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奥匈帝国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之后37天，欧洲陷入了一场世界大战，而那场战争开启了20世纪的悲剧，结束了欧洲的百年和平。费迪南大公也因后来的大战而成为世界历史难以绕开的人物。

2月13日，金正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长兄，在马来西亚的机场遇刺身亡。虽然两人之死不可同日而语，但如同1914年的欧洲，2017年的世界，也充满着各种的不确定性。20世纪，从一战开启的混乱，中间经过一战、二战的“新三十年战争”，而后是美苏之间的两极对立，再就是美国单极霸权的二十年。世界远离大国协调已经一百多年了，在一个日渐多极化的世界，当今最缺乏的是大国相处协调的视野和技巧。

并非费迪南之死引起了欧洲大战，而是欧洲已有的脆弱的政治机构，以及各国领导人的决策，让这次暗杀引发的危机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最近的历史学家反思：“萨拉热窝的行刺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真正让这些国家走向战争的是人们对这次事件的利用。”

从费迪南遇刺到全面大战的37天之中，有很多机会可以阻断危机的蔓延，但是欧洲已经形成了两极对立的格局，国际和平或者秩序已经陷入了“公地悲剧”，几乎没有人再为国际和平而努力。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梦游者》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一战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悲剧，而不是一桩罪行。战争的所有参与者，无论是领导人、外交官还是将军，在战争爆发之际，都莽撞自负、懦弱多变，在懵懂之中如同“梦游者”一样走向了战争。

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东亚。彼时，中日之间因钓鱼岛问题而处于对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甚至以德国来比附中国。然而，一战并不是德国挑起的，而是危机管理失控。欧洲彼时的国际体系的韧性难以承受费迪南大公之死带来的震荡。日渐衰落的奥匈帝国和新兴的塞尔维亚政府都不愿意让步，而奥匈帝国试图借此危机扩大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战争，已经成为各国军方和鹰派的选项，僵硬的同盟承诺使得萨拉热窝成为导火线，背后的炸药包最终还是被引爆了。

费迪南大公身后是一个巴尔干化了的欧洲，金正男身后的故国及朝鲜半岛也有此趋势。金正男不是死于民族主义，而是半岛几十年的分裂与博弈将其碾压。对于朝韩双方，金正男的血都会引起一场危机。对于朝鲜而言，金正男之死让金正恩政权更加稳固。金正男作为长子，比金正恩更有优先权执掌朝鲜的家族政权，没有金正男的存在，金正恩就少了内外的掣肘和制衡。内部政权的稳固，异己力量的消灭，以及不断增强的核武能力，让金正恩的行为更加不可捉摸。对于韩国来说，金正男之死进一步增加了金正恩政权“残暴”的证据，甚至会强化“朝鲜崩溃”的认知。2013年张成泽被清洗之后，韩国就一直以此作为朝鲜崩溃的依据。韩国的政治乱局以及“急统”为目标的对朝政策，使的南北冲突进一步加剧。

2月12日朝鲜进行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第二天金正男就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这也许只是巧合，但足以增加国际社会对金正恩挑衅行为的担忧。韩国已经将自身安全及外交政策与美韩同盟绑定。通过一系列的电话磋商和沟通，韩国稳定了美韩同盟，将自身的安全诉求植入到美韩同盟之中。

随着朝鲜核武能力的提升，美韩都认为朝核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对于如何化解，特朗普政府尚未形成完整的对策，但是手段可能是开放的。金正恩新年讲话说，朝鲜洲际导弹导弹的发射准备已经就绪，此举无疑会触碰到美国的战略底线。美国想在朝鲜拥有对美国的核威慑力之前解决朝核问题，而这个机会窗口越来越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虽然对特朗普没有好感，但是也直言告知特朗普，上任之后要面对朝鲜问题，换句话说，奥巴马也承认，对朝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经失败了。美国新任防长马蒂斯首次出访选择韩国，至少说明在五角大楼的战略图景中，朝鲜问题具有优先性。

金正男之死会缩短美韩“解决”朝核问题的窗口期，即将到来的美韩联合军演，非常可能包含美韩的战略意图，自然也暗含着冲突的种子。对朝鲜来说，抢在美韩军演之前，建立具有可信性的核威慑力，才能阻遏美韩。就这样，朝鲜和美韩已经进入时间比赛，金正男之死无疑会让这种竞争更加激烈和紧张。

韩国将安全与美韩同盟绑定，美韩之间的安全承诺越来越“硬”，然而部署“萨德”本身也符合美国对中俄进行战略制衡的意图。“萨德”入韩使东北亚的外交失去了灵活性，呈现出阵营对垒的态势，不信任、不安全感蔓延，尤其是中韩关系处于僵局，使美日韩与中俄朝之间形成了无形的对立。任何两方的外交举动都会引起第三方的戒备，如此，对立会螺旋上升。中国驻朝鲜使馆刚刚举办新年活动，气氛热烈，几天后，朝鲜就进行导弹发射，朝鲜的这种游戏屡试不爽！金正男之死无疑进一步确认了朝鲜的“假盟友”身份。

大国之间的戒备和博弈与小国的野心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看上去风平浪静，其实早已暗流涌动。每一方力图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场系统性的危机。有费迪南大公的前车之鉴，金正男之死对相关各方都构成了尖锐的挑战。当年，费迪南大公之死在奥匈帝国也没有引起多少悲伤，主要是愤怒，甚至被视为一种机遇。100多年后，金正男之死到底是一个“失势王子”的寂寞之死，还是会引发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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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韩国乐天集团与韩国国防部签署换地协议，出让位于庆尚北道星州郡的高尔夫球场，用于部署中国强烈反对的“萨德”反导系统。事件引发中国民众的愤怒，用门店示威、罢买等方式来表达不满。官方媒体则连篇累牍地对乐天进行了口诛笔伐，北京和重庆等地方政府迅速对乐天超市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乐天中国的网站更是出现了无法登陆的情况，可能是遭到了黑客攻击。

这一幕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过去几年，当一些国家有意无意“冒犯”了中国之后，类似的雷霆之怒差不多是标准动作，区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在这一点上，日本、挪威、越南、菲律宾、蒙古、新加坡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应该是“寒天饮雪水、点滴在心头”。观察这些年来中国和别国发生摩擦时的反应，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心态：“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或最”、“面子大过天”、“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

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和西方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虽然相比西方已经大幅落后，但依然夜郎自大地生活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动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和敌意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一再割地赔款之后，原有的优越感和自信迅速被自卑、愤怒和敏感所代替，西方也成了造成中国不幸的元凶首恶。1949年之后长期被威胁和被孤立的处境，更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被包围的心理状态，对外部世界有深深的怀疑和不安。国内的中、小学乃至大学的历史教学，更是极力喧染和夸大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是美国等列强侵略所致，由此铸成挥之不去的“1840年情结”，使很多人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强烈的仇美、仇日和仇西方心理。最近社交媒体上有文章讲述自己的小孩在家中有日本小朋友到访时的种种奇葩举动，小学生仇日的原因，除了学校教育，几乎不可能有其他解释。

近年来，伴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和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人看待西方的视角也在发生变化。一些人改变了对西方仰视和仇恨的态度，开始有了平常心，能客观看待中国和外国的优点和缺点；另有一些人仍活在一个充满阴谋和倾轧的想象世界里，在那里，世界上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大部分国家都对中国不怀好意。而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这些国家的敌意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它们不会坐视中国的崛起，正无所不用其极地加以阻挠。这些人是“阴谋论”的主要拥趸者，总能从平常的现象中洞察出各种针对中国的不可告人的精巧阴谋，并责备那些看不出来的人太幼稚。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不仅美国重返亚洲、日本增加国防预算、印度发射卫星是在针对中国，而且任何发生在中国的坏事，无论是股市暴跌还是转基因食品，都是帝国主义背后操纵和策划的结果。

在这种心态之下，任何来自外部的批评都是不可接受和别有用心的，都是“反华言论”的体现，都是见不得中国好，唱衰中国；反之，只有附和中国的观点、无原则吹捧中国，才是“亲华”，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于是，对面子的重视大过了对实际国家利益的追求，只要你肯说好话，我什么都可以给你。而你要揭我的短处，哪怕目的是为了促使我改正，我也不要听，而且要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悲情和受迫害心理共生相伴的，是“中国或成最大赢家”的阿Q精神，其潜台词就是：你不是想害我吗，可惜没成功，赢家其实是我。事实上，在近年来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事件中都能看到“中或最赢”的表述：“英国脱欧，中国或成最大赢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国或成最大赢家”、“美国放弃TPP，中国或成最大赢家”、“OPEC计划拯救油价，中国或成最大赢家”、“乌克兰内战，中国或成最大赢家”…… 这种事事要当赢家的心态，毫不避嫌地要把自己的“赢”建立在别国的痛苦和灾难之上，其虚妄之处不仅在于自说自话，更在于其中透露出的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味道，和中国一直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背道而驰。

而官方媒体也很少完整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是有选择地披露信息。这样一来，冷静的分析和应对被搁置，自己的失误被掩盖，谴责和咒骂成了唯一的战斗。

就拿“萨德”的部署来说，由于朝鲜多次试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韩国一直非常担心自身的安全。鉴于中国和朝鲜之间的特殊关系，朴槿惠政府此前对中国百般讨好，曲意逢迎，但朝鲜的行为并没有任何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去年1月朝鲜进行新一轮核试验后，朴槿惠政府在失望之下转向了美国，开始考虑同意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从军事上看，“萨德”确实如中国所说大大超过了防御朝鲜的需要，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韩国有求于美国，自然得迁就人家的需要。况且，又到哪里去找能恰如其分防御了朝鲜又不损害到中国的武器系统呢？

所以，事情的是非曲直是很清楚的：朝鲜是始作俑者，美国利用了韩国的困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两家才是让中国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韩国和为“萨德”提供场地的乐天当然有错，但其错误是次要的。特别是乐天，作为韩国的企业，自然要以韩国国家利益为先，加上其高层涉嫌向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行贿而面临牢狱之灾，再三权衡之下倒向了本国政府，有其不得已之处。中国当然可以抵制乐天，但不应该把所有的愤怒不满都倾泻在四方之中力量最弱的企业身上，而对朝鲜和美国的责任避而不谈。这种不敢直面恶人、专拣软柿子捏的行为，不是一个立志领导世界的大国应有的选择。

中国对韩国的逻辑大概是：你日日提心吊胆生活在导弹来袭和入侵的阴影下，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得忍着，得对我笑脸相迎，你找了其他人帮忙就是在背叛我，我不原谅你。这一套“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的逻辑，已经成了朝野上下很多人的集体无意识，它把别国都看成中国的附庸，只能唯中国马首是瞻，不能稍有拂逆，否则立即翻脸，不顾念任何旧情。

上述这一套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做派和心态，在今天的世界几乎没有国家能够接受。近年来中国民间的外交心态，之所以会陷入今天反这个明天反那个的恶性循环当中，和这些有莫大关系。而与之相伴随，是中国国际形象的受损。就在中国对内一遍遍重复自己的逻辑并自我感觉良好时，外部世界也有自己的逻辑和判断，而这两者往往大相径庭。中国要领导世界，就必须重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可能的赤字，不能仅仅满足于国内的“自嗨”，忽略了外部的反对和差评。

事实上，在“萨德”问题上，中国最应该反思的是如下问题：从此前长时间的犹豫不决到后来的义无反顾，韩国政府在“萨德”问题上态度的急剧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从朴槿惠表态考虑部署到最终拍板中间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中国做了哪些工作？为什么没有起效？中国一直倡导的“半岛无核化”为什么落不到实处？朝鲜对中国到底是战略缓冲还是负资产？

“萨德”一旦部署完成，中国怎么办？而在举国上下反乐天的狂欢中，这些问题自然无人理睬，宣泄不满发脾气，这似乎成了最终目的，然后呢？

而一些人也从过往的冲突演变中总结出了中国的行为模式：愤怒、抗议和惩罚只是前半场，只要你咬牙扛得过去，该干嘛干嘛，过一段时间中国的气消了，自然会找台阶下，到时双边关系迟早会恢复，而且好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些人因此预测，只要乐天和韩国政府能捱过这段日子，待“萨德”部署完成，中国总有一天会接受现状，重回友好路线。事情最终会这样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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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社交媒体上最火的句子是：“朝鲜的导弹不需要精准度，能射出去就行了，反正周围到处都是它的敌人。”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朝鲜的诸多敌人，也包括它最大的邻国——中国。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不过，有些玩笑话，往往曲折地反映了某种真相，有时是事实真相，有时是国民心态的真相。此话能火，至少说明如今许多普通中国人都承认朝鲜对中国的敌意了，他们都不认为朝鲜现在还会把中国视为友好国家，更别提“盟国”了。

最新发射的“敌意之弹”

这些年来，每当中国人想轻松一下，想快乐一下，朝鲜都立即用核试验或导弹发射来提示一下朝鲜对中国的这种“敌意”。最新的例证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中国的五一小长假，朝鲜在中国三天假期的首日，即4月29日早晨，就再次向准备度假的中国人发射了一枚虽然刚升空就爆炸、但仍然具有愤怒示威之意的导弹。

不过，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却认为，朝鲜选择在4月29日发射导弹，主要是为了“气”美国——因为这一天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百日纪念日：“29日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一百天，特朗普在这之前向所有100名美国参议员通报朝鲜情况，与15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大使在白宫会晤，把‘国内动员’和‘国际动员’都搞了，朝鲜还是‘不服’，这让特朗普有些难堪。”

但特朗普本人并不这么认为。朝鲜发射导弹后不久，这位刚在白宫住满百日的美国总统就发了一条推特，称“朝鲜今天发射了一枚导弹（虽然不成功），这是对中国及其备受尊敬的国家主席的意愿的不敬。很糟糕！（North Korea disrespected the wishes of China & its highly respected President when it launched, though unsuccessfully, a missile today. Bad!）”

特朗普所说的中国“意愿”，大概是指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后中国同意努力说服朝鲜暂停导弹发射的愿望。

随后，特朗普4月30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CBS News）采访时，再一次谈到中国对朝鲜不断发射导弹不会感到高兴，他强调说，他认为，中国不想看到一个不稳定的朝鲜，中国肯定不想看到朝鲜拥有核武器，而中国不喜欢朝鲜拥核已经很长时间了。

其实，朝鲜最新一次发射导弹的初衷，究竟是“提醒”习近平还是特朗普，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朝鲜早就不把中国的意愿、中国的利益、中国的劝告放在眼里、更别说放在心里了。换言之，本文最初提到的那句玩笑话确实包含着一定的道理：虽然朝鲜目前尚未公开宣布中国是其众多敌国之一，但其心底深处却早已不再把中国视为友好国家了。

从未有过“蜜月”的“友邦”

且不说如今中朝因朝鲜坚持发展核武器所引发的利益冲突，即使在所谓的中朝“蜜月期”，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也是起起伏伏、充满危机的。

中国学者沈志华被公认为是研究冷战时期中朝关系的权威，他指出，很多中国人都以为1950年至1957年是中朝关系最好的时期，“其实错了，这段时间是中朝关系最不好的时候。档案文献显示，在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中、朝两国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立场完全不一样。”

至于到了1992年中韩建交，中朝关系更是跌入低谷。前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披露：当年7月赴朝通报中国决定与韩国建交的立场，金日成表示“中国既然已经决定，那么就那样办吧”，说完起身便走，中方代表意识到会见已结束。此次金日成接见中国代表团时间之短、气氛之平淡前所未有，之后没有举行任何例行招待宴会，钱其琛一行当天就返回了北京。此后金日成再未踏足中国。1993年，北京以两票之差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朝鲜将关键的一票报复性地投给了悉尼。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金正日也没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而后来中朝之间就朝鲜核试验问题引发的争执，更使两国关系陷入寒冬期。如今，朝鲜已经不惜公开撕破脸皮，高调批评中国。例如，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年4月21日发表题为《还好意思随波逐流？》的评论，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如果他们估错朝鲜的意志，对人家随波逐流，执着于对朝鲜经济制裁，或许会得到朝鲜的敌人的欣赏，但也要对同朝鲜关系的灾难性后果做好思想准备。”再如，韩国《朝鲜日报》引述消息称，面对中美逐步向朝鲜施压，朝鲜政府近日透过人民班演讲以及保卫部的讲座，大肆批评中国，公开斥责中国是“妨碍统一的无耻国家”，报道指出，朝鲜一般只会以类似的用语谴责美国，今次用来批评中国，情况实属罕见。

在中国，朝野各方仍然把朝鲜当作“友好国家”甚至“盟国”的人，可能也不多了，但高层仍有人有一种误解，认为朝鲜核危机的利害相关国是朝鲜、美国、韩国，最多加上一个日本，而中国不是朝鲜的敌人，也不掌握解开僵局的“钥匙”，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所以国际社会不要指望中国能帮上多大的忙。

例如，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4月30日发表署名“钟声”（意为“中国之声”）的国际评论《朝鲜半岛需要负责任行动》，仍然认为：“中国不是朝鲜半岛问题的直接矛盾方，解决半岛核问题的钥匙也不在中国手里。”

再如，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即将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刊文，回答近期一个常被人提及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承担更大的责任，让朝鲜停止其核武计划？傅莹的一个观点是：因手中没有能打消朝鲜安全担忧的钥匙，中国就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去说服另一个国家停止其核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日报》的上述评论和傅莹的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中国的对朝决策应该、也必须考虑以下这两个情况：

一、朝鲜拥核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就是中国，这里的“害”不仅包括朝鲜在离中国很近的地方进行核试验所产生的核辐射、未来可能出现的核泄漏或核事故，也包括朝鲜拥核可能带来的不利于中国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地缘军事变化，如日本、韩国可能以此为由发展核武器，再如美国可能以此为由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等，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则是已经发生的不利于中国的地缘变化；

二、考虑到朝鲜金家王朝三代统治者反复无常、暴虐成性的性格、尤其是金正恩残忍清洗其姑父、派人杀死其同父异母哥哥等等行为，中国不应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不能排除某一天金正恩不仅在心底、而且在行动上视中国为敌的可能性。

中国对朝还有什么“牌”？

基于以上两个考虑，中国就应该用大、用尽自己手里已有的影响力之牌，例如……

行文至此，我看到微信上我的一个朋友群里，有人发了这么一条信息：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紧急召见朝鲜驻京大使馆公使朴明浩（驻京大使池在龙日前已回朝鲜），代表中方就朝鲜发射飞毛腿中程弹道导弹事件，作出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警告。

消息称，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亲自出席召见朴明浩，然后由副外交部长宣读备忘录，以表示事态的严重性、危险性在激化。

中方致朝方备忘录中，特别强调，如朝鲜一意孤行的进行核子装备的核试爆炸，中方一定会做出强烈抗议，并采取5项严厉惩罚措施：

一，坚决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就此通过经济方面制裁和其他措施；

二，即日即时终止石油和石油燃料供应；

三，即日停止一切经贸协议；

四，撤回驻朝鲜的大使，并视事态发展作出进一步措施；

五，关闭两国水、陆两路边境、水界，并视事态发展考虑实施封锁、戒严等措施。

据称，中方还表示，如果朝鲜当局一意孤行，北京将被迫向全世界宣布终止中朝友好合作条约。”

我上网搜了搜，虽然中国社交媒体和网上论坛都在疯转这条信息，但关于其最初的新闻来源，我只搜到一个信息源：香港《动向》杂志，而且谈的也是中国针对朝鲜4月16日试射导弹的所谓“回应”。我没有搜到中国官方的信息源，也没有搜到著名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

看来，这条新闻的真实性成疑。

但且不论真假，说实话，中国早就应该这么做了。这条信息中所提到的几条措施，就是中国目前手中仍然掌握的影响力之牌。

其实，中国已经有人主张中国应该打出更多对朝影响力之牌了。例如，《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主张，必要之时，中国应该对朝“断油”。朝鲜4月29日发射不成功的导弹之后该报立即发表的那篇社评，也再次提及“断油”：“北京一定要坚守住当前的态度，那就是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导技术，要让平壤有它如果搞新核试验必将遭到包括被断油在内更严厉制裁的明确预期，同时坚持双暂停和双轨并行主张，要求美国展现降低对朝军事威胁的姿态，更清楚地宣示愿意和平解决半岛问题，不威胁平壤政权的生存。”

尽管国际社会对朝制裁的效果不佳，但军事解决朝鲜核问题既不可取，也极危险，因为铤而走险的金正恩很可能使用朝鲜已有的核武器，对邻近的韩国、日本、甚至中国进行军事报复。国际社会不要期望对朝制裁能在短期内奏效，而应该放眼于长期：首先，坚决拒绝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其次，通过长期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内部策反、胡萝卜加大棒等措施，鼓励朝鲜弃核，惩罚其进一步的核试验……这种做法也许很久难以奏效，但仍然好过可能导致大规模生灵涂炭的军事打击选择。

好在中国如今已经意识到，中国绝对不应无条件地为金正恩不负责任的行为背书，更不应屈服于朝鲜的核讹诈。

例如，《人民日报》4月30日发表的那篇评论严厉警告平壤当局：“朝鲜必须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可在射导、核试、被制裁，再射导、再核试、再被进一步制裁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再如，《环球时报》4月28日发表的另一篇社评明确表示，中朝关系的“前提必须是不违背中国的国家利益，不让北京为平壤的极端政策埋单”，这篇社评还在文末强硬地表态：“北京希望帮着寻找各方利益和主张的最大公约数，如果失败，半岛局势最终走向摊牌，中国既不怕朝鲜，也不怕美韩，我们有足够力量对肆意踩踏中国利益红线的任何一方予以回击。”

当然，未来中国的对朝政策，不能仅仅限于“不怕”，还需要对金正恩一旦行动上视中国为敌的那一天做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准备，包括反导准备，此外，中国还要认真考虑如何提前终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历史上有过太多曾经的“友邦”、甚至“盟邦”反目为敌的例子，一个不那么遥远的先例，就是曾经一度互以“同志加兄弟”称呼的中国和越南，后来居然走向了彼此间的战争。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韩国还没主张（对朝鲜）外科手术式打击，因为这会引致战争。”

“你们（中国）停止（对朝鲜）供应原油和贸易，这就行。”

在谈及美国最近一直在嚷嚷不休的对朝动武选项时，多位韩国外交权威人士这样表示；有的则沉默以对。

随着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正在驶向朝鲜半岛，美国对朝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到举世瞩目。

美国会对朝鲜动武吗？

美国会对朝鲜动武吗？

在“习特会”以后的背景下，美国对朝鲜动武必须建立在这样几个前提上：

朝鲜继续顽固地坚持其拥核立场，而且在最近继续“以超强硬对付强硬”，例如以核试验和试射导弹作为对美国武力威胁的应对；

朝鲜周边国家必须支持美国动武，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而日、韩的支持也很重要；

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必须切实得到保障。

在上述四个国家中，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国，虽然其外交和国防受制于美国，并不完全独立，但因为毕竟是民选政府，美国不能完全无视。而目前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都处于纠结状态。

韩国非常清楚美国对朝鲜对动武的后果：美国不可能在第一轮打击中就彻底使朝鲜没有一点还手之力，那么接下来朝鲜一旦还手，就是首尔的毁灭，而首尔对韩国经济上的意义，众所皆知。目前韩国官员对这一点非常担心，尤其是担心美国不顾韩国利益，单独动手。韩国外交权威人士向笔者表示：美国只会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强加给韩国，韩国“默认”，“这是小国的悲哀”。

而日本权威人士则透露：一旦朝鲜反击，日本会受到攻击，所以日本社会一定反对美国动武，但是安倍个人内心会赞成，因为一旦朝鲜把导弹打到日本，安倍放弃和平宪法的机会就要来了，届时日本“正常化”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而且会得到全民支持。“安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美国也不会管日本的死活”，日本权威人士说。但是日本“正常化”这一点，未必是美国希望马上就看到的。

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如何保障，以下两条恐怕是最基本的，即：

第一，朝鲜领导人可以下台，新政权必须弃核，但朝鲜作为一个国家不能灭亡；第二，美国不能借此次战争武力统一朝鲜半岛。

“习特会”之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又去俄罗斯访问了。俄美双方涉及朝鲜议题的会谈内容尚不得知，但以上两条是常识，中俄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让步。还有一个客观现实是：目前美国不可能同时在中东对付俄罗斯，又在远东对付中国。今非昔比，美国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了。

也有外交权威人士提出：会不会美俄联手，借此次对朝鲜动武遏制中国？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因为今天俄罗斯的远东战略，其出发点和当年斯大林支持中、朝在朝鲜半岛和美国开战的动机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远东牵制美国的力量，一旦中国倒下，不仅不能牵制美国，俄罗斯在远东也必然不得善终，随即就是在欧洲也倒下，这是现实主义的必然逻辑。而且从常识讲，三角关系总比两角关系稳当、操作空间更大。青年时代就受到苏联克格勃严格训练的普京，对此必然了然于心。

还有，朝鲜究竟有没有可以发射到美国的核武器，这也是美国决定是否对朝鲜动武的基本考量因素之一。

综合以上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保障中、俄的安全利益，以及朝鲜是否已经或者马上就要拥有可以打到美国的核武器，是美国是否对朝鲜动武的前提。其中保障中、俄安全利益，是不可缺少的前提。至于朝鲜方面，金正恩不到最后一刻，很难公开弃核，而弃核的最佳时间节点在哪里呢？他很难判断。弃核以后他自己能不能继续领导这个国家？也是大问题。

因此，只要中俄两国的安全利益得到保障，美国动武的可能性不可忽视。

中国的政策选择

美国一旦对朝鲜动武，则意味着朝鲜半岛多年来一潭死水的格局被激活，中国现行对半岛多重的、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也必然面临重大调整。所以，美国对朝鲜动武对中国来说，客观上提供了一个调整现行对朝政策、使之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机会。乱，或者说动态，常常就是机会，而稳定，或曰固化的平静，则绝不会提供机会。动态维稳，才是上策。

根据当前中国在半岛面临的现实，以及中国与半岛唇齿相依的紧密关联性，中国应确立的对朝政策目标应该是：在朝鲜建立一个对华友好的、实行弃核、改革开放政策的党政领导核心及政府，并将这三条作为朝鲜党和政府基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同样符合半岛周边国家的利益，美国也很难公开反对。

在这一政策目标下，一旦美国对朝鲜动武，中国的行动指南就将变得十分清晰了。

鉴于板门店临时停战协定仍然有效，美国对朝动武必须遵守下列规则：

朝鲜领导人可以下台并被替换，但朝鲜作为一个国家不能灭亡，毕竟它和韩国一样，也是联合国成员；

美韩不能借此次战争，武力统一朝鲜半岛；

美韩军队不能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小股特种部队进入朝鲜特定区域完成任务后，必须返回“三八线”以南地区。

在上述前提下，一旦战端开启，作为板门店临时停战协定的签字国，中国也应在恰当时机从海陆两路出兵朝鲜，甚至可以和美军同时行动，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包括在朝鲜的侨民，并借助劳动党内的健康力量，为建立一个奉行对华友好、弃核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朝鲜新政权提供协助。

战后，中国应大力帮助朝鲜新政权发展经济，避免战后初期朝鲜可能出现的混乱。

如果美国拒不遵守上述动武规则，则中国只好全面出兵朝鲜，捍卫板门店临时停战协定的严肃性。

若如此，美国对朝鲜动武，还真的未必就是坏事，中国只要做好充足的军事和民政准备就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朝鲜于9月初进行了第六次核武器试验，并宣称已具备在洲际弹道导弹上装载氢弹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于9月11日全体一致通过对朝鲜执行新的制裁措施，朝鲜方面则毫无畏惧，甚至发表声明警告称如果“非法”制裁决议通过，朝鲜将让美国尝到“最大的苦痛”。

从2002年美国与朝鲜针对核武开发问题再起争端算起，本轮朝核危机已经持续了十五年的时间，并且已经陷入了一次更比一次恶化的梦魇当中。从基本的事实角度来看，这15年间朝核危机所发生的最大变化、甚至也是唯一变化就是：朝鲜进行了六次核试验，数十次各式导弹试验，从一个只有核反应堆的小国变成了拥有真正核武器的“强大国家”。如果朝鲜政府有关自己核武实力的宣示属实，那么就意味着它在远程核武打击领域，超越了英国的技术水平，而仅次于美俄中法四大国。

在这十五年里，中国为缓和乃至解决朝核危机付出了大量的外交努力，主要是以北京六方会谈为核心机制，包括期间一些特殊时期的紧急斡旋、多边磋商和联合制裁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笔者看来，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朝核外交存在几大关键失误。正视这些失误，是下一步调整朝核外交政策、真正确保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

中国朝核外交的关键失误有哪些？

2009年5月朝鲜成功进行第二次核实验，朝鲜军方宣布退出《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笔者认为此事件意味着中国积极推动的“以多边、和平、外交方式解决朝核危机”的外交理念和实践遭遇重大挫折。如果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是此轮危机的真正起点，那么未能防止第二次核试验的出现，就意味着中国的外交努力没有换来期待的成果，在此之后，中国逐步丧失了应对朝核危机的主动权。

从结果角度来看，中国朝核外交的关键性失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最根本的国家安全层面，没有阻止（甚至连延缓、遏制也没有做得很好）一个有核国家迅速地出现在距离中国国土如此之近的距离之内，而且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专制独裁、时常缺乏理性的国家。民主和平论关于独裁国家军事威胁的理论让人高度担心中国受到朝鲜核武器威胁的可能性。持核非民主国家由于透明度不够，信息不对称，政策非连贯性而加剧了核风险，因此朝鲜更易倾向于激进核政策，并且难觅去核化的合作者。自由化政府由于国内国际势力不允许过激核政策导致国际制裁从而影响自己的利益，因而更倾向于接受国际核合作，而不是过激的核政策。而独裁的民族国家则缺少上述国内政治的限制。

另外，朝鲜常年遭受技术与设备封锁，其核设施安全水平令外界极为担忧，一旦由于设备老化或操作失误造成核反应堆重大事故，中国东北极有可能遭遇严重的核污染，从而成为第二个“切尔诺贝利无人区”。从技术角度来说，与试验核武器相比，核设施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与危害程度都要更高。

从弹道导弹威胁的角度来看，当前朝鲜正式列装的导弹中（尽管朝鲜一再声称本国在中远程导弹领域已经拥有先进技术与实战武器，但实际情况却是信息黑洞），只有大浦洞1号导弹的有效射程达到2000公里，这个距离对于美国很难造成有效的威胁，而韩国、日本与中国北方则处于其有效打击范围之内。

第二，传统现实主义者反复强调在外交中绝不要把自己置于一种后退会失面子、前进会冒严重风险的窘境。从战略长远角度来看，中国正是将自己置于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状态，并且成为完全的利益牺牲国。一方面，如果为了对朝鲜施加压力而减少乃至切断对朝鲜的物质援助，将会面临双重的风险：其一，朝鲜经济崩溃导致的难民潮会给中国东北造成巨大的压力，1990年代中期，朝鲜饥荒正处于最严重时期，由此导致大量饥民非法越境进入中国。迫于压力，1996年5月中国政府与朝鲜签订协议，增加了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以缓解朝鲜难民偷渡压力。其二，经济上的困难会导致朝鲜政局不稳，增加朝鲜军方在崩溃前夜铤而走险的可能性。这一点从朝鲜军方断然退出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多次寻衅韩国军队就可以看出。另一方面，继续维持或增加对朝鲜的物质援助，则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外援经济负担，仅以海外学者挖掘到的有限数据来看，2004年朝鲜从中国进口煤和油共计价值2.2亿美元，另外，根据两位朝鲜经济问题专家史蒂文•哈盖德（Stephan Haggard）和马库斯•诺兰德（Marcus Noland）的研究，中国对朝鲜关键物资的贸易，绝大部分是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友情价格”出售给朝鲜，或者以延缓支付方式的名义免费援助给朝鲜，这一做法无疑增加了养痈贻患、养虎伤身的风险。

第三，朝核危机拖而不决至今，传统上中国由于经济援助而对朝鲜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基本丧失，中国更多的成为外交中的被动角色，对外政策很难实现对朝鲜的提前遏制和引导，反而需要事后补救。在2003年第一次六方会谈召开前，朝鲜一开始并不热衷，但是中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式，一方面加大了对朝鲜的援助力度，另一方面将对朝鲜的输油管道暂时关闭了三天，朝鲜很快明显转变了态度。这证明在朝核危机的最初阶段，中国还保有对朝鲜较大的影响力，占据主动地位。但是随着危机的进展，朝鲜逐渐占据主动地位，而中国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六方会谈停滞多年，朝鲜对该机制毫不在乎的现实是中国被动地位的最佳写照。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失误？一：外交定位

中国朝核外交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是什么？在于外交定位、认知与具体操作三个方面。从根本上说，中国对于自身外交目的的期望与事实情况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忽视了摩根索所强调的“外交必须以其他国家的观点来注视政治舞台”的原则。中国在全部外交努力的过程中，一直按照自身所中意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忽视了朝鲜的真正意图。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严重的认知和执行政策的失误。

中韩建交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包括以下几点：一，与朝韩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二，并不反对并部分乐见出现一个较为繁荣的朝鲜，三，中国能够保持对朝鲜传统的影响力；四，以上述三点为基础，增强对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事务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并且可以增加与美国、日本在此地区博弈的权力空间。然而，这几个根本目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一，事实证明，希望既发展与韩国的友好关系又保持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很难做到的。朝鲜与韩国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加之朝鲜战争期间的旧怨，使得朝鲜对韩国历来充满仇视和警惕心态。中国任何对于韩国的亲近举动，都会危及朝鲜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考虑到朝鲜对半岛分裂局面的态度，使得中国同时承认南北韩两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在朝鲜看来，无异于承认并支持朝鲜半岛分裂的合法化、固定化和长久化，这是对朝鲜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危害。同时，中国与韩国保持紧密的经济、政治联系会直接导致朝鲜对自身安全环境和中国身份的重新定位。在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中，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行为体在一定的环境或是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说自我定位。一定的外界环境不仅决定行为体采取一定得行动，而且决定行为体以一定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利益。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在安全关系问题上的共同期望使其他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猜疑，使他们总是对对方做出最坏的估计。朝鲜作为一个对自身安全环境极其敏感的国家，中韩的接近会自然而然让朝鲜对中国产生严重的疑虑和不信任，并且重新定义自己的安全环境和安全政策。这一点已经为朝鲜在中韩建交前际对中国的极端愤怒表现出来。1992年7月15日钱其琛赴朝就中韩建交事宜向金日成做通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据钱其琛的回忆，访问仅仅为一天时间，朝鲜和金日成一改往日对中国代表的热情，无论在接见规格还是时间上，都是最简单、最短暂的一次。朝鲜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已经从曾经的血缘兄弟变为一定程度上的“敌人”，这个敌人背弃了朝鲜，而和自己的对手韩国日益亲近，既在根本上危害了朝鲜的核心利益，又在未来可能的情况下威胁朝鲜的安全。

第二，受累于上述原因，中国想对朝鲜继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已经是很困难的了。虽然中国依然是朝鲜最重要的援助来源，但是援助并没有明显增进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反而，由于难民问题的存在，援助逐渐成为了朝鲜胁迫中国的重要手段。担心朝鲜由于经济崩溃而造成大量难民涌进中国东北，一直是中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在难民和援助问题上，中国面临着骑虎难下、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1997年，中国对朝鲜的谷物出口由此前1996年的50万吨剧增至100万吨，在1998年又跌回至40万吨。1997年如此反常的数据，证明了哈盖德和马诺兰德的研究结果和上述中国遭受朝鲜胁迫的观点---1996年5月中国政府由于不堪承受朝鲜难民偷渡中国东北的压力，无奈之下与朝鲜签订协议，增加了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对朝鲜难民问题的担心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使朝鲜的核试活动已经屡屡激怒中国，但中国对朝鲜难民问题却依然无计可施。

第三，中国原本的外交期望是出现一个较为繁荣的朝鲜，这样既能够保证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力量均衡，有效协助中国缓冲来自美日、美韩同盟的威胁，又能保证中国以和朝鲜友好的事实为筹码，提高在东北亚地区大国博弈的能力。但是事实却是，在缺失了中朝友好的前提之后，又加上由于中韩日益靠近导致朝鲜对中国敌意的加深，一个较为繁荣的朝鲜反而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对中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更进一步的是，中朝关系的冷淡乃至恶化，加剧了朝鲜投向美国怀抱以抗拒中国威胁、替代中国援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朝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同时美国相较于中国，更有能力也更乐于向一个亲美的朝鲜提供更多的援助，对于朝鲜而言，美国相较之于中国，是一个威胁更小、受益更大的潜在替代品。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在朝核危机期间时不时会通过一些事件显示出来，最典型的证据就是2008年6月朝鲜在炸毁宁边核冷却塔后向中国提交的核申报单却是朝美商定达成一致的结果。时至今日，美朝之间的非正式接触依然存在，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来看，即使在朝鲜拥有核武器的前提下，朝美完全存在友好相处、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失误？二：认知与操作

总的来看，中国的朝核外交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还存在着认知和操作上的失误。第一，中国在推进朝核危机解决过程的一开始，就以解决朝核危机、实现对朝鲜核武潜在能力的解除为目标，这种看似良好的意图却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事实。一方面，它从根本上忽略了朝鲜渴望拥有核武的国家决心，中国简单地将朝鲜对核武的渴求判读成其希望以潜在的拥核能力为工具来向美韩日敲诈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更高的外交地位，却没有认识到朝鲜对自己的安全环境极其敏感，拥有核武是其必然要实现的国家根本安全目标。朝鲜中央社在2006年10月9日第一次核实验后，播发金正日的一段讲话，“祖国统一问题最终要靠武力解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发展核武，是朝鲜‘先军’的体现……发展核武，朝鲜才能在国际社会以‘小而大的国家’显示尊严。朝鲜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不必看美国眼色行事。哪怕在经济上付出代价。”无视朝鲜对于核武的迫切需求以及其坚定决心，中国却希望在六方会谈中解除朝鲜拥核的潜在能力，这是对于朝鲜心目中的核心利益的严重侵犯。因而朝鲜必然不会听命于中国。

第二，中国在六方谈判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心理上的偏执。中国在心理上将六方会谈视作推进自身影响力、展现大国能力和风采的重要机遇和舞台，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六方会谈取得自己期望的实质性成果-----即解除朝鲜拥核的潜在能力。2003年8月第一次六方会谈启动时，中国官方媒体以前所未有的24小时追踪报道方式对其进行采访报道，举办六方会谈的钓鱼台国宾馆会场也第一次以100元人民币/人次的价格向公众开放参观。对这种荣誉目标的过度心理渴求，使得中国失去了外交上应有的理性判断能力，误判了朝鲜对六方会谈的真正目的，也低估了金正日、金正恩父子高超的外交才能。朝鲜希望拥核的国家决心是不会更改的，因而六方会谈实际上是对其国家目标的最大阻碍。但是朝鲜并没有直接抵制中国的呼吁，而是采取了虚以委蛇的态度和方式，对六方会谈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工具性利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时而参与，时而退出，在这种外交烟幕弹下，悄悄实现了拥核的目标。中国却在这种反复的过程中，始终没能清醒地认识到朝鲜的根本目的，依然一厢情愿地呼吁朝鲜的参与与配合。譬如，2005年2月10日朝鲜外务省宣布“无限期中止参加六方会谈”后，中国立刻展开了积极而高频度的斡旋外交以期有挽回的余地，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先后致电美国国务卿赖斯、俄罗斯外长拉夫多夫、日本外相町村信孝、韩国外交通商部部长潘基文；2月1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赴朝访问；负责朝鲜半岛事务的大使宁赋魁3月中旬访问华盛顿。虽然在11月份将朝鲜拉回到六方会谈框架内，但此次会谈仅仅持续两天，12月6日，朝鲜再次威胁可能不参加六方会谈，这次抵制持续了长达12个月的时间。直至朝鲜在2006年10月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后，才于12月重返六方会谈。

第三，中国对六方会谈的过度依赖，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朝核危机的操作空间。这种限制典型地体现在朝鲜第一次核试后，联合国通过制裁决议，中国虽然表面上同意制裁，但是实际上却依然没有严格遵守决议，大幅减少乃至切断对朝鲜的关键物质供应。这种情况为海内外各家媒体记者的实地考察所证实。这固然和中国担心完全切断援助会加剧朝鲜崩溃的风险的心理有关，但是也可以看出，中国对朝鲜的委曲求全，以援助为工具讨好朝鲜，不希望完全切断援助从而彻底的和朝鲜交恶，那样会造成六方会谈的彻底破产，这是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尴尬局面。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女士曾引用一位匿名的美国政府智库成员的话，“朝鲜半岛问题是中国崛起的试金石，我们可以通过它（六方会谈）检测我们是否可以在本地区及世界事务方面发挥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作用。这也是领导人的意愿，他们希望中国变得更活跃，他们对世界事务有更大的野心。”

失误背后的启示

十五年来，中国在朝核危机中的外交努力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失误，中国对于自身利益的期望与事实本身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同时在认知与操作上也存在着失误。

在这个过程中，要总结出一些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值得深思，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在发挥自身影响力的过程中，需要有深邃的战略眼光、准确的判断分析能力和切实的操作，以及必要的理性思维。好的外交往往可以让国家的影响力扩大，而失败的外交却会给国家带来不应有的羞辱、损失和地位下降。

一，国家在推进外交前，要对根本性、长远的、核心的利益有准确的把握，不能将一般的、短期的利益视为根本性、长远的、核心的利益，更不该将二者混淆。

二，对于国家外交的目标，要有基于事实可能性的安排，不能单纯从心理愿望出发，不能设立会自相矛盾的外交目标。同时要牢记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关于外交原则的教诲之一，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界定，且需要一定的国家权力支持。中国在遏制、阻止朝鲜拥核的过程中，为朝鲜所胁迫，缺乏必须的权力后盾，不能对朝鲜造成足够的威慑是其忽视这一原则的重要表现。

三，要避免将自己置于严重的两难状态。一旦出现囿于两难的局面，要做出决绝的判断，舍弃短期利益而保证长期利益的安全，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两难的危险境地。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中国必须要有足够的长远眼光，对朝鲜未来的国内政治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且对于难民和援助的两难问题，要从朝鲜未来可能的政治态势出发，做出果断的抉择。

四，推进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应该是利益为先，而不该让虚名为先。要想法做到在增进国家利益的同时提升国家名誉。如果做不到，那么应该主动放弃虚名追求实质性利益，不要做为追求虚名而以国家利益为牺牲代价的事。当六方会谈的根本目的---朝鲜去核化---已经彻底不可能实现后，迅速的抛弃陈旧的外交思维和方式，而采取果断的措施是必要的。

（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专家委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朝鲜第六次核爆让外界把矛头又对准中国，指责中国没有管教约束朝鲜。每次朝鲜进行核试和射弹，中国都要来承担责任，这已经成了一种反应模式。外界的理由是，“谁让你对朝鲜有影响力呢？”

先不论中国对朝是否有影响力，有多大影响力，就中国国内而言，许多人有一个糊涂看法，把朝核问题看成美朝之间的问题，认为朝鲜开发核武，是美国逼出来的，因此，中国千万不能接这个烫手山芋，让美国人去管；更有甚者，还认为中国应该暗中帮朝鲜一把，朝鲜核武闹的动静越大，美国将越焦头烂额，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这样，美国就没有功夫来对付中国。反正朝鲜的核武不会对着中国，只要朝鲜不变成中国的敌人，虽然中朝关系变差，朝鲜也不会用原子弹对付中国。

这种看法不但糊涂，而且危险。因为它没有看到其中对中国的风险。朝鲜距离美国非常远，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很小。假如美国真的不想管朝鲜这个烂摊子，宣布考虑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朝鲜立马会跟在美国后面。其实，朝鲜发展核武，不过是为了换得美国的外交承认，签署和平协议而已。保命当然也是目的之一，但越南在上世纪70年代也和美国打过一仗，而且美国投在越战上的兵力和资源，以及伤亡情况，都比朝战多，为什么越南不怕被美国“使坏”，也发展核武？再看古巴，就在美国眼皮底下，和美国对峙了几十年，军力比朝鲜弱得多，为什么也不怕被美国推翻而寻求发展核武？而这两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说朝鲜的核武纯粹是美国逼出来的，罔顾事实。

如果朝鲜不弃核，美国当然不会和它建交，从这个角度看，朝鲜还要继续试爆核武和试射导弹，在这一过程中，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多大的风险，是需要严肃考虑的。我认为，按照现实和潜在的风险，朝核危机将给中国带来以下几大风险：

首先，恶化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变成中国的“火药桶”。

由于朝鲜不断发展核武和远程打击能力，韩国要部署“萨德”，导致蓬勃发展的中韩关系急转直下。现在韩美又在讨论在韩部署战术核武器问题。假如韩国真的部署核武，中国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朝鲜的核武和导弹也刺激日本加快成为“正常国家”，日本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看来势所必然。此外，原来比较松懈的美日韩同盟为应对朝鲜核威慑也得以强化。这不但造成东北亚三国政治互信的缺失，也导致中国不得不把更多的资源和军力用来防范美日韩同盟的威胁。特别是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国很大可能要卷入进去，即使不卷入，为防范战争造成的人道灾难，中国也要付出更多。

其次，使中国东北、河北、山东等地处在朝鲜核泄漏或核辐射的威胁中，尤其是影响东北的发展。

尽管迄今没有检测出朝鲜核爆对中国东北等地有明显的核辐射，但鉴于朝鲜的核技术能力和水平不高，一旦在试爆和存储过程中发生核泄漏等事故，由于朝鲜的核爆基地距中国边境太近，故对东北等地将会造成大面积核污染。这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能以现在没有出事为朝鲜发展核武辩护，万一出事，为时晚矣，没法向中国民众交代。就算不会发生核泄漏等事故，由于担心它会发生，加上害怕战争，也影响东北的发展。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东北基础雄厚，但最近十多年，其发展落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东北的官僚主义严重和顽固的计划经济思维，然而，朝核也是一个因素。谁会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核污染和战争的威胁下？所以这些年东北人离开的很多。政府做了一个一个的规划，但没人来投资，规划也是白搭。

第三，民众因朝鲜而分化，导致社会撕裂。

这个世界除了美国外，大概再没有一个国家像朝鲜一样，能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关注，并因观点对立造成分化乃至分裂。朝鲜是中国的邻居，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就和中国关系密切，并有着“血盟”友谊，中国人关注朝鲜很自然。但朝鲜也常使得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大打口水仗，甚至在同学朋友间，因朝鲜问题而中断友谊的也大有人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多半反对朝鲜不顾国力和正义发展核武，并因此而对朝鲜体制更厌恶；相反，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或持正统意识形态的人，很多则同情理解朝鲜甚至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对中国跟在美国后面制裁朝鲜不解和不满。两派经常因朝鲜问题而互相攻击，造成社会观念分裂，这非常不利于社会的整合，当下中国需要的是弥合分歧，而不是继续分裂下去。

第四，不排除朝鲜将来用核武讹诈中国。

朝鲜发展核武，虽然现在不是针对中国，但不排除未来某个时期会用核武来讹诈中国，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人们常说，国家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此话对不对，中国需要对朝鲜保持足够警惕。因为专制国家的国家信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最高领导人的个人信誉基础上的，由个人信誉来背书，但由于不受约束的权力，生杀大权皆由个人说了算，所以，其个人信誉又最不值钱。特别是朝鲜这种体制，更是最高领导人说了算，一个靠谎言、权术治理，对本国国民毫无信誉的领导人，根本就不需要指望他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有信誉。所以，一旦形势有变，比如两国关系恶化，难保金正恩不会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实施讹诈。

第五，可能导致雅尔塔体系彻底崩溃，不利中国。

虽然在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已经崩溃，但在东亚还延续着，朝鲜半岛的分裂，本是雅尔塔体系造成的。另外从战后世界的秩序安排来看，雅尔塔体系的一些因素还在，如联合国。然而，朝鲜发展核武，有可能改变半岛自朝鲜战争结束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和平”局面，使半岛生乱乃至战争的风险大增。如果朝鲜刺激韩国开发核武，日本也借口朝核威慑而摆脱美国控制成为正常国家，那么东亚的地缘格局将彻底改变。假如出现上述情况，一方面说明联合国在阻止朝韩核武和日本再军事化方面无能为力，联合国作为雅尔塔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权威就荡然无存；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在维持战后世界秩序上力不从心，从此这个世界将可能更加动荡。这一切最终会反馈到中国，使中国的处境恶化，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外部环境的和平，中国自己都承认是现行世界体系的最大受益者。而现行世界秩序是由雅尔塔体系塑造的，虽然它远非完善，需要修补，但修补不是推倒重来。中国虽然在过去几十年国力有巨大增长，但尚未有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雅尔塔体系若因朝鲜发展核武而崩溃，中国就是受损最大的国家。

（注：作者是中国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中国和印度双方在洞朗地区对峙已经七周，两国外交官员在各自场合态度非常强硬，丝毫没有撤军的意思。这也是继1962年以来，中印两个邻国之间最严重的一次摩擦。中国和印度为何在此时爆发如此严重的冲突？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洞朗对峙还会持续多久？会和平解决还是引发更严重的冲突乃至战争？如何看待中印两国敏感又影响深远的地缘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对世界的未来产生哪些影响？带着这些问题，FT中文网专访国际问题专家克劳德•萨马加(Claude Smadja)。

克劳德•萨马加，此前长期担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总经理，对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尤为关注。卸任之后，萨马加担任了包括Infosys在内的多个印度跨国公司的独立董事，与印度高层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他长期往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有长达四十年的观察。

中印之间矛盾的根源是信任危机(Credit Deficit)

FT中文网：从国际视角，如何看待中印之间的这次边境对峙？

克劳德•萨马加：这次对峙地点在洞朗地区，位于中国、不丹和印度三国的敏感交接地。中国在边境之内修公路，印度方面“越境”来阻止中国施工，双方因此发生对峙。为什么印度这么在意这条路呢？因为这条路所在的洞朗地区，扼守着印度通往自己东部领土和藏南地区的狭长地段，如果中国在这个区域修筑公路，势必对印度具备更进一步的军事和政治优势，这是印度不愿意看到的。当然，这只是印度出兵的直接原因。

我想这次对峙更深层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是历史原因。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就是导火索。战争结束、胜负已定，但是国界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成为中印两国长期以来矛盾的导火索。双方各执一词，吵了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中印之间的摩擦冲突时有发生，只不过这次的洞朗对峙是目前时间最长的。

第二是现实的原因。“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就是问题的根源。印度并没有加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长期以来印度方面认为新德里和北京应该是可以平起平坐的，所以印度方面并不愿意加入一个北京领导下的全球新框架。同时，“一带一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实现在亚洲，尤其是印度所在的南亚地区实现影响力，这也让印度很反感。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合力打造的“中巴经济走廊”刺痛了印度最敏感的神经。印巴之间因为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打得不可开交，中国还要在这里建一条经济走廊，新德里方面自然会不舒服。

第三是心理的原因。过去三十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速度之快可谓全球之最，这就让中国人带着一种优越的情绪看待正在缓慢发展的印度，这也导致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印度最近二十年的变化，也没有耐心处理和印度的关系，这也是两国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现实和心理的原因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今天中印两国矛盾的根源：信任危机。中国不相信印度，印度也不相信中国，所以稍有风吹草动，两国就会秣兵厉马，边境也会风声鹤唳。

FT中文网：就你的观察，两国的信任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克劳德•萨马加：我想从两个现象来谈这个问题。首先是媒体，两国的媒体都做得不够好。我在中国读到关于印度的文章，大部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探讨印度是一个多么不安全的地方，尤其是对女性不安全；第二是印度威胁论，如果中国不怎么样，印度就要赶超。那么印度也一样，对峙的这些天以来，印度的媒体连篇累牍，探讨中国威胁论。

姑且先不讨论这些报道的观点正确与否，就问一下写这些报道的人有没有去过对方的国家，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在北京遇到过一位专家，他写过好几本关于印度的研究著作，理论也是一套一套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印度，一次都没有。在印度，这样的人也不少。所以，对于这些人的观点，究竟可信度有多高，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第二是中印之间的民间交流的频次，简直少得让人不敢相信。知道每天有几趟直飞航班从中国首都北京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吗？这个数字让人吃惊：只有一趟！北京直飞孟买，还居然是隔一天才有一趟。相比之下，北京飞曼谷每天还有8趟直飞的航班。要知道，中国和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他们的距离也不是从南极到北极那么遥远，每天才一趟航班，这是什么概念。你不去我的国家，我也不来你的国家，那么怎么交流呢？哪有怎么谈信任呢？

中印之间，必有一战？

FT中文网：中国和印度的交流沟通的确非常少，那么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吗？比如洞朗对峙在信任危机的作用下，演变成为战争？

克劳德•萨马加：不可能，我认为中印之间，绝无战争的可能。当然，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印双方在边境对峙的摩擦是肯定无法避免的，但是某些人士所鼓吹的战争，在我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印两国有太多的共同利益，这两国的精英人士都非常清楚，一旦爆发战争，两国都不可能从中占便宜，而且对两国本身的打击也是巨大的。

另外，今天的全球环境和50年前、甚至更早之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全球化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个趋势不可逆转。战争，绝对不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我刚才的确提到，中国和印度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但是两国拥有共同的利益远大于信任危机所引发的危害，就这点而言，就不会爆发战争。

FT中文网：中印两国有哪些共同利益？

克劳德•萨马加：经济上的互补是最重要的一块，良好的商业互动是减少政治摩擦的最好润滑剂。

中国和美国也存在着政治上的不信任，但是经济商业的频繁交流、民间的文化和人文交流，极大地促进了中美两国的互信和了解。过去的几任美国总统，总是找机会制裁中国，但是中美两国人民都知道，这是政治家的说辞，老百姓该做生意的去做生意、该旅行的去旅行，两者并没有直接影响。毫不夸张地说，以商业和文化交流为代表的民间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政治摩擦对中美两国的影响，是两国关系的润滑剂。

中国和印度的商业人士正在努力成为两国关系的润滑剂。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印度，你大概会对印度大街小巷都是中国的手机广告感到吃惊，从机场到商场，无所不在的中国手机品牌的广告让你宛如身在中国，印度版的移动支付让你跟在中国一样，扫扫二维码就可以付款走人，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带给印度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的广大市场，让中国已经竞争白热化的企业寻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

莫迪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对于拥有丰富经验的中国企业来说，那都是摸得到的机会。就想改革开放初期，进军中国的外资企业，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这些企业也大获成功。今天的印度，正在打开一个巨大的市场，迎接全球的资本，中国的企业家完全可以来到这里尝试一下。

就在中印两军在边界对峙的时候，印度跨国公司的董事会里，企业家们谈论的是未来的商业合作和投资机会。

FT中文网：那么你觉得目前的洞朗对峙，双方会以和平的方式收场？

克劳德•萨马加：我对此无法做具体的预测，但是洞朗对峙应该会以一种双方都能下台阶的办法解决。我想中印双方在这个事件中，最应该吸取的教训不是军事上的，而应该是对两国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我认为目前两国的政治战略中，存在着一些误区。这也可能是当局者迷，所以我从旁观者的角度，有两点个人判断：

首先，中国和印度把彼此视为亚洲地缘政治上的敌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尽管中国和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是邻居，但是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就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中国的最大目标是美国，它应该把目标放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竞争上。中国完全可以不用把印度列上自己的竞争者名单。

我知道，有很多人鼓吹印度的GDP增速世界第一了，但是这并不代表就可以马上取代中国。简单计算一下：今天印度的GDP差不多是3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差不多是12到13万亿美元之间。如果各方面都达到理想的状态，印度的GDP增速在未来可以达到9%，它目前是7.4%。保持7%的增长率对印度来说是很正常的，但是要从7%上升到9%，那就需要更进一步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在未来的真实GDP增速会保持在5%左右。印度得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今天中国的13万亿的GDP水平。而那个时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更高的水准。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应该考虑自己作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应该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站在全球的版图上进行统一布局；而印度，也不要觉得中国打造“一带一路”、增强海上综合实力就是针对自己，这样就是反应过度了，印度应该考虑如何提升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从而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经济体。印度的问题根源在国内，而不在中国。

第二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有分歧，中国跟巴基斯坦走得近，就意味着要疏远印度，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区。

美国把握自己和印度、巴基斯坦的这个三角关系就很到位：首先美国跟印度的关系很不错；同时，抛去种种因素，美国认为巴基斯坦也是一个不错的盟友。也就是说美国同时跟印度、巴基斯坦分别保持了不错的关系，这是互不影响的。那么，中国也可以转变观念，同时跟巴基斯坦、印度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的三角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才是更好的战略布局。

不论是旁观者，还是当局者，都很清楚一件事：中国跟印度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中国和巴基斯坦，所以中国没必要跟利益过不去。当然，巴基斯坦对于中国来说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这无可厚非。但是中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中印关系的绊脚石。

我想如果中印两国能够意识到这两个误区的存在，然后对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进行重新的挑战和定位，中印两国的关系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对两国的经济而言，都是非常有益的。

莫迪和习近平，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FT中文网：那么你觉得未来的中印关系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克劳德•萨马加：我觉得中印两国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位领导人，习近平和莫迪。可以说，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之处。他们俩都有雄心壮志，他们愿意承担为自己的国家打造一个历史性未来的艰巨责任。这个历史性的未来不仅仅是指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这些是这两位领导人的前任们没有想到过的伟大使命。

第二，这两位都是非常大胆的领导人，他们绝对不害怕做出任何大胆的决定，也有勇气承担后果。了解这一点很重要。

第三，他们都是非常强势的领导人，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强势的领导人之间有时候是有矛盾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之间会有某种默契，甚至会比其他人更好地理解对方。

第四，摆在这两位领导人面前的难题都类似。为了能够达成他们设定的伟大目标，他们必须快速行动。因为如果无法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里达成这些愿景，他们很难有机会带领国家走向成功，很难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印之间一旦爆发战争，是任何一个领导者都无法承受的。第一，两个人都没办法承受失败，这事关脸面；第二，局部的战争会对全盘的经济发展带来致命的影响，会直接影响他们实现各自伟大的目标，这也是两人都无法承受的。

就像是我之前提到的：习近平主席的目标并不是要让中国赢过印度，他希望中国能够跟美国在国际地位上一决高下；而莫迪总理也不是要干掉中国，他希望帮助印度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和印度的确在一些方面存在竞争，但是他们不是死敌，他们的目标不是对方。

当然，对于印度来说，它的政治体制会让莫迪的变革实施起来更加缓慢，莫迪要对此有充分的准备；对于中国来说，你们也要学会适应一个快速发展、甚至不断抢你风头的邻居，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邻居，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在喜马拉雅地区，有一片狂风呼号的高原往常只有放牧牦牛的牧民按季节光顾，现在却有数百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印度军队士兵驻守在此，他们因一块面积虽小但具有战略意义的土地陷入对峙。

双方虽没发生交火，但已打起了嘴仗。北京方面警告新德里“纠正错误”，要求印军从这块争议性地带撤军，中国称这片区域为自己领土。

印方则表示自己只是来守卫其邻近小国不丹的领土，不丹也对这片领土作出声索。印度已排除单边撤军，同时坚持要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过去几天，中方逐渐加大官方警告，要求印度方面迅速让步，引起人们对局面即将升级的担忧。中国驻新德里一名高级外交官已提出警告，如果印军不撤退，将造成“严重后果”。中国国防部则向印度发出声明，“克制不是没有底线”。

分析人士表示都克兰高原（Doklam Plateau，中国称洞朗高原）的对峙反映了两个亚洲邻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尽管两国努力恢复关系，促进经济关系的加强，但两国之间的关系已恶化。

令北京方面尤为恼怒的是新德里不断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关系，还给予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Dalai Lama)以特权地位。

《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战略事务编辑普拉文•斯瓦米(Praveen Swami)写道：“都克兰对峙并不是为了一条路。这是一个信息，表明中国对印度与其在亚洲的对手和美国建立联盟感到愤怒。北京方面想要以武力威胁来指示印度一个国家应该如何行事。 “

新德里方面则十分警惕，认为中国通过对印度邻国——包括印度对手巴基斯坦在内——增加影响，力求包围印度。新德里还担心中国拉拢不丹的举动，不丹的国际关系实际上受到印度的控制，一些不丹人对此越来越不满。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Naval Research Institute)研究员张烨写道，这场对峙是一场伪装成边界争端的地缘政治竞争，将让印度能在这个佛教小国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印度正在利用不丹来增加对中国的地缘优势。

此次对峙爆发于6月中旬，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朝着印度边界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山脊修建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所要穿过的地区为中国和不丹共同声索。不丹是一个喜马拉雅小国，新德里将其视作受自己保护的邻国。

印度表示，其士兵是应不丹请求来说服中国军队“停止”建设公路的——不丹政府表示，建设公路违反了它与北京方面就如何解决边境争端而达成的协议。

但新德里还把中国将公路延伸至姐普山脊(Jampheri Ridge)的努力视为对自身的威胁——该公路俯瞰着印度的西里古里走廊。如果工程完工，那将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射程覆盖印度最容易遭受攻击的地方：往往被称为“鸡脖”的西里古里走廊是一个将动荡不安的东北地区与腹部地区连接起来的狭长地带。

印度安全分析专家表示，这是新德里不容挑战的“红线”——新德里往往对中国在其他有争议地区的建设活动反应温和。早先曾在该地区服役的退休将军维诺德•塞加(Vinod Saighal)表示：“印度军队没有办法打退堂鼓。对印度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上周，北京方面宣称，新德里将有争议地区的士兵人数减少到48人，但印军还有大量武装人员集结在边界线上和边界线印方一侧，并“在后方整修道路，囤积物资，集结大量武装人员”。

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印方现在言必称‘和平’，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印度官员否认“减少”了对峙地区的军事力量，并表示依然有数百名士兵与约100英里以外的中国军人对峙。

印度外交部长苏希玛•史瓦拉吉(Sushma Swaraj)上周四向议会表示：“战争不可能解决问题。即便在战争之后，我们也需要通过谈判来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将运用智慧通过外交解决问题。”

印度和中国现在似乎会长期对峙下去，许多人认为它可能持续至该地区严冬来临之际，甚至更长时间。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沙善•乔希(Shashank Joshi)表示：“这看起来会发展为长期危机。它是意气之争，无法轻易得到解决。它比我们看到的其他所有争执都要严重得多。”

Emily Feng和韩碧如(Lucy Hornby)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世界经济发生了什么？这里的7张图表提供了一些答案。它们揭示出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最近几十年最重要的变化是高收入国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权重日益下降。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分化”——就在那个时候，如今的高收入经济体的财富和力量发生飞跃，超过了其他国家——明显迅速逆转。曾经的“分化”已停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大趋同”。然而，这种趋同也是有限的趋同。这种改变全都与亚洲（以及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有关。

最能体现中国的进步的东西，莫过于其庞大的储蓄。中国之所以积累起如此庞大的储蓄，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规模已变得如此庞大，还有部分原因是中国家庭和企业储蓄如此多。中国的资本、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可能和美国的资本、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一样。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不仅在世界产值中的权重日益上升，在世界人口中的权重也日益上升。高收入国家的权重明显下降。到2050年，联合国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将几乎和所有高收入国家在1950年的比例一样高。这种最贫穷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上升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经济趋同和人口比例变化是这幅经济全景图的核心元素。第三个是技术改变。数据处理与通信的汇聚为我们带来了互联网，这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技术。半导体相对成本暴跌支持了这场技术革命。有趣、而且令人担忧的是，如今这种革命似乎放慢了脚步。

美国自19世纪末以来推动全球技术前沿不断扩张。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社会科学教授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表示，美国经济眼下并未达到其在1920年至1970年实现的卓越生产率。他还表明，1994年到2014年生产率突然大幅增长——往往归功于互联网——但随后一段时期的生产率却极为低下。测量误差似乎至多只能对这种令人不安的放缓的一小部分做出解释。另外一个片面的解释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投资低迷。

世界经济并非在去全球化。但是贸易以及跨境金融资产和负债相对于全球产出的快速增长，都陷入了停滞。就金融来说，合理的解释是避险情绪和去监管化。就贸易来说，贸易自由化的上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早在2001年就发生了的事情。跨境供应链整合提供的许多机遇如今也已经消耗耗尽。

相对经济实力快速改变以及人口相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塑造了我们的世界。与此同时，增长动力来源——新技术、生产率增长以及全球化——也放缓至令人担忧的水平。一个后果是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实际收入增长停滞——金融危机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后果。

各个高收入经济体的民粹主义压力日益增加，这让管理这些变化更为困难。最为重要的事态包括自金融危机以来实际收入陷入停滞或者下降。在2005年到2014年期间，许多高收入国家高达三分之二人口的实际收入似乎停滞或者下降。难怪有这么多的选民脾气暴躁。他们不习惯这种状况，也不希望习惯。

重大转变——衡量变化的7个指标

产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90年到2022年，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产值的份额从64%下降至区区39%的水平。引人注目的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份额的上升完全是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贡献的：因此，预计同期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产值的份额将从12%升至39%。

预计到2022年，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产值的比例将与高收入国家相同。中国的崛起是这种相对经济实力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尽管印度崛起也同样重要。到2022年，中国占世界产值的份额预计将从1990年的4%升至21%。预计印度的份额将从4%升至10%。

储蓄

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储蓄总额几乎是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中国储蓄了几乎一半的国民收入。这种异常高的储蓄率可能下降，但这种下降将是渐进的，因为中国家庭可能会保持节俭，企业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可能持续高企。

人口

从1950年到2015年，当前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7%大幅下降至15%。甚至中国人口的比例也从1950年的22%下降至2015年的19%。预计印度到2025年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到2050年将占到全球人口的22%。

技术

半导体价格暴跌是通信和数据处理革命背后的推动因素。按照这种方式衡量，信息处理的相对价格自1970年以来下跌了近96%。这种对数尺度上的下斜表明了相对价格下降的速度——2010年后降速显著放缓。

生产率

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称，自1970年以来，美国再没有能赶上1920年至1970年间的生产率表现——如“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速所示。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单位投入的产出的增长（又称为技术进步率——译者注）。他还展示了1994年至2014年间美国生产率又出现爆发式增长，但随后进入了一个生产率增长极慢的时期。

全球化

贸易以及金融资产和负债相对于全球产值的快速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后停滞。保护主义可能是部分原因，但似乎不是主导因素。许多贸易机会耗尽、自由化步伐放缓以及投资低迷似乎解释了这种放缓。

收入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2016年7月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在2005年到2014年间，25个高收入国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来自薪资和资本的实际收入停滞或者下降。意大利人和美国人的此类收入停滞尤其普遍。

译者/裴伴

此次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随着习近平时代进入第二任期，中国向西方发起的挑战也变得越来越公开。中国政府越来越自信——近乎自负——中国正在崛起，而西方正在衰落。中国向西方发起的挑战发生在三个战线上：意识形态、经济和地缘政治。

在思想领域，中共领导层在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时越来越尖锐。习近平及其同僚认为，一党执政十分适合中国——并且应该在未来长期延续这项制度。

“中国模式”可以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作为美国推广的民主制度的替代选择——关于这种想法的讨论越来越多。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破坏了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可信度一样，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和欧盟支离破碎都更方便中国领导人鄙视西方政治实践。

很多中国学者仍然把西方视为政治自由的典范。但正如一名自由主义学者上周跟我说的那样：“在中国国内，这对于我们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西方看起来太弱了。”

中国非但没有迈向民主，反而进一步限制政治自由——镇压异见人士和人权律师、收紧对媒体的控制、进行反对西方影响和思想的官方宣传。美国互联网集团——谷歌(Google)、Facebook和Twitter——仍然无法进入中国，被阻隔在“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外。

西方的传统思想曾经认为，中国将为限制言论自由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而且这种代价只会随着中国试图从低成本制造业转向知识经济而更加惨重。

但中国却愈发自信地认为，它可以把严密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技术创新结合在一起。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9%——这对于已经是全球最大或第二大（取决于不同的测量单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比原始增长数据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新经济和尖端技术上的成功。中国人指出，中国在移动支付技术上遥遥领先于美国和欧洲，他们有理由骄傲。中国在迈向“无现金社会”方面的进展速度超过西方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国消费者已经习惯于使用手机为小商品付款，比如在街头小摊上购买食物。支付宝(Alipay)和微信支付(WeChat Pay)——最常见的移动支付系统——已经成为了中国创新的标志；中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有信心未来十年在机器人、无人机、绿色科技和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领域实现更多突破。

中国经济越来越先进，将挑战西方原有的设想（越来越成为一种希望），即美国和欧洲企业将继续主导高科技经济，让中国专注于价值链的低端。中国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必然将越来越多地作为西方有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出现。

中国的全球投资也具有战略意义，将挑战西方对国际政治体系的主导。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部署美国海军，以求把北京方面的海洋野心限制在中国东部海域——但中国却日益把注意力放在西面的陆地上。中国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中国在欧亚大陆上开发新市场的尝试——建设跨越中亚和南亚、通往欧洲和非洲的基础设施。如今中国有20座城市通过直达铁路线与欧洲相连，自2013年以来这一渠道运载的货物总量增长了4倍，成都至布拉格和武汉至里昂等铁路线渐渐成熟。

中国对欧亚大陆日益浓厚的兴趣产生了重要的战略影响。印度政府担心，中国正在用明显具有军事含义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中国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建设的港口）包围印度。中国的铁路网和海上线路也将帮助中国从中东获得能源供应。

“一带一路”计划的最终野心是把欧亚大陆转变成一个经济和战略区域，对抗并最终超越欧洲-大西洋区域。对这种野心不屑一顾的外界观察人士最好想一想，中国已经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了。

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发表演讲时的排场盛大，但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公开言论仍然相对谦逊谨慎。不过，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夸夸其谈上仍然无人能及，但与习近平为中国规划的宏图伟志相比，特朗普对美国的根本愿景如今看起来渺小而落后。

译者/马柯斯

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全球化进程，目前正面临着走回头路的压力，而最响亮的反对声音，居然来源于过往全球化最积极的倡导者英国和美国，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就是明证。2017年法国、荷兰、德国等欧洲重要国家的大选，也必将是对全球化进程的新一轮“压力测试”。

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西方的反全球化声浪就日益高涨，但主要限于学术、舆论和民间层面，现在上升到政治和政策层面，充分说明了全球化在西方社会“不得人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这个全球化的后进者和规则的接受者，正在成为全球化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最可能的领导者。

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认为“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呼吁世界各国“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并强调“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

就在习近平演讲的当天，中国国务院发布通知，允许外商可在A股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上市，并在“新三板”挂牌，还可发行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和运用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融资。此外，还放宽银行、证券公司等的外资限制，开放外资进入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这一举措，在遏抑资本外流之余，也有向世界显示中国开放诚意的意思。

在政策层面，中国近年来还出台了“一带一路”战略，牵头和参与建设了金砖银行、亚投行等国际机构，和韩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签署。在国内，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在上海、广东等地设立了11个自贸区。而单单广东自贸区（由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和深圳前海三部分组成），去年1—11月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就有4070家，同比增长77.3%，合同外资36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2.8%。

那么，为什么处在国际分工产业链最高端的西方要反对全球化，而赚着微薄加工费的中国却在义无反顾地拥抱全球化呢？

对外开放在中国是种“政治正确”

首先，中国和西方面对全球化的心态不同。普遍认为，全球化有利于西方受过良好教育、有国际化工作机会的个人和能进行全球化资产配置的跨国资本，而对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美国人来说，全球化让他们不得不卷入和全世界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中，这让他们觉得利益被损害了。“铁锈带”的美国人因此选择支持特朗普；欧洲研究机构勃鲁盖尔(Bruegel)对英国脱欧公投的研究也显示：在贫富差距大和显著贫困的地区，脱离欧盟的票数居多。据统计，2005-2014年世界25个高收入经济体有65%-70%的家庭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显然，全球化在西方受挫的主要原因是失意者的相对剥夺感和不满。

而中国的贫富差距程度虽然并不比西方低，也同样出现了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者、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受教育和没有受教育、年轻人和老年人、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分化和鸿沟，但各个群体大体能相安无事，并没有出现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的严重对立局面。这是因为中国19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百废待兴，起点很低，但迅速抓住了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和移动互联网革命等机会，加上民众的勤劳和纪律性，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即便到了今天，经济的增速已经明显下降，但总体上蛋糕仍在不断做大的过程中，虽然大多数人对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啧有烦言，但也同时承认，与改革开放之初的赤贫状态相比，自己的生存状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与此同时，中国的教科书和官方宣传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对民众进行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加深”、“全球化进程不可阻挡”之类的教化，并着力于展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获益和取得的进步，这些宣教加上那些实实在在的成就，使得推进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在中国差不多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

其次，中国和西方的社会氛围不一样。二战后西方兴起福利主义，强调政府对人民的种种义务和责任，加上选举政治的影响，个人为自己负责的精神渐渐减退，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诉求比天大，自己没有错，错的是社会和别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政客操弄民粹、寻找替罪羊、祸水外引的做法就很容易大行其道。

而中国盛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人力争上游，长时间工作、频繁加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这一方面强化了中国劳工和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一个人一旦在竞争中失利，更多会责备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并倾向于通过亲戚朋友网络来获得帮助，东山再起，很少人会在这方面对政府寄予厚望，一般也不会诿过于来自外部的竞争。事实上，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政府抱敬而远之的态度，对政府的要求基本限于“你不要来找我的麻烦就好”。这样一来，即便有人因为工厂转移到东南亚而失业，也不大会认为是印尼或越南的工人抢了自己的饭碗，更不会指望政府替自己出头。而政府出于维护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需要，也更多强调在此形势下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必要性，这就使得仇外、排拒竞争的言论在中国缺乏拥趸。

中国的全球化是有选择性的

第三，迄今为止，中国对全球化的拥抱是有选择性有节制的，主要加入的是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全球化，资本、人员流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球化基本谈不上，这使得中国可以尽情享受全球化的好处，而避过了相关的风险和陷阱。以人口流动为例：英国脱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盟的开放边界政策使得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感觉不堪重负；欧洲近年来频发恐怖袭击，原因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吸纳了太多穆斯林移民又融入失败；在美国，非法移民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社会议题。而难民和移民之所以能在欧美扎下根，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一系列足以让难民和移民留下来的政策，比如即便你没有合法身份也可以就医上学，费用由政府负担；久不久会有大赦，非法移民一夜之间就合法了。这些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鼓励难民和非法移民涌入的作用。

而这些有利条件在中国全都不存在。1982年，中国签署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截至2014年8月共接收了约40万难民，其中包括1970年代末接收的26万多越南难民和6万阿富汗难民，1980年代接收的2万多印度锡克族和斯里兰卡泰米尔族难民，以及近年来接收的近万名缅甸果敢难民。这些人在中国基本上是短期停留，多数最终被遣返。而留下来的难民享有哪些权利义务，中国的法律只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原则性规定。因此，中国虽然在接收难民，但并没有建立起长期容留难民的机制，难民没有在中国工作的权利，难民儿童无法参加高考，这些现实层面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成为主要的难民目的国。

非法移民也同样如此。在我所生活的广州，民间传说有30万非洲人在此生活工作，官方的数字是6万，据说其中有些就是签证过期的非法滞留者。但这些人一来人数较少，无论30万还是6万，和广州近2000万人口相比根本微不足道，虽然他们中有些人的行为让本地人看不惯，但毕竟没有造成大的麻烦，也没有对本地人的就业生活产生明显影响，所以大家基本上能相安无事。而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之所以招致激烈反弹，一个重要原因是来的人太多，8000万人口的德国一年内涌进100多万难民，对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治安冲击很大。二来中国的政策使得这些非洲人只可能是短期停留，不管在中国待多久，他们基本不可能获得中国身份，在停留的过程中工作生活子女教育也都会面临很多障碍，这就大大降低了非法难民长期滞留的可能性。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规定不是中国政府对外国难民和移民的特殊限制，而是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必然结果，一个湖南人来到广东打工，其遭遇和这些难民移民也差不多。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全球化的正面态度，是建立在中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和策略之上的。但无论如何，在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倾向放弃无利可图的国际责任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一态度，不仅给担心世界会陷入各国自扫门前雪状态的企业、个人和国家吃了定心丸，更是中国树立自由贸易守护者形象、提升软实力和国际号召力的重大历史机遇。当然，美国留下的空缺，中国未必就能补上。美国的领导者地位，不仅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力量之上，也因其为世界贡献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先进理念、思想、制度、规则，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认为，特朗普的就职意味着“20世纪的旧秩序已经结束，21世纪的秩序以及将来世界会是怎样还未确定，一切都有可能出现。”在参与塑造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有选择的全球化策略必将受到挑战，而国内改革的推进程度，也将是中国能在新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的决定性因素。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济州岛过去曾挤满了来韩国享受海滩度假胜地和崎岖地貌的中国游客。但是，韩国政府部署美国导弹防御体系、以抵御变化无常的朝鲜的决定招致中国政府报复，中国叫停旅行社组织赴韩游，于是整个为服务中国消费者而建立的产业在今年3月几乎在一夜之间凋零了。

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游客日接待量从此前的逾7500人下滑至1000人。首尔的情况也类似，那里曾经颇受中国游客欢迎的购物区如今门可罗雀。

“自3月15日以来，我就没见过一个中国游客来我们店里，”一名营业员称。另一名营业员补充道：“公司强迫我们休无薪假，就因为中国游客数量减少。”

不仅零售商和酒店感受到了这种影响。韩国汽车制造商也受到了重创。

现代(Hyundai)财报称，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汽车销量同比下滑14%。与此同时，起亚(Kia)在华汽车销量下滑36%，尽管同期中国市场整体增长了4%。

历史上的中国抵制

中国对敌人采取此类抵制措施的历史超过100年，它知道如何让敌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伤害。

对中国庞大市场入口的把持，赋予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执政的共产党对贸易伙伴的极大影响力，使得他们可以向国内民众展示自己的民族主义证明。但中国政府必须小心把握平衡，以确保禁运令既不会损害中国经济，也不会释放可能威胁一党统治的沙文主义和抗议力量。

此前，日本汽车制造商、菲律宾香蕉种植农和台湾旅游业工作者，都曾在不同程度上由中国政府和中共控制的媒体煽动起来的抵制运动中遭殃。

外国的外交官和高管们害怕被指责“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中共用来触发禁运的常用措辞。中国日益提升的经济实力、习近平强硬的民族主义论调、以及微博(Weib)和微信(WeChat)等社交媒体网站可以轻易引导消费者行为的现实，都加剧了外国外交官和高管们的恐惧。

惹恼中国的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汽车被砸，工厂遭攻击、多年来为打开这个庞大市场而付出的努力一夜间付诸东流。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中国问题分析师林德康(Duncan Innes-Ker)表示：“外国企业对此类政治化行动几乎无计可施，只能游说本国政府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中国抵制行动的历史，比"boycott"（抵制）这个词的诞生（这个词于19世纪80年代起源于爱尔兰）还早。这段历史就是一个包含爱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经济对抗、偶尔爆发的暴力事件的故事。

1905年，在中国爆发“杀伤力极大”的抵制美国棉花运动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呼吁对限制中国移民的歧视性法律进行改革。他警告称，“放任外国竞争对手把我们赶出中国的巨大市场，对我们而言真正是目光短浅的。”

如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制造者和终端市场的角色，远比那时更重要。通过国有企业和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力，中国政府拥有对经济的强大掌控力。因此，罗斯福关于惹恼中国的危险的警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激起很多国家和企业的共鸣。

不过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也成了约束。韩国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是中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和常常遭到中国禁运的日本一样，韩国供应很多推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高科技零件和机器。

“这种经济报复行为也会有损中国政府的利益，因为中国从韩国进口中间产品来完成制造并向其他市场销售。”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Korea Feder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官员金泰焕(Kim Tae-hwan)警告称，“韩国企业也雇佣了很多中国工人。”

“一手拿风扇，一手拿水管”

近几年，日本在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争议岛屿主权上与中国对着干，引发了中国的愤怒；韩国看上去则成功地取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接受大量美军驻扎的同时，加深了对华投资。但是，韩国去年决定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ce，简称“萨德”），用来拦截朝鲜导弹。然后一切都变了。

韩国去年决定部署“萨德”

中国对韩国此举感到极度愤怒。中国担心，这将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安全体系，导致美国对中国活动的监视升级。美国军方周二表示，萨德已投入运行。

中国对萨德的反应是逐渐演化的。最开始，中国借卫生与安全问题打击了某些韩国公司。但随着韩国推进部署萨德的态度变得明朗，中国的立场变得强硬。

货物在海关被扣住。韩国企业员工受到骚扰。韩国零售集团乐天(Lotte)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在华99家门店关门了87家，因为该公司向韩国政府移交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以协助部署萨德系统。

只是到了3月，当美国开始安装反导系统的第一批部件时，才引起了中国的明确报复。中国外长王毅警告称，韩国人这样做“结果只能是损人又害己”。

韩国向世贸组织(WTO)投诉，称中国“也许违反了一些贸易协议”。但是，韩国被卡在韩美军事、意识形态同盟以及与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的商业、经济联系当中，左右为难。3月韩国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遭罢免，导致局面变得复杂。

下周韩国总统选举的领跑候选人文在寅(Moon Jae-in)更倾向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对萨德系统持保留态度。在一次辩论中，他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韩国的抵制，但补充道，韩国应当“做出外交努力去劝服中国”。

反韩运动受到中国政府的推动，得到国有媒体的帮助。国有媒体刊载了大量谴责萨德的文章，并暗指它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阴谋的一部分。

但是，正如以往的抵制一样，中国地方当局害怕抗议活动可能失控。今年3月，在某地一家乐天门店外的示威者砸了一辆韩国汽车之后，当地警方告诉民众，毁坏他人财物是违法的，并呼吁“理性爱国”。

“政府与民间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起码有100年的历史了，”主题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走出中国》(Out of China)一书的作者罗伯特•比克斯(Robert Bickers)说，“有时，政府努力煽动民族主义，有时政府努力约束它，也有时，它会让政府完全措手不及。”

华裔美国人、文化评论人士郭怡广(Kaiser Kuo)暗示称，中国领导人站在“燃烧着民族主义之火的窑炉旁，一只手拿着风扇，另一只手拿着水管”。郭怡广曾在科技集团百度(Baidu)任高管。

“他们可以煽高火焰，以起到威慑作用，或是用作谈判中的借口，让谈判对手看到，鉴于国内舆论声浪极高，他们的选择变得有限，”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但是，有水管在手，他们也可以防止火焰蹿出来烧毁宝贵的周遭乡村。”

中国抵制的威力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一直就抵制的有效性展开辩论。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经济学教授雷麦(CF Remer)在他1933年出版的《中国抵制措施之研究》(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中提出，抵制对目标国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哪怕中国也会受到负面经济影响。“单个国家发起的抵制就像是罢工，”他写道，“罢工的威胁是强有力的；罢工本身则可能代价很大，且效果不佳。”

最近的研究显示，抵制活动最初的冲击是显著的，后来贸易会复苏，这表明，订单只是延迟执行，而未被永久性取消。有些情况下，随着新的新闻热点出现，贸易禁运不了了之。换言之，需要通过冗长谈判修复关系。

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经济研究员安德烈亚斯•富克斯(Andreas Fuchs)发现，如果一国政府会见达赖喇嘛(Dalai Lama)——中国政府眼中危险的分离主义者、藏传佛教领袖——这个国家的对华出口往往会经历短暂下滑。

中国的反日示威活动

2012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也基本符合上述模式。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员基利安•海尔曼(Kilian Heilmann)发现，2012年9月中国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后，日本对华汽车出口12个月骤降32%（相当于19亿美元）。那轮抵制是对日本政府购买有争议的岛屿——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称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做出的回应。但是，贸易在第二年便恢复到正常水平。

这样的恢复不禁让人怀疑这些抵制活动是否成功地改变了外国政府的政策。当然，中国近年来确实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

英国投资者成功地游说英国政府不再接见达赖喇嘛，此前在2012年，因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会见了这位精神领袖，英国投资者集体遭到了中国官员的冷待。中国政府取消了多场与英国部长级官员的会晤，投资协议也遭搁置，直至确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会面。

为了重修与中国的关系，挪威不得不经历了多年的谈判，并于去年承诺“高度重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此前，中国政府一直在惩罚挪威，原因是一家由挪威议会任命的独立组织决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颁给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

经济学家伊瓦尔•科尔斯塔(Ivar Kolstad)在为挪威智库CMI撰写的一篇论文中称：“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地利用经济制裁影响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立场，有可能给国际上的人权进步带来寒意”。据他估算，上述争端给挪威出口造成了7.8亿至13亿美元的损失，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已变得“太大而不能对它挑刺”。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也持类似观点，他彻底转变了其前任在南中国海争端上的对抗性立场，希望能赢得中国政府的经济让步。

“中国经济实力大棒”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国家安全学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院长罗里•梅德卡尔夫(Rory Medcalf)呼吁各国反击中国政府挥舞中国经济实力大棒的尝试，他对这方面的实际影响做了更细致的分析。“中国在利用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他表示，“澳大利亚流传着一种误解，认为我们的经济完全依赖于中国对我们矿产出口的需求。”

中国是澳大利亚产品最大的市场，占其出口（其中大部分为铁矿石和煤炭）的27.5%。然而，与韩国、新加坡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同，贸易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没那么大，因此对华出口加起来仅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多一点。

作为中国抵制活动最常指向的目标，日本正在适应如何抵消潜在的损失。“经过2012年的抗议活动，许多日本公司意识到，我们在中国的处境仍将如履薄冰，这加快了我们转移至东南亚等友好市场的步伐，”一家日本制造商印尼业务的一名高管表示。

虽然不同国家对中国经济压力的“易感”程度不同，但比克斯教授表示，随着中国政府日益加大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对外投射以及共产党日益害怕失去权力，对所有国家而言，这方面的威胁都将继续加大。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在南中国海成功地强硬起来，”他补充说，“当习近平实现中国复兴的论调与中国的不安全感配合到一起时，我的确非常担心。”

译者/何黎

最近，知名美籍华裔教授吴华扬（Frank H. Wu）在自由派媒体《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关于新移民——给美国亚裔活动家的一封私信》。

吴先生着重讨论了中国来美国的新移民和老一代亚裔美国人在理念上的严重分歧。关于这个问题他一直犹豫要不要说出来，但他发现，“消极等待只会让事情更糟”。

吴华扬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人士，长期为亚裔在美国追求平等权利而发声。他是公认的华人精英，担任美国加州大学黑斯汀法学院教授， 同时也是美国非盈利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的会长，马友友、贝聿铭、骆家辉等都是百人会的成员。

吴先生说，新的亚裔、“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仿佛一夜之间从美国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从南加州的郊区，到旧金山西边的各条“大道”、硅谷、东海岸，还有一些以前从未有过亚洲人面孔的社区，无处不在。

“每当我遇到他们，听到的都是抱怨。他们很沮丧。” 吴先生说，新移民对已融入美国社会的亚裔美国人感到很愤怒。

他说：“我们无法代表他们。我们对他们毫无同情。我们背叛了他们。”

吴先生不愧为写专栏的老手，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痛陈新中国移民各种不入流的坏毛病，说那些“刚刚下船的人”在老华侨们眼里千篇一律的形象是：“珠光宝气、不排队、抠鼻子、随地吐痰、开车不守规矩、被动恶意攻击，还有，希望他们至少不吃狗肉。”

不仅如此，吴先生发现新移民在许多问题上和本土亚裔美国人的理念截然不同：“从高等教育多元化，到‘非法’移民、同性恋权利、警察暴力、体罚、死刑等问题，不管你在组织什么抗议活动，他们毫无例外地站在你的对立面。即使在环境问题上，他们也担心对鱼翅或某种濒危物种的保护会影响到自己对山珍海味的热爱。”

“他们冥顽不化，对民主毫不在意。还觉得自己比别的肤色的人更优越。”

另一方面，新华裔移民又觉得老亚裔们“高高在上”，对“新来的乡下亲戚”流露出优越感。

在用异常强烈的对比倾诉完这些分歧之后，吴先生回到正题，转而劝说对新移民反感的老华侨们抛开成见。他对长期为亚裔美国人争取权利的活动家朋友们说： “我恳求你们带着尊重接触他们，倾听他们，并试着劝说他们。”

他举了两个理由为什么要这样呼吁：一是，既然活动家们已经说出口要建立同盟，如果言行不一，就显得很伪君子。第二个理由则是“策略性的”。因为新移民源源不断地进来，“如果我们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他们最终会在人数上战胜我们，使我们在政治上变得微不足道。”

理解和不安

看完这篇文章，我的心情既惊讶又复杂。我一方面赞同吴先生指出的很多国人的劣根性，也对这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种族歧视言论和排外态度得到很多华裔粉丝的狂热追捧感到不解。但是另一方面，吴先生不自觉间流露的心态也让我感到不安。

我非常理解吴先生提到的国人常见的通病。

比如，一些中国人开车恶习多多，夜间开车打远光灯，开长途长时间占据快车道，霸着路不让别人超车等。多数美国人开车比较礼让，在超车后会自觉换到慢车道，以方便其他车通过，开远光灯的很少。再比如很多中国的暴发户，喜欢炫耀名牌和财富。凡此种种，就连很多中国人都不喜欢的行为，美国长大的吴先生觉得难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

此外，吴先生虽然没有特意提到特朗普的政策，但他提到的分歧，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尤为突出。许多华人移民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赞同特朗普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口号，对“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这样的歧视性语言不以为然，反对奥巴马政府照顾弱势群体的教育和医疗保险政策，反对让跨性别的人按自己的性别认知选择洗手间。

而在本土扎根已久的老一代移民以及土生土长的亚裔后代，多数赞同民主党的主张，反对特朗普。他们认为在一个白人占优势的社会中，民主党的政策才真正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特朗普战胜希拉里这样的老牌政客的一大秘诀，是他成功拉拢了白人工人阶级，不惜为此和拉丁裔选民为敌，和穆斯林移民为敌，他也大肆攻击中国人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

著名美国问题学者资中筠曾经在她的《从“伪君子、真小人”说到美国种族歧视》一文中指出，“相当一部分白人，在内心深处、在感情上还是怀有对黑人的歧视，有的还很强烈。” 特朗普在竞选中公然发出歧视少数族裔的言论，成为促使他当选的吸引力之一。“这个过程等于掀开了一张盖子，把那些原本不见天日的种族歧视‘心中之贼’给放了出来，乘机尽情发泄一通，以至于少数族裔，包括华裔都遭殃。”

华裔律师邓洪（Daniel Deng）也曾说：那些追捧特朗普的华人粉丝没有意识到，他们今天所热烈拥护的排斥穆斯林和拉丁裔移民的做法，其实和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如出一辙。

排华法案是美国第一个大规模排斥特定族裔移民的法律，它的出台源于对经济下滑、失业率高涨、工资水平下降的恐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把这一切归咎于华人移民，他们认为华人在种族上就是低人一等。这些理由和今天美国铁锈地带的白人工人排斥墨西哥裔移民的理由并无二致。

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并且不允许在美国的中国人加入美国国籍，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华人也受到影响，一旦他们离开美国，要重新入境就需要申请新的许可。

法案直到1943年二战期间因为中国和美国是反日同盟才被终止。尽管如此，取代它的新法案仍然限定每年只能批准105个来自中国的移民。直到1965年移民法案通过，废除了以来源国为标准的移民政策，才拉开华人大规模移民的序幕。

排华法案从出台到完全废止，花了长达80多年的时间。了解这段历史的老华侨，有切身之痛，当然不希望这样的历史重演。

互为镜像

尽管如此，吴先生文章中有意无意流露的对中国移民的轻蔑态度，却让我吃惊和不安，难以相信他居然是一个以反对种族歧视著称的教授、学者和活动家。

毫不夸张地说，他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和他所不齿的人类似的态度，让人感到不愉快。他居高临下，给中国移民整体贴上负面标签，完全忽视了个体之间的区别——这难道不正是“歧视”二字最好的写照吗？这和特朗普把所有穆斯林都视为潜在恐怖分子，把所有墨西哥人都视为潜在罪犯，有什么不同？和很多华人认为黑人都懒惰不干活、喜欢惹事生非，并把这个作为不应该照顾底层黑人的借口，有什么区别？

并不是每个新来的中国移民都是“珠光宝气、不排队、抠鼻子、随地吐痰、开车不守规矩、被动恶意攻击”以及爱吃狗肉的。很多华人举止文雅、衣着朴素、做事守规矩、乐于助人、不吃狗肉（此处暂且不讨论吃狗肉引发的道德争论）。事实上，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最近几十年也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身处的地理位置、接受的教育、以及经济家庭状况等，都造成了不同的人行为模式和文化理念的巨大差异。而反过来，美国人中粗鲁不讲理、缺乏教养的也不罕见。

吴先生虽然在行文的开头和最后都声明，自己的主要诉求是团结、联盟，可是发表了这么多鄙视新华裔移民的高论之后，提出这样的倡议，难免显得虚情假意。更何况，他自己都承认这是出于“策略”的需要，出于“我们”被“他们”边缘化的担忧，而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地认为不同群体之间应该平等相待。

可是，我也不想轻率断言他内心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行胜于言。他一直在为争取种族平等的主张发声、奋斗，就凭这一点，我认为他的内心是不认同种族歧视的。而且，以他的智商，也不会刻意到自由派媒体上高调宣扬自己的种族意识，这无异于否定此前自己的所有努力。

那么，他为什么会显得那么自相矛盾呢？

我认为这正是种族问题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的体现。即使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人，也难免会对某些事情带有公式化的偏见。这往往是因为我们对不属于我们生活范围的群体缺乏深入了解，对他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他们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非常陌生。这也是因为各个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带来的焦虑，而人口格局的变化也让一些人对外来者充满戒心。

就像吴先生所说：“最具讽刺的是我们和他们互为镜像。对我们而言，他们非常‘亚洲’； 对他们而言，我们非常‘美国’。我们并不能算同胞，这个问题也不能靠等待下一代长大来解决。”

Where are you from?

与此同时，种族歧视很多时候是无意中发生，而且一般只有那些有过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才能感同身受，而没有类似体验的人可能一头雾水。比如我拿吴先生的文章去给一个美国白人朋友看的时候，他就坦言看不明白。

随着和美国生活的各种人交流的增多，我渐渐体会到，很多在中国人眼里司空见惯的做法，在多民族多宗教的美国社会很可能造成对别人的伤害。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不无惊讶地发现，很多美国本土出生或来美国很久的亚裔移民不愿意被别人问：“你从哪里来？” 他们说，对方这样问的言外之意是，根据你的肤色和外表，你肯定是外来者。一个美国白人是不会被另一个美国人在纽约大街上问“Where are you from?” 的。

作为货真价实的外国人，我第一次听到朋友谈论这个问题时，感到不小的吃惊。因为别人这样问我时，我毫无感觉，往往会愉快地回答：“我从中国来”。没想到这样一句寻常的问话对一个本土的少数族裔人会造成伤害。可是，在和他们讨论之后，我能想象到，如果一个亚裔美国人从小到大被千百次地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内心的反感和自尊心受伤有多么的强烈。

去年10月，《纽约时报》一位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编辑Michael Luo写了一篇长文，倾诉自己在大街上因为不小心挡了一个白人妇女的道，被她大吼让他“滚回中国去”时的心情。他的文章得到了无数亚裔美国人的响应。

这些事例表明，在美国，种族问题是多么敏感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有很多语言上的顾忌的原因，常常被称为“政治正确”。但对此，不少新华裔移民和中国大陆生活的同胞就很不屑。他们说：这有什么呀，说点歧视的话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么小心。

说白了，这其实是没有能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去考虑问题，没有真正体会到维护种族平等的社会的艰难和重要性。不少华裔移民对触犯了本族裔利益的事怒不可遏，对其他族裔的人面临的歧视不以为然。

可是，推己及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天会成为被别人歧视的对象。

像吴教授这样的活动家，肯定经历过不少亚裔美国人被主流社会歧视的问题。但他对新华裔移民的境况显然缺乏同理心。

吴教授在他网上的简历中，特意写明自己是“本土出生的美国公民” （Native-born citizen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让我感到，他文中流露的心态并非偶然。他这样写很刻意，不知是因为从小到大被误解太多而不得不特意强调，还是体现了要与外来移民划清界线的潜意识？

强烈的回响

我看到网上有不少回应吴教授的评论，不少华裔反应出奇强烈和愤怒（是的，吴先生文章也提到了这种“愤怒”）。一个评论的标题是《不带一个脏字！知名华裔教授竟高调羞辱中国移民》，里面说：“从未看过这么上档次的美国华人窝里斗的文章”。作者说：“我们的确不是一类人，你是美国人，我们怎么变心底还是中国人。”

除了网上这些言辞激烈的评论之外，其他人怎么看呢？我也想了解我熟悉的朋友的看法。

很荣幸，我的几位在美国的亚裔朋友结合自身经历和理解，坦诚地和我分享了他们的想法。在征得他们同意后，我把他们的发言转给读者们，以期激发更多的讨论和思考。他们的年龄在20-50之间。

George （华裔美国移民）

“好吧，他就是说新移民不入主流，或者说自己成流了……这个确实存在，而且国内很多土豪自信心爆棚，根本不把美国放在眼里，这些确实是事实。他们以在中国时候的价值观眼光来看待美国社会。中美文化差异大，双方都要妥协才能接受彼此。本土华裔基本上就是美国人，我自己感觉和他们相处就如同和本土美国人一样，他们排斥（新华裔移民）的应该是非常少数，当然内心排斥你感受不到。我自己比较排斥白人。老美人与人关系简单疏远，很难私下多少深交，整天和老外打得火热的华人很少，我指像我这样的同类。除非嫁给老外。语言也是障碍，但不是最关键的，是表面因素。新来的年轻人朋友群广一些，特别是初高中来的小留学生，语言障碍少，年纪小，人生观没形成，所以彼此容易融入。（不过），在美国我可以混的很轻松，在国内我会很辛苦，回不去了，回去也是很不适应，各种原因——生活方式、习惯、 观念，多了。”

Carolyn （华裔美国移民）：

“很有意思的话题，不是吗？当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两个字：‘沮丧’。亚裔美国人对新移民和他们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感到非常沮丧，而且新移民对自己的价值观并不羞于启齿。我猜想作者是美国长大的。我认为他应该对两个群体的差异性更包容一些。在每个移民家庭的新老二代人中，类似的争论是家常便饭。在大陆长大和受教育的人显然更实用主义，因为缺乏系统性的宗教和价值观的教育；在像中国这样同质化明显的社会中长大的人们，当然对类似同性恋等问题上理解肤浅，容忍度较低。

然而在亚裔美国人和新移民中却并没有那么明确的界线，这两个群体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比如纽约梁警官案）的看法是趋同的。很多新移民也在尽力接纳和融入美国社会——作者显然忽视了这一点……新移民确实有一大部分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持不同态度，投票给了特朗普，但他们也在民主的过程中学到了东西。归根结底，不论我们的种族是什么，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分子。

尽管如此，我个人很理解作者观点的出发点。大量涌进的新移民，很多来自中国的富有家庭，比老一代的移民内心更倾向于自己的祖国，这要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和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高。最终，这一切变化将和中美在世界上的重新定位有关。”

Nancy（化名，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篇文章，甚至觉得它让人很不舒服。尽管作者声明‘我们要拥抱他们’，但他是带着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的腔调，还有那么多刻板公式，什么‘希望他们不吃狗肉’，还有鱼翅汤、驾车的坏习惯、抠鼻子之类。而且，我完全看不到作者究竟想说什么。可能这是因为我会说中文，而且有很多大陆来的朋友的缘故吧。我从来没有把大陆朋友视为‘异类’。我把他们看成和我一样的人，有各种丰富的人生经历。我认为这篇文章偏执、牵强、粗鲁。而且充满讽刺的是，它还很具分裂性，尽管它很勉强地恳求别人要包容……”

Michelle （化名，日裔美国移民）：

“我理解他最后的意思，是要让亚裔美国人调整主张，变得更包容。但我不太明白作者所讨论的新一代亚裔的问题，我看不出为什么他们不能团结。我之前不了解有那么多新的亚洲移民支持特朗普，至少在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间，我没有感到强烈的不同。当然，新老移民价值观的脱节肯定存在，就像在日本，社会环境和压力之下的‘亚洲工作道德准则’和美国的文化就完全不同。我来美国读高中的时候，是学校仅有的两个纯亚洲血统的女孩之一。校方没有对我有任何歧视，但同学之间，我常常听到有种族意识的语言，比如：噢你数学这么好，因为你是亚裔。或者有人很愣地让你讲日语给他听。这是让很多亚裔美国人感到不愉快的事情。我数学好，是我认真对待家庭作业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我是亚裔）。在美国不同的群体中，我有时像局外人，有时像局内人。”

Amy (化名，韩裔美国移民)

“这真是一个我以前很少深思的问题。对我来说，作者的主张有其合理性。亚裔美国人把新移民放在和他们不同的类别里，他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和诉求看起来也少有重合。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更长，因此也更融入美国社会，他们似乎对自己的远方亲戚——那些新移民——有一些偏见和傲慢。另一方面，我确实发现一些新来的移民在一些重大问题的世界观上和美国被广为接受的道德或准则大相径庭。因此，我不见得赞同作者的结论。当人们缺乏共同的身份认知和世界观的时候，如何能让亚裔美国人形成共同的阵线？”

吴教授的第二封信

吴教授显然意识到自己的文章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在3月22日又在《赫芬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回应，这次的标题是：《致华裔新移民的公开信》。

他第一句就说：“我得到了一次深刻教训，永生难忘。” 他说，看到自己的第一封信被“疯传”，觉得很多人误解了他。

“我原本是想提倡合作”，但是，“单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结果。我没有足够的敏感度，没有预想到我的话会被理解成什么样，包括它会怎么被翻译和传播。很多人把我的意思理解反了。“

吴先生说他提出要和新移民合作，不仅仅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但他之所以说到策略问题，是觉得这样或许更有说服力。他表示自己是欢迎中国来的移民的，自己的父母也曾经是其中一员。最后他希望大家都能站出来，像这些积极回应他的华人一样发出声音。

我不想对他的动机做过多揣测。虽然他对自己的“良好愿望”解释略带牵强，但也能看出他在试图挽回第一篇文章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也比较符合我个人对他的判断。

吴先生的文章让人看到美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很深的价值观割裂和对立，在未来很多年，相信这种割裂和对立不会消失，可能还会越来越明显。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会受其影响，而每一个人做出的选择也都在影响着整个社会。

作为中国长大的人，了解这种分歧和它的原因，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多元性。

（注：作者为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硕士生，香港中文大学金融MBA，前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留学生杨舒平的演讲，在中国激起了滔天的舆论，网络上的人肉、骚扰之后，似乎已经升级为一场更大的事件。而在尚存的民间舆论场中，也引发了一番争议。

在所有的议论之前，不妨先回答一个问题：昆明的空气到底好不好。答案很简单，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说，好，以国际标准来说，差。只要中国人不低人一等，那么，关于杨的演讲，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得到了澄清。

最基础的事实之后，接下来是最实质的事实：激怒那些人的，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因为昆明空气好，被她说成坏吗？如果她换一种方式说呢？比如，说昆明空气不好，但我们中国人正在努力解决问题。本来我们中国人不知道PM2.5，正是因为你们美国人“别有用心”地在大使馆设置空气检测仪器，每天播报数据，才使得PM2.5成为一个问题。这干扰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你们美国人知道中国还有多少工人依靠污染在生活吗？

这些论调奇怪吗？不奇怪，这正是柴静在《穹顶之下》播出后遭遇的诘问。同样的讨论，柴静也遭遇了“不能错一点，否则就是造谣”的套路。稍微了解国内舆论场现状的人都会明白，杨舒平如果真是这么说的，恐怕没人去再去计较她所说的昆明空气质量到底差不差。

所以，真正激怒某些人的，不是昆明的问题，而是她之后关于自由的论述。真正激怒人的，是“自由像空气一样”的比喻。如果在一场批评中，批评者都不敢直面冒犯他们的、激怒他们的东西，而只是抓住另一些问题穷追猛打，那么，这些批评的色厉内荏、外强中干，这些批评者的虚伪、伪善，那些躲在爱国旗下的小心思，就昭然若揭了。

需要提醒一下，否定这个推断，就意味着认同杨对于自由的所有赞美。当然，像和菜头这样的人，会巧妙的设置一个“前面撒谎，后面就没价值了，后面就没有说服力了”这样一个并不成立的逻辑，来暗中否认掉杨的演讲的所有价值。

但是，首先，杨舒平的演讲，前半部分只是一个比喻，其后半部分作为事实是独立成立的。邓小平曾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永不翻案”，但这能否定掉改革开放的事实成就吗？那么，同样的，杨在前面的演讲不好，又怎么能在逻辑上否定掉后面所说的呢？她的论据，她的比喻的确不精确，甚至姿态不好看，但不意味着由比喻引出的事实不存在。不妨退一步，昆明空气质量全球第一，可那又怎样？杨舒平演讲中所提倡的，不正被她的遭遇证实其在中国的必要性吗？

杨说错了么？民主与自由，分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二位与五位。难道是错的，不能说，不能提倡了吗？如果认同杨舒平演讲后面所说的这些价值观，那前面如何，又有什么要紧呢？所有的事实都和身份相关，或者更精确地说，所有事实失真的后果，都与身份相关。

某种程度上，她像台湾作家龙应台一样忽视了一些东西，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带来的自发的认同感。但是，她不是龙应台，对她的要求不应该如此苛刻。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说了几句取悦美国人的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怎么能否定掉其演讲的主旨呢？又哪里能谈得上“卖国”呢？

其实，太阳底下无新事，这种舆论并不是第一次。在柴静的《穹顶之下》中，他们只批评数据的某处误差，为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辩护；在范雨素身上，他们高冷地只关心文字的好坏，而看不到范雨素文章中的社会现实；在杨舒平的演讲中，他们假装只看到了演讲修辞的夸大，而看不到后半部分对自由的赞美。最终，集装箱大卡车的全产业链排污造假被社会舆论忽略了；范雨素提到的农民工子弟上学问题被无视了；至于到杨舒平，倒还算不了什么，无非是论证了她的演讲主旨的正确性。

杨舒平演讲事件，经过几天的发酵，已经脱离演讲本身，焦点变成了对言论权利的态度——正如杨的演讲后面所描述的那样。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发言角度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但是，面对沿着路径历史地发展着的真实的舆论场，话题的选择，角度的切入，当然是存在价值排序的。这种情况下，一个参与公共言说的人选择关心什么，决定了他到底是一个基于某个专业的发言者，还是一个公共话题的参与者，而一系列的选择，则反过来显露出他的姿态。顺着这个思路，不难发现，和菜头的选择之下藏着稳定的姿态。

要顺应最大的粉丝群体；为了迎合粉丝，一定要激起情绪，不能四平八稳；当然，最后，还要安全不被封号。那么，在这三种目标约束之下，在杨舒平演讲引发的公共讨论中，在范雨素的文章之后，能选择的角度，基本上就只剩下一个方向了。那么，和菜头的姿态，真的比他所批判的杨舒平来得更高尚吗？姿态之外，带来的社会影响真的比杨舒平更积极吗？答案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正视杨舒平的演讲的后半段，然后给出了更高冷也更具迷惑的批评，认为杨对自由与民主的赞美，无非是从一种元叙事掉入了另一种元叙事。所谓元叙事（meta narrative），通常被叫做“大叙事”，就是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无所不包的，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这一术语是由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1979年首次提出的，他认为，社会现代性的最主要部分是大叙事构成的，但后现代主义却是以怀疑大叙事（进步、启蒙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为特征的，并以此为切入点，来对现代性进行“清算”。利奥塔提出大叙事应该让位于“小叙事”，或者说是更谦虚的、“地方化”的叙事。“小叙事”可以“把目光聚焦于单个的事件上，从而把大叙事抛弃。”

“元叙事”的概念在中国，被有意识地加入了“两种元叙事是对立但平等”含义的私货，即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是对立的，但在道德性上却是平等的，然后，迅速成为中国舆论场中的“一枝新秀”。且不说元叙事本身的概念并没有为价值观体系的道德平等性作出背书，而且，空气污染、孩子上学、个体自由，不正具有强烈的小叙事色彩，是对大叙事的替代么？然而，不管是范雨素、杨舒平还是柴静，她们的小叙事遭遇到了猛烈的攻击。所以，用杨掉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元叙事”来批判她，反而证明了已经异化了的“中国元叙事”的虚伪性，证明了，在中国，连小叙事也不可能存在。

（注：作者是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改革开放将近4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名，但是与经济高速发展不相匹配，同时也制约经济发展的是社会建设、发展的落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那么，中国社会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表现？正如医生看病一样，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分析问题原因并找出药方的前提。总体上讲，当前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四个非常鲜明的“症状”。

一、社会高度分化，固化趋势明显

社会学有一个核心的分析概念，就是社会分层。从分层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就会发现，当前的中国社会是高度分化的。具体而言，高度分化又有三个特征：贫富分化，社会个体化、社会空间分割。

第一，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估计在0.5-0.55之间。如果以财产为标准估计，其基尼系数则可能高达0.7左右。

第二，社会的个体化也很严重。现代社会一个明显变化趋势就是个体逐渐脱嵌于社会。在中国，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网络技术的进步，传统的家庭、社区和社会组织越来越难以整合流动的个体，社会的个体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第三，社会空间分割，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也体现在城市内部之间，社会空间的分割有财富分化的因素，也有民族宗教的因素。这些分化又叠加在一起，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特有的高度分化状况。

此外，社会结构出现了固化的趋势。虽然没有任何实证数据可以证明中国社会固化了，但是社会学家们公认的是社会出现了固化的趋势。那么，社会固化的最主要表现是什么呢？主要是社会下层精英无法通过常规方式获得上升途径，在教育获得、职业获得、财富获得等资源的获取途径上，出现了所谓“精英通吃”或“精英垄断”现象，优质资源越来越难以被分配到社会中、下阶层群体。例如，近年来出现的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以及社会舆论广泛讨论的学区房、教育阶层化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阶层固化问题的表现之一。

当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些学者发现，2012年之后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有所降低，但是大家猜不出原因（可能是经济危机或者反腐败），但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阶层固化趋势的判断。

二、社会极端思潮泛起，认识差异巨大

社会极端思潮泛起，主要表现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未来改革方向，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简单讲就是“左”与“右”的分裂。这一点上，互联网上的舆情、舆论的表现最为突出：一些人要重提阶级斗争、甚至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而另外一些人则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文化基因决定论，有的片面宣扬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这些极端化的思潮的背后又都有相当的社会基础，令人警惕、也令人深思。

很多历史、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都告诉我们，社会主流观念需要稳定持续的演进，而不能极端化、倒退或者割裂。社会主流观念的左右分裂的一个后果就是改革共识的减弱。如今，中国人很难像“文革”刚结束时那样拥有全民一致的同样的改革共识了。

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社会极端思潮的泛起，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历史的、阶层的、国际的、技术的因素都会作用于社会观念。但是总有一个因素是最重要的，结合一些调查显示，我觉得这个因素就是阶层分化。

在改革过程中，社会的中、下阶层群体，尽管获得了不少改革红利，但是由于相对剥夺感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他们将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现状的希望诉诸于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并呼吁更多的社会保障和公平正义的政策出台。而与社会中、下层群体不同的是，社会的中、上层群体则出现了更明显的权利意识和参政、议政诉求，他们有的要参与政治保障财富，有的则十分担心财富的继承，其选择要么是“用脚投票”移民海外，要么是保守沉默，但很少成规模和系统地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他们的这种态度与行为又反过来加剧了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分化。

三、社会组织体系不完善、不健全

中国的社会组织体系（广义上的）尚不完善，处在一个尚需发展的初级阶段。我说的社会组织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社会信任体系、社会组织体系（狭义上的）和社会教育体系。这三个体系的建设不仅与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高度相关，也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具有不可缺少的基础性作用。

社会信任体系不完善，表现为社会信任的缺失。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能离开一个良好的、基于信任而形成的社会体系，当社会信任体系丧失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市场痼疾和问题。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缺乏行业内部的自我监督和自律，缺乏基础性的社会信任，在食品生产阶段的各种问题往往防不胜防。再如，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医疗、教育等所面临的社会信任体系构建的问题，十分突出。由于缺乏信任，这些社会关系出现了某种扭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医改”、“教改”的进程。

其次，社会组织体系尚不发达，这使得行业内部的有效自发约束没有建立。中国社会慈善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发展尽管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总体看，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对滞后。在一些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工会、慈善机构等发挥着政府、企业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用。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呈现了数量快速上升的趋势，但是仍然缺乏相应的制度性规范，仍有相当的制度限制和资源限制。

最后，当前中国教育体系重视大学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这导致了较为严重的“职业技能缺口”，使得教育与经济脱节。历史上看，现代工业的崛起与完整的教育体系、职业协会自治体系密不可分。优良的现代教育体系，不仅会造就人才资源基础，而且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创造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成就动机，从而为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基础。

四、社会创新的活力总体上仍然不足

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释放了大量活力，各种市场创新、技术发明和专利不断涌现，整体上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社会的创新活力跃升了一个台阶。但是，体制、机制的束缚仍然是限制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社会反应比较激烈的体制性障碍，如户籍制度、金融信用体系、财税体制、基础性资源行业的垄断、医疗卫生体制、教育等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体制、机制性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破除。

即便在如此具有限制性的条件下，互联网及其技术性的创新，已经开始革命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交往和运行的方式，各种新型公司、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但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其背后所凸显的正是国内贸易体系的不平衡、不完善，统一的国内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政府能够不断改革、破除旧有体制机制的束缚，不断培养社会创新的文化与社会土壤，那么中国的创业、创新必将创造新的奇迹，“中国制造”就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国创造”，中国经济也就能够顺利完成转型。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能够闯过这一关，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也许将是不可估量的。从某种角度讲，社会创新的活力就代表着中国国家的“软实力”，一种需要主动去培育的实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在过去的2016年里，关于中国经济的争论变得空前激烈。年初中国便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最大焦点。人民币在一月初的加速贬值，再加上股市的熔断，导致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甚嚣尘上。进入2季度，由于债市违约的上升，对债务问题的担忧卷土重来。到了3季度，随着房价在部分一二线城市加速上涨，市场的焦点转移到了房地产泡沫。而4季度以来，虽然房地产在调控之后有所降温，但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的话题又再次成为话题中心。

特别的，在一些关键的问题像人民币，房地产和债务，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看法。

先看人民币。一派认为人民币贬值主要由于基本面驱动，另一派则认为人民币贬值主要由于预期的驱动。 “基本面”派认为，人民币在过去两年的贬值，关键在于基本面的变化。那什么是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基本面呢？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初，最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下行和强势美元。当时，市场对中国经济非常悲观，认为中国可能会大幅贬值以刺激出口。同时，国内货币政策的放松也会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市场当时对美国经济非常乐观，认为美国在2016年可能会加息4次。

但是，中国经济在新年之后强势反弹，而美国经济则低于预期，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被市场迅速下调。虽然中国经济下行和强势美元被证伪，但人民币仍然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下半年以来，随着对房地产和债市的担忧日益升温，房价泡沫和货币超发受到更多的关注， 被认为是人民币贬值的背后推手。

和“基本面”派不同，“预期派”认为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主要来自贬值预期，而非基本面。在“预期派”看来，真正影响大多数外汇市场参与者决策的，不是美国加息前景或是资产泡沫这样的基本面因素，而是过去的人民币走势。人民币贬值走势和单边贬值预期的相互强化，自我实现，才是2015年8月之后贬值压力陡然增强的根本原因。

“基本面”派将北京同东京的房价对比，得出人民币具有贬值压力。而“预期”派则认为前者所说”基本面“，更像是在贬值预期下，被市场所选择性相信的”故事“。否则，为什么不能从东京的出租车价格是北京的将近10倍，得出人民币应该升值？“基本面”派指出，中美利差的下降是贬值的重要原因，但“预期派”认为，从结售汇的主体看，不论是企业还是居民，汇率预期的影响都要远远重要过利差。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基本面“派和”预期“派的争论意义有限，因为这两派的结论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不论是基本面还是预期驱动，人民币都面临着相当的贬值压力。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人民币贬值究竟是由基本面还是预期驱动，则关系重大。

如果是基本面驱动，由于房价不太可能出现大幅下跌，而货币超发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变化，那么人民币贬值将是一个难以遏制的长期趋势。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实行浮动汇率，停止用外汇储备去干预市场。即使现在不放，未来也会被市场力量所倒逼而放。这时，“保汇率还是保储备”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

但如果是预期驱动，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最关键的是打破单边贬值预期。通过增加汇率的双边波动，来告诉市场人民币能贬也能升。过去的2016年，在美元指数从100跌到93的时候，人民币兑美元相对稳定。但当美元指数从93反弹回100的时候，人民币兑美元加速贬值。这种 “易贬难升“的状态，毫无疑问将恶化单边贬值预期。这时，”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的选择未必存在，反而该出手时就应该出手。一旦预期恶化，出现恐慌性换汇，到那时储备只有下降的更快。但加强汇率调控，即使短期内消耗外汇储备，如果可以稳定预期，从长远来看反而可以减少储备的下降。

第二，在房地产问题上，同样存在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房价上涨主要源于货币超发和资产泡沫，另一派认为房价上涨背后是土地供应的错配。

“泡沫”派认为房价上涨主要由于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下，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催生了房地产泡沫。而泡沫最终将会破灭。而“错配”派认为，资产泡沫无法解释中国只有少部分城市经历了房价的大幅上涨，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也经历了货币的大幅宽松，但房价涨幅却非常有限。“错配”派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产泡沫，而在于土地供应。现行的土地政策与人口流动的方向出现背离，才是导致中国高房价和高库存并存的根本原因。

“泡沫”派认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已经过度投资，由信贷推升的房地产泡沫，最后将导致中国楼市出现类似日本90年代的崩盘。而“错配”派认为，中国房地产本质是一个结构的问题，面对的是投资过剩和不足并存的情况，泛泛而言投资过剩或者房价泡沫意义不大。同时，不能忽视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在政府既控制供应又调控需求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的最大风险不在于全面崩盘，而在于财富分配的恶化和对实体经济的挤压。

“泡沫”派认为，2016年一线城市的房价的快速上升，主要是投机需求在驱动，之后北京上海的房价将出现大跌。但“错配”派认为，北京上海的高房价关键在于供应不足以匹配人口流入。在严格的限购措施下，2016年楼市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本地居民置换需求的提前释放，而非旨在快进快出的投机需求。从这个角度看，由于购买力的透支以及政府的打压，一线城市在明后两年会迎来楼市的冷却甚至下行期。但这和东京房价在90年代的大跌有本质区别。如果目前的供求关系不改变，一线城市的房价难言见顶。

第三，对于债务问题，一派认为债务问题将导致中国重蹈欧美发达国家的覆辙，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另一派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和发达国家存在本质的区别，出现债务危机的风险很小，最大的问题在于严重的资本错配。

由于发达国家在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又经历漫长的居民部门去杠杆，经济长期陷于泥潭之中。这就使得各方对于债务问题和金融周期的关注，与08年之前相比大幅上升。从2010年开始， 国际金融市场就将债务问题视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正在显著上升，债务融资的庞式特征日益明显，金融市场出现”明斯基时刻“的机会在上升，极有可能会重蹈发达国家2008年危机的覆辙。不谈债务问题，似乎无以谈中国经济。

而“错配”派认为，“危机”派的看法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却忽略了中国债务问题背后独特而深刻的制度背景。正如中国房地产问题的本质在于土地在地区间的错配，中国债务问题的本质在于资本在企业间的错配。在”错配“派看来，中国出现西方式债务危机的风险不大，原因在于中国大部分的债务发生在广义的国有部门内部，从国有银行到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借贷。这就给了政府很大的空间，通过类似地方债置换和国企债转股这样的措施，在不同部门之间腾挪债务。另外，政府对于金融机构有很强的控制力，并能在紧急时刻进行资本重组，这就降低了对于银行或者影子银行的挤兑风险，从而避免出现大批金融机构倒闭的显性金融危机。

但是，这一体系的根本问题也正是在于资本错配。就像土地供应存在地区间错配的情况。目前的金融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体，间接融资为主要融资手段，同时国企和地方政府存在隐性担保。这种三位一体的构架，导致国有部门资本过剩，但民营部门融资难并存的情况。后果就是，国有部门投资回报越来越低，而民营部门投资增速却日益疲软，整个经济中的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这将导致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也随之降低。债务危机的风险固然需要重视，但更重要的是看到资本错配带来的长期恶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爆发债务危机并不值得庆祝，因为这反而降低了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那么如何应对债务问题呢？“危机”派认为应该通过降低信贷增速，从而遏制债务增长的速度。事实上，这也是几乎所有国际组织结合西方的经验，给中国债务问题开出的药方。但在”错配“派看来，债务是中国经济深层次体制矛盾的体现，单纯遏制信贷增速，无异于扬汤止沸。在现有金融体系下，紧缩信贷时民营部门将首先被挤出，资本错配的问题只会更加恶化，经济更可能出现硬着陆的风险。在体制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只有接受信贷增速相对较高的现实。债务增长的代价，不在于未来的危机，而在于当下的资本浪费，所以需要抓紧时间解决刚性兑付和发展直接融资，把资本配置到产出更高的地方。

除了以上三个待解之谜，还有一些问题也有待时间告诉我们答案，择其大者，

第一，中国经济的底部在何处。2016年初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非常悲观，之后的强劲反弹，出乎绝大多数观察者的意外，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但是也需要看到，经济的企稳，很大程度仍旧依靠投资拉动，可持续性值得怀疑。中国经济显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但潜力能否转化为动力，端赖于诸如资本和土地错配这样的结构性问题能否得到逐步改善。

第二，通胀的空间有多大。中国经济曾在2010年到2011年曾经历过通胀的加速上行，当时市场普遍认为通胀将持续很长时间。首先，就像现在流行用货币超发来解释汇率和房价一样，当时也非常流行用货币超发来论证通胀压力将长期存在。其次，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在到达人口的“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短缺，由此带来的工资上升也会令通胀压力长期存在。但是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面临的通缩压力都要大于通胀压力。主流看法也从通胀是长期趋势，变成了零利率才是长期趋势。但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通胀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这一轮通胀可以走多远，是每个市场参与者都需要关心的问题。而与此同时，中国通胀走势和全球经济走势也密不可分。

第三，全球经济是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危机之后，主流看法起初认为经济可以很快复苏。这种共识导致像IMF和美联储这样的机构，总是过高估计反弹的持续性。在屡屡失望之后，美国前财长萨莫斯提出的“长期停滞”理论逐渐深入人心。该理论认为由于人口的老龄化和技术进步的停滞，全球经济增长将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因此通胀和利率也将处于低位。过去几年的油价暴跌和美联储加息次数每每低于预期，似乎验证了萨氏理论的预见性。但2016年以来全球经济和商品价格出现了持续反弹，而且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全球金融市场对于通胀的预期也在持续升温。“长期停滞”理论是否还适用，还是全球经济已经走出了这一状态，新的一年都会带来新的认识。

无论如何，当下无疑是研究中国经济最好的时候。无论是问题的挑战性，还是结果的重要性，都是空前的。不论是哪一派，可能都只掌握了真理的一部分。只有双方的不断交锋砥砺，才能让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刻，从而不论在政策制定还是金融投资上，都能作出更明智的选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亦可参考作者所撰写“理解人民币汇率”，“中国房地产是不是泡沫”，“中国债务虚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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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下班时分，中国人正从一天的愚人节玩笑中抬起头来，准备下班，迎接随后的清明小长假。一个震撼性的爆炸消息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级别比肩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

各种分析声音随着这个爆炸性消息的推出而展开。很多负面例证被迅速提出，例如中国至今已经有十几个新区，再如北部中国的政治生态根本不利于自由市场的充分生长，再如十年前曾倾注力量建设也曾有大型国企入驻的曹妃甸早已成了荒无人烟的“鬼城”，再如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五年后这里还能否从国家层面的高度建设还很难说……质疑一个新生事物总是容易的，但整体而言，市场上的兴奋多于质疑。

浩浩荡荡的买房考察团无视网上关于“商品房停售、户口冻结”的信息，在群里相约好清晨出发。分析师们在连夜赶制行业报告，计算谁将从这场盛宴中挖出第一桶金。他们对这个刚刚冒出头来而至今仍是一片洋淀的新区所给予的评价是：大手笔。

无论成败，雄安新区都抵得上这个评价。

这是一个非常合乎现实逻辑的政策指向。多年以来，整个北中国乃至整个中国，都没有这样强劲而明确的成长预期了。对此的心理渴求甚至远远大于现实利益。

中国南方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你追我赶地站在经济发展的前列。但整个北方却一直没有这样的亮点。北京是整个长江以北唯一一个大型一线城市，却没有起到像上海、深圳那样的资源释放作用，反而产生了巨大的虹吸作用，攫取京津冀三地的资源。巨擘四周寸草不生。毗邻北京的河北和天津，因为政治生态和人员观念素质的落后，始终没能发展出足够的经济实力，相反还被北京吸取了不少养分。

距离北京只有30分钟高铁车程的雄安新区，理论上就起到这样一个承接作用：这里第一步将接收北京转移过来的央企和部门，但这些机构并不直接产生效益，也无法构成经济链条，只能起到聚拢人气和提升地区品质的作用。更大的生态进化，更核心的要点，都凝聚在下一环。

在官方稿件中，如果你只注意到“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而忽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这一句，就会看不到雄安新区设计初衷的根本所在。

如果说此前在通州建设的副中心主要用于接纳从北京版图上剥离出去的市属行政机关，那么雄安新区的核心要义绝不在于接纳从北京剥离出去的产业，而在于在那里建设出一个以新移民建设力量为主、以高端和发展态势产业为先的经济活力带，进而寻求由这片经济活力带促生出京津冀地区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发展活力。

事实上，这也是整个北部中国最为欠缺的。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东三省、曾凭借煤炭和矿产资源暴富的晋冀地区，都在新的经济时期陷入了后劲不足、增长乏力的困境。而只有在这个地区注入新的经济力量，让它与原有格局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组合，才能使得这片地区不至于陷入更大的困境。

用人上也能够看出这一点，和对北京建设行政副中心所要求的执行力不同的是，对雄安新区的要求是它的创新力。主管和直管领导分别拥有深圳和天津两个新区的操盘经验。给他们的工作指标中，革新大于执行和守成。

2013年起，一家突然崛起的互联网公司，将一个词语带到前台：“生态化反”——由公司调动力量形成能够内部循环和自我提升的生态圈，并使得整个公司的生态环境生成化学反应。这个说法让人将信将疑，但即使最质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方式有其内在逻辑，也有很大的成功可能性。

而此次雄安新城从理论上给京津冀乃至整个北中国带来的最大预期，就是这样一种“生态化反”的作用。为此，将有空前的财力支撑和行政资源为其保驾护航。当然，它也将同时面对更多积习和旧体制的掣肘。

从更高层面上说，已经保持了30多年经济增长态势的中国，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是一个奇迹。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人质疑这种发展模式的科学性，它也的确在现实中暴露出了过于粗放、资源密集浪费、创新乏力等缺陷，然而这种发展方式和它制造出来的速率，让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间也一定有超越了现有理论而做出的实质性创新。

从2014年开始，中国官方就一直在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实质上是对于传播中国经验和推广其价值观的内心渴求。因为从政府的立场上，感觉到的是理论远远跑输实践而带来的“内心惆怅”。

这些年来的发展方式，概而言之，就是让政府站在市场经济的最前列，直接介入甚至干脆直接从事经济生产，以举国之力调遣资源、调动人口，并以举国之力为政府决策进行全套的开路、反馈、调整和最终的兜底。在这个过程中，有败笔有弊端，但是也有着几何级数的经济增速。这种经济层面上的政治赋能，一直被称为“集中力量做大事”。如果将这种资源调配方式下的发展逻辑视为中国特色的话，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它在单纯经济层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功。

而这次雄安新区的成立，将是这种模式的最终极动员和最根本检验。在那片远期规划中要比深圳大出四平方公里的地区投入的，会是30多年来积攒下的实践经验和雄厚财力。

而与以往特区建设道路完全不同的是，国家层面的行政力和财富力都更为雄厚，也更加不带丝毫掩饰地参与进来，并成为主导这次新区变革的开端力量。换句话说，在雄安新区的生长过程中，引导这片土地发生巨变的将不再是千军万马组成的“拓荒牛”，而是巨大的国家赋能和资源引导。这是一次国家实力作用于经济实践的巨大社会试验田。

在此期间，作为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只需要看自己是不是要追，是不是要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原地不动，坐视巨大的财富在政府支配下从地面上滚滚袭过，而你成为被裹挟的人之一。难得的是，对于整个京津冀地区乃至北中国而言，虽然困难很多，掣肘无处不在，但整体规划的思路非常清晰。要知道，遇到一个一切都打明牌、出明示的庄家，对于所有身在局中的人，都是一件幸事。

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巨大的财富损耗，有不少的BUG，在漫长的生长过程中随时有“歪楼”的可能，有再也回不到初始规划的风险。在此期间，会有很多家庭、个人或企业的离合悲欢，但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种为北中国乃至整个版图再度激起活力的可能性。

至今为止，官方传达出来的信息有如下这些：不要炒房，如果决定参与其中的话，要带着你的脑力和体力而非财力去。不要“贴地飞行”，那里直接的立足点就是高精尖产业，不排除政府的支持会造成类似光伏、新能源汽车这样的资源重配和浪费，但是在此期间酝酿的是巨大的财富流转契机。

改变既有利益格局，意义虽重大，过程却艰难。至今为止，雄安新区仍然是一个令人将信将疑的长远规划。“将信”的地方在于，这一举动是在反腐初见成效、领导核心地位已经树立、新一代领导集体即将组建的前提下，挟威势扫荡而下的，有一定的实施基础。而“将疑”的地方在于，大到世界经济变化、国内政治版图变化，小到建设过程中的固有观念桎梏、地区本位思维等，都有可能将这个设想带偏。毕竟，至今为止，以行政力量生生造出一片新城，并且力图带动周边成为新的活力促生点的做法，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并无先例。

以未来20年为限。雄安新城将成为一片100平方公里至2000平方公里的伸缩可定的试验场。它将真实地验证，由政府直接主导经济行动、规划经济版图这种看似违背自由市场规律却在既往30年创下中国经济奇迹的做法，能够在现实中再走多远。而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既是实验者，又是见证人。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从2008年至2016年，中国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全国层次的行政、金融调控新政平均每年不低于三次。到了2017年，楼市调控似乎比房地产市场本身更加失控，限购限售、信贷调控、库存调控、“一城一策”以至“一城多策”，产生了租购同权、租购并举、共有产权的多样住房形式。

这样的调控节奏和频率，恐怕在经济调控史当中前无仅有，结果是房价在有形之手的干预下大起大落。如果说轧平经济周期、消除经济泡沫才是调控应有的作用，那么如此频繁、临时、药不对症的调控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繁荣的泡沫。行政干预需求过度旺盛，带来了大量的调控泡沫，它才是中国楼市真正的灰犀牛。

一、调控背后的民意之争和“穷人陷阱”

政策调整的本质是收入再分配，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政策调整总会面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判断。大幅降低房价，低收入群体会欢呼雀跃；房价继续增长，中高产阶层会喜上眉梢，作为一个在乎民意，不想挨骂的决策者，他会如何行事？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多半会选择“打左灯，向右拐”。

所谓“打左灯”，是要放出打压房价的口号、做出干预市场的样子，所谓“向右拐”，是要在背后尽量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不受大的冲击。无论是广州出台的租购同权，还是北京出台的共有产权都是“打左灯、向右拐”，背后都有笼络民意、利益调和的影子。

租购同权看起来是对穷人有益处，毕竟租的起房子的人要远远多于买的起房子的人，政府由此扩大了自己的支持基础。穷人也会觉得欢心鼓舞，毕竟租房就可以享受买房同样的收益。但是，低收入群体往往看不到的是，租购同权并没有包含任何提高供给的信息，没有提供更多的住房、学校、医院，也没有改变户籍政策，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租房和住房需求，其最后的结局多半是房租和房价都会上涨（详见FT中文网7月24日刊文：租购同权将走向自我否定）。事实也正和预判的一致，南方日报一篇文章报道了政策出台后广州城九区8月份的房价统计，二手住房和租赁市场的价格环比增长分别为3.9%和2.7%。

共有产权房更是如此，尤其是“共有”两个字隐隐看来是计划经济的回头。可是，共有产权房的实质是将金融杠杆转换成了财政杠杆，即财政资金或者说土地出让金的让渡来支持低收入群体买房，这么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坐实了既有房价。另外，共有产权在极力地调和市场和计划，可是真正的穷人能够以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的价格获得对价的产权，并获得房屋的使用权吗？结果显然是否定的。

政策往往“打左灯、向右拐”的原因，是由于在当代社会结构当中，中产阶层肩负补贴穷人同时反哺统治阶层的重任。一个最好的社会结构必然是中产占劳动人口的多数。很少有决策者愿意直接牺牲中产阶层的利益。更好地补贴低收入阶层生活状况的方法，是不断的壮大中产阶层去创造更多财富，才能有更高的份额用来社会救济。如果总是以一次性剥夺中产的方式来为低收入群体泄愤，并以此来获得政治上的声誉和支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社会所有群体的共输。如果稀缺资本获得更高收益，以及一定的贫富差距不能被低收入群体所接受，往往会带来一系列“打左灯、向右拐”的政策，从而使得穷人的收益进一步降低。这就是收入再分配领域的“穷人陷阱”。

这样的事情早就发生过。从2008年左右兴起的经济适用房建设，看起来是为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实际上却带来了大量的寻租空间。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与治理中心2015年在30个省会城市开展了公共治理调查，其中涉及到保障房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概率，其中北京市的保障房分配结果如下图：

可见党政机关及事业团体的中高层才是最有机会获得保障房的群体，要远高于穷人阶层的概率。在具体数值上看，穷人还是分配到了一些保障房，但是以租赁型住房和郊区偏远住房为主。那些建在市中心区的，具有完全产权的经济适用房，即是最大的寻租房。假设这些经适房只要没有分配给最穷的人就是腐败的话，那么该项腐败金额将以万亿计。当下兴起的公租房、共有产权房，其承诺的社会收益越大、与产权房的收益越相等，便会引来越大的寻租和腐败。也正是由于这个背景，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茅于轼先生曾经说到，“公租房最好不要建独立卫生间”，结果成了全民公敌。

因此，楼市调控万万不能将民意，无论是中产阶层的民意还是低收入群体的民意，作为某种政治筹码。“打左灯、向右拐”并不能真正帮助穷人，反而会引致更大规模的腐败。而真正的“打左灯、向左拐”，以所谓共有及类似形式走上计划经济的老路，恐怕会成为真正的经济“灰犀牛”，其结果的不确定性是无法估计的。无论从当下的楼市调控，还是国有企业领域的改革，计划经济的因素以及带来“穷人陷阱”民意在不断的扩大，不得不令人警醒。

二、楼市调控的目标和方法避重就轻

上述的民意问题，还只是楼市调控的次生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地产市场？目前还未有明确眉目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如果不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类似的调控泡沫还会不断出现。其实，不止在房地产市场领域，整个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增量改革虽然带来了非凡的成就，但其负面结果是过于依赖朝令夕改的政策调整，而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依仗的基本原则却从未予以根本的确认。

本轮政策调控的基本缘由，一是认为中国的房价远高于收入，即房价收入比过高；二是认为房地产市场利润回报远高于其他行业，即房市“过于繁荣”。问题是，在这些简单的除法比数中，提高居民收入也是降低房价收入比的方法之一，提高其他行业的利润和繁荣水平也是降低房市的利润回报比的方法之一。可是，在官方的政策解释当中，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限制房价和抑制房地产市场发展。可是，真正的问题却全部在于，为什么居民的收入水平赶不上房价的上涨？为什么其他行业的回报赶不上房产的回报？

先从居民收入和房产增值收入说起。根据社科院《社会蓝皮书》的调查，2016年受访家庭住房自有率为95.4%，其中城镇家庭住房自有率为91.2%。也就是说，普通居民既在市场上获得劳动收入，同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又是房产所有者。房价的普遍上涨使得大多数人的资产增加了，而且增加的速度快于居民劳动收入或工资所得，同时没有造成通货膨胀率（日常生活成本）的大幅上升，可以说这一过程是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房价较快上升，是快速城市化社会的正常过程，而并非巨大的经济失败。

刨除金融因素外（下一节另行展开），这一过程的最大问题是经济增长红利的分配不均，以及由此最终造成的财富差距的拉大。农村人口的房产价值不能在市场上变现，大城市的房产价值增加大大快于中小城市。从这个角度看，居民收入的上涨远远落后于房价上涨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建设权的不平等，而并非房价上涨过快或者租购不同权。农民没有权力建设城市，他们不能自由决定如何使用耕地和建设用地。中小城市在较低的行政层级当中无法自由支配当地财政、金融和土地资源。

如果只有大城市的人和政府才有能力动用更多的城市建设资源、分享城市化的好处，农民、其他城市的居民又如何能继续提高收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正是指的这一现象。可当下所有的房地产调控毫无例外的回避了这个问题。

再来看房地产市场的所谓“过度繁荣”。这里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是其他市场衰落的原因吗？并无证据表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替代了其他市场的增长空间，相反地，对于一个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来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往往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的萧条和衰退。其他市场的不振，对于转型当中的中国来说即是民营经济的不振，因为只有民营经济才真正处在“市场”当中。能源、电信、金融等同样可以过度繁荣的领域并未真正向市场开放，居民和民营企业在改革之后积累起来的资本只能涌向房产市场。

以上判断并非信手拈来，天则经济研究所民营企业家中心在2016年开展了民企生存发展环境调查，在全国问卷调查的336位民营企业家当中，对当下市场向民企开放程度的打分只有4.55分（满分10分），经营过程的金融支持度得分只有3.06分（满分10分）。这些数据表明，民营企业家并非不愿意向其他领域开拓市场，他们既面临着市场门槛的准入，又面临着微观上的金融抑制，只能将积累下来的资本投入到房地产市场这个唯一开放的市场当中。在该调查当中，有超过94%的企业家选择将房地产市场作为主要个人投资领域。

事实上，凡是市场较为开放的领域，民营企业家总会想到办法使其繁荣起来，比如当下如火如荼的移动互联经济，正是处在了原有的体制之外才有了今日之生机。伟大的马克思也论述过，资本的逐利性总会使得各个行业的利润回报率相等。因此，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也是一个伪问题，其他市场的国有垄断、行政垄断才是束缚整个市场活力的源头，打压房地产也并不会带来其他领域的繁荣，只能失去一个硕果仅存的投资渠道而已。

三、涨价去库存加大了债务和金融危机

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另外一层重要原因是房地产市的债务环节带来的金融风险。按照麦肯锡的估算，中国各部门总负债已经到达GDP的2.8倍，其中企业债务约占到GDP的1.2倍，总负债中约有40%至50%的部分来源于房地产项目。如果按照融资成本平均为5%来计算，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长的很大部分流向了金融体系用于还债，变成了金融部门的收入。当前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占GDP之比超过了9%，这一收入水平已经高于了次贷危机时期的美国。如果GDP增长不够快、收入水平提高不够快、房价增长不够快，清偿债务可能会成为潜在的问题。

债务问题和货币扩张是一个问题的两面，M2中得以扩张的银行资产部分，来源于企业和居民的负债。或者说，M2当中得以扩张的居民和企业储蓄部分，正是来源于银行的负债。从货币增量的方面来看，2007年至2016年的这十年来，M2增速年均近18%，实际GDP增速为9%，通货膨胀率为年均3%。按照一般的货币中性的原则，货币增速应当大体等于名义GDP增长，即12%左右。实际当中M2的增速已经大大超过了中性的扩张速度。

分析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是以目前房地产市场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联，房地产市场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绑架”金融体系及国民收入增长。如果不进行进一步的宽松和刺激政策，房地产市值的快速下降不仅会大大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且有可能造成社会财富的大量蒸发而陷入经济危机。而如果反之进行进一步的量化宽松，则可能造成资产价格进一步的上涨，强化金融风险。这其实将货币和财政政策陷入了两难。

第二个结论是，从负债数据来看，房地产市场的确隐藏着较大的债务风险，因此有节奏的降杠杆（去风险）、去库存（夯实价格）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降杠杆去库存应该是同时发生的，但在现实中发生的却是加杠杆去库存，即涨价去库存。这也就是说，在房价上涨的区域金融杠杆实际上并未降低，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依次骤涨正是涨价去库存的结果。为了夯实当前价格，金融风险首先被放大，然后依次将压力转移到了更低一层的城市居民手中。

如果说将风险向居民部门偏移是有意发生的，不得不说这里面似乎违背了政策伦理。股市和房市本应是一国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机制，结果成了收割财富转移风险的机器，实在令人失望和心寒。

而在总负债当中的企业负债部分，主要来自于共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负债。而居民部门的房产负债，是由于改革以来的收入积累和制度变革已经让居民开始了解持有资产的价值。可是30年后，当他们来到市场上，发现只有房产是最稳定最方便的投资物品，别无其他了。垄断利润基本被国有企业所把持，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回报继续投入到新的基础设施当中，很少会直接外溢给居民部门。

说房地产市场是资金的蓄水池是不够严谨的，除去央行主动的扩张性货币发行外，债务和资金扩张是被动的，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品增加、资产增值，它们都需要更多的货币予以应对，在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里，各个行业都应该是货币的蓄水池。而当下中国在房地产市场上积累了那么资金，不仅暴露了投资拉动型经济的经济自我循环，也暴露了留给市场的发展机会少之又少。

因此，从金融和负债角度看，房地产市场积累的风险予以疏解，在根本上仍然是要靠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减少共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赋予市场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同时要降低金融部门的垄断程度，金融机构之间的充分竞争可以减少其他领域的还息和债务压力。

四、怎么办？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所谓包括出台房产税、发展租赁住房在内的长效机制，并非是真正的长效机制。在涨价去库存之后，再通过房产税等措施保护财政收入、消弭居民部门的资产收入，其实是小聪明大失误，只有机巧没有原则。而那些看到政府严格调控就靠消费“房价大跌”来博人眼球的学者也并非真的学者；那些努力在市场和计划之间不断调和的尝试总会无功而返。

城市化的过程远未结束，改革空间仍然巨大，转型红利尚未完全释放，“新周期”、“新常态”的说法避重就轻，似乎在为拒绝更多的改革、更高的增长找借口。更好地保护穷人、提高居民的收入及降低房地产市场的债务和风险，其所依赖的长效机制应当包括以下几条：

第一，赋予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更多的发展权利，尤其是城市建设的权利，通过放权让利让更多的人收入增加、持有资产；第二，可以在当下保留土地的公有制，但要进一步明确和保障私有财产权利，而非继续保留土地使用70年之后的不确定性处置权；第三，改变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物品的供给，而非将财政继续投向垄断利润经营领域；第四，进一步深化国有体制改革，真正落实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平等市场地位，给民营企业真正的发展机会和空间，而非通过所谓混改等方式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第五，放开金融垄断部门的进入壁垒，减轻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对资本的低效使用和债务问题。

没有涉及以上层次和领域，或者未有为以上改革目标做铺垫的所谓长效机制，都是避重就轻的调控泡沫。

（注：作者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与治理中心副主任，中国奥地利经济学50人论坛研究助理。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的报告凝聚全球的目光，亦是当下资本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本次党代会产生的新一届核心领导班子将引领未来中国政治风向和改革进程，而习近平此次党代会上的讲话则是窥见中国领导人未来五年施政理念的良机。同时，鉴于过去五年来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大幅提升，未来五年中国的政策取向或将更加深刻的影响全球市场与发展。

纵观习近平十九大报告，笔者将其归纳为两大主线，一是对过去五年的成就总结；二是对未来五年施政纲领的阐述。

五年成就跨越初级阶段

习近平在本次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新时代、新思想、新矛盾、新目标”令人耳目一新。如“新时代”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富裕、民族复兴、世界舞台五个关键词，“新目标”进一步提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在笔者看来，诸多“新”提法意味着更上一层楼的挑战，亦凸显了领导人对过去五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认可与制度自信。

实际上，不难发现，过去五年来，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是日益提升的，甚至在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普遍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出现了对发达国家弯道超车的态势。毫无疑问，五年的巨大成就，使中国跨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向中级阶段迈进。

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超过30%，一带一路、亚投行、G20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等展现国际影响力等等，均体现了过去五年经济领域的重要成就。

而据笔者观察，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方面也有明显提升，具体体现在，一是出口全球份额占比大幅提升。笔者曾在早前专栏文章《金融危机十周年的三点反思》对此进行了充分阐述。在笔者看来，虽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曾一度低迷，但在全球比较来看，竞争力反而提升，十年间，中国出口份额占比从2006年的8.1%上升至2016年的14.3%。相比之下，主要发达国家表现黯淡，美国出口全球占比基本稳定在9%左右，德国、日本份额甚至出现下降。

二是中国消费市场释放潜力，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从零售市场来看，十年前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有1万亿美元，是美国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而去年中国的零售市场已经约5万亿美元，接近美国市场份额，而考虑到今年美元贬值和中国零售市场增长态势，预计今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零售市场，这使得任何国家对发动中国的贸易战都将审慎，毕竟一旦贸易战出现，错失中国市场，可能最终受影响最大的是贸易保护国的利益。

三是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得益于中国经济上竞争力的增强，五年来中国在金融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大幅提升。如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在加大，其外溢性亦已纳入美国货币政策走势的考量；而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的提出，G20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举行，以及美国特朗普上任后公信力下降，欧洲深陷难民问题、脱欧问题等困扰，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已发挥越来越强的领导力。

四是反腐提高经济效率。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到，五年来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使得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回想起反腐之初，市场普遍担心反腐对于消费的负面影响，如今看来，中国消费并未受到冲击，反而转型升级在发生，如茅台、五粮液等如今受众更广，盈利大幅增加；餐饮、奢侈品需求也伴随着居民收入增加而变得十分火爆。此外，反腐对经济效率的提升，降低寻租空间的效果是明显的。

五是经济新动能的出现。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提及过去五年推出的1500多项改革举措对于中国经济今年以来好于预期是有所助益的。中国经济向好态势超出预期，既有传统基建与房地产的支持，也与新动能有关。

近几年，中国高铁、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以及网购被成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这些中国发展的领先领域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判断。一方面，中国对于基建投资的投入是全球领先，截至2016年底，中国高铁里程达到2.3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速度也是全球领先，中国移动支付占比77%，高于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在中高端消费、共享经济等领域已产生新的增长点。

迈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新要求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此前维持了36年的提法是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对比来看，不难发现，人民需求方面从物质需求到美好生活，供给方面从落后生产到不平衡发展，体现了未来经济方面的施政纲领或将更加注重促进公平，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而非仅仅是速度的提升。

在此框架下，笔者认为，未来经济政策方面可能会更加注重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房地产问题的解决，这些是从量到质的巨变，也是迈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新要求。

首先，收入分配是不平衡产生的原因之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基尼系数也在不断攀升，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强调未来将更加注重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在笔者看来，便是调节当前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矛盾。

二是注重绿色发展。大城市病与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近两年政策重要着力点，造成这一问题背后的原因在于以往粗放型发展过度透支了资源环境的可承受范围，习近平在报告中强调“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等，体现了未来对于环保的重视与力度会更强。而京津冀一体化，特别是雄安新区建设或将成为打造新的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三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在笔者看来，过去十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几轮大涨都加剧了分配不公，而自去年以来，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预计未来，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推出会加快，房产税也将配合财税改革加快有望加快落地。

总之，习近平此次十九大报告勾画了未来五年甚至三十年的施政纲领和蓝图，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国际方面，更加注重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发挥全球影响力，国内方面，从以往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向更高质量的增长以及更加平衡的分配转变，而这些新的理念将会在未来五年加速落地，引领中国迈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即小康社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

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揭开了中国政治新的一页。习近平的报告宏图尽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踌躇满志。

当然，任何顶层设计都离不开基层的理解支持与贯彻执行。因而，基层的政治生态也很重要。

过去五年，中国基层在勤政善政、风清气正等方面发生了许多积极变化，但一些消极现象也呈现出普遍化和趋势化的苗头，值得重视。

基层“运动会”

基层是中国党政工作的第一线，工作忙累原本也属自然。

不过，近年来这种忙累似乎已超乎常态。“累得像条狗”、“最近忙吗”、“悠着点”愈益成为中国基层工作人员自嘲或彼此问候的流行语。

在中国推进“精准扶贫”期间，云南一位乡镇女公务员的幼子发烧三天，却不能回家照顾；一名硕士毕业生考取了家乡县政府公务员不到一年，原本肥硕的身躯消瘦到严重“变形”；今年国庆期间，一名基层公务员在微信朋友圈转了这样一篇文章：国庆长假：一个基层公务员的遐想！甚至，已有部分基层公务员提出辞职，其动因不是“下海”，而是“上岸”……

这些，较为真切地反映了当前中国基层人员的辛苦疲惫以及内心无奈。

令基层疲惫的，首先在于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剧增。

近年来，基于加强中共党建、意识形态工作以及全面维稳的需要，中国全面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基层工作的特殊性，造成基层不得不以更多的投入来实现这些工作的最终落地。甚至由于本轮思政工作的高要求，还造成基层不得不增加大量的“补课”工作，如学习党章党规、健全党员（成员）信息资料等。

单就基层维稳而言，基于“管好自己的人”、“不能出事”的硬性要求，基层似乎已进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以笔者相对熟悉的高校为例。从学校，到学院，再到班级；从辅导员，到班主任，再到班委（以及各级团学组织），安全问题可谓会会讲，天天抓，人人加压。每逢大小节假日，更是不断地下发安全通知，不停地要求召开安全主题班会。在基本以成人为教育对象的高校似乎要变成超级幼稚园！

在思政工作急剧增加并常态化的情况下，基层人员的工作乃至生活不得不转入高速运行。

其次，在于基层基本业务的同时增加。

思想政治工作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基本业务的减少。实际上，中国在加强思政工作的同时，也同时加强了对各级公职部门业务工作的要求。特别由于全国范围内对“创新”工作的重视强调，造成基层新工作、新任务和新要求的层出不穷。而在泛政治化浓厚的氛围中，对这些新增工作又不能不认真对待并高度投入时间精力。

第三，在于上级组织下达任务要求的齐头并进。

大而全，小而全，是中国行政体制的基本特点。这意味着一个基层组织要同时面对众多的“婆婆”。同时基层虽小，功能也必全，否则无法和上级对接。这样便形成“上有多条线，下缚一只虫”的现象。在当前强化中央权威、强调执行力的环境下，加之电子化办公的高速便捷，往往造成不同上级部门安排的工作任务同时并发，并且基本上都有在相近日期完成的硬性要求，这便造成近乎单一执行主体的基层分身乏术，疲于奔命，加班加点成为常态。

第四，在于大量重复性工作的存在。

在中国，一贯强调事物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新已布，旧难除”似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法律法规除外）。不论是公职机构的增加（职能有叠加），还是组织换届或主官换人，一般都会出台新政。即使上级组织和主官不变，在当前“创新政治”环境下，基层组织也都积极开创“新”的工作。问题是，一方面是“新政”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过去既有的相似相近的“旧政”又往往不明确取消，造成基层大量工作的重复叠加。这种“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奇怪现象自然也会加重基层的工作负担。

如果说当年仇和主政昆明时，其“开运动会”式的行政风格曾经令整个昆明市的公务员叫苦不迭，那么近年来中国基层似乎都进入了“运动会”工作模式。工作剧增，时间紧迫，要求刚性，基层人员在各种会议、检查、考评以及常规工作之间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加之政治与安全高压，广大基层人员可谓身心俱疲！

值得思考的是，基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忙呢？

民不聊生固然不好，“官不聊生”就好了吗？

基层“痕迹主义”

基层疲惫会产生（或强化）许多负面现象，其中之一便是“痕迹主义”在当前中国基层的流行。

在当下中国，做什么事情固然重要，但关键的是要留下痕迹。比如一项工作完成了，要留有文字记录（材料），最好配有照片或视频。否则事情做了，而没留下痕迹，工作和成绩都可能被“归零”。因此，在当前基层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任何工作不论其有形还是无形，都要专门抽出时间备份“痕迹”。这无疑也是增加基层工作的一个方面。

当前，随着上级工作安排的增加，上级对基层进行的检查、考评也相应增加，而上级难以（或不愿）长期亲临基层工作实际，只能考评工作“痕迹”。因此，考评成绩基本上取决于基层材料准备的齐不齐，准备的好不好。自然，基层也就把重心放在了保留“痕迹”的工作上。

当然，如果作为实事求是的工作记录，“痕迹”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有人保留痕迹，有人补录痕迹，有人干脆无中生有，制造“痕迹”。

那么，人会在什么情况下趋于造假呢？无非出于私利、能力或者精力（时间）的考量。长期面对过于繁重且要求刚性的工作任务，当前中国基层少见建设性的“权利”抗争，更多的是“伍德运动”式的消极怠工。人为制造“痕迹”便成为应付工作最为省时省力的做法。而耐人寻味的是，即使那些掺假的“痕迹”很多也是利用工时之外，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

其实，“痕迹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形式主义的再度泛起。作为当年毛泽东及早期中共坚决反对的现象，形式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是在基层却有进一步发展的态势。前段时间一对（公职）新人因在洞房之夜手抄党章而成为网红的故事，也许可以引发更多的思考。

在“运动会”式的工作模式下，基层各种讲形式、走过场、机械执行、草草应付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不过，这显然不利于近期中国高层大力倡导的工匠精神的发扬。

吴敬琏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跟形势跟得比较紧，却很少认真关注和研究对中国有深远影响的基本问题。

试想，在形式主义大行其道的环境下，谁还能够静下心来对基层的基本问题、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基层“无声”之怨

忙累之下，少不了抱怨。

不过，在当前的国内环境下，公开的直接的抱怨在基层并不多见。但细心观察，能够感受到基层私下的、委婉的或者略带自嘲的牢骚和抱怨。

工作时间，高速运转；工时之外，加班加点；节假双休，几成奢谈。于是，便不难理解“累成狗”、“干着最累的活，却拿着最少的钱”的抱怨。

其实，基层的抱怨，忙累之外，还在于基层工作之难，在于工作心情的不舒畅。基层工作夹在上级和群众之间，上压下挤的传统两难在强化政策执行力的国内环境下更为凸显，两头受气却不能抒发的内心苦恼（痛苦）自然愈益累积。

当然，深层次影响基层工作人员精神的，还在于基层民主的不彰。在当下中国公职部门，不论上下级部门之间，还是基层领导和普通员工之间，权力意志更加凸显。在基层，“不唯上”大有发展成“只唯上”的趋势，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一面基本上难见体现。

当前，基层会议基本上就是文件的传达和工作的安排，基本有“会”无“议”。面对着会议主持者们频繁强调的“……否则责任（后果）自负”、“问问自己端的是谁的碗？”、“嫌累吗？不满吗？可以退党啊，可以走人呀！”等屡试不爽的高效“武器”，广大基层人员“有怨无言”也是自然的。

不发表意见，不代表没有意见。这种长期的“意见保留”和“有怨无声”显然不利于基层人员工作的开展。而放任这种负能量长期自然累积，显然也不利于基层工作的整体与长远。

结语

应对基层疲惫，基本解决之道无非在于“增兵简政”。

就“增兵”而言，如果大规模地扩召基层公务员不现实，那么在既有公务员队伍里进行余缺调剂或许可行。最近一位省级宣传副部长坦言：其机关内真正做事的人能够有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若真如此，何不调整一下充实基层呢？

就“简政”而言，如果短时间内对上级机构进行大规模精简并不现实，那么对基层既有的政策、工作和要求进行清理取舍则不失为相对可行的做法。

当然，最为根本的，或许还在于中共党内民主特别是中国基层民主的真正落实。

如果说当前中国的反腐、加强党建（管理）等政治举措已经提升了中共的政治威信，加强了中央的领导权威，那么下一步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适当向前者偏移，加强制度建设，通过有效的制度真正避免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容易滑向“集中”的趋势，特别是切实补足基层民主的短板，真正实现基层在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应该成为中共“十九大”之后的当务之急。

（注：作者是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上，官方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自1981年以来首次发生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变，将对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和政策措施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这个转变涉及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五个核心问题。

首先，从总量向结构的转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总量，所以决策者的工作重心都是落在做大总量上。虽然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规模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大一倍不止。但就在2004年，中国经济都仍只有世界第七位，更不用说刚刚改革开放的8、90年代。当时的许多问题都源于经济和其他国家差距太大，只有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的非常清楚，邓小平就在1990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但是发展到今天，总量当然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结构问题越来越重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本质就是一个结构问题。所以，总量思维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很多核心的问题只有通过结构性的思维才能解决。

比如房地产，在需要房管所分配住房的时代，全国住房都很困难。那时房地产主要是一个总量问题，解决方案是引入市场化机制，增加房屋供应。但目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高房价和高库存并存，已经不是一个总量问题，而是一个结构问题。如果沿用总量思维，继续做大房地产规模，或者为了去库存，在全国范围减少土地供应，都会导致高房价或高库存的问题持续恶化。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在高房价的地区增加土地，在高库存的地区减少土地供应。这时总量不变，但结构得到了优化。

比如债务问题。为了去杠杆，总量思维的办法是压缩信贷，这也许能降低债务，但对经济的伤害也很大。但换个思路，债务中超过60%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债务。从好的方面说，由于金融体系以国有为主导，政府可以通过企业债转股和地方债置换等手段腾挪债务，所以中国不容易出现债务危机或者说“明斯基时刻”。但问题在于，大量资本被配置到回报不高的地方，而有回报的地方又拿不到资本，这种资本配置的低效会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所以，去杠杆不仅仅是降低债务水平的总量问题，更是一个如何优化资本配置的结构性问题。

比如金融业。从总量看，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达8.4%，超过了美英日，似乎已经发展过度。但是，中国国民储蓄率接近50%，更是远远超过美英日，中国居民拥有巨大的资产配置需求。而巨量的储蓄能否被有效的转化为投资，是中国经济能否长期健康成长的关键。例如，新经济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相比传统的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可能帮助更大。所以，金融同样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更是一个如何改进融资结构的结构问题。

又比如产能过剩。在大跃进前的1957年，中国钢产量只有535万吨，当时的问题毫无疑问是总量不足。但是，中国目前每年的钢产量已经超过8亿吨，排名世界第一，且超过第二到第十五的总和。不光是钢铁，中国目前已经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产能是严重不足的。例如，优质教育的供应远远不足，所以学区房才能卖的这么贵。医疗服务同样如此，就像习总书记曾指出的，一线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所以，泛泛而言中国产能过剩，意义并不大，现状是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

可见，以上四个问题，房地产，债务，金融和产能过剩，都只能用结构性的思维来解决，总量思维只会误入歧途。

第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上升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关键是怎么把饼做大。但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要考虑怎么把饼做的更好吃，同时分的更合理。在大多数国家，应对不平等只能通过提高税率，而这又影响了经济增长。幸运的是，中国还存在不小的政策空间，能做到既有利经济增长，又有利财富分配。例如，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因此人口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既能够降低不平等，又能提升劳动生产率，但这需要户籍和土地改革有进一步推进。

另外，房地产是中国居民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房价的大幅上升会导致财富不平等大幅上升。长此以往，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的利益对立，将成为很严重的社会矛盾。所以房地产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是防止财富分配恶化的关键之一。而房屋问题的核心在于供需，仅靠保障房和发展租房市场，很难有效解决问题。就像香港接近一半人口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房，但其中的居民看到房价不断上涨，自己的财富和有房者不断拉大，当然会渴望也能够买房，所以房屋一直是香港社会的核心矛盾。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增长下滑，同时财富分配恶化的问题。特别是中间阶层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下降，经济呈现空心化。下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上升，民粹主义乘势而起。所以，如何避免两级分化，保证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是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重大挑战。但在目前的税收体制下，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级负担甚重，但对资产收入的课税反而不高，长期来说不利于财富分配更加平等。

第三，从硬需求向软需求转变

国际关系中有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经济和军事实力，软实力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实力。就像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投资固然重要，软实力也不可或缺。中国古人早有类似的智慧，《论语》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而当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对于物质的硬需求就会相对下降，而对服务、文化和环境这样的软需求相对上升。在官方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提法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反映了这一点。目前，服务业仅占中国经济的52%，离发达国家的70%以上仍有差距。服务业的发展，既能满足需求，又能拉动经济。

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文化产业，核心在于尊重多元。服务的质量只有在竞争中提高，思想也只有在碰撞中才能产生火花。当然，这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降低服务业的准入门槛，使得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帮助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和买房难的所谓“三座大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对整个社会的利益做出回应”。

所以，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核心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过去几十年里，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也已经崛起。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优势。但需要直面消费者的服务业，则是民营经济的优势。政府职能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化，是未来国家治理的一大挑战。

第四，从增长到发展

在经济学中，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收入的提高，而发展包括的概念则要宽泛许多，包括收入，环境，分配，法治，健康，教育等等。当然，两者是紧密相关的，更高的收入水平往往能带来更高的发展的水平。简单的说，增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但两者并不必然是同步的。

同时，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要。在低收入阶段，大部分是成本竞争，环境的标准很难订的太高。但从长期来看，如果环境持续恶化，那么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可疑的。另外一方面，高速增长也导致了经济中潜在风险的提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债务上升过快。另一个表现则是在房地产，由于对GDP指标的过度重视，既使得房地产调控很难长期维持，又使得长效机制如房产税迟迟不能落地。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地方政府，对高增长的渴望使其很难抑制投资冲动，这也是地方债问题的根源所在。

增长目标和债务问题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经济的三架马车中，消费增长是比较稳定的，而出口则受制于全球经济长期低增长的环境。因此，保增长的抓手一定是落在投资上，这也是为什么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如此重要的原因。过去5年，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都在15-20%之间。而由于高库存，房地产投资在2015年大幅下滑，因此房地产政策出现了大幅放松。

换言之，要增长就需要投资，要投资则需要融资，融资则债务上升。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影子银行的蓬勃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2009年的19万亿上升到去年的60万亿，而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仅从10万亿上升到13万亿，这个融资缺口只有靠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手段来填补。因此，不论是去杠杆，还是打压影子银行，都和增长目标存在着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如果能够容忍增长的适度下行，腾出空间处理发展和增长可持续的问题，以追求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增长。不怕慢只怕站，从长期看也许是明智的选择。反而，如果靠牺牲环境，坐视房地产恶化，通过加杠杆也许在短期内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水平，但人民的满意度不一定能提高，而长期中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因此，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不妨将GDP增长目标转变为GDP增长底线，而底线则不妨定的低一些。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对人生目标和底线的设定差不多，那么很可能过的比较辛苦。反而是只要在底线之上，都能坦然接受人生的起起落落，才比较容易快乐。

第五，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

根据经典的马克思学说，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已经变成中等收入国家这一事实。这时，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和过去有明显不同。

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5万美元，类似日本80年代中期和韩国90年代后期。统计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明显减速。原因很简单，低收入国家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高收入国家的优势在于技术，而中等收入国家则容易两头不靠。

但也要看到中国仍然有很强的发展潜力。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巨大的国内市场，强势政府动员和组织资源的能力，都有助于在技术上继续赶超。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不平衡的地区发展水平，也有助于保持低成本的优势。而最关键的是中华文明在长期农业历史中形成的家庭纽带，工作伦理和世俗理性，这些文化因素，既是过去也是未来的最大优势。

以上五点，就是笔者对社会主要矛盾36年来首次改变的理解。36年前，通过对文革的深刻反思，全国上下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的，“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已经不再贫穷，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但挑战和机遇仍然并存。不忘初心，既是指不忘在历史的大视野下，中国文明仍在过去200年来，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三峡”之中，虽然无数先人所期盼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坦途，也许就在前方不远处。也在于不忘记过去的成功，正是从务实的心态，而不是某种非黑即白的理念出发，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勇于试错，这样才解决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

万众屏息之中，十九大姗姗而来。

最终中央政治局常委名人选结果，与坊间各种猜测版本也相去不远。这一结果并无太多意外，显然来自各方平衡结果。

当政治的悬疑退却，经济的逻辑才会逐渐体现。如何看待十九大之后传递的经济信号，尤其是未来五年的中国经济变化？十九大无疑使中国政治经济进入新阶段，不仅国内关注，国际也十分关注，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其政治变化也牵动全球市场。

从中国历史而言，每次重要会议的公告最为重要的是定调功能。从十九大公告来看，强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未来五年经济建设仍旧是中国政经改革的重点，也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基调的延续。

众多声音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解读颇有信息量。他指出十九大后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可能要进一步进行完善，强调三点：第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要着力攻克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三大关口，第三是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强调质量第一、效率优先。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目前存在很多问题，但是随着主要矛盾界定，这意味着未来经济问题仍将是高层关注核心，对于政治走势的一些担忧或许也有望暂时得到缓和。虽然未来政策细节没有确定，但是十九大传递的信号明显表示了延续性。正如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最近警告，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危机爆发的“明斯基时刻”，但经济问题多数可以依靠市场逻辑来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大公告显然比以前更加重视再分配的作用。在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时，提出确保到二〇二〇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显然是一个分量极大的承诺，其实现难度并不比经济增长更为简单，其意义对于中国也更为重大。中国的贫困问题无疑是“不平衡”问题的重要体现，若能在二〇二〇年实现农村完全脱贫，毫无疑问将是解决“不平衡”问题的重大胜利，也将写入世界脱贫历史的最光辉篇章。

在强调不平衡的背后，也是世界不平等上升大图景背后公平诉求，随着金融危机以及新技术对于旧体制的冲击，普通民众对公平的诉求将会进一步提升，这是东西方社会都同时面临的问题。

解决不平等，必然引发再分配的问题，重新划分蛋糕往往比起做大蛋糕更引发阵痛。于是，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将取决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平衡，典型如现存日趋庞大的国企体制与日得人心的市场机制之间紧张关系，抑制高额房价与降低金融风险并存的两难选择，再比如城市化聚集效应与控制人口流动的官方冲动，诸多博弈将是未来要点。

从中国股市的反应来看，最近A股连着几日上涨，即使在香港上市的海航以及复星等内地公司也在十九大公告之后上涨。资本市场的变化意味着预期的稳定，对于经历了诸多新闻的2017年，十九大的清晰结局，会让投资者稍微安心，2017年有望平安结束画上句号。一切似乎又回归常态，特朗普上台并没有让美国政治停摆，中国的十九大也顺利交接，用行话来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随着中国存在感加强，十九大在世界范围引发诸多讨论与关注。FT的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的观点代表部分西方视角，他认为中国越来越自信，对西方的挑战体现为意识形态、经济和地缘政治。但如果未来中国政策核心在于经济，那么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冲突或许会退而居次。

当经济问题成为核心，意味着对外而言，谈判姿态比起对抗姿态更有可能。公告强调要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除了强调“一路一带”新战略之外，坚定地站在支持全球化、自由化的立场上。十九大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祝贺其成功。

从笔者刚刚结束美国访学的观察来看，特朗普上台之后的反全球化立场对于美国贸易政策步调有所打乱，华盛顿还在迷茫中继续寻找节奏，十九大却发出了相反的声音。美国高层政界对于中国贸易政策以及产业政策不乏抱怨，但是商界以及州一级的地方政府，对于与中国合作却兴趣浓厚，尤其对于欢迎中国投资以及扩大对华出口。

有意思的是，即使不少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一直作为中央智囊的王沪宁“入常”表示了不菲热情，可谓中国式学而优则仕的又一案例。政治学者出生的王沪宁在90年代就曾如此评价中美差异，他认为政治往往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技术主义，美国最典型，另一种是艺术主义，典型是亚洲一些国家，中国也在其中。这一说法是否准确，都将来未来的中美会话中得到验证，希望更多艺术与技术的共鸣而不是对抗。

公告超过30000字，几乎覆盖了大众关心的所有问题，既有早已多次表述的说法，也有不乏新意的语句。虽然还有很多细节不清晰，但大方向却慢慢从迷雾中逐渐呈现出来。对中国民众而言，他们期待的中国梦应该有玫瑰的色泽，而不是铁血的光辉。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近期出版《白银帝国》、《印钞者》。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