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FT中文网资深责任编辑魏城

退欧公投引发的思考（作者魏城）

推荐语：2016年国际话题最重大的新闻，英国退欧公投肯定能够作为其中之一。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我为此准备了一个多月，做了很多研究、采访、思考、构思等前期工作，发表后在我们网站上点击率很高（31万多），总排名第六，国际话题第一，也被广泛转载。谈这个话题的文章很多，角度各异，我避开了这个话题的经济视角，选择了中国人最关心的一个视角：全民公投这一直接民主形式的是是非非。

为何希拉里赢了直接选票却输了白宫？（作者李佳佳）

推荐语：如果说2016年出人意外的“黑天鹅事件”不断，那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肯定是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李佳佳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选举人团制度——的历史和现状，为许多一头雾水的中国读者深入浅出地解释了希拉里赢得多数直选票却未能入主白宫的原因。

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推荐语：此文作者是曾在苏东变天后提出“历史的终结”这一著名判断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当然，历史并没有终结，福山的思想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历史的终结”的水平上，而是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此文虽然点击率不是特别高，却是迄今我所读过的有关特朗普胜选的最为深刻的分析之一。

全球化死亡之旅始于2016？（作者魏城）

推荐语：这是我为“2016年度报告”专题撰写的文章。我试图从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的出人意料的结果，以及2016年西方多个国家出现的一系列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事件，总结出一些带有趋势性的现象，也试图理解英国退欧运动和特朗普胜选背后的深层经济、社会、政治原因，理解所谓的“全球化输家”们的心理和呼声。文章发表后，点击率很高，也被海内外多家中文媒体和智库转载。

FT大视野：假新闻为特朗普助选？（作者理查德•沃特斯、马修•加拉汉、蒂姆•布拉德肖）

推荐语：特朗普令人吃惊的胜选，留下了许多问题和谜语：例如，俄罗斯扮演了什么角色？假新闻起了多大作用？这篇big read就试图破解假新闻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这个谜底。这篇文章是我所看到的这个话题的最为详尽的介绍和分析之一，FT英文文章发表得及时，我们FT中文网选送、翻译和发表得也非常及时，及时满足了对美国大选中假新闻现象不甚了了的中国读者的求知需求。

印尼1965：小国政治的悲剧 （作者李江）

推荐语：很多年轻的中国读者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印尼发生的大屠杀，但它却是世界现代史上最残暴的屠杀之一。李江这篇文章不仅介绍了这次大屠杀的史实，而且分析了美、英、中、苏等大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剖析了印尼至今不肯就此道歉的原因。

全球重心东移，西方霸权式微（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推荐语：这是FT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拉赫曼为他的新书《东方化》（Easternisation）写的一篇介绍。此书在全球（包括中国）影响很大，但拉赫曼这篇文章并非仅仅是一篇简单的新书内容概要，而是结合自己20多年来几次中国之行的个人感性见闻，再上升到宏观的、理论的高度，分析了21世纪最重大的趋势：中国崛起、全球重心东移。此文不仅具有思辨上的挑战性，可读性也很强。

全球民主大衰退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推荐语：拉赫曼的文章总是具有颠覆性和挑战性，此文也不例外。他的文章的精妙之处，不仅仅在于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趋势性的判断，如全球重心东移、全球民主大衰退等，而在于他独特的论述方式：他的论述方式不是那种死板板的学者式的论述，而是新闻记者或史学家的论述方式。

中国还在乎谁入主白宫吗？（作者魏城）

推荐语：这几年，关于中美关系最令人瞩目的讨论，就是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中美从上个世纪70年代联手抗击苏联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到今天言必论战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关系，当然反映了全球力量均衡的急剧变化，我试图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四十多年来中国对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态度的微妙、但实质性的变化。

亚裔在美国的尴尬处境 （作者傅亦沁）

推荐语：很多中国读者都关心美国华裔的地位和角色。这是2016年年初的一篇文章，点击率很高。此文作者傅亦沁从梁彼得事件和奥斯卡主持人的玩笑谈起，分析了亚裔（尤其是华裔）在美国社会的尴尬地位，颇有独到见解。如果再结合这一年年底美国总统大选部分华裔选民所谓的“川粉现象”重读这篇文章，就更值得回味。

金融资本主义面临新的危机

推荐人：FT中文网责任编辑李岩

推荐语：2016年，全球化开始退潮，欧美民粹主义盛行。英国公投退欧，欧盟天价重罚跨国企业，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宪法公投导致总理伦齐辞职，法国和德国右翼的势头越来越大，突显推动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面临新一波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和FT中文网发表多篇评论，对这一趋势作出解读。我们精选了以下七篇文章，与读者一起重读好文。

我们和金融魔鬼有个约会 （作者何帆）

2016：民主的危机与煽动家的逆袭（作者马丁•沃尔夫）

资本主义为何衰败？（作者克莱尔•琼斯）

资本主义将走向终结？（作者马丁•沃尔夫）

全球化大潮正在转向 （作者马丁•沃尔夫）

如何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

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联姻并非理所当然 （作者马丁•沃尔夫）

（推荐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又一个投票日，又一个抉择日。但这一次不同于以往。这一次抉择被伦敦新市长称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阴沉沉的天气似乎加重了抉择的严峻性。英国数千万选民在大雨、洪水、长达数月激烈辩论后的紧张气氛、以及德国枪击事件的不祥新闻中，纷纷走进投票站，在有关英国是否应该退出欧盟的全民投票中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老天在玩英国？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可能影响公投改变世界的命运？！》下午，我订阅的微信公号上闪出了这句话。这是英国华人社区的微信公号“英国大家谈”推送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紧张地关注这场公投结果的，不仅有英国选民、英国华人社区，更有全世界的媒体、金融市场、政要、企业家等各方焦灼的目光，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好奇的视线。

我在当地的投票站投完票后，与投票站门厅的几位选民聊了起来。

我拦住了一位40岁上下的女性，问她的投票意向。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为什么？”我自报了记者的身份，她才放心：“我投票选择离开欧盟。”

“为什么？”

“因为我想取回我们国家的控制权。”

“包括对移民的控制权？”

“对，当然包括移民，但不仅仅是移民，还有我们的钱、我们的主权，等等。”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一位老年妇女告诉我，她投票继续留在欧盟。我问她原因，她说，她不想冒险，因为离开欧盟会损害英国贸易、经济、就业、收入，而且，她这次不仅是在为自己投票，也是在为自己的子女、孙子女的未来投票。

“那么，退欧阵营的理由没有说服你？”我问。

“我是在平衡了各方的观点之后，作出这个抉择的。”她回答。

一个年轻男性选民告诉我，他也选择了留欧。他告诉我，他现在还在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谈到如此抉择的原因，他有些激动：“这次公投拉票活动，退欧、留欧两大阵营的表现，大大降低了我对政客的尊重。但我选择留欧的主要原因，是退欧阵营几乎没有什么专家。让我特别生气的是，麦可•戈夫对选民说，不要理睬专家的意见。坦率地说，作为像我这样的还在大学读书的年轻人，他的这种话让我感到震惊。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完全不可能接受极右的、反移民的观点。我听信多数科学家的话，他们说，在科学研究方面，留在欧盟将会让我们更强大；我听信多数经济学家的话，他们说，离开欧盟将会让我们的经济受到伤害。”

麦可•戈夫（Michael Gove）是英国司法大臣、退欧阵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停顿了一下，这位年轻男性选民又低声对我说：“这话我们私下说：让人特别不舒服的是，据说老年人多数都想离开欧盟，而年轻人多数都想留在欧盟，但老年人投票率远远高于年轻人，如果投票结果是离开欧盟，那么，等这些投退欧票的老年人离开人世后，承受后果的却是我们这些投留欧票的年轻人。”

我告诉他，刚才与我聊天的那位老年妇女就投了留欧的票。

他笑了：“我爸爸支持退欧，但我猜，今天他也可能投了留欧的票，因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对后代福利的关心，可能会让他选择维持现状。”

一次“自残”的公投？

投票日两天前，在伦敦温布利体育馆举行的BBC公投大辩论上，留欧阵营质问对方：请说出哪怕一个支持英国退欧的盟国的名字来！

退欧阵营的三员辩将瞠目结舌。他们说不出来。

不仅如此。超过90%的经济学家、几乎100%的权威机构（国内、国际）都不支持英国退欧。

但似乎如此“孤家寡人”的退欧阵营仍然振振有词，仍然获得这次辩论现场大约一半听众的掌声，仍然获得当晚大约一半电视观众的喝彩。

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国际盟友，虽然他们缺少专家支持，但他们仍然有大约一半的民意支持。投票日前数周的各项民意调查，一直显示退欧派民意与留欧派民意不相上下，有时甚至还领先对方。

这大约一半愿意投票退出欧盟的英国选民，主要为一个议题所驱动：移民问题。

不能说一半英国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因为欧盟内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白人；也不能说他们都不知道退欧的经济代价，几个月来留欧阵营反复说的就是退欧经济代价，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在他们的心目中，移民过多之害，大于经济损失之害。

因为，最能打动他们的话，是6月21日晚上这场大辩论上退欧阵营的三位辩将、以及此前此后所有其他退欧鼓动者反反复复强调的一句话：“只要留在欧盟，移民人数就没有上限。”

确实，只要留在欧洲单一市场（不管是不是退出欧盟），欧盟内移民人数就没有上限。因为“人员自由流动”是欧洲单一市场内不可撼动、不容商讨的“三大自由”原则之一：商品、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而如果英国“双退”（退出欧盟，同时也退出单一市场），英国就要像欧洲单一市场之外的国家一样，接受相应的贸易壁垒，包括关税，英国也就如超过90%的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但是，大约有一半的英国选民，因受误导或信息不全而不知道这个风险，或者知道这个风险但为了控制移民人数甘愿冒险，投了支持退欧的票。

其实，伦敦股市、汇市乃至全球市场随着公投前民意调查的结果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情况（退欧民意略有上升，英镑就大跌），这些英国公民并非不清楚，但他们不在乎；美国总统、IMF总裁、大公司老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许多学科的科学家、各类名人、英超足球俱乐部老总、甚至前足球明星小贝等所谓的VIP越警告退欧的危险，他们越坚定自己对着干的投票意向。

原因？对这些多为底层的退欧阵营的民众来说，就因为：一、移民太多了，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挤占了我们的医生预约、夺走了我们孩子的学校名额；二、退欧后英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太好了，经济衰退中受损最大的，一定都是那些精英，那些天天吐沫横飞，警告退欧危险的，包括小贝，不也都是精英吗？

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反建制、反精英、反专家现象，这个现象不是英国独有的，它出现在美国，标志性事件是特朗普的“横空出世”；它出现在欧洲大陆，症状是极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的崛起；它也伴随着其它更加不祥的趋势而出现：金融危机、欧元区崩盘、全球化失控、贫富差距拉大、中东战乱频仍、难民流离失所、全球人口大迁徙……

许多人认为，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下，英国举行退欧公投，至少是选错了时机。

在英国退欧公投投票日两天前，美国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简而言之，退欧可能是自从七国集团40年前成立以来其中一个成员国作出的最糟糕的自残政策。没有一个谨慎的决策者会冒这个风险。”

我的同事、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曾经被中国经济学家于永定称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或‘媒体人–经济学家’”，他至少应该是当今世界上对英国退欧公投可能的结果最担心、甚至最焦虑的人之一，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在公投举行前的两个月，这位经济学家就英国不应退欧这个话题写了不下10篇文章，几乎每周一篇。

他比萨默斯更进一步，直接质疑举行退欧公投的决定。

马丁在《英国退欧公投是自残》一文快收笔时写下的这句话，让我非常吃惊：“可以说，此次公投是我有生之年见过的英国政府最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于认为不进行公投就意味着拒绝民主的反对观点，我们可以回答，英国在开始进行此类公投很久前便已是成功的民主国家。”

怎么，全民公投不是被誉为最民主的政治治理方式吗？“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居然质疑直接民主？

代议民主 v. 直接民主

带着种种疑问，我来到马丁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一次小型采访。

在询问了他对欧洲单一市场的“人员自由流动”原则的看法之后，我单刀直入：“马丁，你的那篇文章似乎对全民公投有着非常负面的看法，对于英国是否应该离开欧盟这个关系到英国所有公民利益的重大议题，你认为应该由谁来决定？”

马丁也非常直截了当：“应该由议会来决定，而不应该由全民公投来决定。英国是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代议原则是英国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则。而全民公投的危险在于，它会助长民粹主义政治。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苏格兰需要就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投，因为是否独立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但关于英国是否退出欧盟，却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很难理智地解释其利弊得失，而在全民辩论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夸大、谎言、误导，整个辩论的气氛因此被毒化，所以我不相信在这种气氛下选民会作出明智的决定。”

我问他：“许多人非常推崇瑞士的直接民主模式，难道英国不应该像瑞士学习吗？”

马丁•沃尔夫回答说：“首先，与英国相比，瑞士规模小得多，也没有特别大的地缘政治议题；其次，瑞士人长久以来一直实行直接民主，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谨慎、保守。有人认为，随着民众逐渐成熟，他们会作出更为明智的决定，但英国民众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媒体、政治辩论方式等等，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实行直接民主的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马丁说的情况，我深有同感。中国人往往认为，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是相对冷静、幽默、保守、甚至颇具“绅士风度”的国家，确实，其它国家的公民也常常用类似的词描述英国人的国民性，相比起邻国法国、德国的政治历史，英国的民主化也相对渐进、平和、保守，即使如此，一遇到全民公投，英国人也会走火入魔，这次退欧公投的两大阵营互相攻击、夸大和曲解事实，也令人瞠目结舌，退欧阵营更擅长“化繁为简”，把有关退欧利弊得失的复杂问题简化为一些简单、煽情的口号，如“夺回我们的控制权”、“收回我们的边界”、“拿回我的国家”、“6月23日将是我们的独立日”等等，主张退欧的英国独立党则一直在利用普通民众因东欧移民大批涌入给当地社区带来压力而产生的不满，甚至试图从民众对欧洲大陆难民危机的恐慌中榨取政治资本，进而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曾经推出了一份宣传海报，海报中，一望无际的人群如潮水般涌来，海报的标题是“崩溃临界点（breaking point）”。后来，有人指出，这些人群并非符合欧盟之内“人员自由流动”原则的合法移民，而是试图跨越斯洛文尼亚边境的叙利亚难民，但英国不在无边界的申根区之内。海报推出后，法拉奇马上被各方指责涉嫌“种族主义”。

至于某些一直带有“疑欧情结”的英国右翼媒体，更是一直在为底层民众对移民的不满、对难民的恐慌火上浇油，借此鼓动退欧。为了了解离欧阵营的观点，我曾经连续数日阅读支持退欧的几份著名的报纸，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报纸涉及欧盟和留欧阵营的部分报道和评论既不客观，更有民粹主义之嫌。

马丁说的“民粹主义”，也反映在在这次公投辩论中出现的颇为明显的反“建制-精英-专家”现象：几乎所有英国国内和国际上的“有影响、有权威”的机构、专家、媒体、学者、企业家、名人等等，都不赞成退欧，但前面那位攻读物理学博士的年轻选民所提到的退欧阵营主将之一戈夫，却在电视辩论中说了一句注定让他“留名青史”的话：“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于专家的话已经听够了！”戈夫更为引起争议的话，则发表在公投日两天前，他把警告退欧经济代价的独立经济学家比喻为拿希特勒政府钱的纳粹科学家。此言一出，马上遭到各方谴责，他也被迫为此道歉。

马丁所深深忧虑的这种退欧辩论的“毒化”气氛，终于在公投投票日一周前酿成了恶性仇杀事件：强烈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工党女议员乔•考克斯（Jo Cox），在其位于英格兰伯斯托尔的选区内的一家图书馆外被一位极右翼的枪手开枪打死。后来，在法庭上被问及姓名时，此案嫌疑人托马斯•迈尔（Thomas Mair）回答说：“消灭叛国者，自由属于英国（death to traitors, freedom for Britain）。”

英国独立党的难民海报，和考克斯遇害，这两个事件后来被工党领袖科尔宾视为这次公投辩论过程中的转折点。

“多数人的暴政”？

对类似全民公投这样的直接民主的怀疑、警惕和批评，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消停。有人是从为独裁制度辩护的角度提出批评，但也有人是从民主的角度提出批评。例如，美国立国时的“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批评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时说了一句名言：“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

确实，英国民主模式一直是代议民主，历史上，两大政党的领袖都表达过对全民公投的质疑。最有名的例子是，1945年，当保守党首相丘吉尔提出英国民众应当就是否继续战时联合政府举行全民公决时，工党领袖克艾德礼明确表示反对。他称全民公决违反英式传统，是“独裁者和煽动家可以利用的工具。”后来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也不喜欢全民公投。在这次退欧公投辩论活动期间，撒切尔最信任的外交事务顾问查尔斯•鲍威（Charles Powell）接受采访时说，撒切尔也认为，全民公投是独裁者的工具，因为独裁者往往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全民公投，如果撒切尔如今还在世，她将会把这次退欧公投视为“反民主”。

另外两位仍然在世的保守党“大佬”也持同样观点。英国资深议员、前保守党政府的财长肯•克拉克（Ken Clarke）就认为不应该就是否退欧举行公民投票。他说，让选民决定如此复杂的问题是“管理一个现代、复杂的国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保守党前主席、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也承认，他一直不喜欢全民公投。他在为FT撰写的悼念考克斯的文章中说，这次退欧公投的拉票活动在英国社会造成了严重、丑陋的分裂，“就像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时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整个辩论迟早要转向阴谋论和种族问题。”

英国著名喜剧演员理查德•赫林（Richard Herring）说得更为沉痛，更能代表普通人的心声。考克斯遇害之后，赫林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道：“这次公投并不是我们多数人想要的，任何一个明智的人（对这次公投的议题）都会感到没有资格作出判断，它已经分裂了我们的国家，我觉得，我们很难弥合这种分裂。”

退欧阵营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捍卫者，但反对全民公投的人却认为，退欧公投本身就不民主，首先，一个国家的选民可以作出影响欧盟五亿公民的决定，这不民主，其次，有数百万欧盟公民居住在英国，其中许多人已经在英国生活多年，对于影响他们未来前途的这个问题，他们却没有投票权。

另外，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管理国家也越来越专业化，选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即议员，委托这些议员在一定期限内管理国家，代表他们作出平衡、审慎、专业化的决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发师、牙医能够更专业化地管理国家。

还有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反对全民公投，认为公投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不利于保护少数人。如果公投的结果是由简单多数来决定，那么，如果仅仅是投票者的50%＋1做出的决定，却要让另外50%－1的投票者接受，只会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分裂，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投票或者弃权的选民更不会心服口服了。

在英国退欧公投日之前两天，我的另外一位同事、FT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拉赫曼（Gideon Rachman）写了一篇文章，谈了他对这次公投的纠结和纠结之后仍然决定投票留在欧盟的复杂心态，下面有一位读者留言说：“不管投票结果是什么，这次退欧公投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最有可能出现的任何一方险胜的结果不会解决任何问题。英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国家，所以应该让议会来决定此事。如果英国不得不举行全民公投，那么，就应该作出努力，恰当地让英国人民了解所有的事实、而非宣传，为了这个原因，应该推迟举行退欧公投，并为此任命一个中立的委员会。”

其他英国人则比这位读者“推迟公投”的要求更进一步：在考克斯遇害之后，数万人在英国议会的网站联署签名，要求取消这次公投。在投票开始之前，签名的人已有超过5万7千人。他们的呼声虽然很小，他们的签名虽然未能阻止公投投票的进行，但至少代表了部分人对用这种形式决定诸如退欧这样复杂议题的质疑。

英国举行退欧公投前两天，我在新浪微博上问了两个问题：“还有两天英国就要举行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民投票了。我想问两个问题：1）作为中国人，你关心英国的这次全民公投吗？2）如果未来中国也实现民主了，你认为特别重大的事情应该由议会决定，还是应该由全体选民举行公投来决定？”

一位网友这样回答：“不是太关心，不过我希望英国能留在欧盟。国人真正有选票那天，特别重大的事情我希望全民公投，我觉得被代表怕了。”

当然，他说的“国人”不是英国人，是中国人。

一位身在英国的华人网友这样回答我的问题：“身处英国，非常关心这个事情。中国要是实现了民主，绝对不支持公投，事情永远不是yes or no可以解决的，而且让大多数知识储备都不够的民众去决定这样的事是非常冒险的行为，这是政治家的利我的手段。苏格兰的公投带了一个不好的头。”

那么，在他看来，这次全英国的退欧公投是不是也“带了一个不好的头”？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从大选期间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头条文章来判断，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时常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

“专家”认为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遭受了脑损伤。或者她可能正试图隐瞒自己酗酒和吸毒。由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最终发现了她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的犯罪证据，她还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起诉，不过纽约警察局(NYPD)在发现了她与洗钱和涉及侵害儿童的性犯罪有关的令人震惊的证据后，可能率先出击。

在记忆中这场最激烈的美国总统大选到达白热化的时候，互联网上也在进行一场竞赛。铺天盖地的假新闻——许多旨在损害希拉里的形象或抬高她的对手——只是家常便饭。其中包括阴谋论、误导、偏见、骚扰和仇恨言论，这些内容被制作出来专门在如今成为大众传播和媒体消费核心的数字网络上散播。

据批评人士称，随着长久以来的党派分歧日益激化，数字化平台促成了一种危险的部落文化。同时，这些平台还进一步破坏了人们对传统媒体渠道的信任，两极分化的选民中的许多人发现，他们早已持有的偏见和毫无根据的怀疑很容易找到支持。

大选后的余震使得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饱受批评——特别是Facebook和Twitter——并促使它们承认需要改变现状。“在科技行业，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纽约的科技投资者约翰•博思威克(John Borthwick)称，“这些平台处于我们民主的核心。有些事情开始错得离谱了。”

千夫所指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后爆发的强烈反弹集中针对假新闻：伪装得像真正的新闻文章一样的虚假报道，其来源有时是专门为造假而捏造的。其中部分所谓的新闻在Facebook上疯狂传播、在Twitter上被广泛转发或者被谷歌(Google)的搜索算法推广，最终成功渗入了大众的政治讨论中。

其中包括一篇来自子虚乌有的刊物《丹佛卫报》(Denver Guardian)的“报道”：一名被疑泄露了希拉里私人服务器上邮件的FBI特工被发现死于谋杀或自杀。凭借Facebook标志性的新闻传播速度，这则新闻在该社交媒体上以每分钟100次的分享速度迅速扩散。

并非所有的虚假消息都有利于那位共和党候选人，但大多数假消息确实如此。新闻网站BuzzFeed的一项分析显示，在美国大选最后3个月Facebook上引发最多网民参与的20条虚假消息中，有17条要么支持特朗普、要么反对希拉里。虚假报道还触及了另一个痛点：Facebook用户参与这些虚假报道的程度，超过对几家传统媒体公司最热门的20篇报道的参与。

Facebook上虚假新闻的病毒式成功传播、以及此类文章的分享使得竞选局面向特朗普倾斜的可能作用，在该公司内部引发了极大的担忧。

“现在人们对大选结果很焦虑，有人质疑Facebook和其他企业可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名知道该社交网站内部讨论情况的知情人士称。

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上周表示，当不再可能分辨“是与非，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时代……那么我们就有麻烦了”。

在硅谷，占主导的自由文化仍然因大选结果而处于震惊之中，有人开始指责这些世界最强大的科技公司在大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人们需要站出来指出这些平台实际成为了双方的宣传机器，”成功的创业者、如今身为Y Combinator投资人的简彦豪(Justin Kan)说，“硅谷领袖应该呼吁Facebook做正确的事。”Y Combinator为互联网初创企业提供资金。

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反驳了很多批评，同时承认确实“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阻止虚假新闻传播。在大选后几天，他声称，认为虚假报道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大选结果，是“相当疯狂的想法”。但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得他在上周末制定了一些该网站将采取的措施，以解决该问题。

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大选后采取这些措施，突显了他们承受的行动压力。上周，谷歌和Facebook采取行动禁止其广告出现在带有虚假新闻的网站上，这一迟来的举动是为了削减说谎网站的利润。Twitter暂停了一批与美国右翼极端组织有关的发表仇恨言论的“另类右翼”(alt-right)账户。

自大选以来浮现的证据表明，数字平台将不得不采取更多行动铲除其系统内的不实消息和骚扰信息。这些平台不仅接收了虚假新闻，还容忍了更广泛的欺骗行为。

据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互联网学院的教授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Howard)表示，模仿人类发帖的自动系统bot，在很大程度上对Twitter上虚假新闻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称，在所有有关大选的Twitter帖子中，约有五分之一来自发出大量帖子的账户，明显表明这些账户是bot而非真正用户。

“数字化开脱”

谷歌的算法也表现出漏洞。例如，有关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常常是右翼攻击的目标——去世的虚假报道已经出现一周了。

但11月20日在谷歌上搜索“乔治•索罗斯”，这条报道仍然出现在谷歌搜索结果首页新闻栏的首位上：“爆炸新闻：乔治•索罗斯去世”。该报道来自一个名为“事件编年史”(Event Chronicle)的网站。

Facebook的扎克伯格称，该网站传播的新闻中只有1%是假新闻。但是考虑到如今将近一半的美国人都把该网站作为新闻获取渠道，该数字代表着相当庞大的传播量。此外，霍华德称，在Facebook上运营的bot小组的位置表明，大量虚假信息都是针对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等摇摆州的Facebook用户，这可能扩大了虚假信息的影响力。

数字化平台没能阻止潮水般的不实信息，这使人想起了传统媒体世界的抱怨——数字化企业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他们被指责在保护版权问题上所做的一样。

谷歌、Facebook一直拒绝将自身描述为应对所发布内容负责的传媒公司或出版机构。

“这些公司在进行‘数字化开脱’，”新闻集团(News Corp)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表示，“他们当然是出版机构，作为出版机构有责任保护并突出消息来源。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以来，一些伟大的报纸一直坚守这一神圣的职责，你不能仅靠声称‘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就让自己免于承担这一职责或合规成本。”

伴随最近出现的其他丑闻（如Facebook错误的计算方式导致其视频广告的观看次数被夸大），对假新闻的愤怒加强了要求互联网公司视自身为传媒公司的呼声。

“计算方式、假新闻、极端内容等问题突显出，新媒体或社交媒体公司并非科技公司，而是媒体公司，”世界最大广告集团WPP首席执行官苏铭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表示，“它们应对自家数字渠道的内容负责。”

然而，互联网平台遵循的商业准则可能不会给他们任何激励来承担此类责任。清除虚假信息“一直都非优先事项，”博思威克说，“内容往往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正是更多分享、更多连接。”

Facebook一名前员工也表示，公司的管理方式或许加剧了假新闻的传播。Facebook的工程师们只关注提高“参与度”——点击、点赞、评论、分享——作为评估所有新功能成功与否的主要指标。新功能通常要经过6个月的“密集测试”才能发布，在此期间，提升这些指标的压力很大。

“参与度就像毒品，”Facebook一名前经理表示，“没人受到激励去批判性地思考意想不到的长期后果。”

这或许还带来了“过滤器泡沫”问题——让用户处于一个大家都持相似观点的回音室中。

更糟糕的是，追求参与度本身可能会加剧这一问题，增加愤怒、仇恨以及不准确信息的流动。简彦豪表示:“有很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分享的未必是他们调查过的信息，而是那些激起他们情绪反应的信息.”

博思威克还表示，那些带来最强烈反应的帖子“是新闻推送的最爱”。因此，Facebook的工程师们有动力将这些新闻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这助推了那些深化政治分歧的信息的传播。

改善空间

还不清楚互联网公司将在多大程度上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注意力已经投向用来清除假新闻的算法，许多专家认为这一领域有改善空间。

扎克伯格并未提及批评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Facebook是否应该雇用人工编辑。博思威克等批评人士表示，考虑到社交网络的规模，利用人工对内容进行详细过滤是不现实的。

但他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互联网公司还是应聘请“公众编辑”，后者能帮助在产品设计及其他影响他们服务使用方式的问题上确立准则，塑造思维。

此类呼吁可能仍旧得不到理睬。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助理教授本•埃德尔曼(Ben Edelman)说：“他们打造的文化与他们雇用的人”意味着Facebook等互联网公司根本不会认可有必要建立编辑敏感性。

文化上的鸿沟更深。在Twitter上，对言论自由的承诺使得该网站对清理网络骚扰一直犹豫不决，该公司上周才迟缓地采取新控制措施防止欺凌、种族主义和妇女仇视，尝试弥补这一缺陷。

扎克伯格也持类似的立场，他认为Facebook更多是一个沟通平台，而非一家传媒网站。“我们相信要让人们发声，这意味着支持让人们随时随地分享自己想要分享的东西，”上周他写道。

但在一个互联网用户的声音被突出的世界，传统权威变得无声。上周在接受《纽约客》(The New Yorker)采访时，奥巴马抱怨称，在Facebook页面上，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对全球变暖的阐释看上去并不比一个收了钱的气候变化否认者的言论重要。

他补充道：“人们传播错误信息、胡编乱造的阴谋论以及用极为负面的言论抹黑反对者、并让其无法进行任何反驳的能力已经大增，这将加剧选民分化，使得正常的对话都变得非常困难。”

在这场存在严重分歧的美国大选后，Facebook的用户正进一步退入他们的“过滤器泡沫”。霍华德表示，失败的痛苦使得失败一方的许多人已在大量“解除与投票支持对方候选人的人的好友关系”。

结果很可能在不同群体间造成更深的裂隙。这只会加剧一种氛围：很多人都太容易相信关于反对阵营的最具偏见或最不准确的信息，并大声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

译者/何黎

2016年美国大选以一个震惊世界的结果画上句号。几乎所有的民调数据、学者分析都错得离谱，世界各国政要和机构都大跌眼镜。特朗普胜选，就连资本市场也吓得不轻，股市应声暴跌，避险恐慌情绪到处蔓延。

很多看了选举结果公布过程的人的第一感觉是，特朗普优势明显，午夜前已经锁定270张选举人票。然而九小时之后，随着计票工作进入尾声，人们再次惊讶地发现，两位竞选人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希拉里赢的加州、纽约州人口极其密集，而特朗普的红州则地广人稀，他在成功“翻盘”的摇摆州优势则非常微小。如果计算直接选票总数（popular votes），希拉里更获得了超过23万张的明显优势。

也就是说，如果这是一场一人一票的普选，胜出的人就是希拉里。但是，美国独特的“选举人团”竞选制度，让特朗普取得了一场创造历史的胜利。

这场堪称“黑天鹅”的选举也由此被载入史册，成为20世纪以来第二次、美国建国史上第五次，一名候选人赢得多数直选票却输掉了选举人票的总统选举。

那么，这个由美国建国先贤们创立、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选举人团”制度，究竟是怎么操作的呢？

“选举人团”的历史由来

在美国宪法第二章第一款中规定，总统和副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代表着美国国父们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理解——一种介于英国议会选举制度与全民一人一票直选制度之间的全新民主制度。

这种制度的产生也与美国独特的联邦制紧密相关。宪法由此保障了联邦之中各个州都能够在总统的选举之中扮演一定角色，无论大小。

选举人团的工作过程包括三步：大选之后各州选拔选举人；大选次年1月6日，选举人投票，众议院点算；参议院正式宣布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名单。在大选次年的1月20日，当选总统会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选举人”和“选举人团”

所谓“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由538名选举人组成，人数严格依据每州议员的人数向各州分配。在美国，每个州都有两名参议员，而众议员则依据该州人口数决定（至少一名）。比如每次大选都至关重要的佛罗里达，共有2名+27 =29名选举人。全美众议员人数（435名）加上参议员人数（100名），再加上华盛顿特区的3人，总数就是538人。为了达到半数，候选人必须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才能赢得大选。

那么，如果任何候选人都没能获得270张选举人票，总统如何产生呢？美国众议院将会从得票最多的三名候选人中选择，方法是给每州一张选票，再投一轮。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至今仅仅发生过一次，时间是1824年。当时的美国众议院从约翰•亚当斯、安德鲁•杰克逊和威廉•克劳福三人中选择了前者。

“赢家通吃”

在美国大选的过程之中，“全国民调”是经常被美国或全球媒体提及的一个数据。但是由于“选举人团”制度，全国民调与结果基本不相关，这也是今年大选之前所有的民调数据、赌博赔率都倾向希拉里取胜，而结果却大相径庭的原因。

造成直选受欢迎程度和最终结果裂痕的，是“赢家通吃”原则。在全美的51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之中，除了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两个州选择按照直选票比例分配选举人票之外，其他49个都采取直选票胜出者取得该州全部选举人票的规则。也就是说，一个候选人如果拿到了这个州50.1%的直接选票，这个州100%的选举人票就都被他归入囊中。

美国大选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案例——2000年戈尔对小布什就是这种极端情况的呈现。当时，戈尔和小布什选情非常胶着。最终，依靠佛罗里达区区600张直选票的极微弱优势，小布什获得了佛州全部的25张选举人票，总数勉强超过270张，入主白宫。

有趣的是，“赢家通吃”原则从来不是美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各州选择采取这个原则的初衷，仅仅是为了鼓励候选人多花时间深入自己的州开展竞选活动。

选举人团如何产生

在美国宪法中，关于选举人的选拔标准和资格几乎没有提及。在现代政治操作中，一般由州一级政党依据州法确定选举人的选拔方法。在一些州，两个政党会在州一级党代会上任命该州的选举人。在另外一些州，则是由两个主要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选举人人选。

一般而言，早在大选年的三四月份，两党在各州都会定好选举人人选。11月8日大选尘埃落定之后，每个州胜出的候选人所在政党的选举人就会做好履行职责的准备。比如，今年特朗普赢了密歇根州，那么密歇根州那些民主党之前选好的选举人就都要“下岗”了。

选举人们通常都对自己要忠于所在政党的职责非常清晰。他们可能是州一级政府官员、政党领袖或者是总统候选人个人的亲友。也就是说，每一位总统候选人都有自己的一组信任的选举人。

“不忠”选举人？

你一定想问，大家辛辛苦苦投了半天票，如果最后那几个代表去投选举人票时，不按照大家伙儿的投票结果投怎么办？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宪法和联邦法律之中，都没有要求选举人必须依照直选票结果投票的条款；但一些州则有自己的法律规定和惩罚条款。

不按照直选票结果投票的选举人被称为“不忠选举人”，但发生情况极少。因为这些选举人多数都是政党内有头有脸的人物，很少会选择废弃本州真实投票结果而投给自己想投的人。在整个美国历史上，99%的选举人都是“忠实投票”的。有一些州规定不忠选举人要被罚款或被撤换，然而历史上从未有人受到过任何处罚，也从未有大选结果因为“不忠选举人”被改变。

赢得直选票却输掉大选

今年希拉里这种赢得全国直选票却最终输掉大选的情况，是“赢家通吃”选举人团制度带来的最直观后果。尽管非常少，却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在美国240年的历史上，此前一共发生过四次（下图），前三次都在19世纪，分别是1824、1876、1888年。最后一次是2000年戈尔对小布什。戈尔获得了48.4%的直选票，但只拿到了21个州的266张选举人票；而小布什则拿到了30个州的271张选举人票，惊险获胜。

这种制度还可能造成一个候选人赢得绝大多数选举人票但直选票比例不过半。1992年，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参战，并且出人意料地拿到18.9%直选票，但只有0张选举人票；比尔•克林顿只拿到43%的直选票，但获得了69%的选举人票，成功问鼎白宫。

选举策略

因为“赢家通吃”，所有候选人的参选策略自然是要赢得一个个的州，而非毫无目标地广泛撒网。因此，那些拥有较多选举人票又选情胶着的州，便被称为“摇摆州（swing states）”或者“关键州（battleground states）”。

在刚刚过去的这场大选之中，摇摆州包括内华达、亚利桑那、爱荷华、密苏里、俄亥俄、佐治亚、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这意味着538张选举人票中，只有112张将决定结果。而那些被认为是胜券在握或者毫无希望的州则会被候选人无视。（下图：2016大选选举人地图）

因为这有限的几个州往往决定结果，候选人门常常会把全部精力倾注其中，深耕其中的重要社群：比如佛罗里达的古巴裔、俄亥俄的城市居民、宾夕法尼亚的蓝领工人等等。再比如，在2008年大选中，过半（57%）的竞选活动只在四个州举行——俄亥俄、佛罗里达、宾州和弗吉尼亚。而2004年大选中，99%的竞选经费花在了16个州上。

“选举人团”制度的优势

选举人团制度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制度在两个候选人的“贴身肉搏选战”中，充分确保了政权合法性。其特点有二：一、胜选者的选举人票比例往往超出其直选票比例；二、在州内，往往微小的直选票优势会造成整个州的大笔数领先。比如今年特朗普的选举人票比例约为53.9%，直选票却不足50%。1992年，克林顿赢得69%的选举人票但直选票只有43%。

此外，选举人票制度也要求候选人必须拥有跨地区遍全国的广泛人气。没有任何一块地区拥有足够使人入主白宫的选举人票。这就要求候选人深入各州、接地气、了解情况。

另外，选举人制度也造成不可能有“一劳永逸”，攻下一个、大战告捷的情况。候选人必须得一个州一个州地艰苦拿下。

最后，选举人团制度还避免了政治学所说的“多数人暴政”。在选举人团的地图和直选地图的对比之下（下图）很容易看出，人口小州最希望选举人团制度延续。这样，他们的声音也将发挥作用。

最后，选举人团制度还同时强化了美国联邦内各州的独立性和联邦相关性。

“选举人团”制度的弊端

然而，从选举人团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的质疑和诟病就从没停止过。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相比直选，不够民主。

首先，直选票取胜的候选人却可能由于选举人团制度败选。在2000年戈尔对小布什的选战中，由于佛罗里达的计票存在争议，案件最后一路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最终，在2000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判定重新点算选票的过程违宪，并以5票对4票决定禁止进行任何新一轮的选票重点工作。

戈尔尽管对法庭的判决不满，但表示“为了我们人民的团结与民主的力量，我作出让步”，接受判决认输。

其次，相比关键摇摆州，竞争不够激烈的州（传统民主党蓝州或者共和党红州）常常被候选人和媒体完全忽略，使得这里的选民投票热情长期低迷。

第三，由于获得一州绝对多数非常困难，选举人团制度几乎完全堵上了第三政党或者独立候选人胜选的可能性。

第四，无论人口再少的小州也至少拥有三张选举人票，比如人迹罕至的阿拉斯加、蒙大拿、南达科他州。这造成了所谓的“小州偏见”（下图）。也就是小州的每张选举人票所代表民众的权重会远远小于人口密集的大州，但对于候选人的取胜却一样重要。比如人口仅仅100万的蒙大拿州有三张选举人票，平均每张代表24.8万人；而拥有1979万人口的纽约州，每张选举人票要代表68.2万人。

“选举人团”制度能改革吗？

事实上，呼吁修宪、改革选举人团制度的呼声每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在希拉里赢得直选票却输掉大选之后，呼吁改革甚至废除选举人制度的声音再次响起。

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中，共有超过700份涉及改革或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的改革计划书被提交国会。在所有宪法修正案建议书之中，涉及这个议题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议题。各种建议之中包括彻底废除选举人制、按照直选比例投选举人票、改革成为直选等等。

但是美国修宪的难度极高，建国二百余年来，一共只有27条修正案最终通过。一条修正案从萌生到真正实施，需要众议院2/3多数表决，并被全美50个州之中的3/4州通过。在关于选举人团制度改革的700多份改革计划书中，至今还没有一个能过众议院的第一关。

尊重游戏规则

尽管人们有着各种抱怨和批评，但尊重和捍卫宪法是美国人的精神共识和建国基础。修正案没有能够通过，人们就会依然尊重现有的选举规则。

有趣的是，在2012年罗姆尼败选之后，特朗普本人曾发推特批评“选举人团制度是民主的灾难”。

四年之后，这个曾一直被他形容被操纵的“灾难”，却把他一路送进了白宫。

无论怎样毁誉参半，可以预见的是，在相当长的未来，这个美国制宪先贤们发明的独特制度，将继续决定一任又一任美国总统的产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李佳佳是前《佳访》栏目主持人、制片人，专栏写作者，文集《这个时代这些人》作者。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选举中意外击败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不仅对美国政治而言标志着一个分水岭，对整个世界秩序也是如此。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新的民粹民族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自上世纪50年代构建起的主导的自由秩序，受到了情绪激愤的民主多数的攻击。世界陷入同样愤怒的各种民族主义相互竞争的风险巨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它将标志着一个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关头。

特朗普获胜的方式暴露了他动员起的这场运动的社会基础。看一看投票地图，我们可以发现，希拉里的支持者集中于沿海城市，而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坚定地投票支持特朗普。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翻盘，这三个北部工业州在最近几次选举中曾是如此固若金汤的民主党州，以至于希拉里甚至没有去威斯康星造势。特朗普获胜是因为他得以争取到那些受到去工业化冲击的工会工人的支持，他承诺通过恢复他们失去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

这一幕似曾相识。英国退欧就是这种情况——支持退欧的投票同样集中于农村地区、小城镇以及伦敦以外的其他城市。在法国也是如此，父辈和祖父辈曾投票给共产党或社会党的工人阶级选民，眼下正投票支持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

但民粹民族主义是一个远比这更广泛的现象。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圣彼得堡、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中仍旧不受欢迎，但在该国其他地区却拥有众多支持者。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或者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来说也是如此，前者在土耳其保守的中产阶级下层中受到狂热的支持，而后者在除了布达佩斯的整个匈牙利都受到欢迎。

如今，由个人受教育程度界定的社会阶层，似乎已经成为很多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中最重要的社会分割线。这种现象受到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直接推动，而促进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正是自1945年以来主要由美国创建的自由世界秩序。

在我们谈论自由世界秩序时，我们说的是近年来推动全球增长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正是这一体系使得苹果手机能够在中国组装、并在圣诞节前一周运至美国或欧洲的消费者手中。这一体系还方便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较贫困国家迁移至较富裕国家——在那里他们可以为自己和子女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一体系如宣传的那样奏效：从1970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球商品和服务产出翻了两番，让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不仅包括生活在中国和印度的人，还包括生活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

但正如现在大家都已痛苦地意识到的，该体系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层层惠及所有人群。随着企业为应对竞争残酷的全球市场而进行外包并尽可能提高效率，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失去了工作。

这一长期问题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几年后欧洲遭遇的欧元危机而大大加剧。在这两场危机中，精英们设计的体系——美国的自由金融市场以及欧洲的欧元和管理内部人口流动的申根(Schengen)体系等政策——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都迅速崩溃。这些失败的代价又一次更多地由普通工人、而非精英自身承担。从此以后，真正的问题不应再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在2016年出现，而是为什么它过了这么久才显现出来。

在美国，政治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政治体制未充分代表传统工人阶级。从全球化中获利颇丰的美国企业界及其盟友主导了共和党；而民主党已变成一个玩弄身份政治的政党：一个由女性、非洲裔美国人、西裔美国人、环保主义者以及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等群体组成的联盟，不再关注经济问题。

美国左翼未能代表工人阶级，欧洲各地的左翼也犯下同样的错误。二十年前，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就已经同全球化和解了，和解的表现就是布莱尔中间路线，以及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的社会民主党在本世纪头十年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但左翼的更大错误跟一战前的那个是同一个，当时的情况——借用捷克裔英国哲学家埃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形象的描述——是一封本应投进标为“阶级”(class)的邮箱的信件，被错误地投进了标为“民族”(nation)的邮箱。民族几乎总是压倒阶级，因为它能利用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那种与一个有机的文化共同体建立联系的渴望。这种对身份认同的渴望正以美国另类右翼(alt-right)的形式显现出来，另类右翼包括各种以前受到排斥的形形色色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但即使没有这些极端主义者，很多普通美国公民也开始奇怪为什么他们的社区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移民，又是谁授权建立了一套讲究语言的政治正确性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人们甚至不能抱怨这一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从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裕的选民那里也得到了不少选票，这些人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但仍感到有人正从他们手中夺走他们的国家。不用说，英国投票退欧本质上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那么，特朗普获胜对国际体系将带来哪些实际影响？与他的批评者相反，特朗普确实拥有始终如一、经过深思熟虑的立场：他在经济政策和全球政治体系方面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明确表示，将寻求就现有贸易协议重新进行谈判，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可能还有世贸组织(WTO)。如果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他愿意考虑让美国退出。他对普京等通过果断行动一样办成了事情的“强人”领袖表示了赞赏。相比之下，他对北约成员国或日本、韩国等美国的传统盟国要冷淡得多，并指责这些国家搭美国力量的便车。这意味着，对这些盟友的支持将依据对现有费用分担安排的重新谈判而定。

这些立场对全球经济和全球安全体系的威胁，怎样往严重了说都不为过。当今世界充满经济民族主义。一直以来，一个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的正常运转，依靠的都是美国的霸权。如果美国开始单方面采取行动修改这一契约的条款，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强大的参与者都将乐于展开报复，并引发一场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螺旋式下行。

这些立场对国际安全体系的威胁同样巨大。过去几十年间，俄罗斯、中国已崛起为重要的威权主义大国，且两国都有领土野心。特朗普对俄罗斯的立场尤其令人担忧：他从未对普京有过半句批评，还暗示后者吞并克里米亚或许是合理的。考虑到特朗普对外交政策大多数方面整体的无知，他对俄罗斯的始终如一的特殊态度暗示着，普京对特朗普拥有某种隐形的影响力，或许后者的商业帝国赖以维系的债务幕后的债主是俄罗斯人。特朗普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的任何尝试，最先伤害的将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两个身处困境的国家一直依靠美国的支持才得以保持独立的民主国家地位。

更广泛地说，特朗普担任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生活在腐败威权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们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美国的影响力一直更多地依赖于其“软实力”，而非像入侵伊拉克那样的不明智的武力使用。美国11月8日作出的选择意味着，它脱离自由国际主义阵营，改投了民粹民族主义阵营。特朗普受到英国独立党(UKIP)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如此强烈的支持并非偶然，国民阵线的马琳•勒庞是最早对特朗普获胜表示祝贺的人之一也非偶然。

过去一年，一个新的“民粹-民族主义国际”已经浮现，想法相同的组织通过这个新的“国际”跨境共享信息和支持。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是这一事业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不是因为它关心其他民族的民族认同，而只是为了制造混乱。俄罗斯通过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邮件系统发动的信息战，已然对美国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侵蚀，我们可以预期这种状况还将持续。

关于这个新美国，目前仍存在若干较大的不确定因素。虽然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一贯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也非常善做交易。当特朗普发现其他国家不会按照他的条件，就现有贸易协定或同盟安排重新进行谈判时，他会怎么做？他会退而接受自己能得到的最好交易，还是会一走了之？对于由他来控制核按钮的危险性，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但我的感觉是，他内心深处更是一个孤立主义者，而非一个渴望在全世界使用武力的人。在他面对处理叙利亚内战这个现实时，他最后很可能会借鉴奥巴马的剧本，继续袖手旁观。

在这一点上，性格特征将会发挥作用。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觉得很难想象有性格比特朗普更不适合担当自由世界领袖的人了。他实质性的政策立场只是部分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他极端的虚荣心以及敏感的自尊心。不久前，在与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获得者同台时，他脱口而出，称自己也很勇敢——“在财务上很大胆”。他声称要对自己所有的敌人和批评者进行报复。当面对轻视他的其他世界领导人时，他的反应是会像一个受到挑战的黑手党老大，还是会像一个善做交易的商人？

如今，对自由民主的最大挑战，与其说来自中国等公开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不如说来自于自由民主世界内部。在美国、英国、欧洲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政治体制中民主的部分正在反抗自由的部分，并有可能利用其表面上的合法性来撕毁现行的一些规则，正是那些规则一直以来约束了行为，支撑起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创造了这一体系的自由主义精英们需要倾听门外愤怒的声音，把社会平等和身份认同作为他们必须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来思考。不管怎样，我们在未来几年都免不了经历一段艰难旅程。

本文作者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其最新著作是《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译者/何黎

10月25日，具有很强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Sputnik）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与美国大选：特朗普可能发动一场贸易战，但希拉里却可能启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贸易战？有可能。但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未免有些耸人听闻了吧？

该文引述“俄罗斯政治”网站撰稿人伊利亚•诺维茨基的话说，乍一看，中国似乎最不愿和特朗普打交道，但事实上，“如果希拉里胜利，中国便会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她可能不会像特朗普一样提议强硬的贸易政策，但她对东亚施加的军事压力将会非常强硬。”

第二天，中国报纸《环球时报》就转载了这篇文章。

考虑到Sputnik的官方背景以及关于普京更希望特朗普上台的广泛猜测，不知此文是不是在暗示中国领导人更需要警惕希拉里？

不管此文动机如何，它提出的问题却很有意义：中国领导人内心更希望谁入主白宫？或者换一个问法：谁当美国总统对中国更有利？

中国更喜欢美国右派？

美国华裔学者裴敏欣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特朗普上台对中国更加不利。

裴敏欣在《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杂志上撰文说，如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得不在两个中国眼中的“恶魔”——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习近平更愿意和希拉里打交道，因为中国与希拉里打了多年交道，作为在外交事务方面厌恶风险的实用主义者，中国历届领导人一直都更倾向于和已知的“恶魔”打交道，而特朗普则不可预测，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未知数。

但中国专栏作家邱林在一篇题为《西方都不希望特朗普上台，中国或例外》的文章中却认为，特朗普上台对中国是一个利好。

理由？邱林直言不讳：“特朗普的好处就是不可预测，也就是提供了多种可能。而且特朗普的商人性格、弱意识形态，这些都给中美磨合关系并且实现关系稳定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不过，我认为，中美关系的性质更多是由地缘政治、全球力量均衡、大国博弈、中美国力消长等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各自国家意识形态的调整、领导人的变化等因素决定的，所以，中国领导人可能对希拉里和特朗普两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恶，因为不管谁上台，中美关系的实质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中美两国如今不可能是战略合作伙伴，而只能是战略竞争对手，谁上台都一样。

我也认为，经历了中美关系20多年来的起起伏伏，中国领导人渐渐悟出了这个道理。

但曾几何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政坛上的左右两派是有过喜恶的。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泽东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了一句令全世界大为震惊、也令中国的左派大感迷惑的话：比起美国的左派，我更喜欢美国的右派。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毛泽东痛恨左派阵营的“叛徒”和中间骑墙派一直远甚于痛恨右派。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仇视“苏修”要远甚于痛恨“美帝”的原因，而冻结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也是由美国的右派总统尼克松与中国的左派领袖毛泽东联手破冰解冻的。

如果说毛泽东“喜欢美国的右派”，除了联美抗苏的战略考虑外，也有他主观上厌恶所有立场不极端、态度不鲜明的政治势力之因素的话，那么，邓小平偏爱美国右翼总统，大概更多的是出于他本人的实用主义倾向。

当美国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与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竞逐总统宝座时，邓小平曾对美国记者公开表示，他希望布什获胜。这种与外交礼节相悖、语惊四座的公开表态，其实与邓本人的意识形态取向关系不大，更有可能是因为邓小平觉得：曾经当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一旦当选，也许更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后邓时代中美关系的底色

而在毛、邓之后的中国三代领导人执政期间，情况发生了复杂的、也是实质性的变化：此后几届美国总统候选人，不管来自民主党，还来自共和党，往往是竞选期间的对华政策“鹰派”，他们竞相激烈批评中国，最后成功入主白宫者，往往在其总统任期的中期调整对华政策，但不管怎么调整，不管两国关系如何改善，也不管在任美国总统对华言辞如何“鸽派”（例如，克林顿任内曾与中国达成了所谓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关系中有一个底色是不会变化的，即中美作为“潜在对手”的底色不会变，因苏联解体后全球力量格局所决定，中美两国其实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合作伙伴”。

中美关系的这些波折起伏，最终使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美关系的好坏基本上不取决于美国某个政党、某个领袖的意向，而更多地取决于中美两国在全球战略大格局中不断变化的对应关系。

出于这个原因，自江泽民主政后的20多年，对于每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角逐，中国领导人也许私下里都极为关注，内心里也或多或少有所取舍，但在公开场合，他们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流露出明显的爱憎喜厌之情，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表达出明确的支持反对之态。“中南海更喜欢右派入主白宫”或“共和党人当总统对中国更有利”的说法从此不再完全准确，不管是在共和党的布什父子总统任内，还是在民主党的克林顿、奥巴马主政白宫期间，中美关系都有过起伏波折，有过紧张期和缓和期，但不管美国总统的国内政策是左还是右，其对华政策的基调或底色，已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了很大不同。

后来，随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欧洲列强和日本，逼近美国，美国也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对手、乃至潜在的敌人。到了最近几年，谈论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也成为常态。最能说明近几年美中关系实质的，莫过于几年前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创造的一个名词：“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做出回应，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近些年来，随着美中关系中的“伙伴”角色逐渐让位给“对手”角色，“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在全球决策圈、学术界、媒体也越来越风行，以至于奥巴马和习近平都不得不提及这个词，其热度在最近一年更是达到顶峰。举一个例子，中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参考消息》的内容，通常都是外媒新闻和文章的翻译，很少约人写稿，但它却在今年8月15日至9月27日罕见地刊登了27篇约稿，集中探讨“修昔底德陷阱”，撰稿人都是国内外重量级学者和政坛人物，包括英国前首相布朗、中国前任和现任高官戴秉国和傅莹等。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八十年代美中联合遏制苏联的“蜜月期”，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美中两国之间言不由衷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个说法在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便无人再提及），再到今天美中之间这种随时可能落入战争“陷阱”的战略对手关系，40多年来，美中关系和世界格局经历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但这个变化也并非空穴来风：自从苏联解体之后，自从中国崛起以来，中美已经不可能再是战略意义上的合作伙伴了。

即使特朗普上台，尽管其对华政策的具体细节现在还难以预测，但可以预测的是，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他在外交政策上将会受到种种制约和制衡，所以，那时的美中关系也是不会改变底色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今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并不在乎谁入主白宫。

第三次世界大战？

艾利森教授在论述“修昔底德陷阱”的那篇著名文章中，谈到美中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时，曾说过一句话：虽然美中开战将是不理性的，但这并不会使其成为不可想象的。

中国《参考消息》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27篇约稿中，多数中国撰稿人都认为，中美之间不会陷入这个陷阱，中美不会发生战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方面的官员、学者、媒体人、甚至军人，谈及此事时，却没有那么乐观。

10月初，美国陆军少将威廉•希克斯（William Hix）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表示，在不久的未来，美国“几乎肯定”会与中俄发生战争，根据他的说法，俄罗斯的挑衅、中国不断增长的军力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是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也互相指责对方的政策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拉里多次批评特朗普的易怒易变的性格不适合成为美国三军统帅，她嘲讽对手的最有名的句子之一，就是她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说的那句话：“我们不能放心地把核武器交给一个在推特上轻易被钓鱼的男人。”但特朗普也在10月25日反唇相讥，批评希拉里的外交政策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考虑到这些关于战争的密集谈论，前面提到的Sputnik那篇文章的标题，听起来也就不那么耸人听闻了。

有趣的是，一个自称为“IT学生”的读者James Platt在Sputnik的那篇文章之下留言说：“让我们现在猜一猜：她（指希拉里）会先和中国开战，还是先和俄罗斯开战？”

看来，中国领导人又不能完全不在乎谁入主白宫。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写道：“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在那些对人性持有悲观态度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对权力争夺的斗争。而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则将这种悲观推向了极致。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意图缺乏准确了解的霍布斯世界里，大国只有获得更多的权力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最大的安全依赖于最大的权力，而对最大权力的残酷争夺决定了大国注定悲剧的宿命。

然而，大国悲剧的真正所在，其实往往在其国民，以及受波及的小国的国民。后者的悲剧色彩则更有浓重的宿命感。大国之间的博弈不可避免地会令许多小国卷入危险的漩涡当中，使之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或殉葬者。大国出于利己的动机，与小国国内的政治精英或政治力量结盟，从而达到某种政治、经济、军事目的。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大国之间因达到均势或战争成本难以承受而相安无事，但战火却出现在代理人之间。更为讽刺的是，自私诡谲的目的往往披上崇高理念的外衣，小国人民却成为大国口号中所谓“信仰”的殉道者。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和小国政权动荡，就是对大国口中“道义”和“普世价值”的绝佳讽刺。

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印尼，上演了世界现代史上最残暴的屠杀之一。对于这次大屠杀，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队、穆斯林激进分子和暴徒自然难辞其咎。但是，美、英、中、苏等大国又何尝没有扮演某种角色呢？当重新审视这段黑暗的历史时，我们或许会发现：小国政治的悲剧，在于小国难以摆脱国内政治力量将整个国家带入大国“大棋局”里的宿命。

“九•三〇事件”经过

在经历了与荷兰殖民者的残酷斗争之后，印尼在苏加诺的带领下终于在1949年获得独立。在建国初期，由于在国内力量的博弈中处于弱势，作为国父的苏加诺虽然享有崇高的声誉，但也不得不向政治对手妥协，建立议会内阁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苏加诺成为没有实权的虚位总统。

不过，由于政局长期动荡不安，苏加诺趁机推出“苏加诺总统方案”，提出要建立一个包含左翼和右翼力量的互助内阁。该方案发表后，受到了印尼共产党、民族党、平民党的强烈支持，但也遭到了马斯友美党等大党派的激烈反对，后者甚至策划了数次针对苏加诺的暗杀行动以及武装叛乱行动。叛乱平息后，马斯友美党威信尽失，平叛有功的陆军和印尼共产党则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和力量。苏加诺凭借着高超的政治手腕，在50年代末期获得了较大的政治权力，建立所谓的“有领导的民主”。

1960年，苏加诺召集印尼民族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和印尼共产党党魁进行协商，决定建立互助国会。代表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宗教（Agama）三股势力达到平衡的“纳沙贡”正式确立。为了保证个人权力，苏加诺在陆军、印尼共产党和穆斯林之间玩起了危险的平衡术，利用陆军维持政治稳定，利用印尼共产党获得公众支持。不过，由于陆军势力过于强大，同时苏加诺个人也对左翼政治理念抱有好感，苏加诺在195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一面提升印尼共产党的势力、一方面打压陆军的一连串行为。这引起了陆军的强烈不满，陆军、穆斯林政治力量与印尼共产党的矛盾日益激化。矛盾在1965年达到一触即发的状态。

该年8月，由于苏加诺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原本依靠苏加诺庇护的印尼共产党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在会上表示要先下手为强（谌旭彬，《印尼为什么要屠杀数十万华人？》，腾讯历史转自谢志琼、钟冰/译，《印尼“九•三○”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查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1页）。9月30日晚，印尼总统卫队营长翁东等人开始发动政变，六名陆军高级将领被杀，印尼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被绑架。然而，政变在24小时之内被印尼陆军迅速平定。10月2日，陆军幸存将领苏哈托完全掌控了局势并宣告政变失败。

三周后，苏哈托与陆军开始了针对印尼共产党的抓捕和屠杀，大屠杀一直持续到1966年3月才大体结束。尽管在1967年仍有小规模屠杀事件的发生。该年3月12日，苏加诺被临时议会剥夺了政治权力，苏哈托被任命为临时总统。1968年3月21日，苏哈托正式被选举为总统。印尼正式开启长达三十年的苏哈托独裁时期。

华人是主要受害者吗？

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1965年10月-1966年3月大屠杀期间的真实死亡人数，至今难以达成共识。屠杀消息主要来源于对此次行为负有最大责任的印尼军方，这自然是最不可信的消息来源。而当时只有极少数外国媒体在印尼，无论是印尼知情人士或是西方政府又都对这次事件讳莫如深，大部分相关档案处于保密状态，因此研究界根本无法获得此次屠杀的足够细节和证据。

研究界普遍认可的受害人数在50万至100万人之间，其中绝大部分是被怀疑为共产党员或支持者的印尼人（Friend, T. (2003). Indonesian Destin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13）。不过，由于媒体炒作以及一些未知的原因，外界普遍认为印尼华人是这次屠杀的受害者。中国媒体和大众长期以来也接受这一或许不是很可靠的说法。对此，学者Robert Cribb和Charles Copper坚持认为，印尼土著才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华人受害人数不超过2000（Cribb, Robert; Charles Coppel (2009). "A genocide that never was: explaining the myth of anti-Chinese massacres in Indonesia, 1965–66".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Taylor & Francis): 447–465；Charles A. Coppel (1983).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0-61）。华裔印尼籍社会学家Mely Tan Giok Lan教授也赞同这一说法（Tan, M. G. (2008). Etnis Tionghoa di Indonesia : kumpulan tulisan. Yayasan Obor Indonesia, pp. 240–242）。值得注意是，这样的说法也仅仅只是建立在现有的证据之上。

无论如何，华人在六个月的屠杀当中的确受尽苦难。成千上万的印尼华人遭到驱逐。在三宝垄、梭罗、加布棉、棉兰等地区华人商铺和财产也遭到大规模洗劫，华人学校被关闭，无数妇女遭到侵犯（聂会翔，（2008），《苏加诺时期中国与印尼关系探究》 (硕士论文, 湘潭大学)，42；“In search of a future,” Time, September 16, 1966, p 19）。而针对印尼共产党支持者和同情者的屠杀则更为惨烈。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爪哇中部和东部地区、巴里和苏门答腊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集中在城市以外的地区。除了数十万人被杀外，印尼政府预计在1966年至1976年间大约有160万至180万印尼人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而被捕。许多人在狱中受折磨而死亡，手段极其残暴。

然而，尽管这次大屠杀骇人听闻，但在整个过程中乃至事后都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干预和谴责，只有苏联、中国以及朝鲜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对印尼发表了谴责声明。相反，英美等西方国家极力封锁消息，禁止记者进入印尼并要求媒体引用大使馆的官方消息（Gerard DeGroot (2008). The Sixties Unplugged: A Kaleidoscopic History of a Disorderly Decade. Macmillan. p. 390）。在印尼国内，一直到苏哈托下台，公众及学界都被禁止公开讨论这次屠杀。时至今日，印尼官方都未曾表达对这一人为灾难的反思和自责。本月18、19日首次召开的“剖析1965年悲剧”的研讨会上，印尼政府就公开拒绝道歉。

印尼国内的政治力量

对于拒绝道歉的理由，据印尼《罗盘报》报道，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部长鲁胡特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表示，“我们知道怎么做对国家最好”，印尼官方甚至认为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会让共产主义复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印尼至今不愿对这个惨剧进行调查和反思呢？

原因在于策划、参与此次事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然存在，且极大地左右着印尼政局的稳定。

最大一股力量无疑是印尼军方。在印尼，军队既作为一支国防军事力量，同时也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存在。作为军事力量，印尼军队的成长伴随着印尼民族独立战争、反对外国殖民军队入侵、镇压国内武装叛乱和分离势力的整个过程。这在为军队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的同时，也建立了坚实的军事实力。

而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存在，则与建国初期脆弱的议会民主制不无关系。基于共同的政治权力需求，苏加诺与军队在1950年代中期建立某种同盟。1957年印尼内阁首脑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下台后，苏加诺颁布军管法，使军队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权力。尤其到了苏哈托时期，代表军队利益的专业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牢牢地控制着立法机构。1969年各省省长都由军人担任，1980年虽然有所减少，但重要省份都由军人控制。

不仅如此，印尼军队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享有特殊地位，控制着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1957年，印尼政府接管了12.5亿美元的荷兰资本，该年国家资本占资本总额的46%。而军队利用“紧急状态法”赋予的权力迅速对荷兰企业实施军管。1958年军方代表出任经济稳定事务部部长，次年，军队进入“国有化机构”，监督收归国有的荷兰企业。在苏哈托时期，军队控制大部分国有企业，并与外国资本进行合作，深度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和金融活动。时至今年，军队的影响力依然遍布印尼政坛的每一个角落。

另一股政治力量是穆斯林群体。在两百年前，印尼这个国家并不存在。那时候印尼土邦林立，宗族繁多，直至20世纪初荷兰彻底征服了亚奇，印尼群岛才在一个帝国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在长达三百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印尼帝国行政单位内部的整合积极发展，印尼人民逐渐拥有了一种共同的殖民经历。不过，真正对印尼民族主义观念的建构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乃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冲击。早在16世纪，印尼主要岛屿已经伊斯兰化，成为广大底层人士和上层精英的共同信仰。但直到20世纪初，伊斯兰现代主义对印尼社会的巨大影响才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1912年伊斯兰教联盟成立，成为早期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组织，“伊斯兰教联盟构成了印尼民族觉悟的中心”（McVey, R. (1983). Faith as the outsider: Islam in Indonesian politics. Islam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199-225）。

但是，印尼伊斯兰势力受到了以苏加诺为首的世俗民族主义者的严厉打压。1945年6月，伊斯兰主义者不得不对印尼的伊斯兰教地位做出妥协：“印尼不该是个伊斯兰教国家，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公民必须遵守‘伊斯兰律法’。”（戴万平：《印尼族群政治研究：东教、地域与种族》，中山大学（台湾）博士论文，2003年，第93页）建国后，世俗主义者更是积极推动了以“潘查希拉”的五项原则作为印尼建国的基础。不过，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依然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1955年的国会选举中，公开标榜伊斯兰教的政党占到三分之一，而普选选票总量也超过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

虽然在1950年代拥有较大影响力的马斯友美党也经历了灭顶之灾，苏哈托也延续苏加诺对伊斯兰教势力既利用又抑制的策略，但伊斯兰教依然拥有巨大影响力。1973年大选之后，苏哈托政府把所有伊斯兰教政党和组织合并成“建设团结党”。尽管如此，在1977年和1982年大选中，该党依然分别获得29.13%和28%的选票。苏哈托日后更加严厉地在建设团结党中推行“潘查希拉化”，弱化该党的伊斯兰色彩，伊斯兰政治力量的确受到沉重打击。但随着苏哈托的下台以及民主政治的转型，其政治力量有所恢复，在国会和内阁当中依然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根据2005年的统计，印尼有着1.9亿人信奉伊斯兰教，占全国总人口高达88.58％。

在“九•三〇事件”后的大屠杀当中，这两股政治力量扮演了主要角色。而无论是处于独裁或威权时期的印尼，还是正在进行民主转型的印尼，任何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都无法忽视军队和穆斯林的势力。只要军队和宗教力量一直在印尼政治经济生活当中拥有足够大的势力，他们昔日的所作所为就不会遭到彻底的反思和清算。

印尼共产党的崛起、挑战与灭亡

除了印尼军队和伊斯兰政治力量，在苏哈托上台之前印尼共产党曾经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从反殖民运动一直到苏加诺时期，共产主义都在印尼社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苏加诺执政后期，印尼共产党更是成为与印尼陆军、伊斯兰政治势力三足鼎立的强大政治组织。然而，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大屠杀使得印尼共产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得不说，印尼共产党自诞生起，就经历了极度坎坷的成长过程。

印尼共产党（印尼语：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简称PKI），原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由荷兰共产主义活动者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也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马林）于1914年在荷属东印度创建。是亚洲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成立之初的愿景便是向印尼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积极组织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经过一系列本土化改革，马林所领导的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1917年改名为印尼社会民主党）组建红卫兵，与荷兰殖民者进行小规模武装斗争。通过吸引印尼穆斯林以及其它反抗团体，印尼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更名为印尼共产主义联盟，成为亚洲第一个共产国际成员组织。1924年，该联盟正式更名为印尼共产党（PKI）。1926年，印尼共产党在雅加达郊区和万丹地区发动起义，失败后，1.3万人被捕，共产党被荷兰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印尼共产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之后仅仅只能与荷兰殖民者进行小规模的武装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掠夺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资源，日本大军侵略印尼等地。为了拉拢印尼当地的民族主义和穆斯林组织，日本人对当地人提供武装训练和武器装备，同时以解放者自居。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印尼人对日本人产生好感。甚至许多亚洲人都曾对日本人怀有天真的希望，认为一旦日本在与西方的战争中获得胜利，日本将会允许他们独立。譬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都曾对日本有过不切实际的好感和幻想。相反，印尼共产党却从未终止与日本殖民者的斗争。直到日本投降后，印尼共东山再起，积极策划和组织独立运动。战后荷兰殖民者企图恢复殖民统治，印尼独立武装与荷兰人进行顽强斗争。虽然遭遇了失败，但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以及战争对荷兰国内经济的巨大消耗，荷兰终于在1948年妥协，承认印尼独立。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布尔什维克对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以及对反殖民运动的支持，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条通往现代社会之路。这使得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产生好感。回顾整个反殖民斗争历程，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运动主要受到两种意识形态的激励：共产主义与本土主义（或是民族主义）。而前者对本土意识的建构和影响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当我们看到印尼共产党对印尼独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似乎更能确信为什么建国后印尼共产党会受到印尼民众的广泛拥戴并且迅速崛起。

不过，印尼共产党势力的快速上升引起了苏加诺、印尼军队以及西方国家的疑惧。印尼独立后，印尼共产党被强行要求去武装化，印尼共产党与印尼军方发生武装冲突。印尼共产党失败后，3.6万名党员其支持者被捕，多名党内领袖被杀，艾地和鲁克曼逃亡中国。不过印尼共产党并没有被取缔，到1949年便又开始重建。印尼共产党领袖意识到共产主义必须进行民族主义化且支持苏加诺，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因此便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积极进行自我改革。到了1959年，印尼共产党成员数量达到150万人。1965年更是达到了300万的历史高峰。

建国后印尼共产党与印尼军队、穆斯林政治团体一直冲突不断。原因主要是双方在意识形态、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分歧。印尼共产党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后两者所代表的本土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共产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腐朽黑暗的，由于当地“买办”精英的配合才使得殖民者轻而易举地对印尼进行殖民统治。因此，印尼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才能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本土主义却认为，印尼本土历史、文化、宗教是对抗殖民统治的武器，并且可以为国家的发展指出一条光明的方向。

在发展路径上，印尼共产党认为，印尼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发展才能成功建设现代化国家。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前期，印尼共产党积极推动土地改革。不过，早在1945年印尼便陆续开始收回封建土地、宗教土地和殖民土地，分配给农民，并积极推动免税。1958年颁布了第1号法令，宣布废除私领地。1960年印尼颁布《土地基本法》、《土地使用法》、《分成合同法》，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措施取消封建和殖民土地特权。毫无疑问，印尼共产党对土改的积极推动惹怒了穆斯林特权阶级和封建特权阶级，也为1965年到1966年大屠杀时期遭到后者的报复埋下了祸根。

在本土主义者看来，印尼必须重建和复兴本土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他们认为，现代化之路并不一定排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应该将两者与本土主义充分融合，寻求建立一种具有本土主义特色的现代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不会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坦言：“我们正在培育我们对自由的热切希望，但我们更多地不是通过阶级意识……而是通过民族主义而激发出来的民族意识来达到这个目的。”

1950年代，苏加诺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越来越失望。殖民统治为被殖民国家留下了腐朽的制度遗产，原本建立在残酷剥削和暴力统治基础上的殖民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扼杀了当地的现代性元素。时至今日，许多原被殖民国家大多仍在制度困境中艰难挣扎。另外，到了1950年代末，不仅是印尼，整个第三世界国家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积极融入和参与竞争的国际体系对西方国家是绝对有利的。而他们的国民，即便进行了艰苦地奋斗，也依然难以摆脱极端贫困的局面。第三世界国家发现，西方国家控制了原材料的开发，同时自己对外国援助、贷款和技术严重依赖。而西方国家比苏联和中国对他们的援助、贷款拥有更多的附加条件。对于日益对西方国家怀有不满的第三世界来说，苏联模式虽然比不上美国模式，但前者至少提供了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替代方案。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了19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左倾”。

1964年8月，苏加诺公开发表亲共言论。苏加诺一方面日益“左倾”，另一方面又与印尼共产党形成强大联盟，并试图建立“第五军”这一独立的军事力量与印尼国民军进行抗衡。这引起了印尼军方的强烈不满。1959年印尼右翼政党如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被解散后，印尼共产党失去了制约力量，在苏加诺的支持下获得长足发展。1960年代印尼共产党一跃成为第三大政党，并有多名共产党员在内阁中担任职务，在爪哇地区更是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此外，印尼共产党积极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络，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显然，这也必然激化印尼共产党与整体上属于右翼的印尼军方的矛盾。双方摊牌只是迟早的事。

在1965年9月30日，双方终于发生最后的冲突。印尼共领袖的政变失败后，印尼政府和军方的反共行动迅速在全国蔓延。10月8日，印尼共的总部被毁灭，18日，印尼共在雅加达被禁止，党员在爪哇地区遭到了大规模捕杀，总书记艾地被军队枪杀。据统计，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及支持者大约为20万-25万人（参考莱格（1977）：《苏加诺政治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P426）。1966年3月，印尼政府宣布印尼共产党解散。印尼共产党就这样在血泊中退出了印尼历史舞台。

“九•三〇事件”背后的外国力量

如果不是大国背后的干预，印尼或许不会发生“九•三〇事件”，至少不会达到这样的惨烈程度。而在这背后，美国、英国、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印尼是东南亚领土最大、人口最多、战略资源也最为丰富的国家，尤其是该地区有着丰富的橡胶、硬纤维、金鸡纳霜、石油等资源，同时也是连通全球东西和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这使得在冷战时期，印尼成为双方阵营积极争取的对象。

不过，对于美国来说，印尼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盟友（日本和西欧）在该地区的重要经济利益上。美国介入东南亚事务的出发点，也是为了保障该地区对日本和西欧（包括英国）保持市场开放和资源出口。考虑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灾难，因而美国必须防止在东南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美国必须解决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原材料的依赖，这就导致美国积极干预东南亚以确保该地区对西欧和日本保持开放。美国政府无不担心，一旦失去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将会对日本造成很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日本也将很难不滑向共产主义（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outheast Asia, June 19, 1952, DNSA, Item Number: PD00283）。

在进行多种尝试却失败之后，艾森豪威尔认为反共的印尼陆军是美国在印尼可以合作，以防止印尼共产主义势力夺权的重要力量。例如，1957年美国曾秘密资助印尼反政府分子，试图分裂。不过，苏加诺领导的印尼军方、主流穆斯林、共产党成功挫败叛乱。直到1958年，美国政府才意识到印尼陆军的重要性。虽然美国依然对分裂分子进行秘密支持，但已将重点发展目标转向印尼陆军。从1958年至1965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三届政府都积极发展与印尼陆军的关系，采取秘密方式在资金、武器、训练等多方面大力支持印尼陆军，尤其是培养陆军中的反共势力，为建立军政府而积极谋划。即便在全面停止对印尼政府援助的时期，约翰逊政府也没有停止并且加大对印尼陆军的援助。

有理由认为，在1964年美国政府便期待“九•三〇事件”这类事情的发生，以彻底清除共产主义势力。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印尼陆军提供了一份5000人的印尼共产党领袖名单（Ex-agents say CIA compiled death lists for Indonesians San Francisco Examiner, 20 May 1990; The Washington Post, 21 May 1990）。同时，也有文件披露，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都在“九•三〇事件”后的大屠杀当中为印尼军队和民兵团体提供物资支持甚至进一步刺激对印尼共产党人士的屠杀（Accomplices in Atrocity.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 (transcript).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7 September 2008）。另外，瑞典也被认为在1965年12月向印尼陆军销售了价值1千万美元的武器装备（Christian Gerlach (2010). Extremely Violent Societies: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83）。

此外，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支持，印尼共产党也绝对不可能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中国建国初期，苏联由于与东南亚距离遥远，且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较小，所以交代由中国共产党从外部支持和引导东南亚的共产运动（高艳杰《美国对印尼领土问题的政策与美印(尼)关系(1956-1966)》(博士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p. 22 - 23）。不过，苏联并不打算彻底放弃东南亚，任由中共在该地区势力坐大，尤其是50年代末双方矛盾日益加剧，苏联更是直接参与到东南亚的事务当中。根据相关文件披露，苏联集团在50年代中期一直试图通过贷款、贸易、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的方式对印尼进行经济渗透（同上，引自U.S. Policy on Indonesia, NSC5518, May 3, 1955, DNSA, Item Number: PD00457）。1956年，苏联向印尼提供了1亿美元经济援助，且没有任何附加条款，超过了美国对印尼援助和贷款的总和（同上，引自Ide Anak Agung Gde Agung, Twenty Years (of) Indonesia Foreign Policy, 1945-1965, p. 190）。除了大量的经济支持之外，苏联也对印尼军队在培训、武装方面提供大量的支持。1959年，苏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共计向印尼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后来更是将援助额上升至8亿美元。在随后几年当中，虽然双边关系恶化，但苏联也继续加大了对印尼的援助。

相比起来，中国对印尼的援助则无法与苏联同日而语，但也数量庞大。1965年，中国向印尼提供1.6亿美元的援助。即便在1959到1961年国内饿殍满野极端困难的时期，中国依然坚持对印尼进行援助。此外，在许多外交立场上，中国也对印尼公开表示支持，这些都赢得了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对中国的好感。1962-1965年，中印双边关系达到了准同盟的高峰。

不过，毛泽东并非与苏加诺毫无芥蒂。1964年，毛泽东发现苏加诺居然与美国进行和平谈判时就非常不满，他认为苏加诺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因此，从1956年初开始，中国就开始秘密支持印尼共产党及其民兵，为后者供应大量的武器装备及提供军事训练（文安立（挪威）（2013），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八旗文化出版社，P. 314）。而中国对印尼共产党的支持毫无疑问大大鼓舞了该党，这成为其领袖发动“九•三〇事件”的一个诱因。事实上，8月5日，艾地就曾向毛泽东透露了这次政变行动（ Zhou, T. (2014). China and the thirtieth of September movement. Indonesia, 98(98), 29-58.引自中国外交部档案）。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参与了此次政变，但事后印尼军方却坚信中国是同谋。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与苏加诺、印尼共产党（高层）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国也以向苏加诺提供医疗援助为由窃取秘密情报，另一方面，中国一直鼓励印尼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同上注）。因此，印尼军方也就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中国实际上参与了这次政变。

“大棋局”与小国政治的悲剧

中国对印尼政局的深度干预，使得苏哈托政权对中国怀有极大的怨恨和警惕。这也是事件中许多印尼华人受到牵连，同时苏哈托不满足于仅仅捕杀印尼共领袖的关键原因。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这次大屠杀背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国的干预使得印尼的国内矛盾更加激烈，最终惨剧发生。

不过，对西方国家来说，即便苏哈托是在一片血海中上台，并建立了与西方民主观相悖的军事独裁，他们依然支持这一政权。而对于陨落的生命，又有哪个大国真正关心？正如美国国务院情报官Howard Federspiel所说：“只要被屠杀的是共产主义者，就没人关心。”不仅西方国家不会关心，一直视生命如草芥的另一个阵营的国家也不会关心。斯大林所导演的屠杀，何逊于此？

对于大国来说，小国只不过是大国大棋局当中的一个棋子。这些棋子既可以为他们输送利益，也可以充当牺牲品。而许多小国精英为了维持政治集团的政权或个人权力，往往与大国勾结，甘愿充当大国在自己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或“买办”。大国之间成王败寇，胜利者享受小国源源不断的利益输送，失败者则空手而归。

“九•三〇事件”的胜利者属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苏哈托甫一上台，西方跨国集团不久就在印尼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苏哈托政权在印尼所建立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无疑为苏哈托政治集团及其附庸，以及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国家，从来都是因利而聚。而真正勇于承担国际道义的政治家，却往往受到唾骂。

在第三世界，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大多数小国的人民，只能在专制、剥削的困窘生活中挣扎。而这，正是小国政治的悲剧所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往往将到访中国宫廷的外国人当成“蛮夷”对待，认为他们理应向中国皇帝朝贡。这与现代中国领导人对外交往的方式存在遥相呼应之处，正如2013年11月我作为一群外国访问者中的一员，在北京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时所发现的那样。这些访问者中有很多显赫人物，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和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还有多位西方亿万富翁。然而，这些外国大人物却被当成小学生一样对待。

首先，我们被引入人民大会堂空旷的中心区域；之后被排成一排坐在长凳上等待与习近平合影。过了一会儿，习近平大步走进房间，与众人握手（“我触摸到他了，”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装作敬畏的样子惊叹道），随后摆姿势合影。

几分钟后，习近平开始讲话。他坐在宴客厅的中间位置，身后是一幅巨大的壁画（上面画着长城），头顶悬挂着吊灯，一众西方前领导人在他身前排成半圆形。他在演讲一开头就这样提醒访问者：“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某些角度而言，这是一句套话。不过，中国意识到自己有几千年历史，这种自知自觉从根本上影响着这个国家对自身的理解。这种自知自觉也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中国在某些方面把美国视为后起之辈——一个建立不足250年的国家，其历史甚至比中国大多数朝代存在的时间都短。

习近平对重建中国财富和实力的决心是其讲话的主题。他最喜欢的口号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曾多次在外国听众面前提到这个口号。但是他也急于安抚他的听众——中国的崛起不会导致它与外界的冲突。“我们需要共同努力，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具有破坏性的紧张局势，”他坚称。

习近平提及“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他（或他的下属）一直关注着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借用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理论创造了这个词。修昔底德指出，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是由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担忧所引起。艾利森发现，自1500年以来，共出现过16次守成大国和新兴国家相对抗的情况，其中有12次最终导致了战争。

尽管习近平试图打消人们的疑虑，但是美中之间的战略紧张局势无疑正在升温。过去一年，中国试图通过在南中国海上建造人工岛屿和军事设施，来强化其对南中国海大部分区域具有争议性的领土主张。作为回应，美国海军故意驶过了争议海域——激起北京方面愤怒的言辞回应。

美中之间的对抗是国际政局最突出、最危险的议题之一。但是东亚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只是大局的一部分。奥巴马执政期间的特点是，全球出现了一系列挑战西方对国际政治主导权的事件。在中东，20世纪初主要由英国和法国建立、在1945年后由美国维持的国家体制，如今正在暴力和政治混乱中崩塌。在欧洲，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标志着自1945年以来欧洲大陆上首次出现武力吞并领土的事件。

这些事件看上去是地区性危机，贯穿其中的的红线则是，西方越来愈无力作为稳定和力量的标杆，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发挥维持秩序的作用。在美国，批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人往往主张，西方的弱势要怪奥巴马本人。但事实上，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因素在起作用。自从欧洲殖民时代开启以来，在500多年时间里，在欧洲（后来是美国）发生的事情、做出的决定，左右着亚洲、非洲和美洲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但是，西方对国际事务长达数百年的主导如今正在走向终点。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亚洲过去50年来经济发展的出色表现。西方政治实力的基础是其在技术、军事以及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但是如今这些优势正在迅速消失。这一事态的后果眼下正在全球政治领域显现。

……

1993年，当我作为一名外国记者第一次来到亚洲时，以下这一观点所描述的前景似乎仍然遥不可及：亚洲崛起有朝一日可能威胁到西方对地缘政治的主导。那时，中国正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显然仍是一个贫穷国家。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大街上的轻便摩托车仍多过汽车。浦东那些如今象征着这个城市财富的耀眼的摩天大楼，当时还只是建筑师们的蓝图。即便在那时，中美之间也存在着军事紧张局势。但当北京方面1996年试图通过在台湾周边海域试射导弹来威慑这个“反叛之省”时，美国迅速向该地区派出航空母舰——结果北京退让了。那时，美国毫无疑问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二十年过去了，如今中国正以越来越大的决心挑战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但要真正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的意义，需要回到欧洲开始帝国主义扩张之前的那个时代。15世纪伊始，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经济、政治的实力与先进程度，至少与欧洲水平相当。伴随15世纪90年代欧洲伟大的航海探险活动，全球力量平衡开始倾斜。1492年，受雇于西班牙王室的热那亚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横穿了大西洋。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达了印度。

随后几个世纪，欧洲在军事、航海及工业技术方面的优势使得部分欧洲国家建立起全球帝国。到20世纪初，仅大英帝国就覆盖了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陆地面积。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反殖民化浪潮导致了欧洲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的崩溃。但二战后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延续了西方的霸权。冷战期间，政治上不属于“西方”的苏联是另一个大国，但即便苏联也是一个欧洲大国。

然而，过去50年间，西方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已经被一步步侵蚀。亚洲经济巨变首先显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然后是70年代的韩国、台湾及东南亚部分地区。从1980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一增速由日本在60年代开创）。经过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之后，印度也增长强劲，尽管不像中国那么快。

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出现在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自19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如今，中国变成了“第一”。中国崛起只是更大范围内经济实力重心转移的一部分。IMF的数据显示，如今世界前四大经济体中有三个位于亚洲。中国位居第一，美国第二，印度和日本分列第三、第四。

经济实力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根本原因很简单：人口的比重。到2025年，世界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将生活在亚洲。相比之下，美国将占世界人口的约5%，欧盟约占7%。

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巧妙地总结了这一点，她说世界的密码是“1114”，意思是：地球上70亿人口有约1个十亿生活在欧洲，1个十亿生活在美洲，1个十亿生活在非洲，还有4个十亿生活在亚洲。到2050年，世界人口可能达到90亿，这一密码将变为“1125”——非洲和亚洲各增加1个十亿。

几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的财富差距、技术鸿沟如此巨大，使得西方国家能够主导国际事务和全球经济——不受人口多寡影响。但亚洲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快速的经济发展意味着，这种财富差距已显著缩小，以至于亚洲的人口比重开始改变世界的力量平衡。

西方对亚洲崛起影响的担忧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左翼——以及当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代表的民族主义右翼——极为关注的是亚洲崛起对西方工人生活水平的影响。然而，大部分美国建制派往往存在的一种倾向是，认为亚洲崛起是幻觉或昙花一现，不会真正威胁到美国的头号大国地位，因而不足为惧。任何暴露出亚洲（尤其是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短处的迹象都会被揪住不放，而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中国的示警信号可一点儿也不少。

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或亚洲增长放缓将不再影响大势。让中印两国能够争取大国地位的经济发展已经实现。西方各国政府里最资深的分析人士已经认定，经济实力的重心将继续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而且这种经济上的变化将转化为战略力量。美国情报体系(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汇集了包括中央情报局(CIA)在内的所有美国情报机构。2012年，该体系内负责战略思维的核心机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曾预测，“按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口规模、军事开支以及科技投资计算，到2030年，亚洲的全球实力将超过北美与欧洲之和”。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还毫不避讳地详细描绘了该趋势对美国力量的影响。它写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自1945年开始美国支配国际政治的时代——正在快速走向终结。”从随后四年的局势变化来看，这份在奥巴马即将开始第二个任期前发布的报告似乎很有预见性。美国坐视叙利亚的战事不断升级，俄罗斯（冷战后丧失大国地位）再度成为欧洲安全的威胁。

但从长远来看，美国治下和平在太平洋地区受到的威胁或许才是最事关重大的。美国人知道，亚洲如今是全球经济的核心。因此，奥巴马政府的一项标志性外交政策就是“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将军事、外交资源转移至亚洲，以应对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以及中国崛起的挑战。在如何以及何时运用美国的力量方面，奥巴马政府也一直试图采取一种更谨慎、更策略性的方式。美国有意不再深度介入中东事务，部分原因是其正试图保存实力和资源以对抗崛起的中国。然而，力量也跟形象有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看到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坚决在欧洲及中东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反过来也对美国在亚洲本身的力量能持续多久产生质疑。

欧洲盟友的长期问题也一直在削弱奥巴马政府维持美国治下和平的能力。虽然有很多指责都认为奥巴马政府“软弱”，但事实是，美国无疑仍是西方联盟最强大的一部分。由于欧洲经济陷入危机、军费开支下降，美国如今承担了北约(Nato)近75%的军事开支。

虽说特朗普前后矛盾、言辞粗鲁，但他却准确指出了东方化时代美国力量遭遇的一些新出现的困境。他质疑美国在财政上能否继续担负得起这一重担，即保护欧洲及亚洲盟友免受俄罗斯或中国的潜在攻势侵害。他还极力攻击为亚洲崛起提供了国际经济框架的“全球化”及“糟糕的”贸易协议。

因此，对中国而言，特朗普主义可能既带来危机，也带来机遇。在地缘政治层面，特朗普有过念头要撤回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这将拱手让出北京方面渴望在其周边地区得到的势力范围。但在经济方面，特朗普明目张胆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严重限制美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的开放，从而对所有正在崛起的亚洲经济体构成威胁。

对希拉里阵营及多数美国建制派而言，特朗普的政治方案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是离经叛道的。不久前在费城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听到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中坚力量——如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明确表示，维护全球市场开放和美国的联盟体系（像自1945年以来一样）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

如果希拉里在11月大选中获胜，这意味着美国将坚持这一久经考验的路线。但经济和政治力量重心东移意味着，无论谁入主白宫，西方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日子都行将结束。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他的新书《东方化》(Easternisation)日前由英国Bodley Head出版社出版

译者/何黎

有时，一两件事便可以改变全世界的政治气氛。在柏林墙倒塌仅仅3个月之后的1990年2月，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获释了。这两件事鼓舞了全球各地的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不幸的是，目前的国际政治气氛要不乐观得多、对民主的态度也不友好得多。这首先是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溃败并导致流血事件与混乱局面的影响之下的结果。如今，世界各地、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独裁者，把中东说成是过早民主化带来危险的一个例证。

1990年代初，代表着时代精神的政治家是曼德拉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等令人鼓舞的民主主义者，以及俄罗斯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和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等自由派改革家。今天，象征着时代精神的领导人是根本不尊重民主价值观的独裁者——比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等人；以及不知怎么当上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爱讲“垃圾话”的煽动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这些人物证实了一个总体印象：这是一个对民主主义者而言的糟糕时期。每年发布各国民主状况的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认为，过去十年里，政治自由一直处于全球性衰退中。自由之家在今年早些时候称，2015年“当年自由程度降低的国家数量——72个——是这轮十年衰退开始以来最多的一次”。

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区是中东。这一点令人非常失望，因为在5年前，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反对独裁政权的暴动，曾唤起了人们的希望。如今，埃及民众正在忍受的独裁统治，其专制程度超过了2011年被推翻的穆巴拉克(Mubarak)政府。

甚至在欧洲，在1989年赢得的一些自由也受到了威胁。在波兰和匈牙利，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遭到了削弱。在紧挨欧盟(EU)边界的土耳其，来之不易的自由正在丧失，记者和法官在一场未遂政变之后遭到逮捕。

在亚洲的部分地区，也发生了倒退。2014年，泰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上周末的投票结果是支持一部可能强化军方对政局控制的新宪法。在马来西亚，自由主义者对丑闻缠身的政府的阴谋诡计感到失望，著名反对派领袖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被再度投入监狱。

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最重要的独裁大国，政府正加大对于胆敢挑战现政权的自由主义者的打击力度。

上周在中国天津，多名维权律师被判处了多年刑期，其他一些人被迫屈辱地道歉。大概在同一时间，俄罗斯知名反对派政治家叶夫根尼•乌尔拉绍夫(Yevgeny Urlashov)由于似乎为杜撰的腐败罪名，被判在一处流放地监禁12年。

民主的问题甚至蔓延到了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领袖之国”。即便特朗普不能赢得总统选举，他已经给美国民主的声誉和尊严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但面对所有这些令人悲观的新闻，有必要记住，并非所有的趋势都沿着错误的方向演变。在缅甸，当曼德拉于1990年获释时处于软禁之中的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已获得了自由，而且该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个文官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执掌了权力。在全球第四人口大国印尼，民主似乎已站稳脚跟。在非洲最大国家尼日利亚，去年总统选举中首次看到执政党败选，然后以和平方式移交了权力。

最重要的是，仍有证据表明，尽管各国之间存在很大的文化和经济差异，但世界各地的普通民众终于受够了腐败、审查、不公正和政治暴力。

就在上周末，埃塞俄比亚民众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反对那个虽然带来经济飞速发展、但也严重限制政治自由的政府。近些年来，支持民主的抗议者也走上香港和乌克兰的街头，要求获得政治与公民自由。

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时刻的不确定性，在南非目前的局势中得到了体现。南非曾在1990年代起到了那么鼓舞人心的作用。上周，曼德拉昔日所属政党非国大(ANC)在地方选举中支持率大幅下降，选民们以行动反对祖马(Jacob Zuma)政府的腐败和低效率。悲观看法是，祖马和他的密友们将尽其所能抓住权力不放——他们的阴谋诡计将进一步损害南非民主。乐观看法是，非国大的选举失利是一个例子，证明了民主具有更新政治局面的能力——选民们倒向了南非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等新政党。

像祖马、普京和埃尔多安等领导人的焦虑，很能说明问题。在他们意气风发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危机感。独裁或许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得势。但是，独裁终将遭到抵抗。

译者/何黎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全球媒体的注意力都被一条涉及美中关系的新闻抢走了：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与台湾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通了一次电话。不出所料，中国外交部“已就此向美国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当然，媒体因此很快淡忘了前一天的另外一条关于特朗普的新闻：特朗普以巨额税收优惠作为诱饵，诱使美国空调设备制造公司开利公司（Carrier Corp）放弃了把部分工作迁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邻国墨西哥的计划。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警告说，如果其它的美国企业把生产线和工作岗位迁移到国外，将会面对严重后果。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第一条新闻当然非常重要，但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说，第二条新闻的重要性也不低。

第二条新闻也许是2016年频频出现的征兆中的最新一个：这一波全球化可能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

世界历史上至少有两波全球化，最新这一波全球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没有赶上它的前半段，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赶上了这波全球化的后半段。现在各方似乎已有共识：中国是这一段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尽管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并不这么认为。

但时至今天，这一波全球化可能马上结束，中国需要抓紧为此做好准备。

因为今天的墨西哥，可能就是明天的中国。

输家的愤怒

2016年还没有走到尽头，但今年的全球十大热门新闻肯定会包括这两件事：英国退欧派在公投中取得胜利；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说：2016年是自由贸易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年，甚至是最新一波全球化进程终结的开端之年。

持续了数十年的这一波全球化，造就了一批赢家，也制造了一批输家。如果说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中产阶级是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赢家的话，那么，西方富裕国家的工人则是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输家。至少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总管、最近又被特朗普任命为其首席战略师和高级顾问的史蒂夫•班农（StephenBannon）是这么认为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全球化的支持者们摧毁了美国工人阶级，却在亚洲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

不管他的这个说法对不对，这番话不仅反映了他的观点，也基本上概括了特朗普及其许多支持者“愤怒”的主要理由。随着他即将入主白宫，特朗普和他的内阁将会致力于逆转这种在他们看来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全球化。

基于同样的愤怒和恐惧，英国公投时投票支持退欧的选民，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这一波全球化巨轮碾压的英格兰中部老工业基地的选民。

其实，西方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的情绪，时间要早得多，涵盖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也要广泛得多，只不过这种情绪终于在2016年的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大选中得到了政治上的表达。

举例来说，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反全球化这面大旗，不仅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们高举，也被民主党初选时的另一位候选人桑德斯所高举；原来曾经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希拉里，竞选时也明确表示反对TPP；而真正把特朗普送入白宫的，其实是美国中部许多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工人阶级选民。英国退欧公投的情况也颇为类似：虽然退欧阵营的主要干将都是右翼的政客——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保守党诸位疑欧派大员（如现任外交大臣约翰逊等），但真正让退欧阵营获胜成为现实的，却是英格兰中部的许多工党选民。

为了能让中国读者多少感受一下普通美国人对自由贸易或全球化的反感、甚至仇恨，我觉得有必要把下面这则评论翻译一下：

一位名叫Stephan Edwards的两次失业的美国工人，在一位鼓吹全球化好处的学者的文章之后留言说：“我们听到专家们告诉我们全球化如何美妙、如何使每一个人都富裕起来，但我们后来环顾左右，发现我们的收入只有十年前的一半，如果按照购买力来算的话，还不到十年前的一半。你知道，我们现在不再听信这一套了。唯一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是第三世界的苦工们，以及美国的富人和政客们……我们那些所谓的精英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仇恨全球化。当然，物价更低了，但这对那些眼看着自己的工作被迁移到墨西哥或印度的人来说毫无意义（我的工作就曾两次被外迁到这两个国家）。我的处境绝非独一无二。此时，我愿意发动贸易领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这能够扭转现状的话。我们如此仇恨全球化，以至于我们宁愿摧毁这个制度，而不愿因全球化之名而陷入贫困和绝望。”

“美国正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为什么美国会出现类似Stephan Edwards这样的如此仇视全球化的人呢？

美国一家地缘政治预测网站的创始人和主席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如此分析美国这些全球化输家的诉求及其政治影响：“自从2008年以来，美国自由贸易支持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转变。美国很大一部分人口认为，他们深受自由贸易之害，这部分人想结束不断扩张的自由贸易或重新定义其条件。那种认为自由贸易总体来说利大于弊的观点如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美国如今正在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那么，从更广泛、更深层的角度，应该如何分析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原因、并预测它们对未来的影响呢？

常作惊人预言的美国畅销书作家、金融分析师哈里•丹特（Harry Dent）认为，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更宏大的趋势的表征，这个趋势就是：自二战以来的第二波全球化走得太快了，到今天，它使得非常不同的群体互相冲突、且难以调和：“本土工人v.外国工人和移民……富人v.中产阶级和穷人……逊尼派v.什叶派及其它宗教分裂……年轻人v.迅速加重的老龄化社会负担……大政府v.个人自由……在美国，这种冲突更火爆：支持共和党的红州v.支持民主党的蓝州……”

丹特认为，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标志着第二波全球化的结束，他预言，未来全球范围内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分离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反移民的政策出台，在下一波全球化推进之前，我们将会看到各国、各地区围绕着共同的民族、宗教、政治、经济之根重新组合。

如果说丹特的预言不免有些耸人听闻的话，那么，曾经在里根和克林顿两届内阁任职的克莱德•普莱斯特威兹（Clyde Prestowitz）的分析，则更为平衡、严谨，也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和重视。

普莱斯特威兹曾经是一位支持全球化的美国贸易官员，曾经是里根内阁商业部长的顾问，后来又在克林顿执政时担任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副主席，现在是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今年6月，早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他就在《华盛顿月刊（Washington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被许多业内人士视为“必读”的一篇长文《自由贸易已经死亡》。该文回顾了二战后自由贸易在美国的理论和实践，认为二战后历届美国政府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动机，不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是地缘政治考虑；尽管后来日本和韩国都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很浓的政策，但美国政府为了地缘政治战略，依然继续推行单边的自由贸易政策。再后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接纳，情况发生了更加不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变化：许多美国公司开始向墨西哥、中国这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投资、设厂，把部分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这些低成本的国家，这导致了美国本土就业职位的流失。

普莱斯特威兹接着指出，如今，美国一些最有名的支持自由贸易的思想领袖显然也在调整自己的观点：全球化的超级吹鼓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最近说，“对华自由贸易的受害者比人们最初预想得要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格鲁格曼（Paul Krugman）也已经承认，他没有预料到对华贸易对美国劳动人口的影响程度；而美国前财政部长、正统贸易理论的长期捍卫者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现在则呼吁更多的“协调化（harmonization）”，而非更多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普莱斯特威兹说，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公众也要求变化，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就是对公众这种要求的呼应，这次竞选活动已经戏剧性地削弱了自由贸易这个二战后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

当然，即使在特朗普胜选后的今天，美国商界、政坛、学术界、媒体仍然有许多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们仍然在据理力争，从各方面论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对美国利大于弊，但他们的声音如今已经被因特朗普简单粗暴却又十分有效的鼓动所掀起的反全球化声浪所彻底淹没。随着特朗普即将搬入白宫，至少未来四年美国行政当局肯定会全力以赴，试图逆转以往数十年的自由贸易政策。

行文至此，我需要特别声明一下：此文无意全面分析英国退欧派获胜和特朗普崛起的所有原因，这两大事件背后有许多原因，贸易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此外，预测美国未来可能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趋势，并不代表我认同这一趋势；而理解愤怒的选民为什么愤怒，也不意味着我赞同那些政治上获益于选民的愤怒、但最终只能让这些选民更加愤怒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同理，理解英国退欧派和特朗普获胜背后的经济、社会问题，更不等于我认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他们的某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策和计划，例如对中国进口美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惩罚那些在海外设厂的美国企业等等，不仅不会治疗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弊病，反而会加重这些弊病，恰如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成为法律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试图以高关税壁垒保护美国市场，但被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视为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大萧条恶化的主要原因。

就拿前面提到的美国开利公司的新闻来说吧，美国印第安纳州鲍尔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迈克尔•希克斯（Michael Hicks）便指出，开利公司在美国的平均工人成本约每小时30美元，在墨西哥则是每小时3美元，他认为，特朗普与开利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解决美国制造业长期面对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科技与自动化提高了生产力和产量，但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持续减少。而曾与希拉里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桑德斯，则批评特朗普与开利达成协议等于是向美国公司发出信号，即他们可以利用工作外包来威胁政府，以此换取税收减免。

中国成了自由贸易的旗手？

如果2016年全球十大热门新闻肯定包括英国退欧公投和特朗普胜选，那么，2016年中国的十大热门新闻是什么？

我想，下面这几条新闻，论其重要程度，也许难以入选今年的中国十大热门新闻，但其重要性也许几年以后或几十年以后会渐渐显现：

1）2016年9月4-5日，G20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此时，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正在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喧嚣中进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G20峰会上却呼吁与会各国恪守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2）2016年10月1日，中国国庆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天送给中国一份“节日礼物”：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3）2016年11月19-20日，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不久，亚太经合组织（APEC）秘鲁峰会在该国首都利马举行。因特朗普竞选期间许诺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得以在这次APEC峰会上重新力推建立范围更为广泛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英国《金融时报》经济社评撰稿人马丁•桑德布因此而感叹：这一次，“中国成了全球经济开放的领头羊，这着实是个奇怪的世界。”

但是，全球化没有西方的参与，尤其是美国的参与，最多只能算是“半球化”。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如果你关心美国种族话题，过去这个月一定让你对亚裔在美国的地位及亚裔的政治觉醒有了新的认识。

先是二月初，亚裔警察梁彼得（Peter Liang）被判过失杀人罪。整件事的大背景是近年来美国民众，尤其是黑人社会运动人士，对警方暴力执法的不满。梁彼得这名前纽约市警官因巡逻时开枪、子弹弹跳，射杀了并未携带武器的黑人。许多亚裔美国人认为判决不公，走上街头抗议：过去十年间，纽约警察局有上百起案件牵扯到平民死亡，但很少有警察遭到起诉——梁彼得更是被判有罪的第一人。为什么白人警察，包括全国高度关注案件中那些杀死平民的白人警察，就可以免遭起诉？许多亚裔美国人认为梁被判有罪是因为他的肤色。他被当成了替罪羊。

另一个事件中的种族歧视更没有疑义。2月28日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在介绍计票方的环节中，将三名身着西服、提公文包、戴眼镜的亚裔小孩请上台，说他们是”最敬业、最专业、最勤奋“的会计师，还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对刚才这个笑话不满，欢迎你用手机发条推文。不过你的手机也是这些孩子们做的。”

洛克的调侃迅速招来亚裔演员及美国媒体的批评。它最讽刺的地方在于，本届奥斯卡的主题恰恰是好莱坞种族多元化。在所有奖项的提名宣布后，美国民众发现获得演员奖项提名的全是白人，于是发起了“#奥斯卡太白了”的话题，批评好莱坞由白人主导的文化。奥斯卡主办方因此在颁奖礼上大力宣扬种族多元化，邀请多位少数族裔嘉宾，包括黑人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

亚裔的担忧

梁彼得事件和奥斯卡上的笑话似乎证明了许多亚裔美国人长久以来的担忧──即白人歧视亚裔，黑人等其他少数族裔却又把亚裔和白人归为一类，认为亚裔也在享受所谓的白人特权。

理论上，亚裔和黑人、西语裔应该非常团结，因为同为少数族裔，他们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如今，都遭到歧视。历史上，黑人长期被奴役，很多西语裔在美墨战争后被处私刑。而针对亚裔，美国1882年也通过了《排华法案》，二战期间則是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

如今的美国也不是完全平等。2012年，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在28个城市做了一项实验，他们让不同种族的人用同样的“台词”假装去租或买房。结果，相比白人，房产提供方给黑人、西语裔、亚裔少介绍了10%到20%的房源。在另一项2014年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以学生名义给美国各大学6500名教授发了邮件。邮件内容一模一样，只是署名变成了不同种族的名字。令人遗憾的是，所有以少数族裔名义发出的邮件相比白人都少收到15%到30%的教授回复。

既然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在美国受到歧视，为什么突出的是他们之间的隔阂而非团结？

与其他少数族裔之间的隔阂

部分原因是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在一些社会问题上的根本利益不同。亚裔是美国收入、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甚至排在白人前面，所以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与其他少数族裔不同，很难成为盟友。例如美国大学普遍采用的“平权政策”，其本意是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少数族裔。亚裔因其学术表现优秀，已经占美国顶尖大学的15%到20%，远高于其在美国人口的所占比6%。于是，在大学录取人数固定的情况下，优先录取黑人和西语裔，就意味着要少录取亚裔，这无疑增加了几个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一位西语裔州议员提出对“平权政策”全民公投的议案，意图让当时禁止在录取过程中考虑种族的加州公立大学重新为少数族裔加分。此议案遭到许多亚裔民众和组织的强烈反对，三位亚裔州议员在选民压力下表示不希望继续讨论该提案。提案最终被放弃。的确，一项普林斯顿社会学教授的研究显示，顶尖大学若不考虑种族，黑人和西语裔的录取率将会下降15到20个百分点，白人录取率不变，亚裔录取率上升5个百分点。

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产生隔阂的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主流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给亚裔人贴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用亚裔群体的高收入、高教育水平来否定种族歧视的存在，并批评黑人、西语裔不够努力、只会抱怨。这种言论至今都还广泛存在。

但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在收入、教育水平上的差距，并不是亚裔勤奋、其他人懒惰这么简单。

刻板印象是把双面刃

一项2014年对人口调查的分析指出，亚裔在学术上的优异表现确实是因为亚裔人更努力，与认知能力或家庭收入无关。但亚裔人更努力的根本原因却是亚裔中外国移民的比例达到66%，远高于白人的8%、西语裔的37%、黑人的8%。研究人员指出，那些为了更好生活搬到美国的人已经经过了一次自我选择，本身就比非移民有更大的成功欲望、对未来更乐观。另外，移民知道自己在新国家会遭到边缘化，于是对自己和孩子都会特别强调教育。通过一系列的统计分析，研究人员认为“移民比例”（或“外国出生比例”）高是亚裔人成绩好的最主要因素。

当然，主流文化的讨论中不会有这样的细节，亚裔人只会被夸奖成“勤奋、默默努力”的“模范”。殊不知这种看似正面的言论其实对亚裔、对其他少数族裔、对种族关系都带来了深深的伤害。

第一，“勤奋、默默努力“的延伸就是“只会学习、不懂社交”，奥斯卡上的笑话就源于社会对亚裔的刻板印象。这种负面印象无疑加剧了所谓“天花板”现象，即亚裔在高层岗位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中低层岗位，常被认为只能执行任务，没有管理能力。2013年的一项统计显示，亚裔占谷歌等几大科技公司基层员工的27%，经理级别却只有18%，执行官级别仅14%。另一份媒体调查显示，美国律师事务所有11%的初级律师为亚裔，而合伙人级别却仅有3%。

第二，把所有亚裔都贴上“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的标签忽略了该群体本身的复杂性。亚裔美国人包括来自远东、东南亚、南亚共30多个国家的移民及移民后代。亚裔中各项指标都排名前列的印度裔，2014年家庭年收入中位数超过10万美元（也是美国所有族群中第一），他们之中有超过70%拥有本科学历，接近80%英文流利。在美国政商界，印度裔也有杰出代表──微软和百事CEO，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奥巴马三名大法官提名人选之一等等。而与印度裔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缅甸裔美国人，他们2014年年收入中位数只有3万多美元，52%的人没有高中文凭，不到30%的人英文流利。

第三，拿亚裔人的优秀来否定种族歧视的存在、批评其他少数族裔懒惰，本身就是白人主导的社会转移矛盾的手段。“模范少数族裔”这个说法由白人在民权运动高潮的1960年代提出，他们认为少数族裔争取平等权利是他们太贪婪，因为亚裔从没说要争取什么，好像也过得很好。最早提出“模范少数族裔”概念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在1966年的文章写道，“在有人提出花上千亿帮助黑鬼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今天，这个国家的30万华裔却在没有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努力，跑到了前面。”这种言论的唯一目的就是巩固特权阶级的统治，因为仅仅二十年后，当亚裔收入开始超过白人收入的时候，主流媒体又改变了论调。《财富》（Fortune）杂志1982年的一篇文章写道，“（亚裔的）高收入比他们实际应得的要多。”由此可见，所谓“模范少数族裔”的赞美根本上是为了否定所有少数族裔为平权所做的正当努力，它让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站在平权问题的对立面，制造了各族群间的关系紧张。

这就是为什么奥斯卡和梁彼得事件如此敏感，凸显了亚裔在美国的尴尬处境。他们一方面确实因为外国移民比例高、文化上重视教育而取得了高学历、高文凭，另一方面也要面对种族歧视。一方面被白人认为“不够白”，在学校、职场受到排挤，另一方面又被其他少数族裔认作“白人特权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找不到在平权运动、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沉默的巨人

对很多亚裔美国人来说，唯一一个好消息就是随着亚裔人口的增长，他们的话语权也会有所提高。现今亚裔在政治、文化上的失语部分原因是人口太少，无法得到重视。2015年，亚裔人口1800万，仅占美国的6%。但亚裔移民数量近半个世纪以来快速增长，2010年移民人数首次超过西语裔，成为当年最大的移民族群。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由此预测，2065年，亚裔人口将占美国总人口的14%，超过黑人（13%），成为西语裔（24%）之后的第二大少数族裔。

未来几十年，亚裔在美国的话语权会有随着人口增长而显著提高，但是这样一个组成复杂、与其他少数族裔关系微妙的群体如何争取平等权益、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将会是个难题。

（作者为美国《外交政策》撰稿人，2015年耶鲁大学《中国通》杂志“中美关系杰出青年领袖” 之一。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魔鬼在我们的耳边轻言细语。它在教我们经济学。在歌德的《浮士德》中，皇帝遇到了财政亏空，魔鬼梅菲斯特出了一招。它诱使皇帝发行纸币，谎称有足够的金银财宝埋在地下，可作储备。它说：“这种纸币，代替黄金和珍珠，非常便利，能使人心中有数。”不可思议是，奇迹发生了，原来死气沉沉的城市，如今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纸币“不胫而走，无法收回；它像电掣般飞驰，四处散开。”

货币和金融蕴含着巨大的魔力。它们是我们从瓶子中释放出来的，听我们的召唤而来，成为我们的奴仆。一旦失去控制，货币和金融又将恣意肆虐，把灾难带到人间。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默文•金说：“把金融炼金术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表明这个社会不甚理性。”

默文•金是经历了全球金融风暴的船长之一，他的新书《金融炼金术的终结》是一本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之作。坊间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书籍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在危机期间担任财政金融高官的大人物，几乎都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在默文•金看来，这些书的副标题大多可以写成：我是怎么拯救这个世界的。《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此书对货币金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是一本能够引发经济学革命的书。

什么是金融炼金术？人们相信纸币能够保存并随时兑换成购买力，人们相信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能够提现。这是一种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炼金术。金融炼金术的基础是人们对货币金融的信任，但这一基础却异常脆弱。正如《伦巴第街》的作者沃尔特•白哲特所说的：“我们的金融系统所独有的精髓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空前信任。可如果这种信任因为潜在因素而被削弱，那一件小事就能挫伤互信，一件大事便几乎能摧毁它。”

维持币值的稳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历史上不乏恶性通货膨胀的案例。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纳粹极端势力的兴起。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遭受恶性通货膨胀的肆虐。整个20世纪，几乎就是一部通货膨胀的历史。

保证银行体系平稳运转也极其困难。当我们把钱存进银行之后，这些钱不是安安静静地待在保险柜里，银行必须把钱贷款出去。当银行把钱贷款出去之后，原来的存款就变成了期限更长、风险更高的资产。除非工厂、机器设备、住宅和办公室能够在瞬间转化为现金，除非在任何一个时点，都只有一小部分储户到银行提取现金，否则，我们对银行的信任不过是一种盲信。

而维持币值稳定、保持银行体系平稳运转，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货币，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交易，更重要的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货币能够保存并在未来兑现购买力。遗憾的是，货币并不能如我们所愿，不折不扣地完成这一使命。

这是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从本质上讲是不可预测的，而这恰恰是经济学的盲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精细，对货币的讨论反而越来越少。正如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说的，最完善的经济学模型中没有货币的容身之处。经济学教科书里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刻画市场经济体系。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市场处处出清，货币这种交易媒介可有可无。但这一模型有着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你必须假定，从你一出生，就能看清到死亡的那一天的所有的潜在的交易需求；你必须假定，你同时也能能够看到所有的其他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的潜在交易需求。你就是别人，别人就是你，在经济学理论中，你们都是代表性的理性人，你们都能做出最优的选择。于是，市场价格毫无遗漏地反映出了所有的供给和需求。

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我们怎么才能预测出50年之后的石油价格呢？除了石油的现货市场，你还需要石油的期货市场，但石油的期货价格和未来的真实价格很可能相差极大，因为它漏掉了很多关于供给和需求的信息。比如，航空公司需要买燃油，它们是石油市场上的大客户。但是，航空公司能不能知道未来五十年需要购买多少石油呢？理论上讲，这需要一个机票的期货市场。但为什么没有机票的期货市场呢？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哪一天需要坐飞机去哪里。再完美的市场也不可能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定价，因此家庭和企业无法通过市场协调其未来的支出计划。家庭和企业面临的既不是“硬预算约束”，也不是“软预算约束”，而是“模糊预算约束”。人们易于在盲目的乐观和盲目的悲观之间游移，很可能出现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度。

在默文•金看来，由此带来的全球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因素。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收入到底有多少，因此很难确定消费的上限，由此导致家庭的消费行为可能长期偏离可持续的水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了全球化的高潮。中国、印度、俄罗斯打开国门，加入全球分工，为全球化而生产的工人数量急剧暴增，全球贸易涌流，由此导致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被压低，利率持续保持在超低的水平。中国和德国是消费不足的典型，而美国则是消费过度的代表。

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债务压力增加。当利率过低的时候，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开始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人们称之为“打着灯笼找收益”。为此，银行不断创造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当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的时候，会受到企业希望借入款项的总额限制，但是金融衍生品并不反映实体经济活动，大多数衍生品的买卖都是大型银行和对冲基金之间的对手交易，其交易规模没有任何限制，风险敞口的规模没有上限，潜在的损失也没有上限。当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各国央行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次贷存量总额大约1万亿美元，互联网泡沫的体量比次贷要高出8倍。然而，他们都看走眼了。根据次级贷款创造出来的衍生产品规模要大得多。这好比广场上两个老头在下棋，谁赢了谁得10块钱，但他们的后面围了一大堆有钱而无聊的看客，他们为谁能赢棋下注，赌注远远超过最初的10块钱。

与此同时，银行的杠杆率越来越高。银行原本依靠自有资金开展借贷，但如今越来越不依赖自有资金，而是使用杠杆资金进行借贷。谁不这样做，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淘汰出局。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期限错配：负债的期限越来越短，资产的期限越来越长。批发融资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各大银行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大家相互交织在一起，只要一家出了问题，很快就会连累整个体系。在过去二三十年，全球银行业的规模、集中度和风险度都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不仅“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而且“紧密到不能倒”（too connected to fail）。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我们找到了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办法了吗？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一个流行的思路就是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这需要计算出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即按照资产的风险程度不同，给它们不同的打分，最后加权得出安全资产的数量。这一方法不仅繁琐复杂，而且易于误导。我们如何判断各类资产的风险程度呢？只能靠历史经验。但我们何以能够断言今天看似安全的资产，到明天不会出问题呢？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英国有一家百年老店，即北岩银行，遭到挤兑而破产。如果计算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北岩银行在英国各大银行中是最高的，高到它都想把钱借给别人用，但出问题的恰恰是北岩银行。这是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住房抵押贷款一直被视为高度安全的资产，北岩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发放住房抵押贷款。默文•金建议，简单直观的指标才是更有效的，与其看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不如看杠杆率。杠杆率是指资本相对于未加权的总资产的比例，这一指标看似粗疏，但却更为准确。若看杠杆率，当时北岩银行的杠杆率已经高达60-80倍，理当引起监管者的关注。默文•金的这一建议，背后的方法论是，不要妄想准确地计算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要认为有了精巧的模型计算结果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更加谦卑，看大局、重视经验和常识。

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世界经济仍然疲弱无力？因为全球失衡抑制了需求的增长，而全球失衡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难以在短期内自发地解决。当前的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从短期来看，利率并未低到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利率又没有高到促使人们回归到正常的消费、储蓄轨道。 凯恩斯还是对的，一个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会忽涨忽跌。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对流动性的需求过高，央行进一步注入的资金很快就被囤积起来，我们已经掉进了利率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利率降低未必促使人们将未来的消费提前到当下，相反，人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焦虑，并降低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由此导致投资下降。

我们用来解决当前困境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在给未来挖一个大坑。可以设想，超低利率条件下债务水平仍然会不断地增加，但到了央行加息的那一天，债务违约的定时炸弹就会被引爆。当然，这可能会为经济重启创造良好的条件，但同样有可能的是，世界经济会二度陷入金融危机的泥沼。同样能够想象，超低利率导致房价提高，未来一代年轻人要被迫比上一代借更多的钱，债务负担会更重，代际之间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货币本是一种“社会契约”，一旦这种契约无非兑现，势必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什么时候才会爆发这些危机呢？我们并不知道。默文•金谈到，金融危机的第一规律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持续的时间可能超过任何人的预期；金融危机的第二规律是：当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走向破灭的时候，其发生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明知道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却仍然不愿意停步，或是换到另一条道路上。默文•金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当前的时代很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局。旧的规则已经失效，各国之间的互信已经打碎，前方的航道到处是暗礁，但舵手们却犹豫迟疑，指望蒙混过关，或是奇迹发生。《大卫•科波菲尔》中有个米考伯先生，屡次失败，负债累累，但却总是幻想命运女神的垂青。就在要被关进债务监狱的时候，他还向大卫借钱买酒，喝了酒就高兴起来。

魔鬼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和金融魔鬼在未来还有一个约会。

（注：本文是作者为默文•金的《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一书中文版写的序言。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在上月的某一天里，我们所认知的资本主义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三位人士的抨击。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以及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全都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忽视了最弱势的社会成员的安全。

这三位经济自由主义的杰出捍卫者——他们所工作的机构都被视为隶属于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如今正在批评资本主义，这是对2016年政治情绪所做出的反应。这种情绪导致英国选择脱离欧盟，并使得“反全球化”政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更为广泛的兴起，特别是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把保护主义作为其竞选的核心纲领。

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德拉吉及其同僚们帮助创建的制度首次面临威胁。那些当权派以及许多选民担心后续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衰败》(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帮助解释了我们为何会面临现在这种状况。作者是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教授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该学院以反对宣扬“自由主义”——主流经济思想的特征——而闻名。

尽管斯坦丁的观点有些左倾，但他提出的许多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想法——比如统一的基本收入，即所有公民接受政府发放的定期津贴，无论他们工作与否——越来越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这本书出得非常及时，尽管有些地方存在瑕疵，但仍令人手不释卷。

斯坦丁解释了资本主义是如何被搞得衰败的，因为许多人的安全遭到削弱，却强化了那些拥有社会大量财富的人的地位。他解释说，如今我们的体系受到操纵，使得那些没有多少财产的人也没什么权利。

他借用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食利阶层的批评——大体上这是指那些依靠财产（包括专利和著作权）及投资所产生的收益生活的人。与凯恩斯一样，他希望看到食利阶层“终结”，原因是他们创建的体系既没有效率，又极其不公平。斯坦丁将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称为“无保障无产阶级”(precariat)，这是指在全球化造就的食利资本主义时代典型的最没有安全保障的劳动者。

该书分为几个章节，分析了为促进食利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各种方式。其中一些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

在作者看来，央行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制定货币政策，这种自主权突显出大多数人对金融力量完全没有控制力。然而，他没有提到赋予央行独立性的理由之一是，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政府对利率的控制导致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达到两位数。价格不断上涨——以及为控制通胀出台的高利率政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最为有害。但就英国住房政策的不公而言——这是表明食利者权力的更为恶劣的例子之一——斯坦丁的观点引发了共鸣。

最能体现作者远见的是讲述邪恶应用时代的劳动条件的部分——在这个时代，资本家用数据来监督和控制劳动者，连保障就业权利的样子都不做。

斯坦丁曾经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任职，他在该书结尾处写道，无保障无产阶级脆弱的今天就是所有人的明天。就这一点来说，他无疑是正确的。

就连帮助创建了资本主义的人也承认，这一制度照这样下去不可能长久。在IMF的10月会议上，大家都在谈论创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人们希望，斯坦丁在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会受到重视，以有利于众人的方式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以免悔之晚矣。

尽管这样的书或许并不适合强调资本主义的益处，但人们只需看看现在崛起的一些政治力量就会发现，有些制度可能比我们当前实行的制度更为糟糕。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法兰克福分社社长

《资本主义的衰败：为何食利者兴旺，工作没有回报？》(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著，Biteback出版，售价17.99英镑/24.95美元

译者/邹策

每当时机来临，同样的陈词滥调就会卷土重来。对科隆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名誉主任、有影响力的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而言，这个陈词滥调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包括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内，有无数知识分子预言过资本主义会很快（或者至少将最终不可避免地）终结。资本主义却一直存活下来。然而，施特雷克认为，这一次，情况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处于一种混沌不明的状态，或是已死，或是即将死于自身的过度发展、但因为没人有能力将其腐朽的身躯挪开而仍明显活着”。

《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How Will Capitalism End?)是一部由多篇有些相互重复的论文集结而成的著作。本书预见了一个“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缺乏一套较为协调并具备最低限度稳定性的机构，来维持社会成员生活的正常化并保护他们免受各类意外事件和可怕之物的伤害”。这样的社会将给“寡头和军阀提供丰富的机会，同时让其他所有人陷入不确定和不安全的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这个社会就像是始于公元5世纪、现在被称为‘黑暗时代’(Dark Age)的那段漫长的过渡期”。

施特雷克集分析者、道德家和预言家于一身。作为分析者，他质疑民主制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作为道德家，他厌恶一个建立在贪婪之上的社会。作为预言家，他宣称这种罪恶的报应就是死亡。

施特雷克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天堂必将到来。相反，他设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将是反乌托邦式的——不是伴随着一声巨响，而是伴随着一声呜咽。他主张，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再将私人恶行转化为公共利益，其“作为一种自我繁殖、可持续、可预测以及合法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就终结了。资本主义已经“变得太资本主义，到了对其自身有害的地步。”

施特雷克认为，战后普选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联姻正走向破裂。通向这个结局的道路经历了几个连续的阶段：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上世纪80年代的公共债务爆炸式增长；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私人债务上升；之后的金融危机（其后果包括超低利率、量化宽松、公共负债大幅攀升以及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在这条通往毁灭的道路上，伴随资本主义的是“民主制-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演变的财政危机”。早期的“税收国家”变成了“债务国家”，现在则变成致力于通过降低开支来削减赤字的“整固国家”（也就是“紧缩国家”）。

有三种潜在趋势促成了这种情况：经济增长走下坡路、不平等的加剧和债务的激增。施特雷克认为，这三种趋势相互强化：低增长引起了分配方面的困难，解决方法往往是过度借贷。他认为量化宽松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是荒谬的，他的这一观点与他所藐视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一致。这不是施特雷克唯一与右翼观点一致的地方：比如，他对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的趋势带来很多坏处，没有丝毫好处。

施特雷克为数不多的精辟表述之一，是把普通人对压力的反应描述为“应付、期盼、嗑药和购物”。但最重要的是，施特雷克强调失控的金融体系、充斥着逃税避税的掠夺性的富豪统治、将大部分公共领域转入私人之手以及因此导致的政经领域的腐败，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施特雷克也对欧元进行了强有力又令人信服的论述，他认为欧元是对民主政治的一次冲击。“德国，”他表示，“由于其在2008年以后恢复了经济实力，以及该国因为出口强劲是欧洲货币联盟(EMU)的主要受益者……在事实上统治着欧洲货币联盟，使其成为了一个德国经济帝国。”

施特雷克指出，欧元区寻求将多个经济文化存在差异的国家团结在一起，而这些差异是不可调和的。要通过民主上具备合法性的方式消除由此产生的紧张局面是不可能的。欧元将要么灭亡，要么以一种不民主的结构存续下去，屈从于变化多端的金融市场，由技术官僚掌控的央行和占据霸主地位的德国来管理。

施特雷克关于欧元这种机制很愚蠢的观点令人信服，但预测今天的欧洲将落入类似黑暗时代的境地似乎就有点荒谬了。当代欧洲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准、预期寿命、个人自由和安全水平，都是黑暗时代乃至罗马帝国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此外，恕我直言，今天的世界并非只有失败。施特雷克指出全球化市场经济削弱了20世纪中期民主制与国家资本主义所达成的妥协的有效性，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对于去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热情完全忽视了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增加所带来的巨大机会，尤其是对中国和印度而言。

此外，虽然当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的趋势和压力，以及当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事情的一部分，但却不是事情的全部。施特雷克有一点说的很对，那就是任何社会都不存在稳定的均衡。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必须适应和改变。

然而，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施特雷克似乎认为的那样不自然。相反，这两种体系都源于一种将人视为活跃的公民和经济主体的信念。在前一种角色中，人们共同做决策；在后一种角色中，他们为自己做决策。这两种体系的边界和运行模式都能够接受不断的修订。但两者都必不可少。

此外，没有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就无法正常运行。而另一个选择，即彻底政治化的经济体制，无法正常运转：看看今天的委内瑞拉就明白了。市场能防止民主变得不堪重负，而民主则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框架。正如市场经济是创造繁荣的糟糕程度最轻的方式，民主也是管理社会冲突的糟糕程度最轻的方式。

此外，在当今世界，面临紧迫危机的并非资本主义，而是民主。人们面临的威胁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掠夺式的后民主制下的资本主义。相应地，威权主义似乎也比黑暗时代的混乱状态危险得多。

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的确面临挑战：让财政状况重新变得可控、重新平衡公司治理、纠正不平等、支撑需求，以及最重要的，管理民主的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解决方案应该包括以下两点：略微去全球化，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加强民主政府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税收、全球公共品的提供方面。这会很难么？是的。这些方案会永远有效吗？不会。

这个任务可能完成吗？绝对可能。施特雷克谴责这种“技术官僚-意志论式的‘能做到’的世界观”简直天真到无可救药。在看似无法管理的社会力量面前缴械投降是一类知识分子的特征。但正是这种“‘能做到’的世界观”在20世纪中期拯救了文明。这种世界观能够（而且必须）再次做到这一点，即使其过去的机构基础，尤其是工会和政党的力量都弱化了。

与其说《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做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预言，不如说它发出了一个警告。该书的分析有所夸大，并且过于简单化。施特雷克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这是正确的。然而20世纪的历史表明，在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面前，我们并非注定成为受害者。我们可以选择更坏的处境，也可以选择更好的处境。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有关一个失败体系的论文集》(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著，Verso出版社，建议零售价16.99英镑/26.95美元，272页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译者/徐行

全球化大潮转向了吗？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答案与全球经济和西方政治状况密切相关。

移民提出一些非常特殊的问题。各国并未在全球化时代普遍承诺实现人员自由流动。因此，我这里将主要谈谈贸易和资本流动。这些领域的证据似乎非常清晰。全球化已遭遇瓶颈，并且在某些领域发生了逆转。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认为，自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与产值的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从而成为自二战以来此类停滞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表示，全球贸易规模甚至在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也出现了停滞，尽管全球经济继续增长。跨境金融资产存量与全球产值的比例在2007年达到57%的峰值，到2015年降至36%。最后，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与全球产值比例依然远低于2007年的3.3%，尽管该比例还在缓慢增长。

因此，进一步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停滞，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发生了逆转。全球化不再推动世界增长。如果全球化进程真的趋于结束、乃至发生逆转，这将不是自19世纪初工业革命以来的首次。另一次全球化发生在19世纪末的帝国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让那次全球化进程停止，“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则完全摧毁了它。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在1945年之后主要致力于重新构建全球经济，但此次全球化是主权国家之间开展的，并受到国际经济组织的指导。如果今年11月支持保护主义并诋毁全球机构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战后的美国政策核心将会遭到否定。

鉴于历史记录以及当前围绕贸易的政治纷争（尤其是在美国），人们自然会问，如今的这个全球化时代是否会重蹈覆辙。这需要我们理解背后的驱动因素。

全球化步伐放缓的部分原因在于，许多机遇即便不是完全消失，也是急剧减少。例如，当基本上所有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商都将生产搬离富裕国家的时候，此类产品的贸易增长必定下降。同样，当全球历史上最大的投资热潮（发生在中国）放缓的时候，许多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必定下降。这将会影响它们的价格和数量。还有，“一生一遇”的全球信贷热潮的结束，当然会导致跨境金融资产持有量的下降。最后，在数十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之后，可从中受益的许多公司应该已经抓住机遇并取得成功了或者（在某些重要情况下）失败了。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贸易自由化已经停滞，人们可以看到保护主义举措日益增多。此次金融危机催生了监管举措，其中许多举措肯定会减缓跨境资金流动。排外情绪上升和贸易放缓全都可能减缓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简言之，政策支持度下降。

政治方面的支持度下降得更厉害。美国再次处于故事核心。特朗普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但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制定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开始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和欧盟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现在深陷困境。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奄奄一息。最重要的是，西方民众中的一些重要群体不再相信增加贸易会让他们受益。相对实际收入和对进口日益增长的适应方面的证据，为此类怀疑提供了一些支持。

因此，全球化往好里说也是出现了停滞。它可能会发生逆转吗？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需要大国之间保持和平。一些人还会说，全球化需要一个霸权国家：1914年前的英国和1945年后的美国。在主要高收入国家经济表现疲弱、不平等加剧以及全球力量平衡发生重大转变之际，全球化完全有可能再次崩溃。想想假如美中围绕南中国海发生任何冲突会带来什么影响吧，尽管那样的灾难性事件让人不寒而栗之处将远不止是它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全球化停滞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家庭收入不平等出现了自19世纪初以来的首次下降。从1980年到2015年，全球平均实际收入增长了120%。全球化提供的机遇非常重要。彼此封闭起来不可能有未来。

全球化的（重大）错误在于没有确保更平等地分享益处，尤其是在高收入经济体内部。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全球化未能保护那些遭受不利影响的人群、努力减轻他们所受的冲击。但我们无法让经济变化停止。此外，生产率增长和新技术对就业和薪资的影响，远远超过进口增长的影响。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到全球化头上。

然而，如今全球化已经停滞，驱动全球化的政策同样如此。它还可能发生逆转。全球化即便只是停滞，也会让经济进步变慢，并减少全球穷人的机遇。推动全球化前进需要不同以往的国内和外部政策。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管理的改善。这种改善可能实现吗？反正我不乐观。

译者/邹策

有时候，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从资本家的掠夺中解救出来。在缺少约束的情况下，企业变成了垄断机构，创新变成了寻租。今天传奇的“颠覆者”，设立了明天舒适的卡特尔组织。资本主义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能够良好运行；可是成功的资本家不太喜欢竞争。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明白这一点，这位美国总统在20世纪初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为武器，向工业巨头展开行动。从那以后，反垄断法律时而有效、时而不太有效地保护着消费者的权益，从而使大企业的利润合理化。另一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很难说是左翼分子，他的政府拆分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科技和全球化使这场游戏发生了变化。世界最大一些企业的跨境活动，使维持公平竞争环境变得更难。全球化令避税机会成倍增加，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稀释了维持市场竞争的政治意愿。胆怯的一国政治家不愿与全球巨头和他们富有的游说队伍对抗。是的，他们希望这些公司多交一点税，但不要多到让它们威胁把投资和就业机会转移到别国的程度。消费者和不具有特权的纳税人是输家。市场经济也成了输家。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向前迈出了一步。在命令苹果(Apple)向爱尔兰政府补缴130亿欧元税款之后，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成了近来的热门新闻人物。如果说这看上去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么应考虑一点：据估计苹果在海外、税务机关手伸不到的地方拥有2150亿美元现金。

经过漫长的调查，韦斯塔格得出结论，苹果与爱尔兰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税收安排让苹果享受了其他企业没有的优势，这违反了欧盟国家援助规则，削弱了竞争。她说，苹果公司在爱尔兰承担的税率仅为0.005%——不过，正在抗辩欧盟裁决的苹果否认该数字。

这家iPhone制造商并非欧盟委员会的唯一目标。该委员会也在调查星巴克(Starbucks)、亚马逊(Amazon)和麦当劳(McDonald’s)的税收安排对竞争的影响。针对谷歌(Google)在欧洲的活动，韦斯塔格正在领导一项三管齐下的反垄断调查。谷歌享受着巨大的市场主导地位，其税务问题正受到多个欧盟成员国的审查。

如果说这些企业对调查感到愤怒，那就说轻了。当年的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认为他可与罗斯福分庭抗礼。出于同样的愤慨，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抨击欧盟委员会的裁决是“政治垃圾”。别说什么苹果通过无需对任何税务当局负责的“无国籍”实体转移营业收入了。库克似乎相信，他的公司处在一个比只有政治家或监管者的平面更高层次的平面。政府就应该让开路。在我看来，苹果制造时尚、灵巧的数字产品，但这根本不能使它享受特殊地位。

像苹果一样，谷歌始终坚称自己一直严格履行法定缴税义务。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只不过，企业的责任不仅限于严格遵守法令。市场繁荣发展的社会，是那些尊重比法令更复杂的常规习俗的社会。比如说，谷歌通过把在英国的销售额转移到设在爱尔兰的一家子公司，从而尽量减少纳税额，这或许是合法的。但这并非良好企业公民的作为。这会激起民粹主义反应。借用罗斯福的话：“当财富的聚集导致不公平时，能与其巨大权力匹配的只有民众作为整体的更大权力。”

迄今为止，在富裕民主国家掀起的民粹主义反叛浪潮中，政治家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但在这些运动的背后，隐藏着民众对于全球化和大企业行为的极度不满。无论是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法国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还是意大利的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其民粹主义信条都是经济民族主义：经济体系受到了操纵，所以要架设阻挡全球性资本主义的路障。

公众认为，那些享受着全球化好处的公司，却超脱于对其他所有公司都适用的规则。全球化带来的所有不安全感由普通民众承受。他们对市场信心减弱，而民粹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民粹主义者拿出的万灵丹就是加强政府管制。

总有一些企业领导人信奉旧日“强盗式资本家”(robber baron)的传统，他们认为，他们的需要高人一等，民主政治是“垃圾”。他们得到了自由论者和拘泥于自由市场字眼的人——这类人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唯一宗旨——的支持。

罗斯福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观点是，资本主义需要合法性。只有当被认为有利于全国民众的福祉时，资本主义才能长期繁荣兴旺。过去如此，现在也一样。要说韦斯塔格已继承了罗斯福的衣钵还为时过早。但是，所有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它让苹果、谷歌这类公司的成功变为可能——的人，都应该称赞她为了恢复平衡而采取的勇敢行动。

译者/邢嵬

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会不会长久？西方的政治发展令这个问题愈发重要——尤其是，在最重要的民主国家中，一位威权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获得了总统候选人资格。对于引导西方世界、并在四十年来一直吸引其他许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人们不能把其成功看作理所当然。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不复存在，会发生什么？

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前者是普选与牢固的民权及个人权利的结合，后者则是自由买卖商品、服务、资本及自身劳动力的权利。两者拥有一个共同信念，即人应该以个人或公民身份，做出自己的选择。民主制和资本主义还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人有权发挥主体作用。人必须被视为主体，而不仅仅是他人行使权力的客体。

然而，同样很容易发现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民主制主张平等。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至少以结果来说是如此。如果经济陷入困境，多数人可能会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选择威权主义。如果经济结果变得太不平等，富人可能会把民主制变为富豪统治。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要求不断扩大选举权的压力是并行的。这正是为何最富有的国家都是或多或少实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广泛共享的实际收入增长，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和民主制的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如今资本主义却发现，像这样增进繁荣的难度大多了。相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不断放缓的生产率增长却十分明显。这一有害组合令民主制变得不包容，也令资本主义丧失了合法性。

如今的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这也可以被视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任资本家自由行动，他们不会将自己的活动限定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内。如果机遇是全球性的，他们的活动也将一样。因此各种经济组织——尤其是大型公司——也是全球性的。

然而，正如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所指出的，全球化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权。他写道：“民主制、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互斥的：我们能够将三者中的任意两者结合起来，却永远无法同时、完全地拥有全部三者。”如果国家能自由地制定国内监管制度，跨境买卖的自由将会降低。另一方面，如果移除跨境障碍并协调各国监管，各国的立法自主权将会受到限制。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尤其可能限制各国政府制定自己的税收和监管制度的能力。

此外，全球化各个阶段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大规模移民。跨境迁移会催生个人自由与民主主权之间最极端的冲突。前者表示应该允许人们迁移到喜欢的地方去。后者则表示公民身份是一种集体财产权，其获得由公民控制。同时，企业则认为自由聘用人员的能力是无价的。移民问题成为当代民主政治的替罪羊，不仅仅是不令人意外。移民问题注定会在国家民主制和全球经济机遇之间制造摩擦。

考虑一下全球资本主义最近令人失望的表现，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其对掌管我们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精英所受信任的毁灭性影响。考虑到上述所有这一切，对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长久联姻的信心似乎没有保障。

那么，代替这种联姻的可能是什么？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全球富豪统治的崛起，从而实质上终结国家民主制。正如罗马帝国一样，共和的形式也许会长期存在，然而其实质却会消失。

另一个相反的选项则是非自由民主制或直接的“公民投票的独裁”的崛起。在后一种制度下，票选的统治者会同时对政府和资本家实施控制。这正是俄罗斯和土耳其正在发生的情况。接着，受控的国家资本主义会取代全球资本主义，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不难看出哪些西方政客正是想走这条路。

同时，我们中那些希望同时保留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人们，必须面对多个严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推动符合现有企业的利益、严格限制国家监管自主权的进一步国际协议是否合理。对此，我的看法越来越与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教授不谋而合，他曾提出，“对于国际协议，不应以协调了多少措施或撤除了多少障碍评判，而应以公民是否被赋权评判”。贸易会带来好处，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贸易。

毕竟，如果要维持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经济政策就必须以维护多数人而非极少数人的利益为导向；全体公民应被放在首位，政客应该对其负责。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政治秩序的基础就可能会垮掉。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自由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需要一点经营。不能把它的存在当作理所当然。

译者/简易

2016年的政治动荡——英国退欧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是民主的胜利还是对民主的威胁？民主政体必须对合法的抱怨做出回应。实际上，有能力和平回应是它们的长处之一。但煽动家利用此类抱怨的做法威胁到了民主。其他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认为西方民主政体不会受影响将是愚蠢的。

2016年，担忧和愤怒主导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最重要、稳定、悠久的民主政体的政治情绪。担忧是围绕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和文化变迁，而愤怒是针对移民和冷漠的精英。它们汇聚为卷土重来的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一些英国退欧派人士和共和党人相信绝对自由市场理念，但这种理念不会让英国退欧或者让特朗普当选总统。担忧和愤怒要深刻得多，也更不吸引人。

对民主主义者而言，此类原始情绪的爆发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它们很难遏制。民主政体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内战。它是一种受谅解和制度制约的权力争斗。

谅解是赢家永远不会拿走一切。反对派是合法的，可以自由表达观点而且权力受到限制。公民价值观是民主政体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必须发自内心地明白，通过操纵选举、打击异见或者骚扰反对派让临时权力永久化是不合法的。不存在什么“人民”，这是想象出来的实体。只有公民，而他们的选择不仅可能、而且必然会改变。尽管必须找到方法整合公民的观点，但始终会有缺陷。最终，民主政体或者民主共和国为不同观点乃至不同文化的人们提供了较为和谐地比邻而居的方式。

然而，制度也同样重要，因为它们设定了游戏规则。制度也可能失效。美国选举人团制度已经在两方面失效。它促使特朗普当选不仅与选举中的投票数不符，而且也没有反映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想要的那种对候选人德行的判断。这位开国之父指出，选举人团既会防范“外国势力想在我们议会中获得不当影响力之心”，又会确保“总统之位永远不会落到并非具备必要素质的杰出者那种人手里”。对俄罗斯黑客行为的指控以及特朗普在经验、判断和性格上的明显缺陷表明，选举人团制度没能佐证汉密尔顿希望的那种保障作用。现在基本上只能依靠其他制度（尤其是国会、法庭和媒体）以及公民。

煽动家越是热情洋溢和野心勃勃，民主体制就越有可能沦为专制统治。煽动家是民主的软肋。现在甚至还出现了标准的煽动剧本。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标榜自己是反精英的大众代表和不合适的局外人，并作为魅力领导人与追随者密切联系，他们往往通过弥天大谎来操纵这种联系，用以谋求自己的进步；他们威胁既有的行为准则和约束性制度，把这些准则和制度描述为他们所代表的民意的敌人。特朗普几乎是教科书式的煽动家。英国独立党(UKIP)前领袖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略逊一畴，就是因为事实证明攻破英国基于党派的制度比美国总统选举更难。

然而，英国退欧运动和特朗普崛起中的煽动因素存在相似之处。对两者而言，反对派是敌人而非观点不同的同胞。两者都宣称代表反对外国人和卖国贼的人民。

煽动家的运动自然导致了专制统治——多数人的暴政掩盖了一个人的暴政。由于制度是在专制统治下制定的，那么反对派就会被迫反叛或者顺从。独裁者利用前者作为镇压的借口，利用后者要求绝对服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系列通过煽动攥取权力的例子。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是煽动家变身独裁者的经典例子。最近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从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到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这是西方一些最重要民主政体（尤其是作为20世纪民主旗手的美国）现在要走的路吗？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这些地方也可能走这样的路。民主政体的核心制度不会保护民主政体，保护它们的是理解并珍视民主价值观的人民。政治必须对促使特朗普上台的担忧和愤怒做出回应，但不能向它们屈服。它们不能成为毁灭共和政体的借口。

总统权力非常大，足以在国内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如果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支持的话。总统也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发动灾难性的战争。一个右翼煽动家执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民主价值观宝库是灾难性的事实。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熟知的世界能否幸免于难。

译者/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