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欢乐遭杀戮？

——托马斯•哈代《偶然》

旧年将逝之际，西风过去，北京的冬日迎来了难得的好天气，天高云淡，阳光灿烂。

但是，对于厕身传媒业的许多人来说，寒冬里的好天气并不能抵御来自心底的寒意。

“为什么这个世纪比别的世纪更糟？

也许，因为常怀悲伤和常响警报，

它只触摸这黑色的溃疡，

但却无法在时间的跨度中将其治愈。”

——白银时代的歌者阿赫玛托娃曾经悲伤地吟唱。

但如今并不是我们所处的世纪比过去更糟，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应该发生的变化。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处在大转折的关键时刻。虽然明明知道应该驶向的彼岸，但我们却热衷于在此岸兜圈子。

本应该释放的活力，却越来越有气无力；本应该关进笼子的权力，却越来越随心所欲。

于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停滞，甚至后退。

困惑笼罩着社会。

作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晴雨表的中国传媒业，寒意袭来，自然也是寒颤连连。我在2013年上一篇《大转折时代埋头做一只鸵鸟》一文中最后的判断，不幸而言中。

就在年底，上海的《新闻晚报》宣布新年停刊。此前，上海刚刚宣布文新集团和解放报业集团合并组建，华人文化基金成了一向牛气的财新传媒的新股东。

最新发生的事，是传媒人圈里流传的媒体界的另一位大姐大、《中国经营报》总编李佩钰女士关于对《中国经营报》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讲话，显示了传统媒体业遇到的巨大压力。

无论把这些变化看作是主动迎战，还是被动调整，在这个时节，都进一步强化了传统媒体人的悲情。

在逃亡的慌乱中，在坚守的痛苦中，在旁观的幸灾乐祸中，在监管的铁石心肠中，恐慌摧毁着理性的判断，传统媒体人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

未来又将驶向何处？

但是，我们的未来，却注定要从这里开始。

一、大势

在回顾2012年的传媒业时，我认为那是一个平庸的调适之年，至今也坚持这个判断。

2013年又是什么？

粗鄙时代。

粗鄙时代是我服务的《中国周刊》在2013年4月号所做的一期封面，这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判断和定性。

我觉得这个定性不仅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同样，这一概念，也可以用来观照我所厕身和认识的2013的中国传媒业，甚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传媒业。

并非说过去中国传媒业就不粗鄙，可以说，传媒业与我们的社会一样，从来就没有摆脱过粗鄙，只是，在过去的岁月里，传媒业力图进行的争取独立人格的媒体市场化努力，以及高扬的铁肩道义的守望者的理想主义精神光辉，遮掩住了传媒业盛行的粗陋的利己主义的身影。

在这样事实上的悖离中，在理想主义不断遭到的摧折中，在标杆性人物不断地被动退场中，粗鄙的利己主义终于在2013年走出了阴影，堂而皇之在中国传媒业登堂入室了。

过去的传媒业，更多可以说是粗陋，这种粗陋，是同社会当时的开放程度、认识水平和传媒业的开放程度、认识水平密不可分的。

内容制作粗陋，即便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媒体，内容制作充斥着传媒业者水仙花情结，至于官媒，更是用早已过时的手法灌输、教化它的订户。

如今受众需求已经普及，但内容制作上，除了市场化媒体有些调整（依然不够）外，原有的手法更是变本加厉，而在新的政治及市场压力下，严肃内容渐行渐远渐无声，而低俗粗野迎合民粹的内容越来越强悍，是以内容从粗陋而粗鄙。

在营销方式上，有违市场经济的关系营销，从羞答答的潜规则变成明规则，甚至演变为公开的、直接的敲竹杠，从专司敲竹杠的承包版面，扩展到主流媒体，范围之大，影响之恶劣，前所未有。

更有一些媒体，在一些社会反响较大的案件中，不能遵守媒体的专业要求，直接介入进案件，甚至在报道时凌驾司法之上。

至于对传媒的管理，过去都是雪泥鸿爪有迹可循，至少也要合已定之章法，但如今从微博删帖而限定报道内容，乃至处理人士，一方面悄无声息，一方面手法粗暴无据。

传媒业整体粗鄙化已经不可阻挡。其形成，既有社会环境的粗鄙化，也有市场的压力，政治的压力，加上技术冲击带来的逃亡潮，以及传媒业者自身的犬儒迎合，而这一过程，迅速消耗着原本应该也可以进一步提升的媒体运作水平和它们的公信力。

底裤正在被撕掉。

这一过程，也是传媒业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它是由传媒业内外联手完成的。

不仅传统媒体的粗鄙化，即时互联技术平台上的许多社交媒体自媒体，创业过程急于成功急于建立自己王国的急不可耐，在把别人一棍子打死的同时，大吹自己的法螺，也显示了粗鄙的特征。

我本以为建立在新技术新平台上的新东西，可能会抛开了传统媒体的丑陋一面，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多少有些失望。赫尔岑说的对，绝不能用旧监狱的砖瓦为民众造出一座新的房子。

真正的新媒体，我们还要期待技术来冲刷，等待时间来沉淀。

但是，即使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粗鄙的时代，生活在粗鄙的媒体世界里，也要好过鸦雀无声的秩序时代，笼子时代。

相较鸦雀无声的秩序时代的命定，粗鄙时代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许多力量已经突出了笼子的栅栏，真正开启了一个多样选择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时代。

于是，声音不能再从一个喉咙里出来，技术已经突破了锁喉术，虽然还会依然遭遇高墙。但是，技术进步的摧枯拉朽，不仅是制造了对传统媒体业升级换代的压力，更是对粗鄙的钳制的突破。

所以，在正常改变无望的时候，我宁愿把希望的温存目光，投向技术。

信息垄断是专制主义的基础，我们没有制度来打破信息的垄断，但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突破了信息的垄断。

那么，我们还是来看看，哪些才是粗鄙时代正在发生已经发生够得上称为传媒业趋势的？

我的判断是，未来的传媒业有五大趋势性变化：

趋势一：

技术继续主导媒体变革，推动媒体型态的改变，传媒业态的改变进一步加速。这种加速既体现在对传统媒体的解构上，也体现在技术主导的新媒体型态的更新换代上，以速度换阵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1、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技术正在解构传统媒体过去所拥有的渠道垄断、内容垄断和专业垄断地位。

2、技术创造新的媒体岗位需求，程序员工程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受过专业新闻教育训练的人，未来这是一种对以政治导向重组共建的新闻教育的釜底抽薪。典型如传统媒体里的图表式解读，比如以算法为基础的新媒体新贵今日头条，等等。

3、技术的进步，门户开始衰落，从微博到APP到新闻客户端到微信，未来还会有什么登场？

每一次新平台登场，都是对现有传播形式的冲击，没有能够抵挡的，用户分流，客户分流，收益分流，媒体业呈现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这种变化还会加速。

趋势二：

在技术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冲击下，求生的欲望使传统媒体的变化趋于两极化，一极是政治忠诚原则被市场效率取代；另一极是媒体收回探向市场的脚尖，回归政治体制的羽翼下。上海报业的变化，目前看来更像后者。两种都是不同的求生术。

关键是谁能扛到最后。

趋势三：

组织没落，群雄并起。技术既然解构了媒体原有的内容生产的专业性、垄断性地位，以及传播的垄断地位，其对组织的冲击自然很大。

中国传统媒体的形成是非市场的，分散、低效、高耗是它们的基本特征，媒体从业者在机关事业单位式的媒体机构中养成了官派习气，即便市场化媒体中，文人式的清高散漫也使媒体机构的效率低下。

在技术和资本主导的媒体平台冲击下，这种低效高耗的组织将会逐渐瓦解，组织规模越大，压力越大。组织降低成本成为必然选项。

另一方面，技术赋权，让普通人在信息采集传递方面，拥有了上帝、教皇或皇帝般的力量，每个人都能成为内容生产者，每个人都是媒体，传统媒体的替代者野蛮生长，个人魅力型和专业型的新媒体平台，将会获得更多机会。

趋势四：

媒体内容产品化，正在成为传统媒体自救的法宝之一。产品化后的媒体，各个产品组更像同人办报。

或许，产品化能够成为媒体的一根救命稻草，但是它最终可能消解媒体原有的特征，产品化救赎越成功，媒体的属性越消解，尤其在媒体的公信力和话语权方面。所以，其后果尚待观察。

趋势五：

媒体平台的商业工具化进一步发酵。即便传统媒体遭遇了如此困境，还是有大资本义无反顾地闯进来。

与中国的其他文化产业投资一样，比如动漫等，都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内里乾坤，不仅自知，谁都知道。

尽管一些有影响的媒体尚有利润，但这些利润，对于那些投资投机动辄收益以亿计的大亨们来说，没有丝毫兴趣，他们愿意投钱，是看中了媒体平台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态中的独特位置和影响力，借助媒体的这种位置优势和影响力，可以助大亨们在政治谋划和商业经营中一臂之力。

媒体正在成为商业资本撬动更大平台的工具。而所谓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喧闹下，掩盖的也是文化产业工具化的实质。

越来越没文化，越来越粗鄙化。

二、事件（排名不分先后）

1、打击互联网谣言，争夺阵地

争夺阵地一说，更好地体现了2013年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管理的目的，甚至，不惜牺牲司法的声誉。看看如今微博的一地鸡毛，好似成果累累，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谣言大V，而在现实生活的困境，社交媒体成为舆论和群众情绪宣泄的渠道，根本在现实问题，人们转谈风花雪月，并不能解决问题，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早有古训。

风险将可能在另外的地方积聚。

2、南周事件

2013年初的南方周末新年社论事件，到年尾呼应的处理，让我们这些看客不免大跌眼镜。

要有多愚蠢才会这样秋后算账，难道这就是所谓亮剑？

3、媒体的伦理危机

2013年，作为企业危机公关对象的媒体，自身的形象出现了危机，从新快报的两根骨头到京华与企业连篇累牍地批判，到环企恨别之语，还有那些今年失陷的数字惊人的记者编辑，背后指向的都是媒体和业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

4、媒体人的集体逃亡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2013年传统媒体人的逃亡规模更大，而且几乎鲜有反向逃亡的例子。

人才流向是行业兴衰的一个重要指标。

5、媒体并购、合并风潮开始

合并风潮起于上海。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与浙报传媒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CMC占股将超过40%，成为财新传媒第一大股东，胡舒立和黎瑞刚开始合作。

另外，上海文新报业与解放报业合并，组建上海报业。当年文新报业集团挂牌时我恰巧在现场。

在中国，传媒业是一个有进入门槛的不完全市场，上述并购与合并，背后更大的推手不是资本，而是政治。这也是中国特色。

6、4G牌照开始发放

2013年底，工信部正式发放了4G牌照，移动获得了TD-LTE牌照,而联通和电信在获得TD-LTE牌照的同时还获得了FDD-LTE牌照。虽然只发三张牌照引发了业界批评，但4G时代，媒体业将会发生何种变化，我也很好奇。

7、媒体管理机构合并

作为传统媒体的主要管理机构的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在2013年合并。虽然政府在媒体发展中依然有着重要影响力，自然也算得上大事，但如果不能依据市场和行业发展变化进行调整，没有现代理念的管理制度和手段，怎么调也跟不上媒体业的变化。

8、共建新闻学院

2013年有司在上海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的做法和经验，指导10个省市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签署共建协议。10所高校成为试点先行单位。

三、年度媒体

1、年度报纸

新京报

南方都市报

——业界良心，当之无愧。

2、年度杂志

财新新世纪周刊——今年有好多厉害的文章，尤其在反贪污方面。

中国周刊——内举不避，毫无愧色。粗鄙时代，一锤定音。

人物——我一直看好这本杂志。

IT经理世界——产品化的先行者。

3、年度公众平台

腾讯微信——继微博之后，又一个新的大众传播平台。

腾讯大家——一种试图聚合有粘性内容的平台的尝试。

4、年度新媒体

钛媒体

今日头条

5、年度网络媒体

共识网——寻找共识，传播思想。

四、年度人物

1、罗振宇/申音（及其所代表的群体）——探索者。

2、牛文文——成功从媒体人转身成企业家。

3、罗昌平——从马三家到打铁记，从传统媒体到试水新媒体，靠的都是内容立身。

4、裘新——其实在上海滩的媒体圈大大有名，只不过上海媒体领导者多在体制内，大都比较低调，接掌上海报业这个烫手山芋，第一件事就是《新闻晚报》停刊，不容易。

5、刘洲伟——从21出来创业，迎接新挑战。

6、江艺平——退休，一个时代的象征。

7、周忠华——低调接掌商界传媒，潜力。

进入2014年，我开始了自己在传媒业的第二十个年头。

二十年来，我在中国传媒业，由中央而边缘，由报纸而杂志，由甲方而第三方，由采编而兼带经营，看多了潮起潮落，人来人往，这经历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有。

许多人问我对未来传统媒体的看法，我并没有普遍流行的那种悲观。

我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中都表达过，凭什么其他产业有生有死就正常，中国传媒业就只能只生不死？或者一有生死，便是惶惶如业态的覆亡到来？

这不正常。

我们都会死，我们所作的事也未必做得成，但我相信，即便我们死了，好的传统媒体依然会存续，会发展，这个社会还有需要，当然，如何做好，是另一个问题。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提到过自己写的一首小诗，我很喜欢，觉得很贴切我们传媒业现在的境况：

“干燥的暴风雪使人双目失明，

但我们不用眼睛也看见了，

春天的绿眼。”

我一直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无论社会发生什么变化，把自己选择的事做好，这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也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心中向往春天，虽身陷严冬，也听得见遥远春日的低语轻声。

（后记：自2003年起，我写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至今也已经写了整整十个年头。

2013年12月31日晚2014年1月1日凌晨

于旭日嘉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简介：朱学东，《中国周刊》总编辑，曾任《南风窗》总编辑。）

他来自粗犷的武汉，而且高中就辍学了。那么，他如何成长为亚洲身价最高的在世艺术家之一？

1998年时，曾梵志还在为找一处地方展示自己的画作而苦恼。那时，中国的现代艺术市场几乎不存在。后来，多亏一家起步不久的上海交易商（香格纳画廊——译者注）帮忙，曾梵志才得以把一幅作品挂在上海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的大堂里。一名美国游客出价1.6万美元买下了他的这幅名为《面具系列6号》（1995年作）的作品，这让他非常高兴。

短短十年之后，在佳士得(Christie's)于香港举行的一次拍卖中，这幅作品被人出价970多万美元拍走，这让曾梵志成为亚洲身价最高的在世艺术家，同时也让那名在拍卖中卖出此画的美国游客欢欣不已。

时至今日，曾梵志已成为艺术界的代表之一。从他的艺术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艺术（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他小时候即文革期间的功利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到今日令人目眩的高度——在全球举办艺术展，身价高达七位数。

我来到曾梵志的工作室对他进行采访。他的工作室位于北京城郊一个著名的艺术区。这里就像一处宁静的绿洲，让人可以暂时远离北京那令人抓狂的污染和喧嚣。穿过一个带假山泉水、高大树木的庭院，便到了入口大厅。大厅里主要摆放着一座精美的木质佛像，其年代可追溯到唐朝建朝的公元618年之前。

大厅左侧，就是曾梵志工作室的入口。他的工作室屋顶很高、屋里很亮堂，里面排列着大量已经完成或尚未完成的画作；他那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作品，也随意地点缀其间。曾梵志抽着一支上好的雪茄，与一位客人忙着审视他最新画展的小型模型——这是一个回顾展，要展出他在1990年至2012年间创作的40幅画作和雕塑。该展览将于今年10月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in Paris)开幕。

他的助手在隔壁的厨房给我沏了一杯美味的浓缩咖啡。几分钟后，曾梵志来了。他一头大汗地向我道歉，说让我久等了、而且工作室里没有空调——他解释道，没装空调是因为他的画需要慢慢晾干。

他刻意保持礼貌，态度平静而谦和，甚至有些害羞，但他的眼神却有着花岗岩般的坚毅。我们在庭院的花园里坐下，沏了一壶好茶，我感觉他已经适应了别人对他的恭维。“我们目前正处在中国艺术大发展的时代。”他说，“上世纪90年代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却有数不清的艺术家。我不好说他们是不是都很出色，只有未来的人能够评判。”

中国艺术市场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富前景，吸引来了无数造假者、抄袭者和机会主义者。面对这些人，曾梵志给出了上面这样一个含蓄而有些外交辞令式的评论。他表示，自己不会浪费时间思考艺术界乃至整个世界的现状，自己的全部心思几乎都在绘画上。他坚持认为，每一笔都要由自己来画，为此他放弃了周末，一年330天都泡在工作室里。只有在北京酷暑之时，他才会抽出一个月时间与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这种对艺术的专注一直是曾梵志人生最突出的特点。1964年，曾梵志出生于粗犷的华中城市武汉，父母是印刷厂工人。他说：“我一直是个坏学生，拒绝别人强迫我学些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我那时真正感兴趣的只有素描和油画。”

武汉是文革的震中之一。文革始于1966年，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官员在这场运动中受到迫害或失去生命。曾梵志的父母被定为工人阶级，因此他的家庭相对要安全一些。但在这场席卷整个社会的浩劫面前，他的家庭也并非毫发无伤。

“那时所有人都穿一样的衣服。但我母亲喜欢漂亮的东西，有时候，她穿的衣服会带点色彩，比如上面印着粉色的花。”他说，“就因为这个，她被批具有‘小资产阶级情绪’。那段经历深深影响到了我的整个家庭。”

尽管曾梵志的母亲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被暴力“批斗”，但他一家却遭到几波气势汹汹的红卫兵的公开羞辱。红卫兵在他家房子外面和她母亲工厂里都张贴了“大字报”，批判他母亲。“大字报”是一种用毛笔字手书的海报，自中国还是帝国的时候起就被用来表达抗议或传播热门消息。

在那之后不久，年轻的曾梵志就开始把绘画当成个乐子，从原先毛时代学校教育的单调中脱身。他说自己是个坏学生，这可并不是在夸大其辞或是在假谦虚：他没有念完高中，16岁时就像他的父母一样在印刷厂工作，并在业余时间去上正规的绘画课。

有一天他发觉，有一种叫美术学院的东西，他随即决定申请。但由于在数理学科上有欠缺，他连续五年高考都没有考上。1987年，他终于被湖北美术学院(Hubei Institute of Fine Arts)录取，时年23岁。他说：“我很幸运，我父母没有给我压力或者打击我，他们很支持我。每年我的高考成绩都提高一点点，直到我最终考上。”

1991年毕业后，曾梵志只想待在家里画画，但他被政府分配到一家刚刚起步的广告公司工作。事实证明，那时正是新中国广告业的破晓时分。“我刚开始在那工作的时候，唯一能被展示的广告就是政治标语。但很快局面就改变了。”曾梵志说，“我给那家广告公司弄到了一笔大合同，因此可以一年不去办公室。我一些最好的作品就是那段时期画的。”

曾梵志接受的正规绘画教育大多意在让学生创作出传统的苏联式现实主义作品，但他却发展出对德国表现主义的欣赏。在向广告业进军的短暂岁月里，他甚至还读过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David Ogilvy)关于如何营销啤酒和衬衣的著作。曾梵志创作出了自己的首批重要作品，包括怪诞而又令人难忘的《肉》和《医院》系列——在这些画中，他已为人物画上了超大号的手，这也成为他日后作品的特征之一。

1993年初，曾梵志得以彻底辞去工作，搬到文化底蕴丰厚的北京。在这之前，他已把最初的几幅作品卖给知名香港藏家张颂仁(Johnson Chang)。张颂仁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颇有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栗宪庭的建议，给曾梵志的四幅大型油画每幅出价2000美元。这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一笔巨款。

曾梵志说，张颂仁仍保有那四幅作品，它们今日肯定已价值数百万元美元。“在当时，这两位（张和栗）是中国艺术界最重要的人物，他们真的对我的起步起到了帮助，”他说，“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他们还给了我自信。”

曾梵志说，在北京，他找到了一个圈子，可以“一起吃喝一起玩”，其中的一些人未来将跻身中国最知名艺术家行列。同时，他还踏上了一条不断重建和改造的道路，彻底地采纳然后摒弃新风格。“我们认为梵志是中国最伟大的在世艺术家，原因之一是他的视觉图像始终在变化。”高古轩画廊(Gagosian Gallery)香港分部主管尼克•西穆诺维奇(Nick Simunovic)说，“他从未满足于一种身份，而且在很多方面他都越来越出色。他的艺术其实反映出了中国的发展。”高古轩在中国之外的市场代理曾梵志的作品。

来到北京约一年之后，曾梵志开始创作《面具》系列。这也让他最终成为身价百万美元的艺术家。这些作品采用的风格和技法有别于以往的作品，反映出了他的如下感受：中国首都的人们在面具背后，互相掩饰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面具》系列成为他市场价值最高的产品，但他在2004年却再次彻底改变风格。这一次，他努力的目标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和书法。

他认为，浪漫主义画家、德国表现主义流派、塞尚(Cezanne)、毕加索(Picasso)、流行艺术和中国传统画家都对自己有所影响。但他表示，他的生活和经历才是塑造他作品的最重要力量。他最近的作品以大幅精细绘制的风景画为主，画面被大量荆棘般的线条扭曲；另一些作品则含有对他最喜欢的某些德国画家的直接参考。

西穆诺维奇说，中国艺术市场过去十年经历了几个让人揪心的周期，但曾梵志作品的价格一直相当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海外艺术圈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另外他的作品大多由国际藏家收藏。

“（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中国艺术市场来说是件大好事，因为投机者被清除掉了，剩下的则是真正的艺术爱好者。”曾梵志说，“不过，这对我没产生什么实际影响，因为不管二级市场发生什么事，我作品的售价一直比较稳定。”

2011年，中国艺术家张晓刚1988年创作的一幅作品在香港拍出1010万美元的价格，打破了曾梵志的拍卖纪录。不过，中国现代艺术品的价格仍不够稳定，经常受到投机性购买的冲击，尤其是来自中国内地的购买。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任何富人从定义上来讲都属于新富，或者说是“暴发户”。伴随这种暴富的，是物质享乐主义和炫耀性消费。

曾梵志显然享受了成功带来的身外之物——设计师品牌服装，名牌表——但和中国数量越来越多的新富们一样，他现在似乎也在追寻某种更实质的东西。“刚起步时，我想的是赚更多的钱，买豪车、坐飞机，但最近几年我真的改变了很多。”他说，“我认为，如果所有人做事都是只为了钱，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生活中他变得越来越富有，但他的品味却变得越来越简单。曾梵志说，自己仅有的真正嗜好是古巴雪茄和高档中国茶。他最大的开支是在自己艺术空间的运营上，每年花费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这个艺术空间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支持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让他们能够展出自己的作品，丰富自己的艺术经历。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曾梵志只有一次表露出警惕和不安，那就是当我问他政治在中国艺术中扮演何种角色时。世界知名异见艺术家艾未未住的地方，与曾梵志工作室只隔几个街区。艾未未的住所经常受到中国国家安全部人员的侵扰。“我并不是对政治不闻不问，我只是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我的艺术上；我不是个政治艺术家。”曾梵志说，“艾未未是我邻居，我并不反感或讨厌他，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做这些事情）的原因。”

曾梵志的雪茄快抽完了，我们的采访也接近尾声。但临走之前我想知道，那名在1998年投资了这位默默无名的画家、最后赚了将近1000万美元的美国游客后来的故事如何。“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不过，在（2008年）拍卖会上售出那幅作品之后，他曾到北京来看我。他很高兴，因为作品卖出了高价。”曾梵志说，“我猜他想看看艺术家本人长什么样。看到他赚了那么多钱，我也觉得很高兴。”

译者/盛立宇

当姚明缓缓走进设在上海优雅的米氏西餐厅(M on The Bund)里的采访间时，他需要俯下身来才能穿过那道为普通人设置的门。相对于他的个头，就连那里摆放的椅子也显得太小。这位中国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同时也是中国头号体育大使，或许还是中国所有健在的人中的头号名人）不仅个头高——7英尺6英寸的他就像天安门广场，生来就是为了让凡人相形见绌的——他那留着独特平头的脑袋也给人以异乎常人的感觉。

只有上海这座遍布摩天大楼的城市才能让他稍显矮些。当姚明望着上海金融区陆家嘴那高耸如云的天际线时，他的身高感觉就不那么突出了。一场台风的尾巴正在席卷上海，吹散了往日的有毒雾霾，127层高的上海中心大厦(Shanghai Tower)清晰可见。这座大厦即将成为这个执着于在摩天大楼方面领先全球的国家的最高建筑。姚明凝视着这座起重机林立的大厦，说道：“它让我感到自己很渺小。”

姚明个人对“小”并不排斥。我问他开的是什么车，他说自己有一辆路虎揽胜(Range Rover)，因为大多数车对他的身材来说都不够大。他有些遗憾地说：“说到挑选自己的车，我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我倒希望自己能开一辆迷你(MINI)。”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作“姚明”并不总是件容易事。他的身材替他做出了很多决定，从开的车、从事的职业，到他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此外，中国共产党也替他做了不少主。

故事得从现年33岁的姚明还没被母亲怀上的时候说起。姚明的父母都很高。他母亲身高6英尺2英寸，他父亲身高6英尺10英寸，因此中共“鼓励”他俩从事篮球职业。那个时候，共产主义体制对每件事都有决定权，从群众吃什么（或者吃不上什么），到谁该与谁结婚。布鲁克•拉尔默(Brook Larmer)在其2005年出版的著作《姚明传》(Operation Yao Ming)中写道，姚明的父母被“撮合”成了上海个头最高的夫妇。

拉尔默援引姚明母亲以前的篮球教练的话说：“我们一直在跟大姚和大方（姚明的父母）说，‘你俩都这么高，应该在一起。你们能够互相理解。’我们还跟他俩开玩笑说，‘想象一下你们的孩子会有多高。’”

中国的科学家们甚至想出了一些有趣的方法，来预测他们那些高个子同志到底会长多高。姚明说，医生对他最终身高的预测很准。他说：“我十二三岁时，他们量了我的手。”他指的是一种通过小孩子的“骨龄”（基于对儿童腕骨的监测，来预期他们骨头发育成熟的年龄）来预测他们最终身高的技术。他表示，自己曾经效力的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俱乐部(Shanghai Sharks)仍在使用这种方法。姚明已经买下了这个俱乐部。

再一次，上海体育主管部门从一开始就知道，小姚明以后会长成个大高个。拉尔默说，姚明出生时重11.2磅，身长23英寸，几乎是那个时期中国新生儿平均大小的两倍。

虽然当时邓小平已经终结了中国此前所走的共产主义道路，但国家仍认为，有责任帮助小姚明实现打篮球这一天赋的使命。在他们的鼓励下，姚明9岁就进入一所有国家背景的体校。

姚明对此并不反感，而且他小时候也没怎么特别反对过家长给他的硬性指示。谈到他的父母，姚明是这么说的：“年纪越大，我就越倾向于接受父母对我的（人生）指导。我感谢他们赋予我一个非常自由的青少年时代。在上学和打篮球方面，他们并没有给我压力。他们只是一再嘱咐我（不管做什么都）要有耐心、有毅力。这是他们唯一对我要求很严的地方。”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我很快认识到，姚明的人生哲学就是接受自己无法改变的现实。这一人生哲学指引他走向职业篮球、走向美国，甚至指引他在超级大国关系中扮演起他现在的角色。“我的信仰是接受现实。如果你无法改变某件事，那最好是努力去接受它。”

姚明就是这样接受了他自己的身材、以及与之相伴的天赋和各种不便。2002年，姚明那异乎常人的身形帮助他成为了NBA 2002赛季的“状元秀”，这是任何中国运动员之前无法想象的成就。作为那年NBA联赛所有新球员中最抢手的一位，姚明开始追随美国体育巨星“魔术师”约翰逊("Magic" Johnson)和沙奎尔•奥尼尔(Shaquille O'Neal)的脚步。姚明在休斯顿火箭队(Houston Rockets)打了9年，多次入选NBA全明星队(NBA All Star Teams)，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了一位明星。

但姚明那高高的身材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他下半身多次受伤、特别是脚部，这些伤使得他无法进行连续、大量的移动。因此，他在30岁的时候就不得不过早结束NBA职业生涯。他是否担心，随着年龄增大，内脏器官也可能出现问题？他说：“我曾经担心过这点，但我无法改变它。”这有点像再也不能在上海的街道上漫步（不管走到哪他都会被人团团围住）或者开一辆迷你：这是他无法左右的。

那么，他怎么看待国家的作用呢，他痛恨中国的社会决定论吗？姚明说：“没有政府，就没有今天的我，我恐怕早就失去了方向。”

那么他如何看他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呢？姚明说话轻声细语，生活上洁身自好，还富有自嘲精神。他登上美国体育舞台的时候，中国也努力在国际地位实现同等程度的跃升，从一个国际“贱民”崛起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姚明在无数美国人真正关注的领域取得了成功，他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一个乒乓外交使团。他让人们开始仰视、而不是俯视中国。不过，要充当“增进中美两国相互了解的窗口”——一位前经纪人之语——是那么简单吗？

以谦逊出名的姚明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我问他，你是否就像1972年访华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那次访华恢复了中断数十年之久的中美关系）那样重要时，他说：“我不清楚那件事。”但他承认，NBA在美国文化中有着很高的曝光度，他现身NBA后，“人们便可从中了解到中国人是如何生活和交流的。”姚明说，此前“美国人通过毛主席、邓小平以及李小龙(Bruce Lee)了解中国人的，但李小龙其实是一位华裔美国人。”

扮演13亿中国人的非官方发言人这一角色，是否有难度？“最难的就是，我必须考虑我说的话是不是两种文化都接受。你是一名美国记者，当我与你交谈时，就必须努力找到一种平衡，说一些中间立场的话……我的工作就是设法找到共同点，回避差异。”

姚明相信，他能够根据身处的环境自如地为自己披上恰当的文化外衣。他说：“骨子里我是个中国人，但在美国……你必须让自己成为美国人。我去休斯顿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成个休斯顿人——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去休斯顿的中国人。但现在，我已经结束了在那里的职业生涯，回到上海我就必须表现得像个本地人。”

这种变色龙式的做法听上去很累人，但姚明似乎习惯了。“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想成为自我，说一些真正代表自我的东西，”他说。“但每个人也都需要知道他自己肩负的责任。我愿意接受并且努力承担责任。我总是在我的个人目标和我的责任之间寻找交集……（因此我能够）接受责任，并将其作为（我自己的）意愿。”

我想知道他的这种泰然是否源于东方哲学，或是儒家思想？但姚明似乎只是天生就相信，接受现实也是一种英勇之举。他说，自己没有研究过哲学。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为打篮球而牺牲掉了大部分本该在校园里读书的时光。直到现在，30多岁的姚明才有机会作为上海交通大学(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的一名本科生在该校攻读经济学。他与家人一起住在上海。我们见面的那天，他刚刚送完3岁的女儿去学前班，那是他女儿第一天上学前班。姚明竭力避免让女儿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不过中国媒体已在猜测她未来的身高，因为她母亲叶莉曾是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的球员。

除了经济学以外，姚明还兼顾政治，并对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感到自豪。我问他是否是党员？他诙谐地问道：“什么党？”姚明接着说道，许多政协委员并不是中共党员。

姚明当然不怕表明立场——他呼吁人们不要喝鱼翅汤，并直言北京方面需要采取措施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他说：“天气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它是那种会迫使我们政府作出某些改变的问题。但这需要时间。你来自底特律，你小时候那里的空气又是如何？我们不能只是关闭所有的工厂了事。”

随着运动生涯逐渐结束，姚明还在中国慈善领域开辟了新天地。他创立了旨在帮助2008年四川地震灾民的“姚基金”，希望在支出方面变得更透明（尽管该基金目前还没有透明到实际披露自身资产规模的程度）。但在谈到是否有计划谱写亮丽的商业生涯、使之足以匹敌自己过早结束的运动生涯时，他却没有太多可说的，只是指出自己的想法还“不成熟”。姚明向商人的转型迄今还没有真正启动。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赚大钱是他最终计划的一部分。当我问他是否希望以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赚钱时，他给了我明确的答案。他说：“赚钱本身就有利于社会。”他提到中国一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那么，他对国家目前的状况满意吗？正是在国家的帮助下，他才变得如此出名。姚明说：“文革结束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不能止步不前。在上海、北京，人们很富足，他们有可口的食物、漂亮的衣服和很好的学校。但精神上的富足是你无法买到的。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他接着说：“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姚明出生时，邓小平为了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说了同样的话。自那以来，中国已经找到了赚钱的窍门。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灵魂吗？姚明说：“这是中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未来会有一个转折点，我们已经很接近那个点了。”

可能是因为他的高大，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他如此自信、谦和和泰然，我很难不相信他说的话。姚明改变了世界看待中国人的方式，这绝对不只是高度的问题。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张嫣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2013年9月4日，中国学界28名学者签名发表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因为是在牛津大学的会议上拟定，因此被称为“牛津共识”。

这份800多字的共识声明看上去有点大而化之，在爆炸性新闻层出不穷的中国当下也谈不上有多少影响力。但熟悉中国思想界内情的人知道，这已经是中国思想界近二十年来的破冰行为。

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对立甚至已经到了水火难容、攻击谩骂的地步。用自由派学者秦晖的话解释是：“真正思想上的分歧我认为根本不会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只要闹到你死我活，多半是两个原因，一个涉及权力，一个就是涉及到利益。”如果说这样的大背景还不足以让这份“牛津共识”显得弥足珍贵的话，那么此次牛津会议的召集人、基督徒青年学者王文锋自掏腰包20万元贴补这次共识会议却是真切地让这份共识声明带了些慈悲情怀。

“牛津共识”后再次反思这份“共识声明”，各派学者对派别之间的分歧与共识又有怎样的认识与评价呢？FT中文网就此采访了“牛津共识”文本的四位发起人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以及学者许纪霖等。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基督教代表人物之一）

各个派别对中国问题的“病根”的诊断是不一样的。

新左派认为病根是资本主义，甚至有些人很不客气地说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导致了中国的矛盾。自由主义正相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病的原因是旧的体制和“文革”为代表的集权体制在继续起作用，权力干预市场公正，从而造成社会负面现象。新儒家认为，是因为传统文化被破坏得过于严重；研究基督教的在这方面与新儒家比较接近，认为传统道德被破坏，宗教信仰被扫荡至少是社会道德滑坡的部分原因，也有很多基督教学者赞同自由派对政治经济的问题的看法。新左派开的药方是：恢复国家管制经济，主张平均，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自由主义则主张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来解决问题，消除由于政治权力干预带来的不平等，主张自由平等的竞争。新儒家和基督教的学者则认为应该重视文化的问题，主张信仰自由。我个人觉得自由主义的说法比较有道理。

我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牛津共识”会议，这对学术界很重要。2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分化得越来越明显，问题越来越尖锐，对社会问题的形成原因和解决方法都有不同的意见。因为看法不同，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再加上少数人写文章意气用事，不同派别的人陷入争论与纠纷之中。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与纠纷不仅会让外界感到困扰，而且也会让执政者失去倾听的兴趣与耐心。中国目前的矛盾很尖锐，但从根本的道理来说，并不是非常艰深，并且各个派系都对中国有个一致的判断与共同的希望。中国的领导人应该看到这一点，中国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在一些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完全一致的，都有共同的主张。

陈明，《原道》主编（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在多元的现代社会，由于价值立场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和思想界存在分歧是自然、正常甚至必要的。90年代以来左派、右派、儒家以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出现是社会空间得到拓展的产物。但是，思想的差异应该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的差异有所不同，不应该变质为话语权之争，也不应流于意气之争。

有人说“牛津共识”内容稀薄类似“底线共识”，我觉得应该积极地看成基础共识，即它是可以作为起点往前延伸的。虽然会议上各家思想分野清晰，但也看到各派的问题意识与思考维度开始被相互间考量吸收，从而使得各派的思想光谱或构成变得丰富厚实。如果再聚首的话，我会提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问题，并坚持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起点和目标。家国情怀，天下责任，在儒家这里是统一的、中庸的。自由派只讲个体和天下；新左派只讲党、国或党国；基督徒当然更是所谓普世主义。我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为其他各派提供一个结构性的基础平台。

黄纪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新左翼代表人物之一）

思想界的分歧首先当然是实际社会分化和冲突的反映，一般情况下，社会现实什么样，它大体也什么样，不可能出入太大。其次，思想界并不仅仅是个被动回音壁，也是一种能动的社会力量，往往独立于、甚至异化于社会现实。思想界应该以自己的道德情怀和理性水平引领现实向上向善，而不是比现实更不堪入目。思想界近年来有些所谓的“左右之争”，只认圈子、不讲是非，虽然一个个振振有辞，实属流派向帮派的堕落，酷似文革时期“大喇叭”、“牛屁股”之类流氓团伙的街头斗殴，跟“思想”已经八竿子打不着了。这虽然不是现今思想界的全貌，但的确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但愿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下次聚首之前能变得独立自主一点儿：右边的别护膝文胸似地跟大富豪贴那么紧——看有些教授和资本家在微博上打情骂俏，岂但“公领域”“私领域”不分，连是男是女都看不明白了；左边的也跟“大大”多少保持点儿距离，别弄得跟贴身保镖似的，比焦大都不如。这样双方或许能在民生和民主问题上真能取得一些称得上“共识”的共识。

声明里的“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这段话是我提议加上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其实哪种社会思想都有一定的现实和未来合理性。中国的未来的健康发展，需要整合这些或同或不同的合理性，我想这也是包括此次会议在内的思想行动所应追求的一种“共识”吧。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

“牛津共识”这件事是有一点意义，但仅就这个文本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个文本讲的都是一些几乎是人人都可以同意的话。但这至少可以说明，不管是主义上的左右，还是文化上的东西，这些人都是可以坐在一起的。当然，坐在一起是个开始，如果我们能够沿着这个方向，把共识进一步地探寻下去，那可能将来会有意义。

我还有一个意思是，除了左右中西以外，今天的中国要讲共识，还有一个是“上下”的共识。但这是我们不能承担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不上不下，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劳苦大众。老实说，即使是中层，我们也不能说代表了谁。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代表自己。比如，据说我是自由主义者，但其他的自由主义者会不会同意我代表他们呢？写这个文本，只要没有别人委托我，我都不敢说自己能代表别人，我们都只是代表自己。只能说，写这个声明的这些人中包含了左右中西的人，但你不能说他们代表了左右中西的人。

但是目前这个文本，意义并不大，只是这个行为比较有意义而已。如果要说我们各派别之间有最大公约数的话，现在这个文本肯定不是最大公约数，它只是个公约数而已。怎么把这个公约数做到最大，这可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作为此次“牛津共识”的积极参与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则把中国思想界的这个事件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评价和考量。他说：“‘牛津共识’的意义不在于达成了什么共识，而在于各家各派能够坐下来，有意愿去寻找共识。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是彼此之间不信任。晚清时，革命派和立宪派相互之间争吵不休，互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持续到民国，国民党和进步党也是争吵不休。‘牛津共识’的意义在于，在寻找共识的时候，大家都能去了解对方，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从而不会产生误解。哪怕达不成共识，至少会有一种基本信任。有了基本信任，才有可能对话，达成妥协，否则只有敌意和误解。而这种敌意和误解多了，很可能会出现像埃及那样的悲剧。”

【编者按】又到年末，FT中文网推出2013中国年度报告，邀请意见领袖对影响中国过去一年进程的重大议题展开回顾和讨论。

发展维系于改革，而改革植根于观念。经济学家张维迎近些年一直关注市场、合作等经济观念的普及，继“市场三部曲”之后，他近期出版了《博弈与社会》。他认为中国下一步变革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同时理念陷阱也无处不在，他梳理并一一回应了流行的六大理念陷阱，他强调正是这些理念陷阱严重地阻碍着改革。

中国下一步变革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强调的东西。理念可以正确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弱可以强，最好的组合是正确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差的是错误的理念、强的领导力，当然还有次好的。强的领导力两个极端都有可能，但变革期间没有强的领导力真是不成。中国过去60多年的历史大体是这样的情况，前三十年领导力强但理念错了，是最糟糕的。改革前25年有好的理念和一个比较强的领导力。过去十年之所以倒退是因为我们的理念倒退了，好在我们的领导力不是很强。

现在改革，阻力确实很大，但大家不要以为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没有阻力、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不可能维持那么久，苏联也不可能维持那么久。改革前25年和我们现在最大的区别不是有没有改革的阻力，也不是现在的阻力比那时强大得多，而是那时改革动力比现在强得多，那时候从上到下有一批人以改革本身作为使命，没有那么多功利主义计算，现在不是这样了，都在等别人改。

同时，比较麻烦的是我们有一些理念陷阱，这些理念陷阱严重地阻碍着我们的改革。

第一个理念陷阱：“中国模式论”

“中国模式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一些人以为我们过去35年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道路在于我们的模式好，不仅要坚持，外国人也要向我们学。事实上，我们35年的高速发展是因为后发优势，我们其实是一种寄生经济，别人在修路，我们在走路，我们走得快是自然的，并不证明我们比别人伟大，也不证明我们的体制优越。自由体制创造的很多技术和管理方法可以被非自由体制所使用，非自由体制在某个阶段可以有很好的经济增长，但不要以为没有自由仍然可以持续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是建立在别人自由的基础上。看看现在所有的技术成就，我们中国人在用电脑、手机、开汽车、上网络，但这些都是自由体制下创造的，不是非自由体制创造的。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并不证明自己聪明。

第二个理念陷阱：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有人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验证明，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照样可以市场化，经济仍然可以高增长。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比较小。

中国人过去认为权力是打下来的就有正当性，靠流血牺牲获得权力就有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现在面临挑战：第一，人们越来越不再认为通过流血建立政权就是正当的，年轻一代尤其如此，尽管历史上大家认为是正当的。第二，即使通过流血建立的政权是正当的，随着时间推移也不能总吃老本，不能永远以此为基础。这其实是儒家的观点。

第三，过去中国人接受的一个权力的正当性在于，不管你的权力怎么来，来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什么、做得如何。如果你给人民带来了利益，使人民生活安定、幸福，我就拥护你。我想这是邓小平心里想到的，他意识到没有办法只按原来的权力来源执政，所以要形成新的正当性，就是给人民带来好处。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从民众的需求来讲，物质是一方面，物质生活到一定程度后，人们不会只满足于物质的东西，如果一个政权只让你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一定阶段可以，但过了一定阶段后可能有问题。人需要尊严，需要自由，凭什么不能想、不能说？人们天赋的一些基本权利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始终不承认个人的天赋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那我觉得任何统治的正当性都会受到怀疑。这就涉及到民主化，民主化本身就寻找一种新的正当性来源。我想不管怎么样，中国要找到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的正当性能被人们普遍接受，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

第三个理念陷阱：多人认为现行体制对既得利益者好

我在几年前有一个观点：我们这个体制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对所有人都不好，对既得利益也不好。为什么他们认为对自己好？因为他们无知或者不明白。人类的许多冲突都是由无知导致的，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看看那么多既得利益集团出事了，包括北大毕业的薄熙来，假如不是这样的体制，他能落到这样的下场吗？所以既得利益者不要被眼前利益遮住了双眼，一定要认识到：有人权比有特权好。今天有特权但没有人权，有特权保证你在位时可以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没有人权意味着随时处在高度不安全中。在焦虑中生活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人，不论他有多少财富和特权。

第四个理念陷阱：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

我认为这个观念完全错误。是先有共产党执政才有国有企业主导，不是因为有国有企业主导才有共产党执政。当年国民党已经有了一部分国有企业，但还是被推翻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不是靠自己控制的物质资产，而是靠理念。如果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那共产党永远不可能执政。反过来，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也不能保证执政，苏联垮台前国有企业就是一统天下，但还是垮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苏东剧变的情况下维持政权稳定，是因为改革开放发展了私有企业，解放了生产力，让人们变得富有了，这一点邓小平看得很清楚。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现在把民营企业都国有化了，共产党很快就没有办法执政了。反之，如果把大部分国有企业民营化了，共产党的统治就更稳固了。在我看来，对维护共产党的执政而言，国有企业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负资产，因为它们的低效率降低了人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财力，它们导致的不公平、腐败和道德堕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第五个理念陷阱：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个观念也是错的。枪杆子里能出政权的话，那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会被推翻，因为枪杆总是在现有的统治者手里。政权的真正基础是人们有关权力正当性的观念。当人们认为某一种政权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已经丧失的时候，这种政权再多的枪杆子也没法维持，因为枪杆子会跟着理念走。看看近代史，我们经常说100多年前满清王朝是被武昌起义推翻，但武昌起义就是一个军营起义，就打那么几枪，能把那样一个帝国推翻了？满清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变了，好多人认为满清已经没有正当性了，武昌起义只是一个导火线，或者说是一个信号弹，协调了人们久已期待的行动。武昌起义之后，十几个省就自己宣布独立了，皇帝的圣旨、圣谕、懿旨突然没人听了，所以它就瘫了。当年国民党的武器比共产党先进得多，为什么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能打过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因为人们的观念变了。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压迫人民，没有自由，没有民主，大家觉得它没有了正当性，好多知识界的人士都跟共产党走了，甚至许多国民党的军队都投诚了，因为共产党能使人民得解放。

第六个理念陷阱：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越强大

这个观念混淆了权力与权威、权力和能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最强大的政府不是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而是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这就叫“有限政府”。原因在于，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博弈，得不到老百姓信任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强大的政府。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政府的权力可以说受到的限制很少，国王可以随意单方面修改国债借款条款，可以拖延、甚至拒绝支付债务，也可以利用外国商人瓦解国内债权人之间的联盟。如果国王不还钱，债权人一点办法都没有。结果是，所有有能力给政府借钱的人都不愿意借钱给政府，英国的国债规模长期在200万英镑上下徘徊。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实行了所谓的“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说，君主权力受到宪政约束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国王和政府的所有权力都在法律之下，如果政府赖账，国会可以废除国王。结果是，政府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其举债能力大大提高了，九年后政府的总债务就上升到1670万英镑，之后又继续提高，强大的债务融资帮助英国在欧洲取得了霸主地位。

现实观察也表明，真正强大的政府是实行宪政和法治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人治国家的政府。宪政和法治可以理解为政府对老百姓做的承诺：政府依法行事，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政府不仅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其他人的侵犯，而且要把尊重这些权利作为对政府行为的限制。在宪政体制下，政府更受到老百姓的信任，所以政府的力量反倒更强大。人治的政府看起来强大，其实很脆弱——至少从长期看是这样，因为它得不到老百姓的真正信任。

以上这些错误理念是中国下一步改革非常严重的阻力。中国的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走出这些观念陷阱。这就是解放思想的含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根据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的发言整理、补充）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email protected]

近两年，上海出现了不少私人美术馆，如龙美术馆、喜马拉雅美术馆、民生美术馆等。2014上半年，又有两家体量庞大的机构——余德耀美术馆和龙当代美术馆——将在上海浦西落成。临近的南京也卷进这股热潮，新添一座四方当代美术馆。该项目整体投资甚至高达十亿元，耗时十年。

不过，这些民营美术馆建造完成之后，后续投入才刚刚开始。

业内认为，一个40人左右、展场面积4000平米的美术馆，一年包括水电、人力等在内的运营成本在2000万人民币左右。如果要举办高质量的展览，运输、保险、展品进出口的费用更可以上不封顶。目前，这些费用大多由美术馆的拥有者自掏腰包，这也导致投入难以为继。很多民营美术馆背后实质上是地产公司，经济上有风吹草动，可以直接影响到美术馆的生存。

11月2日，南京四方美术馆开幕。现场高朋满座，来客皆曰金陵古都新添一座文化地标。但迎来送往之余，四方美术馆年轻的当家人陆寻却心思很重，为这一刻他已经消瘦了不少。问及愿景，他说是“能活下来”。这并非故作低调。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四方集团每年要负担美术馆500万元的开销，资金压力沉重。

陆寻说，纽约的MoMA、古根海姆、英国的泰特美术馆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的样子，背后是一整套社会体制和政策的支持。比如企业对美术馆的捐赠可以减税，而美术馆经营考虑到其公众性，也会有税收优惠。这在中国尚不可行。四方能做成中国的MoMA吗？“不可能”。

再如关税。民营美术馆如果想办高质量的展览，就会涉及作品的进口，而这意味着高额保证金。喜马拉雅美术馆去年9月举办“托尼•格拉克: 雕塑与绘画上海展”，保证金据称高达千万。同理，如果外方想要从民营美术馆借作品，民营美术馆也需申报临时出口，押金最高可达作品价值的四成。对于资金面本来就紧张的美术馆来说，这会产生巨大的额外压力。

最为尴尬的是，虽然国家层面有“文化大发展”的政策，民营美术馆却暂时无法被纳入“文化产业”，私营的身份更是让这些机构难以享受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

这种情况下，美术馆们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做的比较好的是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和今日美术馆。前者由比利时藏家夫妇尤伦斯建立，2007年成立之初主要依靠尤伦斯基金会的拨款。不过，美术馆通过自身艺术商店的经营和场地出租，已几近实现“造血”功能。自主经营收入从2008年的210万元，上升到2013年前九个月的2200万元，基金会的拨款也从2008年的8600万元下降到今年的约2100万元。美术馆方面曾表示，艺术商店的收入已经占到美术馆总收入的55%。

地产商金典集团旗下的今日美术馆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民营美术馆之一。虽然母公司的投入依旧不小，但美术馆在品牌合作和赞助方面已经另辟蹊径。到2012年，今日美术馆已经有约30个赞助商，类型包括汽车、金融、奢侈品、洋酒和五星级酒店等。根据业内的估计，合作方的赞助收入一度达到今日美术馆收入的70%。

不过，无论是艺术衍生品经营还是赞助，似乎都只能锦上添花而不能雪中送炭。印尼第三大农业集团的拥有者余德耀说，自己也不得不看着账目精打细算，计划中的美术馆研究所因为开销太大，只能暂时搁置。他最希望政府能在政策上为民营美术馆稍作松动，如果企业赞助暂时不能抵税，那么至少让美术馆的收入减税，使盈利能够回归美术馆。

不过，这位企业家出身的藏家看好中远期和自贸区建立，“整个上海都会变成自贸区”，届时关税方面很多问题都有望迎刃而解。

以企业家的思维，这位美术馆创始人更在意未来的变化。问及是否考虑过一个“worst case scenario”抑或最坏的情况，余德耀坦言从来没有。“问题是你对这个国家有没有信心。只要你对国家有信心，你不妨先做起来。”

注：文中部分数据来自《艺术评论》2013年第7期中《中国民营美术馆的运营与身份尴尬》一文。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社会。一方面它有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百姓的生活水平空前地提高了，现在平均一个人每月的工资相当于30年前一年的工资（以购买力比较）。中国人享受了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和平发展的30年（这中间的173年大体上可分为六个30年，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独一无二的和平发展的30年）。这样的成就被全世界称为中国奇迹。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恐怕也能算是极其了不起的一段繁荣昌盛时期。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情况又糟糕得出奇。政局非常不稳，维稳成了当局的首要任务。社会中各种冲突层出不穷，暴戾之气空前高涨。城管与小贩互相残杀，病人杀医生，百姓杀当官的。文革已经过去40年，但是还有人开批斗会，举着标语牌打倒谁谁谁。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废除死刑的背景下，中国还在大批执行死刑。尽管冤死了不少人，现在照杀不误。联合国号召反对死刑，但是中国大多数人赞成死刑，甚至要求恢复凌迟处死坏人，让他们知道厉害。马路上吵架的人居然把对方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孩举过头猛往下摔死。文化革命毁掉了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用残暴代替了仁爱，用斗争代替了礼让。道德作为社会中人与人的粘结剂荡然无存。

现在文革中极端的做法已经停止，但是新的价值观并没有建立，没有一个牢固的判断是非的坚实基础。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说假话成为风气。更使道德观的重建愈加困难。由于基本价值观的缺失，庸俗思潮乘虚而入。这就是全民向钱看，一切都为了赚钱，钱主宰了一切。好的方面是导致了经济的高增长，坏的方面是社会迷失了方向，个人的人生观被扭曲。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人的价值观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满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但是鸦片战争使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洋枪利炮。于是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这个争论尚未结束，上个世纪初就有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

到1949年马克思的价值观正式成为中国的统一价值观。全国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中国社会形成了非常一致的信仰。它经受了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三年灾荒，一波接一波伤害了上亿人的阶级斗争的巨大考验而人心没有涣散，百姓判断是非的标准并没有动摇。但是文化大革命和苏联垮台，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没了根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

由于对外开放和人员大量的对外交流，西方价值观大量进入。例如过去不被重视的个人隐私权，现在成为许多矛盾的焦点。中国进入价值观大交锋的时代。

尽管改革以后中国人逐渐接受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拿宪法修改来看，我们已经不再坚持公有制（承认私企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承认要保护私有财产），不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接受了人权、法治、宪政等重要的现代价值观。但是旧的东西很难放弃。特别是马克思关于剥削、劳动价值论、阶级斗争的学说还有巨大的吸引力。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环境下，这些说法有大量的同情者。他们以阶级斗争的学说为武器，成为社会重大的不安定因素。

在上个世纪初，剩余价值、剥削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曾经获得全球三分之一的人的认同，从而出现了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经过近一百年的实践，证明消灭了“剥削”的公有制，其毛病比私有制更大。绝大多数公有制国家先后改弦更张，放弃了这一套理论，开始走上阶级和谐，共同致富的道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理应更有深切体会，应该更坚决和这套理论诀别。可是我们错失良机，至今还在勉强坚持着它。这就妨碍了中国社会接受新观念的进程，因此中国社会不能形成统一的价值观，更没有大家一致的标准来判断是非。这样造成的混乱是可以想象的。

虽然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构成的，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变化的总趋势应该是越来越明显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宪政，是历史演变的总趋势。也就是孙中山在百年前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从执政者的长治久安来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及早认定方向，促进全社会尽早搭上潮流的班车，不要再一次被历史甩在后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email protected]）

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非凡，举世瞩目，毋庸争辩。但是其持续性是有问题的。环境上的，制度上的，利益冲突上的，都不可持续。特别是生活的改善并没有带来百姓满意度的提高。国庆期间有上亿人出门旅游，堪称太平盛世，但是大家还是意见一大堆，怨言到处有，百姓变得性格暴烈，打架骂人习以为常。这是文革以前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分裂现象的原因何在？不管答案有多么不同，但认为进一步的改革势在必行还是有共识的。

这种情况是改革以后多年的政经不协调导致的。经济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但是政治方面进步缓慢。这是大多数人比较一致的看法。在以前的几届政府时，大家都盼着政治改革能有所突破，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利益集团愈加巩固，特权愈加泛滥，法治越来越松懈，造成正义缺失，民怨加重。现在新一届政府上台，大家有很高的期待，这是很自然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几届领导人，领导体制上改变了过去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变为常委们的集体领导，本届政府又由九常委减少到七常委集体领导，其好处是不会像文革那样出现重大方向性的错误，但其副作用是重大决策难于统一，因此效率较低。习近平主席虽然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是也难改分散决策的弊病。从他多次发言的前后不一致可以看出，他所受的周围环境的约束是很难摆脱的。在经济改革方面，李克强总理看来心中有数，目标明确，行动果断；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则完全不同。有主张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的极左派；有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极右派。这中间又分成许多不同政治组合的派别，意见的对立十分明显，协调显然非常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期望出现果断、明确的大幅度政治调整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最高领导有这种意愿，要实现也会冒较大的风险。这是领导集体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

在这样困难的约束之下，有没有可选择的方案呢？我认为是有的。办法就是采取各方面都受欢迎的小步走。比如适当放宽言论空间。左派右派都不欢迎各自的言论被限制，所以放宽言论空间是阻力最小的一步。从长远的方向性来看，也是必由之路。执政者担心言论自由可能危及执政者的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过分的言论控制反而引起不必要的反感，未必对政权的安全有利。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已经使得严格的舆论控制成为不合时宜。百姓和官员自由去往世界各国，感受到了全球性的一般趋势，目前中国的控制方式早已与时代格格不入。

放松舆论控制的必然结果是创造讲真话的环境。过去被掩盖的许多历史事实将被逐渐纠正。这对政权的安全性肯定是有利的。道理很简单，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基础上的政权不可能是牢固的，何况过去的错误和现任的领导人无关。相反，现在政策成功的方面，恰好是在连续几届领导人纠正了过去错误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那么为什么对纠正过去的错误还有犹豫呢？

“和谐社会”是上一届领导人提出的很得人心的方向，它目标明确，不像“老路”“邪路”那样模糊。可惜的是究竟如何能使社会和谐，没有具体措施，所以进展不大。相反，不和谐的事端层出不穷。全国各地相继发生的城管和小摊的冲突，造成一系列的悲剧，典型地反映社会不和谐。类似的官民对立，甚至发展成为武力对抗，非但不和谐，而且是稳定的大敌。这种冲突对谁都不利，可是一再发生。如何防止这一类事件的发生，是摆在执政者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是什么造成社会不和谐、百姓的火气特别大，以至于发生暴力对抗？一般的解释是对社会不满，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和贪污腐化。但是仔细检查具体的事由，大部分群体事件并非这些原因。无论是唐福珍自焚案，邓玉娇抗暴案，夏俊峰杀人案等等都不是这些原因。唐福珍自己就是一个企业家，不是穷人；邓玉娇杀人和贪污无关，也和贫富无关；夏俊峰案中杀人的和被杀的双方都是穷人。真正的原因是当时一口气咽不下去，一时冲动走向暴力。情绪激动是和当时的情景有关，而和贫富差距、贪污腐化并没有直接关系。当然是有间接关系，但不是导火线。成为导火线的是对方不讲理，又无处可申诉，于是选择暴力，暴力成为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所以想解决民众间的暴力趋向必须大家都讲讲理，尤其是政府首先要讲理，要为百姓提供讲理的机会，有公平的裁判，而且这个公平不用花费千难万险就能容易地实现。如果政府在反贪污方面的力量分一半用于培训官员如何讲理，其效果远比反贪污更好。当然并不是说反贪不要紧，而是说如果政府的力量有限，应该更关心官员是否讲理。百姓对贪污的感受是间接的，而对无理可讲的官员，其反感是直接而且立竿见影的。政府如何讲理？有现成的答案，就是法治和宪政。政府的责任决不是对任何人实行专政，而是依照法律讲道理。特别要防止一些人自恃有特权，公权私用，这最招百姓的怨恨。

前一阵，政府把执政的重点放在改善民生上，我不认为当前民生是最紧迫的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在民生领域的提高上是比较成功的。缺的是法治和宪政，是政府不讲理。就拿民生问题本身而言，重点也不是增加财富的生产，而是改善其分配，是让低收入的人有畅通的渠道进入中高收入群体，是机会均等的问题，或垂直流动性的问题。现在的流动性远不如改革开始的时候。那时候许多万元户都是社会底层上来的人。没有一个是靠上一代的关系，靠社会地位发财的。现在则大不相同了。

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改革的新阶段。大家对改革的前景各有各的期望。找出不同人群对改革期望的共同点，加以实施，是最为保险的改进之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email protected]）

五年前当西藏爆发骚乱时，中国政府因审查相关新闻报道而在海外受到谴责。此后发生了一件怪事。中国国内开始出现强烈反应，批评国际媒体对于西藏事件的报道方式。让外国记者们大吃一惊的是，抗议来自普通的中国年轻人，而不是北京的中共官员。

年轻的中国“网民”——我们常被这么称呼——迅速找出了西方对于西藏事件报道中的错误。例如，尼泊尔警察在加德满都殴打抗议者被报道为中国武警在拉萨所做的事。我们建立了Anti-CNN.com网站（四月网(WWW.M4.CN)的前身——译者注），以纠正此类错误。在一个月之后的2008年4月，我们还通过努力工作，揭露了有关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遭到抗议的报道中隐藏的敌意。

那一个月的事件使我们拥有了一个目前仍在沿用的称号。从很多方面来说，“四月青年”(April Youths)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尴尬的标签，但它至少表明，新一代中国人拒绝忍受西方媒体顽固投射到中国身上的固有偏见。

当然，我们常被外国不屑一顾地划归为盲目拥护政府的民族主义青年（如果说不上彻底激进的话）。西方的评论员们还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一个成分单一的群体，持有整齐划一的观点。

因此我们在此将就几件事情做出澄清。四月青年们的背景和理念非常多元，包括儒家信徒和基督徒，托洛茨基分子和毛派分子，死硬派的信徒和打了就跑的机会主义者，因此把我们看作由受过教育的中国城市青年组成的松散联盟更加合理。我们的不同特点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我们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关注西方媒体，关注它们如何影响世界对于中国的理解。由于拥有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多的接触国际媒体的机会，很多中国城市青年都受够了常见的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屈尊俯就式的报道。不管怎么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我们也明白，讲好关于中国的故事并不容易。中国在体制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则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中国绝不会按照自己的样子来改造世界，正如西方从未彻底改变过中国一样。

不过除此之外，四月青年们有多少相同意见，就有多少不同意见，其中中国国内事务是争议焦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认为政府的所有举措都是明智而有益的，其他人对于中国发展的很多方面则仍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发展将给低收入阶层带来何种影响。

我是对四月青年内部的混战持旁观态度的人之一。我珍视中国的革命传统，以及我们社会体制当中残留的很多社会主义痕迹。

我对中国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的另一股力量感到兴奋。话虽如此，我仍然认为前进的道路中存在根本性障碍，并认为中国有理由改变方向。

令人震惊的社会不平等，混淆不清的身份认知，生态环境衰败以及经济滞胀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几大挑战。但这些问题并不仅属于中国一国，它们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很常见，并被跨国资本主义放大和深化。

在一个全球巨变的时代，不应仅仅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充满信心而立刻给我们贴上“受政府引导的民族主义者”的标签。正相反，这种信心应该成为平等对话的基础，成为打破持续分隔中外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障碍的起点。全球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将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对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一概报以敌意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

当2008年开始开展这项反抗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运动时，我们从未设想过能在一夜之间催生变化。五年后，仍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不过是一群愤怒的大学生，充当着保卫政府的肉盾。我对此深感不满。我们四月青年或许确实脱胎于激情和思辨，但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改善中外沟通，造福所有人。

胡亦南担任“四月传媒”(April Media)总编辑至今年8月，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独立网络媒体机构。

译者/马拉

我第一次见到薄熙来是在2005年，当时他正在领导中国对抗欧洲的“胸罩战争”。作为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迎战”时任欧盟贸易专员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当时他们谈判的主要议题是：对可能淹没欧洲市场的中国产胸罩、裤子和T恤等商品，欧盟打算征收关税和实施限制。

薄熙来跟我见过的其他所有中国官员都不同，他高大英俊，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眼中闪出一丝犀利的目光。他会讲一些英语，并很擅长经营自己的公众形象。他本人也是一名“太子党”，但这倒无损于他的名声。他父亲薄一波在毛泽东时代担任过财政部长，后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幕后帮助治理国家。很多见过薄熙来的人认为，凭他在个人黄金时期所具有的魅力，加上他深谙民粹政治之道，如果中国举行民主选举的话，他是很有可能当选国家主席的。

现实则恰好相反，薄熙来如今被判犯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如果二审维持原判，他很有可能在秦城监狱了此残生。这座有名的监狱位于北京郊区，多年来关押过数不清的政治名人。

薄熙来的妻子谋杀了一名英国公民，他手下的公安局长则擅自进入了美国领事馆。抛开这两点不说，薄熙来最严重的罪行似乎源于野心太大。薄熙来已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的25名委员之一，但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他大张旗鼓地造势，试图“入常”，即成为权力更大、实际统治中国的政治局常委之一（目前有七人）。一旦进入常委，他的前途将不可限量，最终可能凭着强大的意志力登上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的宝座。他的许多政治对手把他跟希特勒(Hitler)相提并论。

上个月，法院在微博(Weibo)上对薄熙来庭审过程进行了略有延迟的文字播报，为传统审判融入了一些现代特色。微博是中国国内发展起来的一个类似Twitter的微博客平台，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在触动着中共统治根基。中共通过发布经审核的庭审记录，试图削弱支持薄熙来的力量，并提高公众对中国腐败丛生且受政治控制的司法系统的信任度。但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这么做唯一的效果是凸显了中国领导人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并让外界看到，他们并没有做好应对现代社会中变革力量的准备。

将近两百年的战争、饥荒和外国侵略过后，中国过去30年里经历了一段相对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黄金时期。随便问一位40岁以上的中国人，他都能跟你讲起自己幼年时没完没了的饥饿和贫困，以及党在几乎所有个人生活领域中的巨大权力——到哪里工作、买什么商品，甚至跟谁结婚都不是个人能做主的。如今，人们只要有钱，就可以到国内各地旅行，可以出国；可以到私企或外企工作，或自己创办企业；大多数人都温饱无虞，也有自己的住所。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备现代社会的大部分特征，比如出现了篮球运动员姚明、演员范冰冰、艺术家曾梵志等多位世界性名人——FT记者最近在“2013中国特别报告”系列文章中采访了这些人。不再为基本需求而担心的中国人，还搞起了环保运动，日益热爱有机食品，热捧励志演说家，如行事张扬的陈安之。

以往的中国是“工人的天堂”，人人都很穷，但众生平等；如今的中国已变成这个星球上最不平等的国度之一，亿万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中国虽仍自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服务极不完善，在有些地方则完全缺位。

几十年来，专家们曾多次错误地预测了中共的垮台，中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则认为，中国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在其他地区促成政治制度转型的民主化力量，在中国不起作用。即便中共真能长久统治下去，但民众的吁求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复杂，他们开始质疑这个威权制度的合法性——这一制度不但压制言论自由，而且似乎不能保证干净的空气、水和食物，以及廉洁的政府。

身处上海、北京那些超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间，很容易相信中国将引领未来的发展趋势。但中国拥有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实行的还是一种中世纪制度，旧王朝的那一套仍未走远，王朝更替的规律仍然适用。

在外部世界看来，如今的中国比过去两个世纪里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和成功。但在国内，政治内斗、政策瘫痪、高压管制以及作秀式的审判（如薄熙来庭审），使执政党显得愈发脆弱。

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一党制威权政府能承受多久这些挑战？

吉密欧是《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译者/何黎

【编者按】：2013年对中国媒体而言是十分复杂的一年。这一年无论是市场还是舆论环境都对中国媒体行业提出巨大挑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观察。他认为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市场化媒体人将迎来风雨飘摇的十年。本文为FT中文网2013中国年度报告的一篇

报纸已亡，报禁未除，社会已等不得了，就连媒体人自己也等不得了。

2013年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年份。从纪念的角度讲，这一年是“非典”十周年。“非典”这个词隐含了后来历次大事中的信息传播的常见图景：封锁与开禁的拉锯、谣言和真相的竞逐、官方和民间的罗生门叙事。

“非典”时，作家王怡用这种传染病来比喻中国政治现状，认为中国政治现状在致人呼吸困难这一点上，与“非典”异曲同工。王怡的说法堪称妙喻。十年后，中国出现了大规模呼吸困难。全国山河一片霾，在很多地方生活的市民，都养成了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查空气污染指数的习惯。这一年的11月8日，北京并不意外地也有霾，新闻学教授展江在一篇博客中写道：“笼罩在中国新闻界头上的阴霾，在11月8日第14个记者节来临时特别浓密。”何以特别浓密呢？因为刚刚发生了震动全国新闻界的陈永洲事件。

2003年“非典”时期，手机短信对公众舆论升级并扩大到全国范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十年后，公众对手机的倚赖更加严重，只不过他们此时看的不是短信，而是微信。很多人早起的另外一个习惯，是打开微信，在瞬息万变的时间线上撷取最新的消息。11月8日当天，微信的朋友圈里，大量朋友都在谈论记者节。上海的富敏荣律师说：“这是一个愁云惨雾笼罩下的记者节，今年的记者节看来只能在哀怨中度过了。恕不说节日快乐了。”

在一个年轻学子的微信群中，中山大学新闻系的一位大三学生写道：“去年这时候，我还乐乐呵呵地逐一发短信给认识的记者老师。今天就算了吧。发现我根本说不清是怎样一个群体在过这个节——哦，好像还不能用‘一个群体’来形容他们。”

陈永洲事件最好地证明了，在外界环境如此险恶之时，新闻界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在头版上斗大的“请放人”、“再请放人”激发巨大的舆论风暴之时，《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在10月24日写了一篇“媒体札记”，名曰《命运共同体》，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两周的时间，11月5日，他的另一篇“媒体札记”的名字已经改作了《决裂的时机》，其中说到：“轻重缓急，大恶小恶，何去何从？理念决裂已经昭然若揭。”如此急转直下的新闻从业者的心理波荡，令事发当初一位《新快报》记者充满感情的声称“今天所有媒体人都是兄弟姐妹”，在事过之后听上去像个滥情的笑话。

徐达内所说的决裂意指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一篇《新闻寻租不可恕》引发了来自南方的“少壮派”的“不忿”，新闻界“愈发呈现道不同不相与谋之势”。胡舒立说：“陈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于新闻报道权、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已足以使人痛心疾首。无论愿与不愿，应当承认这是丑闻，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在胡舒立的评论当中，她也对警方的行为、陈案的罪名、司法的程序等等提出了批评，但显然，她笔锋所向，更多是讨伐“新闻寻租”，意在强调，“中国的新闻寻租并不是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新闻机构和媒体人的顽疾”。这种行业行为，业已在极大损害中国媒体最可依赖的保护——公信力。为此，不仅需要行业自律，最终还需要健康的法律和竞争环境。“政府应当给予媒体更多的空间，对记者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使新闻人自尊自持。”

胡舒立认为自己在言说常识，但她没有想到引来的是新闻界的一场争议。对胡舒立的指责集中在她提倡的“自律自省”上，宋志标说，自律只有在自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则就是“奉旨自律”，等于自戕自贱；魏海田说，在这个时候讨伐新闻寻租，让人感觉时间选择有问题，对象选择也有问题，“是媒体被强暴后的可怜的无耻的自虐行为”，甚至下了一个极重的判断，“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嫌疑”！

这些争议，凸显了中国新闻界今日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是先自由还是先自律？是重结果还是重程序？是倡道德还是凭制度？在2013年，新闻界发现自己对这些问题无可回避，必须回答。

2013年新闻界有两件大事，皆发生于广州，恰在一头一尾，凸显了一个事实：作为一种核心的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国遭遇金钱与权力的双重羞辱。

年初的南周事件，是十年来中国媒体在空间越缩越紧、枷锁越戴越牢的环境下，零星的抗争、郁结的悲情的一次汇总式的爆发。它造成的最重要结果是让审查变成全社会可见。不但该报新年献词被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改得错漏百出、面目全非，更令人震惊的是据南周编辑部1月5日的声明披露，仅2012年一年内，《南方周末》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强行撤稿达1034篇。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评论说：“在这个网络时代，报纸都要消亡了，报禁却还没解除。”在此种他律中，新闻人丧失了所有的“自尊自持”。

有人会说，在中国，人们对审查早就习以为常：从网上针对个人的删帖、屏蔽、“敏感词”、“发帖有风险、上网需谨慎”到传统媒体面临的宣传部门审稿、撤稿、强制通稿，你怎么还说审查是不可见的？这是在于它的不可言说。这种不可言说，首先表现在官方的不承认。中国有三大戈培尔式谎言：中国的网民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环境是充分开放的；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其次表现在，我们私下里可以把这些谎言编成段子嘲谑，但在公开的场合下我们不敢或者不能言说谎言之谎。“我没有做童话里那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身边的弄臣。”张维迎曾说，“但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胡舒立被视为有政治资源有特权的媒体大佬，但即使是她，也不能把话挑明了说，这样半遮半掩的说辞无疑会被更加激进的人视为以“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回避皇帝赤裸本身的“特殊媒体势力”的权宜之举。

有关皇帝有没有穿衣服这回事，梁文道有个更加精彩的判断，道尽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传统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我们现在是知道他没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样还走出来，他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来，他就在那满街晃，我们也看着他满街晃，我们还照样装着他穿着衣服。”换言之，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这就是中国的吊诡现实。

南周事件的意义在于，将中国媒体长期遭遇管制和禁锢的真相撕开了一角，将暗箱的操作、可怕的愚弄、肆意侮辱却又野蛮掩盖的审查行径大白于天下。媒体人走向前台，表达对专横的媒体钳制行径的不满和抗拒，此其一也；普通公民直接到现场诉求“争取说话的权利”，以公开和理性的方式，推动当局言论管制边界的后退，此其二也。这的确不是一报一行业之事，更不是所谓党办媒体的家法范畴，这是牵涉中国公民是否享有言论自由、是否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宪法之事。

2013年末的新快报事件，陈永洲承认收钱写稿，新快报高层旋即遭到清理。此事看上去的指向完全不同，但它发生在2013年下半年网络打谣、整肃舆论的运动中，在充斥于耳边的“亮剑”、“抢占”、 “强化”、“确保”、“掌控”、“阵地”、“制高点”和“舆论斗争”的说法下，显得意味深长。

还需注意的是，网络打谣和媒体打假似乎都构成了一个漫长的“污名化”过程的一部分，先是公知被整体污名化，然后是网络大V，现在是媒体，让所有社会上的守望者、批评者和监督者和被批评和监督的对象变成50步与100步的关系，让比烂逻辑成为通行的逻辑。也正是因此，在这个节点讨伐陈永洲现象，也会被视为“倒向了那些可疑的势力”。福建福州市旅游局官方微博在网上就“新快报记者被拘事件”评论称“最讨厌你们这些记者，一听说哪里报道有钱啦，狗一样地跑过去……挑黃黑腐这种容易红的新闻，沽名钓誉”。情形如此，也不能说对提倡自律的时机不当所感到的忧虑为多虑。

两起事件，起因不同，结局不同，但仔细分析，其实当中也有共性。除了审查的主线始终一以贯之，可以辨析的共性至少还有两点：一是媒体人主体性的缺失。胡舒立的“政府应给予媒体更多空间，使新闻人自尊自持”使人诟病的地方在于，里面不免一丝同“善待善用善管媒体”暗通款曲的气味，这种“善”的姿态，实际上还是不把媒体当做主体；但另一方面，宋志标认为，在“政治难度”下，“新闻界的自律不仅不能，也容易沦为虚伪之饰，进一步自取捆绑”，也同样是把媒体人视为缺乏主体性的一群人的表现。

其二，在这两起事件中，都存在利用了民众对媒体应有的道义担当来确保舆论优势、但随后又把民众晾到一边的情形。在权力寻租与资本托庇的现实状态下，民众无可避免地存在民粹化倾向，但民众依然是媒体在社会转型期最大的依靠。媒体人有道德担当，不等于拥有傲慢的权力，更何况道德担当已被打了折扣，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民众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领先于媒体人。

比如，在南周事件当中，当南周的记者编辑们仅仅在寻求编辑自主的时候，民众已喊出了新闻自由的口号。在党管媒体的原则下，在媒体管理者越来越多地由专业人士衍变为党政官僚的环境下，南周编辑部的如此诉求似为必然。然而，当中国的媒体还在视“带着镣铐跳舞”为一种艺术的时候，民众早已把镣铐本身认定为必欲去之的桎梏。当局显然明白哪一种诉求更激进和更危险，所以，广州警方对年初前往南周大院现场声援的一些抗议人士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实行秋后算账，而同时出现的，还有南方报业集团的一条 “满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后果要件”的证词。

从献词到证词，显示了南方系的倒掉。虽有南方报业的部分员工提出“反证词”，但在网上的一片愤慨中，对南方系背信弃义的讨伐形势已成。广东省宣不可能完全打垮南周，但郭飞雄、刘远东们却会给南周致命一击。如南方报业的一位评论员所说：如果说空降领导、加强审读甚至直接篡改新年献词，只是在肉体上（即内容上）试图摧垮南周，现在成功地让南周众叛亲离，则意味着这家奉自由主义为圭臬的大报，已然在精神上被连根拔起。南方系曾经的道德形象从此瓦解。

2003年的时候，以南都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风头正劲，《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震动华夏，开启了十年的维权时代，公众辩论也于焉发端。十年之后，市场化媒体不仅在市场上攻营拔寨，而且同网络媒体一起，开辟了官方之外的另类舆论场。其间的张力与冲突，在《环球时报》2013年3月的一篇社评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中国官方名义上掌握着媒体，实际上官方同舆论界、特别是同市场类媒体的关系很不和谐。官方同后者在中国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非积极配合与合作的关系。后者千方百计想突破报道的限制，打擦边球。”可如今，打擦边球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年初的南周献词事件、以及《新京报》被迫转载《环球时报》对南周定性社评的事件，都是“抗争过，努力过，没有奇迹”。

另一方面，市场化媒体在商业化过程中既收获良多，也受到不利影响：盲目追求利润已经造成新闻质量和新闻职业操守的危机。媒体或记者利用其影响力来换取经济利益和特权，将公众利益抛在脑后。这导致了专业水准下滑，庸俗新闻、虚假新闻甚至是勒索新闻大行其道，媒体的公信力也每况愈下。

在此情况下，2013年和十年前的2003年一样，成为转折性的一年，市场化媒体这么多年来积累的红利几乎一下子被推到消耗殆尽的边缘。在所谓“党报党刊-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的三分格局下，都市类媒体鼎足而三的实力大幅滑坡，正变得难以为继。党报党刊“党在阵地在”，既利用市场寻租，又复利用意识形态的主导特权掩盖这种寻租，可谓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网络媒体（此处指私有的大型网络媒体）挟技术之利器、资本之优势，正不断吸纳弃传统媒体出逃的精英，在媒体范式发生巨变的当口，大胆开拓新应用、新载体，满足一代新型信息消费者的需求。唯有都市类市场化媒体，在上挤下逼的狭窄空间内，呈现全局溃败之势。不能不说，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市场化媒体人将迎来风雨飘摇的十年，——如果还有下一个十年的话。

十年以来，市场化媒体在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上厥功甚伟。它的倒下，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重要后果，我们尚不知晓。然而，报纸已亡，报禁未除，社会已等不得了，就连媒体人自己也等不得了。

这个“崩盘”的过程，有不舍，有忧惧，有彷徨，但也不必倾洒过多怀旧的眼泪，因为新生的力量已然在那里：社会化媒体汹涌而来，新闻早已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对于传统媒体人的痛苦与救赎，我常用的比喻是：“铁匠在啤酒中撒下眼泪，悲叹自己没有办法在铁路时代卖马蹄，但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马蹄更受欢迎。那些学习变成机械师的铁匠才会保住自己的饭碗。”欢迎来到机械师的时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email protected]）

2013，势必是个可以在中国舆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年份。这一年，习近平重塑了中国舆论，也重塑了中国舆论中的领袖形象。

人未老，报先亡

虽说19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就一直是在政治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之下谋求生存，而且，全球同行多少也是概莫能外，但是，夹缝从来没有像2013年这般逼仄。经营收入急剧下跌、意识形态控制收紧，再加上多桩内部丑闻带来的行业声誉损害，早就远离“无冕之王”称号的中国媒体从业者，像是被脱去了“皇帝的新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便是对那些以维护中共政治权威为宗旨的喉舌媒体而言，广告效益在2013年的加速下滑也已经构成了足以致命的危机。在新技术新渠道的冲击下，“报纸消亡论”、“电视消亡论”已经不再是“狼来了”的笑话。各项数据统计显示，中国传统媒体2013年广告经营收入急剧滑坡，远远超出了整体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关联效应，甚至连曾经的新媒体代表——门户网站——都已经呈现掉头向下的征兆。这其中，尤以戴着更重管制镣铐和历史负担的纸媒为重灾区，仅一季度，中国报刊媒体广告市场投放季度同比跌幅即达到12%，为2010年以来最大降幅。上半年盘点之际，6家报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的已有4家，降幅最大的为ST传媒，达71.93%，而博瑞传播与浙报传媒之所以能保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也只是受惠于网络游戏业务。

心急如焚的记者编辑们，在这一年中，不断听闻报纸杂志裁员乃至关停的噩耗，尤其是在发达城市和财经、时尚报道领域，多有媒体已经难以承受广告经营压力之重，《好运MONEY》和《钱经》先后宣布停刊，第一财经不再续租宁夏卫视的上星渠道，一些沿海地区的都市报之所以还能维系，更多地是依靠缩减版面及降低员工薪水。

“温水煮青蛙”，已经到了不得不跳出热锅的存亡关口。面对困境，在中国最大的城市，市委书记韩正10月亲自主导上海报业集团的重组，并承诺向缺乏市场销售能力的两张党报各自注入每年5000万元的财政补贴，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个联合舰队的航向还没能给各地观望同行带来发现新大陆的确凿希望。

面对提问，新集团当家人裘新轻轻摆了一摆手，“纸媒行业不需要悲观主义者，徒说无益”。解放日报旗下瞄准付费阅读模式的“上海观察”网在年末上线，颇具全国知名度的东方早报同期开始“自贸区邮报”、“饭局阅读”等新媒体尝试，并将其颇负盛名的上海书评、上海经济评论内容向手机端迁移。而最富有“断臂求生”悲壮意味的是，就在东方早报12月23日用整个封面宣布“中国上海互联网行动正在招募”的同一天，同城媒体新闻晚报被选中作为牺牲品，定于2014年元旦日停刊。

“十年青春空飞扬，人未老，报先亡，新识旧友，何处诉离肠。千简万牍著文章，朝随露，夜伴霜。一夜北风旗幡乱，刀笔断，鸟弓藏，青丝白发，谁人不彷徨。往昔峥嵘随流水，落花黄，晚报殇”——这一曲丧钟挽歌，从新闻晚报编辑部里飘出，久久回荡在中国媒体从业者心中。

新快报溃散

证监会11月底宣布IPO重启，算是给那些依靠上市公司生存的财经类媒体送去了一线生机。此前，由于这条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断绝，一批通过向拟上市公司索取广告费甚至“保护费”来获利的报纸杂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这，也正是2013年中国媒体业标志性风波——新快报陈永洲事件——的潜伏之处。

新快报10月23日、24日《请放人》《再请放人》的头版，以及“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宣言，现在看来，根本就是自取其辱。轰轰烈烈的一场媒体维权行动，却因为记者陈永洲在电视镜头前如数招供罪状，而落了个一地鸡毛的下场。

想当初，中国媒体可谓同仇敌忾，死守言论自由与职务行为两块阵地，群起抨击警权滥用，连新华社都曾发布过有利于新快报陈永洲的电稿及评论，一时间蔚为大观。然而，随着穿着囚服剃着板寸的陈永洲对着央视镜头一字一句地承认收受他人钱财、撰写不实报道，供称报社管理层直接参与其中，甚至还说出了“我也希望整个新闻行业能够以此为戒”，他的声援者们目瞪口呆地陷入了所托非人的尴尬境地。起初有多么慷慨激昂，现在就有多么情何以堪，起初有多么大义凛然，现在就有多么自取其辱——那些本来以为可以借此痛击公权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记者编辑，被对手狠狠地反扇了一记耳光。啪！打得眼前直冒金星。

尽管至今仍有高举“程序正义”大旗者，指责长沙警方勾结三联重工、央视“未审先判”，但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之外，新快报事件已经测量出了更大范围内的“人心向背”。在宁愿看热闹的中国民众心目中，程序正义远没有那么神圣，“收黑钱”就是最大的不正义，因为陈永洲，记者的标签上已经被牢牢地印上了污点，未来的日子里也势必将被反复拿来当作话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头版战书”到“命运共同体”，再到“三而竭”，直至大翻转后的“四而溃散”，整个中国媒体行业——尤其是亲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一批——遭遇了一次巨大的信誉危机，也很有可能，是系列舆论斗争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惨败。

唾面自干还在于，随着新快报的节节败退、身败名裂，媒体行业中更多的类似龌龊行为被曝光。先是前调查记者龙灿因为难以忍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在陈永洲事件中的“假装清高”，而奋起揭发对方“沽名钓誉”，此后，杭州、北京等地又陆续传来警方拘捕、法院开审记者编辑收受不法钱财的消息，每日商报经济部首席记者楼志文身怀六甲之际却因为涉案近80万元而站上被告席，让围观者一方面也为这个曾经获颁新闻奖学金的美女感到惋惜，另一方面更惊叹于媒体行业的灰色收入已经动辄百万计。

其实，对业内人士而言，收受“开口费”、“封口费”绝不是什么新闻，甚至早已不是值得让他们感到羞耻的事。一个通行的自辩理由是，由于中国的媒体机构未能给予员工与其付出相匹配的体面收入，默许甚至鼓励了那些新闻寻租行为，也就是说，在一个整体肮脏的环境中，记者编辑们的道德水平没有理由、也绝无可能高出社会平均线。

大恶小恶，轻重缓急，何去何从？是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胡舒立，在新快报陈永洲事件告一段落之际，于新世纪周刊发表社评《新闻寻租不可恕》，强调：“无论愿与不愿，应当承认这是丑闻，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然而，也正是这篇呼吁同行“自尊自强自爱”的宣言，令这位有着“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之称的业界领袖遭遇了成名以来颇为罕见的后辈不忿。如果说4月雅安地震时的“媒体添堵论”主要还是针对新闻职业素养的业界学术讨论，那么，半年之后，直接“诛心”。

以孙旭阳、魏海田等为代表，市场化媒体记者编辑中的“少壮派”、“死磕派”利用微博微信，愤而指责胡大姐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感”，在关键时刻“倒向了那些可疑的势力”，“于事无补，于理不足，于情有亏”：“此时此刻检讨新闻寻租，有对陈永洲等人落井下石的嫌疑；此时此刻检讨新闻寻租，是对已经被伤害的陈永洲造成更大的伤害；此时此刻检讨新闻寻租，似乎站在了中联重科、长沙警方、中宣部和央视一边，也就是站在了不公正的威权一边；在此时此刻批评新快报和陈永洲的媒体人，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嫌疑；此时检讨新闻寻租，也是媒体被强暴后的可怜的无耻的自虐行为！”

至此，因为新快报风波而短暂凝聚的媒体命运共同体，被证明不过是一盘散沙，曾经作为声援口号的“今天所有媒体人都是兄弟姐妹”，听上去更像是个冷笑话。的确，要这些平素就以臧否他人作为职业的记者编辑们结成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恐怕真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大V的黄昏

其实，在胡舒立的“直道而行”被嘲讽一个多月之前，对“理中客”的批评已经因为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而激化。在2013年9月审理的连串案件中，埋伏的裂痕仿佛一夜之间就浮出水面，以“理性中立客观”自持者被讥讽为一叶障目，“追求‘完美的受害人’，带着‘测谎仪’而不是录音笔去从事记者工作，像极了嗜血的媒体野兽”。

“面对完美的压迫，谁有心情责难反抗的不完美？何况压迫越是完美，完美的反抗越不可能”、“如果你在不公正的情形下保持中立，那你其实已经选择站在压迫者的一边”——为了反击那些有关夏俊峰之子画作“剽窃”的指控，现为网易高管的钭江明和陈峰不惜与前同事、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韩福东断席绝交，而同样有南方系背景的宋志标更写出名篇《维稳战士与理中客》，指责“理中客”是在不自觉间配合了有司的舆论调控，“在舆论引导上充当了十分重要的‘维稳战士’，“在所谓‘求真务实’的托辞下，沦为虚伪的人。”

夏天的风孕育了秋天的果。舆论决裂到了这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地步，激化出了这等“鱼死网破”的决心，实在是拜中共在9月之前实行的意识形态整肃行动所赐。而这，也正是贯穿整个2013年中国媒体舆论场的真正主旋律。

之所以“小贩之死”会引发中国社交媒体上仿佛随时就要揭竿而起的一时激愤，是因为官方此前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名实施的一系列抓捕行动，其中又以商人王功权9月13日的被拘反响最为激烈，人称“黑色星期五”。

这一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商界精英集体感受到了1989年以来最严厉的言论管制氛围，兔死狐悲、哀鸿遍野。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四年中，网络社交媒体的兴盛让中国人享受到了革命性的信息传播便利和自由，如今一旦尺度收紧，“由奢入俭难”；另一方面，也的确是中共新领导层展现出了比前任坚决得多的控制欲望，习近平明显是在继承“延安整风”时代的方略，打击贪腐渎职官员，但同时也要将反对派的颠覆梦想——哪怕是王功权式的“公民行动”——扼杀在摇篮里。

严格来讲，在传唤之前，王功权就已经不是微博大V，他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账号早已被注销。所谓“大V的黄昏”，是从薛蛮子开始。

在被北京警方8月23日蹲点抓了个嫖娼现行之前，薛蛮子在互联网上确实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因为以每天几十条的数量转发那些对公权力言行的控诉，他的微博账号长期位居影响力排行榜前列。在以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的不堪方式被捕后，尽管同样是有足够多的市场化媒体和民间意见领袖指责警方“选择性执法”，甚至连公认的中共立场维护者、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曾经在微博中说出“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但仅凭“买春”人赃俱获这一项，这位曾经在微博上满口仁义的大V就已经跌下了道德高地。

更何况，9月15日，看守所里的薛蛮子又在央视镜头前说出了“回复粉丝留言感觉像皇上批奏章”的大V感受，做起“飘飘然”、“忘乎所以”的自我批评时，他也真不愧是受过红色家庭的薰陶，让人恍若置身“延安整风”活动现场。至此，其实都已经用不着喉舌媒体再连篇累牍地反思了，即便有打抱不平者还在抨击官方终于暴露了借嫖娼之名整治微博大V的动机，或者指责这又是一次“污名化”行动，“大V嫖娼上了《新闻联播》”，但看着薛老汉如假包换地在电视镜头里手舞足蹈上演“投名状”，只要不是“水军司令”豢养的追随者，要么哑口无言暗承遇人不淑，要么就只能痛苦承认这实在是暴露了“小丑本色”，与其说是“自污”还不如说是“自甘下贱”。因为，无论如何，薛蛮子亲口说出并为之面露得色的“网络皇上”论，是与那些普世价值信奉者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薛大V活生生地展现了“民主逗士”的风采。

“没有开明绅士”

本来，大V以及与之密切响应的自由派媒体人，有过一个美好开局。先是以“公民记者”身份实行网络反腐的朱瑞峰，把他于2012年底引爆的重庆官员不雅视频事件发挥到了极致，令纪检官员在新年伊始之际陷入动辄得咎的被动。而后，罗昌平的举报名满天下：2012年12月6日，这位财经杂志副主编连发三条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经过半年的焦灼等待，刘铁男在2013年5月12日终被官方确认涉嫌严重违纪，而罗昌平本人，也因为这场开一时风气的反腐行动而在年末获颁透明国际清廉奖。

正是受罗昌平和朱瑞峰的成功激励，在5月之后，相继有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新快报记者刘虎实名举报，前者指控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高管，后者则剑指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并借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丑闻曝光之际，扩散对上海高院代理院长崔亚东的贪腐证言。事后被确认为新华社对外部夜班英文编辑周方，更是在7月中旬于个人博客中发布了“宣传口正部级领导赴宴喝美女人奶”的说法。

但随着刘虎在8月被警方以涉嫌制造传播谣言的罪名刑拘、周方亦传出因多次造谣被吊销记者资格的消息，这股网络反腐热潮迅速冷却。及至11月底，本已被外界认定平安着陆的罗昌平调职研究院，不再负责财经杂志采编业务，这更让一些焦虑的围观者揣测他是受到了打击报复，至少也是“冷藏”。

以定点清除微博大V为标志，以两高关于网络谣言的“500转”司法解释为武器，这一连串对异议者的打击，只是中共新任领导层整肃意识形态的组合拳之一。

如果说“七不准”迄今还只是通过官方内部文件的方式传达，那么，习近平在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已经再明白无误地公开表达了这位中国当今最高领导人的强硬决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此后，随着中共高级官员及喉舌媒体在学习传达中的响应表态，新华社电稿中没有披露的最高指示——“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敢于亮剑，不能爱惜羽毛”、“这个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妥协换不来和谐合作，斗争才能生存发展”——令那些将互联网视作抗争大本营的异议者心生寒意。9月18日解放军报上那句“只有像当年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战斗在最前沿，才能打赢这场不见硝烟的暗战，夺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更是疾言厉色。

对网络大谣大V的集中打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了行动。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出面召集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算是通过划定“七条底线”先礼后兵。不以为然、甚至还沾沾自喜于抗辩的座上宾薛蛮子，两周后就付出了代价；因为网络推手秦火火被捕，李开复的微博主页被央视镜头扫过，欲盖弥彰地暗示了他就是“背后大V”；而另一位拥有千万级微博关注者的名人潘石屹，则是在9月12日，用在央视出镜表态认同两高司法解释的方法，证明了他是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微博大V——在谈到“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时，这位房地商的口吃被一些人理解为紧张所致，被另一些人理解为是在“自保”。

奚落“潘结巴”成为那几天里的全民乐事，但对把言论自由看得比财产安全更重要的人们来说，调侃语气掩盖不住悲哀。

鲜衣怒马的奇兵

这一切，并非没有先兆。

大致是从5月起，反宪政潮流扑面而来。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下属的红旗文稿刊出人大教授杨晓青署名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其中“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论述，一语惊醒梦中人。

再加上此后一系列经由求是理论网、人民网等转发的类似反宪政檄文，导致本以宪政作为愿景的大批知识精英一时哗然。尽管在对这些文章的发掘中，多少有些自由派意见领袖主动搜寻乃至对中共常规理论文章“少见多怪”的成分，但随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在8月白纸黑字地连续发表三篇由马钟成署名的反宪政文章，将“社会主义宪政”亦指为“只不过要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最终达到‘资本主义宪政’的目的”，以及求是杂志10月刊亲自上阵发表《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波左倾思潮已经得到了最高级别的背书。

中央喉舌之外，网络舆论场上此时也杀来了一支鲜衣怒马的奇兵。8月1日起，由新华网首发、王小石署名的《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在腾讯搜狐网易和凤凰网首页被同步推荐了接近两天一夜，新浪甚至持续到了第三天早晨——显然，只有最高级别的宣传官员才有此等号令商业门户集体遵命的能量。

周小平更可谓一朵奇葩。比王小石更早一步，他的成名作《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就已经成为各大门户需要在首页推荐的雄文，紧接着，作为“正能量”代表，他又获邀出席那场著名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9月22日，在李开复宣布返台治疗癌症之后，牢记“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周小平又得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党建杂志社下属网站发表《十问李开复》，从“您到底有没有患癌”到“您与台独势力和藏独势力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您为何称‘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您为何要伪造历史，为何要把杀人犯美化成善良人”、“您眼里的优秀青年就是那些鼓吹吃烤人肉和仇恨祖国的青年吗”……

看上去，周小平和王小石对右翼公知的阻击是颇有成效的，至少他俩的后盾应该满意。因为，及至12月，又有文风一脉相承的《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被部署扩散。而且，这篇直接宣布“我们相信习近平主席”、“我们支持习近平主席”、“习的智慧魄力、胆略卓识，坚韧稳健、柔里含刚的能力作风，对拨乱反正、稳定大局是心中有数、胸有成竹的”的网帖，已经可以享受到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发布正式稿件进行摘要推荐的规格。

强攻之下必有反弹。面对这场从春夏之交开始的意识形态攻势，自由派意见领袖对习李新政的评价急转直下，更不消说年初那些因为彭丽媛出访装扮而兴起的“中国最美第一夫人”式赞赏，已经再无心情提及。

当然，虽说舆论整肃的压力已经令太多人噤若寒蝉，但总归有一些迎难而上者，坚守批判态度。因为王功权事件，以王石、王瑛为代表的一批商界精英，公开反对柳传志“在商言商”的处世哲学。两高司法解释以及随之而来的“抓捕扩大化”倾向，更招致民间激烈抨击，要求以同等力度整治“官谣”，防止“寻衅滋事”成为一个予取予求的“口袋罪”：在广州越秀警方以“污蔑‘狼牙山五壮士’”为由行政拘留一位微博发言者后，不仅那些市场化媒体纷纷刊文批评，作为上级部门官方微博账号的@广州公安更是说出了“子产不毁乡校”的古训，一时传为美谈；而后，在解救所谓“500转刑拘第一人”、甘肃张家川初三学生杨辉的网络行动中，围魏救赵的民间战术又让当地警察局长遭遇了被人肉搜索出历史劣迹的莫大讽刺。

相对而言，针对周小平的反击则充满了不屑的口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同仇敌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宁愿辩论对手是像陈伯达、胡乔木、张春桥、姚文元、邓力群这样的中共早年“笔杆子”，也不想看到周小平“沐猴而冠”，以一幅“口含天宪”、“狐假虎威”的模样满嘴胡言——这简直是在侮辱智商。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中国市场化媒体中最优秀的一群记者发挥了他们的职业功底，从10月14日起接力“扒皮”周小平，直至证明他就是当年可以媲美秦火火的网络炒作推手。顺着各式《十问周小平》纷至沓来之势，新京报更于16日发表《周小平的“问与被问”说明了什么》，打响了中国正式媒体的第一枪。

当南方都市报也已经更多地将锋芒隐藏在微博中时，凭借这篇富有脱敏意义的评论，新京报再一次证明了超越绝大多数同行的言说勇气与能力，并就此获得同道中人的致敬。事实上，在更早之前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这家媒体就已经展现了非同寻常的抗压能力。

新年献词风波

说起来，中国媒体是从2013年的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梦的尺度”。较之10个月后的新快报事件，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带来的舆论风波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为了抗议上级将原定的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改为“添加伟光正材料”的见报版本《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那群素有抗争传统的记者编辑利用互联网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联署行动，不论是否经过实名认证，他们似乎都已经不再惧怕秋后算账，在微博上放声大骂，前赴后继地用文字冲锋，仿佛只要能存活一秒就是胜利，直至账号被注销。

矛头直指2012年5月由新华社副社长调任广东宣传主管之职的庹震。而且，这也并不是庹部长第一次遭遇属下媒体抗议，早在半年前的北京暴雨事件中，这位省委宣传部长就被南方系记者编辑普遍指责为“极度保守”，当时互联网上就流传有他删改南方周末当期特刊的截图证据。

根据抗议者起初的指控，是庹震在亲自捉刀的封面导言中，引出了习近平那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之意，而“隔空向老大拋媚眼”却拋得如此拙劣，只写一百多字的最大恶果就是，硬伤太易被发现：众志成城写成了“众志成诚”；大禹治水的传说发生在约4000年前，却被写成“2000年前”……

于是，在那场绵延一周的山呼海啸中，有些人是把庹部长的姓氏谐音用在类似“一坨屎”这样的词组中，有些人开始回顾南方周末历年新年献词的经典段落——作为中国最具声誉的报纸之一，以及新闻界公认的“黄埔军校”，南方周末20余年来播撒的那些火种在这个寒冬里星火燎原，几乎所有中国媒体和网络知名意见领袖都参与其中，向那些破釜沉舟的记者编辑送去温暖：机巧的东方卫视以纠正错别字为切入角度，在1月3日的深夜节目《子午线》中挺身而出，发布《舆论场：南方周末新年献辞引热议》之报道，这段1分半钟的视频引爆冬夜，不仅是激动难眠的南方周末支持者奔走相告，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凤凰亦均于首页展示其标题，甚至央视网也隆重推荐；媒体微博账号里的献词对比、以史为鉴、说文解字更加比比皆是，盟友队伍里不仅有@财经网、@潇湘晨报、齐鲁晚报、@爱奇艺，还曾短暂地出现过@湖北日报的身影；一些人相信，不仅南方都市报那篇《让无声者有声，让有声者多元》的社论是在暗表兄弟深情，新华社借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公开指示批评“鸵鸟”思维其实也是春秋笔法。

借助微博这支全民麦克风，在亿万支持者的簇拥下，南方周末报社内部抗议者已经把昔日只于后台操作的新闻管制尽数公之于众。不过，即便是最激烈的抗议者，应该也知道，在现行体制下以“党政分开”的理论要求媒体自由，比在新年献词里写出“宪政”二字更加不可能。所以，自有业界、学界人士退而求其次，以宣传官员历来只做“事后审查”为由，批评庹部长“绕过编辑部”删改、重拟见报文稿，是一种粗暴违规的管理手段。

正当这场抗议方兴未艾之际，6日晚间，南方周末的官方微博账号却发布一段声明，声称“特刊封面导言系本报一负责人草拟，网上有关传言不实”。这下，连代表中共中央机关报活跃在社交媒体中的@人民日报都莫名诧异，情不自禁地留下了一个其发布史上最短却也最特殊的记录——一个释意为“吃惊”的网络表情符号，瞪大双眼，冷汗滴落。

然而，就是这份自认差错、为庹震正名的声明，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抗争。一份由南方周末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署名《南方周末新浪官微被迫发布“致读者”之不实声明的全过程》火速穿越重重封锁监管而至，并被支持者通宵接力转发。

眼见同行的决绝勇气，那些掌控媒体发言权的编辑们也被深深地感染，比1月2日晚上更加不愿置身事外。23时许，@人民网即送夜话：“今夜星云变换，气温骤降，寒气袭人。出入应谨慎，冷暖需自知”；零点刚过，@新周刊贴出一幅来自中国气象局的卫星云图，说了句“这是28年来，中国最冷的一个冬天”；趁着夜深，网易不仅微博博客齐上阵，更用一个绝无仅有的新闻专题表明了自己是何等“有态度”：将华商报5日所刊评论作为头条，并把标题修订为更加直白的“南周献词事件不能靠鸵鸟心态解决”，再辅以《南周员工微博发公开信“对抗”官微》中的对比截图，以及南方报业门口举着“开放报禁”、“让梦发声”标牌的抗议者现场照片；新浪天津频道首页上，编辑也分明是在用六段标题作为“藏头诗”，拼接出“南方周末加油”的字样；继爱奇艺之后，淘宝网同样“不务正业”地前来助阵，寄语“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此刻，燕子飞往南方”；演员陈数之后，更多原本不太介入此类公共事务的文娱界人士亦加入微博声援队伍，姚晨、伊能静、李冰冰、陈坤、任泉…………

在这些用尽权限向南方送去温暖的媒体中，或许没有谁能比新京报更加有体会，7年前，同样是因为遭遇包括撤换总编辑程益中在内的整肃，这家北京报纸断绝了与南方系的血脉关系，所以，在这个夜深人不静的时刻，先是@新京报评论及时奉上《韩国主流媒体罢工，要求脱离政府控制还原真相》的旧闻，而后又由官方账号送来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You Raise Me Up》。

而风波在8日晚间再掀高潮，也正是因新京报而起。当天，局势本来已经在向缓和方向发展，有传言声称宣传官员已经与反叛的记者编辑达成妥协方案，但是，深夜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令气氛重新紧张。

此前一日，环球时报刊登社评《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比起早前的《有必要冷静思考南方周末事件》，这篇新作更加直白地表达了对这场媒体风波的批评，声称“别逼一份中国报纸扮演它无论如何也承担不了的对抗角色”。对持续抗议了4天的南方周末记者编辑来说，这是比前一晚官微失守更加让人沮丧的现象。他们认定胡锡进团队写出“最新支持者是远在美国的陈光诚”的字句，就是在有意将事件政治化，就算是南都网以“环球飞狗叼盘精彩瞬间”的图片相讥亦不能泄心头之恨。继向时任环球时报评论部主任王文发出绝交短信后，南方周末前评论员笑蜀呼吁同道之人抵制该报，以惩罚其“递刀”之举。

“递刀”的判断，源自各大门户网站对环球时报社评的首页推荐。8日早晨，又有一批在各地拥有指标地位的报纸奉命转载了这篇《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能够像拥有南方系血脉的云南信息报那样，同期刊发人民日报那篇呼吁新闻宣传管理者“跟上时代节拍”、“放弃生硬说教”的评论，已经殊为不易。

在中央和北京两级宣传官员的眼皮底下，京华时报是以重拟标题为“任何改革不能损害前进大局”的方式服从指令。于是，在这种集体上阵的情形下，新京报的缺席就显得格外突兀。按照微博上当时流传的直播说法，有北京高级别宣传官员8日晚间亲至新京报，要求其跟进转载环球时报社评，但遭遇报社团队抵制，不仅记者编辑表达抗议以至屈辱落泪，甚至有称戴自更社长愤而提出口头辞职。

根据街头报摊所示，稿子最终还是登了出来，在A20版右下角，标题是“《环球时报》就‘南方周末事件’刊发社评”，删除大半，尤其是最为抗议者所非议的“陈光诚”段落，整版亦无编辑署名——显然，督战官员也作出了让步。此外，人们还发现，直至9日午前，惯常一早就更新完毕的新京报电子版仍停留在1月8日版本上；5时01分，其客户端发布声明：因系统突发无法预估和控制的大BUG，今日‘新京报新闻’APP内容无法更新”；唯一更新的是其网站，编辑选择的头条是过去几乎不曾有过的娱乐人物访谈，标题——“我们还是在被动的位置”。

再加上@新京报晚安帖——“走得太快，会把灵魂丢掉。应该停下来等一等，等灵魂追赶上我们的步伐”、早安帖——“如果你想要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那么你必须去做你从未做过的事”，就算是那些痛彻心扉的南方抗议者，也不能奢望新京报同人做得更多了。

另一处失守重镇是同样多有高管源自南方系的潇湘晨报。与新京报不上网的做法堪称殊途同归，这份湖南最畅销报纸是一改惯例地特意将评论版公开，向天下人表明心迹。转载的“深思”稿被人民日报《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压在下方，更由评论员杨耕身署名写就《今天我们如何弥合信任拨正情绪》，以表编辑部立场：“对这些‘时代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不再闭耳塞听，道路以目，或混淆视听，那么我们将可以收获关于良知与进步的慰藉。否则只能是时代之耻，历史之污。”

余波未了，寿则多辱

风波看似以新年第二期南方周末在1月10日的如约正常出版而逐渐平息。不过，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具有无比讽刺意味的续集在年末上演。年初在南方报业大院外举牌声援反叛者的郭飞雄、刘远东，在12月底被广州市检察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罪名起诉，而作为呈堂证供的，是一份盖有南方报业集团大红公章的情况说明，指认“集团所在地门口聚集大量人群，对集团正常工作秩序产生较大影响，人员车辆进出受到妨碍，集团一些会议被逼取消”。

据此，曾经感受过声援温暖的记者编辑悲愤难当，群起指责官方违背此前承诺、实行秋后算账，多位员工以个人身份在微博微信上发布声明，强调那几日工作一切正常、未受任何打扰——机构法人与自然人的角色冲突在这一刻尽显无遗。然而，眼见大势已去，“恨不当年死，留作今日羞”的评语，已经被失望的人们赠予了南方周末，赠予了这个曾经在中国民主进程中担当先锋角色的媒体机构形象。

事实上，半年前，当微博的抗议能力已经不复盛况之时，南方周末就已经因为另一个封面报道而陷入舆论纷争，被曾经的声援者讥讽为与环球时报“相向而行”。

虽说在贯穿整个2013年的李天一强奸案中，原告被告双方均娴熟运用“操控舆论”的手法已经人尽皆知，但南方周末8月1日的《“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还是给曾经为“伟大母亲”掬泪感动的人们带来了颠覆性的震撼。

要知道，这位“上访妈妈”一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民众追求法治公平的标志性悲情人物，更被视作借此推翻中国劳教制度的突破口。经由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网事、人民网在内的媒体报道和网络号召，数以亿计的支持者站在她的身后，为她未成年女儿乐乐遭强奸并强迫卖淫的苦难而感同身受，为她因不满法院判决故连年上访却被处以劳教而打抱不平。4月12日，湖南永州市中院一审驳回唐慧要求劳教委行政赔偿的请求，曾满怀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劳教制度反对者大失所望，当时，唐慧蹲坐在法院门口撕心裂肺的痛哭流涕，曾经让多少网络围观者同样流下泪来，“再也不相信司法”的呐喊义薄云天，声遏九霄。

但是，作为中国最著名的老牌调查报纸，南方周末允许记者柴会群将那些将唐慧比作“撒谎的泼妇”的微博揭发，以白纸黑字的形式正式刊登了出来。据此，舆论激烈分野，环球时报自是跟进附议，指责“民粹”，叹息于“媒体的片面、公众的轻信、唐慧的‘闹’”，而本是南方系“同根生”的南方都市报却发表社论《若法治没有赢，唐慧亦不可能赢》，从标题开始就直接否定了南方周末的议程设置：“在为女儿与家庭抗争的数年里，没有谁有资格去要求唐慧成为没有缺点的抗争者。而以一个假想中的法治秩序去批判她，更展现了虚伪与残忍。”

“菩萨心肠、霹雳手段”

大V的黄昏、小贩的秋后、天一的十年，甚至是南方周末的所谓“转身”，都是季节变换的象征。就算是天天叹息中国互联网是“谣言共和国”的人们，也得承认，在社交媒体兴起的过程中，受到更大打击的是以批判体制为己任的反对派意见领袖，也就是所谓的“公知、天使、导师”。2010年之前，中国音量最大的麦克风多半都向右倾斜，是微博的诞生，客观上给“自干五”、“爱国者”带来了更加急需的机会，也导致了更多的“公知”因为言多必失而褪去光环。这个道理，本来是不需要等到薛蛮子看守所谈笑风生后才尽显无遗。

再加上9月前后董良杰、边民等多位微博名人的被捕，杀鸡儆猴，从2011年迅速占据网络话语权的这股力量遭受重创。尽管这些视批评为已任的意见领袖对活跃中国舆论、推动社会进步有着时代功绩，但是，在由暴力机器支撑的权力意志面前，他们的软肋昭然若揭，倘若再如南方周末所言，滑向“混杂了商业利益、私欲和嘲笑声的集合”，终归是不堪一击。

况且，从秦火火、格祺伟等事例中，中共新任领导层完全有理由得出网络舆论受操控、不能完全代表整体民意的判断。而求是杂志更在当时刊发“石平”署名文章，定义“网络乱象更大的责任应由网站特别是主要门户网站承担”，给新浪搜狐们设计了另一条发展方向：“依托高质量的实用信息服务来增加流量应该大有用武之地，淘宝网等电子商务网站的巨大成功也提供了范例。我们希望商业网站走好，但要走正路。网络的媒体价值、舆论功能，更多还要靠专门的新闻网站。”

就这样，只用了一年时间，习近平就已彻底改造了中国舆论的发展轨迹。如果说秋天之前，他的形象还有些模糊，那么，在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之后，这位2012年年底接过最高权杖的“红二代”，已经展现了复杂而清晰的全方位领袖形象。就在2013年最后一天到来前夜，他代替总理李克强亲自出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再加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以及并无悬念的国安会最高领导头衔，五大权力集于一身，实现了毛泽东时代以来最大程度的个人集权。

所以，不论褒义贬义，人们现在都承认，他已经化身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结合体——“毛泽东的风格，邓小平的路线”。用萧功秦的话来说，就是新权威主义2.0版，用吴稼祥的期待来说，就是“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和如来智慧”。通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手法，他试图在中国日益分化的利益群体间建立公约数。瞻仰毛泽东纪念堂，可以视作在安抚左派，废除劳教、开放“单独二胎”等，则可以视作是在回应右派呼声，但与此同时，他也强力打压极左极右，不允许那些尖厉的声音破坏“中国梦”。

他愿意展现自己的平民姿态，从上任之初的轻车简从开始，就言传身教朴素作风，年末“吃包子”是最好的证明；他强力反贪、整顿吏治，纪检查处官员力度远超外界此前预测，那只传闻已久的“大老虎”俨然已是瓮中之鳖；他在对外关系上不再一味韬光养晦，仅凭钓鱼岛巡航和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两项，就已经让人刮目相看，年末“封杀”安倍晋三更是底气十足；他承诺市场化经济改革取向，尤其是三中全会《决定》出台后，赢尽掌声，仿佛一夜之间就“重回蜜月”……至于因为控制意识形态而得罪自由派知识分子、被诟病为“政左经右”、“举国皆重庆”，乃至“通往极权”、“民粹主义”，在前面这些功绩前，就多少有些“曲高和寡”。

总之，他既不是江泽民也不是胡锦涛。作为后邓小平时代第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共最高领袖，他凭借从红色家庭里继承而来的道统，用一种毫不掩饰锋芒与自信心的方式，完全改造了过去20年间的总书记形象，调控着13亿人的喜怒哀乐。

这种举重若轻的自信，淋漓尽致地体现在2013年另一件全民围观的新闻事件中，即针对薄熙来案的济南审判。以达到全世界最高水准的微博直播方式公开庭审实录，任由这位曾经的最高权力竞争敌手展现令反对者都不得不叹服的辩论口才和反应能力，那几天中国媒体躬逢其盛，在“最高导演”的允许下，共同见证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观。

也正如这场世纪审判所呈现的，尽管因为遭受管制重创而步入下行线，但新浪微博依然保有中国舆论议程设置主导权。大V隐退之后的人气空缺，恰好给了政务账号趁虚而入的机会，而@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这三大“国家队”媒体法人微博已有合计3000万关注者。

带着镣铐跳舞

只不过，在意识形态管理收紧的背景下，2013年的这个@人民日报也已经有了些改变，一年前开办之初时的“公知”式言论大幅减少。其中一个注脚出现在8月5日，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得以在身为人民日报子报的环球时报上发表《媒体官微应守住品质格调》，指责“有的传统主流媒体官博……忘记了本媒体的基本属性，把自己整成潜伏在执政党里的‘反对派’”——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就是在不点名地批评@人民日报。

而杨禹本人，也定格了央视的标签式形象。作为中国吸金能力最强的媒体，央视暂时还没有广告收入方面的苦恼，这家兼具中共喉舌和广告霸主身份的电视台，碰到的麻烦是来自民间几乎不由分说的“有罪推定”。“3.15”晚会上曝光苹果公司售后问题，不仅被讥为“广告敲诈”，更是淹没在了对“八点二十分发”的耻笑声中，年终之时，对星巴克咖啡在中国市场卖高价、对知名房地产企业欠交巨额土地增值税的批评，又招致“缺乏财务基本常识”的教训，特别是后者，引发任志强在微博上火力全开。

相较而言，京华时报虽然也因为与农夫山泉之间长达大半年的口水战而被批评为缺乏专业水准，但当后者借新快报事件余威宣布起诉索赔时，至少没有太多同行在幸灾乐祸。

《面对面》节目制片人王青雷的离职自白，更在年末时分给央视的厌弃者送去最好论据。这位白岩松的同事愤怒于“我们凭什么越俎代庖替代法律去判断谁是大V谁是大谣”，痛心于“见证了这个国家媒体从令人尊重到遭人唾弃的十年”，叹息于央视不能像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那样“用事实的报道和评论守卫新闻的底线”：“真正的溃败原因不是无法对抗新媒体的冲击，而是无法在艰难的舆论环境中，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勇气，用真实的声音赢得公众的尊敬和信任……当上层建筑显示变革魄力的时候，你又落后于你所忠实的体制，成为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媒体最大的悲哀吗？”

当然，在这个变革时代，痛楚于媒体“带着镣铐跳舞”的内部人，又何只王青雷一个。11月青岛发生中石化管道爆炸事故，当地半岛都市报和青岛早报“掩耳盗铃”、“把丧事当成喜事”的报道模式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这种淡化本地负面新闻的做法在中国各地都概莫能外，并有大众网总编辑朱德泉出面指责“公知煽动”，但耻辱感还是促使这两家媒体里的记者编辑不惮于在实名认证微博上公开向宣传官员表示抗议。

要钱没钱，要名没名，要政策没政策……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那句“报纸必死，可万一新闻理想实现了呢”，和大河报记者朱长振在做了十几年调查报道后重操烤羊肉串旧业，听上去比新闻晚报的丧钟还要哀伤。

自救之路

时不我待，种种压力转化成推动力，萌生危机感的媒体人加快转型步伐。按照连清川在《媒体死亡的真相》中的说法，“不是新媒体杀死了传统媒体，是新媒体出现背后的信息生产逻辑杀死了传统媒体……新闻晚报即将逝世，但是它所开启的时代，让所有怀有新闻理想和乐于拥抱新闻理想的人，倍感幸运。它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是到了该重新认识新闻、重新组织新闻和重新革命新闻的时候了。”

以个体或同人运营为特色的自媒体，依靠从供职机构中汲取的养份与资源，在2013年野蛮生长。尤其是微信公众账号，凭借着粘性、私密以及相对宽松的审查机制，成为最重要的新兴载体，涌现出从“深夜谈吃”到“爱范儿”，再到“华尔街见闻”、“槽边往事”、“滤镜菲林”、“智谷趋势”、“阿尔法工场”、“识局智库”等或生活时尚、或科技财经、或时政评论的大批内容细分代表。同样是从央视离职的罗振宇，则将“罗辑思维”视频脱口秀运作得风生水起，以两轮收获近千万元会员费的惊人数字以及“人格化”的传播理念，激励着心潮澎湃的效仿者。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进步，在2013年继续深入颠覆传媒业，重塑信息流与传播流。因为每个人或者机构都可以很轻易地获得媒体属性，专业媒体的中介作用越来越容易被绕过，传统的生产方式已与时代脱节。或者说，中国的媒体机构甚至还应该感谢新闻管制，如果没有这条“护城河”，它们的命运势必更加凋零。所以，不愿自我悲情的媒体投资者亦以整体机构形式向新战场进发，言必称互联网思维，即便暂时看不到可靠的盈利模式，但总要先跑马圈地。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早已成为各类媒体的标准配备，新闻众筹模式试水，创业家、钛媒体、虎嗅方兴未艾，壹读、博客天下、周末画报、外滩画报的新媒体融合实验均初获成效，21世纪经济报道和都市快报还设立了内部孵化机制，鼓励那些不肯安分守己的内部员工单飞创业，中国经营报年末宣布将内部组织架构改为互联网公司项目团队式。此外，由媒体人转行创立的本来生活网启发了电商领域的灵感，社区化成为一些在本地仍具品牌优势的都市报转型方向。

未雨绸缪的门户也在积极顺应移动互联网趋势。新浪腾讯各自改版，网易和搜狐视移动客户端为下一个高地，展开激烈缠斗，前者创立的真话频道广受好评，后者以分成模式招募自媒体作者进驻。连搜索巨头百度也在年终加入混战。

那么，这些努力真的能够实现救赎吗？

2013的流年不利已经给出了答案：错失了本来可以积攒更多的“黄金年代”后，中国媒体人必须做好由奢入俭的准备，无论钱包、声誉，还是尺度。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email protected]）

敬告读者：《媒体札记》专栏作者徐达内从1月1日起休假3个月。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里，在绿树成荫、以气候温和出名的中国南方城市昆明，市长李文荣发现自己进退维谷，几百名愤怒的示威者在市政府门外游行示威，这是数周来的第二次。游行者在楼外高呼了四个小时，加之警力不断增援，李市长决定走出政府大楼，直接劝说群众。

示威者的诉求明明白白，希望李市长让昆明某下属县在建的大型石化厂停工。抗议群众尤其关注石化厂生产对二甲苯（应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工产品）时附带排放的污染物。

正当李市长竭力劝说抗议群众之际，他发现群众同样在游说他这个市长。群众想知道的是：为何该工程未经广泛征询民意就匆忙上马？本地报纸为何不允许刊登相关批评文章？为何不举行公投，让民众投票决断此事？据现场群众描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轰向”李市长。

在层层严密安保下，铁青着脸的李市长亲身经历了因为环境问题而造成的窘境——随着环境抗议事件不断增多，中国政府正面临这样的窘境。一方面，国家领导层已经公开承诺要治理污染沉疴——在过去三十年中，污染问题始终伴随着经济发展——而环保主义者也怀着相同目标。另一方面，中国环保运动所展示的力量也让中国当政者极度不安。

昆明今夏的抗议活动与全国各地发生的几十起抗议活动大同小异——若不是中国新生社交媒体发挥巨大影响力，昆明抗议事件或许永远不会发生。示威者查清了石化厂项目，决定通过微博（Weibo，类似Twitter）以及微信（智能手机的即时短信服务）互通信息、统一行动。尽管石化厂项目仍在兴建之中，但李市长的执政风格至少发生了一大变化——如今他拥有了自己的微博账号。

环保活动家常把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视作环保事业的转折点。“微博出现之前，中国百姓就像一地碎玻璃，无法积聚力量，”环保活动家邓飞(见右图)说，他拥有近400万微博粉丝，利用该平台组织发起了从慈善到环保的各种活动。

小小的微博信息都能演变成大规模活动。今年早些时候，邓请求自己的粉丝把各自家乡受到污染的河流与湖泊照片贴到微博上。铺天盖地的照片立即引发媒体的一系列文章，让个别地方政府无地自容，不得不采取行动清理河道。如今，邓飞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自己成立的众多环保与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主要依赖网络上的支持设立的，资金也主要通过网络筹集。邓飞是总部位于香港的新闻类杂志《凤凰周刊》(Phoenix Weekly)旗下记者，他最新成立的组织是8月刚刚发起成立的中国水安全公益基金(China Water Safety Foundation)。

“不管你身居中国何地，只需四秒钟，你在网上张贴的东西就会传遍全世界，”他说，我俩谈话时，他仍不时摆弄自己的iPhone手机。“我一直认为微博是上帝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它赋予我们更大力量及更多权利，让我们快速凝聚在一起。”

中国公民在污染问题上很快汇聚在一起，因为污染规模触目惊心。就空气污染而言，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座城市，有七座在中国。中国每年因雾霾导致100多万人早亡。水资源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据官方数据，中国主要河流有三分之一水域污染严重，不适合人类使用。大片国土受到重金属污染，但总体污染程度不得而知，因为政府把国土污染信息视作国家机密。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污染源多为厂矿及电厂——它们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过去三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突飞猛进，在2011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规模的污染成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这与早先的英美等国并无二致。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觉得这种用污染的代价换来的发展已经得不偿失。李克强总理今年早些时候曾说：“绿水青山贫穷落后不行，但殷实富裕环境恶化也不行。”许多官员警告说，中国的污染问题已演变成社会不安定源头，将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今年七月，北京宣布，除每年正常划拨的几十亿人民币资金外，正着手制订解决空气与水源污染、耗资3.7万亿人民币（约合3800亿英镑）的宏伟计划。

拜“邻避主义”(nimbyism)、日趋觉醒的环保意识以及社交媒体所赐，近年才兴起大规模公众环保运动，为官方控制污染的努力增添羽翼。中国的重工业已经感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昆明等地抗议活动引起广泛关注后，政府担心引爆社会潜在的不满情绪，于是暂停了全国范围内一系列工业项目。今年七月，投资规模达60亿美元的广东铀处理项目在引发抗议活动的次日被取消。今年八月，深圳一个火力发电厂项目遭遇同样结局。

包括北京一个著名污染监测团体的创始人马军(见上图)在内的诸多环保活动家把北京有毒雾霾天气视作改变公众环保观念的重要“警钟”。有好几年，公众知晓北京实时空气质量的唯一信息来源是美国大使馆楼顶的监测站，它每小时在微博与Twitter上发布相关数据。2011年，北京市民也要求市政府每小时公布污染数据，而不是守口如瓶。一年后，北京市政府公布相关数据，这是个里程碑的胜利。“数据公布，引发了真正的滚雪球效应(snowball effects)。老百姓意识到这是真污染，而非一般雾气，”马军说，他指的是过去人们通常把雾霾视为一般雾气。“如今每个人都看到这个数据，开始面对现实。”

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也是引发越来越多人大声疾呼加强环保的另一大原因。“他们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极限，不管你生活多富有，你无法呼吸到清洁的空气，”马军说。“如今这关乎日常生活，关乎日常与孩子的谈话，孩子可能只能关在家里。”

几年来，马军一直致力于推动污染的透明化，因为他坚信一旦相关数据公之于众，社会压力就会顺势发挥作用。七年前，他在北京发起成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搜集官方污染数据以及环境违规记录。他笑着展示自己的最新成果——中国上市公司的污染数据库。“只需输入股票代码就一目了然，”他说。中国很多大型企业（多为国有企业）都上了他的黑名单。对国有企业施加影响比较困难，对方通常比监管方环保部门更有势力。马军觉得向广大股民呼吁可能更有效果。

距离其北京办公室1000多公里之遥、位于内蒙古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地方，几十家正对着沙漠的小型化工厂处于关停状态。空气中弥漫着刺鼻气味，但登录马军数据库后，发现这个腾格里工业园自今年三月以来就处于关停中。原因是：该园区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所有的化工厂都直接把污水排入沙漠中。

“没人生活在沙丘地带，因此这些化工厂觉得，‘太好了——这是最理想的排污地，”一位面色红润的蒙族牧民说，他在这儿长大，就出生于离此地几英里远的地方。“他们压根就想不到巴依尔(Bayar)会半路杀将出来，”他调皮地笑着说。

巴依尔(见右图)是当地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中学都没读完，但最近两年来，他一直是工业园的眼中钉、肉中刺。与多数蒙族人一样，他只有名。在中国各地干了几年临时工后，他两年前回到自己的家乡，眼前看到的一切让他异常震惊。“这儿过去是非常好的牧场，但我打工回来后，发现空气质量差得让人窒息。”

他决定对化工厂的排污行为采取行动，他认为这是污染当地地下水的罪魁祸首。县政府与当地报纸对他的诉求置若罔闻，他于是求助网络，联络北京的环保活动家。终于有了回应，一传十，十传百，几个月后，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该工业园污染情况的一个小短片。就在同一天，所有的化工厂被勒令关停。

“突然之间，我既兴奋、又忧心忡忡，”巴依尔回忆说。“担心太多事。”他的电话遭到监听，自家车道遭监视，村长开始每天“莅临”他家。然而，驱车经过那些锈迹斑斑、看上去已遭废弃的化工厂时，他似乎对这个结果非常高兴。

环保运动没有显著的领头人：它是由巴依尔这类人汇聚成的滚滚洪流。当然也不乏局限性，化工厂关闭几个月后，巴依尔意识到它们实际上还在夜间偷着生产。另外在该地区新建两座巨型石化厂的计划仍在继续推进。

另一挑战是这些公民环保活动家鲜有扎实的科学知识背景，微博上的谣言常被误传为事实，导致错误信息大肆扩散。（山东省25家企业向地下偷排污水的指控排除后，邓飞近日不得不选择退缩。）

还有，这种新出现的自主举行抗议活动的权利能维系多久，仍是众说纷纭。马军说：“我们每天都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抗议示威的空间有多大？”‘政策红线在哪里？”9月政府发布规定：在网络传播“不负责任谣言”者将被处3年以下徒刑。规定公布后，有好几位知名博主遭到拘押——其中就包括曾在昆明抗议活动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一位博主。

“你无法用控制湖泊的方法去控制大海，”记者出身的环保活动家邓飞说，他指的是微博。“政府如今已经明白这一点，意识到无法围堵公众意见，只有靠正确引导。”但举办环境抗议活动时，公众意见通常直击要害，令地方政府颇为难堪。中国的地方政府通常与重污染产业关系盘根错节，来自这些产业的税收使城镇政府维持正常运转。在中国很多地方，老百姓希望曝光的东西往往就是当地主政者——如听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的李文荣市长——不愿正视的东西。

何丽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Wan Li补充报导。

译者/常和

西方有一种倾向，总把中国工人看作是纯粹的受压迫者，没有权利，没有工会，没有希望。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什么都要采购“中国制造”产品的世界各大品牌有责任帮助中国工人提高生活质量。

这种看法大错特错。2010年夏天，日本公司本田(Honda)在中国南方开设的一家工厂的数百名工人发起了一场具有开创意义的罢工，从此以后，就没有人能说中国工人都是受害者了。本田这家在华工厂的工人罢工，以及随之而来的涉及其它多家企业的罢工潮，表明中国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决心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工资、福利以及工作条件。

中国工人现在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也越来越有决心保护这些权利。过去，如果职工因为组织罢工而被解雇，只能就此作罢，重新找工作。但现在我们看到，被解雇的人把老板告上了法庭，要求复职，从而能够继续投入为得到更好的待遇而开展的斗争。

我们看到，一些工人愿意、也有能力制定计划，民主选举自己的代表，与雇主展开对话，以此解决自己的不满。他们的阶级意识越来越强，他们从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出发，认识到只有通过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才能达到目标。

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政府现在似乎认识到了，允许工人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符合政府自己的利益，也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问题在于，官办工会的领导和企业老板（往往是同一群人）却落后了。

企业所有者和管理层长期以来我行我素，他们不愿意改变或许不难理解。很多企业老板根本就不愿意与工人进行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在罢工行动迫使他们与工人谈判时，他们也只会做出很小的让步。

即使管理层同意坐到谈判桌上，以尊重的态度与工人平等对话，其结果大多也仅仅是一次性的解决方案。这比什么都没有强，但也绝不是长远之计。

显然，下一步必须构建一种稳定、长期的、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集体谈判机制，以缓解紧张关系，让员工和管理层都受益。但工人们需要一个他们可以依赖的工会，一个属于他们自己、致力于维护工人权利和利益的工会。

目前，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有些举棋不定。总工会试图跟上最新发展趋势，找到今后要走的方向。有一些迹象显示，总工会——至少是其中的个别部门——开始采取一种更加亲工人的立场。但总工会也必须欢迎普通工人，向他们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支持，使他们能够成长为有效率的工会干部。总工会也需要来一场重大的结构改革：目前总工会的组织结构与政府部门相仿。然而，总工会需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会，能够代表其成员开展集体谈判。

这可能有些一厢情愿，但看到中国工人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和决心，我确信，他们将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提供变革所需的火花和推动力。毫无疑问，正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工人运动，明天中国将发展出强大的工会。

这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影响将不仅限于中国，还将对全球经济、对国际劳工运动产生深远影响。近几十年来，北美和欧洲有数百万工作职位转移到了中国。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业中心，顺理成章地，中国也应该成为全球工会运动的中心。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是中国劳工维权人士、《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创始人。

译者/王慧玲

【编者按】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多重转型，这一历史性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真实中国人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各自遭遇何等的变化与冲击？如何解释这些现象？谢宇、张晓波、李建新、于学军、任强几位学者在《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中实证研究或许可以告诉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他们的结论在于：不能简单地看待或评价中国社会，因为中国的社会现象具有多元性、复杂性与异质性。

该报告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选自其结论部分，FT中文网获得授权刊出，本文亦为FT中文网2013中国年度报告一部分。

当前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是怎样的？它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自始至终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但实际上很多对中国社会关心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经常把自己的这些看法通过各种渠道告诉或分享给他人。

与大家一样，我们也在中国社会长期生活和工作。尤其，我们还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以，对于中国社会，我们相比其他人可能会有更多的看法，也更迫切地想分享这些看法——其中有很多看法是多年来受社会科学知识的影响而形成的。尽管这样，我们依然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个人看法以学术研究的形式表达出来。因为我们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有可靠的科学依据做支撑，既不是空谈，也不是炒作，更不是迎合政治的需要。它应该经得起他人的挑战，也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本书就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产物，致力于依靠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科学项目。)数据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客观地报告中国当前社会现象——现状与变化，包括经济、教育、健康、住房、人口流动、少儿成长、主观态度等诸多专题。这些实证的专题研究的确让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的现状和变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尽管就不同专题我们在相关章节都有详细的论述并得出了很多重要结论，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读者还想知道，本书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

如果需要用最简洁、最通俗的语言来概括这个最重要的结论，那它就是：不能简单地看待或评价中国社会，因为中国的社会现象具有多元性、复杂性与异质性。

中国社会现象的多元性

多元性是指，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其变化在不同的方面都具有多重特征，我们难以用简单的、单面的一两个指标来全面描述中国任何一方面的状况，更不要说中国整体的情况和趋势。所以，我们应该以多个指标、从多个方面来对社会现象进行综合的考察和评估。

我们以房价为例来说明中国社会现象的多元性。房价的快速上涨在宏观层面反映了中国普遍收入水平与购买能力的提升，在微观层面意味着房屋所有者财富积累的增加。从这些方面看来，房价攀升应该是好的经济现象。然而，对于具有买房需求的年轻人或新城市移民来说，房价的的增长则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巨大障碍与负担。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房价上涨这一现象做出价值评价。

再以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为例。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社会改革三十年来发生的最大变化。2010和2012年两期的CFPS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中国的经济的增长依然还在持续。体现在家庭收入的方面，相比2010年，2012年中国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增长了28%，中位数增长了29%，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增长了26%，中位数增长了34%。

经济增长当然是国家与地区发展、社会进步、政府政绩等诸多方面的一项重要评价指标。但是，片面地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则是违法客观事实的，甚至是有害的。的确，经济的增长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医疗、卫生、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然而，经济的增长对国家、社会、家庭以及个体一定完全有利吗？《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中相关的研究提醒我们应辨证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方面，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福利：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多。收入越高的家庭，其成员可以享有越好的住房、获得越好的医疗条件，他们的身体往往也更健康。高收入家庭的小孩在升学、课外辅导、上学条件等方面同样享有更多的优势。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带来负面效应：如，经济越发达地区的居民对政府的评价越低；高收入家庭的小孩自觉自律能力更差、喝酒等“越轨”行为更多。此外，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家庭模式也受到的挑战，如同居和离婚的比例上升，城市中“啃老”现象日益突出，等等。

尤其，当经济增长给一部分地区或家庭带来更多福利的同时，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也就由此产生。我们的研究发现，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尤其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已经不容小觑。调查结果显示，贫富差距已成为不同社会背景的民众一致认为的最严重的民生问题。我们对收入数据的分析同样证实了这一点：2012年中国收入最低10%的家庭的收入累计不足所有家庭总收入的1%，而收入最高5%的家庭的收入却占了所有家庭总收入的约四分之一。收入排名在全国90%的家庭的收入水平是排名在10%家庭的13倍。无论从基尼系数看还是从90/10比率看，中国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均已大大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率都低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这意味着中国贫富两极的差距还有可能继续扩大。由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与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带来的经济不平等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经济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区，失业率越高，地区居民普遍的信任度越低，等等。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平等已经越来越值得警惕。

综上所述，在中国这个多元社会里，对待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如果我们简单地以单一的标准来进行描述或评价，这无疑是犯下了以偏概全或一叶障目的错误。只有当我们建立起多重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来综合评估一个社会现象时，我们对它的了解与认识才可能是全面和客观的——尽管这些指标可能是互相对立的，尽管我们得出的结论可能表面上是矛盾的。我们要客观地了解中国社会，就一定要接受中国社会的多元性，接受运用不同标准来客观评价社会不同方面的理念。

中国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尽管我们出于写作和读者阅读的方便按专题对内容做了人为地分割，然而在写作中，我们经常很难区分某一现象属于这个专题还是那个专题，我们在研究某一专题时也经常会做出跨专题的探讨与分析。这是因为，现实社会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动态系统，这个系统中的各要素（即各种社会现象）紧密相联且互相影响。这种在微观上难以梳理清楚的互相影响就是我们所谓的复杂性。

我们发现，少儿的家庭环境会影响他的成长，如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少儿的教育与健康。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少儿，能够得到更好的学习条件与升学机会，并培养出更高的认知能力；他们在健康方面也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能够享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也更容易培养出健康的心理。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则相反。这种少年时期的优势或劣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断积累，甚至放大。个体的教育程度、认知能力以及身心健康状况会影响到个体成年后的职业与收入。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身体越健康的个体，往往会有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这种由职业与经济收入带来的个人社会经济的改变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婚姻。

我们的研究发现，同质婚姻和女性向上婚姻是当前中国婚姻匹配的主要形式，这既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体更容易找到同样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配偶，也意味着社会经济高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同时也会影响个人的健康，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往往有更强的健康意识和承担更好的医疗服务的经济条件。同样，个人的职业、收入、婚姻和健康还会影响到个体的主观态度、子女的成长与发展、家庭成员间的代际支持。而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追求也会引起个体外部行为的改变，如本书所阐述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的选择性，即人口迁移与流动是个体或家庭的理性行为，旨在改善其自身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现象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是互相影响的，不同的社会现象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尽管社会研究的目的之一，以及本书的出发点之一，是揭示社会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实际上很难将各种影响因素区分开，因而经常很难对一些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说，到底是“因贫致病”还是“因病致贫”？到底是因为经济的不平等加剧了失业，还是因为失业加剧了经济的不平等？再比如说，教育程度高的人的认知能力要高于教育程度低的人，是因为个体天生的认知能力高导致了教育程度高，还是因为教育本身或从事脑力劳动使得其认知能力得到提高？尽管本书通过大量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与统计分析手段试图尽可能多地解释社会现象，但仍有很多社会现象是我们难以解释的，还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将来做更深入的探讨与分析。从这一意义来讲，我们本书所报告的一些发现也算是抛砖引玉。

社会现象的异质性

异质性指在同一个总体中，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特征。异质性包括群体间的异质性和群体内的异质性。以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为例，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他们的收入会不同：教育水平高的群体收入更高，教育水平低的群体收入更低。这是群体间异质性的体现。然而，即使在同样的教育水平的群体中，不同个体的收入也会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既可能是由一些可以观察到的特征导致的，如性别、年龄、移民情况、认知能力等；也可能是由一些难以观察到的因素导致的，如社会关系、工作准则、运气等。这些是群体内异质性的体现。再举一例，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村户口的儿童的精神状态要差于城市户口的儿童；而在城市或农村内部，来自低家庭收入家庭的儿童的精神状态要差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儿童。当然，即使是在具有同样收入水平和同样户口性质的家庭，不同的儿童的精神状态也一定存在差异。

很多的统计分析通常会犯两方面的错误：一是以平均数代替总体特性，因而经常出现总体中个体或群体“被平均”的现象。“平均数”并不是万能地反映总体的指标。以收入为例，尽管中国家庭收入的平均值在两期调查间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辽宁，无论是在收入的多少，还是在收入增长的幅度上，都有着很大的地区差别。二是只关注总体的特征或变动趋势，却不关注总体内部具体个体/群体的特征与变化趋势，从而忽视或错误理解了形成总体特征及影响总体变动趋势的真正原因。以对收入不平等的衡量为例。尽管基尼系数显示，中国在两期调查间有了下降的趋势，但是，这是否一定意味着中国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呢？事实情况是，基尼系数只是一个总体上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2010到2012年间基尼系数变低主要是由中间阶层以及农村收入水平的改善带来的，而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阶层的相对差距，即贫富两极的差距，并没有减小。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实际已非常严重，但如果我们仅仅以基尼系数这一个反映总体特征的指标来评估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我们就不能了解到影响总体变化趋势的实质所在，就可能对中国经济不平等的真实状况做出错误的估计。

以上两类错误都是因为忽视了社会现象的异质性而导致。确实，社会现象的异质性增大了社会研究的难度。然而，好的实证研究可以克服，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异质性所带来的困难。我们在我们的研究中采用了两个策略。第一，通过社会分组减少异质性，从而可以有效解决上述第一类错误。读者可以看到，城乡、地区、收入、年龄、性别、教育是本书经常用到的分组变量。通过分组，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描述社会现象，而不是简单地以“平均数”代之。比如，通过性别分组我们发现：虽然建国以来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她们在工作地位和政治参与方面相比男性仍然处于弱势。通过城乡或户籍的分组我们可以看到：非农人口在教育水平、认知能力、健康状况、就医条件等方面都要高于农业人口；城镇儿童相比农村儿童长得更高，自尊程度更高，精神状态更好，记忆力与数学能力更强，普通话使用更频繁，等等。

通过分组，我们也可以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如，在研究收入差异的时候，我们不仅通过对城乡、地区的分组发现这些分组变量对收入的重要影响，同时还通过对工作单位性质的分组发现：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均值要远远高于没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单位属性也是影响到当前中国家庭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追踪分析可以有效解决上述第二类错误。所谓追踪分析，是对总体中同一样本在不同时点上的追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是解决总体异质性、描述总体状态变化、解释总体变动的因果关系的非常有效的一个途径。本书在收入的变化、贫困的变化、住房状况的变化、健康状况的变化等多个方面都使用CFPS追踪数据进行了追踪分析。以我们对贫困的研究为例，尽管中国仍然有不低比例的贫困人口——该比例远远高于官方统计的数据，但是，通过追踪分析我们会看到令人欣慰的一面，近七成的贫困家庭在两年间实现了脱贫，约8%的家庭虽未脱贫但贫困状况得以改善。这意味着，虽然贫困的状态在总体上存在，但在不同的时期陷入贫困的并不是同一批家庭，大部分的家庭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摆脱贫困。另一个例子是对个人满意度的测量。虽然影响个人满意度的因素很多，有些因素我们可以比较容易观察到，如年龄和婚姻状况，但更多的决定性因素我们难以观察到。而利用CFPS对同一群被访者在不同时间的跟踪数据，我们能够确认健康状况的变化是影响个人满意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语

针对社会现象的多元性、复杂性与异质性三大特点，《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采用了多种研究策略。一是现状描述，我们力图通过对CFPS数据的分析以及国内外不同来源数据的比较，反映社会的真实状况；二是总体趋势分析，我们用两年的数据比较来反映中国社会在不同方面的总体变化趋势；三是通过追踪分析对固定群体开展动态监测，避免异质性问题给人们带来的误解。以上三个研究策略是本报告相比其它报告最大的特色与优势，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读者建立起对当前社会以及社会变化的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总的来说，尽管我们全书都在致力于探讨中国社会的现象及其变化，但可以肯定的说，我们对社会的理解依然有限，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完全解开中国社会之谜。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对社会的研究之于社会就没有价值了呢？是否也意味着社会学研究应该放弃这些看似徒劳无功的努力呢？

当然不是。中国的实证社会科学还刚起步不久，现在急需积累知识。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解开中国社会之谜，然而，好的实证研究却能帮助我们越来越接近社会现象与社会变化的本质。一方面，好的数据收集是我们认识社会的基础。CFPS项目在问题设计、样本抽取、数据质量等方面的优势为相关主题或领域的实证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尤其是跟踪性数据的长期收集将使CFPS的价值随时间的积累而愈发突出，这将为我们将来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与统计分析手段的使用，及其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改进与完善，将进一步提高我们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的能力。所以，对于本书报告的研究结果，我们感到自豪，因为我们不仅已经成功地开始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家庭的全方位的跟踪调查（CFPS)，而且已经立足于现有的数据对社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现。对于未来，我们依然充满信心。即使我们每一次的努力仅仅是向社会的本质迈进了一小步，但对于这个多元、复杂而充满变异的社会来说，每一小步都将是巨大的进步，都将具有巨大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如果我们的努力也能让读者对社会的认识更进一步，我们将无比欣慰。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email protected]

岁末，一场雾霾席卷了半个中国，上海的PM2.5指数超过了惊人的700，室内的空气洋溢着欣欣向荣的粉尘味道。但这在北方不足为奇，北京曾经超过900，哈尔滨曾经超过1000。在这么一场前所未有的雾霾中，人们对“中国梦”的理解也开始具体而微了。

2013年，从一场关于“中国梦”的争论开始。2012年11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先生提出“中国梦”的说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根据来自《南方周末》内部的说法，2013年新年献辞最初题为《中国梦，宪政梦》，这个题目很快被否决，经过反复的内部审查，最后的稿件依然被广东省委宣传部直接删改。中国的媒体实行事先审查，但限于时间流程，事先审查通常是由出版机构内部自我审查来完成（这样能避免20世纪上半叶国民党时代的“开天窗”现象）。此次宣传部直接介入事先审查，引发《南方周末》同仁的强烈反对。由于各种新媒体的出现，在知识界的影响力已经急剧下降的《南方周末》，重新获得关注，新年献词的删改迅速成为震惊海内外的公共事件。即使是广东省委宣传部也通过海外媒体《联合早报》否认自己曾经介入，似乎他们同样认为直接进行事先审查是不太妥当的。

“中国梦”究竟是一种什么梦？2013年4月，在“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先生表示：“每个中国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书写者，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他还指出，对“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要“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2013年6月，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会晤时表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可是，“美国梦”似乎没有通过党（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宣传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打算，可见两种梦又有不能相通之处。

《南方周末》把“中国梦”与“宪政梦”联系在一起的想法被一举粉碎之后，把“中国梦”与反宪政联系在一起的声音越来越强，在春夏之交达到巅峰。宪政或者说反宪政，成为2013年的关键词。2013年第10期《红旗文稿》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指出人民民主制度绝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宪政”。2013年6月《党建》刊登署名“郑志学”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称“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2013年第11期《红旗文稿》刊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汪亭友的文章《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宪政格格不入。

宪政的反对者认为，当今中国，只能有宪法，不能有宪政。“有宪法，无宪政”曾经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批评，但在这里却被视为一种正常或者说理想状态。反对者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宪政，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宪政完全不能兼容，而且与宪政派相比，社会主义宪政更具“迷惑性”。2013年8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称“与自由主义宪政不同，‘社会主义宪政’理论有更大的迷惑性”。虽然纸媒无法呈现不同的声音，但在网上有反批评的声音，尤其是社会主义宪政派进行了绝地反击，“宪政”一词也随着争论进入到公众的视野。

1905年，发生在中国的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俄国被清国朝野上下视为立宪战胜专制，“立宪”一词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从1905年之后，公开反对宪政成为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甚至可以反对民主、赞同君主，但是很少有人公开反对“立宪”。不管是晚清的预备立宪、袁世凯的洪宪，还是国民党在宪政之前实行的军政、训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一百多年来，虽有过绝口不提宪政的时期，但是公开地直接地反对宪政，是很罕见的。公开主张中国“有宪法，无宪政”，与其说是对中国模式的称赞，更像是批评。2013年秋天，反对宪政的口径做了微调，改为批判宪政，但是接受社会主义宪政。2013年第20期《求是》杂志刊登署名“秋石”的文章《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继续批判“宪政民主”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把“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宪政”区别开来，认为后者的目标是强化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

政府主导的“大批判”，历史源远流长，但在微博时代，效用却迅速递减，批判与反批判呈现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景象。2013年夏秋之际，政府开始对言论“亮剑”。对言论的管理，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仅就这四五年而言，从2009年的“反低俗”到2010年的“反三俗”再到2013年的“反谣言”，不绝于耳。但2013年的特别之处在于，政法机构越过专门负责管理言论的宣传机构，直接出动。通过意识形态管理言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大特色，此次舍意识形态之长，或许是因为此前在意识形态论争中并无绝对优势。此次严打经过精心设计，对薛蛮子、“立二拆四”、陈永洲均是精准打击。虽然程序上问题重重，却占据了道德高地，让旁观者难以为他们辩护。

随着严打而来的是扩大化：歌手吴虹飞在微博上声称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和建委，并无任何行动和后果，被刑事拘留；安徽砀山一名网民将10死5伤的交通事故说成16死，被行政拘留；甘肃张家川一名16岁中学生因为言论涉及当地一起杀人案，被刑事拘留。这些个案因为在网上成为公共事件，得到纠正，那些没有成为公共事件的个案，不知所终。在管理言论的同时，对街头行动更是采取强力维稳，虽然劳教已基本被搁置，年底的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废止劳教议案，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等指控却迅速增加。

经过长达大半年的高度紧张状态，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至今尚不清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推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者再度引发了国民望梅止渴的热情，一如去年十八大之后的景象，一如十余年前十六大后的景象。在此前后，法学家张千帆、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的微博被销号，很多维权律师的微博早已进入不停“转世”的模式，北京大学不再续聘夏业良先生，华东政法大学不再续聘张雪忠先生。

在一片纷繁的景象之后，人们陷入到雾霾之中，无法看清眼前的路，甚至无法看清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或许，按照新权威主义的说法，先在司法上做出顶层设计，同时抑制公民参与，实行可控的改革，是一条理想路径。但问题在于，司法系统的垂直管理，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集权，值得存疑。在一系列事件中，法治程序非但没有得到维护，反而不断地被破坏。

在仅有580页定价却高达280元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后来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回忆勃列日涅夫的70年代，自由民主的希望明显减弱，保守倾向“清晰地表现出为斯大林平反，更加可靠地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以及在‘解冻’之后拧紧螺丝钉的意向”。他这样写道：“尽管对自由主义倾向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细心的观察家可以发现，党的机关已渐渐失去对社会精神生活的控制。它东奔西突：时而猛烈抨击，时而好言相劝，时而拉拢收买。”这本价格超常的“内部发行”读物，我看到的已经是第二次印刷的版本。或许是苏鉴不远，一篇题为《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的文章被新华网等主流网站广泛传播。这与70年代的台湾有异曲同工之处。1972年4月，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连续六天连载《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以小市民的口吻反对学生运动、言论自由、自由知识份子、学术自由，主张政府应有更大权力，以保障老百姓吃一碗太平饭。1973至1975年，台湾大学哲学系不再续聘十余名教师，史称“台大哲学系事件”。

年终，在“2013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中，《南方周末》将奖杯颁给了郭敬明。这一年，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公映，《人民日报》刊发署名评论：“（郭敬明）聪明地抓住了自己的目标受众——数量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幼稚和单纯、热情和盲目、生动和做作，是青春文艺的双面胶。同理，非理性、类型化、跟风，是郭敬明作品……流传的本质。”从“宪政梦”到“小时代”，经过一年的思索，《南方周末》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中国梦”。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王晓渔是学者、文化批评家。）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千百万中国青年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与家人分隔、被剥夺了青春年华的人，后来被称作“知识青年”。多年后他们中的几位再聚首，向《金融时报》记者席佳琳(Kathrin Hille)讲述了那段辛酸的往事。

马尚珠(见右图)把身子探出火车车窗，向父亲挥手告别，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白色衬衣、素色外套、胸前一枚毛主席徽章、耳后两条大辫子——这位18岁的上海姑娘充满期待地望向远方。如今，当马尚珠端详这张45年前的照片时，我们已经很难从那张蜡白色的、布满皱纹的脸上，分辨出当年那个笑容难掩急切心情的少女的模样。这个63岁的瘦小女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实际情况并不是照片上那样的，”她说，“你从照片中读不出我那天的感受。”

1968年9月17日，这列火车载着马尚珠和另外306名学生，驰骋2000多公里，把她从上海的中学校园，一路带到了中国东北接近俄罗斯边境的偏远之地，这里只有茂密的山林和荒芜的平原。上世纪60至70年代，有1700万像他们一样的中国城市青年被送到农村，在农场和林场中从事艰苦的劳动。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毛泽东1968年做出的指示。毛泽东在1949年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他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地的学校关门停课。许多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号召的孩子，从初中毕业后便不再接受教育。这场运动将中国10%的城市人口卷入其中。

马尚珠和当年同在农场的三位同志结伴，来到上海市中心一家清静的饭店，向我们诉说往事，讲述那段岁月如何改变了她的人生。这是一整代人的集体记忆，这代人中还包括几位新上任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三月当选国家主席、预期将在未来10年领导中国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曾在15岁时到中国北部贫困的陕西省做过知青，比马尚珠晚一年，直到七年后才回到北京的家中。

“上山下乡”并非毛泽东发起的最具破坏力的政治运动，但它同样带着毛氏统治的印记：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对人民生活的粗暴干涉。对于许许多多中国人来说，这场运动意味着他们被彻底驱逐、集中起来强制劳动，它剥夺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也撕裂了千百万家庭。

然而，在中共官方的叙述中，人们的苦难、牺牲和恐惧被掩盖在充满冒险和浪漫色彩的故事背后。官办媒体在报道习近平时说，知青岁月让他成为了一个务实、节俭的人，使他能敏锐地观察到普通百姓的需求和关心的问题，也加深了他对国家经济的理解。其他的官方叙述则称颂知青们在大自然中度过的美好时光，认为这场运动塑造了日后成为“新中国”脊梁的精英群体，以及非常能吃苦的一代人。

“我是一个史学工作者，我是从历史角度，从整个国家发展的立场来反观历史。我当然是否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教授刘小萌(见右图)这样说道。他是这一领域几部最权威论著的作者。“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黑暗的一面。”

尽管毛泽东死后，中共执政方式已发生巨大变化，实施务实的市场化政策，退出民众的个人生活，告别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但它仍然拒绝全面重新评价过去几十年的极权统治。

虽然刘小萌是“知青”问题的权威，但他只把研究当成爱好，因为在接触一手资料方面，他面临各种困难。一直以来，利用国家档案研究“知青”、“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问题，都是党内历史学者的特权。“大跃进”运动也是毛泽东发起的，导致约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中国所谓的当代史不具有学术性，”刘小萌说。“比如中央党校，他们也有好多所谓研究现代的，可是他们的成果在独立性上，学术性上，独立思考上，是个问题。”刘小萌的很多开创性研究，都是在他以前教过的学生的帮助下完成的，这些学生在档案馆工作，帮助他接触到一些相关文献。

随着“知识青年”在过去十年里纷纷退休，他们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回味往事。中国35年来的经济增长，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了足够的财力，能重新造访他们挥洒过青春的土地。互联网的繁荣则让他们有了更多渠道获知历史内幕，并让他们与有着共同命运的其他知青重获联系。

许多知青建立了各种网络论坛分享老照片，还组团一起访问曾经生活过的农场和村庄。马尚珠和她的三位上海朋友都曾在距俄罗斯边境200公里的铁力县度过数年，在由兵团管理的农场中劳作——兵团是一种准军事化机构，是为了在边境地区发展农林业而成立的。她们建立起自己的网站，并组织过几次知青聚会。

采访中，她们一边点菜，一边回忆起知青生活：无垠的蓝天、清澈的溪流、亲手建起的木屋、充满欢歌笑语的夜晚。“我们是自愿去的，”曹伊斐说道。她不时拍着马尚珠的胳膊，似乎是在给她支持和鼓励。上海的306名学生是在毛泽东指示下发前的三个月离校的。而指示下发后，“下乡”几乎变成了强制性的。

鲍淡如(见右图)是前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最近刚刚退休。他回忆起16岁时是怎样瞒着父母报名去北大荒的。“我偷偷从衣柜里拿出户口本，把户籍从上海市改成了黑龙江省。等到通知下来，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我才把这件事告诉父母——那时距离我上火车的日子还有三天。他们说什么都太迟了。”

两年前，铁力县的知青们出版了一本书，其中包括几百张旧照和他们创作的怀旧诗歌。吃饭的时候，曹伊斐向我展示了其中一些照片。我看到了那时的鲍淡如，一位意气风发、身板挺直的拖拉机驾驶员(见下图)。我还看到了顾耀琪。提到他，两个女知青笑着说，别看他现在是个瘦瘦的老头，当年可是那群人里最帅的小伙子。然后就是那张马尚珠在火车上的照片。曹伊斐夸赞她长得漂亮，但马尚珠却难掩复杂的心情。“从照片上，你看不出那天我心里有多难，”她身子有些颤抖。“我们是自愿去的，但原因很复杂。”

马尚珠来自一个“坏家庭”。文革中，她的父母被划作反革命，受到迫害，家里也被红卫兵抄了。“我们一家人在挣扎中求生。我报名下乡，主要是因为我能在农场挣一份工资，减轻家里的负担。”说到这，她哭了起来。当年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就连习近平当时也有类似遭遇：他离开家时，他的父亲——一位曾经的革命领袖——刚刚被监禁。

马尚珠回忆，当父亲前来送行时，她强忍眼泪。“我父亲一直在哭，而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看他的眼睛，不然我也会哭出来。”直到三年后，她才被准许回家探亲。整整半个多小时，她和母亲相对而坐，无声地流泪。

曹伊斐(见右图)也说出了心里话。“我最遗憾的是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如果不下乡，我应该能上大学，”她说。“那是最好的学习的年龄，可我们却错过了。在那里我没有任何机会，什么都没有。”直到1979年，她父亲退休，腾出在国营纺织厂的位置，她才回到上海。

曹伊斐性格开朗，大眼睛里闪烁着温暖。想到自己的经历可能给父母增添了许多痛苦，她也倍受煎熬。与马尚珠的家庭类似，她的母亲也在文革中遭到迫害。她返城不久，母亲便撒手人寰。“我一直觉得，要是我留在家里的话，就能好好照顾她。她也许能活得更久些。”

接着，两位女知青开始回忆起北大荒往事。1969年，她们所在的地区暴雨成灾，衣服连续几周都干不了。“裤子脏到能自己立起来。”曹伊斐(见左图，右一)回忆道，“每到早晨，我们都得穿上那条和昨晚一样冷冰冰、潮呼呼的裤子。”

顾耀琪(见下图)描述了收获季节中漫长的劳作。“东北的田地大极了，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他说。“早晨开始收割一行大豆，到晚上还没走到头。”要喝水时，这些年轻的劳动者便直接从泥地上的马车车辙里取水。许多人因此染上了霍乱。早晨从木屋出来时，顾耀琪有时会一脚踩进半夜里有人在外头就急时留下的粪便。

越来越多记录“上山下乡”运动的文件显示，当时发生的许多事情还要恶劣得多。另一群曾在北大荒度过青春岁月的上海知青建立了一个知青博物馆。该馆位于划分中、俄两国边界的阿穆尔河(Amur river)的南岸，坐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小花园里，周围是几座零散的矮砖房。博物馆的设计十分前卫，造型是一个亮红色的三角形。然而，走进幽暗而巨大的展厅，墙上的一幅幅照片诉说着一些死在北大荒的知青的恐怖遭遇：一位男知青在批判会后，死于单独监禁；一位女知青被强奸后因伤重去世，死前未能看到母亲的最后一封来信。更多的人则是死于营养不良、风寒或事故。

这家博物馆对展品不做任何政治评论。同样，鲍淡如和他的知青朋友们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章记录了铁力县死去的知青，但也仅有这些人的照片和几行回忆性文字。“要评价这段历史，是非常复杂的，”鲍淡如表示。“我们不去采取某种立场。我们谈论的只是记忆中的往事，这是我们的青春。”

然而，不是所有知青都愿意这么想。61岁的冯戈杰来自黑龙江省，曾在一个国营农场劳动了十年。他至今怒气难平，觉得这个体制毁掉了他的一生。他说，“这一代人都被荒废了。”他觉得自己在农场的时光就是一种长期监禁，要被没完没了地“政治批斗”。这种大规模的批斗会——人们在会上不得不批判自己的同学、邻里和同事——是毛泽东惯用的一种治国手段。羞辱和施暴是常事，很多人被殴打致死或被逼自杀。“景色非常美，的确是有。尤其是夏天，在农场，地都望不到边，麦浪，是挺美。但我觉得，我生活在一个黄金砌成的猪圈里。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受不到尊重。”

他瞧不上那些还留恋当年农村生活的人。不过，令历史学家们感到鼓舞的是，一代知青正在还原属于他们的历史。诺拉•绍斯米卡特(Nora Sausmikat)是一位德国汉学家，他研究的一个议题是中国官方是如何解读历史的。她说，“在共产党对这段历史的官方解读外，个体回忆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这是个积极的迹象。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出现多元、矛盾的叙述是正常的。”

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更批判地看待他们那段青春岁月，以及扭转了他们命运的那些政治力量。过去几个月里，有几位当年的红卫兵已公开道歉，就当年攻击老师、干部甚至自己家人的行为表示忏悔。他们那时响应毛泽东号召，要打破旧传统、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

而现在的许多中国人，却不愿听到和谈论刚刚过去的这段丑陋历史。在经历了政治领袖发起的无休无止、造成莫大痛苦的政治运动后，很多人对“乱”有着深深的恐惧，他们宁可支持共产党“不纠缠于过去”的做法。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文革是错的，上山下乡是错的。”吴水滨这样说道。这位来自哈尔滨的退休校长和我们在一间咖啡馆里聊起了她在兵团农场的那些年。“都觉得（好像生活）就是那样，那时候人特傻，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她耸了耸肩。“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真是时代洪流无法阻挡，没有人去想对错。要让历史去评判。”

中共已然告别了毛泽东式的治国方式，但这似乎只加快了中国人对历史的淡忘。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无法想象毛泽东时代那些灭绝人性的行为。“我们这辈人和我们的孩子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曹伊斐说。“比我和我父母那代人之间的代沟要大得多。”

在允许公开讨论历史问题方面，共产党几乎没有作出让步。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党命令军队镇压平民一事，也仍是禁忌话题。眼下甚至重又出现了一些毛时代的宣传话语和称颂毛泽东的口号，暗示着习近平领导下的新任最高层不太可能对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作出重新评价。

但批评家们认为，长远来看，如果中国想与世界和平相处、维护自身安定，那么它将无法回避一场对刚过去的这段历史的公开讨论。多年前，退休历史教授袁伟时就曾写道，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他警告说，共产党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宣传话语，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刘小萌则表示，“我尽自己的努力，让人们对历史真相多一点了解，尤其是年轻人。”

马尚珠

马尚珠(见左图，1968年18岁时挥手告别父母）的脑海里，离别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你从照片上看不出那时这对我有多艰难……我的父亲一直在哭，而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看他的眼睛，因为我知道，我也会哭得无法控制自己。”三年后，她才被准许回家探亲。

鲍淡如

最近从上海市劳动局退休的鲍淡如是自愿报名去的东北。“我从衣柜里拿出户口本，把户籍从上海市改成了黑龙江省。等到通知下来，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我才把这件事告诉父母——那时距离我按规定上火车的日子还有三天。”

顾耀琪

顾耀琪回忆漫长的收获季节：“收割一行大豆，就算从早干到晚，也走不到头。”

曹伊斐

曹伊斐：“我最遗憾的是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如果不下乡，我应该去上大学。那是学习的最佳阶段，可我们却错过了。在那里我得不到任何机会，什么都没有。”她忆起那段日子的艰辛：“裤子脏到能自己立起来。”

刘小萌

刘小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史学教授，同时是几部关于“知青”的最权威的论著的作者。右图是他的初中毕业证书，上面印着毛泽东的“指示”，敦促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席佳琳为《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赵添琦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当北京的污染程度飙升时，克里斯•巴克利(Chris Buckley)的销售额也在飙升。

巴克利表示：“早晨，我推开窗户向外看，就能确定那天我会接到多少电话。”他在北京的图兰纳空气净化公司(Torana Clean Air)有两家门店，出售空气净化器和口罩。

污染可能对多数人的健康不利，但却有利于某些人的生意。对于任何一种能够减少排放或减少排放对人类健康影响的产品而言，中国都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市场，从价值数亿美元的水处理合约，到售价几美分的口罩。

中国的雾霾经常达到长期暴露其中便不安全的水平，空气质量已成为北京上层中产阶级关注的问题。其受关注程度超过了其它可以说更严重的问题，例如中国超过一半的地下水被认为受到“严重污染”。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土壤污染，它阻碍了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导致一些村民的高患癌率。

巴克利是一名科班出身的化学家，他以前曾担任宝洁(Procter & Gamble)的实验室安全顾问。他还卖过采用传统方法印染但设计现代的西藏产羊毛地毯。大约5年前，他在店内增加了空气净化器产品。他表示：“我的员工当时认为我很傻，但几年后，空气净化器的销量开始超过地毯。”

随着中国的财富增长，市民提高了对干净街道、直饮水以及新鲜洁净空气的需求。

同时，财富仍在喷出烟尘的矿山、建设工地和工厂中被创造出来，这意味着，解决污染问题的尝试似乎常常大幅落后于污染本身。

中国的生活和工业垃圾只有一半得到了处理。新的垃圾处理投资完全跟不上数亿中国人涌入城市的速度。

2005年那个寒冷的冬天，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污染带长达90公里，切断了中国和俄罗斯一些城市的饮用水供应。这一苯泄漏事件是一个转折点。省政府和导致此次事故的石化公司起初掩盖这一泄漏事件，最终政府提高了对环境报道的容忍度，而且将更多公共资金用于减少污染。

中国政府拨款3万亿元人民币（合4920亿美元），专门用于截至2015年的5年时间内的环保、二氧化碳减排以及废物回收利用，高于2010年之前5年的1.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半的资金用于废水处理和固体垃圾处理工厂，这表明，一些基本的问题仍需解决。

中国对英国最大的投资之一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购入公用事业机构泰晤士水务(Thames Water) 9%的股权，这并非偶然。泰晤士水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Victorian)时期的“大恶臭”(Great Stink)，当时下水道的臭味在整个伦敦弥漫。泰晤士水务不仅带来了稳定的回报率，而且还提供了处理人口稠密的现代城市所面临诸多问题的专长。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污染问题的增多，为一些公司带来了机遇，不论它们提供的是基本城市服务，还是更专业的技术解决方案。

法国公用事业机构威立雅(Veolia)为中国11个城市的4300万人提供水处理服务。它的竞争对手苏伊士环境公司(Suez Environnement)在中国5个城市设有工厂。两家公司都面临着来自中国市政公用事业单位的竞争，后者正向水服务公司发展。

天津冠勤生物科技(Tianjin GoalGen Biotechnology)的梁青表示，对于提供高科技解决方案、规模较小的公司而言，政府支持仍发挥着巨大作用。他用他的制药研究公司赚的利润，投资了第二家企业，后者为偏远工业场所卫生间生产下水处理设备。

“以前，就像我们汉语里讲的，‘雷声大，雨点小’，很多空话，支持很少。如今有大量措施出台。”梁青表示。

“我认为，这反映出我们国家的发展。政府现在有钱了，它需要对环境做点什么了。”

当然，太多的支持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造成困扰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

工厂利润率现在非常低，以至于不愿运行减排设备。在环境领域以及其它很多行业，中国地方政府喜欢挑选出地方冠军企业享受中央政府的慷慨拨款。

但仅仅拿出专用资金并不意味着环境目标实现了。

在一个强大的行业和政治利益经常发生冲突、而且多数公民的生活质量距离欧美还很远的国家，先污染、再赚钱治理污染的可能性很大。巴克利表示：“我的空气净化器还可以再卖几十年。”

译者/梁艳裳

“城镇化”一词一度成为近两年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热度最高的名词之一。可是随着举世关注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结束，它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本次大会《公报》仅程序性地提过一次“城镇化”这一名词，明显弱化人们对它的期待，与会前的高期望值相比落差很大，这是为什么？《公报》和《决定》的陆续发表，让大家逐步了解到三中全会可能对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但是其决策逻辑和实现路径如何解构，这是大家最为关切的。

从十八大到三中全会城镇化战略重点已改变

“城镇化”问题在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是在去年中共召开十八大后不久，李克强（时任副总理）便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四次高调集中谈论城镇化问题，并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字眼，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需要交代的背景是，李克强当时高密度谈论城镇化时面临着两个要回答的问题：其一，中国经济发展在新政府领导下如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二，其产业动能选择的方向是什么？这两个问题，都是尚未在经济危机中走出的世界各国急切要求中国回答的战略性问题。城镇化的讨论也因此得到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甚至进一步将其引发到“李克强经济学”的呼应高度。

但随后，新型城镇化问题讨论的热点出现转化：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讨论也从对城镇化的表面性质的理解，逐步过度到对中国实现城镇化条件的探讨；最终集中在城镇化的任务构成与实现路径这两大主题。讨论超乎寻常，甚至攀升至最高决策层面。先是（5月23日）传闻李克强总理否决40万亿城镇化草案，之后（6月27日）被动向全国人大汇报四条建议，再后（7月17日）全国政协破例邀请各民主党派专题座谈，令人关注的是（7月30日）习近平罕见地明确提出城镇化的设计要重在“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

但是到了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却突出提到了“城乡一体化”，为什么？首先必须搞清楚两个概念：何谓“城镇化”？何谓“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是中国缩小城乡差别的社会实践过程；“城乡一体化”是中国进行缩小城乡差别的社会实践所要追求并且实现的最终战略目标。

在中共最高层的会议上文字上的改变实则是战略上的改变。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城乡一体化”，表明新一届中央政府不仅将沉积已久的问题当做自己任内要承担的任务，更是将无法量化的“过程”，改为“目标”。把实现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战略目标确定为自己的战略责任和目标，并落实在今后将实施的制度创新与社会进步的综合实践中。对比之下，以往政府多采取避重就轻，或选挑类似所谓“三农”这样的重点来推进，而将“目标揽为己任”，这是历届政府所不敢承诺的事情，这的确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城乡一体化的提出代表着一种博弈后的共识

而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改革中提出消除“二元结构社会”实际上充分表明了一点：中国实施城镇化经过充分讨论已经取得共识。未来城镇化面临三大使命：消除“二元结构”社会、建立“新型土地”制度、实施“社会改造”工程。可以讲，消除“二元结构社会”是中国实施城镇化的三大使命之首。这说明中央在决策中，不但将“目标揽为己任”，更是将“任务做出排序”。由此可以推断，城镇化的下一步工作，将与以往不同，不再是无序的状态，并且会在可控的轨迹下推进。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其承载的含义远远超越经济领域，绝非仅限于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力范畴，已经全面触摸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它撬动具有进步意义的生产关系的同步再调整，是推动中国走向“第三次社会变革”的历史性跨越。消除“二元结构社会”，这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最具标志性意义的第一项战略性任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方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补齐失缺度、具有完整性；方能使中国小康社会建设，解决均衡度、具有富足性。

从已有的基本条件分析，现在已具备发起“总攻”的时机和完成这一任务的实现要素。

从实现路径上，中国已经基本明确“放弃”过去一直遭受社会批评的“大城市群理论”，即通过发展城市群在城市来消纳农村人口的路径。中央坚定确立实施面向中小城镇来吸纳农村人口的发展城镇化的新路径。它标志着未来农村人口的主要消纳路径是“就地解决”，而不是搞所谓的扩大城市规模来接纳农村人口并实现其“华丽转身”，这是中国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对路径的新明确。

这一实现路径的重新明确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基本分析得出的理性结论。这个问题应该是“城镇化大讨论”以来，讨论热度最高，争议最大，所牵扯到的利益集团介入最深，也是理论界贡献最大的领域。

城镇化路径：制度上紧缩，“垂直化”执行

大政方针拖得越久，未来所付出的成本将越大。结束对实现城镇化实现路径的长期激烈的争论，实际上能为实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直至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一历史性任务奠定决策基础。这无疑将会对全局起到决定性意义，能够中国降低决策成本，让政策出台后能够站稳脚跟。这样才能推进抗风险的国家工程，对整个改革的大局有稳定作用。

不过，此次讨论的激烈程度，必将深刻影响到今后实施城镇化的制度执行层面。从趋势分析看，在制度上作进一步的紧缩，并实现决策与执行上的“体系垂直化”，已经势在必行。

首先，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方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这就进一步从实施措施上再次印证“就地消纳农村人口”和“就地提升农村人口生活质量”将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解决路径。“要迟滞农村人口的入市”，这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兼顾诸如：着力发展农村经济、着眼从长远提升内需、规避城市发展承载力等一系列重大“受限”问题之所必须。

从根本上讲，这是避免中国由快速发展不慎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性选择。因为在提升城市人均生活质量的同时，通过国家的财富转移支持以及大力提升农业经济，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生活质量的看齐，已经有可实现的手段来选择和实施。但是，必须做到“三个同步”：必须同步带动工业现代化的实现，严防房地产借机操作导致恶性通胀；必须同步带动农业现代化尤其是设施农业的发展，防止由土地问题引发“社会共振”；必须同步解决“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防止由土地变现的“短期暴富”而进入“中等陷阱”。

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提出和解决中国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基本消除“二元结构”，为了能够让社会改革能够协调性推荐，这一任务完成之后，自然会有计划的将建立“新型土地”制度这个位居第二位的任务摆上日程。而且还会根据国情，适时将其插入在“第一任务期”内来加速展开，并做到稳步推进。

土地制度的设计和发展轨迹离不开人类共有的宝贵经验：走土地银行的发展路径，这是人类社会的共有财富和经验。所不同的是，融汇其中的中国特色，必须坚持以资源属性的国有化为基础，这是最终必然要建立“中国国家土地银行”的基本逻辑。不过，这不会一蹴而就，需要通过几个阶段的任务推进方能实现。

首先，要推进基础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推进土地要素的改革将在诸多方面进行。例如土地确权工作、政策法规条件的改善、在农村和城市分别建立土地运营中心，等等。工作涉及面广、涵盖丰富、矛盾复杂，但这些都属于紧迫的基础性工作（解决沉积性制度推进）。仅土地确权工作要在中国全境解决，时间尚需5年方能基本完成，这个也急不来。

其次，要激发农村经济活力。这就要求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通过盘活市场要素，诸如推动土地流转、土地经营权在集体经济中入股、推进城乡土地要素平等交换、实现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手段，来实现激活农村经济的目的，并以此实现将资本、科技、人才、能力等提升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要素引入农村，全面实现振兴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一句话，盘活土地要素是手段，实现农业产业发展是目的，不能本末倒置。

其三，实现地权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地权利益最大化不难，难的是如何分配这块蛋糕。目前全国每年地方政府在土地上汲取上万亿的利益，以致造成中央政府与土地（使用权）方这两端均处于分配的劣势，各利益集团更是通过土地豪取巨额利益。所有这些实践均证明，对中间环节的姑息和迁就，不但使中央政府的威信丧失殆尽，更易引爆因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直至引发政权危机。对于这一点，决策层有足够清醒认识，这绝非仅靠实施所谓新的财政政策就能够一劳永逸、彻底予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在基础制度建立和市场要素盘活（两阶段）之后，必须推进国家土地银行的建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将目前各级政府及其利益集团利用土地开发攫取巨额利益的各中间渠道封死。

建立国家土地银行，要由国家对土地实施“硬性管理”，在制度上打掉试图从“中间环节截取利益”的可能，从根本上确保农民的土地利益；进而为实现未来国家“兑付给”全体国民在土地资产上的“人均资产收益”奠定制度上的基础。这就要将各项变革都纳入到土地银行的运营模式内予以消化和解决，包括在第二阶段实施过程中将要发生而无法消化的新矛盾。“农村土地银行”和“城市土地银行”是构成“国家土地银行”的两大基础体系。

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至少需要30年

从目前中国经济的动能预测看，中国城镇化的实现将分为：东线、中线、西线三个空间进程来实现：

中国城镇化预测（2013年起计算）

资料来源：本图根据资源安全指数网预警模型计算得出。

东部，约需16年基本实现“城镇化”；

中部，约需27年基本实现“城镇化”；

西部，约需36年基本实现“城镇化”；

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未来通过城镇化的引擎拉动，将实现新增消费的年平均值为2.8万亿，实现新增投资的年平均值为6.5万亿，城镇化贡献率占GDP增加值的2.71个百分点，城镇化驱动率约为 38.5% 。由此，城镇化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是其他任何产业都无法比拟的。

必须承认，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战略目标，需要经历至少30年以上的大跨度时间，这个过程将是一个漫长且有风险的国家实践期。在未来至少16年以上时间，以超过7%速度实现增长是有动能的；以此为基础来推进全国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向城市看齐，还是有物质保障的；“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作为首要任务也是社会改革的正确方向。

可以说，这一年中国城镇化的说法、讨论和政策的多次变化，实则是起步期不可避免的煎熬，但毕竟，在久盼中已经起航了。

（注：本文作者为中国发改委低碳经济联盟下属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著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email protected]）

在嘉峪关市，人们找不到太多可以花钱的地方。该市地处戈壁沙漠，是联结欧洲与东方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偏远小城。1950年，大约5万名建筑工人在兴建该市钢铁厂的过程中几乎被饿死。那项建设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

如今，这座拥有20余万人口的城市——规模大概相当于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及周边地区——刚刚开设了第一家购物中心和快餐连锁店。凑巧的是，肯德基(KFC)也常爱把店开到中国从未接触过快餐的地方。

把花钱的习惯传播到“中央王国”最偏远的地方，正是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国企业董事会都酝酿实施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让十亿消费者大举消费，目的是用消费主导型增长来代替数十年来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热潮。

在嘉峪关这样的小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无疑正在生根发芽。但他们是否会像中国大城市的中产阶级那样，成为著名的“月光族”甚至“月欠族”？在根深蒂固的节俭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消费者，是否会像大城市中产阶级那样，轻易养成大把花钱的习惯？

在当地的一家餐馆，我们临时召集起了一个代表嘉峪关市新兴中产阶级的焦点小组，作为访谈的对象。在这里，食客们争相涌向一碗碗鸡鸭鱼肉、酱料和调味品，给自己的单人火锅增添美味。这家餐馆位于新开业的东方百盛购物中心顶层，紧挨着肯德基。该购物中心是嘉峪关市第一座现代化的零售商场。

坐在餐桌边的是四位年轻的专业人士，有些已婚，有些单身；有些已在外打拼，有些则仍留在家乡发展。

为了在21世纪的中国取得成功，所有人都面对着各种挑战。这四个人在嘉峪关市长大，但多数已在大城市工作了若干年。在那里，他们懂得了怎样大把花钱，但几乎没有谁想沾染任何挥霍的习气。

景曦（音译）是一名公务员，已经订婚。他在上海工作了四年，那座城市有2300万人，是他家乡的人口的100多倍。他在上海目睹了贪图物质的生活方式，并拒绝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不是那种把钱全都造光的人，”他说，“我正在攒钱买房。”

景曦在上海作软件工程师，每月可挣到7000到9000元人民币（合727至937英镑）。嘉峪关市的工资水平不及上海，但它也拥有后者不具备的优势。“房租没那么贵，”景曦说道，“所以尽管工资只有沿海城市的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但我们的可支配收入也许更高。”

在家乡生活还有一个优势：父母会负担他的各种开销，年已30岁的景曦则可攒下足够的钱，每月买下一平米梦想中的房产。“在上海，我绝无可能做到这一点。”

其原因在于，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已涨到每月攒下一部分工资都不足以攀登上“房产阶梯”的地步。怪不得有些人宁愿把钱花在手袋上。

而在嘉峪关市，普通人还能买得起房。因此，景曦这代人从父辈身上学到的节俭习惯，仍然有意义。这种习惯是由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贫困造成的。

就连那些刚作父母的人也会想方设法把大部分工资攒下来。他们不像中国其他地方的父母那样，把可能多达一半的工资都花在进口配方奶粉和其他必需品上。29岁的郅慧（音译）就是这么攒钱的。她是当地酒泉钢铁集团的一名员工，和父母住在一起。郅慧说，父母负担了她宝宝多数用品的开销，因此她能把半数收入存起来——大多用来购买了企业债。

这种审慎的态度让我们的餐桌调查产生了第一个有点令人意外的结论：虽然中国人喜爱西方奢侈品品牌，但没有谁在焦急地期盼香奈儿(Chanel)马上在嘉峪关市开一家精品店。

27岁的吴青青（音译）已经成家，是一名公务员。她热衷于在淘宝网（相当于中国的eBay）上淘便宜货。她说：“我努力控制自己，每月在淘宝上花的钱不得超过1000元人民币（合104英镑）。”在淘宝的消费无疑为她添置了各种装备——亮蓝色的T恤、带有金色饰品的粉色棒球帽、看似很像芬迪(Fendi)品牌的宝蓝色和粉红色的人造革手袋等——但她每月还是能攒下3000元人民币（合312英镑）。

吴青青说：“我自己不买奢侈品，朋友中也很少有人会考虑连续几个月啃面包喝白开水、只为了买一件不常用的奢侈品。”

在中国的偏远城市，穿戴正品并不能带来多少社会地位方面的提升。“人们全都会认为那是假货，”吴青青说道。而在上海，“即便买不起，人们还是愿意掏钱买正品。”

即便是某些能砸钱购买芬迪产品或一辆法拉利(Ferrari)的人，他们这么做也不会是出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同样从上海返乡的王春雷（音译）说道。那不过是炫耀性消费，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罢了。

据他估计，“这里约有20%的人已有能力消费奢侈品。”

“但由于这一群体还太小，而且他们周围的人并没有奢侈品，因此他们不愿在同侪中表现得太过张扬。所以，真正愿意购买奢侈品的人是非常有限的，”王春雷说道。

尽管这四人对大城市中产阶级“赚多少就花多少”的做法普遍怀有戒心，但我们的小城餐桌调查也发现了另一种潮流，即所谓的“绿色”消费。景曦表示，他愿意把钱花在一个叫“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的品牌上，“因为它没什么化学添加剂”。他更喜欢在网上购买手工香皂，因为它们的品质更纯。

嘉峪关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的消费革命才刚刚起步。该市现在连一家大型综合购物中心都没有，更不用说普拉达(Prada)了。零售业分析师认为，由于大城市零售市场饱和、赚取利润越来越难，西方品牌在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小城市。

但从我们餐桌调查的对象来看，中国不嗜奢华的中产阶级对这些品牌的到来，并没有那种望眼欲穿的渴望。“我觉得住在像嘉峪关这样的小城市，我们很幸福，”喜欢淘便宜货的吴青青说。

“这里的消费水平适中，你在本地商店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在淘宝上买到。这里不会堵车，只要10到20分钟便可到达办公室。而且对年轻人来说，房价也可以接受。”

在今天的中国，幸福的内涵可不止是手袋。

张嫣补充报道

译者/沈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