设施，但并不占用大量本可用于公共用途的道路空间。政府机构所占空间的开放，是合理可行的：与居民小区相比，政府机构是工作区域，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低，而且公务员本来是“人民公仆”；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主要是自我保护能力强的成年人，而不是需要特殊保护的老人和儿童；政府机构本来就配备了更强的安保力量，与居民小区不可同日而语；最重要的是，“打开”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这个公共利益，而为公共利益服务，本身就是现代社会里政府存在的意义所在。所以，无论从经济性、公平性还是政治伦理的角度讲，占据过多公共空间加剧拥堵的政府机构，的确是应该更早“拆墙破院”的。

事实上，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中，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让所有人的所有利益得到满足，而必然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和妥协。在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封闭式小区的存在，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造成拥堵最重要的因素，至少没有公共交通设施不完善、城市规划不科学等因素重要。而且，并不是所有封闭式小区都加剧了拥堵，例如，在交通压力不大的地区，封闭式小区的影响并不大。对于这些小区来说，“打开”带来的交通便利收益很小，对小区居民利益的影响却很大，所以“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式小区”的做法显然过于“一刀切”，也影响购房者的选择权，不利于楼市的发展。

即使有的封闭式小区造成的拥堵效应，到了非“打开”不可的程度，也应有多种选择方案存在。比如，只是把小区道路变为公共道路，但仍保留业主所有权，车辆或行人有通过自由而无长期停留自由，对此政府和小区居民达成精细化的契约，并由小区物业进行严格的管理。然而，考虑到中国目前低下的城市管理水平、业主自治水平，考虑到政府滥用权力的倾向，以及公民薄弱的维权意识、维权能力，这样的理想状态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在现实中，它几乎必然会演变为演变成对居住者权益的侵夺。因此，“打开”的做法必须谨慎。

事实上，封闭式小区的通行化，是在中国公共服务水平差、社会安全程度低、民众相互之间信任程度低的中国现实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状况。在单子化的社会状况下，较高收入者购买封闭化程度高的小区获取安全和高品质的生活，与周边居民区隔开来，较低收入者居住在“开放式”的“城中村”等地域，并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嘈杂，而且这两个群体的很多人相互敌视、恐惧。而且，政府也乐见封闭式小区的流行，因为其占据的大片占地，也为城市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土地出让金，成为政府的财源，同时政府因封闭式小区的内部管理而减轻了自己的公共管理职责。归根结底，这根本不是所谓中国人“农耕社会心态”导致的结果，相反，这种封闭心态才是中国没有现代政治文明、城市文明的造就的。

可以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城市文明。真正的城市文明是在自由的环境中市民自治，以民主方式做出城市管理决策，而不是由行政当局朝令夕改、为所欲为。现代城市文化的精髓是自由平等、公共治理。但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仍是政府主导，民众的心态也不是追求平等的。即使中国大城市的居民，也存在着严重的“部落意识”，一方面想要得到更好的保障，另一方面不愿放弃自己拥有的很多特权，实现所有公民的平等。在中国现实中，由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功能的缺失，民众只有依靠家族、朋友，依靠无处不在的“关系”，抱团取暖，有能力的人购买私人化的额外保障，无能力的人无奈地承受所有不测风云。正是这种政治经济现实造成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和互助意识，物理上与精神上的“公共空间”双重荒芜，表现为环境污染、脏乱差，以及普遍存在的冷漠、戾气。

理念的进步总要以现实境况的进步为前提。在一个没有确立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没有以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来赢得公民信任和安全感的国家，强求民众有西方城市中的开放心态，并把公民没有文明社会的心态作为拥堵等社会问题的根源，这是本末倒置，不仅荒谬，而且是不道德的。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心态开放、能接受政府随意“拆墙破院”的民众，而是心态开放的政府，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依法行政，以尊重市场规律、城市规划原理而不是“拍脑袋”方式决策，并虚心接受民众的批评与监督，及时调整不合理的决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

《三体》里面有一句经典的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在进化史中，很多庞然大物都消失了，只剩下化石。而很多小生物都活下来了，因为他们没有傲慢，主动顺应周遭的变化。

除夕之夜，有很多人用50年前的海报来概括央视春晚，是因为大家觉得在今天，“政治化”的那潭水早已流过，但央视依然站在龟裂的田里插秧。

“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

“一带一路的大幕已经拉开”

“我们实现伟大的复兴，前程更宽阔”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就是2016春晚的文艺歌曲，言语之中充满了“我就是喜欢你不喜欢春晚还得看春晚的样子”的恶作剧和“我顽固我自豪”的优越感。

凌晨放完鞭炮后，我赶紧去看经过“寓教于乐”的价值观教育之后，广大网民如何吐槽“春晚”。超级段子手王思聪说：“今年的春晚不带上装备是没法看了，不说了，我去找我的红领巾和党徽了……”

春节不是国庆节，春节是老百姓个人情感的寄托，春晚则是大家希望乐一乐，图个好彩头。不管春晚承载、掺和了多少政治和国家诉求，也不应该和老百姓的需求“掰手腕”。“掰手腕”最后终结的一定是春晚本身。

世界越来越开放，春晚越来越傲慢。

归根到底，春晚不接地气的歌颂与赞美，各种合成的主旋律，原因是政府缺少群众支持基础，是对社会竞争关系的恐惧。在火耕水耨的年代，要证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龙天子”只需一篇昭告天下的圣旨，就可在宫墙上看到“万国来朝”的胜景，“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隋书•音乐志》）

在互联网时代，一切自我表达都有可能陷于“自嗨”模式。今年，春晚很“嗨”，网络吐槽也很“嗨”。春晚总导演吕逸涛评断说：一百分，“我觉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如果有人相信他的话，可以去看看“央视春晚”的官方微博，它已经把评论关闭。

历史上，央视春晚把自己变成血统纯正的国家春晚，是1980年代的事。1983年第一届春晚以后，各地省级电视台也开始陆续在除夕夜办春晚。1986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文件，禁止地方电视台在除夕播出春晚。此令一下，十几亿中国人除夕夜就只能和央视春晚“搞对象”：你爱是他，你不爱也是他。

最可怜的是80后，生下来直接成了春晚的“童养媳”，冥冥之中，春晚是他们唯一的“除夕选择”。只要你在中国，只要你要过除夕，春晚只能由央视独家供给，完成了文化和收视双垄断的春晚从1990年代开始，就一直奔跑在成为“新闻联播”复读机的道路上。2016年，总算是修成正果。

“这是我活了三十多年看的最好的一次新闻联播。它摒弃了惯常新闻联播单一的口播加图像形式，集歌曲，舞蹈，小品，vcr等形式于一体... ...。”春晚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保证自己作为垄断地位的血脉纯正。

回顾1980年代， 在那个电视稀缺的年代，效益好的单位会在食堂里装个电视机，为了看春晚，有人不吃年夜饭就跑到食堂占座，去晚了的人只能站着，甚至站在窗户外面看。那时候，看春晚，连上厕所都要跑步，害怕错过了精彩的节目。

我无意厚古薄今，去追忆当年的春晚有多好，虽然我依然记得1984年的春晚，李谷一的《难忘今宵》传唱至今。一切经典都是建立在确定性之上，1980年代的中国有太多的确定性，那个时代，你能看几份报纸，看几部电影，能听几首歌曲，都是确定的，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要知道，在1980年代，邓丽君的歌曲是“黄色歌曲”，在校园里靠“手抄本”传播；苏小明的《军港之夜》是靡靡之音，被很多单位禁止播放。一个单位的领导就可以决定这个单位的“小伙伴们”，中午能在广播中听到什么歌曲。

1983年央视首届春晚亮相后，几乎每年都是中国人除夕夜的一道文化大餐。举国上下，所有频道，在除夕夜只有一台节目——春晚。在确定性的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相对稳定，中国人想什么，或者说中国人可以想什么基本都是已知数据，每年春晚，只需要让“童养媳”多吃一道菜，就能大获成功。

但是在不确定的互联网时代，傲慢的方法已经失效了。好像谙习男女之道的“童养媳”已开始和别人挤眉弄眼，央视春晚还躺在床上，吸着大烟喊道：“来，给老爷揉揉腿”，揉好了给你评个最佳观众，戴红花，上光荣榜，发大红包。殊不知，伸过来的不是纤纤玉指，而是孙大圣的一阵老拳，可怜的春晚总导演吕逸涛苦中作乐地喊道：“打得好，一百分！”

如果吕逸涛是一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识的的文化人，就不该把春晚当成权力的迷药，把十几亿中国人当成春晚的“童养媳”，别以为春晚是他独家独有，可以“任性”“猴塞雷”，这既是对春晚的侮辱，也是对亿万观众的侮辱。

100年前，辛亥革命打倒了中国皇帝，却没有戳破官员权力内心的傲慢。傲慢加上对自身地位的不自信，才导致官员推行各种意识形态性的宣教，试图让所有人的思想变得一致，而这注定是徒劳的。新的一年里，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傲慢的神像在时光中风化、倒塌，并永不得修缮，毕竟我们都是一国同胞，彼此平等、尊重和信任，才会如春天里的阳光，让社会温暖，企业昌盛，家庭和谐，万物生长发芽，民族延绵不息。

（注：作者微信公众号是crdj2277。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中国大陆的高考刚刚结束，毛坦厂中学不意外地又成了舆论的中心话题。毛坦厂中学不过是安徽省六安市底下的一所镇中学，但却因为“高考工厂”“炼狱”等称号而闻名全国。有评论公众号将去年批评毛坦厂中学的文章重新拿出来发表，文章如其所愿地“10万+”，因为时下嘲笑毛坦厂中学简直成了一种“舆论正确”，老调重弹一点不显得过时。

人们嘲笑毛坦厂中学什么？嘲笑它的“愚蠢的迷信”。高考两天警车开道的这车牌是“518”（“我要发”），头车车牌是“91666”，意思是“就要顺顺顺”；学校附近有一棵“神树”，每年高考之前的那个农历十五，家长都要去拜“神树”……

嘲笑这所中学粗暴、原始、功利性极强的监狱式管理。他们形容毛坦厂中学的教学楼设计“像哲学家边沁所设想的环形监狱”，每个学生就像犯人一样置身于无所不在的监控之中，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恋爱、没有休闲、没有懈怠……教师就像教官或监狱长，可以以督促学生学习为由褫夺学生的一切权利，而学生一个个则乖巧如犯人。

他们还嘲笑学生们努力的虚妄和徒劳无功。“有的孩子在这里复读多年，耗尽了家庭的财富、熬干了父母的精力、枯槁了自己的心志，但终于能够跃出龙门。但他们很少能够想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越来越昂贵、又越来越没有用场。很多出身贫寒的孩子，一旦走出大学校门，马上成为漂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人：天堂的确不远，但永远不可触及。乡土虽然贫瘠，却再也无法回头。”他们指出，毛坦厂中学的孩子们拼尽一切很可能只是上了个三流本科，但当下中国“大学生”这一头衔含量越来越低，你毕业后发现工作还是那么难找。本想着借读书“从而逃脱瓦匠和裁缝的命运”，不料命运改变不了，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不说，反倒被这种监狱式管理“毁灭了天性”“奴役了精神”，“无法回头”。

这些批评和嘲笑，似乎没有什么违背事实的地方。不过，如果你质问这些作壁上观的批评者，既然毛坦厂中学是可笑的，那你是否能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出路和选择？他们无言以对。他们高高在上的嘲讽，已然忽略了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事实——对于那些孩子来说，进入毛坦厂中学是他们当前所能做的最不坏的选择。

毛坦厂中学不是复旦附中或人大附中这种传说中的学校，有一半以上的人保送或出国，它只是一所普通的镇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非常之少，一本的上线率也不到一半；它的学生80%都是农村生源，父母皆为打工者……毛坦厂中学的管理者何尝不想像人大附中那样开明管理啊——学校钱多得不知道如何花，招聘的教师很多都是北大清华博士，入学的有许多是高干子弟；毛坦厂中学的孩子们，当然也想像人大附中的学生那样了，宽容自由的课堂氛围、外教教英语、出国交流、夏令营、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但是这不可能！因为不公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充斥着不公平，即便作为最具起点意义的教育公平，我们也是严重的不公平。比如户籍，北京的一本上线率（2013-2015）为24.42%，而毛坦厂中学所在安徽省的一本上线率为10.70%，至于211大学录取率，2015年北京为12.5%，安徽仅为3.5%；而大城市、中小城市、乡镇之间的教育投入和分配也严重不均，人大附中这种超级中学几乎吸纳了一切最优质的教育资源，马太效应依次递减，到了乡镇中学已是异常贫瘠，二者的悬殊是天壤之别。毛坦厂中学的孩子不仅仅是要与安徽省的几所超级中学的考生竞争，他们还要与来自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优质学校的学生竞争，先天不足的他们，只能以无数倍的努力——这种努力因用力过猛而近乎扭曲和异化，来尽可能地弥补与他人之间的差距。

除了疯狂般的努力，他们无以为盔甲。这才是毛坦厂中学怪相的根源。

但令人心碎的是，这种差距，并不会止于高考。即便毛坦厂中学的孩子们能够幸运地考上北大，但他们与大城市学生的资源差距、人脉差距、文化差距，还将继续延伸到他们日后的大学生活、毕业之后的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他们将始终在起点上慢人一拍，“我花了18年时间才能一起和你在这里坐着喝咖啡”，他们奋斗的终点也许只是别人天生就具备的起点。即便是这一起点，也仅仅是少数人能够抵达，更多人上着三流本科，毕业后成了一名普通的职工，依旧沦落在社会的底层。

即便高考通往阶层流动这条路如此难走，但它却是毛坦厂中学的孩子，包括千千万万农家子弟唯一可以选择的，这是他们仅剩的自我救赎方式。因为中国社会早就实现了阶层分化和阶层固化，高考基本是仅剩的上升渠道。不少评论者天真的以为，如果学生不进入毛坦厂中学，反而能够避免天性被毁灭、精神被奴役，好像他们的前途一片大好光明。真是如此吗？在城乡二元对立、农村不断被吸血和吞噬的语境下，没有任何知识和文化的农村青年，他们更普遍的下场在哪里呢？在快手呈现出的精神迷惘和空虚里，在大凉山深处的封闭和绝望里，在东莞流水线上夜以继日的机械劳作里，在大城市不断冒出的建筑工地里，在一次次因野蛮和无知导致的刑事案件里……

考出去不一定有出路，但不考出去，没有出路。毛坦厂中学的孩子们没有出国留学、保送、拼爹、靠关系等第三条出路。“考出去”是唯一的目的，为了这一目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你说这是功利、压抑天性、精神奴役，其实它只是绝境中打碎牙齿和血吞的求生本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死地求生。

嘲讽毛坦厂中学总是容易的，但我们更该看到的是毛坦厂中学怪相背后的社会根源与制度根源。一些既得利益者并非不明白这背后的道理，但他们还是选择以猎奇的眼光看待底层人的挣扎，以“不怪制度怪个人”的方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其实比毛坦厂中学怪相更令人心寒，因为当既得利益者都如此傲慢、冷漠与自私时，教育公平的改革将无人推动，毛坦厂中学怪相还将持续。

（注：作者是评论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