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 刘波

推荐语：2016年的世界很不平静。在中国人作为“吃瓜群众”旁观美国大选一年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年末突然打出“台湾牌”，令人倍感吃惊。新一年的中美关系疑云重重。南海仲裁案曾令中国如临大敌，但又出现“剧情神反转”；中俄关系保持稳定，但特朗普上台引发微妙猜想；朝鲜一如既往地不稳定、无法预测，受中美关系震荡影响，东亚可能重新洗牌。

中国在观察世界，世界也在观察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人变得日益“自信”，不仅“小粉红”网络出征，外交官都更愿意展示“强硬”，把外界批评视为冒犯。不幸因车祸去世的吴建民大使，作为理性温和派的代表，引发对“韬光养晦”时代的追忆。粗率狂傲的特朗普意外获得大量中国“粉丝”，折射中国社会心理的悄然变化。未来一年里，更“自信”的中国与更动荡的世界之间将发生何种互动，令人无限遐想。

FT中文网精选以下十篇文章，对2016年的中国外交、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中国在看待外部世界方面的舆情变化，进行深入解读，并助读者预判未来走势。

特朗普将如何乱点中国“穴位” 作者丁学良

特朗普台湾观的根源 作者张锋

掌控朝鲜：中国必须在东北亚争取主动 作者曹辛

南中国海仲裁案的情、理、法 作者王江雨

新加坡为何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 作者薛力、刘立群

中俄——貌合神离的伙伴？ 作者席佳琳

中国外交官训斥人的苦衷 作者丁学良

吴建民大使是如何被“爱国者”消费的？作者储殷

为什么某些中国精英喜欢特朗普 作者赵灵敏

“政治正确”惹了谁 作者刘波

（注：推荐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在笔者于今年6月12日为FT中文网所写的评论《中国对美国孤立主义的爱和恨》里，曾经假设万一（注：第一个“万一”）特朗普被选上美国总统以后，他在竞选期间大声宣示的那些外交政策创意，万一（第二个“万一”）大部分被他的当局真动手做起来，不论最终做得如何和得分高低，将会造成怎样的地覆天翻的后果。而在这场搅动全球战略态势的大乱局中，北京拟定的“中国梦”里面那些有关中国国际地位突飞猛进的美好设想，便会获得意外成功的新机会。

特朗普已经为“中国梦”增添了机会

到今天为止，上述的第一个“万一”已经变成事实了，第二个“万一”至少也有一项水落石出：特朗普宣布他一进白宫办公室上班，第一件大事就是退出美国此前率先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美国大力拉进这个国际贸易新框架的亚太国家，现在都被特朗普的宣示搞得心神不定，叫苦不迭，这从与中国政府有着特殊关系的新加坡政府高层的言论里看得非常真切。该国总理李显龙今年8月访问华盛顿时就已经忧心忡忡此事要搞砸，直率警告：参与TPP的每一个成员国均克服了本国一些政治反对和敏感舆论，付出了一些政治代价才能达成初步协议。“假若最后新娘没有来到（婚礼）礼台，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到非常受伤害。”绝大多数客观的分析都认为，中国将从特朗普的这一决定中获益最多（BBC中国总编辑凯瑞：《分析：美国退出TPP对中国是绝好消息》，2016年11月22日）。中国成为亚太区域贸易规则编制和落实进程中的头号大玩家的前景，眼下看起来是十之八九的几率了。这可是“中国梦”里的一大元素，不能小视。

那么，特朗普很快还会在“万一”的单子里再挑出哪一项，着手做起来呢？全世界都在睁大眼睛看，北京的眼睛睁得特别大。可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很不靠谱，他竞选期间即便私下里拟定了一个“谱”，与他在公开场合下大声嚷嚷的不一样，他当上了总统以后也未必会照谱行事——他自己承认在他领导下“美国对外政策将会不可预测”（US foreign policy will be unpredictable）。就那些与中国直接有关、或至少很大程度上相关的问题上，我们也得要有第三个“万一”的考虑——万一他动手做他本人竞选期间既没有说过的、此前好几届美国总统都不愿意做的那类事情，那又会怎样？

笔者这么说，并非完全出自学术玄思的职业偏好，而是被几分现实事态的苗头刺激和提醒着，才试图朝这一方向作些开放性设想。这类苗头包括来自俄罗斯的报道：特朗普当选后和普京通了一番电话，谈得甚为热切。这两“普”以前就惺惺相惜，互相说过对方的大好话。据报道，两“普”友好通话之后，马上就有新状况浮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一笔大军火交易的进程中。本来答应要在2016年年底交给中方的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变得又不确定了。俄方表示，暂缓签署对中国出售整批苏-35战斗机的协议，目前俄罗斯只是在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先进武器。对是否一定出售这档高性能的成批战机（它们会在中国与美日等国的较量中发挥关键作用），俄罗斯似有反悔（据RFA、《美国之音》驻俄记者白桦等的报道，2016年11月21-23日）。也许这只是俄方漫天要价的一招，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做法。

新手“点穴”拼的是胆大而不是心细

稍许接近操作阶段的，是特朗普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会见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位高龄僧人已经把希望尽早见面的话说得很热切很正式，如果特朗普不久会见他，并明显突破奥巴马任期内四次会见达赖喇嘛的规格，中国政府的反应会怎么样？这完全有可能变成特朗普点击中国的一个敏感“穴位”（Terrence Edwards, “Dalai Lama says will visit Trump in move bound to anger China”, Rueters, 23 November 2016）。令中国稍感欣慰的是，特朗普本人及其高级助手们对穆斯林团体很不友好，目前还看不出他会跟流亡在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原籍新疆的热比娅圈子将有正式的交往，否则这就会变成另一个新“穴位”。

特朗普对美中关系所知甚少，美国政界、外交界、学术界都为此担心不已。中国人常说“艺高胆大”，其实更常有的倒是“艺高胆不大”，因为你若是太明白水的深浅，就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特朗普在处理外交事务上艺不高胆子特大，自信度比谁都高。倘若共和党内的强硬派人士把以前多年里曾向美国政府提倡过、但都没有被采纳的对华政策建议，重新加料涂色包装一番提供给他，说这些才是对付中国的费力费财不多、却具有四两拨千斤效果的灵巧方法，也就是华文评论界常说的“点穴战法”秒招，他会不动心去试试吗？

首要的两个“穴位”

特朗普要真动手点中国的“穴位”，会把指头点到何处？根据笔者过去多年里的阅读研习，能够立马想到的头两个穴位，都属于台湾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有数量不少的美国智库、退职的文武官员、大学教授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对台湾提出的武器装备更新需要作出更积极的回应，大力提升台湾防务的硬件，加强美军和台湾军队之间的软件协作，比如3C（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command）。这样反倒会降低台湾海峡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危险，因为越是两岸之间的军力对比不利于台湾一方，越是会诱发中国大陆动武迫统，那反而会把美国拖进热战之火中。此一“点穴”建议对特朗普这个商人出身的总统来说，还有一个添加的说服力：增加美国的出口收入，有利于他在全美国大搞基建的宏图。

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二个穴位，是美国共和党内强硬派外加其它政治团体的另一组建议，就是在政治和象征意义层面提升美国政府和台湾官方交往的级别。他们论证的理由是：美国不必事事过于在乎中国官方的外交言辞大炮，毛泽东当年就曾对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顾问基辛格说过，中国激烈的公开反美言论和宣传不必当真，“我们是放空炮”。毛的这个实事求是的表白至今仍然符合美中交往的现状。美国在过去许多年里对台湾太贬低了，让台湾政府高层受屈辱待遇，绿营、蓝营都感叹不公道。他们认为，现在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允许美国更高级别（先让正部级的）现任官员访问台湾；允许台湾最高领导人访问别国的途中，路经美国首都；允许台湾政府官员进入美国国务院等内阁部门处理公务；邀请台湾高级官员出席美国政府的相关重要会议或大型仪式；直至提升美国官方驻台湾机构的级别。这样也在世人眼里，表彰了台湾民主化进步的成就，让台湾朝野上下更有自信心，抵抗中国大陆的种种打压。蔡英文团队每天都在这么期待着：请看台湾刚刚重开的外交“被打压”网站。

若“乱点”几次到位，就成了新正统

笔者在本文标题里使用“乱点”的说法，并非全出于贬义，刻意挖苦特朗普，而是考虑到这位年纪已经70、却心态一点也不老的新科政客的一贯行事风格。他完全凭着一路“乱来”，才成功冲上美国总统的宝座。这种“老子偏偏不信正”，即不相信正统思路和正规做法而取胜的造反豪情，一时还会在他及家人（他最亲密的助手）的身上汹涌澎湃一阵子，有革命成功的余热。

他在针对中国的几个问题上“乱点穴位”，也许在他心里恰恰是高手出招、偏锋击敌，能够获取出其不意的博弈效果。因为20多年来，美国国内一直有利益集团加上民间群体，抱怨美国政府在对华交往中一厢情愿、吃亏太多，又老不幡然改正（James Mann, “America’s Dangerous ‘China Fantasy’”, The New York Times, 27 October 2016）。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的大声嚷嚷，为他的成功当选得分颇多。为着在他最在意的实质问题上（如双边贸易持续不利于美国）压中国多作出让步，他的“乱点穴位”是乱中有道。若几次点到位，也就成为新正统。

笔者坦承，特朗普点什么穴位是说不准的，他多半会乱点几次，则是比较靠谱的一件事。还有几个可能的敏感穴位，下次再讨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12月2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通话，是1995年5月22日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入美签证以来，台海局势的最大震动，也是中美于1979年建交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操作手段的最大变动。

这次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通话，是1979年以来美国候任总统或总统破天荒地第一次，打破了美国两岸政策的操作传统，也破坏了中美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达成的美台领导人、高级官员不直接交流的默契。

但是，虽然特朗普打破了美国对台政策长期坚守的领导人不直接交流的重要原则，这是否意味着他将改变美国对台政策本身，放弃“一个中国”立场，从而导致台海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其实，与其说特朗普在改变美国对台政策，还不如说他正在向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根源回归，特别是从实质上回归到里根时期的对台政策。认识到这一点，需要理解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本质。

在1972年2月签署的中美《上海公报》和1978年12月发布的《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中方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关键在于，美方只是“承认”（acknowledge）中方的这一立场，但却从来没有“同意”（agree to）或“接受”（accept）这一立场。

这就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实质：认识到大陆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但并不同意，无意接受，更不愿去促成这样的“一个中国”的事实。

这一实质在里根总统的台湾观里表现得至为明显。里根对台政策的核心并不是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表面上限制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而是在“八一七公报”快要签署前的一个月对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做出的所谓“六项保证”，即不设定对台军售的终止期限，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不事先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不在两岸之间扮演调解人，不迫使台湾与大陆谈判，不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这最后一项保证——不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正是美方“承认”但不“接受”大陆“一个中国”立场的体现。

美方在“八一七公报”里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中方抨击美国源源不断的对台军售，总是以这段话批评美方的背信弃义。美方却强调，这段话需通过“语境”去解读，因为它暗含了大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条件。在“八一七公报”发表的同一天，里根授意发布了一个保密总统令，强调美国减少对台军售需绝对建立在大陆和台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主权之争”的条件之上，同时指示，美国必须确保台湾应对大陆“威胁”的军事防御能力。

可以说，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至今，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一直都是承认但不接受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共和党政府尤其如此。1998年，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在访华时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新“三不”主张，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这是美国对台立场的最大松动，但克林顿表示了美国反对什么，却没有说美国支持什么，尤其是没有作出支持中方“一个中国”立场的承诺。即便如此，克林顿的“三不”表态还是受到美国国内亲台派的抨击。

总之，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并不能等同于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关键的分歧在于，美国并不认同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虽然美国没有正式承认过台湾的“主权”，但它也没有正式否定过台湾的“主权”。准确地说，美国的立场是台湾主权未定论。

特朗普对台湾的真实看法以及其后续的对台政策实质如何，目前只能猜测。但认清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本质，就可知道，特朗普虽然在操作程序上打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传统，但并未推翻这一政策的实质。

实际上，可以说，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右翼智囊是在延续里根对台政策的精髓。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7月共和党全国大会时，特朗普的智囊就把里根的“六项保证”加入到共和党选战纲领里了。可见，特朗普团队酝酿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为时已久。

而里根“六项保证”的核心也是台湾主权未定论。既然台湾的主权未定，美国官方又从未接受过大陆“一个中国”原则，那么未来美国的对台政策有着巨大的演变空间。从延续克林顿的“三不”到美台建交、支持“台独”，都是可能的。美台建交当然是对大陆“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藐视，但却并不一定违反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政府一直自认的“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共和党右翼的观点，在美国主流政策界也不乏支持者。

约翰•博尔顿——著名的共和党“鹰派”人物、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特朗普的外交顾问——已经公开表示，美国可以逐步升级美台官方关系，直至重建外交关系。其他共和党右翼和亲台派也大受特朗普-蔡英文“电话事件”的鼓舞，纷纷表示美国新政府应对华强硬，以美台建交来恢复台湾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盟友的地位。

特朗普上台后，台海冲突是否将迫在眉睫？乐观者可以里根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例，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摩擦，中美关系将恢复阶段性平稳。毕竟，里根时期的中美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好的一段关系。里根在1984年成功访华后，改变了对中国的偏见，中美关系因此得以稳健发展。

也许，中国邀请特朗普进行一次成功的访华，也能改变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引导中美关系出现第二个“里根时期”。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中美关系的根基和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里根时期，中美有共同遏制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现在不仅没有这种战略合作基础，反而战略竞争和冲突的潜在因素越来越多。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是个弱国，根本无力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现在的中国则是实力愈发接近美国的崛起大国，美方日益感到中国对其亚太领导地位的挑战。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是中美在对台问题上对峙的一个关键过渡性事件。那次危机也是由于美方越过对台政策的“红线”（同意李登辉入美）而发生的。美国派遣两个航母舰队驶近台海，当时解放军并无太多军事应对的选项。20年后，中美两国在台海的军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军介入不仅没有胜算，还将冒着霸权终结的风险。

当然，特朗普也许只想以台湾问题试探一下中国，或者以此对中国在其他问题上（如贸易、朝核等）进行施压，以便掌握美中关系的主动。但是，特朗普身边确实有不少信奉“美国至上主义”并亲台的右翼人士。他们似乎极想在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检验一下“美国至上”的教条是否还名下无虚。关心台海和平的人只能希望，共和党内部还有头脑清醒的战略家，向特朗普指出在台海“玩火”、挑战无可置疑的中国核心利益的巨大风险。

（注：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就是特朗普的崛起。特朗普毫无政治经验，也没有系统完整的政治主张，时常胡言乱语，语不惊人死不休，却从共和党16位参选人的围追堵截中脱颖而出，并对老牌政客希拉里•克林顿造成了明显的威胁。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支持特朗普？学者和媒体莫衷一是。而在中国，特朗普同样有一批忠实的支持者，他们虽然无法投票，但活跃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热衷于收集特朗普的各种言论并进行正面的解读和评价，甚至将之上升到“特朗普是人类救星”这样的高度。

和美国的支持者相比，中国的特朗普支持者有这两点特别之处：一、他们对特朗普是“真爱”。有些美国人虽然决定投票支持特朗普，但并不喜欢这个人，有的还很讨厌他，只是因为对现状感到愤怒而选择了他；特朗普在中国的支持者不牵涉到投票的问题，没有现实利益的纠缠，很多只是单纯地喜欢或认可特朗普这个人；二、美国的特朗普支持者被公认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地位不高，属于中下层，所以希拉里•克林顿才会失言说他们的一半都是“可悲之人”，“觉得政府和经济辜负了他们，没人在乎他们，没人为他们的生活际遇和前途着想，为了改变现状他们可以不顾一切”。而中国的特朗普支持者中不乏某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性思维、社会地位高尚的成功人士和精英。关于这一点，只需到微信或知乎上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在那些地方，公开谴责特朗普的言论很少见，而对他表示赞赏、进行开脱美化的大有人在。

为什么中国的精英没有像美国精英那样反对特朗普？这里面有国情的不同，有关注点的差异，不过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两国精英的成长环境不同，导致部分中国精英更认可特朗普在政治正确、反恐、穆斯林等问题上的观点。

特朗普最受诟病的行为之一，是他对移民、穆斯林和女性的种种不加掩饰的贬低和侮辱，这对深受人道主义精神、平等意识和民权运动洗礼的很多美国精英来说，完全不可接受。最近曝光的特朗普侮辱女性的视频，更是触及了美国社会的底线，让所剩不多的一些精英也和他划清了界限。而某些中国的精英崛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社会氛围中，虽然也不太认可特朗普的某些表述，但也没有那么反感，更谈不上愤怒和谴责。

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在大乱之后开始的，没有思想启蒙运动。官方为了进行改革动员，竭力渲染过去福利制度和大锅饭的弊病，加上一些学者的推波助澜，导致“市场经济就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由于没有精神和规则上的约束，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崇拜谄媚强者，唾弃贬低弱者，关爱、平等对待弱势群体的氛围远未形成。因此，中国社会基本上不存在为保护弱势群体而衍生的“政治正确”，歧视、物化女性，取笑残疾人的言论比比皆是。

而这些认识，在部分中国精英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他们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更能适应和驾驭上述规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九死一生，被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渐渐形成了铁石心肠和自我优越感，认定自己的成功是自身努力和禀赋高的结果，而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肯定是因为懒散不努力，或有其他缺陷，怪不得旁人。因此，他们比普通人更迷信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更相信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更警惕福利养懒人的弊端，也更认可特朗普对政治正确的不屑和攻击。

具体到美国，很多中国精英认为希拉里代表的民主党和左派对黑人社区的种种不尽人意之处视而不见，举凡未婚生子、犯罪率高等问题，通通归咎于社会，不敢直斥黑人自身的问题；为了维护变性人的权利，竟然不顾公共安全，让他们随意选择上男女厕所。面对这种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确，特朗普敢于面对现实，冒着得罪人的风险勇敢说出了真相，诚实坦率，令人钦佩。

至于特朗普所发表的侮辱女性的言论，在中国精英看来同样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以说，很多中国男性精英是中国目前男女关系失衡的最大受益者，他们被畸形的婚姻市场骄纵得不可一世，在物化、贬低女性方面比普通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某媒体男记者涉嫌强奸女实习生，男性同行大多在替他不忿，认定是女方索取利益不遂进行的报复；男教授猥亵骚扰女学生被停职，很多同行和学生替他可惜不值，认为处罚太重，甚至有人质疑女学生的精神状况。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男性压根不认为上述记者和教授的行为有什么不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成长起来的人，自然理解不了特朗普因为几句咸湿的话就被搞得众叛亲离的现象。

另外，特朗普言辞间表露出的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警惕，和中国很多精英的世界观有异曲同工之处。自“9﹒11”以来，“伊斯兰恐惧症”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伊斯兰恐惧症”，有中国本土的诱因，也离不开国际事件的影响，特别是近一两年欧洲的难民危机和频发的恐怖袭击，让很多人对穆斯林和欧洲左派大摇其头，认为穆斯林正在凭借高出生率“占领”欧洲，毁坏欧洲的文明基础，欧洲前景堪忧。而欧洲知识分子和精英为多元文化政策和政治正确所累，不敢拒绝难民的任何要求，不敢旗帜鲜明地指斥难民的不当之处，甚至在难民犯案之后，还在苦心孤诣地替他们淡化、开脱、掩盖，这些做法幼稚、一厢情愿、好心办坏事，最终一定难逃“农夫和蛇”式的下场。基于这些认识，特朗普禁止穆斯林入境、持枪对抗恐怖分子等言论，就比希拉里强调的包容合作、控枪等言论更受中国人的欢迎。

再从个人风格来看，特朗普讲话没有逻辑，经常信口开河，言语粗鄙，观点偏激，忽左忽右，为美国精英所不喜，而中国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决定了很多精英本身就出身草莽，加上过去几十年革命哲学的影响，整个社会在很长时间里以粗鲁、不讲卫生、不修边幅为荣，这使得很多人将特朗普的粗鄙、言行不一美化为好玩、正直、不虚伪、心直口快。而希拉里的正统政客形象，反而让很多人无感。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我们手里是有一份和朝鲜有特别关系的中国人名单的”。

在一家北京的朝鲜饭馆里，一位酒足饭饱、明显有点醉意的驻华朝鲜干部这样告诉笔者。他的意思是：对于过去在战争和建设年代，和朝鲜有过工作关系的中国老干部的子女后代，朝鲜是有一份名单的，朝鲜驻华官员会经常去探望、餐叙和联谊。

不仅如此，朝鲜驻华人员还和中国军队的老干部管理部门有联系，例如会请他们吃吃朝鲜菜，叙谈“传统友谊”，当然也谈现实。这一切，当然都是在当年抗美援朝这杆旗帜下进行的。

然而中国的现实是：这些中国老干部的子女大多是体制内人士，或者一生都和体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那些老干部本人虽然退休，却还是可以看保密文件的，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是掌握一定内部信息的……

这个笔者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可以看作是中国对朝决策的一个背景缩影，朝鲜核力量能够发展至今而平安无事，也可以从中找到线索。

可是形势比人强，在朝鲜9月9日核试验后，中国在朝鲜半岛正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局势，如果再不主动采取措施的话，中国在东北亚将彻底陷入被动；而且，朝鲜半岛局势和南海形势密切相连，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情况，中国必将被南北牵制和夹击……

结论只有一个：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中国必须掌控朝鲜。

朝鲜已直接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回首今年1月以来的东北亚局势，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线索：朝鲜搭台（精心选择时机，进行核试验、发射导弹）——-美日韩唱戏（以朝鲜的核试验和发射导弹为动因，引进“萨德”，朝美双方客观上形成互动）——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与国内部分单位和人士认为朝核可以平衡美国力量相反，事实是：金正恩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以核试验和不停发射洲际导弹的方式，将韩国民意一步步推向支持朴槿惠总统引进配属两千公里监测距离雷达的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两千公里的监测范围，将使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处于完全被美国监控的状态。为此在今年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向韩国总统朴槿惠表达了坚决反对部署“萨德”的意见，但是朴槿惠毫不让步。现在，随着上周五朝鲜的第五次核试验，中国反对韩国引进“萨德”的正当性被进一步削弱，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几乎彻底丧失，“萨德”入韩，基本上已无法阻挡。而且，中国也难以因此给韩国施加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否则全世界都会认为中国在支持朝核。事情走到这个地步，固然有中韩间互信不足的问题，但朝鲜的核试验和连续发射导弹，对韩国政府决定引进“萨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和引领的作用，而且从朝鲜每次行动的时机看，完全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此外，朝鲜的行为还成功离间了中韩关系。如果中国政府对引进“萨德”默然接受，对内，无法向民众交代为什么中国国家利益要受到损害；对外，中国的外交尊严将荡然无存。因为朝鲜的行为，当前中韩两国政府正尴尬地僵持着，两国自建交以来建立的良好互惠关系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朝鲜的一切行为全部发生在今年南海局势恶化的背景下。当中国在南海面临诸多严峻困难时，朝鲜的行为在它自己可以说成是选择时机恰当，对中国则完全可以被解释为乘人之危。因此朝鲜已经不能用国内网民说的“猪队友”来形容了，作为中国盟友，它客观上就是“第五纵队”。

此外，朝鲜半岛局势和南海是紧密相连、互为联动的，朝鲜半岛近邻中国的首都，可以轻易影响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和黄海、渤海海域，对振兴东北和发展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关联极大，同时，这一地区又是中、俄、美、日、韩大国和发达经济体的聚集之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肯定地说，同南海相比，朝鲜半岛是心腹大患，南海是肘腋之患。反过来说，即便为了解决南海问题，也必须使朝鲜半岛局势相对平稳，否则必然被南、北牵制甚至夹击。

目前形势的发展显示，中国在朝鲜半岛有彻底陷入孤立、被排挤出局或者最多成为配角的危险。

这几天北京外交圈有消息称，美韩可能于近日对朝鲜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笔者最初和驻华外媒人员的共同研判是：这很可能是美日韩故意防风，逼中国对朝鲜出手。可是周日韩联社引述韩国军方人士消息说：美国将于下月10日至15日，派“里根”号核动力航母赴韩国西边的黄海海域和济州以南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其核心是“在非常时刻精确打击包括朝鲜最高司令部在内的核心设施。”如果“里根”号来黄海属实，则美韩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对朝鲜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物质条件。

此外，韩国军方高级官员还表示，为针对北韩第五次核试验的相应措施，美国近期将把部署在关岛安德森基地的战略轰炸机部署到朝鲜半岛。韩国军方高级官员11日还表示：“正在与美军当局进行协商，争取尽早让部署在关岛基地的战略轰炸机在韩国展开。”目前在关岛基地上，部署并运用的飞机有B-52战略轰炸机、B-1B （Lancer）超音速轰炸机、B-2（spirit）隐形轰炸机等。

这使得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届时一旦有事，不仅战争将可能波及黄海，中国还将十分被动，因为除非回到冷战，中国手里的牌实际上并不多。真要出现那种情况，南海必然很难平静，从现实力量角度，以中国一国之力和美国抗衡，中国难以南北兼顾，必将满盘皆输。

特别是，外交必须服务于内政。当前中国最大的内政，就是要在明年中共十九大上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权威，而中央核心主抓的外交如果全面遭遇大失败，自然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的的。这一点必须十分清醒。

现实要求中国，必须彻底掌控朝鲜，才能避免东北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而且，同与美日韩开战甚至严重对峙相比，这肯定是代价最小的办法。

换人、驻军、弃核、改革开放

特殊时期，对特殊对象，必须有特殊思维。掌控朝鲜，必须打破一切旧有的概念、思维模式和传统做法，根据实际需要确立中国的目标和手段。

当前中国对朝鲜政策目标应该是：换人、驻军、迫使朝鲜弃核，走上改革开放之路。

换人是指:朝鲜应该有新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必须对华友好、合作。作为朝鲜的盟国，中国是有谈论这个问题的资格和正当性的。

因为朝鲜劳动党一个不变的传统是，每当现任领导人要把领袖职务传位于子时，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和祝福，这对统一劳动党内的不同意见意义十分重大，在国际上也是其最有分量的加持。金日成如此，金正日也是如此。金正日接任朝鲜领导人，其父亲金日成从策划此事，到让他实际主持工作，用了十几年时间，此时恰逢中国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在获得正处于改革开放黄金时期的中国支持方面，并不顺利，但在金日成去世后，金正日最终还是获得了中国党和国家的支持；金正恩被选为朝鲜领导人，同样也获得了中国方面的支持和贺电。而在金日成和金正日时代，不管中朝之间发生什么矛盾，朝鲜最终都会同中国和解，并站在中国一边。像现在金正恩这样，受恩于中国却不听劝阻，直截了当、毫不顾忌地多次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事情，是不能想象的。

从金正恩在位几年来的情况看，虽然在国内经济改革方面有所着力，但他在处理内政、朝核问题以及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来的我行我素、不计后果的特点已经非常清楚，这反过来也使得朝鲜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特别是其客观上把中国当作敌人，公开把祸水引向中国，不惜让东北亚重回冷战以绑架中国和俄罗斯支持其政权与核政策的做法，已经成为大家的麻烦，即便是站在朝鲜人民的长远利益立场，乃至他本人人身安全立场上，他都不适合再担任朝鲜领导人，朝鲜应该有新的、更具智慧和开拓性的领导人。

不仅如此，在金正恩的领导下，中朝边境每年都发生朝鲜武装人员非法越境进入中国犯罪的事件。他们杀害中国边民，打伤打死中国军警，抢夺中国公民财物，给边境中方一侧客观上造成混乱和恐慌，全世界没有一个盟国间的边境像中朝边境这样的。

驻军是指：恢复到1958年前中国在朝鲜驻军的状态。在这方面，中国的法律正当性和道义基础毋庸置疑。

据说当年金日成对中韩建交大发雷霆时说：你中国是造成现在半岛格局的主要一方，怎么可以甩开我们和敌人（韩国）建交？

中国是当年朝鲜战争的主力一方，是1953年板门店临时停战协定的签字国。只要这个临时停战协定没有变成和平协定，中国就理所当然地拥有在朝鲜驻军、以保护这条临时停战线的国际法和道义基础。当年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各种考虑，中国撤军了；今天，中国内外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应该恢复在朝鲜驻军。

中国还应该强力要求朝鲜弃核。

因为朝鲜拥核，违反联合国反核扩散协定。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的负责任大国，中国有义务维护国际防核不扩散协定和安理会决议的严肃性；

因为朝鲜每次核试验，都给相邻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造成动荡，给中国边民造成恐慌。特别是，朝鲜核试验和发射导弹把对中国不友好的外国军事力量引到中国周边，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此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反过来也证明，国内某些单位和人声称朝鲜是中国“缓冲地带”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

在上述前提下，中国支持朝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和经济实力，大力帮助朝鲜人民实现当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向朝鲜人民承诺的“吃大米饭、喝肉汤、穿丝绸衣服、住瓦房”的基本生存目标。

为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中国拟遵循下列路径实施：

1，鉴于朝鲜一再实施核试验、发射导弹，破坏东北边境地区稳定，中国应封锁中朝边境，以防再有不测事件发生。

2，除了联合国制裁决议明令禁止的内容外，为防止朝鲜进一步采取过激行为，中国应停止两国间粮食、能源贸易和援助，包括旅游等一切商业活动。

3，通过外交途径明确告知朝鲜政府，要求朝方管控好中朝边境，防止难民事件发生。否则一旦出现难民潮，中国将废除原先中朝间签署的一切边境管理协议，将朝鲜难民一律视为经济难民，停止遣返，允许他们经中国转赴第三国。

4，目前朝方在华人员数目庞大，身份复杂，守法情况较差。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14年朝鲜在沈阳人员连同家属共1000余人，但因各种原因被当地公安拘留过竟有400余人。再以遍及中国很多城市的朝鲜饭店为例，在经营过程中以各种理由不开具税务发票、要求中国顾客现金交易、不接受银行卡的情况比比皆是。有鉴于此，中国应废除两国公民往来互免签证协定，要求在中国的除外交官和年轻学生以外的朝鲜公民立即离境，待重新获得签证后再进入中国，以大幅度减少朝鲜公民在华数量，维护国内治安环境。

以上所有措施，均应在联合国反朝核的框架和旗帜下进行。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中国实施上述措施，朝鲜只有如下对应措施:

1，向中国屈服。

2，放任难民来中国。

3，武力挑衅。

如果朝鲜采取第1项对策，事情就变得简单了，中国上述四大政策目标可以全部实现，为此，中国可以承诺保全朝鲜领导层的生命和政治、经济利益。

朝鲜采取第2项对策，则中国立即改变对朝难民政策，那是朝鲜绝对承受不起的。

如果朝鲜采取第3项对策，中国立即展开新时期边境自卫还击战，不排除和美韩合作，南北夹击，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如果美韩在这一过程中试图趁机统一，中国的底线是:鉴于朝、韩都是联合国会员国，半岛统一要经过半岛全民投票程序，禁止任何一方武力统一；中美必须同时从半岛撤军，或者起码在一个时期内共同在半岛驻军。总之，如果朝鲜武力挑衅，一是要下定打的决心，下了决心，往往最终却并不一定需要战争；二是一定要掌握主动权。

从朝鲜的现实情况看，一旦中国真的出手，在面临南方美韩强敌的情况下，朝鲜统治阶层为了保全自己利益和生命，采取第1项对策的可能极大。

一旦中国解决了朝鲜问题，中国必将往崛起的道路上迈进一大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南海问题现在可以说是中国当前在外交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这涉及到两方面：第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自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他反复强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重中之重。但因为南海矛盾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在应该说已经相当紧张。另一个就是南海涉及到中美关系，可以说南海争端现在已经基本上转化为中美之间的争端。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但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这几年的争端突然开始升级。但这个事情真正为各国所关注并作为国际争端浮现出来，是在1960年代末。当时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在太平洋调查石油资源，得出的报告称南海蕴藏着大量的石油资源，之后各国就开始关心南海。在1970年代以前，各国关注要少得多。

1970年代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略为知晓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时越南和菲律宾开始大肆在南海占据岛礁，而且很成功。越南占了29个，菲律宾占了8个。中国当时一个都没有占，因为当时中国忙于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有拿出这样的人力物力、甚至都没有拿出这样的关注度去抢占南沙岛礁。后来中国跟越南进行了两场海战（1974年和1988年），一次是把西沙群岛全部拿下，第二次在南沙也占了一些岛礁，最近实际控制的就是黄岩岛。

但即使1970年代以后各国开始抢占岛礁并提出申诉，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甚至是在21世纪的前十年，南海问题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应该说不是相关国家外交政策的重心。不像现在已经真正地成为重中之重，比如说成为中越之间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甚至成为中美之间目前最重大的争执。

南海问题成为一个重大争端，应该说是从2009年、2010年以后开始的。这里边有两个原因：其一、根据相关规定，各国要向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提交一个对自己的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主张。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或单独或联合地提出了主张，它们的主张肯定是要深入到“九段线”以内。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且对他国的主张提出了反驳。中国在2009年时向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提交了正式文件，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官方文件里提到“九段线”这个概念。

其二是国际政治上的原因，美国奥巴马政府从2010年、2011年开始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或称“重返亚洲”战略。“重返亚洲”战略基本上有三只腿：一是全球的军事部署从欧洲占60%亚洲占40%，逆转为亚洲占60%欧洲占40%，这个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第二是在经济上，要跟亚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主要的是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夺回对亚洲经济一体化议程的主导权。第三就是所谓的“巧实力”，即联合小国结成同盟。关心时事的人应该都知道，奥巴马和希拉里屡次发表相当强硬的演讲，提到南海也是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而且指名道姓说中国在南海霸道，欺负其他国家。在这个时候，越南和菲律宾对它们自己的主张，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不能让步，正好新任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也比较强硬，有走出“韬光养晦”的架势。

南海的争端开始变得严重，转折点是2012年黄岩岛事件。黄岩岛以前是美军的靶场，美军基地撤出来以后，菲律宾军舰时不时到那里去巡游一下。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菲律宾是实际控制国，虽然它的控制也很松散。以前发生中国渔民被捕、渔船被掀翻等事件，中国基本上通过外交手段处理。但是201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菲律宾的军舰要驱赶中国渔船时，中国海警船渔政船这一次不再退让，迅速过去跟它对峙。一场对峙之后，菲律宾到最后退让了。从那时起，中国就实现了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等于是把菲律宾挤出了黄岩岛，把黄岩岛拿下来了。硬生生地把一个岛屿拿下来，这对菲律宾、对美国、对东南亚国家来说都是相当震惊的一件事情。

中国实际控制黄岩岛之后，就开始驱赶菲律宾的渔民。说实话，那里也是菲律宾渔民的传统渔场。我也跟菲律宾的学者谈过，因为菲律宾的渔民很多是家庭作业的，不像中国家庭作业的不是很多，都是公司化的。这些家庭都以捕鱼为生，中国不让这些渔民在那里捕鱼，等于让他们的家庭生计出了问题。菲律宾政府也面临很大压力，而且美国在背后提议肯定是起了一定作用。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也说的很清楚，从和中国的对峙中撤出，也是美国所要求的。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对黄岩岛和整个南海可能已有一种战略性的安排，美国真的是在下一盘大棋。

之后，菲律宾马上着手起诉中国。菲律宾正式起诉中国是在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传召中国大使发出正式通知，当然这肯定遭到中国大使的当场驳斥，但是这个法律程序就开始了，就有了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之所以被称为南海仲裁案，因为这是第一个案子，以后别的申诉方，比如说越南也有可能起诉，那么就恐怕要称为“南海仲裁案二号”了。

菲律宾起诉的内容大概就是三个大的要求。第一方面，菲律宾要求仲裁判定中国跟菲律宾一样，只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享有权利。也就是说中国根据“九段线”的主张都是无效的，你也可以推定说，菲律宾主张整个“九段线”都是无效的。菲律宾的第二个大的要求，就是要求仲裁庭对有关岛礁，比如黄岩岛、太平岛、美济礁等等，根据海洋法公约去判定它们究竟是岛还是礁，还是所谓的低潮高地。这个在法律上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是岛的话，就是陆地，根据以陆定海原理，你有12海里的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如果是礁石的话，只有领海没有专属经济区；如果是低潮高地，那你就什么都没有，甚至都不能拥有主权。菲律宾第三个大的要求，是说中国在南海的建设，如围海造田、建人工岛的行为是非法建设，而且中国渔民的捕鱼行为侵犯了菲律宾根据公约所享有的主权、和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相关权利，菲律宾要求中国终止这些活动。

这里在法律上做一个解释。我想我们一般的公众可能对仲裁庭做出的裁决的性质有误解。我听到很多说法说，中国是大国，菲律宾是小国，国际法是没有效力的，没有实力让中国来实际执行它；还有“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裁决本身的误解。菲律宾的这三个要求，其中前两个可以说不需要执行。它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国内民事诉讼中的宣告性裁决，宣告性裁决就是法庭去认定一个事实本身，这个判决公布后实际上就等于是执行了。比如说，这个案子如果法庭正式认定黄岩岛是岛或者是礁，就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执行，法庭也没有权力执行。需要执行的只是第三个，菲律宾要求中国停止所谓的非法建设以及捕鱼活动，这个是需要执行的，但是这个当然没有前两个重要了。

中方的立场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就是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四不”立场。2014年12月7日发布的那个立场文件还提出了一系列法律上的解释说明，有三个要点：第一，中国主张菲律宾提出的仲裁实际上是关于领土主权问题，而领土主权问题确实是被公约所排除的。也就是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肯定管不了主权，和主权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这个是关于领土主权的话，那么国际仲裁庭完全没有管辖权。中国主张的第二个要点是，中国已经跟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有关各方达成了双边协议，说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提交强制仲裁来解决，所以菲律宾提交仲裁是违反大家的双边协议的。第三个主张，就是说中国已经在2006年根据公约做出了保留，把海洋划界这些排除出去，海洋划界问题是不能适用于仲裁的强制程序的。这是中国的三个主张。

下面谈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即从法律上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我的第一个观点涉及到中国的不参与、不接受的立场。主权国家对国际争端解决不参与、不接受并不鲜见，这种事情经常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具体到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不参与”不是很明智，这种“不参与”态度，和中国今天在这个案子上面临的被动局面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这么讲？有两个原因。第一，你不参与，一开始就在国际社会造成一种你对国际法完全置之不理的国际形象，而这种国际形象是非常要不得的，尤其是中国现在处于大国崛起或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现在的国际秩序还是在迈向规则导向的体系，你不参与本身就是授人以柄了。尽管你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但别人仅凭这一件事，就可以铁定地认为你是忽视国际法的，你企图以强权解决这个问题。再加上美国有回归亚洲的战略，美日在这个问题上会大肆炒作，你就授人以柄，留下口实。这一点是不参与的一个成本。

不参与的另外一个成本就是眼前的损失。因为如果你参与的话，你就可以去指定仲裁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相关程序，五个仲裁员，首先双方可以各指定一个，其余三个由双方协商来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话，由国际海洋法庭的庭长去指定。首先你就可以保证一个仲裁员，而且根据公约的规定，这个仲裁员甚至可以是你本国的国民，你就可以指定一个中国人。其余三个你要跟他协商，协商的过程中，应该说可以保证排除你特别不喜欢的仲裁员。如果你参与的话，在仲裁庭的组成上，你就会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这是一个法律机会。

另外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充分地到仲裁庭去阐述你的观点。应该说，不管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这都是争端解决的一个惯例——假如你不出庭的话，受到歧视性的待遇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只有对方在，说他自己的道理，而仲裁庭很容易受他的影响。尽管仲裁庭或者法庭，他有义务去查明事实。但律师的作用也就在于此，要不然要律师做什么用呢？假如你自己都不在场的话，你有很多道理是说不出来的。实际上，仲裁庭这个裁决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但这些问题，只有你在场去指出来，或者通过跟菲律宾的代理人在互相辩驳的过程中把自己的道理讲出来，才能够充分阐述你的观点，对仲裁庭产生最大的影响。要影响仲裁庭判决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场，就是把你自己的道理充分阐述出来。

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假定说仲裁庭就一定是带有偏见的，很大程度上它是受到双方代理人、双方律师的影响的，好律师与坏律师的区别就在这里。比如说你去看那些庭审记录，不管是管辖权阶段的，还是关于实体问题的庭审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仲裁员在很多地方实际上起到了中方律师的角色，在很多问题上以一种非常犀利的态度，非常敏锐地去指出菲律宾代理人的一些观点在法律上的不足之处，可能比你自己请的律师还厉害。但是他这种做法的效果毕竟不如你自己在场。虽然理论上讲，仲裁庭应该去查明事实，可是有没有律师，有没有好律师，你自己在不在场，去充分阐述自己观点，这中间差别是很大的。所以，这是我讲的不参与所造成的另外一个损失。

但现在事已至此，就这个案子本身而言，我们也不要太过于纠结当初为什么不参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要往下看该怎么走下去。在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之前，我对于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稍微谈一点点自己的看法，也可能在法律上属于一些技术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管辖权问题的中方的主张。我们这些学者在海外面临一种所谓的“一年四季严相逼”的环境：老外在东南亚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中国没有道理，中国是恶霸，中国在霸凌别的小国家，好像中国一点道理都没有似的。其实不管是关于管辖权还是关于实体问题的主张，这种看法都是很偏颇的，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不管是在管辖权问题还是实体问题上，中方都有自己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强的道理。我自己个人在用中文发表观点时，对中国目前的立场提出批评意见，我坚定地认为，这些是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在英文世界发表观点，每一次都是在竭尽全力以理据为中国立场辩护的。这也造成了我，以及和我类似的学者，“两边不讨好、两面不是人”的情况。当然，这个辩护也是要实事求是地根据法律去分析。因为我自己觉得，也不能说中国的立场就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中国就不对，其他国家就对，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立场。

简单地说，就管辖权问题，中国提出，这实质上是主权问题。菲律宾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它把所有的主张包装在一起，然后提出说，我们这个主张最主要的是第二点，我们要求仲裁庭在技术上认定南海的石头是岛、是礁，还是低潮高地。这个东西一点也不涉及主权，他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那么自然而然，仲裁庭就该有管辖权了吧。这是菲律宾的一种形式上的和技术上的说法。你不能说他这个说法不符合公约，应该说这是非常符合公约的，你判定他属不属于公约的使用范围，首先要从技术上、从形式上、从字面上去判定，这是国际法的原则。

但是根据国际法的一些判例，尤其是最近刚出的一个判例“毛里求斯诉英国”（Mauritius vs. UK），中国所主张的菲律宾提出的争端实质上是一个主权问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这里，技术上的判定和主权是难以分开的，比如你说渚碧礁是低潮高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以陆定海，连陆都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中国说，我对这个东西是主张主权的，或者说中国的主张说双方已经有协定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争议的。但是问题在于，归根结底这个争议必须是在庭上提出来，才能够影响仲裁庭。你影响不了仲裁庭的话，他这个判决做出来了就做出来了。这是根据合法程序建立的仲裁庭做出的裁决，你能把它诋毁到哪里去？所以如果参与的话，中国的很多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仲裁庭。如果当初参与的话，这个案子甚至在管辖权问题上，中国都可能赢，或者到现在大家都还在纠缠着管辖权问题，而不会这么快地一致意见地判下来。

再简单说一下实体问题，我觉得其实这还不如管辖权问题更有把握一些。前面说过，裁决是不会执行的，它不会改变各方实际控制的状况，你控制的还是你的，这个不会改变。但要紧的是，裁决以后“九段线”的主张在国际上的依据是什么，合法性是什么。也就是说，裁决以后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在黄岩岛上把菲律宾硬生生给挤出去。裁决做出以后，你这样做的话，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反响就会非常大。

但实体问题上，中国有一个主张是历史性权利。在这方面，中国国内有一些说法似乎过于言之凿凿了，认为中国具有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好像很强。但是实际上，这个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应该说是比较弱的。其原因第一个就是国际法上关于历史性权利的相关论述很少，没有特别成形、成系统、成理论的东西；第二个是，即使现有的有限的论述、原则，也不是完全就支持中国的，它也支持其他国家。中国说自己有历史性权利，其他国家如越南说自己继承自法国殖民地时期，也有历史性权利，而且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渔民人家世世代代在南海周边捕鱼，靠着南海生活。

对这个案子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呢？大家现在普遍都认为，中国在这个案子上是必输的，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在现有情况下，我自己希望仲裁庭至少在两点上做出对中国有利的判决。第一点是关于太平岛是岛还是礁的问题。这一点台湾的马英九政府做了很多很扎实很有用的工作，包括中华国际法学会向仲裁庭提交的法庭意见，主要目的是说明太平岛是岛而不是礁。太平岛面积那么大，有人在那上边生活了60多年，马英九自己也登上岛，向国际媒体展示太平岛自身能养鸡能种菜。另外一点，就是我个人希望仲裁庭尽量不要去碰“九段线”，或者说对“九段线”少说一点、模糊处理。因为“九段线”无论从历史上讲还是法理上讲，都是中国对南海整个主张的基础。如果说仲裁庭赫然说“九段线”是非法的，就会给中国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但是仲裁庭也不见得一定要去碰“九段线”，一是“九段线”在国际上关联太大，二是“九段线”本身一定是涉及到主权问题的。

当然目前的问题是中国自己对“九段线”的性质没有说清楚，有那么三种说法，我就不细说了。因为我们对“九段线”说得还不是很清楚，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假如中国真的当初发狠说“九段线”就是主权线，就是海疆线，“九段线”以内连着水、石头、岛礁都是我的，就是明确主张主权的话，这个当然会石破天惊的，国际政治上也许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法律上它却是有用的。就是说，假如你当初说“九段线”就是主权线、海疆线的话，那么它一定就是关于主权的问题。只要它是关于主权的问题，仲裁庭就是没有管辖权的，哪怕你再不合理，它也是没有管辖权的。当然现在不说这些了。我就简单总结下，就这个案子本身的展望，中国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就是希望仲裁庭在我刚才讲的两个方面上稍微手软一点。

关于整个南海的未来，我就讲两点。第一，南海到现在也不过就是几块石头，所谓的油气资源到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开发。我也跟石油公司的人聊过，真要把那些油气资源开发出来的话，开发的成本价可能是现在市场上石油售价的两三倍以上，经济上不是那么划算。未来就不好说了，但是它不是什么迫在眉睫的需要。我的观点是，假如因为这些问题跟周边国家搞僵关系非常不必要，得不偿失。因为南海问题，周边国家都很警惕。上一次在云南开会的时候，东盟居然第一次要一致发表一个声明，几乎等于是谴责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

当然我说这个的意思不是说中国在自己的主权主张问题上退让，你也没有必要退让，你自己该争的利益要去争取。但一定要在外交上精细地操作，不要让它成为中国和东盟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如果它成为一个核心问题而又解决不了的话，那你跟周边国家还怎么相处呢？

为什么周边国家很重要？中国与周边国家相处，在亚洲真正宏大的目标是要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亚洲的一体化还和欧洲的不一样。亚洲的一体化是自下而上的，是市场驱动的一体化，欧洲的一体化是进行了顶层设计的一体化。所以亚洲的一体化，首先，它的进展过程中碰到的阻力应该是比较少的，除非你在国际关系上自己去制造阻力；另外，它一旦成功的话，必然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有些说法是，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中国的经济后院——当然你可以说是互为后院。但是如果真的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在这个区域中处于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外来的势力是破坏不了的。而现在一体化，还未能有大的成就，就被TPP、南海问题这些打断了。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讲过法律还有情理。情理的问题是，我们要认识到南海不光是中国的南海，那些周边国家的人也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海周围，他们也在靠南海的资源生活。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考虑到这么些以后，其实还是要回到共同开发的老路上来。以前的共同开发不是很成功，就是因为大家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主导力量。我说的这个共同开发，就是中国要发挥主导力量，要拿出一些创意，要积极主动，制定出一个南海的战略、南海的蓝图。美国在拉拢周边国家，中国也要去拉拢周边国家，共同去开发南海资源，你自己强力地去推动它，只要你推动就一定会有结果的。这是我对这些事情怎么解决提出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建议。

（注：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6月26日在“洞见轻学术沙龙”的讲座整理。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为作者薛力“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系列评论之十七）

新加坡最近处理对华关系的一些举措值得关注。

4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在中美亚洲争霸过程中，亚洲国家心向美国，如果举行“秘密投票”的话，每一个国家都会赞成美国在亚洲地区有更广泛的介入，不管他们在公开场合怎么表态。

同月，针对中国外长宣布与文莱、老挝、柬埔寨就南海问题达成的四点共识，新加坡的两个巡回大使王景荣与比哈拉里分别表示，中国似“在干涉东盟内部事务”，“分化亚细安（东盟）”。

在6月份玉溪举行的中国-东盟特别外长会议后，新加坡又单独发表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声明。

8月初，李显龙在访问美国期间更公开表示，临时仲裁庭的裁决对各国的主权声索做出了“强而有力的定义”，希望各国尊重国际法，接受仲裁结果。这是继美日澳欧盟后，第一个明确要求各方接受裁决的国家，比韩国、英国等美国盟国的表态还积极，新加坡因而成为响应美国号召、公开对中国施压的国家之一。

考虑到中国的一贯立场，新加坡的这些针对性很强、具有“公开选边站”性质的做法，只会增加南海的紧张局势，明显不利于中国-东盟关系，也不符合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的身份。新加坡这个善于在大国之间搞平衡外交的“东盟军师”是怎么了？让我们从6月份中国-东盟外长特别会议说起。

2016年6月14日在云南玉溪举行的中国—东盟国家外长特别会议，所对应的主要背景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菲律宾发起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宣布在即，而东盟系列会议又将陆续召开。

一、“东盟外长联合声明”事件中的新加坡

中国-东盟外长特别会议结束当晚，就荡出了几波“涟漪”。

第一波。特别会议闭幕当晚，法新社发布了一份据称来自马来西亚的《东盟外长联合声明》，称东盟外长对最近和眼下事态的持续发展表示严重关切，认为这些事件损害了信任和信心，加剧了紧张关系，可能破坏南海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一些西方媒体继而评论道，这份“声明”虽没直接提及中国，但措辞不同寻常地强硬，是对中国南海举动的严厉指责。

第二波。同日晚些时候，马来西亚外长称，东盟决定撤回这份声明以做出一些修改。但他对此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第三波。据《华尔街日报》消息，某东盟国家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后来称，东盟决定不发表联合声明，各成员国如有意愿可单独发表声明。

第四波。在“东盟外长联合声明”之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三国外长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声明。

根据新加坡外交部网站的信息：“（新加坡外长）维文提到，东盟外长们在该会议上对中国近期在南海的进展表示严重担忧。……维文也重申了新加坡长期以来在南海的立场——充分尊重法律和外交程序，和平解决争端，同时尊重国际法下自由航行和飞越自由，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作为中国与东盟关系2015-2018年期间的协调国，新加坡照理应该体现“居中协调”功能，但它既没有阻止“东盟外长联合声明”消息的媒体宣扬（这情有可原），也没有在马来西亚外长声称“东盟撤回这份声明做出一些修改”时做任何解释（这尚可理解），并且随后与马来西亚、越南一样，发表单独声明，其外长还意外地缺席会后的记者会。这就有点费解了。众所周知，中国认为此次会议“气氛是好的”，并在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为新加坡外长的缺席打圆场。但对新加坡来说，与发挥协调者职能相比，它这次更想扮演“东盟非声索国强硬派”的角色，以彰显一下自身的立场，哪怕带一点“任性”。

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决定了新加坡并非不在乎与中国的关系，那它采取上述行动的逻辑是什么呢？

二、新加坡与东盟、美国、中国的关系

新加坡与东盟关系

1965年8月8日巫统主导的国会通过决议把新加坡赶出马来西亚联邦。不得不走上单独建国道路的新加坡，面对两个人口远在自己之上的穆斯林国家，不能不高度关注自己的国家安全。它在安全领域采取的措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双边关系；第二，很快加入英联邦，并与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美国等建立起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它尤其重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将之当作外部安全保障的关键一环；第三，实行“毒虾”战略（后又升级为“刺猬”战略与“海豚”战略）并奉行“先发制人”策略以防范外敌入侵，为此构建起一套高效、精悍的国防体系。

经济方面，新加坡立国伊始就致力于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强化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以搭乘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快车。1960年代中期以前以转口贸易为主，此后十多年转向本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1980年代后则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新加坡也不忽略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参与创建东南亚国家联盟，对新加坡来说，经济因素是最大的推动力。“新柔廖成长三角”则是新加坡与两个邻国之间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整合的成功范例，是全球各种成长三角的榜样，已经发展为涵盖马来西亚四个州与印尼的六个省的“新马印尼成长三角”。经过30年的发展，新加坡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外贸依存度高达300%，新加坡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作为制造业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和作为服务业出口市场的东盟国家。但东盟本身市场容量有限，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仅占新加坡外贸总额的30%左右。

东南亚是二战后才逐渐成型的政治地理概念，与这一地区陆续摆脱殖民地地位独立建国的进程大致平行。这些年轻的国家致力于民族国家构建，对外来的政治、军事干预非常敏感，因此，东盟在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主要致力于成员国间的经济、文化合作。1990年以后，以柬埔寨问题为契机，开始关注本地区的安全议题，1994年成立东盟地区论坛是个标志。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东盟峰会首次举行并成为东盟最高决策机构后，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明显上升，并推动成员国与中国就南海问题展开谈判，最终在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给南海带来了几年的相对平静。从2009年起，南海问题再次趋热，并随着“南海仲裁案”的进行而不断升温。裁决出来前后，各方为扩大“同盟军”大打外交战、舆论战，南海问题因而事实上全球化了。

而新加坡凭借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和娴熟的外交手腕，在国际上享有与其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不成比例的声望与影响力。在东盟内更是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并赢得了“东盟军师”的绰号。东盟在南海问题上越来越强调“东盟统一立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加坡的偏好。新加坡因而对不利于“统一立场”之事特别敏感。近期新加坡指责中国分化东盟，忽视中国对“南海仲裁案”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忽视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针对南海问题释放出的积极信号，乃至要求中国执行裁决，都与此有关。

新加坡与美国的关系

新加坡从独立建国起，就高度重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关系，并把与美国的军事关系看作维护本国安全的最大外来保障，因此，一直支持美国强化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当美国国内因越南战争而分裂时，李光耀就在访美时反复解释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性，“强调美国的积极参与对生活在东南亚数百万人的意义”（李显龙语）；在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中，新加坡是唯一支持美国参与海峡反海盗巡逻的国家；让美国军舰通过轮换、访问等方式实现事实上的常驻——美军1990年代撤出菲律宾基地后，樟宜军港成为美国军舰在东南亚最主要的停靠点；对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新加坡积极予以回应，除了让美国滨海战斗舰长期驻扎外，樟宜军港不久前又同意P8反潜机进驻。

美国对新加坡的这些努力予以充分肯定，奥巴马就曾把新加坡称作“锚”，认为美国可借此加强在东南亚的存在。并对访问白宫的李显龙表示，新加坡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基石之一，欢迎新加坡对美F-35战机的购买兴趣，并将讨论新加坡部队在关岛受训的可能性。

当然，新加坡对美国也非百依百顺，有时候也公开批评美国，但并非在军事议题上。一个较早的例子是，李光耀对西方价值观的批评，进而倡导亚洲价值观。与美国直接相关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官方经常回击美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对其的批评，称美国“歪曲事实和真相”、“虚伪”、“双重标准”、“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强加于人”。

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

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5%左右，但新加坡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刻意淡化国内各个族群的文化特征，而强调“新加坡人”这个政治身份。这是普遍现象。而意识形态的差异、冷战的需要，更使得新加坡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非常小心。1990年前新加坡与海峡两岸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与台湾在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李光耀还与蒋经国私交甚笃。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与中国建交，在东盟国家中仅早于文莱。建交后中新关系快速发展，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迅速增加，兴建工业园区、培训行政与企业人员更成为两国合作的特色与亮点，中国在行政与社会管理上也向新加坡取经，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与两岸领导人的交情、新加坡华人为主的文化特点，使得新加坡在台海两岸政治沟通的独特平台。总之，中国前30年的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参照了“新加坡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加坡是中国的老师。在此过程中，新加坡也形成了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一种“导师”（mentor）心态。中国的迅速发展也让新加坡收益匪浅，继2010年成为东盟最大伙伴后，中国在2013年起又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

即使如此，新加坡在军事与安全领域，依靠的重点依然是美国，从来没有把“依靠中国”当作增加国家安全的一个选项。相反，新加坡开始关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地区力量平衡的影响。新加坡对中国在南海所采取的措施，较少关注其合理、自制的一面，而比较认同东盟声索国与区域外国家的解读，认为中国的行为影响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此采取的措施有：要求中国清晰化南海主张，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协助美国落实再平衡政策，强化东盟统一立场。当发现未能从中国方面获得预期中的回应时，新加坡比较合乎逻辑的举动是：推动美国更多地介入，促使东盟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李显龙的两次表态、玉溪会议前后新加坡的表现，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得到解释。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中国外交人员的一些言行举止，不时打击着新加坡外交官的心理优越感和“mentor”心态。玉溪会议时可能在这方面受的打击更大一些。新加坡加入单独发表声明国家行列，维文外长稍嫌“任性”地缺席记者会，或与此有关。

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原先都为新加坡担任协调国暗地叫好，期待着新加坡的外交特长有助于南海问题降温。上述分析显示，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多因素决定了新加坡更乐意、更适合扮演东盟利益维护者，而不是中正的协调者。一些熟悉新加坡的学者认为，新加坡从来没有利用中美矛盾渔利。这或许是事实，但对于协调国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化解矛盾难以做到，致力于缓和矛盾、不使矛盾激化是基本要求。从上面几个例子看，新加坡并未达到基本要求。

三、小结

“东盟外长联合声明”事件折射出新加坡处理与东盟、美国、中国关系时的一些原则与偏好：新加坡是东盟整合的积极推动者，在维护东盟统一立场上比大多数东盟成员国更坚定；美国始终是新加坡国家安全的最大外来保障；新加坡希望美国强化在本地区的存在，以便恢复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力量失衡；新加坡乐于与中国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在两岸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但安全问题另当别论；新加坡不愿意在中美之间二选一，但不拒绝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协作，稍稍施压中国。

基于上述判断，一个顺理成章的建议是：中国未来处理南海争端等与东盟有关的安全议题时，应该像新加坡那样，摆脱文化纽带的束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注：薛力是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刘立群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雷戴军（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来到了这里。站在莫斯科红场上，这位来自中国中部的74岁退休教师惆怅地凝望着克里姆林宫的高墙、著名拱廊式古姆百货商场(GUM)富丽堂皇的外观以及姜饼风格的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State Historical Museum)。半个多世纪前，作为中国一名学习俄语的学生，雷戴军曾惊叹于在教科书中看到的这些景象。如今，他终于来到了俄罗斯，在妻子、两个女儿、一位女婿、外孙子和外孙女的陪伴下，用两周时间游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九岁的外孙女尤倩（音）摆姿势拍照的时候，雷戴军正全神贯注地听着身边走过的俄罗斯游客讲话。“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失望地说，“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我可是精通俄语。虽然一开始很难，我还是掌握了这门语言。但现在，全都丢了。”

像数百万同时代的其他中国人一样，雷戴军接受的教育极大地受到了苏联文学、电影及音乐的影响——苏联是当时北京最亲密的盟友。但上世纪50年代末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间爆发的意识形态分歧，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一直困扰着两国关系。如今，由于陷入了与欧洲和美国的愤怒对峙，俄罗斯已经明显转向东方。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选择俄罗斯作为首个出访国家以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与习近平已经会晤了十多次。去年，在俄罗斯纪念打败纳粹德国7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坐在普京身旁的正是习近平。普京还表示，俄中关系在向前发展，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像雷戴军这样上了年纪的游客的经历——他们终于来到了孩提时被教育要热爱的国度——反映了俄中两国在寻求建立一种超越政治宣言的友好关系时，不得不克服两国曾经关系破裂的历史事实。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开始掌权时，雷戴军只有8岁。苏联书籍和电影几乎是当时他们这代人唯一可以找到的外国文化产品。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仍津津有味地谈论尼古拉•奥斯特罗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1932年创作的、描写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他们中许多人对汉语版的《喀秋莎》(Katyusha)——俄罗斯一首描写一位女孩思念参军男友的战时歌曲——都耳熟能详。

1962年毕业后，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雷戴军回到了中国西南四川省南充市的家乡担任俄语老师。但两年后，政府下令停授所有俄语课程。雷戴军被分派改教英语。“我不太懂英语，但不得不凑合着教，”他说。他的俄语教学生涯成为了高层政治的牺牲品。1956年，在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公开批评前任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实行独裁统治之后，苏联与中共关系开始破裂。1961年，北京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国家”，两国大部分关系中断。到1969年，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演变成一场乌苏里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最东端狭长领土之间的分界线）上的公开边境战争。直至毛泽东1976年去世，两个政权不断地通过恶毒的宣传相互谴责。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莫斯科与北京寻求和解，但这段互不信任的记忆仍挥之不去。

虽然两国政府正在推动建立一种有时看似准同盟的关系，但历史的阴影仍笼罩着两国关系。普京与习近平都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多极世界来遏制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两国都试图扮演领导角色。在从中东冲突到互联网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北京与莫斯科经常对彼此的外交政策倡议表示支持。例如，在叙利亚内战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存在分歧，但与中国的看法一致。俄中两国都希望强化多边组织的作用，如金砖国家（BRICS，包括新兴国家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以及由中国发起创建、包括若干中亚及南亚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SCO)，该组织成员国已举行过多场联合军事演习。

经济方面，莫斯科希望获得中国的贷款和投资，以填补吞并克里米亚后欧盟与美国制裁带来的资金缺口，而北京也试图利用俄罗斯的融资需求从后者获得更多资源。根据2014年5月在隆重仪式下签署的协议，北京同意未来30年从俄罗斯购买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俄罗斯国有能源集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称之为该公司历史上最大一笔协议。俄罗斯还表示，愿意在油气勘探项目中给予中国投资者多数股权。一家中国财团有望以提供俄方急需的融资计划为交换，拿下一项大合同——建设连接莫斯科与南部城市喀山之间的高铁。

然而，尽管有来自高层的强烈政治意愿，两国关系仍显得异常地空洞淡薄。几个月前在圣彼得堡的一场商务会议上，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蔡桂茹对与会者说：“我们知道你们喜欢我们的资金，但你们并非真正喜欢我们。”“我们一直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不会放弃。”她的发言引发了台下俄罗斯听众尴尬的笑声，但没人反驳她的说法。

去年8月一个炎热的周日下午，一群中国记者在黑龙江同江市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走下一辆大巴。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报道一项规划已久、通往俄罗斯的铁路大桥——首座跨越界河（中国称黑龙江，俄罗斯称阿穆尔河）连接两个大国的大桥。这座大桥（差不多9年前首次提议建设）本可以成为两国友谊日益增进的象征。但中方在自己一侧延伸至远超过江中的巨型混凝土立柱上已经建好了钢架，而俄罗斯一侧的建设却仍未开工。当一名中国摄影记者对着杂草丛生的对岸拉近镜头时，他只看到了一座摇摇晃晃的瞭望塔，一个身穿军装的稻草人在顶部平台上放哨。由于缺乏规划和融资，人们并不认为这座大桥最早将在今年年底前完工。

在俄中两国过去两年宣布的大型合作项目中，很多都同样进度缓慢。例如，“西伯利亚力量”(Power of Siberia)管线正在进行建设，但落后于预定计划（2014年，普京与习近平在双方还没最终敲定价格之前推动通过该协议）。

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旗下卡内基莫斯科中心(Carnegie Moscow Center)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表示：“此类延期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如此低的油价使许多项目可能变得不再可行。”中国的反腐运动也拖累了已规划的俄中合作，因为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受反腐影响尤其严重。“许多几年前曾与谢欣谈判的人现在都进了监狱，”加布耶夫说。伊戈尔•谢欣(Igor Sechin)是俄罗斯国有石油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首席执行官。

中国投资者抱怨称，虽然莫斯科承诺向他们敞开大门，他们还是要面对来自俄罗斯政府官员的猜疑和敌视。随着许多分析师预计俄罗斯经济在油价暴跌冲击下将连续第二年陷入衰退，加上中国经济放缓将搅乱全球市场，用俄罗斯的资源换取中国资金的简单合作模式已变得更为复杂。在去年9月俄罗斯东部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一场投资会议上，俄罗斯副总理尤里•特鲁特涅夫(Yuri Trutnev)驳斥了中国代表对俄罗斯银行不贷款给中国投资者的抱怨。他表示，如果中国人想到俄罗斯做贸易或投资，他们应“带上自己的资金”。特鲁特涅夫还说，中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考虑中方的利益，还应考虑俄方的利益”。

一方面问题在于，除了外交领域，其他领域的双边合作仍很稚嫩，能使合作伙伴关系运作——不论是在建筑工地还是在董事会会议室——所需的日常关系如今才刚刚开始建设。“俄中经济合作的结构不会真正带来广泛的人员交流，”政府支持的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RIAC)理事长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i Kortunov)说，“在我们与意大利、德国等国的交往中，大量中小企业在俄罗斯设立机构，雇用很多俄罗斯人。多年来，多层次的人员交流伴随着文化交流、跨国婚姻一直在扩大。而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考虑到两国的地理和历史，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虽然两国的陆地边界超过4200公里（居世界第六），但两国的发展却各行其道。两国接壤的边疆地区都并非各自的历史或经济核心区。尽管中国东北各省拥有逾1亿人口，但与东部、南部地区相比，这一地区像一潭死水。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边境最长的省份）的年轻一代很多人都离开家乡到北京找工作。

另一方面，俄罗斯很长时间一直在努力将其对与中国接壤地区的控制由专注获取原材料的殖民地统治风格转变为一种更加现代的治理模式。在沙皇和苏联时期，当局都不得不通过诉诸武力或提供高额奖励让民众迁移至该国的亚洲部分。俄罗斯最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覆盖着广袤的森林、沼泽，这里的冬天甚至比其欧洲部分更加严酷。这里还是众多劳改营的所在地之一，囚犯们被发配到这里劳动，直至累死。让人们在此定居的唯一其他方法是无偿分发耕地——普京政府去年恢复了这一19世纪的政策。即便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居民数量也不过500万人（相比之下，生活在大莫斯科(Greater Moscow)都市区的居民估计有1700万），而且他们中许多人还都想西迁。

这种人口的不均衡分布——加之对1855年俄罗斯侵占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的记忆——一直让俄罗斯人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有一天可能重新控制俄罗斯远东的部分地区。2008年，在两国彻底解决一起旷日持久的边界争端时，莫斯科与北京一致坚称，历史的这一章已经过去。但两国的普通民众仍心存警惕。“我们知道现在不应该讨论这件事，我们还不够强大，但时机成熟时，这些土地必须归还我们，”谷小梅（音）说。谷是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CNEEC)的一名管理人员，曾在靠近中国边境的俄罗斯城市比罗比詹(Birobidzhan)的一处建筑工地工作。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俄罗斯人表示，中国人日益控制当地农业和建筑业让他们感到担心。“他们当然可以来这里参观，但应该进行一定的限制，”在比罗比詹一家酒店工作的帕维尔•葛罗米柯(Pavel Gromyko)说。

在拥抱东方方面，俄罗斯精英实际上并未作出表率。许多精英像沙皇时代的俄国贵族一样认为自己应牢牢地植根于欧洲——尽管普京经常愤怒地抨击西方。包括普京密友根纳季•季姆琴科(Gennady Timchenko)在内的俄罗斯寡头们在伦敦、日内瓦、圣特罗佩等城市都有房产。高级政府官员纷纷将子女送到西方接受教育。克里姆林宫一名高级官员称：“说我们不是欧洲人简直太荒谬了。”去年9月，一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会议期间举办了一场奢华晚宴，所有食品——从沙拉到甜点——都是从西面9000公里之外的莫斯科用两架飞机空运过来的。

除了地理和历史因素，俄中在改造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采取的不同路线也使两国社会渐行渐远。在北京，共产党政权仍牢牢地掌控着权力，而在莫斯科，共产党政权差不多25年前已被推翻，这或许会让许多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俄罗斯会实行市场经济，而中国仍实行计划经济。然而，相较于俄罗斯，中国超过35年的市场化改革已将其与全球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比俄罗斯早了10年。此外，有两代中国人都依靠为世界市场制造西方品牌的产品谋生，而俄罗斯缺少这种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因为俄罗斯经济主要依赖原材料出口。自2014年以来，西方的制裁迫使俄罗斯与全球经济进一步脱节。

与此同时，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多年的财富积累使得数百万家庭能够送自己的子女到西方留学，这有助于在中国与欧洲和美国——而非俄罗斯——之间建立文化和私人联系。那些到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大都是成绩不够好或者父母不够富有。生活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巴罗夫斯克市(Khabarovsk)的25岁的吴鹏（音）说：“我没能通过可以让我得到赴欧洲留学公共奖学金的英语考试，所以只好来这里学习俄语。”

一张1955年宣传中苏友好的明信片

俄罗斯专家告诫称，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国家（主要是讲英语国家）的偏爱对俄中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是一项严峻挑战。“我们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文化联系作为基础，”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理事长科尔图诺夫说，“但那个年代培养的一代人如今在中国已不是主流。”

雷戴军一家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尽管他对俄罗斯有着50多年的深厚感情，但他的子女已经越发受到美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吸引。雷戴军的小女儿雷卿（音）最终促成了父亲的俄罗斯之旅。雷卿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之一，而且她还留在了美国。父母整个旅行的费用都由她支付。俄罗斯官员希望，这样的观光之旅可以进一步拉近两国的距离，的确，雷家正是越来越多到访俄罗斯的中国游客的一部分。2014年，访俄的中国游客数量增长了11%，达40.9817万人次，超过德国游客数量——首次成为访俄人数最多的外国游客群体。

但雷卿和姐姐雷瑾（音）略微有些失望。跟父亲一样从事教师职业的雷瑾说：“这里没人说英语。”对她的两个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旅行。她12岁的儿子尤青峰（音）觉得，莫斯科看起来比起他在电影和照片中看到的美国穷好多。“这里一切都很旧。他们说地铁很漂亮，但是太旧了！”

吴鹏来自中国东部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家家庭，是一个开朗、有志向的年轻人。他回忆起来俄罗斯头两年的痛苦经历，但表示自己很快就振作了起来。如今，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并表示想在俄罗斯再呆5年多赚点钱。自2012年大学毕业以来，他曾担任一家新加坡制泵商的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商品交易会；现在，他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承包建筑工程的中国国企提供驾车和翻译服务。但当我问他是否感觉像在家乡一样、有没有俄罗斯朋友时，他停顿了一下。“没有。工作之外，我与俄罗斯人没有任何接触，大多数时间我都感到无聊，”他微笑着说，“对我们来说，俄罗斯跟西方一样都是异国他乡，而且还没有那些好处。”

韩青（音）是一名来自中国古都西安的医生，现在在莫斯科的一家中医诊所工作。他说，俄罗斯患者让他觉得完全就像谜一样。“通常情况下，我们要望、闻、问、切，”他说，指的是传统中医使用的4种诊断方法——观察患者的气色、辨别体味、询问症状以及给患者把脉。“但这里的人肤色如此之白，我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什么。而且，他们喷的香水太多，我无法辨别任何气味。我也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所以，只能靠把脉了”。

亚历山大•奥辛和妻子张风华（音）

然而，有迹象表明，情况或许正在发生变化。“谁能想到两国关系会变得如此紧密？”娶了中国东北媳妇的53岁俄罗斯人亚历山大•奥辛(Alexander Osin)说道。他说，当他7年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时，他们是奇特的一对儿。奥辛是一名在瑞典和挪威受过培训的语言学家，曾立志成为一名外交官，而他的妻子张风华（音）是一名敢于冒险的女商人，她为在俄罗斯的其他中国人代办签证和工作许可证。“我们这一代人曾受过西化教育，”奥辛说，“我本以为自己将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但后来苏联解体了，我的愿望也落空了。但现在，我感觉与中国非常亲近。中国人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

他的妻子说，上世纪90年代作为一名俄语进修生来到莫斯科时，她感觉俄罗斯人瞧不起自己。“但现在不一样了。俄罗斯人对我们的看法已经变好。他们看到了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工作多么努力、我们的国家取得的进步，”她说。

这不仅仅是某个人的印象。过去一年，加强俄中经济联系的政治推力激起了很多俄罗斯服务公司以及专业人士对中国的兴趣，几十家莫斯科律师事务所、翻译服务及公关公司已经向中国派驻代表，并在北京、上海或香港设立办事处。民调显示，俄中两国居民对彼此的好感度正不断增加。美国研究机构皮尤(Pew)的数据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俄罗斯人的比例已从64%上升至2015年创纪录的79%。俄罗斯所做的民调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尽管皮尤的民调发现，对俄罗斯人持正面看法的中国人的比例从2014年的66%下降至去年的51%，但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所做的定期调查显示，自2011年以来，俄罗斯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每年都超过美国。

“从最基本的来说，经济方面的看法已经在发生变化，”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研究俄中边境问题的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说，“虽然俄罗斯人过去看不起中国人，但如今他们开始以羡慕的口吻谈论中国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绝不会再将俄罗斯视为苏联时代的老大哥。”

然而，两国关系要发展成真正的友谊，这或许还不够。“俄罗斯对中国的需要超过中国对俄罗斯的需要。俄罗斯已经别无出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说，“但两国总体关系还远未达到官方宣传想让人们相信的高度。俄罗斯精英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如果想吸引中国人来，将不得不参加一场淘汰赛。”

一些官员和学者指出，相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俄中两国政府更有机会改变国民态度。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的科尔图诺夫说：“在其他政治制度中，这些事情通过公民社会进行，但俄中两国有很特殊的公民社会。”取而代之的是，这一进程更多地受到上层的引导。俄中两国政府官员与政治学家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克服造成两国隔阂的无知和历史积怨。

拉里莎•斯米尔诺娃

同样供职于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并在中国东南地区的厦门大学(University of Xiamen)任教的拉里莎•斯米尔诺娃(Larisa Smirnova)说：“在中国，（俄罗斯的形象）非常刻板僵化。提到俄罗斯，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普京和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她告诫称，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经历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作为警世寓言。许多到访俄罗斯的中国人都震惊于俄罗斯比中国落后的基础设施。

“俄罗斯的道路坑坑洼洼，机场破旧不堪——我们的确已经超过他们，”谷小梅说。另一方面，俄罗斯学者表示，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化、自然风光或建筑景观知之甚少。“中国人为自己的古代文化感到自豪。我们也有必要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利用好俄罗斯文学、艺术等资产，”斯米尔诺娃说。

要培养两国年轻一代之间的相互理解，她呼吁中俄两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走向步调一致，促进学位互认，推动更多的大学合作关系和联合研究项目。另一个办法是引导媒体。“只要停止不断地进行口诛笔伐，很多不信任和偏见就会消失，这种转变正在两国显现，”她说，“俄罗斯长期以来都存在仇外的问题，有些人热衷于传播‘黄祸’论，但如今这种论调已经在俄罗斯媒体上消失。”中国实行严苛的审查制度，而俄罗斯对媒体的控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格，因此，这种方法或将被证明非常有效。在近期俄罗斯的一场会议上，中国副总理汪洋对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说：“我们必须限制负面的报道。”

构建共同叙事的一个比较容易的主题是两国对军事英雄主义行为的喜爱以及被西方误解的共同感受。去年，斯米尔诺娃与她的中国学生一起观看了2015年俄乌合拍电影《女狙击手》(Battle for Sevastopol)——一部讲述二战狙击手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的历史片。其中一幕表现的是这位年轻的女狙击手试图劝说美国加入对抗德国的战斗，她说：“我25岁，击毙了300名法西斯分子。”斯米尔诺娃说：“我的学生绝对喜欢这部电影。”作为中国人的妻子，她坚称，虽然俄中两国人民必须克服重重障碍才能走到一起，但一旦做到这一点，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将比与西方人的关系更加深厚。

“这两个仍试图在世界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国家有一些共同点。两国都有着共产主义背景，两国的未来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她说，“在西方，人们通常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所有人应该遵循的标准。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可以一起出去喝醉，做错事，扯淡。我们可以建立非常强大的心灵互通。”

席佳琳(Kathrin Hille)是英国《金融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

译者/申凯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在好几个海外研讨会上，一些与会者都要情不自禁地评论一下今年6月初的那件涉及中国的外交风波：中国外交部长在加拿大首都的记者招待会上怒气冲冲地训斥一位加拿大女记者，马上引发了加拿大媒体的广泛抱怨，然后记者团体跟进一步向加拿大的反对党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投诉，最后终于闹到该国总理特鲁多亲自出来平息这场“记（者群）愤”，说他本人已经关注此事，当面向中国外长表达了加拿大官方的不满。

这场外交风波其实没什么特别重大的份量，却闹得半个世界都知道，而且一直议论纷纷，因为在国际上很多观察家都把此事和目前的几件大事——南海争端、美中军演、台湾政情、杭州G20峰会——联系起来评论，往往作出中国是“强国崛起、全面称霸”的辛辣解读。

本篇评论力求站在政治文化和行政体系比较的层面，对中国外交官训斥外国人这类公开表现，作出同情理解的适度诠释。同情理解（sympathetic interpretation）在这里的意思是：即便你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或做法，也能置身于对方的情境中真切理解对方为什么那么说那么做。中国毕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包括军事和安全事务的最重量级参与者之一，同情理解中国外交官的某些引人注目的表达和表现方式，至少有助于抑制从最坏的可能去测度对方的恶性互动循环。

革命外交的传统和理性立场的护罩

首先我们要理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是源于“革命外交”谱系的，虽然当下北京已经不再对外频繁使用这个术语，但革命外交的传统并没有截断，其核心精神是把外交当作“斗争”和“战线”，把外交场合当作“战场”。如果把上面提及的那场加拿大风波放在革命外交的传统里看，它并不特别地刺激人。20世纪下半叶最令人难忘的革命外交事态，还是苏联所展示的那个超级大国总理的那一言和那一行：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时面对着美国官员说“我们要埋葬你们”；1960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被菲律宾代表所激，惹得赫鲁晓夫及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脱下鞋子敲击桌子，事后被罚款。

如果我们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一位够格的革命外交斗士，当属江青。1972年2月她接待首次访华、得意于自己破冰之旅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表现也可圈可点。当江青陪同尼克松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时候，他试图表现出西方绅士的风度，江青却咄咄逼人：“你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所幸舞台上此刻革命音乐喧声大作，免去了尼克松的麻烦——他得费力辩解美国1950年代的麦卡锡反共主义和1960年代越战的政治险阻，令任何美国政界高层人士不敢跑到反帝堡垒中国来（Ross Terrill, The New Chinese Empi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Ch. 10）。

假如我们不仅仅局限于高层官员的圈子，中国革命外交的生猛表现，还有一个非同凡响的实例：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武装冲突，你轰我炸，双方死伤不轻。苏联最高层担心边界局部战争失控，想与中国最高层对话了结冲突。苏联总理柯西金亲自通过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讲话。中方的话务员一听对方是“世界革命的大叛徒”柯西金，未经授权，就擅自把对方大骂一通：“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了。时任中国第三把手的周恩来为此极为恼火，亲自向一把手和二把手毛泽东、林彪写信反映（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403页）。

不过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外交传统中高层官员的火爆表达，未必就是该官员的真实政策立场。有时恰好相反，火爆表达者私下里可能持有非常理性客观的见解，他在公开场合下的革命怒火式表示，是为着在适当关头提出稳健政策建议而设的保护罩。我们很多人都记得外交部长陈毅当年那番震撼东西方的公开叫板：美帝国主义你有胆量就打过来，我等你这么多年了，头发都等白了！可是这位多年里被外界视为“极端好战分子”的外交部长，1969年9月中旬却私下里给北京决策层建言：中美之间有必要举行部长级或更高层的会谈，以缓解中国的国际安全处境（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pp. 139-144）。

名义上的对等和背后的不对等

除了以上两大方面，第三个因素也很关键，忽视了它，我们就难以同情地理解中国外交官的某些表达和表现方式为什么是这样那样，此乃“级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是总理周恩来本人兼任（1949-1958年），第二任部长陈毅是副总理兼任（1958-1972年）。他们是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级别的，也就是说，是党政核心领导圈的成员。参与顶层决策、知晓顶层意图、有正常机会向顶层反映外界动向，使得他们在公开场合下说话既有底气也有分寸，知道如何周旋拿捏。

而最近几届的中国外交部长，就是正部级，既不是国务委员（字面上相当于西方的内阁成员），也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更不是政治局成员，距离当下的党政顶层隔了好几个台阶。这就使外交部长在公开场合下，表达和表现俱受沉重的约束。绝大多数时候，他只好宁硬勿软，宁苛勿松，宁狠勿柔，总之一句话，宁左勿右，此乃官场之常情，每个稍有社会阅历的中国人都明白。即便我们目前尚无法从中方当事人那里直接获知其中的般般细节，也能够从和他们打过交道的外国政要那边，侧面透视其中的一些奥妙，以下是近期的两个实例。

其一是2001年4月1日发生的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军机相撞事件。中国军机坠毁，美国机组24人迫降在海南岛，这对美中关系是突发的严重危机。尤其考虑到美国的政治生态现实，当务之急是要中国把他们的人释放回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先前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火烧眉毛地给中国外交部长打热线电话，可是没人接话。多番周旋之后，焦头烂额的美方才跟中方说上了话，危机逐步缓解。（Shirley A. Kan, Richard Best et al, “China-U.S. aircraft collision incident of April 2001: Assessme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10 October 2001, Order Code RL30946）。事后不久鲍威尔赴新加坡出席亚太区域安全会议时，亲切地握着中国外交部长的手说：下次遇上这种紧急重大事件，我给你打热线电话，请你务必马上接听！中国外交部长笑笑点点头。

当笔者看着电视上鲍威尔对记者复述这个细节时，很是感慨：你们美国高官实在太不了解中国的决策过程了！发生这等突发大事件，中国的一个正部级官员怎么可能立刻跟你对话？那要经过多少级别、多少系统、党政军情报警察一路下来都搞定了，才能轮上外交部长去跟美国外交部门首长传话。你以为中国的外交部长等于美国的外交部长（即国务卿）呀？稍微熟悉美国政治体制的读者都知道，就外交事务而言，美国国务卿是直接向国家元首、三军统帅总统本人负责的，二者之间没有更多的层次隔开了。而在中国的体系里，二者间隔了多少层次？

其二是2010年5月2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率领代表团来北京参加第二届“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希拉里以前虽然也来过北京，但那时是以第一夫人身份来的。这次她作为美国外交部门首长来华，率领的是一个200多名官员的庞大代表团，其中有好几位正部级和副部级的美国官员（“US-China top-level summit talks in Beijing to address world affairs”MercoPress, 24 May 2010）。会议结束希拉里回到美国，对记者诉说这番谈判是多么重要多么艰难，其中提到一个生动的细节：当她走进会议厅的时候，中美双方代表团高官名字的牌子摆在两边的桌面上，她朝中方那边看，正对面却看不到中国外交部长人名的牌子，就问：“Where is my counterpart?”（“我的对应官员在哪儿？”）在这个场合，中方正面座次的官员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然后是书记处书记，然后是国务委员，再然后是部长，等等。

令希拉里不解、发出疑问的缘故，和上述鲍威尔的例子是一回事：她以为中国的外交部长就等于美国外交部门的首长。严格讲起来，在当今的中国行政体系里，没有任何一位单个的官员，堪称是美国国务卿的“counterpart”，你得要数一串中国官职才能跟美方对应。

理解“中国特色”的起步

以上两个实例是笔者讲述比较政治社会学和国际关系课程上极具启迪价值的素材，有助于让西方学生明白中国行政体系的异常复杂性。笔者费力解释完以后，总是要用一个比喻：你们西方的行政系统像三明治，我们中国的行政系统像千层饼。理解你们西方的国家治理架构，主要看纸上是怎么写的；理解我们中国的国家治理机构，主要不看纸上是怎么写的。诸位欲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必须从这里起步走。

末尾要说明一下，本篇评论里所列举的实例，没有写明最近几届中国外交部长的名字，因为笔者并不是针对具体个人而发这些议论，实乃借这些案例来解析中国的政治文化和行政体系。本文开头所说的“同情理解”，这个考虑也是包含在内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6月18日，中国外交家吴建民先生在武汉遭遇车祸去世。吴先生的意外离世不出意外地引起了中国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在一片震惊、惋惜与哀悼声中，看到一些前段时间还在指名道姓地谩骂吴先生是“软骨外交家”、“翻译外交家”的“爱国主义表演艺术家”突然摆出一种沉痛的样子来，还真有些无法适应。其实并不是这些人内心悔悟，而是在这个时候，摆出这种沉痛的样子，实在是消费吴先生的最佳姿势。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很少有真诚，只有貌似真诚的表演。

平心而论，就近几年吴先生引起广泛争议的话语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离经叛道之处。这些话语在大方向上与中国的大政方针并没有任何抵触之处，在内容上也多是为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内政外交所验证的常识。如果吴先生只是在小圈子里讲这些话，几乎不会引起任何的波澜。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当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在今天的社会里讲出这样的常识，居然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居然会因此招来如此多的侮辱与诽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吴大使敢说真话的个性之外，其实也有中国社会变化、阶层分裂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正因为此，经历了毛时代、邓时代巨大变化的中国精英，对于和平与发展始终保持着近乎于信仰的执着。他们从自己的成长经验与对世界的认识出发，坚定地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周边大国林立、地缘安全局势高度复杂的国家而言，融入世界而非四处树敌，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吴大使的主要观点与其说是天真的和平主义，倒不如说是体现着邓小平时代政治精英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看法，那就是韬光养晦、和平崛起。

这种体制内的主流看法，曾经也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流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内的精英与社会大众拥有共同的“由乱入治”的历史经验，因此也更容易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形成统一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话语权力的高度集中，老百姓在国家大事方面更多地处于被灌输、被塑造的状态，也因此更容易与精英达成一致。

然而这样的一种精英与大众一致的状态，却在最近这十年，被世界局势的改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迅速瓦解。

一方面，中国的国力膨胀让民族主义抬头，而随着国家实力的膨胀，中国与旧有世界秩序的紧张与摩擦，又刺激了这种民族主义向对抗的方向发展。坦率而言，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国家，在融入世界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与那些很容易融入世界的小国不同，中国的规模决定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过程。当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这种融入可以比较完美地开动，但是当中国随着融入的过程而变得日益强大，这个过程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就会同步变大，而这也的确很容易带来与旧有世界权力格局的紧张与冲突。早期的中国社会更多地感到的是发展的机遇，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则在习惯发展的同时，对发展中所遭受的挤压更加的敏感。

吴建民先生敏锐地感到了中国社会这种情绪，并尽可能地对大众进行疏导与教育，然而今天他所面临的大众，不再是与他具有共同生活经验与历史智慧的大众，而是更加年轻、更加躁动，更加习惯碎片化阅读而非理性思考的一代人。让人热血沸腾的粗暴口号，比柔和的智慧话语更对他们的胃口。

另一方面，今天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变得更加难以驯服，甚至充满了解构的力量。这让吴建民大使的脱胎于体制的“天然正确”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其实这种“政治正确”的危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这是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让知识与权威再分配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管理模式的特殊性，这种解构往往集中表现在医生、教师、律师等行业当中，对于政治精英的解构仍然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然而相比于内政来说，外交则是一个相对较为放开的话域，也正因为此，外交领域内的“政治正确”在近几年中受到了严重的消解。

在“中国外交是不是偏软”、“中国外交官是不是翻译”等话题背后，是社会力量对体制权威的颠覆与冲击。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吴建民与罗援的辩论根本是不公平的，因为吴建民所代表的外交系统是可以骂的，可是军方的尊严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在中国，这种对于外交系统的冲击与颠覆又有很大的特殊性。由于来自于“右”的批判通常被认为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嫌疑，因此对于外交的更安全也更容易被宽容的批判，通常就得基于“左”的一面。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下，讨论外交“偏软”，批判外交官的西化，成为了一件既不犯规，又迎合大众颠覆心态的事情。在媒体高度商业化、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以爱国主义为主要题材的营销就成了主题，而在这个主题当中，吴建民大使就成了绝佳的题材。

吴建民大使的悲哀之处不仅仅是在于，他处在一个“政治正确”与专业权威同时遭到颠覆的时代，而且在于他真诚地误以为，和他辩论和他冲撞的人与他进行的是观点之争。事实上，大多数与他争论的人，只不过是选择了一种安全的“死磕”式营销而已。然而这种营销是危险的，对于装疯的人来说，装着装着就疯了并不罕见，对于无知的看客来说，对疯狂见怪不怪，往往是卷入疯狂的危险前兆。

吴建民大使在最后的几篇文章里，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危险性的大声提醒，其实透着一股无奈的困惑——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游戏，还会有人如此津津乐道。吴建民大使其实并不明白，有的人并不爱这个国家，只是通过装作爱它来捞取利益，而并不关心这样的游戏，对这个国家究竟是好是坏。这是吴大使的困惑，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6月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个同性恋酒吧发生了一起血腥枪击案，造成49人死亡，53人受伤。凶手不久被确认为美国公民奥马尔•马丁，一个穆斯林，其父母为阿富汗移民。凶手是穆斯林并宣称效忠“伊斯兰国”（ISIS）这个情节，最初使美国政府将此事定性为“恐怖袭击”。但后来又有一些情节被披露，如凶手是该酒吧常客，也可能是同性恋，这让人觉得，他的施暴动机也可能是非宗教性质的仇恨，如恐同。最终，奥巴马政府做出定性：这既是一场恐怖袭击，也是一场仇恨犯罪。

此案发生在美国选战时期，引起双方关注，但侧重点不同。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把重点放在控枪议题上，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则强调这是恐怖袭击，要求警惕“极端伊斯兰”（radical Islam），并重提他的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的动议。然而，由于特朗普的公共沟通方式欠佳、措辞失当等原因，双方各自表态后，他的民调支持率明显下滑，落后于希拉里十几个百分点。

这个结果与一些观察者预言的“枪击案有利于特朗普”的说法完全相悖。这也说明了一点：过去西方发生涉穆斯林袭击事件时，人们经常会草率地把行凶者的宗教信仰视为主要动机，但现在美国也有很多理性的民众能够分清其中的区别，全面看待问题，不会因某个事件而陷入对穆斯林群体的整体性恐慌。

但有意思的是，某种形式的“穆斯林恐慌”正在中国网络上蔓延，虽然可能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已足以令人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近年来在中国国内网络和媒体有关穆斯林的讨论中，“政治正确”已经成为常用词，是否对穆斯林适用“政治正确”变成了一个话题。

这种情况虽然在西方网络上也存在，但严肃媒体通常不会过多纠缠于这个词汇。一个原因是，“政治正确”并非一个严谨的政治术语，更不是精确的法律术语，而更像是一种俗语，不同人在使用它时可能指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而严肃的公共讨论不能以不精确的词语为基础。但作为一个外来词，它在国内吸引了很大兴趣，很多人在穆斯林问题上使用该词时所明示或暗示的意思是：伊斯兰教可能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问题，比如暴力倾向，所以，将其作为一种正常的宗教来对待，只是“政治上”正确，而其实是不正确的，真正正确的做法是对其区别对待，甚至限制一些穆斯林的自由和权利。

本来，在现代文明社会，这不应该是一个争议性的、需要讨论的问题，就连提出来也是违反全球文明共识，令人难堪的。自称要打破“政治正确”的特朗普，只是要对穆斯林移民入境设置限制，就遭到了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盟国）和联合国的一致批评，不把穆斯林当正常、平等公民对待的主张，更是不可能得到支持。像这样的言论和观点，突破了当今人类文明的底线。但考虑到中国目前网络舆论的特殊情形，我们却的确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直接摆出来加以分析，并借此重新强调一些基本的常识。

最近，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颇有影响力的林达写的《廉价的政治正确会遮蔽暴恐真相》一文，在中国网络上广泛流传。此文虽然缺乏严密论证，很多地方语焉不详，但给大多数读者的读后感是，所谓“穆斯林绝大多数不是极端分子”的说法只是“政治正确”，伊斯兰教本身带有“危险的部分”，在穆斯林群体中，不同寻常的大比例的人具有极端、暴力倾向。这很容易让一些读者认为，伊斯兰教不能被作为一种正常的宗教来对待。

从文章品质来看，林达此文叙述多于论证，诉诸情感多于理性，对许多原始材料不加质证、审核地全盘照搬，像“沙特的性质相当于ISIS、沙特要消灭所有‘异教徒’”这样的说法更是明显违背事实，不可能通过严肃媒体编辑的审核。虽然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但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发表会造成社会影响的言论，一定要具备过硬的相关知识，并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但林达此文明显达不到这个标准。

林达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基于“多元文化、宗教自由”理由而拒绝甚至“封杀”对“极端伊斯兰”的分析和批判，只是一种廉价的“政治正确”，是不对的。然而，林达抨击的只是一个稻草人。的确，如果只以“多元文化”为理由而拒绝讨论、指责任何具体的穆斯林国家、团体、个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显然是不合理也不合逻辑的，但是，像这么做的人是很少的。没有任何西方国家会限制公民自由讨论伊斯兰教，只是法律和道德要求不得在公共场合发表歧视、仇恨和煽动性言论而已，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封杀”合理的自由讨论。而自由的讨论最终也使更为合理、更为符合事实和公共利益的观点脱颖而出，即尊重和正确看待伊斯兰教的主流观点，这也正是自由的力量所在。

就在林达此文所提到的一个视频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人们可以在电视、网络上讨论所谓的“极端伊斯兰”问题，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提出各种疑问。只是在有些时候，有些人认为他们的讨论越了界，有可能导致对穆斯林整体的负面描述，因而表示抗议。有的抗议者的态度的确比较激烈，但他们都不掌握国家权力，绝对无法“封杀”言论。所有西方国家政府，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天真地为维护“政治正确”而拒绝批评某些伊斯兰国家的酷刑，或者塔利班阻碍女童上学的行为。而且，很多穆斯林自己也会抨击其他穆斯林的仇恨、暴力、极端行为。可以说，林达只是以廉价的方式，指出了一个廉价的、几乎没有人会犯的错误，也因其廉价而缺乏意义。

林达此文描述的的一些伊斯兰国家存在的仇恨、压迫、暴力、酷刑、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的确是属实的。但理性和常识告诉我们，类似的行为在其他社会、文化中也存在，而不一定专属于伊斯兰社会。同时，应该对这些错误负责的是具体的穆斯林国家、团体和个人，除非有相关证据证明，否则这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团体、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后者不应为此承担任何现实责任或道德责任。此外还需厘清的是，这些现象是宗教原因导致的，还是有其他政治、经济、社会原因导致的，什么是主要因素。这些都需要严谨的分析，而不能做出跳跃式的结论。

林达在文中引用了学者山姆•哈利斯（全名为Samuel Benjamin Harris）的观点。哈利斯是一位美国哲学家、神经科学家，而非权威的伊斯兰研究者，也不是宗教学家、国际关系学家或防务专家。哈利斯也许有权发表他的观点，但如果将其视为权威甚至唯一的真理，并认为与之不同的观点就是天真的“政治正确”，那是极其愚蠢的。哈利斯轻率地把穆斯林分为“温和”和“激进”两大类，并用文学般的生动语言描述不同类型的“激进”穆斯林的心理活动，仿佛他全知全能地进入了十几亿穆斯林的内心，能洞悉他们的全部想法。显然，这不是科学的、能令人信服的研究方法，不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

哈利斯试图用一些民意调查数据证明，有反常大比例的穆斯林支持极端暴力行为，并暗示穆斯林有固有的更倾向于暴力的趋向，这个分析带有极大的缺陷。首先，民意调查受样本范围的影响，有很大局限性，不是严肃研究的素材，至少不能作为孤证使用，而且一时的民调只能说明一时的情形。其次，林达对这些数据的描述不够精确、全面，很容易误导读者，比如在穆斯林觉得一些极端暴力行为是否可以接受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区分“仅偶尔可以”和“经常可以”这两种不同情形，而这是非常关键、不可遗漏的区分。第三，受访者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回答，可能是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可全部归因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比如，与西方近期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如伊拉克）的穆斯林（包括其向欧洲的移民）所做的回答，可能与无此情形国家（如印尼）穆斯林的回答迥异，而如果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相同的话，前者的回答就更应该归因于非宗教因素。

哈利斯的观点绝对不是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甚至很可能完全不会为严肃的学者接受。这么一种既不专业也不严谨的分析，林达却奉为“事实”和“真理”，并认为不这么看、把伊斯兰教视为正常宗教的政治家，都只是中了“政治正确”的毒，因“担忧被视为种族歧视”而“罔顾事实，一心‘正确’”。这种思维方式是偏执、幼稚、可笑的，与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归于“美国阴谋”的思维没有多大区别。

就美国而言，在伊斯兰问题上，希拉里、奥巴马的表态都是，绝大多数穆斯林是和平、宽容的人，ISIS等组织是在绑架伊斯兰教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即使曾在伊斯兰世界展开大规模战争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曾表示，“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即使标榜反对“政治正确”的特朗普，也只是要求奥巴马说出radical Islam，而没有公开为这种“绝大多数穆斯林不是极端分子不过是假象”的说法背书。即使欧洲的“极右”（far right）政党，也只是要求严格限制移民流入，而不会公然宣称穆斯林整体有问题。西方现代国家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全面掌握和分析信息、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希拉里、奥巴马们这么说，不是因为他们遵守某种高调的价值观，更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误导，而是因为这是在全面、严谨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更符合实情，这样的表达也更符合公共利益。

西方严肃社会有这样的主流观点，遵守“多元文化、宗教自由”的原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西方并不是盲目、机械地应用这一原则，这同样有着历史经验的基础，是基于与伊斯兰文明交往的实践。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有共同的渊源；西方和伊斯兰世界打了一千多年的交道，虽然有征战杀伐，但也有交流、融合；二战后就有大量穆斯林作为劳工移民到欧洲，现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穆斯林所占人口比例已超过中国，美国穆斯林人数也在快速增长。西方社会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并不陌生，而是相当熟悉，至少比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熟悉。西方严肃社会在整体上尊重、不歧视伊斯兰教的观点，也是基于这种长期的交往所积累的经验，而所做出的理性抉择，当然在整体上持有这一观点，丝毫不会影响对穆斯林群体中的具体犯罪分子、从事暴恐行为者依法进行惩治，这和对待其他群体的态度是一样的。

在此问题上，也有一种流行的疑问是，西方“宽容、多元、自由主义”的观念，是否可以应用于一些不主张宽容、多元的群体。这的确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但在伊斯兰问题上并不一定适用，因为伊斯兰文明本身就有很多宽容、多元的元素，伊斯兰教也存在和现代西方文明兼容的可能性，而且这个过程正在发生。篇幅所限，此处不展开分析，仅举一个直观的例子：新任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表示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同时是一个奉行欧洲价值观的人。现在已有一些穆斯林成为欧洲国家的政府高官，西方各国的军队里也都有相当多的穆斯林士兵。在世界范围内，虽然仍然存在族群仇恨和仇杀，但文明的交融正在推进，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向没有多少种族歧视、宗教仇恨传统的中国罹患某种“伊斯兰恐慌症”，那是相当可笑的。

我们再来回头看看“政治正确”的问题。如前所述，“政治正确”不是一个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在正面意义上，它是指，在谈论不同社会群体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时，人们应该使用政治上正确、即政治上中立的语言，不能使用歧视、仇恨、煽动性语言。但“政治正确”在很多时候也被用于贬义，即暗示某种观点只是政治上正确，而事实上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个迷宫，我们要从中走出来，只需坚持一个原则：用政治上中立的语言描述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而不能使用歧视、仇恨和煽动性的语言，对某些群体做出笼统、整体性的刻板负面描述。在坚持这个原则时，我们可以用“政治正确”这个词，也可以不用，而代之以“政治中立”、“反歧视”等说法，以免与“政治正确”的负面含义混淆。

有人认为，强调这种正面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是一种左派思维。固然，这可以从“左派”争取社会公正平等的意义上来理解，但我们也可以从“右派”的古典自由主义角度来理解。如哈耶克等古典自由主义学者所阐释的，人对于世界的无比复杂性是无知的，所以人需要保持谦逊，不可只基于直觉、印象而做出自负的独断。比如有的人可能对中国某个地域的人抱有某种固化看法，但因为我们的理性不可能洞悉所有情况，所以我们不能在媒体等公共空间上放纵这种看法。从这个角度而言，正面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是自由主义的合理引申，也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遵循的原则。

也有人认为，正面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是要强行把普通人变成“圣母”，接受普通人所无法承受的高道德标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政治正确”这样的规范，并不监察人的内心，而只约束人的外在言论、行为，而且通常只适用于公共空间。根据现代社会公域与私域的划分，在私人空间里，各种顽固、偏见、不理性的爱与憎都是被允许存在，但在公共空间里，言论必须受到公共伦理的约束，而且越是重要的公共人物，所需受到的约束更大。一个社会应用这样的规范，是相当简单易行、成本极低的，同时又能收到很大的避免族群分裂、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效果，极为有利而基本无害。

正面、反歧视意义上的“政治正确”，其实是倡议我们谦逊、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对于各种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边缘群体，因某种原因我们不了解的社会群体，或者人数较少、话语权较弱、声音得不到倾听的群体，必须在掌握完备信息的基础上做判断、下结论，尤其是在公共空间发言，知识分子、公共人物、政府官员发言的时候，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更是必须以这样的谦逊与尊重为基础。这既是一种理性、对所有社会成员有利的选择，也是人类几千年不同族群、文化交往经验的总结。实在看不出来，这样的“政治正确”妨害了谁，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坚持？

（注：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