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对于改革的期待越来越热烈。各种迹象表明，新一轮改革犹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这和“十八大”以前的激烈争论、莫衷一是的局面有极大不同，耐人寻味。

其实，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年，可以看作是2004-2006年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继续。第三次改革大争论是由国企改革触发的，迅速蔓延到其他领域。当时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人们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都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批评、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改革失败论”声音到处蔓延，甚至有人断言“改革失败”。他们要求加强政府干预，坚持国企，排斥民企，甚至要求退回到改革前的旧体制。

但形势的巨大变化发生在2008年。这年夏天，中国成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被一些人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年末，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发达国家陷身其中，经济增长放缓，而中国借助海量投资的拉动保持了高速增长，在低迷的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随着时代背景的转换，持续数年的“改革失败论”被另一种声音所取代，以“中国模式论”为代表的、颂扬中国奇迹的观点大行其道。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避免危机，取得辉煌成就，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政府、超强的国企，应该坚持现行体制。

因此，所谓的“改革失败论”与“中国模式论”并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怀疑和否定市场化改革，支持强政府和大国企，支持旧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再加上特殊既得利益的阻挠，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停滞不前，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一些学者警告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趋势愈演愈烈。坚持市场化改革的人们与这这些思潮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强化政府，强化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种观点坚持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改革，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

中共“十八大”能够对延续数年的争论做一个决断，明确中国到底向哪个方向走。11月中旬闭幕的“十八大”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它重申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从经济改革来说，中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完善各种制度，以便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从政治改革说，强调改进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注重健全民主制度，更加注重发挥法治的作用。这意味着，重启改革议程所需要的前提步骤已经迈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与《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合作的新书《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自然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这本书不是远离现实的纯学术著作，而是以深刻的问题意识为先导的现实之作。在这本书写作的两年半时间里，社会各界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这本书也对这场争论作出了回应。在作者看来，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但是由于改革不彻底，导致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要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十八大”以后，改革在整个社会升温，从领导到大众，对于今后的改革推进都有很强的期待。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如何重启，怎样实现改革再出发？《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对这些问题均有论述，具有启示意义。

在1989年以后，中国改革一度停滞倒退，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在1992年再次启动了改革，并以“三步曲”完成了一次改革大推进：第一步，确定目标模式（现在的说法叫“顶层设计”）；第二步，制订各方面改革的方案设计，做出总体规划（或行动纲领）；第三步，实施行动纲领，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1990—1991年，邓小平数次提出，中国应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并没有马上就形成共识，在1991年末还出现了“皇甫平事件”：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呼吁推进改革，但是马上就受到另一种力量的反击。于是就展开了一场到底是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的一场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主流的媒体表现的是一种保守的倾向，但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各界人士以理力争，不懈努力。1991年的10月—12月，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召集了11次讨论会，着重讨论怎么搞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参加讨论会的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认为改革目标要建立市场经济。（参见该书《第十讲1993：经济改革进入“整体改革”的新阶段》）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彻底打破了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在“十四大”前夕，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统一了党内高层的思想。1992年11月的“十四大”上，最终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目标模式确定以后，并没有停留在口号上，又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工作，最终在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整套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方案。1994年开始执行这个改革的总体规划，中国改革终于进入整体推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并最终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正是中国经济能够崛起的制度基础。

可是，20世纪末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还遗留着很多旧体制的痼疾。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要求。然而，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执行情况不尽人意。双重体制的继续存在，使得有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矛盾日益尖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激烈争论。

“十八大”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决定，符合大众对“重启改革议程”的期望。关键的第一步已经迈出，根据上一次改革大推进的经验，第二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总体规划设计好。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做出总体规划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需要朝野上下、官产学各界人士协同努力，环绕完善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这个中心，对财税体制、金融体系、国有经济、市场监管、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府职能等方面做出改革的方案设计，同时也要将政治改革进行通盘规划。然后把这些方案设计综合起来，明确改革的重点，做出各项改革的实施步骤和配套关系的安排，制订一个合理可行的改革总体规划。

第三步，就是按照总体规划的要求，打破阻力，全面推进改革。现在，既得利益越来越强大，它们不愿意改革，今后改革的阻力和障碍会很大，所以要下定决心，就像“十八大”报告所说的那样，“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来推进改革”。如果不能克服这些既得利益设置的阻碍、障碍，改革就很难推进，再好的方案和总体规划也难以落实。

难得的改革窗口期已经开启，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各界应该积极地参与到改革中来，和衷共济，另一方面也不能将改革浪漫化，对于深入改革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阻力要有心理准备，要理性地看待改革的艰难曲折。只有每一位公民都尽力而为，戮力同心，形成强大的改革合力，才有可能将中国推向富裕、民主、文明的更好未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2013，癸巳蛇年。按照中国的历法，是年天干为水，地支为火，意味动荡与变化。

回望2012，究竟发生了什么？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但2012年大众显然更偏好宏大叙事，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能否保持8%的增长率的争论热闹一整年。对比之下，眼皮之下的经济乾坤显得少人关注，虽然官方开年伊始就确定不再“保8”，将全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7.5%。

尽管如此，当2012年第二季度出现7.6%的增长，三年来首次低于8%的数据，却引发业界关于经济硬着陆的担忧。随后PMI与进出口等数据相继步入年内低谷，甚至引发再来一次四万亿刺激的判断。

如今来看，不少机构预测略输准头，即使世界银行也刚刚调整中国全年GDP增速预期，由年中8.2%调低至7.7%。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中国经济虽有远虑，但近忧可解，2012经济在第三季度末触底回升，具体可以参见笔者以往专栏《中国经济政策的教训》、《7.6%发出了什么信号？》。

2013年经济如何走？ 2012年中国经济走过了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去库存化基本完成，2013年可能步入经济复苏期，进入短库存周期的上升段，各项经济指标应该不会差。这从近期经济数据可见一斑，中国12月汇丰制造业PMI预览值为50.9，上月终值为50.5，创下14个月最高水准，这表示经济步入恢复，制造业活动在进一步扩张。

展望2013全年，经济增速将温和回升，同时通货膨胀也维持温和，对于经济业者，这几乎算是一个好年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可能是我们安享的最后的“黄金时间”，将要用尽过去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入世红利的最后剩余价值。如果无所作为，2013将是我们未来颇为值得怀念的“美好旧时代”。

更具有历史视野地考察，中国经济当前状态几乎是前所未唯有的“感觉良好”：相对高增长伴随相对低通胀，但是这一状态注定不能持久。未来中国，不仅应该习惯低于8%的常规状态，而且应该习惯将增长果实更多反馈民众。

从2011年末以来，中国消费对于增长贡献开始超过投资，但按照官方数据，中国当前个人消费仅占GDP的35%左右，仍低于其他类似国家水平。以往以投资拉动的增长，事实是一种对于人民福利的挤压，也就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分配中，象征投资的“大炮”太多而象征消费的“黄油”太少。

提升消费回馈公众，并不仅仅是正义的体现，更是符合经济转型与效率的必然路径。正如哈佛学者尼尔•弗格森所言，欧洲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成功，基于六个制度优势：竞争、科学、私有产权、医药、工作伦理以及消费。其中的产权可谓法治的基石，奠定了政治和经济权利共享的基础；而消费则还原了工人作为消费者的本性，也间接刺激新一轮的生产。“资本家理解马克思忽视了的东西：工人也是消费者。因此，试图把他们的工资压到仅够维持生存是不合逻辑的。”

当前中国，最可与之比拟当属旧日苏联的辉煌时刻，但是国强并不等于民富。即使当时的苏联俾倪欧美，但是正如弗格森一针见血的点评：整个冷战中的最大困惑或许是，苏联为什么不能生产一条优质的蓝色牛仔裤？尽管苏联能生产战斗机和氢弹，但他们的牛仔裤却很糟。

没有消费的支撑，再多摩天大楼也不过是钢筋水泥森林而已，经济转型也是水中望月。经济必须能够回馈民众，藏富于民的本质是放开管制，无论对于民企还是民众，如此才能充分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构成中国社会良性转型的基础与可能。

老话说，历史往往会发生惊人的重复，第一次是以喜剧面目，第二次则以闹剧出现。虽然中国人没在2012年12月21日等来玛雅人的末日，一年中却中见证了高层人事的变动。伴随着微博新媒体介入以及管制的相对放松，以往幽微暧昧的权力政治，某种意义上以全民窥探的形式再现，日渐有演变为一场热门戏剧的趋势。

然而，这未必是坏事，我们离文革的距离也没有我们想得那么远，“去魅化”本就应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题中之义。即使官方新华社，近期也破例刊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七常委的人物特稿，介绍七常委从政历程以及相关言论，而常委们的家庭以及财产情况也赫然在其列。

2013年是新一届政府开局之年，蜜月期也即将告一段落，所谓“新政”，能否落实？2013年，会好么？笔者希望，2013年能成为期待之年，全面重启改革之年。

值得重视的是，2013年是必须珍视的宝贵时间窗口，一系列重大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系统化的全面改革应该重启。例如，在城镇化的口号之下，中国政府应该努力推荐厘清市场与政府边界的战略任务；例如，推动意义重大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推动服务型政府转型；再例如，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强化对债务风险的控制，其中的重点是对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债务风险的控制，等等。

经济学家吴敬琏近些年一直为此呼吁，他的新著《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亦是重复强调“重启改革”。他认为中国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

中共“十八大”报告讲强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么，中国还有什么路？吴敬琏断言未来只可能有两种发展前途：其一，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其二，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和对经济的“控制力”，演变为政府控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这是两条摆在中国面前的静静的路，可以走上其中一条，把一条留给下次，或许再也没有下次了，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或多或少，升斗小民，岁末总有几分愿景。幸好，鲁迅还说过，“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未来10到15年中国的GDP增速会有多高？在讨论中国经济的未来时，这是人们会问的第一个问题。

我自己的答案是：这段时期的平均增速大约是8%或略高，其中前半段会比后半段高一些。为了证明我的答案，我想指出，过去30年，中国的GDP平均增速约10%，即使在2008年至2009年，美国和欧洲经济大幅衰退的时候，中国经济也保持高增速，在2011年和2012年仅有小幅的下滑。以下三种因素为这种快速增长做出了贡献：

第一，中国有充裕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包括机智的企业家、勤奋高效的工人和总体来说聪明可靠的劳动力。在大约四千年前的商朝，高质量的劳动力就利用先进的技术制成了青铜器。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造就了这样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第二，虽然有些机制还不完善，但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较为行之有效的市场机制。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这个因素的缺乏，中国并没有这样快速的经济增长。

第三，作为后来者，中国能以高速追赶先进的国家。美国也拥有前两个因素，但由于缺乏第三个因素，所以不能快速增长。

前两个因素将保持不变，第三个因素的影响将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发达而逐渐减弱，中国总体仍将保持增长。由于中国是个大国，所以第三个因素的变化会很缓慢。当沿海地区变得更富裕时，内地的广大地区仍相对贫穷，仍能为增长提供空间。这就是我预言未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增速仍将保持8%的原因。

考虑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当权。和任何执政的政治领袖一样，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对维护自己的统治兴趣盎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领导人们已经尝试并将继续尝试在必要的时候控制中国人民，同时在必要的时候为人民提供他们渴求的东西。领导人会使用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包括社会福利、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比如教育的提升和民主的推进。推进民主在近几年已经成为了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主题之一。

为了完整地预言中国未来政治体系，除了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行为进行预言之外，我还需要预言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政策的反应。由于共产党的政策是多维度的，不同群体的中国人民对政策的反应也不同，因此对以上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想要预言的是哪种政策和哪部分群体的诉求。即使我们准确地预言了未来共产党会采用某些政策，我们也需要预言在中国哪些群体会支持这些政策，哪些群体不会。中国的社会稳定将取决于在未来有多少中国人民会强烈反对某些重要的政策，以及如果存在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会不会改变这些政策。

在解释了预言中国政治发展的困难之后，我可以根据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行为的理解来提供自己的判断。在我看来，共产党的领导人将有足够智慧不强行向中国人民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这是为了他们自己能继续执政，也是为了作为领导人向中国人民提供利益。因此，未来的中国将保持政治稳定。

以上论断没有考虑一个重要的条件。我在本节开始提到，中国的政治领袖最关心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力。另外，或者有人说强有力的政治领袖会试图为了私利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结果是，中国腐败蔓延，共产党的领导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腐败的问题可能会严重到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到底会或者不会，我很难做出预言。

会有一个民主政府在中国发展起来吗？答案取决于如何定义民主。民主的某些形式会逐渐发展起来，因为共产党和有影响力的中国人都想要如此。但中国民主体系的性质将不同于美国民主。实际上，即使欧洲国家的民主体系也和美国体系不同。首先要注意到，这个话题对大多数居住在中国的人而言，并不像美国知识分子和住在美国、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如果民主产生，其性质将和美国现行民主形式不同，主要原因是中国有着和美国不同的文化传统。美国人看重自由，而中国人更看重社会秩序。美国人充满个人主义，而中国人更有集体意识。比起自由，中国人更看重社会和谐、法律和秩序。他们关心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包括长辈和朋友。孔子在著名的关于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论文《大同篇》中写道：社区的财富应该由每一个人分享，人们应该像照顾自己的老人和孩子一样照顾别人的老人和孩子。这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私人财产体系的理念。

在考虑采用民主时，在选择政府官员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时也将采用某些选举的形式。目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由全国党代表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全中国最有权力的七个人）由中央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目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民主是通过直接选举村干部的形式实践的。在未来，直接选举可以扩展到更高级政府官员的选拔。

（编注：邹至庄，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年提出著名的“邹氏检验”，曾向台湾及中国大陆提供经济政策咨询，八十年代实施“邹至庄留学计划”，经济学家杨小凯、李稻葵、许小年、胡祖六等人受益于此。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email protected]

因在反日游行中用自行车锁砸伤一名开丰田车的中国同胞，现年21岁的蔡洋于今年9月被捕。蔡洋被捕后，他母亲试图为他的行为辩解。

杨水兰说：“学校教他‘日本人是坏人’，打开电视，大部分电视剧都是关于抗日的。怎么可能不恨日本人？”

杨水兰的话似乎有些道理，只除了一点：被蔡洋砸伤的是一名50岁的中国人，而非日本人。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共必须改进“思想工作”。因此，他们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这种有选择的历史教育一方面突出外国侵略者的残暴，一方面忽略中国领导人自身的一些暴行和错误，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的受害者心态，从而增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以往的历史叙述着重刻画中共最终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则把叙述的重点转向中国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斗争，中国的角色由一个光荣的胜利者变成了一个孱弱的受迫害者。

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日趋紧张，其中最令人困惑、也最令人不安的一点是，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与中国人（上至最高层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对中国的看法迥然不同。

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中国就像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庞然大物，一心想欺侮那些小一点的国家。而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孱弱、屈辱的国家。一个老被找麻烦的国家怎么可能欺负别国呢？

20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从中国对邻国外交政策立场的迅速转变中可以看出。

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奉行一种外交政策，这种政策的意图就是将其邻国纳入自己的羽翼。但实际上中国与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地区合作伙伴都存在领土争端，如今，中国政府只剩下两个盟友——巴基斯坦和朝鲜。这两个国家都处于一团糟的状态。

与日本的争端是中国最严重的地区争端。而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度感到紧张不安的日本民众，刚刚以压倒性多数票选出了一届右翼的政府。

一年前要是有人说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这个人肯定会被当成疯子。

但如今，西方外交家、甚至中国政府的一些资深顾问都担心，如果中国船只或飞机在东中国海争议岛屿附近与日本船只发生冲突，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在中国官员和普通民众当中，战争之说流传颇广。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一场“有限的战争”对中国政府有利无害。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这样一场战争显示其决心，并巩固国内对习近平领导的新一届政府的支持。

这种观点目前还不是主流。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美国是一只“纸老虎”，其在中东的行动以及金融危机都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实力。他们断言，如果中国能够从日本手中迅速地夺走几个无人居住的岛屿，美国政府不会干涉。

另外一些头脑比较冷静的中国战略家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会被迫向亚洲地区的盟友们表明姿态，以示美国有意愿、也有能力为这些国家出头。

就目前而言，关于战争的言论仍只是一些老将军和蔡洋这样的年轻人的空谈。这些年轻人从小接受民族主义教育和毋忘国耻思想的熏陶。

别国无法改变中国的教育体制，也无法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但至少，外国领导人必须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心态。

译者/何黎

12月13日，中国海洋局的飞机出现在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上空，中国首次对钓鱼岛进行海空立体“维权”，这也为持续近8个月的钓鱼岛危机画上了重要一笔。

2012年中国外交的重点集中于东部沿海一线，从南海到东海，“麻烦不断”，中国也在危机管理中积累外交经验。21世纪前十年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权力结构的调整必然反映在外交层面，2012年中国外交正是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烦恼”的应对，也许这样的局面随着“中国崛起”这一议题的展开还会继续，中国需要从麻烦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中国崛起”时代的大外交，唯有如此，才可能避免疲于奔命的“救火式”外交。

周边是首要

在中国“全方位外交理念”的表述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然而，“关键”与“首要”的重要性很难厘清。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大国外交的关键性得以凸显，大国外交、首脑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主要路径。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以及中日关系等大国的双边关系占据了主要的外交资源。

中国迈步于“大国崛起”的道路上，以大国为外交的关键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翻检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大国兴衰史，很多时候大国崛起的关键在于周边，没有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崛起的跳板就变成了藩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周边的含义远远超出了其字面意义，它不仅指代一个国家周围的邻国，更是一种权力分布的态势。当代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是平等一员，但是真正决定世界发展进程的是大国，于大国而言，周边意味着边缘地带，也是大国博弈的舞台或者缓冲区。一个大国走向崛起，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其崛起的基石，而如果周边是破碎的，则可能让崛起昙花一现，如二战后的苏联。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大国之一，周边外交不仅是首要，也是关键，更具有基础性。2012年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在昔日比较平静的西太平洋，军演、对峙不断上演，一个直观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战略力量向亚太一线集中，从而使中国周边成为中美博弈的“边缘地带”。2010年，美国希拉里在东盟宣布美国回来了，中国外交界、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在研究“狼来了”的问题，两年过去了，中国逐渐习惯“狼来了”，因为“狼”并没有那么可怕。

中菲黄岩岛的对峙折射出美国在中国周边“搞小动作”的限度，菲律宾上至总统下至外长都需要拿美菲同盟来对抗中国。中国国防部长时隔9年访问五角大楼，美国并没有做出给予菲律宾军事支持的表态，而是采取了“不选边”的做法。此后，中国实际强化了对南海的控制权，包括设立三沙市等。南海问题也成为菲律宾、越南等国在东亚峰会这个地区性论坛上对抗中国的“筹码”，然而，东盟十国在南海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泰国、柬埔寨等国不愿意因南海问题损害与中国的关系，7月份的东盟会议，由于各方分歧较大而没有发表会后宣言。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的周边。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双边经贸往来不断增强，但是，地缘经济上的合作并不能代替地缘安全框架的建立。在安全方面，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与美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关系。东南亚地区在地缘安全与地缘经济上呈现二元分离的态势，在经济上，搭乘“中国龙”崛起的快车以获得经济利益；在安全上，依靠“美国鹰”的羽翼以获得安全保障。当然安全与经济的分离并不是东南亚所独有的。冷战期间，随着西欧诸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大西洋共同体也呈现出安全与经济分离的态势，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外交界讨论最多的是如何维系大西洋共同体。

安全与经济的二元分离，中美两国各具优劣。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贸易并不能真正稳定周边态势，花钱无法购买和平，需要真正构建地区性的安全机制；对于美国而言，军事同盟不能给盟友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同时军事同盟的可信性也在受到质疑。对于这样的局势，中国可以安抚周边国家，继续绥靖，以实惠弱化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或选择强硬姿态应对，让周边国家明白，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是麻烦的来源。很多政策选择是在两可之间，2012年的中国周边外交更偏于后者。无论强硬还是绥靖都是一种政策选择，而政策效果则需要评估，在此基础上选择更优化的外交政策。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分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中国周边的特征，能够弥合二者的分离则是对中国崛起的莫大考验。中国周边在地缘上是中国邻国，在战略上是美国的“邻国”，因此，周边外交的首要性也包含了大国外交的关键性。

“错误知觉”与中日僵局

没有人会料想到2012年的中日关系会急转而下，而起因在于日本地方政府官员石原慎太郎在美国的“大放厥词”，即日本东京都政府将“购买”钓鱼岛，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让中日关系降至近年来新低，而且日本政坛也因此而风云变幻，民主党不得不提前大选为自民党让路，第三党势力的影响在扩大。

无论钓鱼岛还是教科书都是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难题，在短时间内都难以解决，而这些问题之所以能够时时发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错误知觉”。所谓的“错误知觉”并非是误会，而是一种认知思维的惯性，这种思维的惯性包括先入为主、惯性思维以及历史认识。决策者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以自己的知觉来分析“信息”，对时局进行判断，最终做出决策。在此过程中，人们往往容易愿意将对方视为团结一致的整体，同时高估或者低估危险性，这种错误的知觉会使对峙加强。

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发表“购岛”言论之后，在中日政坛引起波澜。石原乃日本地方政府的长官，发表关涉外交事宜的言论已经越权。石原的“购岛论”也揭示了钓鱼岛为日本实际控制的事实，这与中国人传统的“钓鱼岛为我国固有领土”的认知有了巨大的反差。石原的言论被迅速炒热，在为个人赢得政治资本的同时，开启了中日“错误知觉”的大幕。

7月7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抢在石原慎太郎的东京都之前将钓鱼岛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国有化”更多是土地产权的交易，从私人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以此来防止地方政府挑起外交争端。对于中国而言，无论东京都政府“购岛”还是东京政府购买都是让中国直面丧失领土的事实，这是关系到主权领土的核心利益，因此，无法做出妥协。在东京政府宣布“国有化”之后，中国国内很多人并不相信这将变成事实，而直到日本政府通过了国有化的法案之后，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中日从“政冷经热”陷入了“政寒经冷”之中，中日经济战不仅被热炒，也变成了事实。

中日两国是东亚两强，未来东亚地区的合作取决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态势。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之后，两国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滋生，国家兴衰之间，民族情绪处于震荡之中。中国“未富先傲”，而日本“未衰则躁”。

中日关系是大国关系的关键一环，于中国崛起而言，日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笔者曾主张中日两国都需要向德国学习，日本需要对于历史问题做出深彻的反省，而中国则需要从德国在二战后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努力中汲取智慧与营养。

钓鱼岛引发的危机尚未平息，中国维权的舰船与飞机在挑战日本“实际控制”的状态，可以预见，2013年钓鱼岛依然是中日关系的焦点，而且会撬动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奥巴马政府虽然采取了“不选边”的姿态，但是国会却将协防钓鱼岛纳入到预算之中，这意味着，钓鱼岛成为美国“调度”中日关系的砝码。

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渗透着“大国兴衰”的逻辑，相比之下，中国是个崛起国，而日本依然处于“失去”的轨道上，美国则处于“守成”之中。三个国家虽处于同一个时空之中，但是历史发展进程却迥然有别，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唯有将自身置于大国成长历史进程之中，才可能在汲取大国崛起的经验，同时处理与不同历史进程中的大国关系。

中日之间的僵局为东亚局势带来了很多变数，但是中日之间的底线是不战，至少在这一点上各方之间是具有共识的。而朝鲜半岛的“导弹与核”在2012年里也牵涉了中国不少的精力。

半岛无核化：现实与理想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坚持半岛无核化，但是这一立场却屡屡经受朝鲜核试验或者火箭发射的挑战。与中国的立场和愿望相悖的是，朝鲜实际具有了远程核打击能力，这是中国外交潜在的麻烦。中国周边成为世界上核武器最为集中的地带，从而对中国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挑战。

12月12日，朝鲜突然发射了“光明星3号”火箭，并且将“银河3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美、韩、日等国基本判定朝鲜初步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技术，换言之，朝鲜在理论上可以对美国构成核威慑。所谓的威慑包括能力、意志以及可信性，在三个要素中，朝鲜只缺少能力，在频繁的核试验与火箭反射过程中，虽然受到安理会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反对与制裁，但是朝鲜依然我行我素。

在朝鲜锻造本国核威慑力的同时将中国置于两难之中：朝鲜是中国的盟友，也被视为中国的战略屏障，但是这个盟友却频频做出让中国意外的事情。自去年末金正日去世之后，朝鲜经历了权力的第二次交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鲜进行了两次火箭发射行动，其中4月份的发射以失败而告终，朝鲜与美国关系逆转恶化，而此番火箭发射更是出乎各国意料之外，在发射前一天还传出由于技术问题发射需要延迟至29日的说法，但是第二天火箭便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

拥有核威慑力的朝鲜具有更多的选择权：或者继续以往的道路，以“核”来引起周边大国的关注，以此作为谈判的资本；或者改弦易辙加入核俱乐部，开启改革的征程，融入东亚的合作网络之中。朝鲜之所以可以“特立独行”，根源在于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封闭国家之一，所谓的制裁与封锁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特立独行”的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维持本国人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在市场经济时代，自我封闭意味着资源无法自由流通，经济增长便无从谈起。

朝鲜的杀手锏也是其软肋，核武器不能替代大米，经济与安全同样重要。朝鲜以地缘政治的优势来制衡东北亚的地缘经济网络，这种权力的裂变使朝鲜成为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网络的空白点或者黑洞。随着朝鲜具有远程核打击能力，这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裂变将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挑战，对于中国而言，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关乎东北亚安全，也关乎崛起大计。

中美关系“纵深”发展

大国是关键，而中美关系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胡锦涛在2011年初访美，2012年习近平访美，保持了中美关系的连贯性。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的利益纽带不断夯实，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两国的沟通提供了渠道。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让中美关系很难重走美苏冷战的老路，即便在美国“战略再平衡”的背景之下，“遏制”中国都是非常不现实的事情。

与传统大国关系不同的是，中美关系的焦点在经济层面，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经济关系向纵深发展。2012年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不再是焦点，美国更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商业性，以及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汇率问题的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在于人民币汇率水平趋近均衡；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产业升级正在进行中，中美的贸易竞争向产业竞争转移。美国需要在核心产业方面占据先导，因此，产业的竞争使美国更关注中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三一重工、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在美国受阻，三一集团甚至将奥巴马政府告上了法庭，这意味着中美外交关系的主体真正多元化，除了政府间关系之外，企业也成为重要的主体，所谓的公共外交已然兴起。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硬权力”的范畴，更多的是国家能力、社会活力、文化自信的角逐。

在区域经济整合、国际货币等领域，中美之间的竞争更见真章。中国在推动东亚地区的FTA建设的同时，美国以TPP渗透其中，日本在参与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区的同时，也徘徊于TPP的门槛之外。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东亚国家货币与人民币的关联度超过了美国，中日韩三国的金融合作受阻与美韩、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同时发生。

凡此种种，中美关系不仅广度上在拓宽，而且深度上在发展，深度的相互依赖与竞争使中美关系成为不同以往的新兴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可以走一条不同的大国兴衰之路。

2012年是世界“换届之年”，权力的交接对每个国家的影响不尽相同，一个成熟稳定的宪政国家可以在权位易人之后保持政策的连贯性；而一个经过动荡与革命而进行权力交接的国家则需要专注于国家内部事务。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是内政的组成部分，中国外交的目标或者使命是维护本国利益，其中包括主权领土完整、国内安宁、国际安全、人民福利等，人类发展与世界和平是一种理念，而非外交的切实目标。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也期待中国外交有理念、有目标、有路线、有图景，换言之，中国需要向世界说明自己，实现自己，除了利己的外交之外，也需要基于利己基础上的利他外交，因为这样的外交才让世界安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近期召开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备受瞩目，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的第一次经济工作会议。虽然会议总结与此前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精神一致，但还是突出了中国新领导层在明年及今后五年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及时间表，这令人期待2013年可能是中国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起点。尽管新领导层对未来改革的思路和方向确定，但需要克服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如何在诸多经济决策中的两难和次优抉择中进行选择，表明改革之路仍然充满挑战。

2013年对于中共新领导层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不仅是新政府开始执政第一年，又是“十二五”计划执行一半的时点，新领导层将不会允许硬着陆的情况发生。虽然会议内容并没有明确声明明年的GDP目标，但笔者预计政府会把2013年最低GDP增速目标设定为7.5%。

正如市场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3年将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尽管如此，笔者认为2013年的财政政策将比2012年更为扩张，而为了提供有利国内消费和投资的环境，减税力度将更大；与此同时，2013年财政赤字可能会大幅增加；至于货币政策方面而言，为保持流动性，将有多次降准。‬

从中国国内11月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来看，在政策支持下，中国经济处在温和复苏的轨道上。然而，私人厂商投资仍相当疲软，显示巨大的产能压力下制造业企业投资新设备的热情不高。从11月新增贷款数据显示，10年来中长期企业贷款增长第一次出现下降，也进一步证实以上情况。‬

此外，在9月和10月强劲的增长后，11月出口增速下降到2.9%后。展望未来，笔者认为，在全球经济恶化的条件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将继续疲软的态势。‬在全球经济恶化的条件下，增长将继续是由政府投资支持，复苏仍然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

外部环境不佳，国内潜在需求也疲弱，此外，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开始显露，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严峻。基于此，笔者认为，2013年温和的复苏将继续，但上行空间不大，增长确实只有依靠改革红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会议的重点是经济结构改革。笔者认为，它包括以下几点信息：‬第一，将经济由过去的靠量增长转变到质量和效益提高的增长方式。在会议之后的讲话并没有提到 “稳定和相对快速增长”之类历来说法，而是强调可持续性。

第二，强调将城市化作为提升国内消费及改善农村人民生活条件的基础。鉴于城镇化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的户籍制度（户口）有可能大幅开放。

第三，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及时间表，令人期待2013年可能是中国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水岭。这和习近平在访问广东期间表达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中国应该做到以下三点：1）通过关键领域改革拉动国内消费；2）加快城市化进程；3）提高创新能力和生产力。

到目前为止，新领导层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有决心和能力实施改革。首先，自第十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开始反腐败运动，到目前为止已有多名高级干部接受调查；其次，在习近平首次政策倡议中，即“八条规则”中，呼吁结束挥霍无度和空洞的言辞，这意味着相对于过去的重大突破；最近，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选择深圳作为外出巡视第一站，这表达对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敬意，意在来展现坚持深化改革的决心。‬

现在问题在于，具体如何推进这些工作？这些都是检验新领导层的能力及决心的巨大任务。‬改革开放30多年，容易做的改革都已做了，没有团体受损而所有人得益的帕累托改进计划很难再看到了；今后如何改革可能都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由此带来的矛盾错综复杂，具体执行和落实是需要政治勇气和执政智慧的。

展望未来，还需观察具体举措及执行。中国经济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笔者更期待具体的动作，密切关注明年户籍制度改革、国企提高分红及大部制改革是否会有突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责任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

站在十字路口的人总是惴惴不安，中国经济站在十字路口，迷茫难免。改革开放再次成为时代最强音，但如何改革、如何开放，正在考验着中华民族的勇气与智慧。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对于任何政治家而言，这都是棘手的局面。某些改革举措有可能受到很多阶层的反对，有可能因为改革影响到部分拥有博弈权的人的利益而短期停滞，甚至因为新秩序适应期导致市场在短期内下行。此时，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心理准备得越充分，对改革的复杂性考虑得越多，越不会被短期的市场涨跌左右，越能够从容应对。同时，摆脱极左与极右等极端思维的桎梏，稳健但坚定的推进改革，宁可放慢速度为未来奠定根基，尤其重要。

以中国股票市场为例，定期机制的长期扭曲，使得市场形成了一批依靠内幕、依靠一二级市场价差食利的阶层，这些人手握巨资，在目前的体制下如雨得水。从表面上看，这批资金甚至是中国股票市场活跃度的重要支柱，以至于成为市场风向标，几千万的散户眼睛盯着几家营业部、几个敢死队员。但从长期来看，这样的市场必定成为无序、无公平、价格扭曲的市场。当证监会开始紧盯内幕交易、加大惩罚力度时，新政策不仅遭遇到视上市为政绩的某些地方官员的强大狙击，也受到强大的股市既得利益群体掣肘，甚至某些买入垃圾股希望重组成功一飞冲天的散户的抱怨。并不奇怪，当连篇累牍的内幕交易报道出炉时，有一些公司“我自岿然不倒”，成为市场公平度的逆向标竿。

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但增速下降，与以往相比，人们更加富裕，但阶层分歧与不安全感却在加深。有一种观点蔚为时尚，即最大的风险并非处于国家贫困交加之时，而处于繁荣之后的利益调整、公民社会的建立之时，正因为如此，分析法国大革命爆发原因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才成为当今中国的畅销书，有一些文字甚至可以直接用于当下的中国：

立宪君主制的37年是我们和平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唯有这个时期在这方面能与路易十六朝代媲美……就像当下的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很难相信如下事实，赋税不平等，习惯法五花八门，国内关税，封建权利，行会管事会，官职等等，有了这些东西，国家居然能繁荣富裕。此书写到繁荣的两大动力：一个依旧非常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

以下一段话甚至成为当今中国的写照：国王继续以主子身份讲话，但他自己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日每时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向它咨询，对它敬畏恭维；根据法律条文国王是专制的，但在法律实施中受到限制。在当下的中国，我们既看到网络民意的力量，也注意到上层人士与下层人士一样没有安全感，他们受到政府规则、党的纪律、法律的约束，却时时游离于规则约束之外，甚至建立独立的警察小王国，在这方面，过去的重庆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分析样本。

改革需要勇气，没有勇气绝无撕开利益网络、重建利益分配秩序的可能性。勇气是基础，智慧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与三十年前在经济接近崩溃、建立在一穷二白基础上的改革不同，此次改革是在三十年繁荣之后去除隐患的改革，是重建市场新秩序的改革，改革的阻力比三十年前大得多，理想主义大刀阔斧的改革，下场大多不妙。

再以中国的土地改革为例，在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镇化有完全不同的路径，既有剥夺农民原始积累的劣质城镇化，也有健康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提高城镇化质量，扩大内需，也就意味着需要给进城农民原始积累，以及后续发展的空间。

目标明确，在实行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如果农民的征地补偿提高十倍，一向视土地财政为地方基建投资资金基础来源的地方政府该如何生存？在征地过程中形成的政府、地方强势人物、农民的金字塔型利益链条该如何破解？农民进城后如何寻找谋生之职，目前与市场脱节的苍白的高等教育，如何转换成企业与农民、就职人员都需要的职业教育体制？

所有的改革都是在复杂的博弈中求得均衡，在均衡中获取相对较高的效率。对于民粹主义者而言，征地分配过程中最好的利益解决方案，当然是把征地款扣除基本成本之外全都发放给被征地的农民。但是这样一来，损毁的不仅有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大大小小的政府白宫，所有偏远县、县与村之间的公路建设都将停顿；对于空谈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些问题很好解决，只要把公路、桥梁全都交给市场化的基建公司即可，但他们忘记了没有市场企业愿意染指公益项目，中国市场化圣地温州等地的规划与基建落后于其他城市，原因就在于此；而对于政府主导的支持者而言，由全能、大德的政府统一资源、统一分配，打掉黑社会平均财富，无疑是让人省心的极佳方案。

显然，极左或者极右的路径，都将让中国走向深渊。多年的洗脑教育与不均衡的资讯容易培养出极端主义者，在这方面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对抗各派利益群体，更需要对抗极端主义思潮，这也是最难的环节。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除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能动摇之外，保障市场、法治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效发展同样非常重要。

具体手段包括，既得利益群体不能继续扩大，否则，将给中国任何试图追求公平的政府制造更多的敌人；在改革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以低成本达成目标，比如给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向税收过度时间，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取得均衡，建设公共财政、减少转移支付的数量，这才是提高财政效率的根本，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取消土地财政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是降低土地财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公民的合法财富必须得到宪法强有力的保护，否则，被剥夺的不安全感将阻挠创富基础。

中国要避免革命，要继续改良，我们不应该制造更多的既得利益者，不应该以封闭制造更多的极端主义者，更不能够以大规模的疯狂运动剥夺合法财富。理性改革，平稳过度，尊重市场规则，房产税从试点过度到全国，户籍改革在经济富裕的长三角、珠三角开始启动，逐步减少垄断央企的红利还利于地方与市场，“中庸”的改革并非弱势改革，稳健而坚定的改革才能持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email protected]

最近两年来，中国官员的财产公示成了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盖因大家都把它看作反腐的利器，乃至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和个别官员对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或者在网上公布自己的财产，也让人们对出台有关制度充满想象。尽管“十八大”报告只字未提财产公示问题，但从会上一些高官谈及该问题的态度来看，我个人对新任领导人主政后在全国推出有关官员财产公示的制度，持一种乐观看法。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对此的要求和期待很强，中共无法在此问题上躲闪，它必须回应人民的关切。

例如，上个月，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谈到该问题时均表示，会根据中央的要求逐步推进本地区的财产公示。俞甚至说，只要中央决定，自己很容易公开，“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也表示，若中央要求，他愿意公开财产。此前，新疆区委书记张春贤主政湖南时，亦曾有过类似的表态。不管这些表态是作秀还是真心，至少说明在中共内部，还是有些官员包括高官不担心公布自己的财产。这与社科院前些年的一个调查相吻合，该调查显示，超过六成被调查的官员赞成财产公示，而且，司局以上的官员赞成的比例还高于县处级官员。

既如此，为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公示制迟迟出不了台？一些试点地方的做法最后也虎头蛇尾、偃旗息鼓？我认为，根本的阻力还是来自上面的担心，即若真的在全国推开财产公示，社会对官员普遍的腐败到底持何态度，上面拿不准。如果公示显示官员的腐败不严重，这跟社会对腐败的认知不符合，可能会认为中共在做假，这将有损该制度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如果公示显示出官员的腐败与社会的预期一致，人们是否能够容忍这种腐败，中共其实心里没底。所以，中共对公布官员财产也就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既不反对地方的试点，也不提倡。

从各地来看，这几年，大概有十多个地方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的试点，包括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宁夏银川，以及浙江磐安等。这些地方除个别地区外，试点的力度都不是很大，多数只是在内部申报和公示，并未向社会公开，且试点的层级也不是很高，只限于县级，由此可见这些试点的一个特点：它不是制度化的，而是严重依赖本地最高主政者的意志。如果最高主政者被调离或其意志改变，那么它就很难推行得下去，可持续性很差。有关的调查表明，上述地区的试点，最后基本无疾而终。因而，严格来说，它们都算不上是财产公示。

这正是制度性不足和无法制保障带来的后果。当然并不是说，中共在此方面没有约束。自1995年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来，中共已出台了多项涉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财产登记”、“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方面的文件。但是该规定及其他相关文件天生就具有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求申报的收入和财产不全面，上述规定只要求领导干部报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收入、房产、投资等方面的事项，还缺乏有关债务、社会关系、商业活动、出售或者购买超过一定数额的资产等方面情况的申报信息；二只是内部的申报，而非公示，只有上级相关部门和同级领导能够知晓和掌握这些信息，即使单位同僚也不清楚；三是缺乏对申报财产的审核机制，官员申报的财产和收入是否属实，有否瞒报，并不进行审查，即使审查，也多半内部处理。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相关的制度规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下，无法做到审核。

上述三方面的缺陷，尤其是官员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的缺失，导致官员能够轻易隐匿和转移财产，从而使得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相关文件失效。最有条件监督的单位同僚由于无法掌握相关信息，对不实财产申报无法举报；即使掌握这方面的信息，鉴于利益的一致性或害怕打击报复，也不大可能去举报；即使举报了，多半也会被单位领导作为内部问题处理，上升不到法律层面。除此外，它还会导致另一后果，即领导干部会把官员的财产申报变成下属效忠自己的一种工具。

所以，要使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这套做法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成为反腐的利器，就必须重构这一制度，建立一套完备的、便于群众监督的办法，弥补上述三方面的制度缺陷。这首先需要提升相关文件的法律层级和效应，也就是，它不仅仅是党内对官员的约束与规范，而是要变成法律或条例。按照中国立法法的规定，县级及以下政府是无立法权的，它们不能制定一些带有强制性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制度规范，此种权力只赋予给了省级政府。换言之，若要在中国全面推开财产公示，至少在省级层面应制定一部带有强制性的的法律法规。这个法律法规既可以是一部专门的财产申报公示法，也可以含在其他法律法规（如政府信息公开法）之中。总之，它必须是经过国家或省级立法机构制定出台的，用以规范全国或省级范围的财产申报公示做法。

出台这样一部法规，应包含以下几项主要内容：一是收入和财产明细，把现在未纳入申报范畴的有关债务、社会关系、商业活动、出售或者购买超过一定数额的资产等方面的信息都纳入进来，即举凡与官员任职及家庭成员有关的一切信息都纳入申报公示范畴；二是公示审查的环节，一般来说，除了向社会公示外，还要有对于申报内容进行审查的环节，以及对于谎报、瞒报行为进行惩治的规定；三是时间表和路线图，这点对全面推广最重要，因为只有为全面推广制定一个时间表和行动路线图，才能让人感觉到政府的反腐诚意。

其次，除了完善申报公示制度本身外，还须做好社会诚信体系、信息统计体系、实名制财政体系，以及预防资金外逃等相关制度建设，并对有关的技术条件进行改进。这里需要强调金融机构在反腐方面的重要性。正如一些论者所讲，金融机构不仅要对在任以及曾经担任过公职的个人的银行账户进行重点审查，而且要对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所要求开立或者保持的账户进行审查。政府部门通过确立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的义务，可以使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并报告可疑的交易活动，是预防和监测犯罪资产转移的重要制度基础。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坐等这些制度和技术条件都建立和完善了，才能进行财产公示，事实上，上述制度建设和技术改进，只是辅助条件，是为了更好地行使公示，它们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不不难解决和完善的。即使一时不能完全解决，也可边做边完善。指望条件全部具备再来出台有关制度，如果不是借口就是懒惰。

至于时间表和路线图，我认为，如果从明年算起，这个时间表可以5年为限，也就是到2018年中共19大召开前，所有政府官员，至少是各个部门和单位的领导，以及相关重要部门的官员，其财产必须全部公开。但为了减少财产公开的阻力，刚开始时可从新提拔和任职的官员做起。目前，财产申报公示制的一个症结，是切入点难寻，一些专家为此设计了几个方案，比如从腐败高发的建筑工程等领域的官员开始，又或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从当前几个推进力度比较大的地方看，都是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这说明在此方面有一定共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把财产公示与官员提拔捆绑起来，官员为了升迁和政治前途，更愿意接受社会的监督，公开自己的财产。

官员财产公示是从财产的终端方面来反腐败。无论从国外的实践还是理论而言，都应该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高发。因此，要出台这一制度并全面推进官员财产公开，从目前来看，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即让官员明白，中国建立这样一项制度，目的是为了防范今后继续出现大面积的贪污腐败和权钱交易，而不是用来（或不主要是用来）对过去因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所导致的腐败进行清算，这样可以减少官员的抵触情绪和上层的担忧。

附注：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这项制度在最近两年推出的可能性更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2009年日本民主党(DPJ)上台时，曾信心满满地希望让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中日关系回到友好和稳定的状况。

在成为日本民主党的首位首相之前，曾任大学教授的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以美国为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表示谴责，并指出，日本应努力与中国及其他邻国在政治上融合、结成“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

有一件事或能说明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友好的重视程度——他冒着激怒保守派的风险，打破惯例，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安排习近平与日本天皇进行了一次会面。当时习近平是公开的中共下一任领导人，现已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然而，中日关系并没有多少起色。日本民主党首任外务大臣冈田克也(Katsuya Okada)与中方的会晤并不愉快。他批评中国政府不愿削减核武器军备，这激怒了中方官员。围绕中日双方海军舰艇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令本已阴云密布的中日关系更加紧张。

中日之间的这些摩擦有一些是源于日本民主党经验不足，以及日本保守派政党自民党(LDP)长期执政期间建立的两国间非官方沟通渠道突然断裂。

由于未能兑现为颇具争议的美军驻日海军基地寻找新址的承诺，鸠山由纪夫被迫下台，日本民主党就此对改变外交政策丧失了热情。随后在2010年发生了日本扣押中国渔船船长事件。那名船长的船只在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与两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相撞。该群岛处于日本控制下，但中国对声称对其拥有主权。

日本政府最终释放了中国渔船船长，但该事件加剧了中日两国在领土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今年导致了更严重的事件爆发。

中国外交学院(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的日本问题专家周永生支持中国政府在中日岛屿争端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但他表示，中国领导人们犯了一个错误，在鸠山由纪夫2009年当选日本首相后未能及时接过他抛出的橄榄枝。

周永生指出，中国领导人当时不确定鸠山由纪夫是否确有诚意改善中日关系。他说：“他们错失了一个好机会。他们反应得太慢了。”

译者/马拉

最初，日本零售集团永旺(Aeon)经理们的担心似乎毫无根据。一个星期六的早晨，3000多名愤怒的抗议者，出现在这家集团位于中国东部港口城市青岛城郊的Jusco购物中心外面，不过抗议者列队走过，没有冲击地方官员派遣警察组成的警戒线。

但永旺的青岛企划主管Hiroshi Ono表示，喘息只是暂时的。那个9月的周六上午晚些时候，一个更加庞大的人群重现，抗议日本政府购买位于中国东海的数个争议岛屿。这一次，抗议者破门而入，蜂拥进入这家面积逾6万平方米的商场中，一阵疯狂打砸洗劫。员工夺路而逃，中方经理在保安和警察的协助下才得以脱身。

这一天，在这片城郊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日本企业也经历了同样的场景，一直以来支撑中日商业与经济关系的假设遭到挑战，令人震惊。过去，中日外交危机从未引发如此大规模、如此愤怒的公众抗议，对商业影响甚微。谈到中日关系时，中国的分析人士常说：“政冷经热。”

这一事件发生在9月15日，部分受到震动的驻青岛日籍高管称之为“9/15”事件。此后，企业显然无法不受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了。单是永旺商场的损失就达7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估计，当月中国的反日骚乱给日本企业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00亿日元。

代价更加高昂的是，中国人呼吁抵制日货，这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汽车和消费品生产商，也打击了为这些制造商提供刹车板和发动机润滑剂等各种产品的日本供应商。

例如，9月份丰田(Toyota)汽车的销量同比下降了49%。10月份，日本对华总体出口同比下降12%，至9480亿日元，这是自1979年有记录以来，日本对中国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最大月度贸易赤字。10月份，前往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与2011年同期相比锐减三分之一。自去年3月的核电危机以来，中国游客一直是日本旅游业的支柱。

同时，日本企业遭遇来自贸易展览会的非官方禁令，使其难以接触顾客。它们还因中国监管机构延迟批准其跨国并购而蒙受损失。

瑞穗研究所(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的中国问题专家铃木贵元(Takamoto Suzuki)表示：“在中国，什么都得经过政府审批，现在审批是越来越困难了。日本和中国都承认，双方必须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但中国这个国家，政治影响一切。”

经济纽带的破裂不仅仅影响到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五分之一。它们的商业部门日益融入到全球供应链的环节之中。

对于菲律宾等同样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邻国而言，经济寒流提醒它们，它们自己的商业关系也可能面临风险，令人忧心。

投资者也不能认为摩擦是暂时的。尽管有些分析人士表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可能愿意缓和紧张关系，但日本周日即将举行的大选很可能导致日本的外交政策向右转移，立场更加强硬。东京称双方存有争议的岛屿为“尖阁诸岛”(Senkaku)，北京则称之为钓鱼岛，日本控制着岛屿附近的水域，现在中国政府的巡逻船经常挑战日本对这片水域的控制权，这让很多日本民族主义分子愤怒不已。铃木贵元表示：“看上去，尖阁诸岛问题将持续下去。”

自今年第二季度开始，日本陷入双底衰退(double-dip recession)，举步维艰，这一消息无疑雪上加霜。日本人口萎缩，这意味着，日本扩大国内市场的前景有限，很多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寄希望于新兴亚洲市场的增长，尤以中国为首。

上周，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调降了对今年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期，从2.3%降至1.7%，部分理由就是岛屿争执冲击日本对华出口。日本颇具影响力的商业游说组织经团联(Keidanren)的会长米仓弘昌(Hiromasa Yonekura)呼吁日本政府采取行动，修复中日关系。他批评日本政府认为尖阁诸岛不存在主权争议的官方立场“难以理解”。

但中日纷争也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青岛及其他城市出现的抗议场面促使部分日本企业重新思考其中国市场战略。一名驻青岛日籍高管表示，参观青岛寻求潜在投资机会的日企数量一落千丈。9月15日，至少有10家与日本有联系的企业遭到袭击。

在华经营的日企超过2.2万家，其中很多供应机械和零部件，在中国出口工业的成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他日企向中国日益增长的消费市场供应的产品越来越多，同时还提供更多的服务，如物流管理。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促使很多公司寻求出路，减少对该国的依赖。汽车厂商日产(Nissan)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今年10月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将继续按计划在中国进行投资，但中日关系的持久不睦可能会减缓扩张速度。

如果日本企业撤出中国，将使中国更难接触到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以及生产和物流经验。中国如要成为发达国家，这些经验是不可或缺的。

被洗劫的这家青岛购物中心由永旺与一家中国合作伙伴组成的合资企业经营。其中方经理表示，日本的现代化管理让他受益颇多。“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学习国外的先进事物，不论它来自哪里，”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理说道，“我们尤其应当与这种知名、先进的日本公司寻求合作。”

永旺购物中心的打砸事件还表明，最直接受到反日骚乱影响的还是中国人。永旺购物中心部分为中资所有，员工也是当地人。而且，尽管青岛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政府一样在岛屿争端上愤怒情绪高涨，但多数人仍谴责对企业的攻击，并认为失去就业机会才是最大的洗劫。

一家青岛日产经销商的最大专卖店被砸。该经销商的经理李昆（音，Li Kun）表示，当地政府提供了修缮费用，但中央政府应当为更加高昂的销量损失买单。“对我们来说，政府计划不当，（对抗议的）应对也不合理，”李昆说。

另一家青岛日产经销商的经理打出了中国对岛屿拥有主权的标语，支持“坚决抵制日货”，使得自己的专卖店免遭抗议者攻击。但之后销量的大幅下滑迫使他跳槽到一家销售韩国和法国汽车的公司。“我的收入减少了一半，我必须为家庭着想，”这位经理说，“我也担心这种事会再次发生。”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的贾庆国称，一些中国人没有认识到中日经济关系破裂对本国的影响。“两国都受到了伤害，很难说谁受到的伤害更大，”他说，“中国的损失可能更大。”

然而，即便是青岛日产经销商的经理也认为，经济损失将无法阻止中国的爱国者通过抵制和其他经济施压手段，来迫使日本在一场普遍认为事关民族尊严的问题上让步。许多人对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心存怨恨。他们说，自己的国家已经足够强大，已经能在岛屿问题上与日本叫板——他们认为，日本政府在19世纪窃取了这些岛屿。

中国外交学院(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的周永生坚持认为，在岛屿争端涉及的经济影响方面，中国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坚实，增长潜力雄厚，它将能够消化掉这些成本，”他说，“日本则无法消化这些成本。”

不过，最终账单的出炉还需要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政府能否搁置岛屿争端。目前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上个月，两国与韩国同意展开三方贸易协定正式会谈。中国政府在骚乱之后也在平息公众的反日抗议。

不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日本公司称，抵制呼声对它们与中国的业务往来影响甚微。即使是受抗议影响最严重的一些企业也保持着乐观。

青岛永旺购物中心上月重新开业时宾客盈门，购物者津津有味地吃着餐饮区的面条，逛着时尚专卖店。Hiroshi Ono表示，虽然一些股东对新投资表现出担忧，但永旺仍计划在中国和香港的50家购物中心与超市的基础上进行扩张。“我们准备以每年10家新店左右的速度发展，”他说。

日本汽车的销量也出现了试探性复苏，意味着爱国主义情绪和担心日本产品让主人遭殃的恐慌可能正在消褪。“如果日本产品物美价廉，人们自然会购买，”贾庆国说，“情况不会完全回到从前那样，但一段时间以后，负面的影响会大幅降低。”

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尖阁诸岛争端悬而未决，中日经济关系仍将容易遭受外交冲突的影响。

在北京城东的蓝岛百货大厦，一名电视机售货员称，日本品牌东芝(Toshiba)和索尼(Sony)的销量，在抗议爆发约两个月后仍持续走低，比以前低大约一半。

“顾客先看看索尼，再来到飞利浦(Philips)的柜台，”这名店员说，“他们知道飞利浦是荷兰品牌，而中国与荷兰没有任何领土纠纷。”

译者/何黎

（编者按：自2006年起，中国学者杨早每年都主编一本年度评论集《话题20**》，从《话题2005》到《话题2012》，已有八本。这一书系重在观察与记录当年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变化，强调“播新知，列谱系，破虚妄”。每年杨早都会为《话题》、同时也为整个年度写一篇综述，以梳理这一年的精神脉络。《话题2012》给今年定的关键词是：去魅。2012，从诺奖、爱国到韩寒、雷锋，甚至后宫与食品，一切都在褪去光环，露出本实。）

什么样的话题会进入《话题》，其实是一个随机事件。历史没有真相，新闻也无所谓重要。至于我这样一个没有江南style的欧巴，在年末继续猥琐地关注各类政治娱乐身边八卦之余，突然一身正气地坐下来写综述，我其实是在记录一些情绪。在我看来，情绪是有史以来最易消散的东西，但又是有史以来流传最恒久的物事。

挑一件事代表2012的情绪，我会投一票给“诺贝尔文学奖开奖”。诺贝尔奖的拧巴，在于它像娱乐奖项一样拼命玩神秘，甚至更进一步，连提名名单都没有，逼得媒体与博彩公司在全球的各界高手里面海底捞。因此，奖前的预测与盘口，“得与不得”的计算，开奖后一窝蜂式的报道，“配与不配”的争议，这个奖说明什么的分歧，展望未来的评断，都构成了一幕一幕的人间喜剧。尤其当2012的诺贝尔文学奖花落我们这样一个吵架大国，声浪几乎掀翻了房顶，有人漏夜把他的书上架，有人毅然将他的书下架，有人赶着偷萝卜，有人忙着种高粱，有人高歌牛掰，有人逼问软弱。是大国造就了莫言，还是莫言提升了大国？这是最让我兴奋的话题：多元，价值观，精神生活，莫衷一是。

因此我选择用几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成名作，作为这篇综述的小标题，顺便提醒你们：深入阅读，独立思考。

耻

我不是很能确定2012的哪件事更让一个中国人感到深深的羞耻。是为被轮奸的女儿请命的唐慧被劳教，还是T恤上印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被劳教？是暴雨北京无助地结束于车里、河里、地下室里的生命，还是寒冬毕节垃圾桶里被废气闷死的五个小孩？是自命智识阶层的男女在朝阳公园门口挥出的上拳下脚，副教授赏给八十老人的耳光响亮？还是西安街头90后打工者狠狠砸向日系车主的那把U型锁？

这些事件之所以让人感到羞愤，只有一个理由：我们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一个号称文明的社会里。而更令人羞愤的，是恶行的受害者无法得到应有的同情、洗刷与补偿。“抓应该，放也应该”，“没抓住时机逃生是他自己的责任”，“五毛就是该打，自负其责不就行了”，“国家大义面前，日系车主就不能少开一天车吗”？这些评论可能比受难事实更让人心寒。

这些言论混淆了“行”与“义”的区别。一个成年人，在明了并自愿承担行为后果的前提下，选择什么样的行为，与这种行为是否获得价值上的肯定，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觉得某人可恶就“可以”出手殴打，从殴打到杀戮也没有绝对的界限。而谁“可恶”是否又归于自由心证呢？无论“国家大义”还是“民主自由”，都不应是使用暴力的借口。而公权力的失误，包括积极失误的抓捕与消极失误的忽视，如果没有任何公开透明的反省与制度性的弥补，我们如何指望这种失误不会重演，不会愈演愈烈？

伦敦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则提供了另外一些令中国赧颜的事迹。中国羽毛球女双队员消极比赛，或许从总教练到运动员，都真心相信“拿到金牌就是好战略”。而不将家人病重或逝世的消息告知正在备赛的运动员，更是工具理性全面压倒了价值理性。因为任何比赛都没有具有超越日常伦理的重要性。

这些耻辱，不会仅仅停留在2012。

我的名字叫红

《中国好声音》拯救了日渐式微的选秀。它提供了新的形式，新的卖点，新的话题，但没有改变选秀的内在逻辑。“盲选”设置的入选悬念与激发的观看热情，在后期与“2005超级女声”全然无殊的赛程与投票中，已被消耗殆尽。

清宫戏和“屌丝”，这两个热点被诡异地接合到了一起。关于屌丝的叙事中，“逆袭”自然成了永恒的主题。一旦结局是逆袭成功，前面一切关于“弱势”的描写，都会加重观者代入、释放的快感。较之传统的“小人物成功”叙事模式，“屌丝逆袭”模式的最大变异，或许在于主人公不再寄身于“坚守美德+顿悟人生+时来运转”的寓教于乐故事，而是直接贴上了“腹黑”的标签，通过对自我的否定，全盘接受了高富帅白富美们制定的游戏规则，再通过对规则的运用克服先天的弱势，取得最后逆袭的成功。

在《甄嬛传》里，甄嬛的内心挣扎几乎可以忽略，她的成功在于选择一种低调的符合其身份的存在姿态，等待权力象征物皇帝的一次一次的垂青。她很少气苦，更无短见，不需要修炼，就将自己定位成了宫中打不死的小强。一切的危机与困境都是外来的，无关内心，而这位后宫女屌丝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成为古今“屌丝”的偶像。这部电视剧中人物的精神固化与价值虚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

所以《中国好声音》也好，《甄嬛传》也罢，都可以集结到“屌丝的逆袭”这面大旗之下。导师椅激情转身与甄嬛成功夺权的幻象背后，是中国社会对于资源分配日益固化的焦虑与失望。不知何时，公众愤怒与仇恨的焦点已经从“官”、“富”悄然向“官二代”、“富二代”转移。这种概念化的恨怒，与食品卫生问题及特供食品的存在、幼儿园入园难与虐童、“逃离北上广”与“拼爹”等现象遥相呼应，提示着中国社会的敏感痛区。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2012年末回顾一年前激起波澜的“韩三篇”，不禁感慨于题目的准确：《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当时有人问：为什么这三篇的题目不对称，按照谈、说的模式，第三篇不该是《论自由》吗？此后的事实告诉我们，革命可以谈，民主可以说，而自由，只能去“要”。

乌坎、什邡、启东、镇海……每个地方的事件内情不一，地方当局的处理也方式各异，但这些地域能引发全国性的关注，只有一个理由：它们都是公众索要自由表达与自由选择的象征。事件中具体的是非（比如PX项目究竟有多大危害）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市民以群体行动来与政府决策博弈的模式。在“论自由”没有足够的空间与形式时，“要”就成了唯一的途径。当然，这种自发的行为也会挟带着各种私心与过火，但是有什么别的法子吗？

也许在这一点上大陆人可以学学香港。香港今年爆发了一连串的抗议，准不准自己人拍照，让不让大陆人来港生孩子，能不能在地铁上吃东西，要不要标准化的国情教育，都构成了抗议的原因，上街的理由。不过有抗议经验的香港人，抗议行为与日常民生互不相妨，香港没有动用邻市特警，抗议者也没有砸车扔花盆，有些事情解决了，有些事情还悬置着，不管怎样政府与民众间有可见的互动，事件有相对透明的进程。

“韩三篇”没能等到这更大更深入的讨论，就淹没在“代笔门”的口水战里。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对革命、民主、自由这些大词的不同认知，正是歧路亡羊的中国社会亟需通过激辩与争议走向共识或索性分裂的关键点。即使韩寒曾因“韩三篇”成为某些人眼中的“背叛者”，能将不同阶层的公众引向同一讨论空间的客观效果，也是一桩知识建设的功德。而纠缠于“代笔门”的成篇累牍，或许可以满足许多人的道德义愤，释放许多人的偶像批判或保卫教主的热情，从社会知识推进角度而言，所得其少，反而制造出许多不必要的分裂。

“代笔门”当然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提供的正能量大概在于“去魅”，不仅是对韩寒，对方舟子的去魅，一大批热衷其中激情昂扬的发言者，都在此战中再次向公众展现了“只看立场，不问是非”的中国论战特色。在2012，意见领袖与时事评论员们，迎来了又一次集体的意外死亡。这或许倒自然形成了言论江湖的门户清洗。

生死疲劳

如果一个人在2012年走完从生至死的历程，会遭遇到什么？

假设你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女婴。首先，你可能不知道该在哪儿出生。2012年北京的月嫂最高价格破万，同时的新闻，是香港人对“双非”孕妇的反感与排斥。但不管多贵，不管多难，你的父母总是会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起跑线往前挪一点点。

上幼儿园了，虐童事件各地频发，父母天天犯愁：该把你送到什么样的所在，才能避免被拎双耳被胶带封嘴被打耳光被倒放进垃圾桶呢？

上小学了！你正式步入了危机重重的漫漫人生路。万一你遭遇了坏人的引诱，万一你遭遇到强奸，会不会被法院定性为“嫖宿幼女罪”？如果你妈妈为此事上访，会不会面临劳教的处罚？

提心吊胆地熬到了中学，更糟糕，你的男同学开始成年，如果交友不慎，搞不好一瓶硫酸就会泼在你青春的容颜上。

高考季节，全家族总动员，为你毒青蛙，为你拦路人，所有这些行为，都转化为压力，放在你那稚嫩的肩膀上。

谢天谢地，你平安地考上了大学。可是孩子，每一次去洗手间，你都要万分小心。你可能会被高年级男生偷窥进而强奸、杀害；你也可能晚上被叫出来陪老师喝酒，高空坠亡。

阿弥陀佛，你大学毕业了，也找到了还算体面的工作。可是，为什么你郁郁寡欢，又总是劳累不堪？也许有一天，你会猝死在一次加班之后，也许，你会因忧郁症自杀，微博上做最后一次直播。

幸好一切平安无事。宝贝，被人叫剩女没关系，当不了白富美也没关系，千万要身体健康，不要去吃路边摊的地沟油，不要去喝某某牌的牛奶，旅游时不要轻易上当地的游艇，如果你摇到了号，不要买日系车，不要在别人演爱国戏的时候出门，不要在下雨下雪时开车上路，国庆长假别出门，除非你真的喜欢高速公路七日游，或智取华山。

如果你能嫁一个好人，就一起好好过日子。不要因为挺方或挺韩而吵架分手，也不要参加微博约架，给下一代树个好榜样——这比全民学雷锋靠谱得多。如果你所在的城市，邻居因为什么事情集体散步，请和平关注，也请他们注意表达的策略。

如果你们有幸能活到老，没被舌尖上的中国击垮，请保持阅读，锻炼思维，争取不得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抑郁症和老年痴呆是中国人的大敌，不只因为情况普遍，还因为政府与社会对此少有作为。

上述这些全是个案，幸运如你，一定都能避开。可是为什么一年下来，你的心里还是沉甸甸地装满疲惫？中国人似乎都活在阴影下，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会不会淋湿自己的头。这种忧患感不是坏事，比起“八十年代”动辄担心开除球籍问题，切身的忧患，更能帮助我们坐言起行。

诺贝尔奖开出了盘口，这是会让八十年代的文青吓跌眼镜的消息。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都褪去了魅力，这就意味着：重建的时候到了。我们用掌声送走了莫言代表的八十年代，莫言代表的乡土传统，或许还有“莫言”的家国分离的权力体制；我们能否合力构筑一个有着“规则下的平等”，一个真实、有序、恰如其分的社会？一个能感知生死疲劳的社会，就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社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魏城，责任编辑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近日，曾经备受瞩目、一波三折的李庄案再度峰回路转。最高检察院和重庆市一中院分别就李庄控告当年的重庆专案组徇私枉法一事听取其意见，国内媒体也迅速跟进，有论者称之为“李庄案第三季”。

此案无疑已成为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标志性案例之一。倒不是因为当事人所受冤屈和损害极其严重（中国冤假错案有远甚于李刚案者），而是因为此案直接关系对重庆“打黑”运动的评价与定性，政治意味深重，而且当年重庆的相关官员出于私心和打击报复目的，公然置法定程序与法治原则于不顾，亦属触目惊心。李庄案“第一季”和“第二季”期间，因其强烈的政治风向标色彩而成为“敏感”话题，一时之间公开媒体无法自由讨论，彼时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要对“歪曲事实”的报社和记者起诉的“双起论”也让人心生寒意。幸运的是这一页已经揭过，最不堪的时期已经过去，反思李庄案的教训有助于构建中国法治的更好未来。

在李庄案的激烈时刻，媒体上也曾就“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权衡问题展开热议。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说，“德国的现实是如此粗鄙，以至于不需要理论家的分析”。所谓“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问题，是在法治和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已臻于极度完善的国家，过于严格的程序是否会带来实质上的不正义的问题，其前提始终是遵守基本的法律程序。而李庄案及重庆“打黑”期间的所作所为挑战的是基本法治的底线：司法机关能不能不经审理就对被告人做有罪推定；检方能不能因律师为被告人做辩护就将其列为报复对象；公、检、法能不能不遵守法定的相互监督与制衡机制而串通一气，刻意陷人于罪；检察机关能不能教唆证人作伪证；法庭审理要不要遵守法定的举证质证程序，等等。在这个层面上，程序正义本身就是实质正义。毒树不可能结出佳果，不遵守基本程序必然造成错误和冤屈。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假如对李庄案的重新处理能够带来对重庆“打黑”运动的深层次反省，以及方向性的摒弃，那么更大的期待就是，整个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够回到更强调“依法治国”的轨道上来。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提出“依法治国”口号，而依法治国的前提是实现更大程度的司法独立，但在最近几年里，司法独立诉求越来越被政治需要和维稳大局压倒，“党的领导”近年来得到更多强调，乃至凌驾于“依法治国”和“宪法法律至上”之上。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司法改革进程的停滞不前，以及方向上的困惑和迷茫。

中共“十八大”报告重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本月初讲话时强调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假如能使宪法中已规定的公民权利得到完整的落实和切实的保障，中国的人权状况已足以大大改观，而实现这一点需要政治意志。

最后，李庄案期间重庆当局对所谓“黑律师”的打压，以及借此案所掀起的舆论攻势，甚至要求律师“讲大局、讲政治”的教育，已经影响到中国律师群体的生存状况，独立、公正的法律职业群体的存在本身遭遇挑战。这一状况需要纠正。政府需要强调并保障律师独立、超然于司法机关与政治的身份，只有具备这种超然性，当公民需要从法律职业群体那里获得对抗公权力的服务和保护时，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那些限制律师、吓止律师、导致律师视某些类型的诉讼为畏途的制度性障碍，应该得到及时的拆解。

法治原则的另一个要求是，不能让诉讼和审判变成政治斗争与清算的替代品。宋朝马定国有诗“苏黄不做文章客，童蔡反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到头奸党是何人？”写尽政治斗争和本质性判断带来的混乱与荒谬。原诗是写北宋的党争，但放到当今中国的现实中，也不禁让人心生联想。走出这样的困境就是坚守法治原则，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法律作为唯一的判断准绳和游戏规则。唯有如此才能走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泥潭，构建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一、中国会政改吗？

毫无疑问，中国政治的未来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不仅因为在理论上对接了“文明的冲突”或者“历史的终结”这样宏大的问题，也因为其与十几亿人口的命运息息相关。不管是遮遮掩掩的学术论争，还是街头直白的“饭局革命”，都在热切争论诸如“中国会不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政改，会朝哪一个方向去”这样的问题。

2010年，我在FT中文网发表了一篇《中国政改的历史与现实》的文章，引起了不少讨论和争议。我当时意在指出,领导人口头发言表示要政改，不一定能真的推动政改，因为会受到各种制约。温家宝2010年密集谈政改被认为是个重要的信号，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1986年邓小平谈政改的次数比温家宝更多，决心更强，也未能推动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当然，实事求是来看，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确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最明显的例子是基层直选，尤其是1987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农村基层政治格局的改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未能推广到县乡级直选，包括县长、乡长和人大代表，但这个基层的口子已经放开。

基层民主带来的好处很明显。耶鲁大学的钱南茜（Nancy Qian）等人研究了中国基层民主化对公共品供给和再分配的影响，发现整体而言，实现基层选举的村庄，不仅公共品投资总体上增加了27%，而且村庄内部的再分配使得收入差异下降，实现了由选举前较为富裕的家庭向贫困家庭转移。这里有两个启示，也就是基层民主既有利于做大蛋糕，也有利于把蛋糕分得更加公平。

实际上，对应中国而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问题，也同样是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但是不是能从治理好一个村推广到治理好一个市、一个省乃至全中国，还需要细查。在发表于FT中文网的另一篇文章《中国改革是怎样失去共识的？》中，我提及了政治上无竞争的情况下，统治的合法性以前是来自“以增长换稳定”，发展成了硬道理，并不意味着构成中国社会的各个群体对未来的政治改革有一个清晰的共识。但当过了一个阶段之后，分配不公的问题会对政治稳定提出挑战，这时候要转向“以分配换稳定”的统治策略。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要放弃增长，只是说必须直面长期增长率逐渐放缓的事实，以及不公分配带来社会冲突对稳定统治的挑战。而正是在这里，下一步怎么走，其实并没有共识可循。

这就是意味着，并不需要讨论中国会不会政改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政改已经在进行了；要讨论的是到底怎么改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很难达成共识。

二、顶层设计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那么下一步到底怎么走呢？这里面主要的分歧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方向：是走顶层设计的道路，还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方向都能在官方学者中找到支持者。例如“坚持走顶层设计之路”的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和认为必须“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才是正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

（一）顶层设计

对于一直语焉不详的“顶层设计”，许耀桐在《人民论坛》（2012年，第368期）发表了《顶层设计内涵解读与首要任务分析》一文，详解了顶层设计的来龙去脉。《“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顶层设计”一词以来，迅速被各类知识分子和媒体引入，开展了广泛的讨论。甚至像《财经》杂志这样一贯坚持市场取向的媒体，也在不断讨论该如何“顶层设计”，全然不顾这个概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工程设计和计划经济的遗留物。按照许耀桐的解释，顶层设计译自“Top-down Design”是一个工程技术的设计理念，意思是从最高层开始从上到下一层层设计好，并不单单指对最高层的设计，还包括对中层和基层的设计，具体化到细节。尽管许强调不能将顶层设计完全解读为工程设计，还需要“哲学思维和人文思想”，以及设计好的各层有没有相应的“施工队伍”可以来完成执行。

我并不特别清楚许在此关于“需要哲学理性思维”和“崇尚人文思想指引”在顶层设计中指的到底是什么，但这样一种设计的思路，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1945年，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Hayek, F. 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519–30.）一文，已经明确指出这种计划经济思路要么因为成本太高而无法集中所有的知识，要么即便能集中所有的知识也不具备及时处理知识的能力，所以是不可能的。

而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的惨痛教训似乎并没有使知识分子们彻底认清“分散的社会知识通过自发的市场机制去协调才是最为有效的”，乃至于还留恋和纠缠于类似“顶层设计”这样荒谬的概念上。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概念甚至掳获了吴敬琏这样的一度被称为“吴市场”的学者的心。

难道是学者们从中依稀听见了美国费城制宪会议的声音，认为那也是一种“顶层设计”？威尔逊曾经说美国是“制宪难，行宪更难”。27个宪法修正案一路走来的血泪史说明了宪政的实现绝非什么“顶层设计”可以达成，而是在具体的行宪过程中，反复折腾，才渐成共识的。以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废奴和投票权为例，美国直到1865年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才废除了奴隶制。尽管1866年已通过“民权法案”，但要在1868年才由“第十四修正案”确认了其宪法基础。而后在1870年的“第十五修正案”规定“所有公民不得由于肤色和种族的区别而受到选举权的限制”，但却不包括妇女的投票权。一直要等到1920年美国妇女才在宪法中通过“第十九修正案”确立起投票权。这中间的社会运动、政治斗争不计其数，“顶层设计”又岂能设计一个本就不确定的未来？你可以说其中有一些普适的价值和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值得坚持的，但不能把“顶层设计”当真。如果当真了，我不得不直说，那恐怕是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们”集体幻听了。

（二）摸着石头过河

反倒是房宁对此的认识比较清醒，尽管房宁的言论经常自相矛盾。但房宁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一文对“顶层设计”是外行的批评，却是有道理的。房宁的论证是基于政治乃众人之事。这就意味着政治改革涉及每一个人，而基于每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过房宁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好像是一夜之间变天，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而且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把俄罗斯带上了绝路，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中国社会而言，台湾地区的民主实践经常被当成政治改革的例子。认为这是成功政改的，往往夸大了蒋经国的英明神武，就好像台湾没有经过“美丽岛事件”、“江南案”等就一下子变成了民主社会；而认为台湾政改是失败的，往往仅仅聚焦于陈水扁的贪腐或者议员之间的闹剧式斗争，而看不到台湾社会整体上的“和谐稳定”。实际上，台湾地区的民主还在发展中，但显然不是一帆风顺，靠什么顶层设计就能完成的。

房宁总结“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改革是“问题推动”、“经过试点”、“统筹兼顾”的，一来避免类似“顶层设计”这种虚无理论先行的做法，二来由于从实践出发又统筹兼顾和试点改革，能避免出现全面政改失当带来的巨大代价。这样来看，房宁似乎也认为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无非是不能采用顶层设计之路而已。

但房宁的前后不一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已经成型。在《中国政治模式已经形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31日）一文中，房用“三统一”、“四制度”、“五不搞”来总结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所谓三统一是指“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种文字细究起来，也完全能以套套逻辑来完善，例如说“依法治国”只要立足于在宪法中规定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就不会产生矛盾。而达成“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也可以在纸面上说成一件事。

但这种牵强附会的论证能不能得到现实的印证，恐怕是个大问题。最近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考察北京牛街社区时说“让党员成为群众眼中的好人”，的确与之前的一个招聘“段子”遥相呼应。那个段子是说有个小妹去应聘，对方人事边看简历边说“你是党员啊”，小妹紧张回应说“党员里也有好人啊”。党群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类说法现在也基本不提了，部分党的干部也全然忘记了党员也是群众，加上数量众多的党员腐败案件的爆发，难免党员就被群众当成反面典型。郭金龙的本意是说“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但这与群众眼中的党员显然不属于同一类群体。

房宁的“四制度”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房认为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逐步定型”的体现，而且“这四项制度是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的根本制度”。这显然也通不过现实的检测。在“一国两制”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制度不同于大陆，实行区域自治。问题在于在香港如何发展党组织？如何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党在香港发展与基本法的冲突由什么机制来协调？再比如说在郭金龙调研的牛街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区自治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在牛街这种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会不会与社区自治的原则有潜在冲突？或许不仅是因为理论本身的混乱，也是因为通不过现实检测，房宁才发明出来的企图含混过关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逐步定型”这种说法。

房宁还化用吴邦国在2011年提出的“五不搞”来加持其所谓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吴邦国提出“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经过中共中央集体决策的确认。中共的指导思想迄今为止已经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到“三个代表强调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代表，私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如果这不还不叫“指导思想多元化”，那么“多元化”这个词大概就失去意义了。与此同时，“不搞私有化”这个说法也与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实践格格不入，与邓小平关于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冲突的。这说明试图将违背现实的东西揉在一起搞成所谓“有机统一”的理论努力，最终只能是个“四不像”。必须指出的是，执政党的成功经验恰在于“以增长购买稳定”的最近三十年里，或多或少依靠了“指导思想多元化”和“私有化”，这恐怕也是执政党到目前为止还维持了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理由。

如果房宁能坚持其一贯的逻辑，那么现实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切实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领导与自治的潜在冲突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经成功的经验问题。从“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中总结出的“问题推动”和“试点”，在这里依旧适用。房宁前后不一的说法只能表明其理论投机行为，不仅无助于真正解释中国政改的现实，也无助于为中国政改提供政治学的洞见。

（三）何处寻路？

当然有人会质疑说“摸着石头过河”更多是基层的经验，哪怕再上升一点，也不过是一个地方的经验，能不能应用到全国的范围？更何况“政改”是下一盘很大的棋，要通盘考虑，摸着石头过河，试点然后推广这种模式不适用。许耀桐就指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是初级的、浅层次的，而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由于不在浅滩近处，石头不好摸了。因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已难以应用和奏效。”由于摸石头已经力不从心，所以迫切呼唤顶层设计。

在我看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摸着石头过河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而且这个视角适用于政治体制改革。而“顶层设计”尽管是错的，但这一路分析其背后要指向的是党自身的改革问题。尽管广义而言，党自身的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摸不到石头过不了河了呢？这个判断是存疑的。许耀桐在文中也明确指出顶层设计的首要任务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积极谋划”还要“稳妥推进”，并着重处理“放权、基层民主选举和党的制度建设”等三个问题。

在放权这个领域，邓小平以来的改革经验表明，政企分开，允许市场而不是计划发挥作用，能取得经济增长的巨大成果。那么在行政领域实行党政分开，允许基层扩大自治的范围和强度，能不能提高行政分支的效率和可问责性（accountability）呢？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切实的问题，并且可以通过试点来检验其效果。由于在政改思路问题上充满争议，那么观察一下生产思想产品的大学和智库恐怕就很有必要。对具有相应行政级别的大学和智库而言，由于党政不分开，使得行政部门会借党的权威对研究部门进行干涉，造成思想不自由的局面，从而降低了思想产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这也是为什么高校和智库无法有效提供高质量政策建议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可否在这个领域进行试点，党委与相应行政级别的大学和智库脱离，再进一步看党政分开之后的效果。

而基层民主选举的扩大化显然也是可行的，这不仅包括在当下还没有实现基层民主直选的地方全面实现基层直选，也包括将直选的范围从基层扩大到县区级领导和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两块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还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同样可以试点的也包括党内民主。基层党组织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严重，需要尽快采用民主程序来确定诸如党费使用等重要问题。党内民主不仅包括中央政治局，也需要落实到基层。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治理恐怕也是组织管理学历史上的大难题，如果管理一个超过8000万人的组织，当然构成巨大的挑战。按照目前的集权式管理，必然会产生党员的腐败问题，而运动式整风运动即便能在短期内达到一定效果，也不能保证长期上抑制腐败。而允许各地党组织自行探索党内民主的具体模式，未尝不可。

对邓小平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放权问题。在没有一个统一可循的放权模式之前，允许各地或者各个分支去自我探索自治之道，倒的确可以成为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可选道路。这一来得益于中国地大人多，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留出来作为政治体制的试点改革。二来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政治改革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态度。

由于未来确定的不确定性，所谓的政改“路线图”和“时间表”之类是作不得真的。倒是关于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不管中国未来走什么道路，都是适用的。中国共产党要维持稳定和发展，也离不开这些原则。这里的问题是，随着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原则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想要用原来的方式维持稳定和发展会越来越困难。也将会迫使党不得不做出改变，而这种改变本身就是政改题中应有之意。

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言，“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已经提供了至少两个有用的经验：基层民主与“一国两制”。对于基层民主的经验，前面已经说过，应该普及到所有基层；与此同时，也可以试点扩展基层民主的经验到县区级。而“一国两制”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形式来扩大试点：一种是通过连锁城市的形式来实现，即香港提供港式制度与管理经验在内地设立新的“城市”，由所在地提供城市土地，并吸引来自全国的投资者和移民参与城市建设，例如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城市收益由几方共享；另一种形式是扩大“一国两制”的试点，既然香港可以试，内地例如上海浦东的综合配套试点改革步子可以再大一点，试点特别行政区，如同当年试点经济特区一样。

三、政改的思路

只要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连续性并且是应对不确定性的过程，实际上就能避免走上“顶层设计”的歪路。相比之下，摸着石头过河尽管注重实际经验，但未必会继续赢得党内的支持。

有人试图通过对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的文本分析，得出有“新政”气息，但这种看法很可能是错的。对比十七大和十八大关于政治体制部分的论述，尽管十八大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列在报告第5部分，比起十七大列在第6部分，提前了一部分，也首次明确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或者“中国特色政治道路”的看法有个转变。

实际上详细比较两个部分的论述，不难发现变动不大。并且在这些成熟的共产党政治话语之下，是看不出政改迹象的。在十七大报告中，政治体制被分成六个方面加以论述，其顺序是：人民当家作主、基层民主、依法治国、统一战线、行政改革、和权力监督。在十八大报告中，政治体制被分成了七个方面，主要是将“人民当家作主”分拆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两方面，而在之前这原本是纳在一个方面。接下来的顺序是基层民主、依法治国、行政改革、权力监督和统一战线。唯一不同的是对统一战线的处理，将之调整到了最后。

这其实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也不意味着统一战线问题不重要，或者行政改革及权力监督会得到更多的重视。究其本质而言，分析此类文本并试图从几个方面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还是接近“顶层设计”的思路，而显得不够实事求是，或者说不愿意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甚至也忽视了以前摸石头得出的经验。

对政治体制改革而言，从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视角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威权政治的最终转型如果没有来自社会基层的大量民主实践，恐怕也是不可想象的。孙立平和张千帆两位教授最近又都一再提醒社会的溃败和个人的堕落是不能有益于政改的。在个人普遍堕落、公共精神崩塌的溃败社会中，即使来自上层的力量推动了政治体制的转型，往往也难以维护新制度。对每一个具体的公民而言，不必仰望庙堂，而是扎根社会，把专业技能与公民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不必寄望“顶层设计”，还是继续“摸石头”去吧，至少“摸到的石头”或许还可以用来铺政治体制改革的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树必自腐而后虫蛀之。

“空谈误国”最近很热，尤其涉及人心向背的“腐败”问题之际。中共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多次表态“腐败涉及亡党亡国”，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而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岐山主管中纪委，甚至重现问计专家的新闻桥段。凡此种种，使得国人对于习李时代的“反腐”再掀热情：这次，来真的了？

那么，中国腐败究竟有多严重？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数据，如果清廉以10分为满分，在2011年“清廉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sIndex，CPI）排名中，中国得分3.6，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75位，对比之下，香港为8.4，台湾为6.1，澳门5.1，印度排名95。

透明国际的数据历史虽谈不上多久远，但不仅为学界接纳，近些年也出现在中国官方宣传文本之中；虽然其统计方式虽然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中立性却不容置疑。对于中国，更为公允的评价应该是纵向比较。中国90年代曾经在41个国家排名中一度排名40，最近十年的低谷在2005年，分值为3.2，在158国家中排名78。

由此可见，比起过去，中国的清廉指数虽有起伏，但仍有不少进步，为何目前腐败愈发人人喊打？正如学者资中筠先生近期所言引发诸多反响，“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接受腐败教育：妈妈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对我不好。”

数据是冰冷的，身边的故事则显得生动得多。伴随着“裸官”到“裸商”的过渡，近几年来腐败几乎成为最能够激起公众集体情绪的词汇之一，甚至当年提出腐败某种情况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学者张维迎，也对于近年腐败的加剧错愕不已，声称腐败已经蔓延到到语言领域。

当我们谈论腐败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各家对腐败定义不知凡几，透明国际的广为人知的定义是“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美国兰德研究生院院长RobertKlitgaard甚至给出一个著名公式：“腐败＝垄断－责任＋自由裁量权”。

综合而言，笔者认为，腐败更准确的定义是掌握权力的个人基于其自由裁量权而收取租金。在真实世界中，政府权力就是一笔巨大资源，其中大部分租被政府收集，小部分被权力系统中的个人收集。

也正因此，腐败问题有“表与里”两个层面：表面的问题是，在为政府收租的过程中，个人自由裁量权过大，将其中部分租金收入私人囊中；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政府权力过大，收取的租过大，且未经完备授权，滋生了诸多寻租空间，也使得贪腐层出不穷——更进一步，即使完全清廉的官员组成的政府，但仍旧可以收取过大的租。

也正因此，民众对腐败的义愤，不仅在于腐败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更在于腐败引发的不公加剧，也间接拷问政府收租是否公正、合理——换而言之，腐败不仅是经济上的剥削，更是权力分配的歧视。

现代政府，往往有作为民众守夜人的职责，收取合理租金有其必要性。与之对应，政府收租之后应该为民众提供所匹配的公共产品，而腐败减少了民众理应获得的服务；更加严重的是，官员收租之后，往往允许其收买者超出规则许可范围地行动，间接置其余于不公平境地，如此是双重的不公正与剥夺。

也正因此，腐败并不是仅仅一群体制内官员自肥的封闭小圈子，其影响足以外溢到整个社会，诚信缺失以及潜规则盛行不过其中一端。城池破碎，还可修葺一新，但是人心颓败，恐怕难以重拾底线，腐败盛行之下，社会溃败的隐忧甚至超过社会动荡。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距离权力的距离，几乎定义了一个人成功的几率，腐败因此成为不公正获利的扈从。民众对腐败的憎恶，也掺杂着对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的义愤；当收入分配不均已经是社会稳定最大隐忧，如果这一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制度性腐败，则是超级炸弹。

腐败的负外部性可见一斑，可见人人都恨腐败，既然如此，为何不去根除腐败，甚至出现民间所谓“越反越腐”的咄咄怪现象？

已故的美国学者奥尔森晚年曾经倾心于对权力及经济繁荣关系的研究，他认为经济成功要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其次则是没有掠夺行为。

对照来看，腐败无疑是对于这两个条件的侵蚀，且如果繁荣的真理如此显而易见，为何没有所有国家都跟随？奥尔森指出，提供法律与秩序的成本，一般情况应该远远低于国民收入以及税收，财产等不平等甚至往往有助于维持秩序；但是在经济政策不善以及制度不良的国家，则存在另一番情况。

在这类国家，政府的规定价格往往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下（之上也成立），那么区间就有大量的寻租空间，买卖双方都会因规避法律而有所收获，私人领域的所有激励也倾向于破坏法律，这也是不少学者抱怨的“全民腐败”症结——如果存在大量的价格扭曲行为，必然有各种形式的权力黑市存在，行贿与受贿也变得司空见惯。

奥尔森强调，第三世界的政府倾向于试图推行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甚至违反市场规律往往成为国家的行为规范；他认为这是腐败在苏联式国家不仅成为问题，甚至苏联解体之后也成为重要问题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对于权力的监督从来不是简单的问题，腐败更被列为是世界性难题。政府权力是抽象的，必然依赖具体的个人来实施，也正因此，官员天然具备自由裁量权；问题在于，如何约束这样的自由裁量权？

一方面，如果这种自由裁量权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来约束，不少组织行为学的文献证明，其有效性薄弱不堪，而且科层制下官员的晋升可能倾向于会超过他们的能力范围；另一方面，不少经济学研究也证明，至少对于底层官员而言，至下而上的监督也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效率——比如，这就是民主而腐败的印度难以回避的现实困境。

也正因此，反腐败而言，单向度的监督远远不够，必须“自上而下”系统中添加来自下层的与来自横向的约束，才有可能补足对权力的约束。下层约束的最好方式是官员以其政绩被问责，例如竞选；横向约束而言，其方式则包括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等带来的力量。

回头对照，中国式腐败为何难解？症结在于，政府过分强大，不仅掌握了过分巨大的社会资源，收取了过多的租，而且民间社会长期被挤压，没有公民社会的基础，这使得下层约束与横向约束的可能性与渠道遭遇隔绝。

从微观行为分析，腐败以及反腐，其实都是一种理性人的理性选择。从经济学而言，成本收益永远是第一考量，也正因此，不仅应该通过限制行政权力降低官员腐败的收益，也应该通过司法公正等方式降低举报人的成本，应该让公民有远离跨省以及劳教等恐惧的自由，如此，不仅腐败有望得解，经济繁荣亦可期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中共十八大顺利闭幕，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由习、李主政的新的十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必须直面的一个挑战。过去支持高速增长的一些有利条件，包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成本的优势以及出口的快速扩张，已经开始消失，GDP增长潜力已经从过去的10%下降到8%左右。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并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发展方式能否成功转型。因此，未来十年的政治、经济改革至关重要。而伴随着领导层的换届，国内外各界对于改革的期待也进一步增强。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政策框架包括三个重要支柱：产品市场放开、要素成本压低及政府有选择的干预。这个框架曾经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逐步引发了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风险。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最终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二是建立一套与新兴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政策体系，包括相对独立、专业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和责、权结合的财政预算制度；三是改变过去政府强力动员资源直接支持生产、出口与投资的做法，转向鼓励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要实现这些转变，适当的政治改革必不可少。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大方向上决定了今后政策的连续性，因此改革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还需观察。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现实已经使得改革无法继续回避，比如影子银行业务的快速膨胀迫使当局不得不加快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如果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那么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实现8%的增长潜力。但是在从“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很可能面临改革以来第一次经济衰退甚至第一次金融危机。对此，政府与企业都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应对得当，衰退与危机就有可能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契机，而未来的增长之路也有可能由此变得更健康、更可持续。

改革三十年的发展方式

要分析未来经济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首先需要理解当前经济模式的成绩、风险及其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几年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年均GDP增速达到10%，人均国民收入从1980年的22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000多美元，同期贫困人口的比例从84%下降到了13%。早在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教授就将这一经济成就命名为“中国的奇迹”。不过与此同时，经济风险也开始逐步加大，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收入分配、经济结构、资源效率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当前的增长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策略曾有不同的解读。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教授认为核心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年代的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转变为顺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樊纲教授则强调“双轨制”的重要作用，即一方面保持国有部门及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创造条件让非国有、非计划经济活动快速成长。萨克斯和胡永泰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向东亚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靠拢；而周其仁教授则提出改革解决了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中国早就拥有的低成本优势才转化成了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上述这些解读揭示了经济改革的一条主线，即市场化。但以市场化概括改革期间的经济政策，却并不完整。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政策框架起码包括三大政策支柱：产品市场放开、要素成本压低以及政府有选择的干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策略其实是不对称的、不彻底的。简单地说，产品市场几乎全部放开，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要素市场的扭曲却依然十分严重而且普遍，包括对劳动力流动的妨碍、对利率、汇率的管制和对能源价格的限定等等。同时政府以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生产、出口与投资，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政策目标。

这一套显然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框架，是促成“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产品市场放开有效地引导了资源配置与生产决策，要素成本扭曲相当于变相补贴企业，虽极大地促进经济活动的繁荣，却以变相剥削居民为代价，由此造成居民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局面，令消费占GDP之比不断下降。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有选择、有节制地干预经济虽有利于克服市场失灵等问题，但任何扭曲与干预，都会带来效率损失，随着经济与市场的发展这些负面效应会日益明显。

比如我和王勋博士所做的一个研究发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金融抑制政策如国家对利率水平的管制、信贷分配的干预和金融机构的控股等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贡献，然而到本世纪这些政策已经变成阻碍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

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开始预期这种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即将走向终点。形成这种预期的起因是劳动力供给从过剩转为短缺，工资快速上升。紧接着资本市场也开始发生变化，影子银行的发展迫使当局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最后，政府开始主动调整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价格，尽量让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这些变化很有可能推动中国经济从“经济奇迹”向“常规发展”转型，伴随转型的是如下六个方面的经济特征：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相对较高的通胀压力、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更为均衡的经济结构、持续加速的产业升级以及更为激烈的经济周期。

现在再看中国经济的现状，我们认为这个转型已经是现在进行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已经开始。根据官方数据，2009年，消费对GDP增长贡献了4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了8个百分点。2012年前三个季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占到55%，相当于4.2个百分点。今年年初我们所做的一个研究发现，自2008年以来，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缓步回升。李稻葵教授与其合作者随后所做的一个研究，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也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更进一步，上述两个研究都认为，工资快速上升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国民收入增长，可能是最近几年消费反弹、经济再平衡的主要原因。

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常态”

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下滑到7.4%，比2011年第一季度的增速降低了两个百分点以上。今年年初以来许多市场参与者一直焦虑不安，呼吁政府强力刺激经济增长；尽管当局从3月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不少决策者仍一再申明当前容忍较低增速对实现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这一态度与过去不惜代价地追求GDP增长的行为大相径庭，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基于对2008年实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反思。当时规模空前的政策措施成功地刺激了增长，也保住了就业。但同时却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地方债务负担过度膨胀、通胀压力与资产泡沫上升和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抬头等等。

政府要不要大力刺激增长争论的背后，是关于这一轮增长减速究竟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的看法的分歧。如果主要是周期性变化，那就应该采取果断措施让增长反弹。但如果主要是结构性变化，再大力刺激就可能得不偿失。其实判断当前的经济增速是否严重偏离增长潜力，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就业率与通胀指标。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在增速快速下跌的同时，一是出现了大规模失业，二是发生了通货紧缩。这两个指标均表明当初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闲置能力，增速已大大低于潜力，那个时候政府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

但这一次的情形却很不一样。一方面就业市场状况仍然偏紧。今年头七个月全国创造了820万个就业机会，相当于全年目标的80%。最近部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疲软的倾向，但总体看来还比较稳定。就业状况稳定，政府强力刺激经济增长的冲动就小。 事实上，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最近几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趋向于零，大幅降低了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胀虽然下行了一段时间，但从7月开始已经逐步稳定甚至缓步上扬。这两者表明起码在当前情况下经济运行速度没有严重偏离增长潜力，因此无必要大力刺激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们更喜欢直接估计增长潜力。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联合研究估计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为8%。 蔡昉教授测算的增长潜力为7.2%，而世界银行的分析则得出前五年为8.6%、后五年为7%。这些结果起码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导致这一轮增长减速的有周期性的因素，但更多的恐怕是结构性因素；第二，长期保持10%增长速度的时期大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7-8%可能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第三，基于此，部分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U-形反弹的预期很可能要落空。

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接受这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而在于新的8%的增长潜力究竟能否实现？经过三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5,500美元。这通常是发展中国家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临界点，二战以来的国际经验表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并不高。比如在1987年，全球137个经济中有28个正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这其中有18个经济在1962年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也就是说，二十五年之后，它们依然没有能够迈入高收入经济的行列。这18个经济大多数来自拉美，但其中也包括三个亚洲经济，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习、李新政在未来十年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经济挑战。不仅经济增速已经下降，更重要的是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过去长期支持高速增长的一些条件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一是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过去无限供应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复存在。二是资金、能源与环境的成本在迅速提高。三是出口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以每年20-30%的速度扩张，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贸易制裁的最重要的目标国。换言之，过去依赖低成本、高出口的增长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保持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必须要转变增长模式。

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目前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呼声十分强烈。当然，公众要求改革，并不完全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更多的是要改变不公平的现象，比如国企垄断、收入不公等。事实上，有一些改革措施如充实养老金和改善医疗保险，并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本来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源用到社会福利上去，在短期内也许会压低经济增长速度。但这些改革对改善增长的可持续性十分重要。但另外还有一些改革，则既能降低不公，又能提高增长潜力。比如蔡昉教授认为户口制度改革能够稳定劳动力供应、提高人力资本，也许能提高增长潜力1-2个百分点。北京大学陶坤玉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减少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歧视，拉齐国企、私企的资本边际回报，GDP增长也可能提高1-2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为了在未来十年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别无他法。当然需要改革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金融体系、国有企业、财政税收、资源价格和收入分配等等。但是统领这些改革的核心应该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适当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期间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过去三十几年间，政府大幅减少了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但在很多领域还保留了较大的影响力。现在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退出，而是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让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适应新时期的经济增长。

第一，迅速、稳妥地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真正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建立市场经济，是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过去三十几年，产品价格基本完成市场化，要素价格却仍然受到各种政策的干预。在过去，这一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成功地促成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它却已经成为一些重要风险因素的根源，比如收入不平等，实际上就反映了上述改革策略导致的企业利润上升快、居民收入增加慢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低工资、低利率的环境无法再延续。如果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实施了一个无市场经济制度，过去三十年走过了一条半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未来就应该进入全市场经济的状态。

走向全市场经济，就需要取消户口制度，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做到同工同酬。这可以帮助稳定城市经济的劳动力供应，也能够增强消费对增长的带动作用。金融改革要加快利率市场化、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并最终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作为上述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国有金融机构应该加快改善其治理结构与风险控制，随着金融改革与开放，国有商业银行将面对金融脱媒、竞争加剧、利差缩小和商业模式转变的多重压力。建立全市场经济，也应该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的关键有两条，第一是减少在资源、要素投入方面的优惠。第二是消除垄断，允许非国有部门进入。

第二，建立一整套与新兴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主要包括专业的货币政策决策，以及责、权结合的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体系。比如，现在回过头来看，四万亿刺激政策在稳定增长与就业方面非常成功，但也导致了诸如投资回报、银行坏账、财政风险、通胀压力以及结构失衡等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了中央政府规划了一万三千亿财政支出，又全面裹挟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无节制地扩张。我们过去强调要解决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问题，但实际上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更加严重。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各级地方政府独立的资产负债表。

第三，政府要从过去直接支持生产并从事投资，转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甚至不管最好。这当然是对眼下政府管得过多的一种反动，但事实上过去政府依靠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支持经济增长，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只不过现在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应是简单地取消政府的作用。过去发展经济主要靠制造业，以后要靠创新。生产可以集中地安排，创新必须分散地做，很难事先计划，而且要允许犯错误。政府的重点可以放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与科研、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等方面，其中也应该包括对上亿低技能民工的培训。关于政府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帮助产业升级，林毅夫教授在其《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出了许多值得参考的政策建议。

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其核心就是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有这些改革都非常重要，但它们不可能齐头并进，因此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该考虑轻重缓急和前后次序。如果要提出一个最为重要的改革项目，我觉得起码在下一个阶段要素市场改革可以起到提携纲领的作用。 如果生产要素真正实现市场化，一些结构、分配与效率方面的问题会自然消失。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预要素配置的可能性会大幅降低，对民企的歧视也会显著减轻，甚至官员腐败的现象也会明显地减少。在国际上，中国也可以更理直气壮地要求其他国家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

密切关注转型阶段的风险

如果上述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那么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保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即便如此，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转型成为一个常规的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经济与金融波动的风险也可能大幅上涨。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有可能将不得不面对三十几年来第一次经济衰退以及第一次金融危机的风险。但这样的风险不应该成为反对改革的理由，事实上，如果再不改革，后果可能更严重。当局需要做的是在改革过程中竭尽全力避免衰退与危机的发生。一旦发生，也应集中力量控制其破坏性。

未来的经济、金融与财政风险，其实与转型本身密切相关。首先，长期而普遍的要素价格扭曲，意味着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可能已经相当严重。比如本世纪以来，重化工业特别是钢铁和氧化铝等产业飞速膨胀，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低廉的资金、能源与环境成本。未来随着要素市场扭曲的消除，这些领域可能出现程度较大的去产能化现象。重化工业去产能化本身就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风险，因为这些都是高负债的行业。另外，过去经济增长的波动区间一直控制在8%以上，促成了一批经济增长达到8%才能微利的企业，如果增长持续下滑到8%以下，这些企业将难以生存。如果这些变化集中在一起，很可能引发1978年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经济衰退。

其次， 金融市场化与开放也可能在短期内增加金融风险。比如，利率市场化要求债券市场的长足发展、银行间拆解市场的进一步增强、当局放弃最低利差干预等。这不仅会因为许多大客户的离去而加速银行脱媒的现象，也可能因为存款竞争导致利差缩小，严重挤压银行的盈利空间。更重要的是，银行的主要客户群将从当前的大型国企变成中小企业与个人客户，因此银行需要迅速转变它们的经营模式以适应新的环境。所有这些压力多管齐下，说不定会压垮部分金融机构。

最后一个风险是债务危机。目前中央银行正式债务占到GDP的17%，地方政府隐形赤字与融资平台加起来占到30%左右，养老金、医疗保险和金融体系的资金缺口或隐形债务可能又占到50%。这样总体的债务负担可能已经达到GDP的100%，与英美不相上下。但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举债的行为并没有真正得到遏制。2010年以后，地方政府的直接借款大幅减少，但2012年以来影子银行与信托产品快速增加，且多数贷给了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信用，但地方政府其实并没有独立的信用，所以它们实际上用的还是中央政府的信用。这个问题若不尽快解决，发生债务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总的来说，我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并不悲观，但政府需要居安思危，尽可能早地防范发生重大危机的风险。而且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一旦发生衰退，很可能会引发其他经济体衰退。但换一个角度看，新兴市场经济发生衰退与危机，并不罕见，也很难彻底避免。因此，如何控制衰退与危机的深度、广度和时间跨度，才是十分关键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将危机作为推进新的改革的重要契机，增强治理结构、控制经济风险并改善资源配置，那么之后的经济增长也许会更健康、更可持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近期出版《超越奇迹：变革世界的中国改革》、《告别“中国奇迹”》等著作）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email protected]

本月，在中国共产党举行“十八大”期间，世界各国的报纸和电视台都在报道这场会议的景象，这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对于全世界的重要性。在会议结束之后，所有的目光又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七名新成员的首次集体公开亮相。很有可能，在这些人执政的年代，中国经济总量将不断增长，最终以购买力平价衡量达到美国的规模，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经合组织最近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展望2060——长期全球增长前景》。该报告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大约5年后，即2017年左右，赶上美国。这份报告还预测，中国将一直保持世界第一的GDP年增速，直到2020年，届时会被印度和印尼取代，其原因是，约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将会下降。中国GDP占全球的比例预计将从2011年的17%提升到2030年的28%。在那之后，随着中国劳动人口缩减，并由于印度、印尼等其他人口结构更年轻的大型经济体发展得更快，中国所占比例将保持在28%的水平上。

中国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左右，可耕地比例却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在整个历史上都面临如何保障民众提供基本生活来源的问题。今天，在中国高速增长的光环下，人们很容易忘记，中国奇迹般地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以巨大的变革、许多领域的牺牲以及很多的艰难曲折为前提。而且，中国面临的挑战并没有结束，如果中国自满于已取得的成就，而不是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现代的高收入国家，中国就有可能被印度等竞争对手超过。而且，鉴于中国很快就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能不能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进程，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休戚相关。事实上，未来十年里，中国执政者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民众是不是有决心和毅力，将决定中国能不能发挥经济潜力，并持续地将自身经济成功的积极影响扩展到全世界。

上述经合组织对长期全球增长的研究报告，是以各国能实施结构性改革作为前提性假设的。该报告认为，如果世界经济从本次西方债务危机中完全恢复，全球GDP增速将为3%左右，这是基础假设，而其前提是各国推行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报告同时指出，“更大胆的结构性改革将使全球GDP相对于基础假设平均提高16%”，而且“雄心勃勃的政策市场改革将使GDP提高10%。”历史表明，明智合理的、促进结构性改革的经济政策，和GDP的更高增速、更多的个人平均财富之间，有着清晰的、稳定的联系。未来几年里，中国和世界将走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路径，将取决于各国政府实施的政策。促进生产率提升和创新的经济政策，将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并不是每个国家在今天都会实施精心筹划的经济改革？原因是，改革总是会涉及到现有结构的改变。在当前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和机构不愿看到会影响他们地位的改变。他们反对改变，并宣称改革是“无必要”或“危险”的。在民主国家，政客经常强烈抵制变革，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在下一次选举中丧失选票。在像中国这样的一党制国家，希望保持现状的强大的游说者、以及来自大型产业的特殊利益集团，会影响统治者的决策。

但中国不能原地不动。中国新的领导层必须高瞻远瞩，超越狭隘的、有时具有破坏性的小团体的利益，而考虑大多数人的福祉。新的领导者必须制定和实施明智的变革，鼓励更多的增长和繁荣。在中国经济中受保护的部门引入更多竞争，可以是改革的一个起点。在金融领域，中国国有银行今天享受着非常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因为它们支持主导性的国有企业，反过来也得到对方的支持。国有企业将存款放在大型国有银行里，银行又会把资金贷给它们最喜欢的国有企业。虽然十年前中国就允许外资银行入境，但它们迄今没有得到彻底的市场准入权。它们可以从事的经营类型，它们可以在中国金融机构中拥有的股份，都受到一定限制。中国需要解除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以及对那些得到良好监管的国内私营银行的限制，让它们可以自由进入金融市场。确保银行的资本金，确保银行经营符合中国法律和习俗，应该是监管机构的责任。中国希望自身经济不受不合适或危险的金融活动干扰，但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却不是做到这一点的正确方法。

构建一个充分竞争性的金融部门，树立明确界定和严格监督的市场规范，将为中国经济提供巨大推动力，促进经济增长、产品创新，带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权。当权者经常认为他们会从更多的竞争中受损，从而试图阻挠竞争。但事实上，当拥有充分经营资格和资本金的新竞争者进入一个市场时，他们通常会提供新的、价格上更有吸引力的产品，以积累市场份额。产品价格会降低，新的产品会涌现。消费者会从价格的下降和选择权的增加中获益，这可以刺激他们增加消费。随着更多消费者被低价的新产品吸引，总的市场规模会扩张。既有的企业也被迫调整自身的产品和价格。通常情况下，当企业面对不可避免的市场竞争而开始调整的时候，它们自己也将从新的竞争格局中大大获益，因为它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市场地位来调整策略，利用需求结构的变化来获利。

金融业并不是中国唯一需要增强竞争性的产业，但它是最重要的。2008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西方银行系统的崩溃是如何让发达国家陷入瘫痪。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贷款为经济肌体提供了流动的血液。有效的证券和投资银行服务确保许多重要的市场价格（例如油价）反映其真正的经济价值，以传递准确的信号，允许经济有效运行，确保就业率和增长保持强劲。

中国经济的许多部门都需要引入更多竞争。中国庞大的电信产业是另一个例子，其中几乎完全是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也需要鼓励外国企业进入，同时给予良好的监管。这会提升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增加消费者选择，促进增长和创新。经济体内部的竞争对于刺激创新至关重要，而在劳动力队伍减少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依靠创新来提升生产率。

这就是中国新领导层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新的领导者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直面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其市场受到保护的国有部门。历史中曾有这样的例证，只需看看1999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经济好处就可以了。中国加入WTO之后，那些相信中国将会在WTO的规则系统下运行的外国企业，大批涌入中国沿海省份，寻找价格更低廉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再出口到本国市场上获利。

1999年，是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支持下，痛下决心做出了加入WTO的勇敢却也必要的决定。中国2000年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项决定。让我们期待中国新领导人从前任的做法中得到灵感，继续沿着这个艰难却正确的道路前进。如果他们能这么做，中国在下一代人的时候就将有可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果不这么做，中国的发展也许将后续乏力，而中国大众的财富也将止步不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后十八大的中国，进入“习李新政”时期。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良好，取得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全球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不仅出口减速，而且面临巨大压力；此外，经济结构调整缓慢，高投资低消费、工业增速快于服务业、部分行业存在“国进民退”、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急需解决。

面临这些挑战，唯一出路是加快经济转型，即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由制造业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作用转变。这些转变，需要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结构调整、要素结构调整；具体改革来看，又有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西部发展、高技术与新能源以及低碳经济、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等等。

如此多的任务应该从哪一点下手，或者说哪一点是政策核心呢？正如李克强所说的“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那末，什么是突破口呢？是打破垄断吗？是政府体系改革吗？是国企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吗？是城镇化吗？是要素市场开放吗？或是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吗？这些都很重要，但笔者认为，新一届领导层的经济政策应该以还富于民作为突破口。

今后，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投资转向消费。只有政府把财富还给居民，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让居民自己主导消费，而在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贸易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而居民消费率上升以后，即消费需求增加后，企业则会相应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资金也会真正往稀缺的、投资收益率高的地方跑，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形成良性的持久的经济增长。

而需求结构由政府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调整,也可以抑制投资冲动，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之前，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代替市场主导投资，采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尽管这对于应对外需下降对经济的巨大影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过度投资造成了国企大幅扩张产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不断降低。“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2%，远远高于“十五”期间20.2%、“九五”期间11.2%的增长水平。

城市化的核心也就是使农民转变成市民，提高劳动生产率，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割据，是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土地制度缺陷在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流转制度不健全，农民不能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而户籍制度令农民工落地难生根。同时目前的社会保障税制度又对民工保护不足。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本是为补偿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削弱的保障功能，然而现在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便携性差，使大批社会保险资源沉淀下来，这不仅是对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权益的侵犯，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社会不公。

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2011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差3.13倍。而据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占全国人口10%的最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只有0.66，10%的最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达0.99。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率是远远低于低收入者的。

还富于民还需要降低税负，尤其是低收入者的负担。2007年到2011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平均增速为20.8%；远高于名义GDP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居民税赋负担的增速高于其收入增速，即税赋负担在加重。此外，我国社会保障对低收入职工的负担是比较重的，五险一金加起来大概是工资水平的40%左右。而另一方面，我们大量国企分红率低，大量盈余被投入到扩大在投资上面。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只调出资金50亿元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支持社保等民生事业发展，数目少得可怜。如果在今后五年，国企分红率能达到20%，全部进入社保，即使国企利润与前五年持平，就会有约为1.7万亿投入到社保基金，可使低收入者免交社保，对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犹如雪中送炭。

李克强近期讲话明确表达了改革的方向和策略：“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

还富于民，正是在利益增量上下功夫，对经济增长，提高新政府的民意，促进转型都有积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还富于民，可以作为“习李新政”的突破口。正如习近平在本月15日同记者见面时所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

11月17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表示，我国金融改革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自下而上式改革，这类改革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重视。如果把此论作为改革者周小川先生对民间金融隐晦的认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无法回避金融改革过程中，高层对民间金融迟迟不做回应的失职。

民间金融改革与草根非法借贷之间，常常只有一纸之隔，改革者与违法的界限也很难分清，不要说获制度认可比登天还难，并且常常有性命之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民间草根借贷作为银行信贷体系的补充，随着货币紧缩周期隔几年风行一次，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历史，也是一部夺取民间集资、借贷者性命的历史：早在1986年，浙江省温州市一个名叫郑乐芬的33岁女子因吸纳6200万元，被法院以投机倒把罪（该罪名已在1996年被取消）判处死刑。从没留下一张照片的中年女性集资者，到被判处死刑的高秋荷、杜益敏等集资者，以及硝烟刚刚散去、被勉强留下一条命的吴英，草根金融可谓血迹斑斑。如果边界不清，如果非法集资仍可判死刑，鼓励民间金融就有些不负责任。要鼓励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请首先废除非法集资罪，希望周小川先生首先就此进行呼吁，形成社会合力。

金融与其他改革不同，顶层设计相当重要。在周小川先生任内，2005年7月进行了汇率浮动改革，在后一段任期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进行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汇率与利率两方面同时发轫，有一定勇气，但也步履维艰、相当不易。

在中国，举凡金融方面稍稍触动现有体制的改革，均须经过严格的审批。以温州民间金融改革为例，民间资金严阵以待，希望从小贷公司升级成为村镇银行，但有关方面一句控股权不变的宣言，就能让所有的资金垂头丧气。境外直投同样如此，放松温州一地的境外直投，就相当于全面放松，因此，温州金融改革虽然将境外直投列入重要议案，却迟迟无法破题。

上述审批的目的，直指维持现有金融体制安稳、实现资本项目有序开放。如果小贷公司升级村镇银行破解了控股权障碍，就相当于民资控股的小微银行有了吸储权，如此一来，永远嗷嗷待哺、被资本充足率困扰的大型银行、数百家城市商业银行怎么办？周小川先生对于大型金融机构“无垄断”的表述，作为央行行长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父爱之情溢于言表。表面上看，小贷公司与村镇银行似乎相差无几，实际上隔着天堑，是银行与公司之别，是目前中国的金融既得利益群体要不要保护的问题。而境外直投则直接牵涉到中国的资本项目大规模开放，如果民间的资金可以较为自由地在境内外流通，对于人民币信用就是个极大的挑战。货币政策制订者、监管者不得不考虑，有多少资金将换成美元流出境外，人民币的信用能否支撑境外直投？

众目所瞩的温州金融改革效果不让人满意，审批时间漫长、未抓住发展民间金融核心、地方官员怕出差错。

在距离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成立逾七个月时，11月16日，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表示，金改实施细则最快将于本月发布，目前民营机构进入温州金融领域在地方上已无明显限制。据悉，涉及民间借贷、民间融资服务、民间融资组织等多方面温州金融改革内容的《浙江省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已经完成。希望新的细则与以往出台的规则不同，在信用控制、民间借贷方面有实质性突破，为民间借贷走出一条高效而有信用之路，谨防让无信用的投机者把难得的改革当作发财的契机，从房地产市场败坏到金融市场。

周小川先生特别提及颇受关注的温州金融改革试验，指出温州金融改革要允许“试错”，又说温州“可能还要接着走一段下坡路，然后才触底”。这一判断符合事实，正因为温州市场化遭遇制度瓶颈，正因为虚拟金融未能有效推动实体经济转型，温州才需要大胆尝试，在顶层设计中才需要严惩失信者，同时废除非法集资罪，给民间金融的大发展松绑，这比村镇银行控股权松绑要重要得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魏城 [email protected]）

随着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的亮相，许多中国和西方观察家头脑中的问题是：中共是否将允许民主化改革？

跟以往的类似场合一样，这一次党给出的回答仍是明确的：中共无意放弃权力。在十八大开幕式上，即将离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驱散了外界对于中共是否决心延续政治垄断地位的疑问。他提出，中国领导人“绝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换句话说，不会放弃一党制。

尽管胡锦涛的表态必须得到认真对待，但也有必要记住，中共对中国的未来并不享有唯一的决定权。事实上，虽然其仍在信誓旦旦，但党目前承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它通过民主化改革交出权力。

一党制变得更加不稳固的最重要迹象是，民主化辩论又回来了。知识界意识到现状不可维系，从来都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就中国而言，知识界的这种觉醒受到中国经济和社会一些强大趋势的推动。

以支撑中共统治的中国经济表现为例。面对近来增长放缓，许多人绞尽脑汁思索个中缘由。获得最大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的“恶性肿瘤”已经四下扩散，正在扼杀中国的经济。

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是中国各类经济弊病（宏观经济失衡、歧视私营部门、监管过度、金融抑制以及创新乏力）的根源。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中共背弃了市场化改革方向，转而把政府主导的投资行动作为增长引擎。在一段时间里，一系列一次性的有利因素，如人口结构红利（导致劳动人口相对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较高）、全球化和信贷繁荣，带来了令世人瞩目的高增长，也掩盖了这一掠夺性制度所造成的代价。

眼下的经济增长放缓，暴露了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中国各界正快速形成一种共识：今天的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首先是民主化改革。若不授权于民，既得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中央部委以及执政精英的家族）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种种特权。

如果为了继续执政而重振经济增长的动机，尚不足以促使中国新领导层冒险启动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日益升级的各种社会紧张将迫使他们顺应形势。对社会不公、贪污腐化和环境退化感到不满的中国民众，如今比以往城市化程度更高、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联系更紧密，他们已开始在非常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上对党发起挑战。最近因环保问题引发的多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大型工业项目被取消——只不过是未来局面的先兆。天天发生500人以上的抗议活动，是显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又一个迹象。

从国际经验看，中共很可能将要进入最终下台前的危机时期。自从葡萄牙1974年开始民主转型以来，全球已有大约80个国家完成了由威权体制向不同形式民主政体的转型。当然，这些转型并非都产生了高质量的民主政体。但当今一个引人瞩目的事实是，世界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家（195个国家中的48个）仍在实行威权体制。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这一政治民主化进程。就中国而言，最相关的两大因素是一党制的失败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后果。

一党制政权也许是威权体制中最先进的形式。但即便这类政权也无法避免灭亡。由于“逆向选择”法则（威权体制吸引机会主义者，并且由于过度官僚化和厌恶风险而产生一代比一代弱的领导人），一党制政权会通过组织结构上的腐朽而坍塌。民主政体可通过政治上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实现新陈代谢，但一党制政权做不到这一点。正因如此，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政体可以追溯到200多年以前，而最长的一党制政权（苏联）持续了74年。中共已执政了63年，很快就要逼近这个记录。

现代化的政治规律也对中共不利。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某一给定水平（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为约4000至6000美元），在一个不以石油业为主的经济体几乎不可能维持威权统治。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人均GDP接近8400美元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异常现象。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几乎都是以石油业为主的经济体。迄今中共也许逃脱了这个政治规律，但不可能无限期地这么做。

我们在1974年以来的民主转型历史中发现一个规律：在丧失全部可信度之前主动发起变革的政权，其命运远远好于将威权进行到底的政权。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来说，这一不言而喻的教训应该是足够清楚的。

作者为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

译者/何黎

在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10年里，中国的经济规模从全球第六（1.5万亿美元）跃升至全球第二（7.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自2002年以来，中国人均收入从1135美元增长逾3倍，至5445美元，把中国从一个与佛得角相提并论的低收入国家，变成一个更类似黑山共和国的中等收入国家。

10年前，38%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如今城市人口已占到50%。那时，中国一条高速铁路也没有。如今，中国的高铁里程为全球最长（当然，尽管不是最安全的）。在胡锦涛上台时，只有4500万中国人使用互联网。在他任期届满之际，中国网民达到了6亿。有人说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的10年，是“失去的10年”，或者至少是“失去机会的10年”，实际上，胡锦涛的成绩单似乎并非那么糟糕。

中国取得了如此飞快的进步，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中国走过了多远的路途。在胡锦涛上台时，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接下来是一段超乎寻常的出口增长时期，经常账户盈余扩大到空前水平（而且完全是不可持续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幸运的是，现在这个比例降到了4%左右。

人民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美元的束缚。期间，人民币已累计升值30%以上。中国将投资从沿海地区转向内陆省份，取消了农业税（改善了农民的命运）并建立了基本的社保体系。中国承办了2008年奥运会，在令全世界惊叹的开幕式上展示了中国的实力。中国实现了载人航天。凭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国渡过了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甚至实现了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首航，尽管其前身是一艘未完工的乌克兰航母。

我们还有必要思考这一事实：胡锦涛确实在移交权力。这个过程不透明，而且完全不民主。这几乎让人们质疑，这么做有什么必要。毛泽东从未考虑过放弃权力。只是到了2002年，随着江泽民的退出和胡锦涛的上台，中国才建立了10年一度的权力交接制度。

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然而，胡锦涛同样可能因为他的失败而被人们记住。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表示：“从财富创造来看，上一个10年一直非常成功。”从经济改革的角度来说，他给胡锦涛打了零分。他批评胡锦涛一方面谈论经济再平衡，另一方面又让经济进一步失衡。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升至不同寻常的50%，房地产价格飙升。他预测：“迟早会爆发一场危机。”

不管胡锦涛是否为继任者积聚了风险，批评者们表示，他只是骑在了其前任放出的经济巨龙身上。过去10年的很大一部分增长来自国企和近乎破产的银行体系的改革，而这些改革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1998年至2003年所倡导的。胡锦涛一直不大胆。或许水利工程师们很少大胆。史江涛在《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撰文称胡锦涛“个性小心谨慎”，“被视为共党政权下典型的平庸之才”。

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倒是不错。但在他的领导下，社会变得不那么和谐了。反对环境退化、地方腐败和非法占地的抗议活动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致使国内安保预算现在超过了国防预算。互联网上的言论已变得或多或少无法控制。西藏和新疆都出现了抗议和镇压。

我们很难猜测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可能会发生多大变化。茅于轼对习近平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他表示习近平是在更开放的时代长大的。很多学者指出，若要社会紧张局势不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中国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进步。

从经济上来讲，改革已在进行之中。最新的5年计划提出了7%的较慢经济增速。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型被纳入到了考虑之中。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反复强调这一点，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点必须现在就实现，部分原因是不断变化的人口状况迫使中国改变出口导向型模式。年轻劳动力减少应意味着，薪资占GDP的比重将提高。

根据合理假设，在习近平的任期内，中国经济规模应会扩大一倍。也就是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如果中国避免了危机，中国经济应会处在一个更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麦肯锡(McKinsey)估计，到2020年，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将超过投资，达到45%，届时投资占GDP的比重应会降至36%。胡锦涛把中国经济的规模扩大了近4倍，却被一些人评价为失败。习近平肯定希望将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一倍，并被评定为成功。

译者/何黎

由于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不同户籍人群享受的社会保障、教育等相关权益差异很大。外来人口虽然在当地上班、纳税，子女也在当地接受教育、甚至出生，但是，他们却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当地人。这种非法律认可，但事实上的当地人状态，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权益差异和权益之争，异地高考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

身份赎买

各地的异地高考准入标准，都需考生父母有稳定的工作，固定居住地，缴纳社会保险等，这意味着这些父母已经在当地完成了“身份赎买”的过程。所谓身份赎买，即外来人员通过既定流程，交纳个税、社保，取得当地高等级居住证，进而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当地户籍权益。如果撇开对户籍制度的批判，以实然的态度承认户籍制度已在历史中盘根错节，从避免了取消户籍带来剧烈变动和户籍实际价值的耗散的意义上看，这种赎买，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实际上，外来人口对身份的赎买，本身就是一个地区身份价值的来源。作为一个小渔村的深圳，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进行的身份赎买，让当地身份的价值从无到有。而诸如上海这类老龄化城市，在现收现付的社保压力下，放宽对外来人口的身份限制，实质上就是放开对身份的赎买，进而维持上海本地身份的价值——高社保供给。如果给一个形象化的场景的话：一个有着养老、医疗压力但无需教育资源的上海老人，通过出卖自己身份下的教育资源换取了医疗资源。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身份赎买从数量上稀释了当地身份，但实际上却使身份的含金量增加。

模糊的道德性

如果赎买来的身份权益可以被子女所继承，从而获取异地高考资格，那就意味着异地高考所倡导的高考平权是以一种吊诡的方式进行的：它不是按学生的品德、智力、成绩，而是按父母的能力来判断！这种平权的逻辑起点暗含了一个陷阱：如果受教育权利是青年人无差别的权利，那父母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强弱，为何可以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权？明明是一个成年人的权利，为何要追溯到另一个成年人的经济状况？

异地高考的道义和法律模糊性正在于此！好的社会改进必须满足价值观的合理性、符合程序正义、满足逻辑自洽。对于异地高考的呼声，即使撇开道德和动机，但如果不讲公民权利的逻辑起点和程序正义，仅庸俗的以对当地的贡献来确定公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那是否意味着异地高考资格可货币化，并由当地政府出售？

更重要的是，实施这样的异地高考的一个可能后果是：为了避免大城市的录取率下降，增加当地的招生投放，同时减少其他地区的招生，这就会进一步加重其他地区的高考难度，伤害当地考生利益。

公民权利？地方福利？

从本质上看，围绕高考平权的争议在于，“地区性高考优势”到底是权利还是地区福利？

首先，和高中教育这类明显的地方福利性不同，在中国，大学教育是实现城乡身份转化的一个节点。中国城乡居民存在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而高等教育则是转化这一身份的门槛。从这个意义上看，高考不单单是一个经济权利，更是一项政治权利，而公民的政治权利应该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虽然目前涉及教育的法律规定中，虽未提及户籍和地区间的平等，但这不意味着户籍和地区可以用来划分权利，因为户籍本身就是一个不符合宪法的概念，不可能出现在法律中。

其次，中国的地方财政，从收到支的过程中，实际上隐蔽地进行了三次概念的转化，偷换了户籍人群和地区人群的概念。中国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收，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当地的不同地区、户籍的人群贡献。这个税收缴纳之后，由户籍群体概念转变为了地区概念，变为地区财政收入，然后，再次转化为户籍概念，变为当地户籍人群的福利。在这个概念的三次转换中，完成了“本地人掠夺”过程。虽然去“北上广”工作的人预先知道、默认这一点，但这是目前公民权利受抑制下的一个实然，不应是我们讨论问题的逻辑起点，更不该是一个应然。

再次，如果考虑到这一现象的历史性，所谓地区福利，除了来自地方竞争、自我发展，更重要的是来自国家的大计划调配，并非完全是地方一地之结果。

中国经济今天的布局既源于计划经济下的地区分工安排，也是贯彻“允许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的结果，所以中国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地区福利。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四川调配147亿斤粮食以保京津沪，但四川却路有饿殍。那么，当时京津沪的这种地方福利该如何看待呢？这些地方政府是否又和饿死的冤魂达成了“合意”，并进而使城市居民具备了夺取农民口粮的权利？再如，工业城市在政策、资金、统购统销的原材料、剪刀差的支撑下形成的地方福利，又该如何看待呢？所以，如果把富裕地区城市的地方福利从其历史背景中割裂，视为一个仅仅和当下相关的福利，就难免让人联想到农夫和蛇的故事。

由此可见，地方福利，在中国注定是一个纠结的概念。不过，对于这个账该如何算，早在30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两个大局论述，已完整、清楚的做出了回答，同时，那也是庄严的历史承诺。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两个大局之中，教育资源的倾斜，无疑是题中应有之意，也是一个最基础的，最深刻的帮助。功利的从效用来看，一个年收入50万的家庭，其子女上清华、复旦和上普通三本，在家庭人际关系、资本的支持下，最终的效用相差并不太大。但对于一个中西部地区，年收入3万的家庭，一个北大学子带来的是整个家庭命运的改变。而且，高校对于地方有着显而易见的正外部性，得全国英才而育之然后留之，既可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发展，也能使地方得益。

素质教育与统一考试

反对全国统一试卷的观点，认为一旦全国一张卷，多年的素质教育模式，将在应试冲击下毁于一旦。

多才多艺、见多识广、琴棋书画、国际视野这些典型的素质，往往来源于资本性投入及父母人际关系的代际传承，而勤奋、坚韧这些令人受益终生的东西，往往源于自我苛求的结果，是一种非资本性的投入。

实际上，高考分数不但要求智力上的分析、逻辑、发散思维等素质，同时，只有拥有勤奋、坚韧、努力、自我控制这些素质，才能在高中学习中发挥智力上的优势。所以，相比柔软的素质评价体系，冷冰冰的分数更能体现素质。用摸不着的素质来冲抵摸得着的分数的做法，本来就是对所谓素质教育的一个嘲讽。但是，现在很大程度上，对素质的考核更偏向人力资源的资本性投入和父辈人际关系积累，而轻视源于自我苛求的那些素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的各种才能并不都需要国家高教体系的帮助和认可，市场自会认可、报偿各种独特的才能。会弹琴、可以去开演唱会；会写小说，畅销书作家可名利双收。所以，当一个人不遵守全体公民共同制定的、大多数学子遵循的高考制度，去投入获利巨大的市场化才能时，高考制度不应该为他们“弯下身子”，进行兜底担保。否则，每一个拥有丰厚父辈人际资本，“人生成名需趁早，成名不成上清华”的降分录取的天才背后，都有一个落榜的寒门子弟。

那么，为什么“不守规则”的“偏才”就该比“遵守规则”的“通才”优越？为什么几个教授商量一下，就能完全否认国家严肃的对几百万考生的承诺？这种柔性的招生制度对公平性的伤害显而易见，在酱缸之中，任何对坚硬高考制度的弱化，最终伤害的都是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侵蚀的是国家信誉。

如果说高考地域差异化是一种地区性、制度性的软化，带来地区利益。那么，自主招生的出现，也就意味着这种寻租、利益化更普遍的出现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科层组织人员身上。

现在的高校并非产权清晰的私立院校，缺乏西方校董的那种历史传承和对名声的珍视，更像一个国有企业，甚至比国有企业更加糟糕，因为它缺乏企业那样清晰的利润目标。所以，内部人控制的管理风险，使透支高校声誉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的，很难察觉的集体共谋，自主招生无疑让这种共谋有了一种制度化的保障。

目前对高考制度的各种软化，表面上看是顺应素质教育的改进措施，实际上却是对考生各种素质的有选择性的系统性偏见。这不但不利于挑选更具资格、更富有潜质、更高智商、更高情商的人才，同时，也以阻止阶层的流动，窒息社会活力。

所以，背后有着巨大教育补贴和资源的高考，本身只应着眼于最大范围的公平，负责标准化的智力以及学力的鉴别，而把效率、市场化才能、素质等留给市场去鉴别，而这种公平最大的来源则是统一考试。

回归统一高考

在各地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高考差异化改革，使高考招生制度变得复杂。从地区来看，通过复杂的（不同的）规则，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不同地区间巨大的录取比率差异。与此同时，过于复杂的规则也有利于局内人的操作，造成寻租。用这种观点来审视现在盛行的自主招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乱花迷眼的“北约”、“华约”、以及各种复杂的规则。

仔细分析家长们提出的异地高考，实际上包含了三个诉求：“当地读，当地考，当地招”。从家长们最想达到的状态来看，“当地读”，“当地招”是两个目的，前者是为了亲情、家人团聚，后者，毋庸讳言，是为了自己的子女有更好的优先权。“当地考”则是手段，是参与当地一视同仁招的前提。

所以，解决随迁子女的问题，首先就在于简化、统一招生考试，它能在不触及地方户籍特权的情况下立竿见影的解决数量庞大的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当地读，当地考，回乡招”，对于家长们来说也是一种改善，让孩子可以在身边读完高中。实际上，当全国统一高考时，读和考，之间的绑定就已经解除，什么地方读和什么地方考已没有太大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全国统一高考并不排除进行富有效率的调节，但在全国统一高考的前提下，调节各种利益就成为一个清晰的游戏：可以考虑地方的投入，可以考虑地方教育水准，可以对教育落后地区倾斜，甚至可以考虑所谓的素质。但无论如何，全国统一考试也可以清晰地量化这种不平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特权藏在不同的卷面的差异之中。

渐进式改革迷局

30年前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改革蓝图时，基于漫长发展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只是大致的说是20世纪末实现小康之时，就会迈开“两个大局”中的第二步。但遗憾的是，任何渐进式改革都会滋生出既得利益群体，这个群体会反过来阻碍改革，让改革停留在一个少数人享受而大众最痛苦的U型底部。这也是很多人支持休克式改革，对渐进式改革持有疑虑的原因——这些疑虑现在大都变为了大多数人身边的现实痛苦。今天，历史已是21世纪的第12个年头，但在改革滋生出的既得利益群体的作用下，改革的纵深发展已经近于停滞。

所以，如果我们站在更高层次上，看两个大局的改革设想未能实现，教育平权停滞，不难发现，教育资源的平权，和贫富分化的解决，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进行，其实质上是“改革必须继续下去”这一问题的不同侧面的反映——就这一点而言，高考平权和中石油、铁路、电力等大型垄断国企的改革举步维艰，其原理几乎一样。

同样的本质使重启这些停滞的改革具有相同的解决办法：不管是中石油的垄断，还是工人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或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改革的继续进行，并不需要刻意的倾斜，只需具有宪法下人人平等的基本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自由言论，人人平等的分数线——其他地区学子所需要的，并不是分数的倾斜，而是要求国立大学分数的一视同仁。中国的教育平权，根本不用像美国那样给予黑人、少数民族更多优惠，而只要剥离户籍中的高考特权，实行全国统一，就能达到事实上的平权——形式上的公平就能达到实质上的公平。

遗憾的是，不少积极呼吁前者的人，在面对后者时，却因自身可怜的一点利益、甚至是下意识反应而发生价值观上的分裂。这一方面显露出其价值观不稳定的根基，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渐进式改革在其过程中必然面临的因改革而生的既得利益的阻碍。

渐进式改革也许是必要的，但同时却需附带时间表的顶层设计。也许高考平权不可一蹴而就，但阻碍它的，却只有政治决心的不足。在新的时代，如何完成“两个大局”的后一阶段中必然包含的教育资源平权，是政府在改革预定路径上的必需完成的任务，而作为具体的执行者，教育部、富裕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应该做出实际的行动。说到底，这不但是一个教育平权的问题，更是一个30年前的庄严的历史承诺，本质上是改革是否继续，或者停留在中间阶段，然后，最终失去改革的政治问题。

（注：作者微博为http://weibo.com/liuyj2000。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1949年至今，中国从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历经过两次巨大的社会制度变革：第一次是建国初期，通过“要素体系聚合与创新阶段”，实现了公私合营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时间，是“要素体系开发与整合阶段”，这段发展历程丰富了国民生活，盘活了资源要素，初步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体制问题。

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面临很多问题。人口总量、素质与老龄化问题日趋突出；资源紧缺难以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按现有模式发展；生态基础薄弱，生态破坏日益加重；城市环境、大气和水污染问题严重；自然灾害频发；争夺资源和空间的地方或区域矛盾愈发突出。总之，长期以来，中国主要沿用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违背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给中国自身的“生存空间”带来严重威胁。

第三次社会变革，正是针对上述这些根深蒂固的顽疾，所大胆实施的“第三次社会改造工程”。这次社会变革将以“实施城镇化建设”为主题，其深刻内涵是中国将全面进入“要素体系创新与建立阶段”。从现在即将开始的这一带有深刻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造工程，预计需要推进至少要在30年时间以上。因为其充满未知，又布满荆棘，所以这将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发展时期。如果顺利度过这一阶段，中国将在新中国建国百年之前，按综合国力迈入世界大国行列，按人均国民收入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也将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实施城镇化建设”之所以冠之谓第三次社会变革，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推进到必须通过改革来创新和完善社会制度的新阶段。当今的中国负载的压力早已超负荷，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创新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均衡发展。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主题的城镇化，首先，是要弥补其历史的欠账：对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低收入群体补贴和失业救济等均需追加投入，这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的城镇化是为了还农民过去的“欠账”；其次，是要在制度上让农民转变身份，近2亿农民生活在城镇里却没有得到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这样的城镇化实质是将农民利益“边缘化”；其三，是要还给农民一个公平的社会发展制度，历史的原因，由于“剪刀差”的缘故造成“二元结构”社会至今，而今纵然利用“反哺”已不足以改变“二元结构”制度的本身；此外，还由此带来文化、习俗、观念等一系列的“断崖式”的“二元结构社会”，这为整个社会的公平发展埋下深层不稳定要素。

用“第三次社会变革”来形容即将展开的城镇化建设并不为过，历史无数次的告知后人，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利益的再平衡”的集中爆发与“残酷博弈”的过程体现。今天，年轻的中国农民在“抛家舍业”不惜“遗下”空巢老人而“挤身”城市的同时，预示着一场即将改变中国未来的深刻变革已经拉开序幕：一方是凭借强大资本实力“觊觎”廉价土地已久的“利益阶层”，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改革的利益获得者，另一方是幻想通过“土地换身份”来实现与城市人“同富贵”的农民们。两者较力的矛盾爆发点将集中于“利益交换的结果”：前者是想以最小的代价交换最大的成果；后者是想以仅有的“维系性命的土地要素”来交换“滋补未来新生活的全过程”，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双方“残酷博弈”的过程，将深刻体现出“政府的利益倾向”，而这正是这场变革所昭示出的深刻社会意义之所在。

站在这个高度看待城镇化，笔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国家面向二十一世纪去消灭“二元结构社会”的社会制度进步与创新实践，是国家补齐中国广大农民应得利益的历史欠账所实施的惠民工程，是国家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未来持久健康发展而实施的利益再平衡工程，是实现中国资源空间价值,即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总价值与国民个人总价值提升的国家工程。从这个意义出发，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树立表率和传播价值观的意义。

放眼看世界，今天的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确具有世界意义。首先，对于处于低迷期的世界经济而言，具有世界引擎的作用，它不仅代表投资方向，更预示巨大的市场商机；其次，对于提振长期萎靡不振的中国消费来讲，其潜藏着巨大的消费动能，将起到支撑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作用。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未来通过城镇化的引擎拉动，将实现新增消费的年平均值为2.8万亿，实现新增投资的年平均值为6.5万亿，城市化贡献率占GDP增加值的2.71个百分点，城市化驱动率约为 38.5% 。由此证明，城镇化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是其他任何产业都无法比拟的。

城镇化建设不是刺激内需的权宜之计，更不应该成为利益阶层“交换利益的平台”。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跨入第三次社会变革期。这需要中国的改革者们要有足够的政治勇气来掀起这场旷古未有之变革，需要中国的改革者们要有超凡的智慧来驾驭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介绍：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长期从事国家战略和空间规划的研究。著有《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形战略》、《资源空间论》等著作，建立《资源空间学》。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冯涛，邮箱 [email protected]）

最近，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美丽中国”概念，并将其置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标题之下。或许，这会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不过，要想确认这一点恐怕还需要长期的观察。

直到最近，许多人都无法将“美丽“二字与中共重要文件联系在一起。“美丽中国”的提法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令人神往。

“美丽中国”让人想到几年前BBC拍摄的一部中国题材纪录片，这部历经多年拍摄的系列片获得了巨大成功。后来，这部纪录片在国内电视台播出时被翻译成《美丽中国》（Wild China）。由原片名及片子的内容看，该纪录片延续了BBC狂野系列的概念，围绕中国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展开，刻画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也夹杂着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典故，只是这种角度是外国人选取的，旨在展示外国人眼中中国的大好河山而已。

纪录片《美丽中国》充斥着对中国边远地区珍稀动植物的画面和介绍，提到中国不少野生动植物面临栖息地减灭，生存环境恶化，甚至濒临灭绝的危险。如果这些珍惜物种灭绝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仅看不到纪录片中出现的美丽画面，而且外国人今后再来中国也拍不到这些珍贵的野外镜头了。这是《美丽中国》纪录片留给我们的心中印记，也是《美丽中国》让人联想到的问题。

执政党的报告呼吁建设美丽中国，说明现实中国确实存在不够美，甚至肮脏丑陋的一面。美丽中国不仅包括了人们对于中国大自然的向往，也对现在和未来无数中国人的栖息地即城市，提出许多硬性要求。设想一种在中国许多中小城市常常出现的情景：环境污染严重，臭气熏天，污水横流，垃圾围城，周边百姓因此遭殃，如污染导致周边人群染上不治之症，这个地方连生存都困难，岂敢奢谈什么美丽？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国，祖宗留下了无数宝贝，如历史古迹等。然而，许多古迹却未得到应有的保护。现实中，中国一些城市的新领导一上任，就喜欢大兴土木，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许多中国城市给初来乍到者的第一印象是，就像一个大工地，难怪外媒报道全球80%以上的推土机集中在中国。

据媒体报道，最近有几十个中国城市决心恢复古城遗址。一方面，中国许多城市在“摊大饼”式的快速膨胀中，大量历史文化古迹遭到毁坏；另一方面，一些城市又在不惜血本地重建古迹，这一正一反的离奇现象构成了当今中国城市建设中的“独特景观”，也是典型的中国式折腾。殊不知，古迹一旦推到，即使恢复重建得再好也不过是现代仿制品，属自欺欺人的山寨思维。一些地方官员在谈到城市建设时甚至公然声称，拆迁的速度就是发展的速度。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国许多城市便出现了无休止的建了拆、拆了建的现象。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利益驱动，因为不少城市吃着土地财政的饭，被建筑开发商所绑架，城市建设大可以形容为“谁给的价码高就拆掉那一片”，城市规划早已不见踪影。

中国学者喜欢拿美国芝加哥的城市规划来说事，这座城市的规划早在1887年就拟定了。如今这座城市的主人和管理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城市自身也在不断发展，但依然遵循着百年前城市规划的韵律，格局没什么本质变化，这张百年规划图至今仍挂在该市的规划局里。在这座城市，我们可以感受到城市规划的有章可循，城市的演变和历史脉络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敬仰那些为芝加哥进行最初城市规划的人，因为他们的智慧和远见卓识，也佩服后来的城市管理者恪守百年规划的精神。

相比之下，中国不少城市，不要说有个上百年的城市规划图，即使二三十年的规划都难以守住，不是之前的城市规划做得缺乏前瞻性，便是后来者自以为高明，把前任的规划推倒重来。群众将这种现象总结为“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许多中国城市在建设中既找不到历史踪迹，更无科学可言，有的只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台的糊弄，以及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折腾。中国城市建设中的这种乱象不仅让城市的居住者感觉不舒服，而且也令美丽中国的提法几乎成为梦呓。

我本人有一次亲身经历，20年前我曾在中国南方某大都市生活，那时我所在单位门前就在挖沟。20年之后，我有机会旧地重游，令我吃惊又无奈的是，单位门前的沟还没有挖完。我们知道，城市路面之下埋有各类管线，但由于各个单位各自为政，因此挖了埋、埋了挖，甚至彼此挖断对方管线的事也时有发生，老百姓将这种工程称为“拉链工程”。这种没完没了折腾的背后，一定会牵扯到官员的胡作为和贪污腐败等。执政党的纪律检查组织或许能从这种明目张胆的胡来中顺藤摸瓜，找到有用线索，“挖”出一些渎职者。

目前，中国已能把载人飞船送到太空，也完成了深海蛟龙式的海底试验，但地面人间的事情却始终难以理顺，城市建设中不断出现各式各样的不和谐声音。尽管一些城市的主政者没把“拉链工程”等扰民现象当回事，但此类现象确实导致城市建设中的脏乱差，也造成百姓积怨的加深。毕竟，生活在地面上的中国普通百姓会更在意人间出现的状况，对于天上、海底发生的事情既使不上劲，也无太大直接关系。

以上列举了有悖于美丽中国的几种现象。显然，“美丽中国”不仅包括那些外在的东西，如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同时还应包括一些看不见的内在指标，如以服务质量衡量的软环境等。如果人们在一个旅游景点遭遇缺斤短两的服务，景区餐厅提供质次价高的食品，甚至还吃到地沟油，那么，美丽中国的提法不仅让人顿时生疑，而且还会立即抵消甚至摧毁人们对于美丽中国的认同和感受。

那么，建设美丽中国需要靠什么呢？当务之急是要把相应的制度机制建设起来，否则，“美丽中国”有可能成为另一句空话。既然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那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因为“文明”的推进需要花大力气才能见效。例如，考核地方官员要坚决摒弃那种只看GDP的做法，要实行生态建设一票否决。如果一个地方环境污染事件频出，百姓怨声载道，那么，地方要员的仕途就应立即终止，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贻害百姓。如果我们能把这种干部考核和选拔机制落到实处，那么，城市建设中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等也可得到有效遏制。按照目前中国的用人体制，除非这种机制是由上而下强力推动的，否则地方官员不大可能自行转变观念。

可以预料，上述看得见的用人机制能够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就长期而言，美丽中国的维系还需要依赖看不见的生态环境伦理观。例如，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不可逆转性（Irreversibility）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它强调的是，自然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得到恢复的情况，这个概念应该植入各级官员的脑海中。面对中国的大好河山，众多的自然遗址和文化历史名城，无论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是祖宗留下的古迹，当代人都有将他们完好保护的责任，我们不应该剥夺子孙观赏古迹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权利。如果把眼光放得足够地长远，我们实际上没有权利这样做。这种代际的（Inter-generational）资源利用观点，反映出当代人对后代人利益的关切，而这种代际公平正是可持续发展观所倡导的，也是美丽中国的可靠源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城镇化重任在肩，俨然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最大红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在北京闭幕，“新型城镇化”被提到新的高度。朝野之间，都将新型城镇化定位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推动城镇化，刺激投资与消费，造就庞大内需。

有意思的是，时隔不到一个星期，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亦在京召开，会议强调，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超过城镇居民。此次会议，被称为中国农业发展纲要。

事实上，相对新兴城镇化，中国未来更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

1872年，一个名叫明恩溥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总结其50余年的在华经历之后，写出了传世之作《中国乡村生活》一书。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通称：“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 。

那么，乡村的发展到底由谁主导？

当下，中国的国家战略表现为以 “城市为中心”和“先城市后乡村”。事实上，以反哺的名义，单向开启城市之门，是一种“城市霸权”。城市与乡村不是割裂的，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应该互动发展，在城市的发展中，应该保留对乡村的足够敬畏。

今年，中国的城市人口终于超过了农业人口，非农人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50%。但是，如果算上在农村出生，后来脱离农村户籍的人口，则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口，仍然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此情况下，乡村的存在，意味着很多人的故乡，以及永不荒芜的精神家园。

由此，中国的乡村的作用，不能仅仅从经济功能衡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绝大多数人口与农村有无法割舍的生命关联，正如时下流行的《乡愁里的中国》一书所说，乡村是人们“乡愁”的寄托，是不能舍弃的精神家园。

同时，乡村的存在，亦是人类生存方式多元化的必要。乡村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亦可以给予城市诸多的启示。

现代以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深入人心，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城市的喧嚣与拥挤所困扰时，很多人开始了对于田园的向往。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向往城市的人们，已经开始了重归自然和乡村之路。

如何快速地完成中国乡村的改造也成为了各级政府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国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很多乱象，某种意义上与城市先验论有关。在一些地方，一搞新农村建设，就强行把大批的农民强行驱赶到一个地方，集中住到楼房中。在笔者最近几年调研的众多城市中，相当大的一批主政者，都将消灭农民，作为推进当地城市化的重要手段。

而被寄予厚望的城镇化，亦以消灭农村、建成城市为业绩。权力的介入，资本尤其地产资本的进入，改变了乡村本来的生存方式，强行将农村纳入工业化体系，引起了越来越多反弹，在征地拆迁中日益剧烈的冲突，就是血的警示。而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往往将多少农民转移到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新型城市化，绝对不是要消灭农民，消灭农村，人为地实现所谓70%乃至更大程度的人口城市化，而是要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共存。

某种意义上说，辅助乡村，就是城市的自救。特别在当下中国内需不振的情况下，要造就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必须提升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的利益为代价的，存在几十年的剪刀差，使大量的农村财富，变相流入了城市。中国城市崛起，乡村塌陷的怪状，制约了乡村消费能力的提升，不利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乡村的成长，就是国家的成长。

未来中国的乡村应该有三个特点：在经济上，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在社会领域，实现农村的福利与城市接轨，同时，消除中国隐形的身份等级分野，使农民真正成为中国的独立公民。

无论在哪个国家，农业都属于一种弱势产业，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是否具有远见，正可以从其对待农业的态度上看出来。 在众多国家纷纷抛弃“见效慢”的农业时，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却仍然坚守农业。美国每年都给予农业巨大的补贴，因此，在美国搞农业，农民赚钱，而国家并不赚钱。

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价格都没有完全市场化，同时，农业补贴亦不到位。十八大提到未来农村需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纳入现代产业体系，远比驱赶农民到城市更有远见，也更符合现实。 农业本身的现代化，也比工业完全取代农业更为合理，从国家战略来说，亦更容易造就产业结构的均衡。增强抵抗经济动荡的能力。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服务业大国，也是世界重要的工业国，甚至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使美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抗击风险能力，具备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也是美国一直称雄世界的原因之一。

十八大之后，最近社会上流行很多提议，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农村未来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十倍。如此，农民的土地，未来就有巨大的升值空间，这也是对农民的权益保障。未来，农民以土地作为资本，纳入到国家资本体系，将给农村带来巨大变化。

土地的自由流转，对农村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彻底改变中国农业的的运作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实上，农村土地，只有承包，根本没有联产。除了国营农场之外，中国广大的农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小敲小打，劳动模式，退步到原始的刀耕火种时代，一度盛行的机械化，几乎被中断。以我的老家为例，我老家在湖北的农村，村中的水稻田被以斗（半亩）为单位，分成了上百份，每家的水稻田，都是通过抓拈，优劣搭配，由此，家家户户的农田，都互相分割，推高了经营成本，比如旱季灌溉，每家都得一个小块一个小块地租用抽水机，到了收割季节，亦无法施展收割机。由此，机械化亦无法实现，农业成本高，效益低。

未来农民能够自由流转承包土地之后，农民就可以以户或者村为单位，组建新型农庄。按照股份或者农地面积大小分红，实现真正的“联产”，这样，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之后，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扩展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同时，还可以进行多元化经营。

农村本身的现代化，比农民转移到城市更为重要。农业的现代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农业融入现代产业体系。台湾经济腾飞过程中，就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相反，台湾成为世界食品主要供应商的过程中，农业被纳入产业化道理，大陆未来的发展，亦可借鉴台湾农业发展模式，造就大批的农副产品基地，食品工业基地，旅游产业基地。

建设新农村，亦需在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缩小城乡差距。因为中国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未来，农村的医疗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谁负责？这些都是构建新农村的重要课题。

此外，中国的农民，普遍需要解决一个身份认同问题。

新兴的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民后代，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社会地位，他们已经开眼看世界，体验过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种田还是打工，不仅是个收入问题，还存在身份认同。

中国如不从社会制度上，改革现行户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级的隐性分裂，从文化上真正实践人人平等的信仰，长久必影响社会稳定，新一代的年轻农民，视务农为畏途，视农业为贱业，振兴农业无从谈起。而数亿农民，也无法找到未来。 农村一旦衰败，则城市失去了后方阵地，整个国家沦为溃败的国家。

共存互惠，方为城乡和谐之道。新兴城镇化的要义，不是单方城市化，而是城乡共荣。

（注：作者是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著有《大国诸城》一书，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等到你读完这篇文章时，又将有400多名中国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扎根。

已经容纳全球十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城市，仍在不断膨胀。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也是中国对钢铁、食糖、电力等需求的推动力。

也许更出人意料的是，城市已经成为中国对抗污染、提高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战场。

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一直伴随着慢性的环境退化和不断加剧的污染，官员们承认，如今这对人体健康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在中国领导人改变这种增长模式的尝试中，城市走到了最前线。

“我们不应仿效西方城市的高密集度模式，”中国国家发改委下属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说——他主要指的是能源消耗。他说：“城市化越快，消费就越快……我们必须考虑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制约因素。”城市移民显著影响着消费和行为模式：中国城市居民用电量是农村居民的3倍，糖的消费量是后者10倍，日常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也多得多。一位官员估计，每有一个人移居城市，政府平均要花费10万元人民币（合1.6万美元）修筑道路、桥梁、公用设施和其他公共产品，这些都需要能源密集的投入，如钢铁和水泥。

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来引导城市走上更可持续的道路，包括设定碳排放目标、鼓励使用独立太阳能设备、限制能耗和大力投资公共交通。上月，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承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并表示城市化必须与“生态安全”相均衡。

就此而言，北京和上海等中国最大的一些城市已在多个方面走到了前列。为减少空气污染和碳排放，北京（人口2000万）正在分阶段将燃煤电厂撤出城市的中心地带，用更清洁的燃气电厂取而代之。

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出租车用天然气代替了汽油，因为前者更廉价、更清洁。很多城市出资兴建符合环保原则的“生态城市”。

尽管有种种措施让城市“绿色化”，但迄今进展缓慢，因为中国整体的经济和政治架构仍然鼓励地方官员注重高投资和快增长，而不是可持续性。过去30年经济繁荣的动力是对固定资产的大量投资，这种模式导致城市横向蔓延、效率低下，充斥着质量低劣、只能使用20年的建筑。

“想想中国城市建设是为谁而建的，”福建省的一位市级官员若有所思地说，“它们不是为人民而建，而是为政绩而建。”

结果之一是，中国城市都有相似得出奇的巨大的街道网格，不方便行人步行。

中国的官员们指出另一项难题：谁来为减轻城市环境影响的政策买单？污水处理、高效率的垃圾处理和清洁能源都可能成本不菲。“一些官员可能会为了满足监管要求而建造新的污水厂，但为了节省成本和能源，他们也许会趁上级领导不在时关闭污水厂，”中国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主任夏光说。

官员和学者表示，有鉴于此，若要实现城市可持续性（以及在整体环境举措上取得成功），就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在评定官员的政绩时，除了GDP增长外，也考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就。

保尔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创始人、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称，在中国建设可持续城市需要“全新的市政财政模式”，而且只有得到经济改革的配合，城市化进程才有可能得到妥善把握。

他说：“需要努力建立起稳健、长远的经济框架，真正意识到自然资源的稀缺。”

他说，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需要“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即让我们在不耗尽自然资源或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增进繁荣”。

译者/何黎

两年前在上海，一名患有心脏缺陷的女婴被遗弃在豪华的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边，原因可能是她的农民工父母无力支付医药费。

这名女婴的遭遇彰显出摆在中国新任领导层面前的一大社会问题：在大城市炫富现象的背景下，几千万生活在赤贫中的农民工如何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上海市政府出资给这名弃婴做了心脏修复手术，她如今生活在孤儿院。她是中国2.3亿移民大军中的一员，他们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去年中国城镇人口已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光是上海，近1000万移民就占据了该市人口的40%。根据预测，该数字将在2020年升至1400万，占到该市人口的一半。

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里，没有户口让他们接受教育和医疗难上加难。帮助新移民融入城市，是葛兰素史克“新市民健康关爱计划”(New Citizen Health Care Project)的使命。该计划由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出资，由专门从事公共卫生教育的当地非政府机构(NGO)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Xintu Centre for Community Health Promotion)负责运作。

三林镇是上海浦东新区一个拥挤的城市社区，容纳了10万名移民。“新市民健康关爱计划”建设的四个社区中心中，有一个就在三林镇，该中心配备了空调活动室、教室和报告厅，所在的地方由政府提供，免收租金。由于该计划深受当地居民欢迎，葛兰素史克计划明年在北京开设一个类似的中心。

在宏观层面上，中国政府已经把医疗改革列为需要优先处理的要务之一。政府深刻意识到，随着生活水准提高，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忍受陈旧过时的医疗服务体系。2009年，中国政府定下宏伟目标：在2020年之前实现有效、安全、低成本的全民医疗。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近期报告《中国医疗：走进“未知水域”》(Healthcare in China: Entering uncharted waters)称，从那以后，中国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已经覆盖95%的人口。

但在微观层面——如三林镇等移民社区的日常生活领域——情况就不那么令人鼓舞了。比如，从理论上来说，上海外来人员与有本地户口的人享有同等医疗权。“但没有医保的话，医疗服务就过于昂贵了，”新途总干事郭小牧说。

移民可能拥有某种形式的医保，但多数人只能在他们的原籍省份使用。中央政府正在努力推进医保的跨省转移，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便是在允许医保跨省转移的省份，也很难使用医保，报销实际上非常困难。

上海最好的医院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和医生。市政府为贫困居民（包括移民）提供一些免费医疗服务，国外和本地的慈善机构也出资赞助包括免费手术在内的多种医疗服务，例如为女婴修复导致她被遗弃的心脏缺陷的手术。“但是，并不是说知道有一项免费服务就行了，”郭小牧说，“理论上你或许有权享受，但首先你必须知道自己有这项权利——而大多数移民都不知道。其次，你还需要拿到很多证明，才能享受这项免费服务。”

她说大多数移民“缺乏顺利通过整个过程的资源”，并认为问题出在实施方面，而不是政策方面。“新市民健康关爱计划”的宗旨不是向农民工及其亲属提供他们缺乏的医疗服务，而是试图通过涉及卫生、小儿营养和儿科疾病等问题的基本预防性教育，来预防他们生病。该计划每年有100万元人民币（16.032万美元）的预算，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有的甚至超出了公共卫生的范畴：近期讲座涵盖的话题不仅有预防手足口病，还涉及家庭暴力、如何使用Skype和如何安全网购。

郭小牧表示，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关注她的计划，以学习如何将这些计划推广到其他社区。然而，虽然有一些NGO组织专注于为农民工子弟学校提供帮助，但像GSK这种聚焦农民工医疗的项目在中国似乎为数不多。

中国的医疗改革只是刚刚开始。诸如此类的计划或许会开辟出一条新道路，形成示范效应。

张嫣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新近有报道称，中国若干大学取消了运动会上的男子5000米与女子3000米项目，据说怕学生身体承受不了，出现意外。这还不算奇闻，今年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军训期间，近3500名学生竟然累计看病超过6000人次。大学生理应是这个国家最有时间和条件进行体育锻炼的群体，现在似乎已经弱不禁风，还曾有官方统计称，有七成中国人处于亚健康状态，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体育运动以强健身体呢？

这个话题很容易归于文化现象。在儒家统治太久的中国，崇奉“天人合一”的思想，士人锻炼身体的对象是“心”，追求“以静修身”，再加上佛教和道家的影响，使得对身体的修养具有封闭性、内向性，这与西方人通过运动和竞技，由外而内截然相反。由于儒家不鼓励对抗而是和谐，原本尚武的精神也被湮灭，留存的体育运动大都是表演性质。这意味着运动是个人化的，缺乏竞技性运动对身体的训练要求，以及求胜的意志与荣誉感。总体上，西方的体育运动强调的是以身体为媒介的竞争和对抗，其价值取向是超越对手、自然以及自我。

由于更重视智慧的获取和品德的修养，中国传统上将体力强壮的劳动者视为尚未开化的一群，尤其代表着绿林强盗以及北方游牧蛮族，而代表文明的书生则是孱弱的体征，及至今日，女人选择对象时还是重视男人皮肤的白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表明了两种群体的社会地位，身体强壮往往被视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粗鄙之人，知识、权力才是力量而非强健的身体。

这种重文轻武的局面直到清末西方入侵才被打破，洋人高大威猛，船坚炮利，而中国人则被称为“东亚病夫”。这个时候国人很容易从身体对比上观察到自身的弱小，开始强身救国运动。由于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经过习武后战胜了俄国人，因此，清末解除武禁鼓励强身实际上有军事训练的目的，这个时期涌现大量中国武师与西洋“大力士”比武的故事，显然更是一种民族的自我安慰。

民国初立，各级学校仿照西方和日本开设体育课，强身健体成为中国追求现代化并融入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和诉求，其意义在于告别旧的中国，成为新世界的人，就像毛泽东所说，“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要从身体与精神上解放中国人。更重要的是通过增强体质以及提高竞技能力消除种族自卑，改变“病夫”形象，将体育与民族主义结合从清末起至今都是如此，这也是中国人热衷于“金牌”的原因。

现代体育起源于古希腊罗马，但只是贵族的游戏，只有在欧洲进入政治议会化与工业化后，体育才从贵族游戏发展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调解机制，具有现代性。体育代表着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表达一种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通过竞技活动实现一种新的伦理价值，如竞争、荣誉感、拼搏、公平、合作等，体现人的独立、自信与意志。而且运动与竞技更重视的是训练中的科学，过程中的规则，同时还有激励观众并提供观赏性。

现代体育也是城市化的产物，是从人从自然到城市的一种机制性适应，体育要有物质基础，它是在中产阶级诞生后，才由贵族的游戏发展为大众化运动。体育赋予了身体社会属性，并将身体纳入到社会关系当中。在西方，孩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参加各种体育训练和比赛，不仅是体质与精神的训练，还是孩子融入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他（她）可以在运动中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合作）并获得友情，也培养规则、竞争以及超越自我的精神。

民国初期生活在租界里的中国人或者上流社会，以及西方式的教育体制，都在模仿和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体育是重要的内容。1949年之后，人人成了革命事业的螺丝钉，身体只是革命的工具并被意识形态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体育也随之政治化。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仍然不能够独立，功利主义替代了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的状态一直是“活着”而没有生活。

这种功利主义让学校教育回归到科举时代，应试教育的激烈竞争导致体育的边缘化，体育考核可以弄虚作假。家长将孩子的生活目标社会化，但又把孩子与社会隔离，而不是像西方孩子通过体育融入社会。对体育运动的热爱需要从小培养，中国孩子不热爱读书但必须全力以赴，也因此，中国人戴眼镜的比例出奇的高。

如果从小没有培养体育锻炼的习惯和爱好，进入社会后很难有兴趣和意志进行持续的体育锻炼。因为中国人实在太忙，不只是工作的问题，而且工作之外的时间大部分用来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应对社会缺乏规范带来的各种麻烦，城市也几乎没有预留公共空间给居民体育训练使用。

在对身体的审美方面，中国年轻人受到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的“花样男子”文化的影响，阴柔而女性化，女人则普遍希望通过减肥达到一种瘦弱白皙的病态美。而在成人世界，一个男人拥有微隆的“啤酒肚”是种志得意满的成功象征。中国人对身体的审美是一种畸形价值观的结果，多少源自儒家的文化，也是等级社会的反映。而在好莱坞影视作品当中，到处充满身体健硕的男女，身体已经是好莱坞英雄文化的一种象征。

说到底，体育在中西方的认知和功能不同，在中国体育只有工具性，是实现健康的一种成本很高的手段，是一种职业（运动员和体育老师），是一种娱乐消费（欣赏比赛），是激发爱国主义的一种途径。除此之外，它没有西方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伦理。普通大众进行体育训练，不过是一种个人爱好。即使为实现健康，中国人也更倾向于通过食补养生这种“抄近路”的方式，只有当人衰老的时候，才因恐惧死亡而重视运动，老人几乎是城市清晨锻炼的唯一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的标志，这是因为运动的工具价值突然被放大。

而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也不太注重个人的拼搏与奋斗，更想依靠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其他能够“抄近路”的方式。中国也是一个缺乏规则意识的社会，法律、规则、道德等得不到严格的遵守，甚至遵守规则本身就是吃亏的代名词，所以，对公正与规则的需求较低，而这些恰恰是体育精神的社会价值所在。

中国还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就是赋予竞技比赛道德属性，在比赛中，道德置于规则、竞争和求胜意志之上，所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以德服人，有时候故意输掉比赛的做法被视为人间楷模。但是，本质上中国人往往更重视结果而非过程，也就不在乎用什么手段，最终道德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宣传。

体育不兴或许还和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有关，中国的城市化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而现代城市文明程度较低，城市居民仍然处于一种缺乏自我、缺乏自组织的状态，生活始终感觉到不稳定，从而没有足够的闲暇与财富消耗在不带来物质价值的体育运动上。

不过，一些富有的家庭已经开始重视孩子和自身的体育锻炼，其目的在于社会交际，体现社会地位并希望孩子全面发展，参与的大都是中国社会认为的“贵族运动”。中产阶级家庭也开始重视孩子的体育训练，但体育训练的商业化色彩太浓（成本很高），而社区体育设施与体育服务较少，想要坚持训练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这些表明，体育在中国逐渐成为象征社会阶层的事物，仍然距离体育精神很远。中国人忽视体育运动应该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也是由收入水平所决定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充满功利主义而缺乏游戏规则与信用，体育竞技所体现的精神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体育也就缺乏社会价值。

有关报道称，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是一个爱好体育运动的政治家，希望他的爱好能够影响和改变中国人不爱运动的文化。他也有责任改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缺乏的问题，改革应试教育而赋予体育运动新的生命力，并致力于创造一个公平、规则和信用的社会。体育竞技本身也会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为一个美好社会提供价值伦理基础，当然，体育也是一项有巨大潜力的服务产业，可以为经济转型提供空间。

（注：作者为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2012年即将过去，FT中文网邀请各界名人及本网编辑，与读者分享这一年的阅读体验。

著名媒体人闾丘露薇的推荐

书名：《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市场的道德界限》（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作者：Michael J.Sandel

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推荐原因：金钱到底可以进入我们生活中多大的领域？或者这样表述：到底有哪些领域，不能够由金钱说了算？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的推荐

书名：《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推荐原因：旧书重读，那个时代的生活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但一个“普通人”在同样的大时代，其追求和挫折的感受是相通的，一样的励志，一样的心路历程。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的推荐

书名：《冬牧场》

作者：李娟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推荐原因：李娟之前就写过《羊道》三部曲，加上这部《冬牧场》，算是一套四本，写的都是她跟随哈萨克牧民一家迁徙、放牧的生活。从外在来看，只不过是在一个狭小的冬窝子里，三四个人过着一无所有的生活，但事实上它完全满足了我对文学的预期，就在很小的空间里写一个很大的世界。

新闻通常是报道不寻常的东西，如果对象同样是哈萨克牧民，新闻会力求找出新奇的东西，写他们和汉族人生活、文化上的不同。而文学恰恰是要过滤新奇，写一些寻常的东西，这些日常的人性往往是最动人的。我并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李娟的文字能够引起我内心的共鸣。做电视有时会内心焦虑，但只要沉浸入李娟书中的那个世界，一切就变得清澈起来，她所触及的是这个世界中的美好，映射出的是人性中很大的善意。

BNC薄荷糯米葱中国设计师店投资人、《ILOOK》杂志出版人洪晃的推荐

书名：《民国了》

作者：杨早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推荐原因：特别好的历史读物，既不像以前传统的历史读物那样枯燥、学术，也不像当下时兴的历史读物那样口语化和通俗化。这本书用大量的研究和史料营造出一种时代的画面感，比如清华大学食堂里的菜价等，读来很有层次，既有可读性，同时十分严谨。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的推荐

书名：《论美国的民主》

作者：托克维尔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推荐原因：我读书杂乱，很难说是大众喜欢读的，但我多次推荐《论美国的民主》 。这是托克维尔除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的又一重要著作，中国大众应该读读这本书，有助于理解民主的真谛，这本书至今仍被美国人奉为经典。

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推荐

书名：《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

作者：Daron Acemoglu，James Robinson

出版社：Random House

推荐原因：该书给出了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分析框架，用来分析各国走向繁荣和导致失败的制度原因，切中我们当下问题的关键。

中国并购公会会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的推荐

书名：《罗马人的故事》

作者：盐野七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荐原因：我最仰慕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多年前读到她的《我的朋友马基亚弗利》，有史有情有理，惊为天作，始百般收求作品。老友专门从海外带回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4本，如饥似渴，从此喜爱古罗马，正如我在《罗马人的故事》内地版的推荐序里所言：“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的推荐

书名：《艰难一日》

作者：马克•欧文，凯文•莫勒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荐原因：从《艰难—日》中可以详细看到美军特种作战的法宝就是后台系统的强大有效和前端执行的专业精准，而这也正是未来企业组织的变革方向，值得特别关注。

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的推荐

书名：《论中国》

作者：基辛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荐原因：这本书是一个有国际视野的外国人写的他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在。

著名演员陈道明的推荐

书名：《老而不死是为贼》、《别拿畜生不当人》等

作者：小宝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原因：我看的大多数书都很无趣，大家肯定不爱看。小宝的书是少数我喜欢而且有趣的书。他的书得整在一起看，看一本太片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贾尔斯•钱斯的推荐

书名：《中国准备好了吗？——危机之后的世界新秩序》

作者：贾尔斯•钱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荐原因：本书核心观点是，中国崛起对世界构成了一场巨大的“供应冲击”（supply shock），压低了消费品价格、通胀率和利率。在这个长期的极低利率时代中发生的“寻找收益”（search for yield）和追求冒险的行为，导致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危机并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因为各国央行未能注意并理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变化，以及各国监管机构失职。但中国带来的“供应冲击”是必要的前提因素。本书还分析了中国在后危机时代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包括中美关系。

书名：《权力的转移：林登•约翰逊的岁月》（The Passage of Power: 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

作者：Robert Caro

出版社：Alfred A Knopf

推荐原因：这是我在2012年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这是Caro写的约翰逊传记的第四卷，描述的时期是从约翰逊成为副总统到1960年肯尼迪竞选获胜，以及1963年肯尼迪遇刺之后约翰逊继任总统。约翰逊是一位重要的美国总统，因为他通过了“民权法案”，改造了美国社会，还发动了越战。作者对资料的研究极其透彻，思考也极为缜密，他的这本传记达到了专业研究的水准，具有无与伦比的深度和吸引力，也是对那个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的美国的深刻分析。本书为传记作品树立了标杆。对于任何想深入理解美国历史和当今社会的人，我都强烈推荐本书。

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的推荐

书名：《生活中的经济学》

作者：茅于轼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推荐原因：该书自1993年第一版以来，已印行多次，19年畅销不衰，售出超过20万册，曾获得广东省社科类书最佳销量奖。许多人读完该书都认为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一点可从国内网上书店读者的评论中感知。《生活中的经济学》通过选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用简单平实的语言揭示其中蕴含的经济学道理，解释了这些问题与个人、市场与国家的关系，指出经济制度和交易费用等对于一个国家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并延伸到市场经济的文化、法律和道德观念等层面，强调了市场规则的作用和意义及其运行的基础。

书名：《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作者：茅于轼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推荐原因：该书1997年第一版，现在出了第三版。至今仍盛销不衰。本书是用经济学解释人际关系和道德的基本出发点。为什么利己是好的？市场建立在各人利己又不损人的原则上。什么时候需要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分析道德如何形成，它如何随时代改变。针对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对道德的侧重点做了调整。本书的特点是用逻辑和推理讨论问题。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盛洪的推荐

书名：《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

作者：天则经济研究所

出版社：世界科技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即将出中文版）

推荐原因：在众多的中国国企研究中，本书的特点是用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分析国有企业的性质，用公开的宏观和微观数据修正和还原名义绩效，从效率和分配两个角度重点刻画了国有企业的当下表现，并对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国进民退” 现象及对市场竞争规则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国有企业要退出营利性领域的改革终极目标和取消国企垄断权和其它特权的过渡性方案。

路透社北亚首席记者林洸耀的推荐

书名：《大民小国》

作者：余世存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推荐原因：这本书是作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人物解读，在大陆近年的“民国热”中，余世存的声音值得听取，如他自承，他没有加入怀念民国的大合唱，他的关怀仍立足于个人本位，他是独唱或清唱。

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的推荐

书名：《白鱼解字》

作者：流沙河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推荐原因：我郑重推荐沙河先生这部书，是因为他书中构建的那个世界正在离我们远去：手稿，书法和汉字的经典美感。我们正进入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无手稿期。我们每天与粗鄙的语言相伴。我们已无力感知汉字的脉络和本源。沙河先生的这册新说文解字是想提醒大家，中国人有必要重新识字。从识字中回溯中国的文化之根。

FT中文网视频编辑盛立宇的推荐

书名：《珍藏布列松》

作者：布列松基金会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推荐原因：新闻摄影奠基人享利•卡蒂埃-布列松的作品全集，印刷排版皆属上乘。布列松在几十分之一秒中捕捉时间和空间的张力，以绘画般严谨的构图呈现世界。所呈现的“决定性瞬间”，在技术进步之下依然鲜有人能超越。

书名：《金融之王》

作者：艾哈迈德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推荐原因：一部关于中央银行和中央银行家的史诗巨作。自其诞生之日起，人类就在学习如何驾驭“货币”这一发明。本书呈现一小群精英们的努力，以及他们的失败带来的灾难。该书曾获普利策，FT-高盛最佳商业书籍，纽约时报年度图书等多个奖项。

FT中文网财经编辑徐瑾的推荐

书名：《新伦巴底街》

作者：佩里•梅林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推荐原因：白芝浩被认为《经济学人》历史上最伟大的主编，甚至是最伟大的财经记者，他的《伦巴第街》被视为金融领域经典之作。佩里•梅林在《新伦巴第街》中不仅对白芝浩致敬，也重新梳理了白芝浩之后的金融系统格局变化。当我们审视美联储如何成为了最后交易商时，或许也该反思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两大传统的分野合流。

书名：《第三种猩猩》

作者：杰拉德・戴蒙德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推荐原因：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是耶非耶？人与黑猩猩的关系多近？二者基因的差异不到2%。现代经济学，每每以研究人的竞争和合作等行为为要务，但是往往有隔了一层的感觉，这时候生物学家的意义就得以凸显。这是一本旧书，尤其比起戴蒙德后面一些爆得大名的著作（如《崩溃》），知者不多，不过却是他的当行本色，能力所逮，读来过瘾，译者亦颇为得力。

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刘波的推荐

书名：《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荐原因：本书作者霍布斯鲍姆今年10月1日以95岁的高龄去世，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在80多岁时写的这本自传里，他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从奥地利到英国，从纳粹德国的崛起到苏联的倾覆。给一个人贴上标签后再加以颂扬或批判是很容易的，但每个个体都是特殊的，理解其独特的个人历程与历史背景，需要下更大的工夫。霍布斯鲍姆为何在后“冷战”时代仍坚持做一个“特立独行”的老派左翼分子，本书提供了回答。“世界不会自发自动变得更好，”他说。有时我们要警惕良好的愿望铺成人间地狱，有时我们也要警惕精神和智识上的自满导致犬儒、过度的消费主义，以及金融与生态危机。

书名：《通往革命之路：俄国激进主义百年史》（Road to Revolution: A Century of Russian Radicalism）

作者：Avrahm Yarmolinsky

出版社：Cassell

推荐原因：今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受热捧，原因无非是借古思今。但对中国更有参照意义的无疑是俄罗斯：法国自巴黎公社之后就已基本走出暴力革命循环，而俄罗斯至今无法摆脱强权政治阴影。本书从作者到内容都无法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相提并论，但它分析的是一段“冷门”但意义同样重要的历史：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一百年里，俄罗斯的激进革命主义是如何萌动和不断壮大，罗曼诺夫王朝又是如何在不断的压制、被迫改革、再压制的循环中走上绝路，并最终为列宁等人的上台打开大门的。本书为专制政治与革命主义这一对孪生兄弟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历史切片。

FT中文网责任编辑/视频编辑王昉的推荐

书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作者：高华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推荐原因：听说此书虽已多时，但去年底高华先生的辞世，促动我辗转找到了这本在中国仍然被禁的书。高华先生叩问禁区的勇气，和他从公开史料中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的能力已有公论。读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是，对照2012年中国政坛的一幕幕大戏，竟时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本“祛魅”之书让70年前席卷延安的那场近乎癫狂的中国式思想改造运动剥掉了语焉不详的外衣，露出更接近真实的狰狞面目。高华先生执拗地从官方叙事这块"历史盖布"的拼缝间剔扫出泥沙，这种问史的姿态，在"拼缝"日益扩大的今天，尤有借鉴意义。

书名：《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作者：安东尼•刘易斯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推荐原因：在美国学习新闻时，研读过美国国父们在酝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过程中，思辨媒体与政府、言论自由与社会进步间关系的多段论述。他们对言论自由近乎偏执的捍卫和气势恢宏的论述，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两度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刘易斯的这本书，以《纽约时报》vs沙利文案为主线，回顾了两百多年来美国围绕言论自由的司法斗争史，让我再度重温了许多段经典论述。读罢最强烈的感受，一是美国人的宪法情结，二是美国社会对冷静思辨、程序正义的尊重。在“美国衰落”论日益流行的今天，仅是上述两点，就足以让人重新思考我们与它的距离。

FT中文网投资与财富管理编辑冯涛的推荐

书名：《宽客人生》

作者：伊曼纽尔•德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荐原因：这本自传的精彩之处在于，从来没有哪本著作能够完美的跨越两种文化，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中，物理学与金融学完美的融合，告诉读者如何使自己的财富增长。

书名：《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

作者：弗兰克•G•戈布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推荐原因：亚伯拉罕•马斯洛第一次把“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类潜力”的概念引入了心理学的范畴。马斯洛心理学不仅充满了对人类的精神健康和发展的坚定信念，同时也充满了对人与人之间的爱的信心。

FT中文网生活时尚编辑薛莉的推荐

书名：《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

作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推荐原因：这是法国文化人用采访跨国文化产业巨头的方式写的有关文化产业商业运作的书。大量的采访内容让作者的分析与思考显得十分脚踏实地。

书名：《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

作者：福克斯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推荐原因：这是英国人观察与分析英国人的书。作者运用了社会学调研的方法来解读民族性格与行为方式，再用英国人不嘲讽，勿宁死的方式写出来，十分有趣。

【编者按】《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应新浪传媒之邀，评选2012年度中国传媒业十大事件。他为此撰写本文，并授权FT中文网发布。去年此时，我们曾发布朱学东先生的《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旧年之前，北京告别了冬天明媚而短暂的阳光，迎来了三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

而在新年之初，寒意未曾稍减，尘霾又遮天蔽日，北京又迎来了最脏的冬天，让人更觉沉重压抑，连自由呼吸都成了困难的事。

中国哲学讲究天人合一，习惯于从环境的巨变中寻找尘世的逻辑。所以，在中国人看来，天生异象，不是好事。回过身来，检视这过去的一年，也是一地鸡毛。

经济凋敝吃老本，媒体萎顿实平庸。

我也真没想到，才告别2012，传媒业便会有大事发生，其过程、其结果、影响仍待观察。

平庸到了极点，就像股市跌成那样，该是筑底盘整了吧。我过去炒过股票，深知盘整阶段，现金为王，保护好手中的筹码，方是王道。

于依然身处这个行业的人而言，守护好向善之心向上之心，不因寒冬而绝望溃散，不因尘霾而挫锐同尘，需要所有依旧心怀梦想的人的沉静努力，即便身处螺蛳壳里也要怀有一颗做道场的心，从细微处做实做好，才能迎接春天的到来。

守候于幽夜，有时也是一种幸福，尤其是心怀不灭梦想守候于幽夜。能够守候于幽夜而等来晨曦光明的人，一定比直接生于光明之地，更有幸福感。

痛苦能够让我们重新清晰地认清自己所处的方位，同时对行为作出调适。

哪怕抖索颤栗着，哪怕已身染尘肺，哪怕心情比任何一年都灰暗，我们依然必须带着这埋藏在心底的念头，迎着寒冷和尘霾出发，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一，大势

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薄王事件”和执政党“十八大”大戏相比，与海外传媒业比如美国《新闻周刊》出版了最后一期纸质版而从此改出电子版，缅甸终止新闻审查制度等相比，总体而言，2012年中国的传媒业多少有些平庸乏味。

平庸到年底新浪传媒邀约我评选年度十大事件时，我竟然找不出有印象值得回味的十件大事，只能用滥竽来充数。

我用了一个词来描述2012年的传媒业：“调适之年”。

整个传媒业都在调整适应消化。喧闹的社交媒体面临调适，传统媒体面临调适，从业者、管理者和管理手段都需要调适，这种调整适应还将继续一个较长时间段。

不过，即便整个行业产业都在调适消化，我们依旧可以从中触摸到一些特别的具有趋势性的变化。

第一，这些年媒体业的发展，技术进步的主导是根本性的，也是颠覆性的。其实，历史上媒体业的发展，也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不过，过去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媒体型态的变革，代际特征介质特征都非常明显，而且时间较长。

如今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媒体型态的改变也是瞬息万变，再也难有过去那种清晰地代际特征和介质特征。

一个字，快。技术主导的媒体型态的改变，比的是“快”，或“新”。这种变化，是传统媒体永远追赶不上的。

不过，我相信，技术的力量最后是普惠的，传统媒体也能够利用技术进步的优势。有一点更为深远的意义，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强调的，就是技术进步的启蒙作用。技术进步让普通人掌握更多的信息，逐步拥有了上帝一般的判断权，专制统治所依赖的思想和信息控制基础正在瓦解，同时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边界正在重塑，众生不再沉默，已经开始说话。

而且，即时传播技术带来的瞬间而又巨大的情绪凝聚作用，能够让传统的广场效应无远弗届。

第二，技术进步的推动，对于传播平台的创新居功至伟，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快或新，让技术搭建的平台和市场越来越分化，越来越不稳定，消费习惯难以捉摸把握，也会伤及平台的发展。没有相对稳定的消费群体，盈利模式很难形成。

当然，这种建立在技术发展基础上的快和新，也让传统的管理模式和管理者很受伤，只能用最原始的残酷方式：关，删。结果是越删越麻烦。

第三，技术进步对传统媒体信息采集传播功能的解构是不可逆的，长远看，生死攸关。我在2012年《新京报》9周年时曾写过，如果说政治和市场压力事关传统媒体生存的尊严，从长远看，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处理不当，则事关生死。

春江水暖鸭先知，冬寒欲来也是鸭先知。大都市的名报们是最先感受到这些压力的。当然，在海外，这种压力早已开始。

区域性地方报纸，压力或许还稍缓到来，但对于整个传统纸媒而言，今后的生存，需把握两个关键。一是从内容上看，势必越来越倾向于具服务性的、亲和力的地缘性信息（尽管它同样会遭到冲击）。二是从成本上看，必须改变过去粗放式的经营，严格预算，或许还能过几年相对好的日子。

第四，技术主导的媒体时代，有粘性的内容成为稀缺品。有品牌影响力的传统媒体和传统媒体人，在与网络和新媒体合作时，讨价还价能力将有所提高，此其一；其二，网络和新媒体同样也将利用传播平台的优势和资本优势，笼络更多专业的职业撰稿人，直接为自己的平台服务。

必须清楚的是，新媒体如果没有有价值有粘性的内容，多新也会很快被抛弃。传统媒体如能在内容制作上有新的拓展，同样也能破旧立新，成为新媒体传播的宠儿。典型如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新浪、腾讯都纷纷在整合有价值内容方面下功夫，或可见一斑。

在技术主导传播业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人和传统平台，唯有深耕内容，擦亮招牌，利用新的传播技术，才能成为现代传播产业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寄望于管控天花板的打破，其实是缘木求鱼。

第五，传统媒体人员向新媒体流动加速。一方面对传统媒体的严厉管制，摧折着媒体业者的良心和职业尊严；另一方面，大都市生活成本高，而即便成功的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所能带来的收益也是有限的。于是，新闻理想在政治高压和生活重压下，逐渐让位于现实的生活追求，被商业理想所取代，这也是这个时代必然的一种选择。当然，那些在商业性新媒体机构服务的人，并不是说会彻底放下心中埋藏的理想，条件一具备，依然可能在一些地方复苏。

第六，对于社会现实、媒体和传播发展变化的认知，市场和监管体制与从业者之间，越来越难以找到共识。

传统的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现实，改革红利消耗殆尽。如果说传统媒体还能有发展，也必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的。而监管者的监管手段，也是越来越捉襟见肘。

二，年度事件

传媒业年度大事，我竟然挑不出十件来，也是第一次。下列事件，排名不分先后。

1， 微博关停评论

2012年3月底，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分别宣布，关闭评论数天，原因是“近期微博客评论跟帖中出现较多谣言等违法有害信息”。双方公告均称，清理后系统将再开放评论功能，“进行必要的信息清理，是为了有利于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交流环境，希望广大用户理解和谅解。”

民间舆论一时哗然。不过，人们还是看到了技术进步与权力威势间的差异。

2012年间，微博上的删帖，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成本之高，躺着中枪之人之多，也是罕见。

2， 方韩微博大战，传统媒体被卷入

2012年初，有网友指控韩寒代笔，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挑起微博上的所谓“方韩大战”。名人名家各自站队，打的可谓天昏地暗，伤及诸多无辜，连一些传统媒体也卷入其中，其影响力之久，在微博发展历史上应该是罕见的。

我曾经用德雷福斯事件引发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分裂来观照围脖上的方韩大战，但后来感觉太抬举了后者。

我们《中国周刊》做的一期封面报道《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便是由此引发的思考。

3，“微”滞涨

微博越来越像传统媒体，越来越主流化。虽然它的特质和传播通道与传统媒体有很大不同，但目前支撑微博人气的，依然是传统媒体重点关注或者因时效和管控无法完全表达的内容。

越来越像媒体，首先意味着有粘性内容的重要性。微博主流化后，其粘性活跃度已处在盘整状态，向上突破的通道尚未打开，但有粘性的人和内容，因为各种原因，比如新的平台的出现，或转身，或活跃度下降。粗野俗气的内容也会打击微博的粘性。加上传统的管控压力，微博的盘整压力其实很重。

越来越像传统媒体，也意味着商业模式创新的艰难。

当微信出现后，原来面临先手者巨大竞争压力的微博同业，似乎一下子松了口气，从另一方面说明新技术新平台开发给微博这种形态带来的压力。

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微博仍是社交媒体中最具媒体特质的传播平台，类似于传统媒体中的大众媒体。

2012年腾讯微信的发展，让许多人有了新的体验，就像传统媒体市场出现新创办的媒体一样，必然对现有的平台产生压力。不过，就目前而言，微信平台更像是一个熟人沙龙，其传播很像是传统传播中的分众媒体平台。其未来到底会产生怎样的而影响，还需观察，需要时间来验证。

4， 媒体上的“习李新政”

2012年底，执政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改进新闻报道被列入规定之中。

会议提出：“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刘奇葆在中央新闻单位调研时也强调：“中央新闻单位要带头改文风”。

此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媒体，罕见地被允许不使用通稿，大篇幅描写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行踪，另外通过新华社发布的新领导集体的家庭生活通讯等等，也都通过传统媒体和微博等社交化平台得到了充分展示。这种变化，多少给中国的媒体打了一支强心剂。

我曾在《新京报》上著文，《把新闻价值的判断权还给媒体》。虽是常识，但尊重常识实现常识，往往需要花费巨大的努力。

5，央视“你幸福吗”争议

201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 一经播出，引来许多争议和讥嘲，也让“幸福”成为媒体的热门词汇。

不过，在我看来，节目中看似荒诞的回答，能够在新闻报道中播出，本身是个大事情，也是对表面庄严神圣社会的解构，是一种值得记录和鼓励的努力。

6，重庆电视台恢复商业广告播出

薄熙来主政重庆时代，重庆卫视被要求做红色频道，取消了商业广告，经费由政府财政列支。一时媒体业界学界舆论纷纷。薄王事件之后，人废政息，重庆卫视也开始恢复商业广告的播放。

建设公共电视台并非不可以，BBC模式是可以借鉴学习的，但这得有前提。中国的电视台一方面拿着财政补贴，一方面做着商业广告，显然有问题，但要做公共电视台，却也是不够格的。

重庆卫视虽属极端个案，但改革开放至今竟然发生了，令人深思。政治强奸媒体，闹剧虽已结束，但谁敢保证不重演？

7， 媒体的公关之战

市场经济，商业化社会，企业间的竞争往往是白刃战。在这种商战中，媒体成为竞争各方纷纷拉拢的对象，公关之战，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化平台，愈演愈烈。2012年的几次大商战，比如电商行业、传统机械制造业、转基因等，都有不少媒体卷进。

媒体成为商战的一部分，在商业社会，尤其在中国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社会里，总是难免的，而且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承担一部分公关职能，并不是罪过，关键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媒体性质，尽力保持一定的中立性，平衡信息的传播。

8，郑州报刊亭之死

2012年，郑州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治理违章报刊亭，市区421个报刊亭将被全部拆除。官方的理由一是它们均属违章建筑、无证经营，二是退路进店，还路于民。

只要在法律框架内，郑州市的决定似也无可指摘。但是，城市报刊亭的形成，自有其历史渊源，而且在许多城市，报刊亭除给一些人提供就业机会外，也已经成为一道文化风景，虽然有些残破，却也让一座座灰色的城市平添许多亮色和人气。我只是希望，政府在做出这样决定的时候，能够有所考量，不是一味地拆除，还需要建设。毕竟，一个城市的人们，除了衣食住行，还有精神生活的需要。

当我敲完上述内容之时，刚刚喧嚣过的媒体界似又恢复了常态，掩映在窗外浓密的尘霾中，可以感知，却望不到未来。

但是，如勃洛克的鼓励：

“即使不能摆脱可悲的奴役，

即使遭到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这毫无出路的谷底，

对我，你仍然把温存的目光赐予。”

这温存的目光，这点滴的鼓励致意，已经足够让我们背起因袭的重负，继续前行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

当又一年过去的时候，各种媒体做各种总结，是顺理成章的惯性行为。是否有必要总结盘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足够的版面和策划的姿态，以证明自己是媒体。

然而一年又过去了，又不知道看了多少体育赛事，浏览了多少体育新闻，但留下的疑惑与糊涂却越来越多。很多喧嚣一时的事情，悄无声息地煞了尾，轰轰烈烈开始，匆匆忙忙结束。这又逝去的一年，很难用一个汉字来概括。如果一定要给出答案的话，恐怕我每年都会选择“乱”，而对于中国体育的2012，“乱”之上，还要添加一个“惑”。

有很多画面会在眼前闪过，伦敦2012自然在其中。这两天又看到孙海平谈刘翔，大家议论刘翔会不会复出。关于他在伦敦的退赛，我到现在仍有很多疑惑——当时是因第一轮预赛时突然伤势加重，难以为继，所以必须退出？他那一段单脚跳，亲吻跨栏，姿态很足，后来才知道是那条他最初选择离开的通道被封闭，所以不得不单脚跳离开，并不是要用单脚跳“坚持完成比赛”。为什么一切都只能在影影绰绰间让大家猜度？为什么我们只能听到圈内人耳语的“那之前在水晶宫退赛就确定他比不了奥运会了……”

很大程度上，刘翔2008年的北京退赛，直到现在也是稀里糊涂。刘翔和他的教练，有没有真正面对媒体和公众解释过？商业利益使然？还是长官决定必须要坚持？

刘翔带给我们的荣誉与激动永远都会存在，只是刘翔未来会是什么？他还要复出？还会不会退赛？刘翔的2012，让我看不明白。

伦敦奥运会上有孙杨叶诗文名扬天下，有各种包揽，年底却出现了和包揽隐约相关的乒乓球羽毛球2020奥运会资格问题。包揽是荣耀，是成就，但只包揽金牌，却没能承担起在这些优势项目上的全球普及和推广责任。包揽了奥运，失却的却可能是天下。

中国代表团在伦敦表现不错，哪怕奥运再不可能像2008那么疯狂。这是一届真正呈现在社交媒体和移动客户端的奥运会。资讯传播手段与观点分销交流模式的变化，让一件全社会关注的大事件，呈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景象。开赛之初的女子举重，中国选手失败，让举重界的“养狼计划”浮出水面，更连带出一系列奥运资格选拔过程中的各种竞争手段。这些地方或机构间的争夺，和体育没有太多关系，更是政治利益的争夺。

女子羽毛球双打的假打事件发生后，各种媒体和社交网络上的讨论，达到了一个奥运民意争锋的顶点。有将矛头集中在规则漏洞的，也有指责教练运动员体育道德欠缺的。疑惑一直延续至今，讨论也没有结果。哪怕国际羽联修改了规则，也不足以说明“规则派”就战胜了“求道派”。

只是这样的疑惑，对于中国体育道德思维倒真有些启蒙作用，金牌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如何去获得金牌，以怎样的方式获得金牌才是，有争论才可能出真知。奥运会上，英国自行车“假摔”夺冠的案例，被援引为利用规则是合法的——但合法手段，未必合乎体育的情与理，更难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李永波当时说过，奥运之后他会有专门说法。奥运年都过完了，这说法还不知道在哪里飘荡。

这一年足球反赌假球案结案，一众足协高官、世界杯国脚锒铛入狱。但这低调的判罚，是否有激浊扬清的作用？判罚调查的，都是2004年之前的旧事。轻判意味着既往不咎？还是“秋后的秋后”还要算账？谁都不知道。

恒大用十一月时间号称十一个亿，修建了一所招不够生的足球学习，疯狂得不可理解。但是这座足校通天塔，恰恰赶在“十八大”开幕前落成。这一周新华社通稿，习近平同志爱体育，熬夜看过球。

围绕中国足球的各种疑惑和糊涂，与日俱增，并且有了向CBA蔓延的趋势。假赌黑不再是中国足球独有的丑恶。于是麦迪来了中国，打了一个半月，还在连败中折腾。

这一年阿姆斯特朗成为体育历史上最大的骗子。这一年梅西创造进球纪录四度捧得金球奖，西班牙更创造了三连冠的足球历史——西班牙足球一点都不乱，但这和中国无关。

中国的体育迷，就像十二连败鼻青脸肿的麦迪，就像“老子不干了”的孔卡。 2012，哪怕有伦敦的辉煌，仍然让我们看不懂这乱且惑的体育。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

不久前，于丹女士在一次昆曲演出会上发表演说时，被观众轰下了台。此事引发互联网上热切的议论，大多数言论倾向于“倒于”。这一状况，与通常所得到的舆情反差强烈。此前，于丹经常在主流媒体上抛头露面，也常常出没于各种各样的公共场合，给人的印象是：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我想，她的自我感觉也是这样。然而，这一次，公众却不待见她，甚至在互联网上毫不留情地羞辱她。真是世态炎凉。莫非这位“女孔子”也须得遭遇二千多年前圣人的那种栖皇的命运？

传统媒体所传达的舆情，造成了于丹的误判，以致惨遭羞辱。可见，互联网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的实体空间，几乎是两个世界。以微博和社交网站为主的互联网舆论平台，有着强大的舆论生产能力，而且，一般而言，其自发性甚强，相对比较能够传达民间社会较为真实的想法，而不像传统媒体那样受到太多的外在力量和利益的左右。普通网民在网路的丛林里神出鬼没，各种文化名流常常遭遇突如其来的言论狙击。其实，于丹式的遭遇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发生过。大约1986年，在思想最开放的蛇口开发区，当时最著名的官方“肉喇叭”李燕杰、曲啸等人，就被那里的青年轰了下台。只不过互联网时代让这种反“精神注水”的抗争变得更频繁、也更容易。

传统媒体以一种单向度的资讯流，来完成文化传播，而且是不可逆的。所谓“文化名流”一般比较能够适应这种传播方式，传统的文化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媒体单向度传播所制造出来的。比如，成就于丹的《百家讲坛》。在这种传播平台上，于丹们总是居高临下，一副教师爷的姿态。但并非人人爱听。但在这种不可逆的传播状态下，受众纵然有所不满，也无可奈何。因此，一旦他们走进互动性的言论场域，与受众处于同一平台时，受到批评和抨击，也就在所难免。

互联网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媒介中的“权力”结构。同一平面上的点状播散，使得文化精英阶层话语权力的垄断性被打破。虽然有网站私下“加粉”，让一些文化达人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但有头脑的网民并不真正在意那些“大V”们，倘若他们的言论没有什么价值的话。而普通网民在“匿名性”的掩护下，变得更具攻击性。互联网上唾沫横飞、粗话喧嚣的舌战场面，让那些惯于谆谆教导的文化导师们不寒而栗。名流精英在互联网平台上常常显得弱不禁风。被攻击得关闭博客和微博的评论功能，乃至干脆就关门大吉之事，也时有发生。

互联网虚拟世界的形态，正在模拟一个现代市民社会的模型。中国网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言论开放的状态。互联网技术突破了言论禁锢的坚硬藩篱。尽管互联网上的自由依然是有限的，但与致密的平面媒体的言论容器相比，巨大的网络总会泄漏出许多真相，传达真实的信息。网民在虚拟空间游弋，播散各种各样的声音，与来自现实世界的权力，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一状况的形成，显然与数码技术革命相关，但它同时还是一种言说智慧的表达。互联网言论以种种奇妙的构词法、造句法和修辞手段，避开关键词过滤的禁令，把现代汉语的表达力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正是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初级形态的清晰镜像。然而，面对这样一种言论状况的变化，主流文化的掌控者（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缺乏足够的认知和准备。他们遭遇袭击，或“躺着中枪”，也就在所难免。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薛莉 [email protected]）

在中国古代都城北京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

故宫(Forbidden City)坐落在北京城中心，中国古代的皇帝就在那里统治“天下”。对古代的中国人而言，紫禁城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中心，也是各个亚洲宗属国和蛮夷之地的中心。

如今，这座城市极大地扩张了。以故宫和宽敞的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一圈套一圈的环形公路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开，制造着交通拥堵。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里，曾经的独裁者毛泽东的遗体庄严地躺在水晶棺里。毛泽东画像也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如果你参观过列宁(Lenin)或胡志明(Ho Chi Minh)在水晶棺中的遗体，参观毛泽东遗体就意义不大了——摆放在水晶棺中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座蜡像，遗体开放参观的时间也不太方便。

另一方面，参观故宫是所有游客北京之行的重头戏。你可以从天安门广场旁边的故宫南门进去，一直向北参观；或者从景山公园附近的故宫北门进去，一直向南参观。故宫北面的几座公园和湖泊异常美丽，有兴趣的游客可以去那里看看北京当地人如何消闲解闷。

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名为《复兴之路》的展览，值得一看。《复兴之路》是一个长期展览，一方面粉饰中共执政期间发生的一切负面事件，一方面重点展示中国被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和日本）侵略的“国耻”。

参观这个展览，能够让你深入了解中共为了在现代中国打造民族主义是如何歪曲历史的。

在天安门广场南侧，是一个在古代热闹非凡的地方——前门。如今这个地方仿古痕迹很重，显得俗气，不值得一看。但在前门大街拐角处一栋建筑的楼上，有一家Capital M餐厅，不仅提供美味的西餐和酒，而且环境一流、视野绝佳，往北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如果你想去一个没有游客扎堆的地方，你可以前往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交民巷参观，那是从前的外国使馆区。那片区域的街道掩映在树荫之下，街道两旁坐落着殖民时期的老建筑，就好像上海的法租界(French Concession)一样。在那里，欧洲帝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侵略中国时留下的遗迹随处可见，令人惊叹。

从前的美国使馆如今经过翻新，变成了一排精致的餐厅，值得去吃顿正餐或者早午餐。

遗憾的是，其他多数从前的使馆如今都变成了一些秘密政府机构的办公地，不允许外国人入内。

北京一流餐厅遍布，号称汇集了中国各地菜肴，但时间紧张、缺乏探险精神的游客，应直奔天安门广场以东几条街区处的东方君悦大酒店(Grand Hyatt)长安一号(Made In China)餐厅。这家老牌餐厅提供可口的北京烤鸭和叫化鸡，不过须提前预定。餐厅提供中国各地菜肴，餐后还会奉上中国白酒或者黑芝麻味的冰激凌。

如果没有爬长城，北京之行就不算完整。城里每一家酒店都可以为游客安排一趟长城之旅。长城有许多段，其中，距离城区较远的慕田峪长城游客较少，景色也更壮观，距离北京城中心的车程包括堵车时间也仍在两个小时之内。

北京的夜生活多姿多彩，不过，糟糕透顶的交通状况（尤其是在周末的晚上），同样往往会限制你的出行。

南锣鼓巷、钟楼和鼓楼一带好玩的小酒吧遍布，大跃啤酒(Great Leap brewery)就是其中之一。这家酒吧提供自酿啤酒。掺了蜂蜜和四川花椒的那一款值得尝试。

三里屯一带的酒吧一直是外国游客的最爱。附近工人体育场(Worker's Stadium)一带有众多夜店可供选择。

最后，给所有来“帝都”参观的游客一条建议：如果有人走到你面前，说想跟你练练口语，或想向你展示他们的艺术品，或想邀请你到附近的茶馆喝杯茶，请礼貌而坚决地告诉他们，你没兴趣。否则，你就中套了——这些都是北京城里骗子们的惯用伎俩。

译者/何黎

2012年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乃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大事件。虽然他是继高行健之后第二个汉语写作者的获奖，但由于没有政治权力的阻挠，因此他迅速地传遍中国，震撼中国。两个月里，莫言的著作一版再版，覆盖整个中国，也让中国读者开始重新关注逐渐被市场边缘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一方面为莫言的成功感到喜悦，另一方面也有些担心，是不是广大中国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只是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刺激？而这一关注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会随着诺贝尔颁奖仪式的结束而逐渐消逝？

回想八十年代，当时文学还处于公众关注的“中心”，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寻根文学”、“实验小说”，都能一下子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成为街头巷尾的议题。随着商品社会的迅速发展，影视文化逐渐取代了原本文学拥有的“中心”地位，而文学逐渐被边缘化了，比如莫言是个热烈拥抱社会现实、充满关怀热情的作家，其小说的社会批判力度极大，尽管如此，在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恐怕还有许多青少年读者并不熟悉他的名字。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语言和技巧上虽然变得越来越完善，但是却与当下剧烈变动的社会变得越来越脱节。不仅如此，虽然莫言这一代的小说家们在解构官方话语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他们的小说从集体经验语言回到了个人经验语言，以各种艺术表现形式解构了以往的革命话语，可是在成功地解构了这些主流意识形态之后，他们的小说是否除了虚无就是虚无，是否还能够提供了一些关于心灵救援的力量？当文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微弱时，有的作家认定文学应该“回避崇高”，不必再谈“教育” 、“拯救” 、“责任感”等；也有些作家认为，文学能“自娱” 、“自乐” 、“自救”即可，完全不必奢谈救人、救国、救治灵魂。这样，文学是否还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便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用意象表述，便是文学是否还可以成为照亮社会的一盏灯？

二十世纪初，忧国忧民的鲁迅弃医从文，立志把文学当作拯救国民性的工具。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作为先觉者的“狂人”，不仅发现整个中国文化的字里行间都隐含着“吃人”的罪恶，而且发现他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为吃人的一员，即使已经觉醒，还是抵挡不住吃人的惯性。作为一个启蒙者，鲁迅的姿态是高于大众的，正因为这一“高”姿态，他才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才在《热风》中明确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引导国民前进的“灯火”。

鲁迅的救赎情怀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在上世纪下半叶，文学的社会功能被畸形膨胀了。文学岂止可以救救孩子，而且可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作家可以充当“灵魂工程师”，可以当“号角” 、“旗帜” 、“阶级斗争晴雨表”。正因为过分夸大、过分膨胀，所以才出现相反的思潮，认定文学的救赎功能纯属妄念，“救救孩子”的呐喊纯属“空喊”，文学的救治意义被悬搁了。比如，许多先锋小说更关心的是语言和技巧的更新，而不再关心文学的救赎意义。可是，我们在莫言的小说《酒国》里却又听到“救救孩子”的声音。在《酒国》这个半虚构半现实的欲望横流的“肉人”世界中，连可爱的婴儿都可以成为一道大餐。所有的人都在“吃”，连原本去调查红烧婴儿案件的侦察员丁钩儿，在酒色的包围中，自己也从警察变成了罪犯，无意识中也加入到了“吃人”的宴席，成了吞吃孩子的一员。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结尾，莫言把自己也写进了“酒国”，他用自嘲的口吻让那个“体态臃肿，头发稀疏，双眼细小，嘴巴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走进了那个似幻似真的堕落酒城，跟着小说里的人物一起身不由己地大吃大喝，只是在品尝“红烧婴儿”大餐之前就醉倒在桌子下面了。从莫言自嘲与反讽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纪末肉欲横流的颓废盛宴，而在这场盛宴中，每个人都进入喝醉酒、吃婴儿的“共犯结构”中，每个人都无以自拔。莫言与鲁迅相似，既发现吃婴儿，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也是“共犯结构”中的一部分。

莫言虽有救救孩子的情怀，但又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在短篇小说《弃婴》中，莫言再次以叙述者“我”的声音写了一个企图“救救孩子”却又没有力量的脆弱的个体，在这个人身上，我们又看到了“作家莫言”的身影。“我”虽具有悲悯之心，从葵花地里拣回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可是面对家里人的责怪，内心却充满矛盾。小说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几天之后，我更加尖刻地意识到，被抛弃在美丽葵花地里的女婴，竟是一个集中着诸多矛盾的扔了不对，不扔也不对的怪物。人类进化至如今，离开兽的世界只有一张白纸那么薄；人性，其实也像一张白纸那样单薄脆弱，稍稍一捅就破了。”

顶着家人的压力，叙述者“我”勉强抚养了几天被抛弃的女婴，想给她找一个归宿，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公社里的人对这种弃婴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已经变得非常麻木了，而“我”的姑姑，也就是后来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中的原型人物，是个妇产科医生，见到“我”，反而要劝说他领养另一个可怜的女弃婴，后来“我”只好悄悄溜走。这篇小说悲天悯人，既感慨人心冷漠，（对待幼小的生命没有一点同情心），又“悲悯”那些抛弃女婴的农民，在作者眼里，人性，“其实也像一张白纸那样单薄脆弱”。甚至本想要救女婴的“我”，也一样是充满矛盾，一样脆弱。他原本想救女婴的“英雄”之举，被自己内心的懦弱与矛盾所抵消，反而想着如何要把手中的女婴“推销”出去。对于自己救女婴的“英雄”之举，叙述者“我”有这样的一段内心独白：

“我每次为别人付出重大牺牲后，得到的总是别人对我刻骨的仇恨和恶毒的詈骂，最恶毒的詈骂。我的心已经被伤透了，被戳穿了。当我把被酱油腌透的心献给别人时，人家却往我的心上撒尿。我恨透了丑恶的人类，当然包括这个食量颇大的女婴。我为什么要救她？我听到她在愤怒地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以为我会感谢你吗？没有你我早就离开了这个肮脏的人世，你这个执迷不悟的糊涂虫！”

整个“救救孩子”的行为不仅内心冲突而且充满了荒诞的感觉，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表现出作家救世情结的深刻困境，包括对“我”是否具有救世能力表示怀疑。在困境中，莫言把叙述者“我”脆弱的一面揭示给人看。他的长篇小说《蛙》的主人公，是“我”的妇产科医生和生育办副主任的姑姑，本来应该帮助一个个幼小的婴儿来到这个世界，可是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她反而成了扼杀“孩子”的人，但是到了晚年，她有了反省和自我忏悔，通过与捏泥娃娃的丈夫合作，试图再现一个个在她手中消失了生命的“孩子”。《蛙》中的“我”，也有一种忏悔意识，不仅对他的前妻感到内疚，而且对后来被借肚子生孩子的可怜的陈眉也感到愧疚。叙述者“我”虽然没有救赎他人的能力，但是他的忏悔意识至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脆弱的凡人，一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样有可能参与“共同犯罪”的人，就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无意中参与了吃妹妹的行为。在荒诞的“共犯结构”中，由于姑姑和“我”拥有了他人没有的忏悔意识，他们至少在冷漠的世界中还能保留住自己内心柔软的一面，对他人的痛苦还有感觉，还有自责，而对一个个无助的孩子的生命，还有怜悯。

如果说莫言延续了鲁迅“救救孩子”的主题并有许多彷徨与困境，那么阎连科在《四书》中则表现了“孩子救救我们”的主题。这一主题也曾经出现在冰心的笔下，代表纯真心灵的孩子成了拯救人们的心灵力量。在阎连科的《四书》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这样的孩子形象，这个孩子不需要别人来救他，反而自始至终都在扮演一个试图“救人”的角色，只不过这个孩子比冰心笔下的孩子复杂多了，即有了更多的文化、政治和宗教的内涵。《四书》是一本直指内心的、犹如一本灵魂炼狱的书。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一直都比较缺乏这种叩问灵魂的小说，《四书》填补了这一空缺。即使《四书》的表现手法用的是阎连科在《发现小说》中所定义的“神实主义”，读者还是很容易就能够明白《四书》写的正是那段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大饥荒的历史。当那些知识分子被放在“育新区”，被剥夺所有作为知识分子、甚至作为人的尊严时，“孩子”居然是他们的领导。他既纯真、透明，又对荣誉和“崇高性”很向往。阎连科绝不“回避崇高”。他的社会责任感之强，社会批判力度之大，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可谓无人可比。在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之下，他对“孩子”在救赎中的地位进行思索。

孩子的形象在《四书》中是一个隐喻，最开始代表的是“革命”，以“革命”的名义来实施所有暴力的行为，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书籍，以“革命”的名义来改造这些知识分子。在这个“人间地狱”里，最初代表着“革命”的隐喻的“孩子”，把知识分子当成罪人，试图改造他们，救赎他们，可是没想到这一所谓的“救赎”行为，其实带给知识分子们的反而是一种巨大的灾难，把他们带入可怕的“人间地狱”，而在这个人间地狱中，知识分子们一个个守望不住自己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在炼狱里不仅丢失了健康的身体，也丢失了健康的灵魂，只有一两位知识分子还能够保留住自己最后的做人的尊严，其他的知识分子纷纷“沦陷”，纷纷暴露出灵魂中丑陋的本性。不过，“孩子”在偷偷阅读了他所缴获的知识分子们的书籍，尤其是阅读了《圣经》的连环画之后，最后居然有了一个惊人之举：“孩子像耶稣一样把自己钉在铺满红花的十字架”，“而孩子他的脸，没有苦痛和曲扭，安详的、如意的，有着浅浅的满意的笑，如巨大硕满的红花开在天空开在十字架的顶。”这个时候的“孩子”，又变成了基督教的隐喻，他模仿耶稣的行为，是一种以基督教来救赎的象征。因为他的这一救赎行为，一些知识分子得到了自由，最终离开了“育新区”。

阎连科尖锐地发现，高喊“救赎”的知识分子反而自惹灾难，即不仅救不了他人，也就不了自己。于是，他产生了“孩子救我”的新梦。在书的结尾，阎连科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学者”重写了西绪弗神话，题为《新西绪弗神语》的哲学随笔稿。这篇稿子中的西绪弗，被上帝惩罚日复一日地把石头从山下滚到山上时，他已经习惯了，已经视为“应该和己任”。但是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单纯、透明、天真，对世界和荣誉充满了好奇”，西绪弗爱上了这孩子，而孩子给他无意义的滚复中注入了新的意义，于是惩罚的内涵消失了，他找到了快乐，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但是上帝看到后，马上给了西绪弗新的另一种惩罚，让他在山的那一边日复一日地把石头费劲地推下山顶，然后石头到了山底下又自动滚回山顶上，而且让他再也看不到孩子。“在山的那一边，西绪弗是西方的西绪弗。在山的这一边，西绪弗是东方的西绪弗”。这里，阎连科似乎在探索着中西方文化中能够救援心灵的力量，找寻能够赋予荒诞的人生一些光明意义的源泉。在上帝新的惩罚中，东方的西绪弗再次习惯了无意义的劳作，也不再去探究其意义。然而，无意之中，“和上次见到路边的孩子一样，西绪弗在把巨石从山上用力下滚时，一日间，他弓腰用力的目光从石头顶上翻过去，他看到了山下的草木、房舍、村落、炊烟和在一座禅院门口戏耍的孩子们。”于是，“西绪弗越过了神的惩处看到了山下的禅院和俗世炊烟图”，并爱上了这幅炊烟图，“现实的炊烟给了西绪弗被惩戒中新的意义和适应的力”。很明显，阎连科在书写“孩子救救我们”的主题时，不仅在西方文化中看到了基督教的拯救力量，也看到了中国禅宗的回归“平常心”的拯救力量。如果象征“革命”的孩子讽刺了革命的救赎的力量，那么模仿着耶稣的孩子最终还是完成了某种救赎。而在“东方的西绪弗”里，阎连科又发现禅宗的救赎力量，发现回到现实的炊烟图的“孩子们”同样具有救赎的力量，他们能让人们在无意义的生存和痛苦中重新找到生存的意义。

《四书》最后的这幅俗世的禅院炊烟图，也容易让人想起高行健的《灵山》，因为那是一部充满禅意的书。不过，高行健既不关心“救救孩子”，也不关心“孩子如何救救我”，而是关心“自己如何救自己”，也就是如何“自救”的问题。他在《没有主义》中说：“救国救民如果不先救人，最终不沦为谎言，至少也是空话。要紧的还是救人自己。一个偌大的民族与国家，人尚不能自救，又如何救得了民族与国家？所以，更为切实的不如自救。” 高行健的《灵山》实际上是一部内心的《西游记》，作者寻找灵山的过程，乃是内心解脱的过程， 摆脱被外物所役而得到内心大自由的过程。灵山在内不在外，不能够靠人指点“迷津”，而是得靠自己去体悟，灵山就在于内心的彻悟，自由来自自身的意识，正如佛不是在山林寺庙里，而是在自己的本心中。找到了内心的灵山，就找到了庄子《逍遥游》中的个体的大自由和大逍遥精神。然而，不同于庄子的“圣人” 、“真人” 、“神人”的理想人格，高行健以清明的意识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脆弱的人，反而回到禅宗的“平常心”，从容地面对人生，从容地面对死亡，以平常之心悠游于主流的边缘，做一个真正自在的人。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高行健是最强调“自救”的人了。然而，尽管他把“自救”的意念推向极致，他却也关心社会（不是参与社会或拥抱社会是非），否则怎会有书写文化大革命荒唐政治的《一个人的圣经》？而在这部长篇的结尾，他又表明，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一个作家）最为宝贵的是在自己的胸中保持一脉“不灭的幽光”。既然如此，我不禁又想请教，这一脉光辉，这一盏明灯，除了照亮自己，是否也可以照亮别人，照亮社会，是否也可以发挥文学救治灵魂的功能？

无论是莫言延续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主题，还是阎连科关于“孩子救救我”的主题，或是高行健所倡导的“自己救自己”的主题，实际上都仍旧执着地探讨着文学是否拥有心灵救赎的力量。 在如今文学日趋式微的当下，在痞子文学、解构主义以及影视文化、大众文化横行的时代，当代作家没有放弃文学救赎主题的思考，这是好事。虽然不同作家“各行其是”，难以找到一致的答案，但都想到救赎与自救，这也许正是作家内心那盏灯光尚未熄灭的明证。只要这盏灯不灭，文学就仍旧有照明社会的力量。

2012年12月写于香港

（注：高行健：《没有主义》，台北：联经， 2001年版，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