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下雨的午后，在中国一家大型造船厂，正在工间休息的焊接工人们三五成群，聚集在尚未造好的船体下方避雨。

尽管航运业普遍面临运价暴跌局面，但上海外高桥造船(Shanghai Waigaoqiao Shipbuilding)的船坞里却并不缺生意。尚未造好的船体连成一排，工人可以一直在船体遮挡下骑自行车穿过总长1.1公里的船坞工地。

让这家造船厂以及其他国有造船厂保持忙碌的是中远集团(COSCO)，以运力计，它是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去年，中远订购了11艘大型集装箱运货船。中国财经杂志《财新》报道称，该集团从上海外高桥造船订购的那3艘集装箱船均可装载2万TEU，为全球最大集装箱船。

政府以外的中远股东可能会问，为何这家多数股权由政府所有的公司需要11艘新船。中远在公司半年报中承认，2015年“航运市场需求总体疲软”，同时“运力过剩局面延续”。

这些货船定于2018年交付，在全球贸易滑坡的情况下，这一订单的时机显得更加令人意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去年，全球贸易额下滑12%。多数预测称，目前的情况不太可能很快改善。

对于中远而言，好消息是该公司不必花费太多自己的钱来支付这150亿美元的购船费用。中国财政部按照2013年的一项规定，为那些报废旧船、用外高桥造船这种国有造船企业的新船替代旧船的航运企业提供补贴。

中远是中国效率低下且债务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所面临问题的生动写照。2015年头9个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该公司亏损38亿元人民币(合5.80亿美元)。根据中国金融数据库万得(Wind Information)的数据，去年9月底，该公司的负债权益比率高达206%，是沪市上市公司平均水平（66%）的3倍多。

经济学家表示，在中国经济增速为25年最低之际，解决庞大的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重要单一举措。

“国企改革、债务、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都是相互紧密联系的问题，”瑞穗证券亚洲(Mizuho Securities Asia)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身处产能过剩行业的民营企业，亏损几年后就无法继续经营。企业所有者会把企业关掉或卖掉，但国有企业可以继续获得银行贷款或政府支持。

笨重的巨无霸

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求让中国经济摆脱对重工业和建筑业的过度依赖。然而，国有企业集中在一些污染严重的行业，例如钢铁、煤炭、造船和重型机械——所有这些行业都与旧的增长模式联系在一起。这些笨重的企业巨头不适合去满足新兴服务行业的需求，例如医疗、科技、教育和娱乐行业——这些都是中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

中远获得的船只更新补贴是国有企业享有的数百种补贴之一。万得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整理出来的数据显示，2014年，上市公司获得的补贴共计300亿元人民币。实际的数字更高：很多补贴流向未上市企业，国有企业还享有非现金福利，例如银行低息贷款、以及土地和水电价格折扣。

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已承诺改革国有企业。去年12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时表示，要有勇气对“僵尸企业”、“绝对过剩产能”的企业狠下刀子。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最近表示，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预计将有130万煤炭系统职工和50万钢铁系统职工下岗，不过他没有说具体将从何时开始。

去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批准的国企改革纲要性文件出台，列出了多项举措，旨在让国有企业符合市场化要求。其中包括股权出售和高管任命去政治化（目前国企高管是由中共组织部选任，而非由普通股东选出的）。然而，一直以来得到最积极执行的战略是整合——由政府安排大型国企合并。

过去一年，负责监管非金融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了至少6家大型企业的合并。其中包括中远与中国海运(China Shipping Group)的合并，此举将缔造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企业。

中共领导层认为，规模更大的国有企业在国际上将更有竞争力。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把规模经济效应视为培育国家冠军企业的关键。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正在冲击钢铁、煤炭、贱金属和重型机械的利润率，眼下他们认为规模更重要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相信，国企部门更庞大是件好事，”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中国业务局局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表示，“放眼西方，他看到主要企业的规模都很大，而且还在变得更大。当中国领导人的眼光落到海外的所谓‘市场’经济体身上时，他们没觉得大企业和大规模并购是不好的。”

整合已持续了10多年。自从国资委2003年成立以来，由国资委控制的企业数量已从189家降至103家，这主要是因为并购。

改革开倒车

大规模的改革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国有企业不良贷款把中国银行业体系推向了崩溃边缘。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几乎腰斩，从1997年的7000万人下降至2005年的3700万人。

业绩最差的国企关闭或私有化之后，国企部门盈利能力有所提升。国企的资产回报率一直落后于民营企业，但是在2000年代初，两者的差距曾明显缩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情况出现了变化。中国为抵消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而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均依赖于代表国家利益的国企。银行业按指令向国有企业增加放贷，而后者则尽职地一掷千金，兴建新工厂和购买新设备，根本不考虑商业需要。国有部门的“瘦身”计划暂时搁置。

刺激政策助推了工厂、住宅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热潮。对国有工厂产出的需求曾暂时飙升，国有企业利润有所增长。

但是国有部门膨胀得过于厉害了，一摔就摔得很重。在人们对企业借贷增加及地方政府债务上升日益担忧的情况下，银行和监管机构收紧了贷款；房地产市场开始冷却，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放缓。由于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市场对新建工厂产出的需求不振，企业停止了投资。

国有企业中国铝业公司(Aluminium Corp of China)的资产总额从2006年的820亿元人名币飙升至6年后的1750亿元，2014年其净亏损达到170亿元，是国有上市公司中亏损最严重的。亏损的国企并非仅此一家。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约42%的国企出现亏损。去年国企自2001年以来首次出现总利润绝对值下滑的情况。如今，国企和民营企业在资产回报率上的差距已经达到二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政策制定者已经将“供应侧”改革确定为2016年经济政策的重大主题，但是很多分析师怀疑，将大型企业合并成为“巨无霸”，并没有找对产能过剩和盈利能力薄弱的病根。早晚有一天，企业可能不得不吞下工厂倒闭和裁员的苦药。

“打造规模更大的国企很可能会加剧他们已然可怕的财务问题和组织痼疾，”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Brookings Institution’s China Centre)的访问研究员温迪•洛伊特尔特(Wendy Leutert)写道，“央企合并是冒着牺牲长期竞争力和效率提升的风险，来扩大它们的市场份额。”

对于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而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私有化提高效率。不过，中国顶层领导人反对这样做。

国资委已经谨慎地尝试了“混合所有制”（出售国企少数股份的委婉说法）。然而，领导层认为，国企改革的答案在于加强执政的中共对国有资产的控制（而绝非弱化其在经济中的角色），同时使国企更具有竞争力。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会议详细记录显示，在去年11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决定将改革努力的重点放在“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上，拒绝“私有化”。

强强联合也被认为是消除国企之间“恶性竞争”的方式。2014年底，中国最大的两家铁路设备制造商同意合并。新组成的企业有望竞标对习近平新丝绸之路计划至关重要的铁路项目。该计划旨在帮助中国企业在亚洲和中东承揽基础设施项目。

数百万就业岗位面临风险

关闭亏损国企的最大障碍是这可能导致大规模下岗，北京方面担心这会引发社会动荡。在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上，把较弱的国企合并成为实力较强的企业，被视为比迫使亏损企业破产、造成数百万人下岗的破坏性更小。

“如果较强的企业可以改组较弱的企业，他们可以找到重新安置员工的办法。他们就不会马上让所有人下岗，”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研究国企改革的研究员剧锦文称，“处理产能过剩会带来失业压力。这一点必须考虑在内。”中科院是为政府提供建议的智库。

去年9月，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型国企黑龙江龙煤集团(Longmay Group)宣布了裁员10万人的计划，这成了头条新闻。然而，该集团的声明称其中很多员工将被调往关联企业，这表明了要求国企保证就业的政治压力。

在外高桥造船厂，一名姓李的钎焊工很高兴能在一家即使在困难时期也很少裁员的企业上班。

“金融危机后，很多人跳槽去了工资更高的小型（私营）造船厂，”他称，“如今这些厂要倒闭了。现在他们很后悔，但是很难再回来了。”

Ma Nan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即将到来的2017年，好坏消息参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有望迎来一个经济小阳春，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加入这一队列？很不幸，我们的水晶球看到了相反的痕迹。前些年中国进行了过多的错误投资，这些规模巨大的投资有助于维护当年经济增速，却导致投资回报率的持续降低，种下了今日内需缺乏的根源。基于此，我们的量化预测模型提出了2017年十大预测如下。

中国经济反弹？

不会。201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展现的数据好转，主要推动力来自于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房地产热潮与补库存运动。长达52月的负PPI压力之下，上游行业投资不足，供应链处于紧平衡状态，在限产量（而非去产能）政策主导之下形成事实上的价格托拉斯，加强了补库存力度。由此导致的上游行业利润复苏（国企占比较高）改善了表面数据，但本质上仅是利润在不同行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再配置，这事实上进一步压制了制造业、私企的利润预期与投资动力。这一再配置也得到房地产、汽车等局部热点行业的支持，而随着明年局部热点行业动力不存，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将遭遇下行压力，基建投资将不足以弥补前两者的下滑。在终端需求疲弱、滞胀威胁之下，补库存可能提前夭折。出口则继续负增长。如此，按照我们模型预测额，明年中国GDP增速将进一步下滑到6.4%左右水平。

人民币企稳？

不会。我专文论述过人民币贬值逻辑，认为人民币资产投资回报率下滑才是真实原因，这决定了人民币贬值将是长期趋势。但这并不等同于人民币直线贬值。2017年随着美元的阶段性转折与震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震荡。不过，最终，到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仍旧可能贬值至7.2~7.3一线，贬值幅度约5%。

通胀复炽？

不会。国内一般卖方模型看通胀，会重视食品甚至猪肉对CPI的推动，这不够深刻。表面看，基于CPI与猪肉的高联动性、猪肉价格的高波动率，这样分析似乎有道理，但事实上，背后的隐秘逻辑环节在于：1）其他因素导致的低端劳动力成本上扬，会推动食品价格上升；2）劳动生产率增速会影响成本上升传递为价格上升的比例；3）价格上升预期导致的供应者库存决策变化。这三个环节揭示出，通货膨胀的真正动力，在于终端需求上升与劳动生产率停滞之间的矛盾对物价的推升，并被加库存决策所放大，猪肉、食品价格的同步变化则是这一逻辑的副产品。以此而论，将通货膨胀追踪到猪肉并未完成分析任务、也不能对未来正确把握。按照我们的模型分析，明年终端需求仍旧疲弱，失业压力将会加剧，工薪增速降低，通货膨胀不具备持续高涨的基础。很可能到春节左右，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将会减弱，之后震荡下行，全年而言均值在1.8%以下。

流动性拐点到来？

会的。两个重大趋势将会贯穿2017年，并引导流动性减少。首先，国债收益率等市场化利率将会继续走高。在人民币汇率承压的情况下，中国国债收益率需要维持与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定的利差，才能降低资金进一步外流的压力，事实上，2012年之后，中美两国利差一直维持在很紧的区间内，而2017年美国国债收益率大概率继续上升，增加了中国市场化利率抬升的压力。另一方面，面对汇率压力、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足，央行将不得不实施偏紧缩的政策，机构降低杠杆的动作可能贯穿一年，也会对利率有抬升影响。第二，实体经济的信用需求可能继续降低。2016年信贷需求的主要贡献者——家庭房贷——将减少，其缺口无法被制造业、基建信贷所抵消。利率提升与信用创造降低，两者的合力结果，是中国流动性盛宴终结。代替资产荒，资金荒会越来越多地被人关注，小型银行等机构竞争劣势将更行凸显。

债务违约加剧？

会的。虽然上游行业与不少国企通过2016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而赢来利润拐点，降低了这些领域债务违约压力，但这一压力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别的领域。从根本意义上讲，2016年中国资产回报率情况并未有本质改善，我们所观察到的，更多地是利润在不同行业中的再分配：上游通过高价格收割下游行业的利润。在利率上行、金融机构降低杠杆、流动性逆转的环境中，大量缺乏竞争力的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将会继续恶化，并转化为更高的债务违约率。

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张？

会的。在民企投资、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减速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将会发现自己需要承担更大的义务，不论是扩张基建还是满足民生方面，都需要政府支出持续高速扩张。按照我们的模型预测，明年财政支出增速或不低于今年。与此同时，在内需降低、增速放缓压力之下，尤其是几个大税项前景不佳，财政收入增速则可能继续降低到个位数。财政赤字——即使按照政府最窄的口径定义——也将超过3%红线。国债发行将会加速，也构成压迫国债收益率上升的因素之一。

央行会放松吗？

会的。压力之下，为了抑制金融机构过高的杠杆率，央行可能会继续坚持偏紧的货币政策，直到1）人民币出现一个阶段的稳定或者升值；2）经济增速再下台阶；3）银行等机构资金链紧绷，一些小型机构出现钱荒危机。三个条件满足两个之后，央行可能在二三季度中实施形式不一的宽松举措。

房价增速降低？

会的。金融动荡之下，居民的风险偏好也将降低，三四线城市将会因为库存压力而降价，一二线城市将会因为缺乏新增买房资金而降价。

股市大涨？

不会。在企业盈利难以大幅好转的背景下，股市上涨的唯一希望在于估值扩张，这要么需要利率的大幅走低，要么出现大规模的新增资金入市。后者需要股市自己呈现出较强的赚钱效应，以吸引场外资金入场。大盘股上涨的二八行情难以造就强烈的赚钱效应，而拉抬创业板等小市值个股又忌惮于其离谱的估值与故事的证伪。这种格局下，很可能股市将会度过另一个艰难年头，难以出现趋势性行情机会。基金经理们仍将螺丝壳里做道场，以收割韭菜为alpha来源。

商品狂飙？

不会。2017年将会是商品大年，但需要区分国际定价商品与国内定价商品。在全球经济反弹背景下，前者价格将可能持续上扬，涨势覆盖一整年，这其中以石油、黄金、有色金属等为代表。对于国内定价商品，炒作机会也会十分丰富，但更大可能性是以大幅震荡的形势体现出来。支持价格上扬的因素（如限产量、库存低、环保、运输）与压制价格上扬的因素（如产能仍旧庞大、加库存运动可能提前夭折、进口量增加）博弈激烈，提供放大的波动性。2016年双11的大幅震荡，已经预示了这样的场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

回想2015年10月的时候，在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之际，中国央行在伦敦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发行了一年期债券。此举被视为巩固了伦敦作为大中华区以外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再往前两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说过，在他有生之年人民币将“变成几乎和美元一样无人不知的货币”。

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并将此描述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里程碑”。

然而，在IMF的决定于2016年10月生效之前就有迹象显示，获准加入SDR最终可能只是表明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了很高水准，而非表明世界即将迎来一种新的更为多元化的货币体系。

从一系列指标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放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开了倒车。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份额从26%降至16%，同时香港的人民币存款较2014年的1万亿元人民币峰值下降30%——香港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外资持有的中国境内金融资产在2015年5月达到4.6万亿元人民币的峰值，现在则只有3.3万亿元人民币。就全球外汇市场的交易额而言，人民币只是全球第八大交易货币——排名介于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之间——与2013年排名第九相比变动不大。

如今看来，使人民币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使用的结构性因素更可能是机会主义和投机。从2005年7月中国取消人民币盯住美元制度，到2014年1月人民币汇率达到1美元兑6.04元人民币的历史高点，人民币几乎一路升值，升幅达37%。

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吸引数千亿美元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虽然后者出台了旨在打击投机性资本流入的监管措施，但这些资本绕过规则进入中国，希望从无风险的货币升值中获利。

但如今这股潮流已经转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上月末触及8年来的低点，今年还可能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投资者纷纷抛售人民币资产，并利用同样的监管漏洞将资金转移出境。

1.2005年7月，1美元兑8.2765元人民币。中国放弃人民币严格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2.2008年7月，1美元兑6.8211元人民币。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让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

3.2010年6月，1美元兑6.8262元人民币。随着危机缓解，人民币恢复“肮脏浮动汇率制”(dirty float)；

4.2015年8月，1美元兑6.3231元人民币。在中国央行改革每日指导机制之后，人民币大幅贬值；

5.2016年12月，1美元兑6.8998元人民币。人民币即将迎来历史上最大的年度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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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UBS)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表示：“在多年经济繁荣和资本账户相对封闭之后，国内家庭和企业渴望去海外多元化配置资产。对国内资产泡沫担忧加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渴望。”

特洛伊木马

美联储(Fed)加息预期——最早可能在本周三加息——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推动近期美元上涨至13年来的最高点。对中国来说，这加大了因投资者担忧经济放缓和债务增长而导致的资本外流压力。中国人民银行(PBOC)去年几次降息也削弱了人民币资产对渴求收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最近收紧了对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以及其他需要兑换外币的交易的批准程序，这让人们进一步怀疑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承诺。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前美国财政部官员布拉德•赛斯特(Brad Setser)表示：“保持稳定与成为全球货币所需具备的自由和灵活性存在着根本冲突。既然代价越来越清楚，中国政策制定者可能意识到，他们目前并不愿意采取让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所需要采取的措施。”

“资本管制当然会让人民币国际化开倒车，但鉴于中国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它们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可能是适宜的。”

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银行业会议和智库研讨会主题的地位不可撼动。它提供了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表达不满的途径——2008年金融危机揭示出这一点——同时也体现一种渴望与中国体量庞大、快速增长的经济开展业务往来的心态。

然而，对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央行来说，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纳入SDR带来的声誉价值）还有其他用途：它可以是用来说服中共领导人和金融精英接受改革的“特洛伊木马”——在现实中，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相比，这些改革对中国国内金融体系更加重要。

自2010年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中国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取消银行存贷利率管制，出台存款保险制度以及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

举起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旗，还能证明中国在过去5年向外国投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举措是正确的——这个名为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进程对人民币国际化至为关键。要想让外国投资者大量持有人民币，必须让他们可以进入具备深度且多样化的人民币资产池，而且知道随时可以自由卖掉那些资产，并在需要时将收益兑换为本国货币。

其中最著名的措施是取消对境外机构投资有8万亿美元规模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额度限制。“沪港通”和“深港通”项目则让全球投资者能够购买中国上海和深圳市场的股票。

在上周以前，监管机构还逐步放松了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要求。

但这些改革发生在资本流入和流出基本平衡的时候，那样自由化不会对汇率产生很大压力。现在情况截然不同。

标准人寿投资(Standard Life Investments)驻伦敦的新兴市场固定收益业务投资总监伊姆拉德•艾哈迈德(Imrad Ahmed)表示：“我认为（中国政府的）想法是，他们向外国人开放资本账户，然后资本就突然流入了。当然不是这样。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汇率贬值趋势下，外国投资者为什么要持有人民币资产？再说他们也对中国经济增长及金融稳定感到担忧。”

肮脏浮动

中国政府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在放开资本流动方面开倒车（就像今年已经开始做的那样），要么放弃对汇率的控制，接受人民币大幅贬值。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IMF中国部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这种试图管理人民币汇率同时还允许更自由跨境资本流动的做法显然正达到极限。”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浮动汇率才是上策。

然而，中国央行仍然是外汇市场上活跃的买家和卖家。在过去18个月，这基本上意味着从外汇储备中卖出美元，以抵消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结果就形成了被交易员称为“肮脏浮动”（dirty float，亦称“有管理的浮动”）的混合政策：汇率对市场力量做出反应，但央行干预限制了其波动范围。

这种战略代价高昂，它导致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的4万亿美元降至今年11月底的3.1万亿美元。央行干预的拥护者认为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通过采取激进行动遏制人民币贬值，阻止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批评者反驳称，代价高昂的外汇干预只是拖延了不可避免的汇率调整。

多年来，IMF、美国财政部和其他外部专家一直敦促中国采纳浮动汇率制。从理论上来说，让汇率浮动，就不再需要通过收紧资本管制或花费宝贵的外汇储备来支撑汇率了。不然的话，人民币就会贬值，直到资金流入和流出达到平衡。

中国社科院教授、前央行顾问余永定支持这种方法。“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担心汇率波动，”他表示，“他们担心，如果人民币汇率下跌2%，那么它就会下跌10%，如果它下跌10%，那么它就会下跌100%。这太离谱了。”

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不控制人民币贬值，将引发更广大经济领域的动荡，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政治不稳定。

余永定认为，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相对稳定，即便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原因是中国一直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外币债务较低，而且以前就实行大量资本管制，只是最近重新收紧。“如果你考虑整体国际收支状况，人民币要稳定下来相当容易，”他表示，“即便一开始（下跌）过头，它也会反弹。”

然而，还有一些人认为，央行在限制汇率完全自由浮动方面保持谨慎是正确的。

“从理论上来说，让汇率浮动是合理的。它是符合逻辑的。但你要记住，我们现在正处于非常不同寻常的状况下，”汇丰银行(HSBC)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鉴于美元升值以及围绕美国政策和可能爆发贸易战的不确定性，他们真的想让汇率自由浮动吗？那是不切实际的。”

混乱的信号

中国可能继续推行混合策略。

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上周表示，将继续鼓励对外投资交易。这类交易有利于中国实施经济转型、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以及推进习近平旨在投资建设连接中国与中亚、中东和欧洲的基础设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但外管局也表示将密切关注针对房地产、酒店、好莱坞电影公司和体育俱乐部的收购。

这可能意味着食品添加剂行业大亨收购英国二流足球俱乐部的事情很难再出现了。它也表明当局将打击虚开贸易发票、赴香港买保险、在澳门赌博输钱等暗中把资金转移出境的渠道。但是，国家冠军企业仍将被允许收购受中国新兴中产阶层欢迎的先进技术和消费品牌。

“他们正试图排除所有低质量、可疑或欺诈性的对外投资项目，但他们也明确表示支持真实的高质量的投资，“屈宏斌说。

早在2012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澄清过，放松跨境资本流动和外币兑换并不意味着取消全部管制。“我们会保留一些监测项目和对有一些敏感项目的控制，”周小川说。他在随后几年里多次重申了这一立场。

经济学家们认为，归根结底，人民币国际化的命运取决于当局是否开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改革，而不是短期内对资本外流增加的回应。需要采取的改革包括解决日益增长的债务、重组浪费资源的国有“僵尸企业”以及在银行业进行资本重组——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严重得多。

普拉萨德警告称，收紧资本管制的实际效果可能不如其所释放的信号。相反，他表示，中国当局需要集中精力实施改革，以恢复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放松资本管制后又重新实施，有时可能会产生反效果，”《上升中的货币：人民币的崛起》(Gaining Currency: The Rise of the Renminbi)的作者普拉萨德说。“这会让人们担心当局是如何看待经济状况及其中蕴含的风险的。”

“他们需要完成的任务艰巨得多，那就是启动更广泛的改革议程，并证明他们是要动真格的。现在给人的感觉是其他改革都没什么动静。”

译者/何黎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PhilipZimbardo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实验招募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自愿参与一个模拟监狱的环境并分别扮演看守和囚犯的角色。在这一本来计划持续连续两周的实验里，心理学家原本希望能够更好地了解正常人对监狱环境的适应情况，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对日后心理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意外成果，那就是个人在集体环境里，会做出自己在个人环境里往往难以认同的极端行为。

有些扮演看守的学生，对待囚犯采用了自己都难以相信的残忍的侮辱和折磨行为。与此同时，扮演囚犯的学生，也在实验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自尊和认同，任由扮演看守的学生对自己横加羞辱。即使是主持这场实验的Zimbardo本人，似乎也受到了实验氛围的影响，面对极端和残忍的折磨行为，迟迟未能终止这一很可能会违背大学科学实验准则的著名实验。由于参与者的极端行为，这一原本计划要持续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在第六天提前终止。

心理学家认为，这一实验揭示了人类的行为和决定，很大程度上和个人的品行和资质并不一定紧密相关，反而是非常容易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与此同时，心理学家也在此研究的启发之下，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人类在群体环境行为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表明，个体在集体环境中更容易做出极端和疯狂的决定。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集体环境中，每个个体都认为不需要对所发生的结果负责任。不但在心理实验中，关于法庭审判过程和公司金融决策的研究也表明，个人在集体环境中有可能做出更加极端，更难理解的行为，令人想到法国作家伏尔泰的话，“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对此负有责任”。

另一方面，心理学家发现，由于群体过程中信息传递带有严重的偏见性，和主流意见一致的信息会被传递和放大，而和主流意见相左的信息会被压制和阻碍。这种信息来源上的不平等和不对等，进一步加强了主流意见在集体中的主导地位，导致更多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群放弃己见逐渐加入到主流的阵营之中。

再有，在集体环境中，由于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对于所处集体和社会的强烈归属感和依附感，很多人即使是在违背自己的良知和判断的情况下，仍然会出于内心对于集体的忠诚和认同，而最终做出违背自己本心的决定。“集体一定是正确的，大众一定是有理的”的想法，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导致了类似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种族灭绝这样的滔天罪行。

这种个体在群体环境中的极端行为，在经济金融领域，则集中表现为泡沫和崩盘。

无论是四五百年前的郁金香狂热，英国称霸全球过程中发生的南海危机和铁路开发泡沫，美国的轰鸣的二十年代，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双泡沫，无不记载了主流观点在特定历史时期获得的看似难以置信的一致的支持，和犯下的难以置信的离谱的错误。

从历史上看，在全社会或者全市场观点接近完全一致之时，恰恰才是风险最为凶险和集中之刻。远的不说，2007-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几乎全球的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投资机构，都认为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和金融创新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这一猛兽，人类经济发展终于进入了一个长期增长的“新常态”。

再看互联网泡沫临近崩盘之时，全球著名的美国老虎基金的创始人JulianRobertson在持续做空纳斯达克并蒙受重大损失之后，终于在2000年三月，纳斯达克指数终于开始大跌的前夜，顶不住投资者和市场的压力，将自己的基金关闭清盘。

早在17世纪英国南海泡沫期间，接近南海公司股价泡沫顶端，英国社会甚至出现说法，认为既然政府、南海公司、公司年金领取者和现有股东都从公司股价不断上涨中获益，那么股价上涨就是天经地义的好事，就会一直持续上涨。根据英国大诗人蒲柏的描述，当时英国社会里不分政客百姓、贵族庶民、主教仆役，都卷入了狂热的投机，“不列颠帝国陷入钱币的污秽之中”。

当然，这种狂热最终也没能持久，最终以南海公司以及类似的股票股价崩盘，英国经济陷入困顿收场。

泡沫之所以成为泡沫，其实恰恰因为投资者对于资产价格是否能反映资产的基本面价值产生分歧。让人吃惊的是，上面的例子似乎说明，泡沫顶点总是在市场达成“这不是一场泡沫”的共识的时候，才不期而遇地降临。

其实，这背后的道理也并不难懂。只要投资者对于市场上是否存在泡沫产生分歧，市场上就一定会有买家也有卖家，买卖交错，也就导致了不断上涨的价格。一旦市场上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不是一场泡沫，当空头的最后一把救命稻草都被持续上涨的价格压倒，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迫不及待地冲入市场，生怕被下一轮大涨落下的时候，市场很可能不但耗尽了现在所有潜在的需求，甚至透支了一年乃至几年以后的需求。供求关系在今后的逐步回归正常乃至消化之前的过度投机，往往会引发和导致泡沫的崩盘和资产价格的极度缩水。市场，归根到底是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当投机需求最终被致命的一致预期所耗尽，市场今后的走势也就无外乎只剩下的下跌。

2015年中国股市的一致预期和大幅波动，本来其实已经应该给中国的投资者上了一堂不能再鲜活也不能再惨痛的课，但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所表明的，人类在群体环境中的判断和决定，不但超越了科学家所可以理解的范围，很多时候也会超越每个个人自身的常识和判断。

难怪科学巨匠牛顿爵士在南海泡沫崩盘，赔上几乎整个身家后明智地哀叹“我可以计算出天体的运动和距离，却无法计算出人类内心的疯狂”。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部分内容节选自作者新书《刚性泡沫》。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

【编者按】房价上涨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二线城市，疯涨之下，限购政策预期更是造成城市中产恐慌。有着宇宙中最重要产业之称的行业，中国房地产何去何从？如何在一个泡沫市场生存？房地产这轮周期的尽头是什么？FT中文网近期推出房地产专题，敬请关注，编辑事宜，联系[email protected]。

近期忙里偷闲观看了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影片讲述的是美国次贷危机2006-08年，在绝大多数美国人民陶醉于住房繁荣而华尔街大鳄们沉醉于繁荣的房市衍生出的次级债产品时，有几个聪明人通过独立思考，坚持己见，积极挖空心思大规模做空相关金融衍生品而最终大赚特赚的故事。

那么，这些房贷支持证券是如何变成“高效的大杀伤武器”？我们回到电影说的故事吧：本世纪的头几年，美联储为应对高科技泡沫破灭而造成的经济下行而持续降息，市场流动性过度泛滥，房价一路上涨，银行为增加业务收入而大规模发放按揭贷款；于是，很多没有稳定收入，无力筹措首付的人也纷纷获得银行贷款买房，电影中的脱衣舞娘、酒吧侍应等“下里巴人们”也敢于贷款买了N套大房子；

银行当然也不笨，知道这些贷款有较大的成为坏账的可能，为了甩掉这些低质量的按揭贷款以规避违约风险，他们把这些按揭贷款打包卖给投行；投行再以这些资产包为基础发行MBS，卖给投资者；投资者也不笨，也知道这些债权有违约风险；于是，投行们就把这些债权分为优先级，劣后级，其中优先级卖给不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投资者因有劣后的垫背也就放心了；然后，劣后级再卖给能承担风险的对冲基金或其他投行，其他的投行则再以此为基础发行债权产品，再分为优先级，劣后级……如此这般，再不济的，买入信用违约保险（CDS）来避险。然后信用评级机构也就大笔一挥：A级、A+……

国内的情况又如何？最近楼市盛况空前，身边的人几乎没有不谈房市的。说起都喜上眉梢：刚刚买入赚了多少……准备到哪里去再买……要想办法买多几套……。首付要凑？没问题！首付贷、信用卡都可解决……房子买得多，就赚得多。至于几百万，上千万的房贷如何还？还需要考虑吗？房子一定涨的，到时卖掉就得，还怕还不起？！

这与《大空头》里描述的2004年-2005年的美国楼市盛况以及购房者的心态简直太像了。至于美国楼市泡沫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

当全美国都陶醉在“房价只会涨，不会跌” 的狂热中，大家热衷于借债消费，感觉良好之时，危机正一步一步逼近……当全国各地房地产都房价高企而且严重过剩、租金回报不足一提、银行都在降低贷款标准的时候，低质量的按揭贷款比重实在太大。就好比是一堆垃圾债权，不管你如何打包，再如何分级，拆解，最终出来的当然还是垃圾债权，区别只在于优先包里垃圾少一点，而劣后包里垃圾多一点，仅此而已。而信用违约保险保的就是这些包里的垃圾不发生腐烂，结果？这些垃圾包就集中发生腐烂，连AIG这样的巨无霸保险公司也保不起了。

当然了，电影中也提到了，其他衍生工具如担保债务凭证（CDO）等把这些垃圾包几何级数扩大并运送到全世界，最终放大了危机的级别。

于是，原本貌似坚固而无缝的房市泡沫最终破灭，引至次级债危机爆发，进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大多数最大的一流金融机构被一举“打残废” ，最后靠各国政府全力救助才勉强存活。 

笔者2012 年到了美国，亲眼目睹危机过后的满目疮痍：许多人失去了靠之养家糊口的工作、失去了赖以为家的房子。到处可见因还不起房贷而被法院没收的“法拍屋”（Foreclosure），以及因房价大跌而成为“负资产”的银行共同主张屋（Shortsale）。顺便提一句：敝人当时就马上出手抄底买入了几间，其后因美国房屋市场开始见底复苏而有所斩获。

我们再回过头看我们房地产泡沫的盛况：

一方面，楼价无论以何种口径计算与衡量都非常昂贵。根据包括亚豪机构等在内的房地产专业机构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新建纯商品房均价达到了3.8万元/平米，二手房成交均价超过4.3万元/平米，均达到了历史高点。这意味着，在北京购置一套100平左右的普通住宅，支付的房屋总价在300万元至450万元左右。而北京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万元，等于1年的收入只能买1平米左右的住房面积，买一套400万左右的房子，即使不需要任何个人消费，也要工作接近50年，那就是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70多岁不用考虑退休了。

另外，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的租售比早已经远远超过了1:200的国际标准安全线，保守估计在1:500以上，一些地区甚至到了1:1000的程度。这意味着，按照现在的租金，在这些城市买房投资，要靠租金收入回本可能会接近100年，远远超过了房子法定70年的房龄！在一、二线大城市，房价已经涨得令人瞠目结舌，地价还继续高涨。频频出现地王，这些地王光是地价形成的“楼板价”就已经明显高于周边的现房价格了。高价拿地王的企业无非预期房价会涨得更高。

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负债率已是非常高。很大部分与房地产相关的，由三方理财债权、影子银行固定收益产品、银行理财产品、部分地方债、部分企业债、部分银行房贷等构成的国内规模庞大的次级债与美国2006-2007年次级债危机爆发的前夜非常相似。据相关机构的统计，政府、企业、居民累计的债务总额已达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280%，远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与房地产开发相关企业依然在不断加杠杆，广大购房者也在不断加杠杆。

至于国内楼市泡沫膨胀后的结局？我认为不会与历史上的其它泡沫有本质上的不同。泡沫最终破灭的具体形式要么是日式的“长痛（长期低迷的慢跌）”或是美式的“短痛（一步到位的急跌）”。只是，哪一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无从预知。

然而，国内楼市的各路参与者并不这么认为。于是，全国各地“地王频出”，土地的价格屡创新高。在上海，甚至有了广大市民为规避传说中的“严厉限购”而排长队离婚的全球独一无二的怪象。房子，仿佛是一件万能的投资工具，买到了就等于赚到了。大家都认为，最悲催的人生莫过于一直没买房！

大家不惜一切代价买房，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房价过去十多年一直大涨，在2016年前几个月的房价进一步大涨和地王频出之后，这种对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又再进一步被强化。大家都担心，现在不拼命买，将来更买不起。然而，正如“权威人士”所表述的：树是不可能长上天的。而且我认为，最近楼市参与者们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最后的疯狂”或许在预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因此引发的债务危机离我们不远了。 

再深究一下，就会发现，目前阶段的国内楼市与去年二季度的股市在以下几个方面非常相像：

一， 均为高层为稳增长、去杠杆而发起。发起股市上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过于依赖间接融资难题，为企业去杠杆。企业通过股市融资顺畅了，银行的坏账、地方政府平台的债务等问题也就好解决。今年初刺激楼市的目的也很明确，把积压的库存去掉，把房地产企业的杠杆去掉，同时让地方政府顺利卖地还债。

二， 均表现为脱离了经济基本面的快速上涨。由于货币政策长期相对宽松、流动性非常充裕，而国民的财富积累总量非常大，加上外币资本项下依然严格管制无法顺利完成全球化配置，一旦国内某一类资产有上涨的苗头，资金就蜂拥而至，马太效应非常明显。

三， 均由加杠杆推动。去年股市的上涨，名为“改革牛”，实为“杠杆牛”，全靠数万亿的“场内融资”和“场外配资”推起。而今年楼市上涨表面上是“去库存”，实际上是全社会加杠杆。今年以来的新增贷款大部分为房贷。根据广发证券的研究报告：上半年按揭贷款同比增长111%；房贷余额占储蓄比重达28.5%，超过1989年日本泡沫破灭的前夜的水平。而且，不少投资者纷纷通过“首付贷”、“P2P”等各种无抵押的融资取得首付，然后再通过按揭买房。这种现象与引发上一轮金融危机的“零首付”美国次级债是异曲同工的。

四， 对存在严重泡沫的事实，参与者们均心知肚明。无论是去年上半年的股市投资者，还是今年“打飞的”全国到处跑买的楼市投资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泡沫不会在现在破灭，即使泡沫最终要破灭，破灭之时自己一定能逃脱。因此都欣然在泡沫中畅泳。记得去年股市疯狂上涨时，朋友圈流传着这样的段子：“每次泡沫来时，总是存在两种人：一种人不停地指出泡沫会很快破灭，另一种人欣然在泡沫中游泳。前一种人越来越聪明，后一种人越来越有钱。” 不过，在去年股市最终崩盘时，这些“游泳健将”们也没有谁正真顺利逃脱。 

投资者乐于拥抱楼市泡沫的信心还来自于“政府一定不会让房价跌，房价就不会跌”的信念。然而这是“政府万能”的唯心论。香港、日本、美国等政府没有一个愿意看到本地的房地产下跌的。结果，“涨多了就跌”这一铁律还不是照样起作用？投资者可能说：其他政府不行，我们的政府行！ 那么，我想问您，中国政府希望股市跌吗？ 当然不希望！而且去年股灾时还派出国家队投入了几万亿的巨资来托市，然而股市该跌不是照跌吗？

其实，在楼市不断高升之际，富人们大多选择把丰厚的投资收益落袋为安。大家公认的“楼神”——地产出身的大亨李嘉诚在去年几年频频在香港和大陆出售地产项目，其中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核心的东方汇经中心，广州西城都荟项目等也在出售之列，共计过百亿。

作为楼市投资者，可能也像当年嘲笑巴菲特卖中石油一样轻视李嘉诚的举动，觉得他卖错了，因为，最近楼价大涨了。然而，大家不妨回顾一下这位商界“超人”在过去几十年数次经济波动大周期中的举动吧，他过往减持资产的节点，往往正是该项资产所处的行业位于或接近顶点之时。温故而知新，笑话他的人很可能高兴得太早了。

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过只涨不跌的投资品，国内的房子也一定不会是例外，这是常识。从投资角度，不应把大部分的财富都押在房地产上的原则如同“不应该把几乎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中”的道理一样，也是常识。既然知道了这些基本的常识，我决意知行合一地去坚守。您请随意。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亦为前德意志银行资产与财富管理中国区总经理）

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

关于中国债务风险是否可控，这一争辩已持续数年。一直以来，悲观者认为，中国高杠杆率过高已不可持续，是危机的前兆，如几年前便有观点提出中国将迎来“明斯基时刻”，近一段时间又有国际评级机构陆续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对冲基金加大做空中国等例证；而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债务虽然有一定风险，但主要是企业杠杆率过高，属于结构性问题，且中国的独特性使得国际标准并不完全适用，中国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中国债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是“高枕无忧”还是“岌岌可危”？如何防范中国债务风险?显然已是困扰政策制定者与市场人士的重要话题。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同样有不少围绕中国债务风险的讨论，观点激烈碰撞之下，有关上述问题的讨论更加辩证与深入，笔者通过对部分观点进行总结与分析，试图理清思路，为化解中国债务风险提供有益建议。

首先，中国是否有债务风险，其主要体现在哪里？中国社科院李扬团队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虽然中国债务整体可控，但仍有一定风险，主要体现在：一是整体债务增长过快。2008-2014年，中国经济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70%上升至235.7%，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剔除金融机构，中国实体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可以说，无论取何种口径，中国杠杆率增长过快都不可回避，需保持高度警惕。

二是非金融部门杠杆率过高。2008年之前，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一直稳定在100%以内，全球金融危机后，加杠杆趋势非常明显，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由2008年98%上升到2014年的149.1%，扣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杠杆率提高到123.1%，高于美、英、德、日等对比国家情况。

除此以外，IMF曾在2015年8月发表的对中国的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2015 ARTICLE IV CONSULTATION)中提出，危机以来中国社会融资总量与私营部门信贷额均增长过快，信贷/GDP已经超过BIS信贷缺口（credit gap）并在国际比较中处于高位，值得警惕。此外，IMF警示，未来中国债务风险是否可控在于能否推行改革，使得未来五年中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IMF认为，如果不推行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在2020年跌至5%左右，届时负债率将会显著提高。

对于上述中国债务增长过快、非金融企业债务过高、以及增长大幅下行会加重债务负担等基本事实，中国决策层的基本基调是整体债务风险可控，局部风险特别是企业债务过高风险值得警惕。例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去杠杆位列2016年经济工作五大内容之一；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在此前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题演讲中提到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对于可能出现的股市、汇市、债市、楼市风险，要高度重视防止交叉感染。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坦言中国企业债务偏高存在风险，认为“十三五”要大力资本市场的发展，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在论坛上提出，中国的整体债务率并不严重，只是企业债务偏高，结构优化后，风险并不大；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则表示，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当前拨备覆盖率已超过180%，完全可以覆盖不良贷款。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3%以上，有能力抵御可能出现的风险。总之，整体而言，中国决策层对于债务风险的判断谨慎偏乐观的。

然而发展高层论坛上，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对中国债务不糟糕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提出，危机爆发前决策层往往都认为没有问题，如英国银行在遭遇300年来最严重金融危机之前也称其资产负债表表现很好，但危机往往在忽视中爆发。

马丁.沃尔夫所言不虚，但遗憾的是，其未能就问题的关键，即如何识别危机，什么是引爆危机导火索，以及危机如何传导等关键细节给予更多说明，信息量仍然有限。毕竟过去五年来，颇为流行的几大中国危机论，如影子银行危机、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房地产市场危机都被提及但从未被验证。

从这个角度而言，理清上述问题的逻辑关系，客观分析中国抵御债务危机的有利与不利条件，并对可能引发危机的导火索加以高度防范，或许是避免中国债务危机的爆发更为务实的方法。

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总体而言，仍是具有防范债务危机爆发的有利条件的，具体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服务业与消费是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可以看到，当前面临债务危机的主要是国有企业以及传统产业，但中国已经出现转型迹象，去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0.5%，首次过半，消费对GDP贡献率更高达66.4%。在此背景下，如果未来中国新供给改革持续推进，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入，中国经济转型将有助于支持经济增长，并在增长中缓解债务矛盾。

第二，中国杠杆率较高局面与特定背景因素有关，可以通过加速改革缓解。周小川行长在发展高层论坛上列举了中国债务率较高的历史性原因，如中国国民的储蓄率高，股本市场发育比较晚以及民间的财富比较少等独特因素。同时，不难发现，当前中国债务问题主要集中在企业债务与地方政府债务。针对企业债务过高，通过债转股、发展资本市场等方式有助于缓解，而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一方面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债务进行置换以及加快财税改革应对。

第三，中国债务主要以内债为主，并没有大量外债。发展高层论坛上，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曾对马丁沃尔夫的提问颇为有趣，他提出，为什么海外对于中国债务情况如此担忧，但日本债务数据比中国更高，仅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便高达250%，也未见做空？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中日债务问题均值得警惕，但未见得出现危机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二者均以国内债务为主，与债务危机爆发的国家，海外债务过多的普遍情况有明显差异。

第四，中国政府有化解危机的成功经验。发展高层论坛上，桥水基金CEO达里奥的这一观点非常独特。他认为，中国本世纪初面临的债务危机严重程度远远高于当下，而且帮助中国度过难关的主要执行者仍在岗位，相信凭借他们处理危机的经验，中国债务危机不会出现。此外，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政府往往能在危机出现之时，迅速动用国家资源，如释放流动性，降低了因流动性不足引发债务风险爆发的可能。

综上，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债务问题并非危机前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中国处理危机的成功经验都将为避免一次更深层次的债务危机打下基础。但对待当前企业债务增长过快的局面，过度自信的态度并不可取，甚至有可能贻误时机。因此，更为理性的方式是直面问题，增加危机意识，并加大化解债务风险的改革措施，未雨绸缪，将危机化解在摇篮之中。

在笔者看来，如何处理好以下几大关键问题，以免触发债务危机的导火索至关重要：

第一，切勿忽视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笔者看来，金融领域风险容易相互传导，正如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所谈，应注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汇市、债市、股市、楼市风险交叉感染。

其中，对待防范汇率风险，笔者坚持早前观点，在今年G20会议中国召开以及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的有利背景下，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以及重启资本管制战略负面冲击较大，当前保持汇率稳定预期是必要的；对待楼市风险，要防止因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目标而引发的一二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防止新一轮房地产泡沫；而对待资本市场方面，吸取去年股灾的教训，从制度建设方面发力才能实现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融资的支持作用。

第二，切实推进供给侧改革，并注重改革的协调。不少认为中国债务危机即将爆发的质疑来自于中国改革进展缓慢的担忧。可以看到，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层面的文件不断出台，但政策不协调，改革走回头路的情况同样存在。如2015年大刀阔斧的财税改革便由于经济下滑，地方财政过紧，而采取了扩大地方政府债务的过度措施；而备受期待的国企改革既强调国企市场化运作，又强调高管限薪，以及国企做强做大，也让人看不清方向。金融改革方面，注册制面临资本市场波动也面临推迟。

此外，当前化解债务的良方之一债转股，但正如笔者在文章《去产能不应止于国企解困》中所提，债转股虽然从理论上可以起到作用，但在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的当下还是有局限的。试想进驻被整合的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在现有体制下，行政级别很可能低于需要纾困的企业管理者，这种情况下，如何履行其对公司治理监督的职责效果存疑。因此，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并从供给端改革协调发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注重金融监管协调能力的提升。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管理的能力遭到质疑。如去年811汇改与岁末年初中国汇率市场遭遇大幅波动，与当时决策层与市场沟通不畅，导致市场预期混乱密切相关，其后资本流出造成外汇储备大幅下降，最后不得不采取加强资本管制以防止做空；此外，去年的股灾，几年前出现的钱荒，以及如今屡屡爆发的P2P风险，也说明监管层对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亟待加强。

从这一角度而言，改革当前金融监管框架应该提高到战略高度，以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当然，对待如何改革，当下仍然处于激烈讨论当中。在笔者看来，正如此前专栏中所提，无论是超级央行也好，成立更高层次的金融协调监管机构也罢，尽快凝聚共识，改变一行三会各自为战的局面，适应混业经营的时代是必要的，毕竟这对于防范系统性危机的爆发已经十分迫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

故事永远起源于偶然，复归于日常。

二十二世纪的北京。老刀，一位年近五十的垃圾工，单身父亲。为了女儿的未来，他穿越北京市三个世界，结果他见到了不同的北京，相互折叠又彼此分割的世界，一个贫困无望的第三空间，一个小中产扎堆的第二空间，以及控制一切且享受更多的第一空间。

这一情节源自中国作家郝景芳的科幻作品《北京折叠》，近期因获得科幻界大奖雨果奖而获得不少关注。抛开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从这部作品引发的反响来看，与其说其科幻色彩，毋宁说是现实意义，其中暴露的阶层差异以及权力分配，不仅每天发生在虚拟空间，也发生在都市之间。

不只北京，中国都市往往自带魔幻现实色彩滤镜。漫步于上海金融心脏的陆家嘴，在摩肩接踵高度不断刷新记录的摩天大楼不远处，即有年代久远外形简陋的老公房，时不时还会出现各类推车的街头小贩。

这是中国的城市，虽然物理空间上没有折叠，但是在心理空间上早已经折叠，人们或许天天擦身而过，但是各自阶层却难以逾越。随着增长的大潮逐渐淡去，社会流动性逐渐下降，阶层固化成为新趋势，这一趋势随着最近一波房地产上涨而愈加明显。

如果说早几年的《蜗居》中，海萍千辛万苦在接近江苏的上海郊区买房已经让人觉得辛辣；随后《欢乐颂》中，无数看似精明的外资白领樊胜美们，用尽心思竭力保存的不过是自己过得去的群租公寓房；今天《北京折叠》将视角投向更低的阶层，垃圾工老刀的存在只是一个小小胶囊。但是即使老刀，他能够获得垃圾工的身份也不容易，也是来自其父辈作为农民工建设新北京的补偿。显然的事实在于，在北京第三空间之外，还有更多的无法出镜的广大人群，无从倾诉，也无从体现。

楼市的击鼓传花，谁是赢家？楼市的造富效应除了造富地方政府，也使得中国社会加速成为食利社会，在因房价上涨导致的全球化不平等景观中一马当先，上海等一线城市俨然跻身全球最大豪宅市场之列。其中，造成了一批可以提前退休的城市中产，他们中不少人已经化身个人天使投资人，将其楼市收益散向大大小小的项目，激励各类创业人员奔向自己的成功买房梦，继而酝酿新一轮的接盘。

过去十余年，中国楼市单边上涨造成的结果就是奖励冒险者，号称“理性”的经济分析在大势面前相形见绌，然而即使看好房价的专家对于后市也显得信心不足。有经济学家曾经指责中国股市是可看底牌的赌场，但赌场好歹需要继续运营，中国A股虽然诟病多多，起码涨跌互见，买者自负的心态基本得到普及，比较之下，中国楼市更像是一个没有赌场的赌博，庄家规则主导一切，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成为最大的地主，这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最近十余年几乎走出一个单边市场。

中央政府多次喊话管控房价，然而在具体实施之中，这甚至成为新的博弈因素。调控屡屡不见成效之下，调控甚至成为上涨信号。一些地方政府对此心领神会，一旦中央要求控制房价，往往通过限购等方式进行控制；而这种控制通过户口、婚姻等方式界定，这无疑造成购买资格也成为新的租金，让获得房价上涨的收益变得具有更高门槛，结果则是人为制造的稀缺预期，导致都市居民“叫魂”一般的追涨楼市。

然而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单边市场，即使特殊的中国也是如此。如此的轮回中，谁是真正的赢家？目前局面正在变得日益危险，虽然中国有效期70年的房屋价格早已经超过昔日泡沫中心的东京，甚至真正实现了追英赶美。即使如此，然而一线城市地王仍旧频频，上涨风潮甚至蔓延到二三线城市。根据相关数据，上半年上海宅地拍卖21块住宅用地，共110万平方米，拍地金额达518.16亿元，而二线城市苏州等地也不甘落后。

城市地王，不过是房地产行业近些年扭曲的象征。地王头衔往往并不是主流地产公司摘得，不少具有央企背景，其资金来源并非自有资金，其结果自然是慷他人之慨。根据中原地产数据，2016年上半年105宗地王，52宗为央企国企获得，在合计3288.2亿的拿地总额中，1785.8亿为央企国企买单。讽刺的是，有中国最好的房地产企业之称的万科，因为其稳健作风近些年不断被赶超，甚至成为民营资本宝能的狙击对象，一度举步维艰、却大举负债的恒大近期也加大战团，争夺它们视为口中肥肉的万科。

地王频出，是房地产政策与货币政策双向结果。从房地产政策而言，为了避免无效建设，中央政府往往期待控制地方土地供给，然而其结果和地方政府的限购一样，人为制造了土地稀缺。据报道，今年5月以来，北京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供应住宅土地，整年而言也仅有7块住宅用土地供应，供应量创出历史新低。上海情况更加严重，2005年上海建设用地供应14307公顷，到2015年降低到不足1900公顷，10年时间降低了超过8成。如此情形下，巨量资金追逐稀少供给，价格焉能不飙升。

至于房屋买家，则不过是土地市场的跟随者，在近乎恐吓的价格上涨之前，不得不借债买入即使已有泡沫怀疑的房屋。从货币政策而言，监管者问题永远在于无法将资金投向他们期待的实体领域，目前经济已经有通缩迹象，但是每一次政策放松都往往导致资产泡沫加剧。

如今房地产已经不仅仅是房地产，更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金融资产，何去何从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如果放任房地产泡沫继续做大，一旦有失，其危机将是致命性的。无人居住的房屋和无人购买的衍生品一样，本质都是过剩产能的结果，不具有任何投资价值。根据中金公司数据，2015年商品住宅销售与居民新增储蓄之比为43%，2016年预计为升至57%。这意味居民储蓄中超过一半将用于买房，这一趋势还能支持多久？未来场景令人难以想象，过去的上涨经验支撑了单边信念，而狂热的投机心理很可能押注央行最终宽松，这种上下拉锯，很可能将使得市场进入非理性的塌陷状态。

在《北京折叠》中，机器终于比人工便宜，在第三空间的老刀一个月工资一万，他甚至没见过一万的钞票，第二空间精英青年在金融业实习一个月则有十万，至于第一空间，十万块钱对于只工作一半时间的富太太而言，不过是一个星期就能挣来的小钱。

奇迹的是，那时候的北京居然还有印钞者继续印钞票，第一空间的代表甚至言之凿凿地表示隔离使得通货膨胀几乎传不到第三空间，“印钞票、花钞票都是能贷款的人消化了，GDP涨了，底下的物价却不涨。人们根本不知道。”作者是一个经济学博士，这样的情景实在太过于科幻，或许这也是第一空间人物一厢情愿的幻想。事实上，每一次资产泡沫，最先感受到切身之痛的，注定是底层民众，至于高层，永远是在与泡沫共舞。

永恒的天问在于，这样的游戏还能持续多久？上帝知道。作者近期出版《有时》、《印钞者》。微信公号econhomo

万科股权大战，其激烈程度不亚于银幕大片。

不仅攻防双方都开始使出杀手锏，诸多角色不明的人物也纷纷登场。继华润在董事会公开反对深圳地铁入股方案之后，独立董事华生连发数篇长文参与争论，而宝能则以第一大股东身份悍然提议罢免整个万科董事会，王石则不得不在董事会直面五千万薪酬的问题。

一连串的戏剧性变化，加上各路自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的穷追猛打，万科股权大战已经超越万科本身；在成为众矢之的的同时，与当下的资本博弈、国进民退、创业热潮、网红八卦等时代热点共振，堪称一幕实时直播的中国版“权力的游戏”。

这不禁令人思考，在资本大战中，博弈之内，算计之外，理性和文明在里面有一席之地么。

局内人vs局外人

涉及利益的热闹事，站队难免。

王石创业于1983年，其价值观也让不少人将他与92派企业家挂钩；万科又是行业标杆，不少企业家与媒体人，见过王石者，印象都不会太坏。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公开或者半公开发表看法，看法代表个人无可厚非，但以公共身份说公共话题，又以个人交往为是非准绳，这未必妥当。

典型如万科股权大战，一时之间，局外人说局内话，局内人说局外话，局外人以局内人身份说局外话，局内人以局外人身份说局内话。对此，看客也要有看客的体面（《万科宝能之争：如何做一个体面看客》），笔者在此局外人说局外话。

在万科股权大战之初，双方似乎高下立判。万科，也许是中国最市场化的上市公司之一，而王石，作为中国企业家的教父级人物，游走东西学府之间，在亚布力等企业家俱乐部中挥斥方遒，何等逸性豪发；对比之下，宝能系初为大众所知，其资金来源有杠杆背景，创始人甚至一度被网络戏称为“卖菜的”。

双方恶斗之中，万科期待中的白衣骑士华润并没有履约出现，随着贴身肉搏到异常凶险的程度，事情也变得丑陋起来。万科2015年停牌之际，我在公号《经济人》（econhomo）断言，文明和野蛮其实只有一线之隔。事实不幸言中。2016年初，一向以市场化代言者形象示人的王石，在天山峰会表示鉴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民营企业，不管我喜欢你，不喜欢你，你要想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我就告诉你，我不欢迎你。”

这一发言成为舆论的分水岭，王石不再占据道德优势。万科股权争夺中，涉及不同利益，一线央企与地方国资罅隙之中，潮汕背景的民企大佬悍然介入，再加上各种传言中影影绰绰的“赵家人”，资本市场之外的资源动员能力自然对最终结果有莫大影响。

狭路相逢，以势取胜，丛林法则并未失效，即使如此，民间舆论仍旧重要。为什么要谈舆论？除了大家的关心之外，不可不谈舆论在中国的特殊意义。这也是中国式的政经逻辑，老虎棒子鸡虫，一物降一物的循环，虫看起来最弱小，有时候联合起来却可以打过棒子，即使棒子能够打老虎。

也正因此，万科股权战各方对于舆论战都没有掉以轻心，情怀与资本的碰撞成为标签之一。

情怀vs资本

万宝之争爆发之初，我在《经济人》专栏《万科遭遇野蛮人，一切只是开始》即指出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而资本很多时候无关道德；而宝能系与王石的对峙，也是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冲撞，更期待看到一场透明公正的收购大战，它将改写中国金融史。

然而，万科之争影响却没有止步于金融，透明与公正也只是故事的一半。

万科大战第一季，在恶意收购大棒之下，双方文明和野蛮的角色几乎分分钟被定位。彼时，王石表示宝能不过是“强行入室的野蛮人”，而且控股万科“信用不够”，当时王石处于舆论上风，多数人并不能体察出王石言辞背后对于资本的傲慢。

商业谈情怀并不奇怪，但资本可以不说道德；万科股权大战舆论场就是一场价值观的碰撞，而在当下也并没有绝对正确的主流。在信息更加透明的今天，群众的进化速度其实并不比精英慢。

也正因此，万科大战看起来闹腾一锅粥，众声喧哗中，最后还是有可能有些见解残留。回看二十一世纪初期，新浪创始人王志东被董事会扫地出门之际，大众与媒体不无同情；到了此后陈晓与黄光裕的对决，也引发职业经理人与创业者争论，财经媒体在报道中也各自站队；再到宝能万科大战，此时此刻，多数投资者已经认可资本的话语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有趣的是，在宝能下达罢免董事会战书之后，万科内部公开信主调是不做资本的奴隶。诚然，资本或许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逐利的气息，但是从中国历史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恰就是释放资本活力的时代，成为资本的奴隶或许不符合自由人的幻想，但在现代社会中谁又能豁免于资本？成为资本的奴隶本身是一种进步，正是资本将万千大众的劳动力与创造力从往昔僵化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正如鲁迅所言所谓“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商业vs权力

说完舆论，再谈商业。

在商言商，即使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各方行为仍旧可以从善恶层面评价。

在舆论战中无论王石是否失分，其出发点不乏有维持管理层利益的动机，但是其立场始终有尽量维持万科优势这一考虑，这大体符合万科本身的利益最大化。

至于宝能系对于万科的盘算，现在看应有后手，其核心诉求旁人无法知晓，但可能不会止步于以股东身份参与万科获得财务投资利润。宝能方面罢免全部董事会的行为，多少显得霸道有余怀柔不足。一旦万科核心管理层离去，万科还是当年的万科么？宝能天生有两大命门，一是身为民企，二是资金来源被质疑。这两点万科其实并有放过，但是在当前格局之下，监管层的默许即可视为合规，并不足以成为七寸。

至于华润，其真实想法始终讳莫如深。在万科股权面临动荡的时刻，华润如果放弃争取自身话语权最大化，也显得过于后知后觉，在动荡中再指望华润继续充当白衣骑士的想法，未免太一厢情愿。甚至，在国进民退背景之下，万宝之争是否走向万华之争亦未可知。

商业发展中，万科管理层在资本面前如此被动，很大程度源自当年王石等创始人放弃了多数股份，留给万科分散的股权安排。当年万科草创之初，王石等创业者为了企业做大，将多数股份归于政府，其实也是为了换取资源与发展。“牺牲”并非毫无回报，万科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国企股东背景提供的支持，而其民企化管理团队的自由发挥，则尤其离不开宁高宁时代的放手。

商业往往隐藏着权力之手。中国特点之一就是因人成事，也容易因人毁事，随着华润方面宁高宁时代的结束，万科与华润的局面改变也是时代变化的结果。现在来看，华润显然希望谋求更多控制权，不再满足于过去的松散控制，动机并非不可理喻，而万科与华润不和的公开化，其实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从大时代角度看万科，当年的求全选择造就了今日的兵临城下。更值得思考的是，也是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的处境，权力浸润着这一行业的方方面面。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土地财政成为地方竞争之最大动力，不仅地方政府更多介入土地市场，而且政治与商业结合成为企业做大做强通行证，万达等企业可谓食髓知味。尤其在央企利用廉价信贷推动天价地王频出的今年，房地产业的国退民进，似乎已是往事。

骄傲vs 现实

究竟是万科的王石还是王石的万科？二者其实彼此成就，但不可等同。

从全球范围来说，很多著名企业家被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放逐，从昔日的乔布斯到后来的马斯克，更不用说杨致远之流。真正有价值的管理层，离开原有基业难免伤筋动骨，但是最终还是能够开创新的基业，这短期看是动荡，但是最终也有利于行业迭代更新。

万科情况略有不同。于情于理，没人会否认王石以及万科管理层的优秀，然而很遗憾的是，管理团队的价值过去被低估，不仅没有对应的市场价格认可，也没有赋予足够股权，以往仅仅满足于话语权。如此一来，一旦环境变化，话语权在旁陷之余，管理层甚至面临扫地出门悲剧；定价的模糊，也导致今天有人认为不应该神话万科管理层。

如前所言，王石当年放弃资产，换取万科的平稳发展，他日后自述源自自信与求名，“之所以放弃资产，第一，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不用通过股权控制这个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国社会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患寡，患不均，大家都可以穷，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钱。在名和利上只能选一个。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选一头，我就选择了名。”

值得一提的是，王石的自我期许或者高风亮节，但在当年并非个案，而日后管理层持股终于修成正果者为数寥寥，典型代表为联想；倒是有不少试图碰撞这一规则而锒铛下狱者，如褚时健。

王石张扬的情怀，一方面带有一丝80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也滋生于其内在的自信，或者更准确说骄傲。如今王石名满天下，而自信更胜昔日。某种意义而言，王石放弃控股股份的那天，就应该明确自身的地位是职业经理人，而且为了公司的长远考虑，就不能不在股权安排方面准备后手。而宝能系成功闯入，不能不说是基于万科自身的疏忽或者说骄傲。

而骄傲，本来就是人性的七宗罪之一。王石始终是一位时代人物，但随着时代变化，其最终面临自己的现实。王石最大的敌人或许正是他自己的骄傲。聪明如他，曾引领万科在市场与权力之间获得平衡，在国家与资本之间游刃有余，自信能掌控局面；骄傲如他，即使所遭遇公共性争议性事件，如汶川捐款等事件，未尝不是基于自持正确而勇于出位，不惜冒犯天下人。

今日回望，令人慨叹，万科之争或许预言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往昔的时代人物的骄傲不得不直面现实的碰撞，正如王石曾经自我的期许，“我的成功是别人不再需要我”，竟可能一语成谶。这是新时代的开始，一个偶像进入黄昏的时代，神坛已经不复。

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在情怀与规则之内，在财经与娱乐之下，万科股权争夺战能留下什么？这场博弈之后，希望能够带来上市公司管理的进步以及公司法等的完善，而不是白白被消费。

热门美剧《权力的游戏》充满血腥杀伐，其中谈到公正时，曾经说世间并没有公正可言，除非你自己掌握了公正。在万科大战之中，也是如此；而对于不论直接相关还是间接相关者而言，仍旧应该期待一切行动的底线在规则之上，不要最终沦陷为黑暗森林的强弱法则。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近期出版《有时》、《印钞者》。微信公号econhomo，邮箱[email protected]

【编者按】张维迎林毅夫产业政策之争举国关注，令人回想起两年前由杨小凯追思会引发的大讨论。（参见《杨小凯专题》）这场争论不仅关于学术，也关于当下，更关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FT中文网近期组织专题讨论，期待理性争鸣。编辑事宜，联系[email protected]

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经济学家最近关于“产业政策”的不同观点，被一些媒体称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辩论”，引起经济界广泛的关注。不过在笔者看来，两位学者所谈，其实是不同的问题，如果硬要放到一起理论，只会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局面，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无益处。

张维迎教授的观点，讲的是产业发展中“前沿创新”的问题，也就是熊彼特和奈特理论抽象中没有任何先例的“纯粹的创新”。这种创新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的确是难以预见，不可计划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类创新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创新活动，更不能覆盖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全部活动。在很多领域，虽然最终的创新成果可能无法预知，但在某个方向上投入研发理论可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却在很多时候是可以预期的。现实中的大部分研发活动，并不是完全无方向的自由探索，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计和计划的。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并不能排除政府政策支持特定领域研发取得成果的有效性。实际上，美国的新能源产业、信息产业、生物产业以及航空航天产业等，都得到了政府政策的鼎力支持。尽管美国人自己很少讲产业政策，但只要我们看看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和预算报告，就不能否认美国实际存在着产业政策。

林毅夫教授的观点，讲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运用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这种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很多时候与创新无关，而与学习有关。也就是说，由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特别是存在着主导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逐步升级的现象，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依据这种规律，有意识地运用政府政策，促进产业升级，进而更快地提升收入水平。这个过程的核心内容并不是张维迎所讲的创新，而是学习和移植。

对于后起国家来说，学习和移植是有门槛、有成本的，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因为工资水平低和国际投资及贸易就自然而然完成这一过程。从历史经验看，只有一部分比较有“上进心”、政府能力比较强的国家，才能通过实施公共政策较快完成这一过程。“二战”以来，东亚经济体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中表现突出，与政府主动运用产业政策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林毅夫所说的“有为政府和经济发展”现象。

回到中国的实际来，究竟哪一种观点适用于中国呢？笔者认为，在中国，两种观点都有各自适用的领域。这并不是“和稀泥”，而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庞大规模、复杂构成和极度的不均衡。总体来说，中国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处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技术学习和产业转移还远远没有完成。在这个意义上，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总体上仍适合中国的国情。同时，在局部领域，中国的科技和产业发展已经走到世界前沿，已经面临学无可学、只能自己创新的境地。在这些领域，张维迎教授的观点是适用的。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后一种观点的适用范围会逐步扩大。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面临一种相当复杂的局面。由于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和不均衡性，单纯依据学习追赶型战略制定产业政策，有可能导致“一窝蜂”和产能过剩等资源配置失衡现象；单纯依据原始创新战略采取放任政策，有可能面临大部分地区和人群增长缓慢的问题。合理的策略应该是根据不同领域的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政策模式。但这又牵出另一个并非单纯经济性质的问题，这就是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能力和水平。在中国的政府体制下，中央层面的倾斜性产业政策往往变成“政治任务”，引发地方政府盲目投入，造成极大浪费和损害。同时，倾斜性产业政策伴随的财政补贴，往往引发套利、贿赂等腐败行为，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中国目前应采取一种有限度的、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战略。从中央政府层面来说，应该减少倾斜性产业政策，转向支持创新和结构优化的普遍性、功能性产业政策；对于少数明显的产业短板，如集成电路和航空发动机，可以采取一些特定支持措施。而在地方层次，特别是省以下层次，仍然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制定倾斜性产业政策，地区差异和区域间竞争，可以降低此前全国性产业政策的失衡风险。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学术辩论、政策辩论诚然可以促进认知，但前提是有正确的方法论和规则，这就是概念清楚，论题明确，避免“关公战秦琼”式的交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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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继续在不确定中徘徊，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到了中国身上，而中国人也对本国经济充满关切，既希望本国经济学家做出分析和预测，也很在意“旁观者”的看法。3月22日，在FT中文网举办的一次座谈会暨读者见面会上，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就此进行了一场高端对话。座谈会由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王丰主持。

一

座谈会以沃尔夫的演讲开始。沃尔夫首先高度赞扬了中国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延续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速度和轨迹，就能实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梦想。目前中国的历史性转型进程已走到了半山腰，但未来还有不少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表示，中国经济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这句话曾经被西方媒体广泛引用，这次被沃尔夫再度引用。而且在沃尔夫看来，当前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用曾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经济顾问的赫伯特•斯坦的话说“无法永远维系的东西，注定要终结”，因而中国必须认真对待经济增长之旅戛然而止的可能性。

沃尔夫承认，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非同凡响，增速甚至高于比中国更早“腾飞”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等。美国一直是中国等后发国家增长的参照系，而目前中国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GDP与美国的比例差距，相当于1980年代中期韩国与美国的差距。中国照这样发展下去，再需要30年，就能达到目前韩国与美国相比的繁荣程度。而且到那时中国经济规模将比北美和欧洲加起来还要庞大，这将是非常耀眼的成绩。

但是，中国要完成追赶西方的漫长旅程，需要克服五个障碍。首先，非常态的高速发展总是存在重新归于平庸的趋势，这个现象比长期高速增长更为常见。沃尔夫举例说，在1971年，经济学家曾对日本、台湾、墨西哥和巴西四个经济体寄予厚望，但后两个经济体最终令人失望地停滞了下来。中国需要提防类似的命运。

沃尔夫认为，因为中国经济规模非常庞大，所以如果要实现“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即人均GDP数值达到同期美国的四分之三左右），中国经济规模在未来20-30年里应该增长至目前的5倍左右，而这个任务很艰巨。而且，中国将对世界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造成严峻压力，这需要中国在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尤其是在碳排放方面。中国的高速增长还会冲击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及国际机构和国际关系。

第三个障碍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中国目前在政府负责性、有效性、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防控等方面的排名，距离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国家而受到的期待尚有一定的距离。如果中国希望变成发达国家，必须在这些指标上有明显提升。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本世纪以来，中国实际工资快速上升。2012年以来，中国潜在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到7%甚至更低。要适应经济增速放缓同时劳动力成本变高的新现实，对中国而言绝非易事。沃尔夫打比方说，当自行车的速度减慢时，骑起来会变得更困难。

第五个也是最迫在眉睫的障碍是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中国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国内债务迅速积累，这种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国内储蓄（不限于家庭储蓄）过高，无法在国内得到有效利用。这些不平衡性造成了两个困难：既难以继续维持高增长，也无法平稳地让增长慢下来。

接着，作为重点，沃尔夫详细阐述了最后一个挑战。具体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率高于其他高速增长国家，而中国的需求也依赖于投资。中国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与这种高投资增长模式有一定的关系。而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已经从1990年代末的3.5上升到7，这意味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已下降了一半。中国的资本产出率甚至已经高于除日本之外的所有G7成员国。总而言之，中国对投资的依赖的确有些过度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过剩产能越来越多，效率越来越低下，这会损害未来的发展势头和需求增长潜力。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负债率上升，尤其是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在过去八年里几乎翻了一倍。中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负债程度就会达到历史上各国前所未有的水平，而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更严重的问题是，调整这种依赖高投资的状态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沃尔夫计算说，如果中国的资本产出率只是保持在当前水平上，而经济增长率是6%的话，投资占GDP的比例就应该降低10个百分点，到达35%，即199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水平，而这按国际标准仍然是较高的。但如果这个过程快速发生，需求比重也将下降10个百分点，中国可能陷入经济衰退。但如果不发生这种情况，中国的债务将继续爆炸性积累，资源继续浪费。显然这构成了当前中国面临的两难。

沃尔夫推论说，在此情况下，关键显然在于掌控调整的节奏，让其逐渐发生，但又不至于过慢。这意味着，在较长时间里，中国要让投资增速慢于GDP增速，而让消费增速快于GDP增速。但在目前，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60%，中国家庭将收入的约1/3用于储蓄。要让家庭消费增速快于GDP增速，充分而必要的条件是，或者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上升，或者家庭储蓄率下降。但在目前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后一种情况很难发生。而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的话，就意味着要让企业利润更多转化为家庭收入，这将挤压企业利润，从而影响企业投资能力。为了维持企业投资，政府应该加快信贷创造。信贷增长过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沃尔夫表示，中国目前不用担心这个，因为政府偿债能力良好，同时控制着银行。

但增加信贷也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在繁荣时期加杠杆，贷款人将获得高于其预期的收益，但如果经济增长放慢，贷款人和借款人的收益都将低于他们的预期，从而会减少承担风险的活动，而这意味着，就算是不发生大规模的破产潮，经济活动也会陷入普遍低迷状态。而信贷扩张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些资产负债表效应就将越大，但传统的经济学又对这些资产负债表效应关注不够。

总之，中国决策者一方面为了避免在未来发生硬着陆，目前希望债务规模不要继续积累，另一方面，为了在眼前避免一场衰退，又得推动债务的短期积累。简言之，中国目前的增长路径是不可持续的，但要转向某种更依赖消费的路径，短期内也可能带来很多不良影响。这种情况的延续最终到底会造成什么结果，沃尔夫也没有答案。

二

在沃尔夫演讲结束后，余永定进行了回应。他首先明言，相对于沃尔夫的看法，他要更乐观一些。沃尔夫提出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五个障碍都是切实存在的，不过，目前中国已经不再刻意拿美国作为追赶目标，而是一心一意关注于自身的发展，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追赶焦虑。

同时，余永定说，在我们谈论未来时，必须非常谦虚，因为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举1972年“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为例——后来的事实证明“罗马俱乐部”对资源枯竭的担忧太悲观了。余永定认为，我们还是要相信技术进步，可能改变整个经济发展面貌。总体上沃尔夫提出的问题中国应该重视，但也要给自己留点余地和信心。他认为，总结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有几点经验很重要：一是要坚持开放和改革，二是要思想解放，三是要维持政治稳定，四是要维护世界和平的局面，不要陷入对外战争。

具体到当前的经济调整困难上，余永定赞同地说，中国在过去的增长方式确实存在着很大毛病，尤其是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他具体回应了沃尔夫的分析。他认为，沃尔夫的分析基础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经济增长速度等于投资率除以资本产出率。中国现在的资本产出率是3.5左右，而且在不断增加，再过几年，有可能会达到5。沃尔夫对资本产出率将会上升的预计是正确的。

余永定同样认为，由于中国依赖投资，所以资本产出率越来越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越来越低。长期以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维持较高的投资率，但更高的投资率使得资本的使用效率下降，所以资本产出率进一步提升，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现在中国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但调整也很困难，快不得也慢不得。慢了问题越来越严重，快了经济增长会急剧下降。这与沃尔夫的观点基本相同。

目前中国投资占GDP50%左右，消费率也占到50%左右，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稍大于零，储蓄率是50%以上。沃尔夫在演讲中认为，理想的状态是消费率应该是65%，其中包括15%的公共消费，投资率应该是35%，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大概是零，储蓄率35%。余永定认为这样的格局将会很合理。

沃尔夫在他的分析中假设中国资本产出率是5，所以，当投资率是35%时，经济增长大致能够保持7%。余永定认为这个假设太乐观了一些。因为，如果中国投资率只有35%，是无法保持7%的增长速度的。现实情况也是这样，现在中国的投资率是47%左右，但经济增长速度不到7%。余永定强调，沃尔夫在演讲里假设资本产出率是常数，其实资本产出率在中国不是一个常数，而是逐渐增加的，效率越来越低。由于资本产出率不断增加，所以增量资本产出率非常高，达7左右。这就造成了49%左右的投资率只有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大麻烦。

余永定提出，沃尔夫在谈论投资率的时候，使用的是资本形成除以GDP。但在中国，人们谈论投资增长速度的时候，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在谈论投资率的时候，用的是资本形成，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这个统计问题造成了一个矛盾：按道理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形成量大概是一样的，即使有差异，可以解释，但现在中国的这个差异变得极为巨大，已经不可解释了。

“所以，你问我中国的投资率是多少，我诚实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中国投资增长速度是多少，我诚实的回答，也是不知道。”余永定说。

但最终余永定还是表达了乐观的期待：“根据过去的历史和逻辑，只要中国政府能够集思广益，能够听取大众的意见，只要经济学家和广大民众充分讨论，那么在大家的智慧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政策，那么中国还可以继续克服现在的困难，涉险过关。”

三

在两人的演讲结束后，他们共同接受了主持人的提问，以及现场观众通过主持人传达的提问。以下为经我们编辑后的问答概录：

主持人：两位对于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的观点是一致的。根据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中国的GDP应该比2010年翻一倍。那么，在下一个30年中，我们要做什么？你们如何展望“十三五”以及其后的30年？

沃尔夫：是的，我们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观点不同，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也是不幸的，因为我们的观点太一致了。但在一定的程度上，我的好朋友余永定纠正了我一点。我并不质疑中国克服挑战的能力，因为过去中国就克服了很多的挑战，相信未来也可以如此。

中国想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中国增长也会不断放缓，趋向于发达国家的增速。基于中国的目标，中国目前还是会继续进行投资，比如保持占GDP的45%这样比例的投资，比发达国家高2-3倍。但最终在变得更富有后，中国需要达到某种稳定的状态，到时增长可能不需要那么快，也许只有1%，那时的体验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将产生很大的变化。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日本过去25年的情况为什么这么糟糕，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调整自己之前的高投资的模式。日本的投资曾比美国还要高，但它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常慢，非常令人悲观。我觉得日本处于一种长期的失衡状况。我对于中国的长期目标没有任何特定的想法，这是中国人自己决定的，我不知道中国人对于以后的人均GDP只能有美国的一半是否满意，如果想要更好，就必须对过度依赖投资的情况做一些改变。余教授说的其他方面我都赞同。

余永定：我补充一下。如果中国设定了较高的经济发展目标，因为中国的资本产出率在不断的提升，现在的效率比较低，所以中国的投资占比应该更高一些。刚才沃尔夫的假设是会出现一个非常稳定的资本产出率，但我的观点，如果中国的改革失败，这样的资本产出率会不断的上升。如果我们设定一个很高的比例，你必须要保证这样一个很高的投资占比。我觉得中国不应该这样，我也同意你的观点，投资占比应降低到35%-40%，但这样我们就要降低GDP增长速度了。我想强调，我们不能急剧地降低投资。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必须要花长期的时间，也许是花十年、二十年，逐步做到这一点，之后我们才能不断的提升消费和其他的一些要素。

沃尔夫：我很感兴趣，对于潜在的风险，政府应该做出怎样的响应。在过去，政府喜欢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加大政府投资。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一个西方式的观点，这是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吗？因为中国也可以加大公共消费方面的投资，比如对环境进行整顿，对医疗和教育加大投入，也可以进一步改善社保、养老金。换言之，政府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大对消费方面的刺激。在我看来，面对中国现在所处的情况，政府好像并没有做好准备，采取快速响应的措施。我的第二个建议是，除了投资之外还要考虑其他措施，因为现在投资已经够多了。在过去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并不是必要的，比如中国现在国际机场的数量太多了，数量超过了其他各国的总和。我觉得未来不要再建这种国际机场了。

主持人：余永定教授最近发表了一些文章，接受了一些采访。不知道我的解读正确不正确，但我觉得你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现在需要更激进的扩张式的财政政策，或者说，你好像建议加大投资。那么，你提出的这种新的扩张性的做法，和2008年政府的做法有何区别？

余永定：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同样的观点。实际上在2008和2009年，我曾写文章批评当时的那种做法，我认为增长放缓后，质量更高。我认为政府应该进一步关注效率，而不应该直接就用这种刺激性的一揽子政策，这会造成长期的问题。

2008和2009年，政府面临较大的危机，增速大幅放缓。在那种情况下，你一定要采取果断措施，要不然在未来的恢复就需要很长时间。但当时的问题是政府做的幅度太大、太快，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尤其是让地方政府过多承担了刺激经济增长的责任。中国政府没有充分使用财政方面的工具，而是过度使用了信贷方面的工具，这是不对的。中国目前存在未来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的可能性，这可能带来触底风险，在这种时候你肯定要采取行动。目前房地产投资大量减少，极大地影响了GDP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采取行动。

举个例子，北京的地铁系统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非常落后了。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我在政协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建议北京地铁系统重建，因为现在的风险系数比较高，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在有些站点你要走很长的路，而那里的过道非常狭窄，这是有风险的。现在水泥价格比较低，钢铁价格也不高，我们为什么不考虑对地铁系统进行重建呢？可以做的事很多，因为这种做法并不影响到我们的效率。就算这些措施在短期不会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但它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我认为政府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一方面可以进一步防止增长下行，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中国的基础设施。但我也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面对的问题，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给政府一些缓冲空间。但现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必须特别小心，而且我们也要充分调动财政手段，比如发行国债，而不是一味地让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放贷，这就是我的观点。几乎没有人赞同这个观点。

主持人：您在政策倡议中还有一项是主张政府减税？据您所知，决策层对此反响如何？

余永定：我只代表个人。我不知道政府的想法是什么，但我觉得有一些趋势值得我们注意。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面对的是一种民粹主义威胁，因为现在工资上涨太快了，超过了劳动力效率的增长速度。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说的这种扩张式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政府开支，当然对于减税也有一定的措施。像在美国有一些政策在我看来是不成功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我们是可以减税，对于富人可以有更多的税种，比如借鉴英国的一些做法。一些富人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什么说现在民粹主义有所上升，就是因为现在的贫富差距太大了，多年以来创造出来的财富和繁荣没有在大众当中被充分分享。所以，现在有必要重新对这个财富进行一定的调整，不然我们面对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主持人：您是否会以中国高铁的成功作为一个政府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例子？五六年前，人们曾认为作为4万亿计划一部分的高铁是浪费，完全没有必要，但现在多数人都持褒奖态度，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余永定：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当时我就认为高铁是没有什么用，这么贵谁会坐高铁。现在看来显然我是错了，因为现在农民工也在坐高铁。所以，虽然4万亿一揽子计划造成了很多问题，但还是有其有效的一些方面。

沃尔夫：我觉得这比房地产投资更加有效，我非常惊叹于这个规模。不管怎么说，中国的高铁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是相对其他国家做得卓有成效的一个领域，这是中国应该抓住的优势。所以，对此我并不担心。

说到减税我不是一个专家，但我的印象是中国的税制系统不完善，并没有覆盖很多人，也有一定的随意性，造福到的人比较有限，所以，为改善税制而花费精力更加有效。所以，我比较赞同余永定说到的财富分配问题，我比较希望政府加大在社会领域的投入。如果中国真的希望避免西方遭遇的零利率陷阱的话，就一定要有相应的计划，在公有和私营部门加大开支。鉴于中国目前储蓄率这么高，陷入零利率陷阱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主持人：接下来是来自观众的问题。中国是否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沃尔夫：我个人在这方面没有做太多的研究，所以我主要听取他人的研究成果。我并不完全确定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因为这个概念有时是基于经验的。不过，平稳地从低收入转型为高收入国家，这样的例子比较少，在二战之后只有韩国一例，这是真实的情况。

中国是否能够完成这种改变？对此我的观点，是中国的人力资源和疆域、企业家的创造力等都是优势，中国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优势，这些令人乐观。但令人产生悲观心理的是，中国的经济效率比较低，必须要进行大量投资才能维持高增长，如果增长率降低，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会恶化，在投资不断下降后，需求也会下降，这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认为中国跨越这个陷阱的机会确实存在，但需要进行政策改革，提高效率，同时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性，确保增长率，而这些都是有挑战性的。

主持人：有一个问题问沃尔夫。世界上有没有其他国家的范例，显示它们成功解决了中国目前面临的高负债问题？另外，中国地方债目前很严重，现在还未解决，你能否提出一些建议帮助中国克服这个问题？

沃尔夫：我不知道具体的债务比例，但我知道就负债率而言，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和中国相当，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杠杆率比多数西方国家高得多。日本的情况表明，高负债的企业很危险，需要不断应对债务支付压力而不能投资，从而陷入停滞。中国需要避免这种情况。不过中国的地方债问题有其独特之处。根据我的理解，从技术上讲，地方债虽然是地方政府欠下的，但也是政府债务，而中国政府整体上是有支付能力的。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的负债水平不至于造成债务危机，不过中国需要考虑的是未来十年里不使债务积累到不可持续的程度，那样的话问题就会麻烦的多。

主持人：有一个问题问余教授，如果目前的投资、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去，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

余永定：我觉得这可能让中国的问题恶化，因为中国企业债务水平已经很高了，这会加重债务方面的问题，可能导致金融危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进一步改革，鼓励大家进一步创新，提高效率。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保证中国增长率维持在7%，而且到2020年企业债务保持在GDP的200%以内。我们一定要预先采取防范措施来避免可能的危机。

（注：根据马丁•沃尔夫和余永定现场发言整理。文章仅代表发言者观点。）

在笔者于今年6月12日为FT中文网所写的评论《中国对美国孤立主义的爱和恨》里，曾经假设万一（注：第一个“万一”）特朗普被选上美国总统以后，他在竞选期间大声宣示的那些外交政策创意，万一（第二个“万一”）大部分被他的当局真动手做起来，不论最终做得如何和得分高低，将会造成怎样的地覆天翻的后果。而在这场搅动全球战略态势的大乱局中，北京拟定的“中国梦”里面那些有关中国国际地位突飞猛进的美好设想，便会获得意外成功的新机会。

特朗普已经为“中国梦”增添了机会

到今天为止，上述的第一个“万一”已经变成事实了，第二个“万一”至少也有一项水落石出：特朗普宣布他一进白宫办公室上班，第一件大事就是退出美国此前率先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美国大力拉进这个国际贸易新框架的亚太国家，现在都被特朗普的宣示搞得心神不定，叫苦不迭，这从与中国政府有着特殊关系的新加坡政府高层的言论里看得非常真切。该国总理李显龙今年8月访问华盛顿时就已经忧心忡忡此事要搞砸，直率警告：参与TPP的每一个成员国均克服了本国一些政治反对和敏感舆论，付出了一些政治代价才能达成初步协议。“假若最后新娘没有来到（婚礼）礼台，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到非常受伤害。”绝大多数客观的分析都认为，中国将从特朗普的这一决定中获益最多（BBC中国总编辑凯瑞：《分析：美国退出TPP对中国是绝好消息》，2016年11月22日）。中国成为亚太区域贸易规则编制和落实进程中的头号大玩家的前景，眼下看起来是十之八九的几率了。这可是“中国梦”里的一大元素，不能小视。

那么，特朗普很快还会在“万一”的单子里再挑出哪一项，着手做起来呢？全世界都在睁大眼睛看，北京的眼睛睁得特别大。可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很不靠谱，他竞选期间即便私下里拟定了一个“谱”，与他在公开场合下大声嚷嚷的不一样，他当上了总统以后也未必会照谱行事——他自己承认在他领导下“美国对外政策将会不可预测”（US foreign policy will be unpredictable）。就那些与中国直接有关、或至少很大程度上相关的问题上，我们也得要有第三个“万一”的考虑——万一他动手做他本人竞选期间既没有说过的、此前好几届美国总统都不愿意做的那类事情，那又会怎样？

笔者这么说，并非完全出自学术玄思的职业偏好，而是被几分现实事态的苗头刺激和提醒着，才试图朝这一方向作些开放性设想。这类苗头包括来自俄罗斯的报道：特朗普当选后和普京通了一番电话，谈得甚为热切。这两“普”以前就惺惺相惜，互相说过对方的大好话。据报道，两“普”友好通话之后，马上就有新状况浮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一笔大军火交易的进程中。本来答应要在2016年年底交给中方的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变得又不确定了。俄方表示，暂缓签署对中国出售整批苏-35战斗机的协议，目前俄罗斯只是在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先进武器。对是否一定出售这档高性能的成批战机（它们会在中国与美日等国的较量中发挥关键作用），俄罗斯似有反悔（据RFA、《美国之音》驻俄记者白桦等的报道，2016年11月21-23日）。也许这只是俄方漫天要价的一招，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做法。

新手“点穴”拼的是胆大而不是心细

稍许接近操作阶段的，是特朗普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会见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位高龄僧人已经把希望尽早见面的话说得很热切很正式，如果特朗普不久会见他，并明显突破奥巴马任期内四次会见达赖喇嘛的规格，中国政府的反应会怎么样？这完全有可能变成特朗普点击中国的一个敏感“穴位”（Terrence Edwards, “Dalai Lama says will visit Trump in move bound to anger China”, Rueters, 23 November 2016）。令中国稍感欣慰的是，特朗普本人及其高级助手们对穆斯林团体很不友好，目前还看不出他会跟流亡在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原籍新疆的热比娅圈子将有正式的交往，否则这就会变成另一个新“穴位”。

特朗普对美中关系所知甚少，美国政界、外交界、学术界都为此担心不已。中国人常说“艺高胆大”，其实更常有的倒是“艺高胆不大”，因为你若是太明白水的深浅，就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特朗普在处理外交事务上艺不高胆子特大，自信度比谁都高。倘若共和党内的强硬派人士把以前多年里曾向美国政府提倡过、但都没有被采纳的对华政策建议，重新加料涂色包装一番提供给他，说这些才是对付中国的费力费财不多、却具有四两拨千斤效果的灵巧方法，也就是华文评论界常说的“点穴战法”秒招，他会不动心去试试吗？

首要的两个“穴位”

特朗普要真动手点中国的“穴位”，会把指头点到何处？根据笔者过去多年里的阅读研习，能够立马想到的头两个穴位，都属于台湾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有数量不少的美国智库、退职的文武官员、大学教授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对台湾提出的武器装备更新需要作出更积极的回应，大力提升台湾防务的硬件，加强美军和台湾军队之间的软件协作，比如3C（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command）。这样反倒会降低台湾海峡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危险，因为越是两岸之间的军力对比不利于台湾一方，越是会诱发中国大陆动武迫统，那反而会把美国拖进热战之火中。此一“点穴”建议对特朗普这个商人出身的总统来说，还有一个添加的说服力：增加美国的出口收入，有利于他在全美国大搞基建的宏图。

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二个穴位，是美国共和党内强硬派外加其它政治团体的另一组建议，就是在政治和象征意义层面提升美国政府和台湾官方交往的级别。他们论证的理由是：美国不必事事过于在乎中国官方的外交言辞大炮，毛泽东当年就曾对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顾问基辛格说过，中国激烈的公开反美言论和宣传不必当真，“我们是放空炮”。毛的这个实事求是的表白至今仍然符合美中交往的现状。美国在过去许多年里对台湾太贬低了，让台湾政府高层受屈辱待遇，绿营、蓝营都感叹不公道。他们认为，现在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允许美国更高级别（先让正部级的）现任官员访问台湾；允许台湾最高领导人访问别国的途中，路经美国首都；允许台湾政府官员进入美国国务院等内阁部门处理公务；邀请台湾高级官员出席美国政府的相关重要会议或大型仪式；直至提升美国官方驻台湾机构的级别。这样也在世人眼里，表彰了台湾民主化进步的成就，让台湾朝野上下更有自信心，抵抗中国大陆的种种打压。蔡英文团队每天都在这么期待着：请看台湾刚刚重开的外交“被打压”网站。

若“乱点”几次到位，就成了新正统

笔者在本文标题里使用“乱点”的说法，并非全出于贬义，刻意挖苦特朗普，而是考虑到这位年纪已经70、却心态一点也不老的新科政客的一贯行事风格。他完全凭着一路“乱来”，才成功冲上美国总统的宝座。这种“老子偏偏不信正”，即不相信正统思路和正规做法而取胜的造反豪情，一时还会在他及家人（他最亲密的助手）的身上汹涌澎湃一阵子，有革命成功的余热。

他在针对中国的几个问题上“乱点穴位”，也许在他心里恰恰是高手出招、偏锋击敌，能够获取出其不意的博弈效果。因为20多年来，美国国内一直有利益集团加上民间群体，抱怨美国政府在对华交往中一厢情愿、吃亏太多，又老不幡然改正（James Mann, “America’s Dangerous ‘China Fantasy’”, The New York Times, 27 October 2016）。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的大声嚷嚷，为他的成功当选得分颇多。为着在他最在意的实质问题上（如双边贸易持续不利于美国）压中国多作出让步，他的“乱点穴位”是乱中有道。若几次点到位，也就成为新正统。

笔者坦承，特朗普点什么穴位是说不准的，他多半会乱点几次，则是比较靠谱的一件事。还有几个可能的敏感穴位，下次再讨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12月2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通话，是1995年5月22日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入美签证以来，台海局势的最大震动，也是中美于1979年建交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操作手段的最大变动。

这次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通话，是1979年以来美国候任总统或总统破天荒地第一次，打破了美国两岸政策的操作传统，也破坏了中美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达成的美台领导人、高级官员不直接交流的默契。

但是，虽然特朗普打破了美国对台政策长期坚守的领导人不直接交流的重要原则，这是否意味着他将改变美国对台政策本身，放弃“一个中国”立场，从而导致台海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其实，与其说特朗普在改变美国对台政策，还不如说他正在向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根源回归，特别是从实质上回归到里根时期的对台政策。认识到这一点，需要理解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本质。

在1972年2月签署的中美《上海公报》和1978年12月发布的《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中方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关键在于，美方只是“承认”（acknowledge）中方的这一立场，但却从来没有“同意”（agree to）或“接受”（accept）这一立场。

这就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实质：认识到大陆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但并不同意，无意接受，更不愿去促成这样的“一个中国”的事实。

这一实质在里根总统的台湾观里表现得至为明显。里根对台政策的核心并不是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表面上限制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而是在“八一七公报”快要签署前的一个月对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做出的所谓“六项保证”，即不设定对台军售的终止期限，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不事先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不在两岸之间扮演调解人，不迫使台湾与大陆谈判，不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这最后一项保证——不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正是美方“承认”但不“接受”大陆“一个中国”立场的体现。

美方在“八一七公报”里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中方抨击美国源源不断的对台军售，总是以这段话批评美方的背信弃义。美方却强调，这段话需通过“语境”去解读，因为它暗含了大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条件。在“八一七公报”发表的同一天，里根授意发布了一个保密总统令，强调美国减少对台军售需绝对建立在大陆和台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主权之争”的条件之上，同时指示，美国必须确保台湾应对大陆“威胁”的军事防御能力。

可以说，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至今，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一直都是承认但不接受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共和党政府尤其如此。1998年，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在访华时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新“三不”主张，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这是美国对台立场的最大松动，但克林顿表示了美国反对什么，却没有说美国支持什么，尤其是没有作出支持中方“一个中国”立场的承诺。即便如此，克林顿的“三不”表态还是受到美国国内亲台派的抨击。

总之，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并不能等同于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关键的分歧在于，美国并不认同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虽然美国没有正式承认过台湾的“主权”，但它也没有正式否定过台湾的“主权”。准确地说，美国的立场是台湾主权未定论。

特朗普对台湾的真实看法以及其后续的对台政策实质如何，目前只能猜测。但认清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本质，就可知道，特朗普虽然在操作程序上打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传统，但并未推翻这一政策的实质。

实际上，可以说，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右翼智囊是在延续里根对台政策的精髓。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7月共和党全国大会时，特朗普的智囊就把里根的“六项保证”加入到共和党选战纲领里了。可见，特朗普团队酝酿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为时已久。

而里根“六项保证”的核心也是台湾主权未定论。既然台湾的主权未定，美国官方又从未接受过大陆“一个中国”原则，那么未来美国的对台政策有着巨大的演变空间。从延续克林顿的“三不”到美台建交、支持“台独”，都是可能的。美台建交当然是对大陆“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藐视，但却并不一定违反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政府一直自认的“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共和党右翼的观点，在美国主流政策界也不乏支持者。

约翰•博尔顿——著名的共和党“鹰派”人物、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特朗普的外交顾问——已经公开表示，美国可以逐步升级美台官方关系，直至重建外交关系。其他共和党右翼和亲台派也大受特朗普-蔡英文“电话事件”的鼓舞，纷纷表示美国新政府应对华强硬，以美台建交来恢复台湾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盟友的地位。

特朗普上台后，台海冲突是否将迫在眉睫？乐观者可以里根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例，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摩擦，中美关系将恢复阶段性平稳。毕竟，里根时期的中美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好的一段关系。里根在1984年成功访华后，改变了对中国的偏见，中美关系因此得以稳健发展。

也许，中国邀请特朗普进行一次成功的访华，也能改变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引导中美关系出现第二个“里根时期”。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中美关系的根基和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里根时期，中美有共同遏制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现在不仅没有这种战略合作基础，反而战略竞争和冲突的潜在因素越来越多。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是个弱国，根本无力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现在的中国则是实力愈发接近美国的崛起大国，美方日益感到中国对其亚太领导地位的挑战。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是中美在对台问题上对峙的一个关键过渡性事件。那次危机也是由于美方越过对台政策的“红线”（同意李登辉入美）而发生的。美国派遣两个航母舰队驶近台海，当时解放军并无太多军事应对的选项。20年后，中美两国在台海的军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军介入不仅没有胜算，还将冒着霸权终结的风险。

当然，特朗普也许只想以台湾问题试探一下中国，或者以此对中国在其他问题上（如贸易、朝核等）进行施压，以便掌握美中关系的主动。但是，特朗普身边确实有不少信奉“美国至上主义”并亲台的右翼人士。他们似乎极想在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检验一下“美国至上”的教条是否还名下无虚。关心台海和平的人只能希望，共和党内部还有头脑清醒的战略家，向特朗普指出在台海“玩火”、挑战无可置疑的中国核心利益的巨大风险。

（注：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我们手里是有一份和朝鲜有特别关系的中国人名单的”。

在一家北京的朝鲜饭馆里，一位酒足饭饱、明显有点醉意的驻华朝鲜干部这样告诉笔者。他的意思是：对于过去在战争和建设年代，和朝鲜有过工作关系的中国老干部的子女后代，朝鲜是有一份名单的，朝鲜驻华官员会经常去探望、餐叙和联谊。

不仅如此，朝鲜驻华人员还和中国军队的老干部管理部门有联系，例如会请他们吃吃朝鲜菜，叙谈“传统友谊”，当然也谈现实。这一切，当然都是在当年抗美援朝这杆旗帜下进行的。

然而中国的现实是：这些中国老干部的子女大多是体制内人士，或者一生都和体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那些老干部本人虽然退休，却还是可以看保密文件的，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是掌握一定内部信息的……

这个笔者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可以看作是中国对朝决策的一个背景缩影，朝鲜核力量能够发展至今而平安无事，也可以从中找到线索。

可是形势比人强，在朝鲜9月9日核试验后，中国在朝鲜半岛正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局势，如果再不主动采取措施的话，中国在东北亚将彻底陷入被动；而且，朝鲜半岛局势和南海形势密切相连，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情况，中国必将被南北牵制和夹击……

结论只有一个：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中国必须掌控朝鲜。

朝鲜已直接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回首今年1月以来的东北亚局势，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线索：朝鲜搭台（精心选择时机，进行核试验、发射导弹）——-美日韩唱戏（以朝鲜的核试验和发射导弹为动因，引进“萨德”，朝美双方客观上形成互动）——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与国内部分单位和人士认为朝核可以平衡美国力量相反，事实是：金正恩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以核试验和不停发射洲际导弹的方式，将韩国民意一步步推向支持朴槿惠总统引进配属两千公里监测距离雷达的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两千公里的监测范围，将使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处于完全被美国监控的状态。为此在今年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向韩国总统朴槿惠表达了坚决反对部署“萨德”的意见，但是朴槿惠毫不让步。现在，随着上周五朝鲜的第五次核试验，中国反对韩国引进“萨德”的正当性被进一步削弱，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几乎彻底丧失，“萨德”入韩，基本上已无法阻挡。而且，中国也难以因此给韩国施加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否则全世界都会认为中国在支持朝核。事情走到这个地步，固然有中韩间互信不足的问题，但朝鲜的核试验和连续发射导弹，对韩国政府决定引进“萨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和引领的作用，而且从朝鲜每次行动的时机看，完全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此外，朝鲜的行为还成功离间了中韩关系。如果中国政府对引进“萨德”默然接受，对内，无法向民众交代为什么中国国家利益要受到损害；对外，中国的外交尊严将荡然无存。因为朝鲜的行为，当前中韩两国政府正尴尬地僵持着，两国自建交以来建立的良好互惠关系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朝鲜的一切行为全部发生在今年南海局势恶化的背景下。当中国在南海面临诸多严峻困难时，朝鲜的行为在它自己可以说成是选择时机恰当，对中国则完全可以被解释为乘人之危。因此朝鲜已经不能用国内网民说的“猪队友”来形容了，作为中国盟友，它客观上就是“第五纵队”。

此外，朝鲜半岛局势和南海是紧密相连、互为联动的，朝鲜半岛近邻中国的首都，可以轻易影响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和黄海、渤海海域，对振兴东北和发展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关联极大，同时，这一地区又是中、俄、美、日、韩大国和发达经济体的聚集之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肯定地说，同南海相比，朝鲜半岛是心腹大患，南海是肘腋之患。反过来说，即便为了解决南海问题，也必须使朝鲜半岛局势相对平稳，否则必然被南、北牵制甚至夹击。

目前形势的发展显示，中国在朝鲜半岛有彻底陷入孤立、被排挤出局或者最多成为配角的危险。

这几天北京外交圈有消息称，美韩可能于近日对朝鲜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笔者最初和驻华外媒人员的共同研判是：这很可能是美日韩故意防风，逼中国对朝鲜出手。可是周日韩联社引述韩国军方人士消息说：美国将于下月10日至15日，派“里根”号核动力航母赴韩国西边的黄海海域和济州以南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其核心是“在非常时刻精确打击包括朝鲜最高司令部在内的核心设施。”如果“里根”号来黄海属实，则美韩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对朝鲜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物质条件。

此外，韩国军方高级官员还表示，为针对北韩第五次核试验的相应措施，美国近期将把部署在关岛安德森基地的战略轰炸机部署到朝鲜半岛。韩国军方高级官员11日还表示：“正在与美军当局进行协商，争取尽早让部署在关岛基地的战略轰炸机在韩国展开。”目前在关岛基地上，部署并运用的飞机有B-52战略轰炸机、B-1B （Lancer）超音速轰炸机、B-2（spirit）隐形轰炸机等。

这使得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届时一旦有事，不仅战争将可能波及黄海，中国还将十分被动，因为除非回到冷战，中国手里的牌实际上并不多。真要出现那种情况，南海必然很难平静，从现实力量角度，以中国一国之力和美国抗衡，中国难以南北兼顾，必将满盘皆输。

特别是，外交必须服务于内政。当前中国最大的内政，就是要在明年中共十九大上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权威，而中央核心主抓的外交如果全面遭遇大失败，自然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的的。这一点必须十分清醒。

现实要求中国，必须彻底掌控朝鲜，才能避免东北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而且，同与美日韩开战甚至严重对峙相比，这肯定是代价最小的办法。

换人、驻军、弃核、改革开放

特殊时期，对特殊对象，必须有特殊思维。掌控朝鲜，必须打破一切旧有的概念、思维模式和传统做法，根据实际需要确立中国的目标和手段。

当前中国对朝鲜政策目标应该是：换人、驻军、迫使朝鲜弃核，走上改革开放之路。

换人是指:朝鲜应该有新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必须对华友好、合作。作为朝鲜的盟国，中国是有谈论这个问题的资格和正当性的。

因为朝鲜劳动党一个不变的传统是，每当现任领导人要把领袖职务传位于子时，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和祝福，这对统一劳动党内的不同意见意义十分重大，在国际上也是其最有分量的加持。金日成如此，金正日也是如此。金正日接任朝鲜领导人，其父亲金日成从策划此事，到让他实际主持工作，用了十几年时间，此时恰逢中国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在获得正处于改革开放黄金时期的中国支持方面，并不顺利，但在金日成去世后，金正日最终还是获得了中国党和国家的支持；金正恩被选为朝鲜领导人，同样也获得了中国方面的支持和贺电。而在金日成和金正日时代，不管中朝之间发生什么矛盾，朝鲜最终都会同中国和解，并站在中国一边。像现在金正恩这样，受恩于中国却不听劝阻，直截了当、毫不顾忌地多次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事情，是不能想象的。

从金正恩在位几年来的情况看，虽然在国内经济改革方面有所着力，但他在处理内政、朝核问题以及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来的我行我素、不计后果的特点已经非常清楚，这反过来也使得朝鲜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特别是其客观上把中国当作敌人，公开把祸水引向中国，不惜让东北亚重回冷战以绑架中国和俄罗斯支持其政权与核政策的做法，已经成为大家的麻烦，即便是站在朝鲜人民的长远利益立场，乃至他本人人身安全立场上，他都不适合再担任朝鲜领导人，朝鲜应该有新的、更具智慧和开拓性的领导人。

不仅如此，在金正恩的领导下，中朝边境每年都发生朝鲜武装人员非法越境进入中国犯罪的事件。他们杀害中国边民，打伤打死中国军警，抢夺中国公民财物，给边境中方一侧客观上造成混乱和恐慌，全世界没有一个盟国间的边境像中朝边境这样的。

驻军是指：恢复到1958年前中国在朝鲜驻军的状态。在这方面，中国的法律正当性和道义基础毋庸置疑。

据说当年金日成对中韩建交大发雷霆时说：你中国是造成现在半岛格局的主要一方，怎么可以甩开我们和敌人（韩国）建交？

中国是当年朝鲜战争的主力一方，是1953年板门店临时停战协定的签字国。只要这个临时停战协定没有变成和平协定，中国就理所当然地拥有在朝鲜驻军、以保护这条临时停战线的国际法和道义基础。当年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各种考虑，中国撤军了；今天，中国内外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应该恢复在朝鲜驻军。

中国还应该强力要求朝鲜弃核。

因为朝鲜拥核，违反联合国反核扩散协定。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的负责任大国，中国有义务维护国际防核不扩散协定和安理会决议的严肃性；

因为朝鲜每次核试验，都给相邻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造成动荡，给中国边民造成恐慌。特别是，朝鲜核试验和发射导弹把对中国不友好的外国军事力量引到中国周边，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此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反过来也证明，国内某些单位和人声称朝鲜是中国“缓冲地带”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

在上述前提下，中国支持朝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和经济实力，大力帮助朝鲜人民实现当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向朝鲜人民承诺的“吃大米饭、喝肉汤、穿丝绸衣服、住瓦房”的基本生存目标。

为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中国拟遵循下列路径实施：

1，鉴于朝鲜一再实施核试验、发射导弹，破坏东北边境地区稳定，中国应封锁中朝边境，以防再有不测事件发生。

2，除了联合国制裁决议明令禁止的内容外，为防止朝鲜进一步采取过激行为，中国应停止两国间粮食、能源贸易和援助，包括旅游等一切商业活动。

3，通过外交途径明确告知朝鲜政府，要求朝方管控好中朝边境，防止难民事件发生。否则一旦出现难民潮，中国将废除原先中朝间签署的一切边境管理协议，将朝鲜难民一律视为经济难民，停止遣返，允许他们经中国转赴第三国。

4，目前朝方在华人员数目庞大，身份复杂，守法情况较差。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14年朝鲜在沈阳人员连同家属共1000余人，但因各种原因被当地公安拘留过竟有400余人。再以遍及中国很多城市的朝鲜饭店为例，在经营过程中以各种理由不开具税务发票、要求中国顾客现金交易、不接受银行卡的情况比比皆是。有鉴于此，中国应废除两国公民往来互免签证协定，要求在中国的除外交官和年轻学生以外的朝鲜公民立即离境，待重新获得签证后再进入中国，以大幅度减少朝鲜公民在华数量，维护国内治安环境。

以上所有措施，均应在联合国反朝核的框架和旗帜下进行。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中国实施上述措施，朝鲜只有如下对应措施:

1，向中国屈服。

2，放任难民来中国。

3，武力挑衅。

如果朝鲜采取第1项对策，事情就变得简单了，中国上述四大政策目标可以全部实现，为此，中国可以承诺保全朝鲜领导层的生命和政治、经济利益。

朝鲜采取第2项对策，则中国立即改变对朝难民政策，那是朝鲜绝对承受不起的。

如果朝鲜采取第3项对策，中国立即展开新时期边境自卫还击战，不排除和美韩合作，南北夹击，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如果美韩在这一过程中试图趁机统一，中国的底线是:鉴于朝、韩都是联合国会员国，半岛统一要经过半岛全民投票程序，禁止任何一方武力统一；中美必须同时从半岛撤军，或者起码在一个时期内共同在半岛驻军。总之，如果朝鲜武力挑衅，一是要下定打的决心，下了决心，往往最终却并不一定需要战争；二是一定要掌握主动权。

从朝鲜的现实情况看，一旦中国真的出手，在面临南方美韩强敌的情况下，朝鲜统治阶层为了保全自己利益和生命，采取第1项对策的可能极大。

一旦中国解决了朝鲜问题，中国必将往崛起的道路上迈进一大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南海问题现在可以说是中国当前在外交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这涉及到两方面：第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自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他反复强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重中之重。但因为南海矛盾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在应该说已经相当紧张。另一个就是南海涉及到中美关系，可以说南海争端现在已经基本上转化为中美之间的争端。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但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这几年的争端突然开始升级。但这个事情真正为各国所关注并作为国际争端浮现出来，是在1960年代末。当时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在太平洋调查石油资源，得出的报告称南海蕴藏着大量的石油资源，之后各国就开始关心南海。在1970年代以前，各国关注要少得多。

1970年代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略为知晓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时越南和菲律宾开始大肆在南海占据岛礁，而且很成功。越南占了29个，菲律宾占了8个。中国当时一个都没有占，因为当时中国忙于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有拿出这样的人力物力、甚至都没有拿出这样的关注度去抢占南沙岛礁。后来中国跟越南进行了两场海战（1974年和1988年），一次是把西沙群岛全部拿下，第二次在南沙也占了一些岛礁，最近实际控制的就是黄岩岛。

但即使1970年代以后各国开始抢占岛礁并提出申诉，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甚至是在21世纪的前十年，南海问题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应该说不是相关国家外交政策的重心。不像现在已经真正地成为重中之重，比如说成为中越之间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甚至成为中美之间目前最重大的争执。

南海问题成为一个重大争端，应该说是从2009年、2010年以后开始的。这里边有两个原因：其一、根据相关规定，各国要向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提交一个对自己的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主张。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或单独或联合地提出了主张，它们的主张肯定是要深入到“九段线”以内。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且对他国的主张提出了反驳。中国在2009年时向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提交了正式文件，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官方文件里提到“九段线”这个概念。

其二是国际政治上的原因，美国奥巴马政府从2010年、2011年开始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或称“重返亚洲”战略。“重返亚洲”战略基本上有三只腿：一是全球的军事部署从欧洲占60%亚洲占40%，逆转为亚洲占60%欧洲占40%，这个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第二是在经济上，要跟亚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主要的是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夺回对亚洲经济一体化议程的主导权。第三就是所谓的“巧实力”，即联合小国结成同盟。关心时事的人应该都知道，奥巴马和希拉里屡次发表相当强硬的演讲，提到南海也是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而且指名道姓说中国在南海霸道，欺负其他国家。在这个时候，越南和菲律宾对它们自己的主张，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不能让步，正好新任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也比较强硬，有走出“韬光养晦”的架势。

南海的争端开始变得严重，转折点是2012年黄岩岛事件。黄岩岛以前是美军的靶场，美军基地撤出来以后，菲律宾军舰时不时到那里去巡游一下。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菲律宾是实际控制国，虽然它的控制也很松散。以前发生中国渔民被捕、渔船被掀翻等事件，中国基本上通过外交手段处理。但是201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菲律宾的军舰要驱赶中国渔船时，中国海警船渔政船这一次不再退让，迅速过去跟它对峙。一场对峙之后，菲律宾到最后退让了。从那时起，中国就实现了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等于是把菲律宾挤出了黄岩岛，把黄岩岛拿下来了。硬生生地把一个岛屿拿下来，这对菲律宾、对美国、对东南亚国家来说都是相当震惊的一件事情。

中国实际控制黄岩岛之后，就开始驱赶菲律宾的渔民。说实话，那里也是菲律宾渔民的传统渔场。我也跟菲律宾的学者谈过，因为菲律宾的渔民很多是家庭作业的，不像中国家庭作业的不是很多，都是公司化的。这些家庭都以捕鱼为生，中国不让这些渔民在那里捕鱼，等于让他们的家庭生计出了问题。菲律宾政府也面临很大压力，而且美国在背后提议肯定是起了一定作用。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也说的很清楚，从和中国的对峙中撤出，也是美国所要求的。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对黄岩岛和整个南海可能已有一种战略性的安排，美国真的是在下一盘大棋。

之后，菲律宾马上着手起诉中国。菲律宾正式起诉中国是在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传召中国大使发出正式通知，当然这肯定遭到中国大使的当场驳斥，但是这个法律程序就开始了，就有了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之所以被称为南海仲裁案，因为这是第一个案子，以后别的申诉方，比如说越南也有可能起诉，那么就恐怕要称为“南海仲裁案二号”了。

菲律宾起诉的内容大概就是三个大的要求。第一方面，菲律宾要求仲裁判定中国跟菲律宾一样，只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享有权利。也就是说中国根据“九段线”的主张都是无效的，你也可以推定说，菲律宾主张整个“九段线”都是无效的。菲律宾的第二个大的要求，就是要求仲裁庭对有关岛礁，比如黄岩岛、太平岛、美济礁等等，根据海洋法公约去判定它们究竟是岛还是礁，还是所谓的低潮高地。这个在法律上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是岛的话，就是陆地，根据以陆定海原理，你有12海里的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如果是礁石的话，只有领海没有专属经济区；如果是低潮高地，那你就什么都没有，甚至都不能拥有主权。菲律宾第三个大的要求，是说中国在南海的建设，如围海造田、建人工岛的行为是非法建设，而且中国渔民的捕鱼行为侵犯了菲律宾根据公约所享有的主权、和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相关权利，菲律宾要求中国终止这些活动。

这里在法律上做一个解释。我想我们一般的公众可能对仲裁庭做出的裁决的性质有误解。我听到很多说法说，中国是大国，菲律宾是小国，国际法是没有效力的，没有实力让中国来实际执行它；还有“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裁决本身的误解。菲律宾的这三个要求，其中前两个可以说不需要执行。它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国内民事诉讼中的宣告性裁决，宣告性裁决就是法庭去认定一个事实本身，这个判决公布后实际上就等于是执行了。比如说，这个案子如果法庭正式认定黄岩岛是岛或者是礁，就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执行，法庭也没有权力执行。需要执行的只是第三个，菲律宾要求中国停止所谓的非法建设以及捕鱼活动，这个是需要执行的，但是这个当然没有前两个重要了。

中方的立场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就是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四不”立场。2014年12月7日发布的那个立场文件还提出了一系列法律上的解释说明，有三个要点：第一，中国主张菲律宾提出的仲裁实际上是关于领土主权问题，而领土主权问题确实是被公约所排除的。也就是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肯定管不了主权，和主权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这个是关于领土主权的话，那么国际仲裁庭完全没有管辖权。中国主张的第二个要点是，中国已经跟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有关各方达成了双边协议，说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提交强制仲裁来解决，所以菲律宾提交仲裁是违反大家的双边协议的。第三个主张，就是说中国已经在2006年根据公约做出了保留，把海洋划界这些排除出去，海洋划界问题是不能适用于仲裁的强制程序的。这是中国的三个主张。

下面谈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即从法律上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我的第一个观点涉及到中国的不参与、不接受的立场。主权国家对国际争端解决不参与、不接受并不鲜见，这种事情经常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具体到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不参与”不是很明智，这种“不参与”态度，和中国今天在这个案子上面临的被动局面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这么讲？有两个原因。第一，你不参与，一开始就在国际社会造成一种你对国际法完全置之不理的国际形象，而这种国际形象是非常要不得的，尤其是中国现在处于大国崛起或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现在的国际秩序还是在迈向规则导向的体系，你不参与本身就是授人以柄了。尽管你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但别人仅凭这一件事，就可以铁定地认为你是忽视国际法的，你企图以强权解决这个问题。再加上美国有回归亚洲的战略，美日在这个问题上会大肆炒作，你就授人以柄，留下口实。这一点是不参与的一个成本。

不参与的另外一个成本就是眼前的损失。因为如果你参与的话，你就可以去指定仲裁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相关程序，五个仲裁员，首先双方可以各指定一个，其余三个由双方协商来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话，由国际海洋法庭的庭长去指定。首先你就可以保证一个仲裁员，而且根据公约的规定，这个仲裁员甚至可以是你本国的国民，你就可以指定一个中国人。其余三个你要跟他协商，协商的过程中，应该说可以保证排除你特别不喜欢的仲裁员。如果你参与的话，在仲裁庭的组成上，你就会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这是一个法律机会。

另外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充分地到仲裁庭去阐述你的观点。应该说，不管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这都是争端解决的一个惯例——假如你不出庭的话，受到歧视性的待遇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只有对方在，说他自己的道理，而仲裁庭很容易受他的影响。尽管仲裁庭或者法庭，他有义务去查明事实。但律师的作用也就在于此，要不然要律师做什么用呢？假如你自己都不在场的话，你有很多道理是说不出来的。实际上，仲裁庭这个裁决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但这些问题，只有你在场去指出来，或者通过跟菲律宾的代理人在互相辩驳的过程中把自己的道理讲出来，才能够充分阐述你的观点，对仲裁庭产生最大的影响。要影响仲裁庭判决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场，就是把你自己的道理充分阐述出来。

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假定说仲裁庭就一定是带有偏见的，很大程度上它是受到双方代理人、双方律师的影响的，好律师与坏律师的区别就在这里。比如说你去看那些庭审记录，不管是管辖权阶段的，还是关于实体问题的庭审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仲裁员在很多地方实际上起到了中方律师的角色，在很多问题上以一种非常犀利的态度，非常敏锐地去指出菲律宾代理人的一些观点在法律上的不足之处，可能比你自己请的律师还厉害。但是他这种做法的效果毕竟不如你自己在场。虽然理论上讲，仲裁庭应该去查明事实，可是有没有律师，有没有好律师，你自己在不在场，去充分阐述自己观点，这中间差别是很大的。所以，这是我讲的不参与所造成的另外一个损失。

但现在事已至此，就这个案子本身而言，我们也不要太过于纠结当初为什么不参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要往下看该怎么走下去。在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之前，我对于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稍微谈一点点自己的看法，也可能在法律上属于一些技术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管辖权问题的中方的主张。我们这些学者在海外面临一种所谓的“一年四季严相逼”的环境：老外在东南亚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中国没有道理，中国是恶霸，中国在霸凌别的小国家，好像中国一点道理都没有似的。其实不管是关于管辖权还是关于实体问题的主张，这种看法都是很偏颇的，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不管是在管辖权问题还是实体问题上，中方都有自己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强的道理。我自己个人在用中文发表观点时，对中国目前的立场提出批评意见，我坚定地认为，这些是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在英文世界发表观点，每一次都是在竭尽全力以理据为中国立场辩护的。这也造成了我，以及和我类似的学者，“两边不讨好、两面不是人”的情况。当然，这个辩护也是要实事求是地根据法律去分析。因为我自己觉得，也不能说中国的立场就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中国就不对，其他国家就对，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立场。

简单地说，就管辖权问题，中国提出，这实质上是主权问题。菲律宾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它把所有的主张包装在一起，然后提出说，我们这个主张最主要的是第二点，我们要求仲裁庭在技术上认定南海的石头是岛、是礁，还是低潮高地。这个东西一点也不涉及主权，他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那么自然而然，仲裁庭就该有管辖权了吧。这是菲律宾的一种形式上的和技术上的说法。你不能说他这个说法不符合公约，应该说这是非常符合公约的，你判定他属不属于公约的使用范围，首先要从技术上、从形式上、从字面上去判定，这是国际法的原则。

但是根据国际法的一些判例，尤其是最近刚出的一个判例“毛里求斯诉英国”（Mauritius vs. UK），中国所主张的菲律宾提出的争端实质上是一个主权问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这里，技术上的判定和主权是难以分开的，比如你说渚碧礁是低潮高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以陆定海，连陆都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中国说，我对这个东西是主张主权的，或者说中国的主张说双方已经有协定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争议的。但是问题在于，归根结底这个争议必须是在庭上提出来，才能够影响仲裁庭。你影响不了仲裁庭的话，他这个判决做出来了就做出来了。这是根据合法程序建立的仲裁庭做出的裁决，你能把它诋毁到哪里去？所以如果参与的话，中国的很多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仲裁庭。如果当初参与的话，这个案子甚至在管辖权问题上，中国都可能赢，或者到现在大家都还在纠缠着管辖权问题，而不会这么快地一致意见地判下来。

再简单说一下实体问题，我觉得其实这还不如管辖权问题更有把握一些。前面说过，裁决是不会执行的，它不会改变各方实际控制的状况，你控制的还是你的，这个不会改变。但要紧的是，裁决以后“九段线”的主张在国际上的依据是什么，合法性是什么。也就是说，裁决以后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在黄岩岛上把菲律宾硬生生给挤出去。裁决做出以后，你这样做的话，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反响就会非常大。

但实体问题上，中国有一个主张是历史性权利。在这方面，中国国内有一些说法似乎过于言之凿凿了，认为中国具有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好像很强。但是实际上，这个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应该说是比较弱的。其原因第一个就是国际法上关于历史性权利的相关论述很少，没有特别成形、成系统、成理论的东西；第二个是，即使现有的有限的论述、原则，也不是完全就支持中国的，它也支持其他国家。中国说自己有历史性权利，其他国家如越南说自己继承自法国殖民地时期，也有历史性权利，而且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渔民人家世世代代在南海周边捕鱼，靠着南海生活。

对这个案子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呢？大家现在普遍都认为，中国在这个案子上是必输的，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在现有情况下，我自己希望仲裁庭至少在两点上做出对中国有利的判决。第一点是关于太平岛是岛还是礁的问题。这一点台湾的马英九政府做了很多很扎实很有用的工作，包括中华国际法学会向仲裁庭提交的法庭意见，主要目的是说明太平岛是岛而不是礁。太平岛面积那么大，有人在那上边生活了60多年，马英九自己也登上岛，向国际媒体展示太平岛自身能养鸡能种菜。另外一点，就是我个人希望仲裁庭尽量不要去碰“九段线”，或者说对“九段线”少说一点、模糊处理。因为“九段线”无论从历史上讲还是法理上讲，都是中国对南海整个主张的基础。如果说仲裁庭赫然说“九段线”是非法的，就会给中国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但是仲裁庭也不见得一定要去碰“九段线”，一是“九段线”在国际上关联太大，二是“九段线”本身一定是涉及到主权问题的。

当然目前的问题是中国自己对“九段线”的性质没有说清楚，有那么三种说法，我就不细说了。因为我们对“九段线”说得还不是很清楚，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假如中国真的当初发狠说“九段线”就是主权线，就是海疆线，“九段线”以内连着水、石头、岛礁都是我的，就是明确主张主权的话，这个当然会石破天惊的，国际政治上也许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法律上它却是有用的。就是说，假如你当初说“九段线”就是主权线、海疆线的话，那么它一定就是关于主权的问题。只要它是关于主权的问题，仲裁庭就是没有管辖权的，哪怕你再不合理，它也是没有管辖权的。当然现在不说这些了。我就简单总结下，就这个案子本身的展望，中国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就是希望仲裁庭在我刚才讲的两个方面上稍微手软一点。

关于整个南海的未来，我就讲两点。第一，南海到现在也不过就是几块石头，所谓的油气资源到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开发。我也跟石油公司的人聊过，真要把那些油气资源开发出来的话，开发的成本价可能是现在市场上石油售价的两三倍以上，经济上不是那么划算。未来就不好说了，但是它不是什么迫在眉睫的需要。我的观点是，假如因为这些问题跟周边国家搞僵关系非常不必要，得不偿失。因为南海问题，周边国家都很警惕。上一次在云南开会的时候，东盟居然第一次要一致发表一个声明，几乎等于是谴责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

当然我说这个的意思不是说中国在自己的主权主张问题上退让，你也没有必要退让，你自己该争的利益要去争取。但一定要在外交上精细地操作，不要让它成为中国和东盟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如果它成为一个核心问题而又解决不了的话，那你跟周边国家还怎么相处呢？

为什么周边国家很重要？中国与周边国家相处，在亚洲真正宏大的目标是要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亚洲的一体化还和欧洲的不一样。亚洲的一体化是自下而上的，是市场驱动的一体化，欧洲的一体化是进行了顶层设计的一体化。所以亚洲的一体化，首先，它的进展过程中碰到的阻力应该是比较少的，除非你在国际关系上自己去制造阻力；另外，它一旦成功的话，必然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有些说法是，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中国的经济后院——当然你可以说是互为后院。但是如果真的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在这个区域中处于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外来的势力是破坏不了的。而现在一体化，还未能有大的成就，就被TPP、南海问题这些打断了。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讲过法律还有情理。情理的问题是，我们要认识到南海不光是中国的南海，那些周边国家的人也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海周围，他们也在靠南海的资源生活。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考虑到这么些以后，其实还是要回到共同开发的老路上来。以前的共同开发不是很成功，就是因为大家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主导力量。我说的这个共同开发，就是中国要发挥主导力量，要拿出一些创意，要积极主动，制定出一个南海的战略、南海的蓝图。美国在拉拢周边国家，中国也要去拉拢周边国家，共同去开发南海资源，你自己强力地去推动它，只要你推动就一定会有结果的。这是我对这些事情怎么解决提出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建议。

（注：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6月26日在“洞见轻学术沙龙”的讲座整理。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为作者薛力“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系列评论之十七）

新加坡最近处理对华关系的一些举措值得关注。

4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在中美亚洲争霸过程中，亚洲国家心向美国，如果举行“秘密投票”的话，每一个国家都会赞成美国在亚洲地区有更广泛的介入，不管他们在公开场合怎么表态。

同月，针对中国外长宣布与文莱、老挝、柬埔寨就南海问题达成的四点共识，新加坡的两个巡回大使王景荣与比哈拉里分别表示，中国似“在干涉东盟内部事务”，“分化亚细安（东盟）”。

在6月份玉溪举行的中国-东盟特别外长会议后，新加坡又单独发表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声明。

8月初，李显龙在访问美国期间更公开表示，临时仲裁庭的裁决对各国的主权声索做出了“强而有力的定义”，希望各国尊重国际法，接受仲裁结果。这是继美日澳欧盟后，第一个明确要求各方接受裁决的国家，比韩国、英国等美国盟国的表态还积极，新加坡因而成为响应美国号召、公开对中国施压的国家之一。

考虑到中国的一贯立场，新加坡的这些针对性很强、具有“公开选边站”性质的做法，只会增加南海的紧张局势，明显不利于中国-东盟关系，也不符合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的身份。新加坡这个善于在大国之间搞平衡外交的“东盟军师”是怎么了？让我们从6月份中国-东盟外长特别会议说起。

2016年6月14日在云南玉溪举行的中国—东盟国家外长特别会议，所对应的主要背景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菲律宾发起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宣布在即，而东盟系列会议又将陆续召开。

一、“东盟外长联合声明”事件中的新加坡

中国-东盟外长特别会议结束当晚，就荡出了几波“涟漪”。

第一波。特别会议闭幕当晚，法新社发布了一份据称来自马来西亚的《东盟外长联合声明》，称东盟外长对最近和眼下事态的持续发展表示严重关切，认为这些事件损害了信任和信心，加剧了紧张关系，可能破坏南海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一些西方媒体继而评论道，这份“声明”虽没直接提及中国，但措辞不同寻常地强硬，是对中国南海举动的严厉指责。

第二波。同日晚些时候，马来西亚外长称，东盟决定撤回这份声明以做出一些修改。但他对此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第三波。据《华尔街日报》消息，某东盟国家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后来称，东盟决定不发表联合声明，各成员国如有意愿可单独发表声明。

第四波。在“东盟外长联合声明”之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三国外长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声明。

根据新加坡外交部网站的信息：“（新加坡外长）维文提到，东盟外长们在该会议上对中国近期在南海的进展表示严重担忧。……维文也重申了新加坡长期以来在南海的立场——充分尊重法律和外交程序，和平解决争端，同时尊重国际法下自由航行和飞越自由，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作为中国与东盟关系2015-2018年期间的协调国，新加坡照理应该体现“居中协调”功能，但它既没有阻止“东盟外长联合声明”消息的媒体宣扬（这情有可原），也没有在马来西亚外长声称“东盟撤回这份声明做出一些修改”时做任何解释（这尚可理解），并且随后与马来西亚、越南一样，发表单独声明，其外长还意外地缺席会后的记者会。这就有点费解了。众所周知，中国认为此次会议“气氛是好的”，并在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为新加坡外长的缺席打圆场。但对新加坡来说，与发挥协调者职能相比，它这次更想扮演“东盟非声索国强硬派”的角色，以彰显一下自身的立场，哪怕带一点“任性”。

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决定了新加坡并非不在乎与中国的关系，那它采取上述行动的逻辑是什么呢？

二、新加坡与东盟、美国、中国的关系

新加坡与东盟关系

1965年8月8日巫统主导的国会通过决议把新加坡赶出马来西亚联邦。不得不走上单独建国道路的新加坡，面对两个人口远在自己之上的穆斯林国家，不能不高度关注自己的国家安全。它在安全领域采取的措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双边关系；第二，很快加入英联邦，并与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美国等建立起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它尤其重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将之当作外部安全保障的关键一环；第三，实行“毒虾”战略（后又升级为“刺猬”战略与“海豚”战略）并奉行“先发制人”策略以防范外敌入侵，为此构建起一套高效、精悍的国防体系。

经济方面，新加坡立国伊始就致力于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强化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以搭乘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快车。1960年代中期以前以转口贸易为主，此后十多年转向本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1980年代后则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新加坡也不忽略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参与创建东南亚国家联盟，对新加坡来说，经济因素是最大的推动力。“新柔廖成长三角”则是新加坡与两个邻国之间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整合的成功范例，是全球各种成长三角的榜样，已经发展为涵盖马来西亚四个州与印尼的六个省的“新马印尼成长三角”。经过30年的发展，新加坡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外贸依存度高达300%，新加坡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作为制造业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和作为服务业出口市场的东盟国家。但东盟本身市场容量有限，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仅占新加坡外贸总额的30%左右。

东南亚是二战后才逐渐成型的政治地理概念，与这一地区陆续摆脱殖民地地位独立建国的进程大致平行。这些年轻的国家致力于民族国家构建，对外来的政治、军事干预非常敏感，因此，东盟在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主要致力于成员国间的经济、文化合作。1990年以后，以柬埔寨问题为契机，开始关注本地区的安全议题，1994年成立东盟地区论坛是个标志。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东盟峰会首次举行并成为东盟最高决策机构后，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明显上升，并推动成员国与中国就南海问题展开谈判，最终在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给南海带来了几年的相对平静。从2009年起，南海问题再次趋热，并随着“南海仲裁案”的进行而不断升温。裁决出来前后，各方为扩大“同盟军”大打外交战、舆论战，南海问题因而事实上全球化了。

而新加坡凭借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和娴熟的外交手腕，在国际上享有与其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不成比例的声望与影响力。在东盟内更是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并赢得了“东盟军师”的绰号。东盟在南海问题上越来越强调“东盟统一立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加坡的偏好。新加坡因而对不利于“统一立场”之事特别敏感。近期新加坡指责中国分化东盟，忽视中国对“南海仲裁案”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忽视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针对南海问题释放出的积极信号，乃至要求中国执行裁决，都与此有关。

新加坡与美国的关系

新加坡从独立建国起，就高度重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关系，并把与美国的军事关系看作维护本国安全的最大外来保障，因此，一直支持美国强化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当美国国内因越南战争而分裂时，李光耀就在访美时反复解释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性，“强调美国的积极参与对生活在东南亚数百万人的意义”（李显龙语）；在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中，新加坡是唯一支持美国参与海峡反海盗巡逻的国家；让美国军舰通过轮换、访问等方式实现事实上的常驻——美军1990年代撤出菲律宾基地后，樟宜军港成为美国军舰在东南亚最主要的停靠点；对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新加坡积极予以回应，除了让美国滨海战斗舰长期驻扎外，樟宜军港不久前又同意P8反潜机进驻。

美国对新加坡的这些努力予以充分肯定，奥巴马就曾把新加坡称作“锚”，认为美国可借此加强在东南亚的存在。并对访问白宫的李显龙表示，新加坡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基石之一，欢迎新加坡对美F-35战机的购买兴趣，并将讨论新加坡部队在关岛受训的可能性。

当然，新加坡对美国也非百依百顺，有时候也公开批评美国，但并非在军事议题上。一个较早的例子是，李光耀对西方价值观的批评，进而倡导亚洲价值观。与美国直接相关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官方经常回击美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对其的批评，称美国“歪曲事实和真相”、“虚伪”、“双重标准”、“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强加于人”。

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

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5%左右，但新加坡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刻意淡化国内各个族群的文化特征，而强调“新加坡人”这个政治身份。这是普遍现象。而意识形态的差异、冷战的需要，更使得新加坡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非常小心。1990年前新加坡与海峡两岸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与台湾在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李光耀还与蒋经国私交甚笃。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与中国建交，在东盟国家中仅早于文莱。建交后中新关系快速发展，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迅速增加，兴建工业园区、培训行政与企业人员更成为两国合作的特色与亮点，中国在行政与社会管理上也向新加坡取经，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与两岸领导人的交情、新加坡华人为主的文化特点，使得新加坡在台海两岸政治沟通的独特平台。总之，中国前30年的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参照了“新加坡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加坡是中国的老师。在此过程中，新加坡也形成了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一种“导师”（mentor）心态。中国的迅速发展也让新加坡收益匪浅，继2010年成为东盟最大伙伴后，中国在2013年起又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

即使如此，新加坡在军事与安全领域，依靠的重点依然是美国，从来没有把“依靠中国”当作增加国家安全的一个选项。相反，新加坡开始关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地区力量平衡的影响。新加坡对中国在南海所采取的措施，较少关注其合理、自制的一面，而比较认同东盟声索国与区域外国家的解读，认为中国的行为影响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此采取的措施有：要求中国清晰化南海主张，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协助美国落实再平衡政策，强化东盟统一立场。当发现未能从中国方面获得预期中的回应时，新加坡比较合乎逻辑的举动是：推动美国更多地介入，促使东盟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李显龙的两次表态、玉溪会议前后新加坡的表现，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得到解释。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中国外交人员的一些言行举止，不时打击着新加坡外交官的心理优越感和“mentor”心态。玉溪会议时可能在这方面受的打击更大一些。新加坡加入单独发表声明国家行列，维文外长稍嫌“任性”地缺席记者会，或与此有关。

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原先都为新加坡担任协调国暗地叫好，期待着新加坡的外交特长有助于南海问题降温。上述分析显示，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多因素决定了新加坡更乐意、更适合扮演东盟利益维护者，而不是中正的协调者。一些熟悉新加坡的学者认为，新加坡从来没有利用中美矛盾渔利。这或许是事实，但对于协调国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化解矛盾难以做到，致力于缓和矛盾、不使矛盾激化是基本要求。从上面几个例子看，新加坡并未达到基本要求。

三、小结

“东盟外长联合声明”事件折射出新加坡处理与东盟、美国、中国关系时的一些原则与偏好：新加坡是东盟整合的积极推动者，在维护东盟统一立场上比大多数东盟成员国更坚定；美国始终是新加坡国家安全的最大外来保障；新加坡希望美国强化在本地区的存在，以便恢复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力量失衡；新加坡乐于与中国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在两岸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但安全问题另当别论；新加坡不愿意在中美之间二选一，但不拒绝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协作，稍稍施压中国。

基于上述判断，一个顺理成章的建议是：中国未来处理南海争端等与东盟有关的安全议题时，应该像新加坡那样，摆脱文化纽带的束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注：薛力是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刘立群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雷戴军（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来到了这里。站在莫斯科红场上，这位来自中国中部的74岁退休教师惆怅地凝望着克里姆林宫的高墙、著名拱廊式古姆百货商场(GUM)富丽堂皇的外观以及姜饼风格的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State Historical Museum)。半个多世纪前，作为中国一名学习俄语的学生，雷戴军曾惊叹于在教科书中看到的这些景象。如今，他终于来到了俄罗斯，在妻子、两个女儿、一位女婿、外孙子和外孙女的陪伴下，用两周时间游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九岁的外孙女尤倩（音）摆姿势拍照的时候，雷戴军正全神贯注地听着身边走过的俄罗斯游客讲话。“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失望地说，“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我可是精通俄语。虽然一开始很难，我还是掌握了这门语言。但现在，全都丢了。”

像数百万同时代的其他中国人一样，雷戴军接受的教育极大地受到了苏联文学、电影及音乐的影响——苏联是当时北京最亲密的盟友。但上世纪50年代末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间爆发的意识形态分歧，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一直困扰着两国关系。如今，由于陷入了与欧洲和美国的愤怒对峙，俄罗斯已经明显转向东方。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选择俄罗斯作为首个出访国家以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与习近平已经会晤了十多次。去年，在俄罗斯纪念打败纳粹德国7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坐在普京身旁的正是习近平。普京还表示，俄中关系在向前发展，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像雷戴军这样上了年纪的游客的经历——他们终于来到了孩提时被教育要热爱的国度——反映了俄中两国在寻求建立一种超越政治宣言的友好关系时，不得不克服两国曾经关系破裂的历史事实。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开始掌权时，雷戴军只有8岁。苏联书籍和电影几乎是当时他们这代人唯一可以找到的外国文化产品。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仍津津有味地谈论尼古拉•奥斯特罗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1932年创作的、描写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他们中许多人对汉语版的《喀秋莎》(Katyusha)——俄罗斯一首描写一位女孩思念参军男友的战时歌曲——都耳熟能详。

1962年毕业后，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雷戴军回到了中国西南四川省南充市的家乡担任俄语老师。但两年后，政府下令停授所有俄语课程。雷戴军被分派改教英语。“我不太懂英语，但不得不凑合着教，”他说。他的俄语教学生涯成为了高层政治的牺牲品。1956年，在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公开批评前任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实行独裁统治之后，苏联与中共关系开始破裂。1961年，北京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国家”，两国大部分关系中断。到1969年，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演变成一场乌苏里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最东端狭长领土之间的分界线）上的公开边境战争。直至毛泽东1976年去世，两个政权不断地通过恶毒的宣传相互谴责。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莫斯科与北京寻求和解，但这段互不信任的记忆仍挥之不去。

虽然两国政府正在推动建立一种有时看似准同盟的关系，但历史的阴影仍笼罩着两国关系。普京与习近平都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多极世界来遏制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两国都试图扮演领导角色。在从中东冲突到互联网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北京与莫斯科经常对彼此的外交政策倡议表示支持。例如，在叙利亚内战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存在分歧，但与中国的看法一致。俄中两国都希望强化多边组织的作用，如金砖国家（BRICS，包括新兴国家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以及由中国发起创建、包括若干中亚及南亚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SCO)，该组织成员国已举行过多场联合军事演习。

经济方面，莫斯科希望获得中国的贷款和投资，以填补吞并克里米亚后欧盟与美国制裁带来的资金缺口，而北京也试图利用俄罗斯的融资需求从后者获得更多资源。根据2014年5月在隆重仪式下签署的协议，北京同意未来30年从俄罗斯购买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俄罗斯国有能源集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称之为该公司历史上最大一笔协议。俄罗斯还表示，愿意在油气勘探项目中给予中国投资者多数股权。一家中国财团有望以提供俄方急需的融资计划为交换，拿下一项大合同——建设连接莫斯科与南部城市喀山之间的高铁。

然而，尽管有来自高层的强烈政治意愿，两国关系仍显得异常地空洞淡薄。几个月前在圣彼得堡的一场商务会议上，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蔡桂茹对与会者说：“我们知道你们喜欢我们的资金，但你们并非真正喜欢我们。”“我们一直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不会放弃。”她的发言引发了台下俄罗斯听众尴尬的笑声，但没人反驳她的说法。

去年8月一个炎热的周日下午，一群中国记者在黑龙江同江市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走下一辆大巴。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报道一项规划已久、通往俄罗斯的铁路大桥——首座跨越界河（中国称黑龙江，俄罗斯称阿穆尔河）连接两个大国的大桥。这座大桥（差不多9年前首次提议建设）本可以成为两国友谊日益增进的象征。但中方在自己一侧延伸至远超过江中的巨型混凝土立柱上已经建好了钢架，而俄罗斯一侧的建设却仍未开工。当一名中国摄影记者对着杂草丛生的对岸拉近镜头时，他只看到了一座摇摇晃晃的瞭望塔，一个身穿军装的稻草人在顶部平台上放哨。由于缺乏规划和融资，人们并不认为这座大桥最早将在今年年底前完工。

在俄中两国过去两年宣布的大型合作项目中，很多都同样进度缓慢。例如，“西伯利亚力量”(Power of Siberia)管线正在进行建设，但落后于预定计划（2014年，普京与习近平在双方还没最终敲定价格之前推动通过该协议）。

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旗下卡内基莫斯科中心(Carnegie Moscow Center)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表示：“此类延期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如此低的油价使许多项目可能变得不再可行。”中国的反腐运动也拖累了已规划的俄中合作，因为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受反腐影响尤其严重。“许多几年前曾与谢欣谈判的人现在都进了监狱，”加布耶夫说。伊戈尔•谢欣(Igor Sechin)是俄罗斯国有石油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首席执行官。

中国投资者抱怨称，虽然莫斯科承诺向他们敞开大门，他们还是要面对来自俄罗斯政府官员的猜疑和敌视。随着许多分析师预计俄罗斯经济在油价暴跌冲击下将连续第二年陷入衰退，加上中国经济放缓将搅乱全球市场，用俄罗斯的资源换取中国资金的简单合作模式已变得更为复杂。在去年9月俄罗斯东部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一场投资会议上，俄罗斯副总理尤里•特鲁特涅夫(Yuri Trutnev)驳斥了中国代表对俄罗斯银行不贷款给中国投资者的抱怨。他表示，如果中国人想到俄罗斯做贸易或投资，他们应“带上自己的资金”。特鲁特涅夫还说，中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考虑中方的利益，还应考虑俄方的利益”。

一方面问题在于，除了外交领域，其他领域的双边合作仍很稚嫩，能使合作伙伴关系运作——不论是在建筑工地还是在董事会会议室——所需的日常关系如今才刚刚开始建设。“俄中经济合作的结构不会真正带来广泛的人员交流，”政府支持的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RIAC)理事长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i Kortunov)说，“在我们与意大利、德国等国的交往中，大量中小企业在俄罗斯设立机构，雇用很多俄罗斯人。多年来，多层次的人员交流伴随着文化交流、跨国婚姻一直在扩大。而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考虑到两国的地理和历史，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虽然两国的陆地边界超过4200公里（居世界第六），但两国的发展却各行其道。两国接壤的边疆地区都并非各自的历史或经济核心区。尽管中国东北各省拥有逾1亿人口，但与东部、南部地区相比，这一地区像一潭死水。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边境最长的省份）的年轻一代很多人都离开家乡到北京找工作。

另一方面，俄罗斯很长时间一直在努力将其对与中国接壤地区的控制由专注获取原材料的殖民地统治风格转变为一种更加现代的治理模式。在沙皇和苏联时期，当局都不得不通过诉诸武力或提供高额奖励让民众迁移至该国的亚洲部分。俄罗斯最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覆盖着广袤的森林、沼泽，这里的冬天甚至比其欧洲部分更加严酷。这里还是众多劳改营的所在地之一，囚犯们被发配到这里劳动，直至累死。让人们在此定居的唯一其他方法是无偿分发耕地——普京政府去年恢复了这一19世纪的政策。即便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居民数量也不过500万人（相比之下，生活在大莫斯科(Greater Moscow)都市区的居民估计有1700万），而且他们中许多人还都想西迁。

这种人口的不均衡分布——加之对1855年俄罗斯侵占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的记忆——一直让俄罗斯人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有一天可能重新控制俄罗斯远东的部分地区。2008年，在两国彻底解决一起旷日持久的边界争端时，莫斯科与北京一致坚称，历史的这一章已经过去。但两国的普通民众仍心存警惕。“我们知道现在不应该讨论这件事，我们还不够强大，但时机成熟时，这些土地必须归还我们，”谷小梅（音）说。谷是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CNEEC)的一名管理人员，曾在靠近中国边境的俄罗斯城市比罗比詹(Birobidzhan)的一处建筑工地工作。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俄罗斯人表示，中国人日益控制当地农业和建筑业让他们感到担心。“他们当然可以来这里参观，但应该进行一定的限制，”在比罗比詹一家酒店工作的帕维尔•葛罗米柯(Pavel Gromyko)说。

在拥抱东方方面，俄罗斯精英实际上并未作出表率。许多精英像沙皇时代的俄国贵族一样认为自己应牢牢地植根于欧洲——尽管普京经常愤怒地抨击西方。包括普京密友根纳季•季姆琴科(Gennady Timchenko)在内的俄罗斯寡头们在伦敦、日内瓦、圣特罗佩等城市都有房产。高级政府官员纷纷将子女送到西方接受教育。克里姆林宫一名高级官员称：“说我们不是欧洲人简直太荒谬了。”去年9月，一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会议期间举办了一场奢华晚宴，所有食品——从沙拉到甜点——都是从西面9000公里之外的莫斯科用两架飞机空运过来的。

除了地理和历史因素，俄中在改造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采取的不同路线也使两国社会渐行渐远。在北京，共产党政权仍牢牢地掌控着权力，而在莫斯科，共产党政权差不多25年前已被推翻，这或许会让许多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俄罗斯会实行市场经济，而中国仍实行计划经济。然而，相较于俄罗斯，中国超过35年的市场化改革已将其与全球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比俄罗斯早了10年。此外，有两代中国人都依靠为世界市场制造西方品牌的产品谋生，而俄罗斯缺少这种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因为俄罗斯经济主要依赖原材料出口。自2014年以来，西方的制裁迫使俄罗斯与全球经济进一步脱节。

与此同时，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多年的财富积累使得数百万家庭能够送自己的子女到西方留学，这有助于在中国与欧洲和美国——而非俄罗斯——之间建立文化和私人联系。那些到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大都是成绩不够好或者父母不够富有。生活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巴罗夫斯克市(Khabarovsk)的25岁的吴鹏（音）说：“我没能通过可以让我得到赴欧洲留学公共奖学金的英语考试，所以只好来这里学习俄语。”

一张1955年宣传中苏友好的明信片

俄罗斯专家告诫称，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国家（主要是讲英语国家）的偏爱对俄中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是一项严峻挑战。“我们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文化联系作为基础，”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理事长科尔图诺夫说，“但那个年代培养的一代人如今在中国已不是主流。”

雷戴军一家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尽管他对俄罗斯有着50多年的深厚感情，但他的子女已经越发受到美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吸引。雷戴军的小女儿雷卿（音）最终促成了父亲的俄罗斯之旅。雷卿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之一，而且她还留在了美国。父母整个旅行的费用都由她支付。俄罗斯官员希望，这样的观光之旅可以进一步拉近两国的距离，的确，雷家正是越来越多到访俄罗斯的中国游客的一部分。2014年，访俄的中国游客数量增长了11%，达40.9817万人次，超过德国游客数量——首次成为访俄人数最多的外国游客群体。

但雷卿和姐姐雷瑾（音）略微有些失望。跟父亲一样从事教师职业的雷瑾说：“这里没人说英语。”对她的两个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旅行。她12岁的儿子尤青峰（音）觉得，莫斯科看起来比起他在电影和照片中看到的美国穷好多。“这里一切都很旧。他们说地铁很漂亮，但是太旧了！”

吴鹏来自中国东部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家家庭，是一个开朗、有志向的年轻人。他回忆起来俄罗斯头两年的痛苦经历，但表示自己很快就振作了起来。如今，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并表示想在俄罗斯再呆5年多赚点钱。自2012年大学毕业以来，他曾担任一家新加坡制泵商的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商品交易会；现在，他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承包建筑工程的中国国企提供驾车和翻译服务。但当我问他是否感觉像在家乡一样、有没有俄罗斯朋友时，他停顿了一下。“没有。工作之外，我与俄罗斯人没有任何接触，大多数时间我都感到无聊，”他微笑着说，“对我们来说，俄罗斯跟西方一样都是异国他乡，而且还没有那些好处。”

韩青（音）是一名来自中国古都西安的医生，现在在莫斯科的一家中医诊所工作。他说，俄罗斯患者让他觉得完全就像谜一样。“通常情况下，我们要望、闻、问、切，”他说，指的是传统中医使用的4种诊断方法——观察患者的气色、辨别体味、询问症状以及给患者把脉。“但这里的人肤色如此之白，我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什么。而且，他们喷的香水太多，我无法辨别任何气味。我也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所以，只能靠把脉了”。

亚历山大•奥辛和妻子张风华（音）

然而，有迹象表明，情况或许正在发生变化。“谁能想到两国关系会变得如此紧密？”娶了中国东北媳妇的53岁俄罗斯人亚历山大•奥辛(Alexander Osin)说道。他说，当他7年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时，他们是奇特的一对儿。奥辛是一名在瑞典和挪威受过培训的语言学家，曾立志成为一名外交官，而他的妻子张风华（音）是一名敢于冒险的女商人，她为在俄罗斯的其他中国人代办签证和工作许可证。“我们这一代人曾受过西化教育，”奥辛说，“我本以为自己将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但后来苏联解体了，我的愿望也落空了。但现在，我感觉与中国非常亲近。中国人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

他的妻子说，上世纪90年代作为一名俄语进修生来到莫斯科时，她感觉俄罗斯人瞧不起自己。“但现在不一样了。俄罗斯人对我们的看法已经变好。他们看到了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工作多么努力、我们的国家取得的进步，”她说。

这不仅仅是某个人的印象。过去一年，加强俄中经济联系的政治推力激起了很多俄罗斯服务公司以及专业人士对中国的兴趣，几十家莫斯科律师事务所、翻译服务及公关公司已经向中国派驻代表，并在北京、上海或香港设立办事处。民调显示，俄中两国居民对彼此的好感度正不断增加。美国研究机构皮尤(Pew)的数据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俄罗斯人的比例已从64%上升至2015年创纪录的79%。俄罗斯所做的民调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尽管皮尤的民调发现，对俄罗斯人持正面看法的中国人的比例从2014年的66%下降至去年的51%，但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所做的定期调查显示，自2011年以来，俄罗斯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每年都超过美国。

“从最基本的来说，经济方面的看法已经在发生变化，”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研究俄中边境问题的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说，“虽然俄罗斯人过去看不起中国人，但如今他们开始以羡慕的口吻谈论中国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绝不会再将俄罗斯视为苏联时代的老大哥。”

然而，两国关系要发展成真正的友谊，这或许还不够。“俄罗斯对中国的需要超过中国对俄罗斯的需要。俄罗斯已经别无出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说，“但两国总体关系还远未达到官方宣传想让人们相信的高度。俄罗斯精英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如果想吸引中国人来，将不得不参加一场淘汰赛。”

一些官员和学者指出，相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俄中两国政府更有机会改变国民态度。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的科尔图诺夫说：“在其他政治制度中，这些事情通过公民社会进行，但俄中两国有很特殊的公民社会。”取而代之的是，这一进程更多地受到上层的引导。俄中两国政府官员与政治学家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克服造成两国隔阂的无知和历史积怨。

拉里莎•斯米尔诺娃

同样供职于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并在中国东南地区的厦门大学(University of Xiamen)任教的拉里莎•斯米尔诺娃(Larisa Smirnova)说：“在中国，（俄罗斯的形象）非常刻板僵化。提到俄罗斯，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普京和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她告诫称，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经历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作为警世寓言。许多到访俄罗斯的中国人都震惊于俄罗斯比中国落后的基础设施。

“俄罗斯的道路坑坑洼洼，机场破旧不堪——我们的确已经超过他们，”谷小梅说。另一方面，俄罗斯学者表示，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化、自然风光或建筑景观知之甚少。“中国人为自己的古代文化感到自豪。我们也有必要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利用好俄罗斯文学、艺术等资产，”斯米尔诺娃说。

要培养两国年轻一代之间的相互理解，她呼吁中俄两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走向步调一致，促进学位互认，推动更多的大学合作关系和联合研究项目。另一个办法是引导媒体。“只要停止不断地进行口诛笔伐，很多不信任和偏见就会消失，这种转变正在两国显现，”她说，“俄罗斯长期以来都存在仇外的问题，有些人热衷于传播‘黄祸’论，但如今这种论调已经在俄罗斯媒体上消失。”中国实行严苛的审查制度，而俄罗斯对媒体的控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格，因此，这种方法或将被证明非常有效。在近期俄罗斯的一场会议上，中国副总理汪洋对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说：“我们必须限制负面的报道。”

构建共同叙事的一个比较容易的主题是两国对军事英雄主义行为的喜爱以及被西方误解的共同感受。去年，斯米尔诺娃与她的中国学生一起观看了2015年俄乌合拍电影《女狙击手》(Battle for Sevastopol)——一部讲述二战狙击手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的历史片。其中一幕表现的是这位年轻的女狙击手试图劝说美国加入对抗德国的战斗，她说：“我25岁，击毙了300名法西斯分子。”斯米尔诺娃说：“我的学生绝对喜欢这部电影。”作为中国人的妻子，她坚称，虽然俄中两国人民必须克服重重障碍才能走到一起，但一旦做到这一点，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将比与西方人的关系更加深厚。

“这两个仍试图在世界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国家有一些共同点。两国都有着共产主义背景，两国的未来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她说，“在西方，人们通常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所有人应该遵循的标准。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可以一起出去喝醉，做错事，扯淡。我们可以建立非常强大的心灵互通。”

席佳琳(Kathrin Hille)是英国《金融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

译者/申凯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在好几个海外研讨会上，一些与会者都要情不自禁地评论一下今年6月初的那件涉及中国的外交风波：中国外交部长在加拿大首都的记者招待会上怒气冲冲地训斥一位加拿大女记者，马上引发了加拿大媒体的广泛抱怨，然后记者团体跟进一步向加拿大的反对党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投诉，最后终于闹到该国总理特鲁多亲自出来平息这场“记（者群）愤”，说他本人已经关注此事，当面向中国外长表达了加拿大官方的不满。

这场外交风波其实没什么特别重大的份量，却闹得半个世界都知道，而且一直议论纷纷，因为在国际上很多观察家都把此事和目前的几件大事——南海争端、美中军演、台湾政情、杭州G20峰会——联系起来评论，往往作出中国是“强国崛起、全面称霸”的辛辣解读。

本篇评论力求站在政治文化和行政体系比较的层面，对中国外交官训斥外国人这类公开表现，作出同情理解的适度诠释。同情理解（sympathetic interpretation）在这里的意思是：即便你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或做法，也能置身于对方的情境中真切理解对方为什么那么说那么做。中国毕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包括军事和安全事务的最重量级参与者之一，同情理解中国外交官的某些引人注目的表达和表现方式，至少有助于抑制从最坏的可能去测度对方的恶性互动循环。

革命外交的传统和理性立场的护罩

首先我们要理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是源于“革命外交”谱系的，虽然当下北京已经不再对外频繁使用这个术语，但革命外交的传统并没有截断，其核心精神是把外交当作“斗争”和“战线”，把外交场合当作“战场”。如果把上面提及的那场加拿大风波放在革命外交的传统里看，它并不特别地刺激人。20世纪下半叶最令人难忘的革命外交事态，还是苏联所展示的那个超级大国总理的那一言和那一行：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时面对着美国官员说“我们要埋葬你们”；1960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被菲律宾代表所激，惹得赫鲁晓夫及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脱下鞋子敲击桌子，事后被罚款。

如果我们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一位够格的革命外交斗士，当属江青。1972年2月她接待首次访华、得意于自己破冰之旅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表现也可圈可点。当江青陪同尼克松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时候，他试图表现出西方绅士的风度，江青却咄咄逼人：“你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所幸舞台上此刻革命音乐喧声大作，免去了尼克松的麻烦——他得费力辩解美国1950年代的麦卡锡反共主义和1960年代越战的政治险阻，令任何美国政界高层人士不敢跑到反帝堡垒中国来（Ross Terrill, The New Chinese Empi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Ch. 10）。

假如我们不仅仅局限于高层官员的圈子，中国革命外交的生猛表现，还有一个非同凡响的实例：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武装冲突，你轰我炸，双方死伤不轻。苏联最高层担心边界局部战争失控，想与中国最高层对话了结冲突。苏联总理柯西金亲自通过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讲话。中方的话务员一听对方是“世界革命的大叛徒”柯西金，未经授权，就擅自把对方大骂一通：“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了。时任中国第三把手的周恩来为此极为恼火，亲自向一把手和二把手毛泽东、林彪写信反映（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403页）。

不过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外交传统中高层官员的火爆表达，未必就是该官员的真实政策立场。有时恰好相反，火爆表达者私下里可能持有非常理性客观的见解，他在公开场合下的革命怒火式表示，是为着在适当关头提出稳健政策建议而设的保护罩。我们很多人都记得外交部长陈毅当年那番震撼东西方的公开叫板：美帝国主义你有胆量就打过来，我等你这么多年了，头发都等白了！可是这位多年里被外界视为“极端好战分子”的外交部长，1969年9月中旬却私下里给北京决策层建言：中美之间有必要举行部长级或更高层的会谈，以缓解中国的国际安全处境（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pp. 139-144）。

名义上的对等和背后的不对等

除了以上两大方面，第三个因素也很关键，忽视了它，我们就难以同情地理解中国外交官的某些表达和表现方式为什么是这样那样，此乃“级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是总理周恩来本人兼任（1949-1958年），第二任部长陈毅是副总理兼任（1958-1972年）。他们是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级别的，也就是说，是党政核心领导圈的成员。参与顶层决策、知晓顶层意图、有正常机会向顶层反映外界动向，使得他们在公开场合下说话既有底气也有分寸，知道如何周旋拿捏。

而最近几届的中国外交部长，就是正部级，既不是国务委员（字面上相当于西方的内阁成员），也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更不是政治局成员，距离当下的党政顶层隔了好几个台阶。这就使外交部长在公开场合下，表达和表现俱受沉重的约束。绝大多数时候，他只好宁硬勿软，宁苛勿松，宁狠勿柔，总之一句话，宁左勿右，此乃官场之常情，每个稍有社会阅历的中国人都明白。即便我们目前尚无法从中方当事人那里直接获知其中的般般细节，也能够从和他们打过交道的外国政要那边，侧面透视其中的一些奥妙，以下是近期的两个实例。

其一是2001年4月1日发生的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军机相撞事件。中国军机坠毁，美国机组24人迫降在海南岛，这对美中关系是突发的严重危机。尤其考虑到美国的政治生态现实，当务之急是要中国把他们的人释放回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先前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火烧眉毛地给中国外交部长打热线电话，可是没人接话。多番周旋之后，焦头烂额的美方才跟中方说上了话，危机逐步缓解。（Shirley A. Kan, Richard Best et al, “China-U.S. aircraft collision incident of April 2001: Assessme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10 October 2001, Order Code RL30946）。事后不久鲍威尔赴新加坡出席亚太区域安全会议时，亲切地握着中国外交部长的手说：下次遇上这种紧急重大事件，我给你打热线电话，请你务必马上接听！中国外交部长笑笑点点头。

当笔者看着电视上鲍威尔对记者复述这个细节时，很是感慨：你们美国高官实在太不了解中国的决策过程了！发生这等突发大事件，中国的一个正部级官员怎么可能立刻跟你对话？那要经过多少级别、多少系统、党政军情报警察一路下来都搞定了，才能轮上外交部长去跟美国外交部门首长传话。你以为中国的外交部长等于美国的外交部长（即国务卿）呀？稍微熟悉美国政治体制的读者都知道，就外交事务而言，美国国务卿是直接向国家元首、三军统帅总统本人负责的，二者之间没有更多的层次隔开了。而在中国的体系里，二者间隔了多少层次？

其二是2010年5月2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率领代表团来北京参加第二届“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希拉里以前虽然也来过北京，但那时是以第一夫人身份来的。这次她作为美国外交部门首长来华，率领的是一个200多名官员的庞大代表团，其中有好几位正部级和副部级的美国官员（“US-China top-level summit talks in Beijing to address world affairs”MercoPress, 24 May 2010）。会议结束希拉里回到美国，对记者诉说这番谈判是多么重要多么艰难，其中提到一个生动的细节：当她走进会议厅的时候，中美双方代表团高官名字的牌子摆在两边的桌面上，她朝中方那边看，正对面却看不到中国外交部长人名的牌子，就问：“Where is my counterpart?”（“我的对应官员在哪儿？”）在这个场合，中方正面座次的官员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然后是书记处书记，然后是国务委员，再然后是部长，等等。

令希拉里不解、发出疑问的缘故，和上述鲍威尔的例子是一回事：她以为中国的外交部长就等于美国外交部门的首长。严格讲起来，在当今的中国行政体系里，没有任何一位单个的官员，堪称是美国国务卿的“counterpart”，你得要数一串中国官职才能跟美方对应。

理解“中国特色”的起步

以上两个实例是笔者讲述比较政治社会学和国际关系课程上极具启迪价值的素材，有助于让西方学生明白中国行政体系的异常复杂性。笔者费力解释完以后，总是要用一个比喻：你们西方的行政系统像三明治，我们中国的行政系统像千层饼。理解你们西方的国家治理架构，主要看纸上是怎么写的；理解我们中国的国家治理机构，主要不看纸上是怎么写的。诸位欲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必须从这里起步走。

末尾要说明一下，本篇评论里所列举的实例，没有写明最近几届中国外交部长的名字，因为笔者并不是针对具体个人而发这些议论，实乃借这些案例来解析中国的政治文化和行政体系。本文开头所说的“同情理解”，这个考虑也是包含在内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6月18日，中国外交家吴建民先生在武汉遭遇车祸去世。吴先生的意外离世不出意外地引起了中国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在一片震惊、惋惜与哀悼声中，看到一些前段时间还在指名道姓地谩骂吴先生是“软骨外交家”、“翻译外交家”的“爱国主义表演艺术家”突然摆出一种沉痛的样子来，还真有些无法适应。其实并不是这些人内心悔悟，而是在这个时候，摆出这种沉痛的样子，实在是消费吴先生的最佳姿势。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很少有真诚，只有貌似真诚的表演。

平心而论，就近几年吴先生引起广泛争议的话语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离经叛道之处。这些话语在大方向上与中国的大政方针并没有任何抵触之处，在内容上也多是为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内政外交所验证的常识。如果吴先生只是在小圈子里讲这些话，几乎不会引起任何的波澜。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当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在今天的社会里讲出这样的常识，居然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居然会因此招来如此多的侮辱与诽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吴大使敢说真话的个性之外，其实也有中国社会变化、阶层分裂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正因为此，经历了毛时代、邓时代巨大变化的中国精英，对于和平与发展始终保持着近乎于信仰的执着。他们从自己的成长经验与对世界的认识出发，坚定地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周边大国林立、地缘安全局势高度复杂的国家而言，融入世界而非四处树敌，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吴大使的主要观点与其说是天真的和平主义，倒不如说是体现着邓小平时代政治精英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看法，那就是韬光养晦、和平崛起。

这种体制内的主流看法，曾经也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流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内的精英与社会大众拥有共同的“由乱入治”的历史经验，因此也更容易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形成统一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话语权力的高度集中，老百姓在国家大事方面更多地处于被灌输、被塑造的状态，也因此更容易与精英达成一致。

然而这样的一种精英与大众一致的状态，却在最近这十年，被世界局势的改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迅速瓦解。

一方面，中国的国力膨胀让民族主义抬头，而随着国家实力的膨胀，中国与旧有世界秩序的紧张与摩擦，又刺激了这种民族主义向对抗的方向发展。坦率而言，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国家，在融入世界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与那些很容易融入世界的小国不同，中国的规模决定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过程。当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这种融入可以比较完美地开动，但是当中国随着融入的过程而变得日益强大，这个过程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就会同步变大，而这也的确很容易带来与旧有世界权力格局的紧张与冲突。早期的中国社会更多地感到的是发展的机遇，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则在习惯发展的同时，对发展中所遭受的挤压更加的敏感。

吴建民先生敏锐地感到了中国社会这种情绪，并尽可能地对大众进行疏导与教育，然而今天他所面临的大众，不再是与他具有共同生活经验与历史智慧的大众，而是更加年轻、更加躁动，更加习惯碎片化阅读而非理性思考的一代人。让人热血沸腾的粗暴口号，比柔和的智慧话语更对他们的胃口。

另一方面，今天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变得更加难以驯服，甚至充满了解构的力量。这让吴建民大使的脱胎于体制的“天然正确”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其实这种“政治正确”的危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这是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让知识与权威再分配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管理模式的特殊性，这种解构往往集中表现在医生、教师、律师等行业当中，对于政治精英的解构仍然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然而相比于内政来说，外交则是一个相对较为放开的话域，也正因为此，外交领域内的“政治正确”在近几年中受到了严重的消解。

在“中国外交是不是偏软”、“中国外交官是不是翻译”等话题背后，是社会力量对体制权威的颠覆与冲击。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吴建民与罗援的辩论根本是不公平的，因为吴建民所代表的外交系统是可以骂的，可是军方的尊严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在中国，这种对于外交系统的冲击与颠覆又有很大的特殊性。由于来自于“右”的批判通常被认为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嫌疑，因此对于外交的更安全也更容易被宽容的批判，通常就得基于“左”的一面。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下，讨论外交“偏软”，批判外交官的西化，成为了一件既不犯规，又迎合大众颠覆心态的事情。在媒体高度商业化、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以爱国主义为主要题材的营销就成了主题，而在这个主题当中，吴建民大使就成了绝佳的题材。

吴建民大使的悲哀之处不仅仅是在于，他处在一个“政治正确”与专业权威同时遭到颠覆的时代，而且在于他真诚地误以为，和他辩论和他冲撞的人与他进行的是观点之争。事实上，大多数与他争论的人，只不过是选择了一种安全的“死磕”式营销而已。然而这种营销是危险的，对于装疯的人来说，装着装着就疯了并不罕见，对于无知的看客来说，对疯狂见怪不怪，往往是卷入疯狂的危险前兆。

吴建民大使在最后的几篇文章里，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危险性的大声提醒，其实透着一股无奈的困惑——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游戏，还会有人如此津津乐道。吴建民大使其实并不明白，有的人并不爱这个国家，只是通过装作爱它来捞取利益，而并不关心这样的游戏，对这个国家究竟是好是坏。这是吴大使的困惑，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就是特朗普的崛起。特朗普毫无政治经验，也没有系统完整的政治主张，时常胡言乱语，语不惊人死不休，却从共和党16位参选人的围追堵截中脱颖而出，并对老牌政客希拉里•克林顿造成了明显的威胁。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支持特朗普？学者和媒体莫衷一是。而在中国，特朗普同样有一批忠实的支持者，他们虽然无法投票，但活跃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热衷于收集特朗普的各种言论并进行正面的解读和评价，甚至将之上升到“特朗普是人类救星”这样的高度。

和美国的支持者相比，中国的特朗普支持者有这两点特别之处：一、他们对特朗普是“真爱”。有些美国人虽然决定投票支持特朗普，但并不喜欢这个人，有的还很讨厌他，只是因为对现状感到愤怒而选择了他；特朗普在中国的支持者不牵涉到投票的问题，没有现实利益的纠缠，很多只是单纯地喜欢或认可特朗普这个人；二、美国的特朗普支持者被公认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地位不高，属于中下层，所以希拉里•克林顿才会失言说他们的一半都是“可悲之人”，“觉得政府和经济辜负了他们，没人在乎他们，没人为他们的生活际遇和前途着想，为了改变现状他们可以不顾一切”。而中国的特朗普支持者中不乏某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性思维、社会地位高尚的成功人士和精英。关于这一点，只需到微信或知乎上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在那些地方，公开谴责特朗普的言论很少见，而对他表示赞赏、进行开脱美化的大有人在。

为什么中国的精英没有像美国精英那样反对特朗普？这里面有国情的不同，有关注点的差异，不过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两国精英的成长环境不同，导致部分中国精英更认可特朗普在政治正确、反恐、穆斯林等问题上的观点。

特朗普最受诟病的行为之一，是他对移民、穆斯林和女性的种种不加掩饰的贬低和侮辱，这对深受人道主义精神、平等意识和民权运动洗礼的很多美国精英来说，完全不可接受。最近曝光的特朗普侮辱女性的视频，更是触及了美国社会的底线，让所剩不多的一些精英也和他划清了界限。而某些中国的精英崛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社会氛围中，虽然也不太认可特朗普的某些表述，但也没有那么反感，更谈不上愤怒和谴责。

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在大乱之后开始的，没有思想启蒙运动。官方为了进行改革动员，竭力渲染过去福利制度和大锅饭的弊病，加上一些学者的推波助澜，导致“市场经济就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由于没有精神和规则上的约束，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崇拜谄媚强者，唾弃贬低弱者，关爱、平等对待弱势群体的氛围远未形成。因此，中国社会基本上不存在为保护弱势群体而衍生的“政治正确”，歧视、物化女性，取笑残疾人的言论比比皆是。

而这些认识，在部分中国精英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他们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更能适应和驾驭上述规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九死一生，被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渐渐形成了铁石心肠和自我优越感，认定自己的成功是自身努力和禀赋高的结果，而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肯定是因为懒散不努力，或有其他缺陷，怪不得旁人。因此，他们比普通人更迷信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更相信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更警惕福利养懒人的弊端，也更认可特朗普对政治正确的不屑和攻击。

具体到美国，很多中国精英认为希拉里代表的民主党和左派对黑人社区的种种不尽人意之处视而不见，举凡未婚生子、犯罪率高等问题，通通归咎于社会，不敢直斥黑人自身的问题；为了维护变性人的权利，竟然不顾公共安全，让他们随意选择上男女厕所。面对这种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确，特朗普敢于面对现实，冒着得罪人的风险勇敢说出了真相，诚实坦率，令人钦佩。

至于特朗普所发表的侮辱女性的言论，在中国精英看来同样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以说，很多中国男性精英是中国目前男女关系失衡的最大受益者，他们被畸形的婚姻市场骄纵得不可一世，在物化、贬低女性方面比普通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某媒体男记者涉嫌强奸女实习生，男性同行大多在替他不忿，认定是女方索取利益不遂进行的报复；男教授猥亵骚扰女学生被停职，很多同行和学生替他可惜不值，认为处罚太重，甚至有人质疑女学生的精神状况。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男性压根不认为上述记者和教授的行为有什么不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成长起来的人，自然理解不了特朗普因为几句咸湿的话就被搞得众叛亲离的现象。

另外，特朗普言辞间表露出的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警惕，和中国很多精英的世界观有异曲同工之处。自“9﹒11”以来，“伊斯兰恐惧症”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伊斯兰恐惧症”，有中国本土的诱因，也离不开国际事件的影响，特别是近一两年欧洲的难民危机和频发的恐怖袭击，让很多人对穆斯林和欧洲左派大摇其头，认为穆斯林正在凭借高出生率“占领”欧洲，毁坏欧洲的文明基础，欧洲前景堪忧。而欧洲知识分子和精英为多元文化政策和政治正确所累，不敢拒绝难民的任何要求，不敢旗帜鲜明地指斥难民的不当之处，甚至在难民犯案之后，还在苦心孤诣地替他们淡化、开脱、掩盖，这些做法幼稚、一厢情愿、好心办坏事，最终一定难逃“农夫和蛇”式的下场。基于这些认识，特朗普禁止穆斯林入境、持枪对抗恐怖分子等言论，就比希拉里强调的包容合作、控枪等言论更受中国人的欢迎。

再从个人风格来看，特朗普讲话没有逻辑，经常信口开河，言语粗鄙，观点偏激，忽左忽右，为美国精英所不喜，而中国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决定了很多精英本身就出身草莽，加上过去几十年革命哲学的影响，整个社会在很长时间里以粗鲁、不讲卫生、不修边幅为荣，这使得很多人将特朗普的粗鄙、言行不一美化为好玩、正直、不虚伪、心直口快。而希拉里的正统政客形象，反而让很多人无感。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1月20日晚7点，百度帝吧网友相约翻墙“茬架”。一时间，几家台湾媒体和蔡英文的FB主页写满了大陆网友密密麻麻的留言，似洪水过江。

在大陆的互联网世界中，这当然并非第一场网民“茬架”，只要稍做搜索便不难发现，诸多明星和游戏贴吧都曾经因此淹没。如果套用勒庞的解读，这种网络运动更像是一种集体狂欢，它通过情绪的暗示和传染，使参与者沉浸于一种信仰胜利的喜悦氛围中。无需多余的对话，狂欢作为一种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本身。

在狂欢中，网络青年的集体行动被投入到浪漫的信仰包装之中，它没有刺刀见红、没有流血牺牲，但却被想象为一场不见硝烟的精神“革命”。烟消云散之后，“革命”的传奇叙事毫无意外地在互联网中流传开来。

然而，更为有趣的是，一觉醒来，两岸网民对同一事件的回忆却千差万别。双方通过不同的叙事策略，奇妙地维系着彼此稳定的政治想象。

在大陆一端，“茬架”被描述为一边倒的胜利。令大陆网民欣喜的是，它所聚集起的网络“军队”分工明确：不论后勤保障、人员召集、图片制作、台独言论整理、网贴翻译还是对外协调，其组织之严密、言辞之克制，完全不像以往充斥着咒骂和混乱的网络抗议。大陆网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歌唱祖国、朗诵诗歌，一时间阳光普照，大陆城市建设、风土人情、科技发展、美食文化的图片纷纷洒向对岸。蔡英文的脸书主页被贴满了八荣八耻的政治口号和余光中的乡愁诗句，三立新闻甚至要依靠编造“挪威支持台独”的假新闻来苦苦支撑，在酸菜鱼和辣子鸡的光芒下，两岸网民实现了“大和解”。

不过，在PTT、卡提诺论坛等台湾知名BBS上，台湾网民所建构的故事则完全是另一个形态。如果说周子瑜事件激发了台湾民众强烈的反抗情绪，那么在FB事件上，台湾网民的反应实在波澜不惊，甚至还有些冷嘲热讽。此间台湾网民最为津津乐道的桥段，莫过心怀“恶趣味”的带路党们。他们将欠缺“翻墙”经验的大陆网民指向国民党统一派政客蔡正元。他被恶搞为“蔡英文的弟弟”，迅速被大陆网友“攻陷”。在PTT、卡提诺论坛等知名BBS上，台湾网民更多在谈论那些“笑到肚子痛的乌龙”，嘲笑大陆网民想要攻陷PTT论坛，却“气得频跳脚”（因为这个论坛在注册后要登录500次才可以发言），“让台湾网友度过今年最欢乐的一晚”。

如果置身事外，单就两种故事版本而言，也许一个人很难判断这场罗生门的胜利者是谁（如果存在胜利者的话）。或许，它就像两位同唱一首歌的业余选手，因为怀着彼此的乡音，一个人唱成狼牙山，一个人唱成澎湖湾。

进一步讲，这场政治戏谑以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呈现在了海峡两岸，与其说是一场网络“茬架”，不如说更像是单方面的“盘道”，双方自说自话，鲜有正面交锋，更不用讲奋起反击，于是最终却相安无事，彼此修成正果，狂欢着各自的狂欢。然而，厚重的幕布再一次降落在两岸之间，以至于没人愿意掀起一个缝隙，允许一束对面的光打进来。

为何同一事件，会在两岸网民中滋生出完全不同的社会体验与社会记忆呢？心理学家Albert Hastorf和Hadley Cantril曾在1951年做过这样一项有趣的调查。他们邀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的学生，一同回忆一场双方几周前进行的橄榄球比赛（因为暴力冲突，这场比赛在两校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芥蒂）。研究者惊奇地发现，两所大学的学生对同一场比赛的回忆和评判相隔千里。据此，两位学者总结道，社会事件从来不会自动呈现出客观真实的面向，个人的记忆与其说取决于事实本身，不如说取决于长期社会化所获得的情感认同。

这有些像E. Bernays所谓的“防逻辑隔离层”（logic-proof compartment），双方都会将彼此的缺陷放大，以提供狂欢所需的补给。台湾网民会自动消解大陆网民这种戏谑仪式的初心，大陆网友也会将台湾网民想象为不堪一击的顽固分子。不幸的是，双方的想象相互抵消，民间对话的中间地带仍然单薄。

互联网中已经有太多对于此次事件的评述。其中既有自由派的嘲讽，也有爱国者的捍卫，但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一点是，我们的评价究竟应该遵循何种准则？或者换言之，这场所谓的网络“茬架”，究竟意义何在？

如果是单纯的宣泄爱国情绪，那么，大陆网民无疑在FB事件中再次完成了自身的国族想象。如果是“教训”台独分子，那么，这是一场从开始便注定失败的说服（当然，大陆网民至少获得了精神胜利）；如果是文化交流，那么，台湾网民虽然做出反应，但这种反应无疑在大陆的网络叙事中被夸大了。如果还有第四种可能性——对话和理解呢？

台湾学者陈陆辉等人的研究亦表明，自2008年大陆“让利施惠”并未改变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感”，甚至“我是中国人”的认同比例在近十年中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便是“感性认同”一直隐藏在“理性自利”背后，左右着台湾人的认同指向。换言之，即“基于族群文化感情联系的巩固力量，似乎大于经济引诱所产生的转变力量”。

民间交流无疑是族群文化联系的重要途径，不过，在周子瑜事件尘埃未落的关头，此次FB事件又在多大程度上联接了两岸的民间声音呢？当然，有人会坚持认为，它本身仅仅是大陆网民爱国情绪的宣泄而已，但这种宣泄的结果如何？第二天的FB行动因为一些原因不了了之，似乎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我并不怀疑此次FB事件会被写进两岸民间交流的历史中，但它的意义也许更多在于跨过一面墙，而不是架起一座桥。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社交是一种心理的交流和需要的满足，在这种心理动因的推动下，社交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2014年4月，微信发布4.0版，从这一刻开始，一个叫“朋友圈”的东西诞生了。它迅速成为中国人热衷的社交工具，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交习惯，甚至由此诞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动作：“刷屏”。微信的用户数量也从那时的1亿人一路飚升到了今天的月活跃用户数7.62亿。

从2000年出现的博客、到2009年的人人社交和微博，再到2014年的微信朋友圈，人们不断地接受着全新的社交方式。微信让一些风行一时的社交平台迅速没落。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人平均每天花40分钟刷微信。不幸的是，朋友圈越来越庞大，可微信却失去了它最初的功能——朋友圈已经是个陌生的地方，微信的社交功能正在死亡。

社交是一种流动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彼此心里留下一定的情感积淀。从社交属性来看，我们可以将微信和一杯咖啡做一个比较。在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所著的《将心注入》中，他认为一个能承载社交功能的产品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有温度，有味道，有惊喜。具备这三样，就做到了霍华德所说的“超过消费者的预期”。如果我们用这三个维度来衡量微信，会发现它的温度开始变得冷漠，它的味道开始变得商业，至于惊喜，则越来越少。

从制度设计来看，微信并不适合社交，它更适合传播而不是参与，更便于张贴而不是讨论。与此同时，阅读与社交的融合，导致转发成为一种愿望，这是前所未有的。阅读的终点不再是文章的最后一个句号，而是转发，也就是传播。转发对内容会有深刻的影响。越是肤浅的东西越有可能被转发。因此，微信很容易演变成一个营销平台，营销几乎可以说是社交的天敌，他会吞噬微信上沉淀的情感，让社交功能退场。这是微信的一个硬伤，但还不是最致命的问题。

微信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完成从熟人社交到生人社交的转换。熟人之间是一种强关系，这种强关系与人的幸福感有关联。生人之间的社交是一种弱关系，一般来说，越少越好。在传统的社交过程中，人们可以自然地区分这种强弱关系。在微信早期，朋友圈具有明显的强关系的社交圈。但是到今天，急速膨胀的朋友圈不能有效地区分强弱关系，让用户无所适从。

对一个人来说，熟人的数量基本是固定的，朋友圈的扩大，往往是生人越来越多。在一个混杂着生人和熟人的朋友圈，朋友的定义就变得尴尬。因此，大部分人的活跃度急速下降，人们会越来越疏远这个陌生化的朋友圈，越来越少的使用他的社交功能。微信所谓“高频IM”、“强社交链”的光环正在迅速褪去。失去了社交功能，微信开始蜕变成一个工具：一个通讯和传播的工具，支付工具，游戏工具。

无法主动区分强关系和弱关系，这样糟糕的体验并非不能改善，从技术上来说，可以很轻松地实现。比如，用户在接受一个申请的时候，可以有三个按钮，强关系、弱关系、不接受。但是，这样做虽然顾及了用户的体验，却是以牺牲连接性为代价，让社交平台变成一个一个的孤岛，孤岛上的人们过滤出只属于私人圈内的话题。也就是说，这种设计虽然满足了用户的需求，但是消弱了传播性，连接就有了等级，世界也就不再是平的。这显然不是腾讯想要的，没有四通八达的传播性，没有平等的连接，腾讯的盈利模式会从根基上被动摇。

于是，微信便进入到了一个悖论之中：不是说不能把微信的社交功能做好，而是一旦做好了用户体验，就会影响到他的商业价值。因此，未来微信一定会两极分化，越来越多的人将微信视为一个工作的工具，而社交功能将通过“群”来体现，“群”演化成为社交平台上一个个非常私密和封闭的社交孤岛。一般来说，“群”是一种相对稳定的集合体。但是大多数群的社交目标不够精准，社交内容的质量也不够高。

曾经火爆一时的微信已经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它必须在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之间做出抉择。微信生于社交，即私人空间，但是现在，其社交属性越来越弱，公共属性越来越强。如果完全变成类似微博的公共空间，未来微信有可能面临更多监管。

社交是人的基本需要，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就已经出现了。在今天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不管是认知上的信息获得和传递、情感上的同情和理解、还是态度上的认同和接纳，人们对高质量的社交有相当迫切的需要。但是，从机制设计来说，微信更适合传播而不是讨论。从用户体验来说，朋友圈的扩大意味着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混乱。从盈利模式上来说，连接一切的战略忽视了社交的私密属性。陷入悖论的微信，是腾讯的痛点，也是一个机会。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市场营销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这注定是中国互联网历史性的一刻：2016年10月18日，微博市值（113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Twitter（112亿美元）。

自诞生以来，中国互联网一直被华尔街（代表着资本和媒体）、硅谷（代表着技术和创新）视为”野心勃勃的copycat（模仿者）”。即便阿里巴巴集团，其市值也低于业务和它相比更局限于电商和云计算的美国样板Amazon，更别说其他领域了。中国徒弟超越美国师傅，这在互联网主要领域是破天荒第一遭。

几乎所有人都在问，这是为什么？静水流深，高手谋局。站在更高的格局上看，这要从2013年阿里巴巴入股时说起。这三年来，新浪和微博管理层打出了一系列堪称精彩绝伦的组合拳。

痛下决心去时政化

首先要说的就是战略定位，战略决定了一切战术。战略和定位的本质其实都是选择，选择要什么、选择要放弃什么。

社交媒体，天然带有热衷时政话题的色彩。因为时政话题事关人人，人人都能评论几句，活跃度极高。Twitter是这样，微博一开始也是如此。微博第一次辉煌期最火的就是时政话题和公知。但是，因为中国和美国众所周知的差异，Twitter能玩的，微博不一定能玩。更重要的是，当时政成为社交媒体的核心话题，商业的氛围显然就淡化了。彼时，微博意识形态充斥，各界人马“公知”化。各种口水战盛行，却不敢分享生活隐私。与此同时大搞名人战略，普通中V和原创却未得到很好的保护。

毋庸置疑，长此以往，微博当年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其实，以2013年5月阿里入股微博为标志，微博就开始了去时政化，不再让意识形态占据核心，而是转向了更丰富的多层次内容、更友好的商业生态，这里也包括社会化购物。要知道公知们制造眼球，商业价值却很低。而现实中谁不是偶尔吵架，正常生活才是常态啊。

痛定思痛，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微博这三年来在明显”去时政化“，这不是说放弃，而是不作为核心。明星、段子手也取代了公知成了最火的大V。神奇的是，2013年8月发生了薛蛮子事件之后，公知明显陷入了沉寂。这个巧合，只能说是天意。

因此，要复盘微博超越Twitter，首先就是因为二者的发展路线不同。推特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以新闻为核心的社交媒体，微博则去时政化，做成了丰富的社交媒体。

战略已定+执行到位，用西方人喜欢的说法就是The rest is the history（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抓住融合技术做巨型入口

硅谷曾讲过一个笑话，中国互联网的通用商业模式是C2C（ copy to china）。硅谷有什么，直接抄回中国就成了最大的模式。中国互联网行业以前热捧的产品理念就是“微创新”，号称微小的创新可以改变世界。它在一片舆论指责声中，为创新乏术的互联网兄弟们指明了道路，给足了底气，被周鸿祎等诸多大佬热捧。

整天只满足于“微创新”，显然是不够的。随着技术变革，互联网正在波及各个行业，传统行业都会同互联网融合，包括传统互联网公司本身。这个“融合”，并非简单停留在喊口号或者投资层面，而是洞察技术变革、重塑商业模式。

这几年来，内容方面最大的趋势之一就是多媒体融合。即文字和图片、视频甚至直播发生了深度的媾和。与此同时，就是我提出的”移动入口级产品巨型化”，即大量普通用户不喜欢装很多APP，而是习惯用最熟悉的APP作为入口去接入更多的新型服务。

2G时代，主要是文字内容的创作与分享，WAP类网站风起云涌；3G时代，是图文音频等初级多媒体的时代，社交媒体由此诞生并引领潮流；4G时代，意味着更高速完善的网络，用户快速制作、分享短视频的门槛被大大降低，必然引发多媒体与社交网络的深度媾和，新物种“短视频”（含直播）华丽登场。

实际上，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放眼全球，两大短视频应用Vine、Instagram分别依托于Twitter、Facebook两大社交平台，用户数都已经达到千万甚至破亿。正因为短视频分享是社交网络适应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此类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如此热度，较之当年网络视频狂潮毫不逊色。

从传播学上讲，视频承载的信息量比文字、图片、音频更大。一般文字需要多次重复才能形成记忆点，图片、音频的强度较高，视频则最高。这意味着对企业有更高的营销价值。短视频与门户及社交媒体间存在着天然融合的属性。一方面，短视频为门户和社交媒体贡献更优质、更具创意的原创内容，对社交媒体平台以文字、图片为主的媒介形式形成有效补充；另一方面，门户和社交媒体为短视频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渠道，让优质的内容更容易被挖掘和传播。

相比Twitter，微博牢牢把握住了几次多媒体的技术变革，比如图片、短视频、直播。需要强调的是，很多非互联网行业人士并不知道，大火的9158、秒拍、小咖秀、一直播等都是微博投资的企业。

这保证了用户无缝的良好体验，也给微博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护城河”。就像百度通过百科、知道、贴吧给核心业务搜索建立了护城河一样。

“点-线-面-体”建闭环生态

“生态”这个词很火，从阿里马云到乐视贾跃亭，从小米雷军到京东刘强东，都在提，都在搞。

相比其他成名已久的大佬，曹国伟相对低调。但不提生态不等于不搞，从现在看，微博的生态体系要比Twitter深厚的多，足以形成自家的闭环循环。

生态有三个层次，从单点开始延伸，纵向的是垂直生态链，横向的是异业生态圈，终极的是“生态链+生态圈”的复杂生态系统。藉此，企业完成了从点延伸到线、面和体的伟大进化。现在，微博就建立了从文字到图片、短视频、直播甚至网红、经济公司的完整生态。

实际上，生态的力量是最强、潜力最大的。其实，小米、乐视这几年在智能硬件领域先后现象级的崛起，本质上也玩的是生态。生态系统一旦做成，威力太大。生态做法，正是新经济的新商业文明。

反观社交媒体鼻祖Twitter最近几年举步维艰，几大金主退出竞购，其股价暴跌20%。连Google、苹果也不出手了。其实这两大霸主账上有很多现金，况且社交媒体正是其缺乏的。据分析，原因之一就是Twitter业务点比较单薄，只有一个社交媒体，缺乏生态的战略纵深和潜力。同时，还正遭到Facebook、Instgram甚至Snapshot的严重冲击。而中国的微博却风景这边独好，破100亿美金之后已经与Twitter市值持平，继而超越。

我在年度公开课“重创新”中反复强调：“一开始就做生态，是一种新玩法。它对资源的要求更多、操盘者功力的要求更高，执行难度的要求更大，但一旦做成了就是大成。”

微博市值超越Twitter，断不是一些人眼红的“因为局域网嘛”这个似是而非的原因，我敢说，Twitter即便能进中国也做不过微博。永远不要以自己的个体感受代表所有人。互联网，拼的是战略、是执行、是创新。

我一直认为，微博的社会价值远高于微信。有人甚至说“新浪微博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媒体，其推动中国进步能量超过了其他所有中国媒体的总和。”从这个意义讲，微博很悲情。微博配得上这个历史地位，营销价值也配得上这个估值。现在市值也终于回到了应有的位置。

最后说一句，以中国市场之大、需求之复杂、代际之更迭，容得下三到五个超级社交产品。

（作者介绍：重创新实验室创始人、乐视顾问。现担任多家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教练和上市公司战略营销顾问。曾任搜狗市场官、阿里巴巴市场总监、万达电商CMO。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究竟如何影响民主制度？

美国网络技术研究专家莱•舍基（Clay Shirky）认为，社交媒体正将人们联系起来，致力于政治改革，有利于民主化。《纽约客》特约撰稿人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则指出，社交媒体不会有影响力，很多网络用户发牢骚，写几句评论，就像在自家车上贴口号，不会有更多实际行动。《网络幻影：网络自由的黑暗面》的作者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甚至认为，互联网是奥威尔的噩梦，便于专制政府监控市民，有利于统治者。

11月24日，英国牛津大学网络学专家飞利浦•霍华德（Philip Howard）教授在爱丁堡大学进行了公开演讲，对不久前的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社交媒体正在扼杀民主。

一场“网络机器人”大战

几乎所有的美国主要政客都有自己的推特账户，做为现代社会的政客，不在社交媒体上做点什么，那一定会落伍。政客通过推特发布信息，和民众互动，抨击传统媒体的报道等。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推特更是成为特朗普为自己拉选票的重要工具。

推特上充斥着大量网络机器人信息（bots）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类信息依靠程序自动发推，在推特上大行其道。很多团队曾对这类机器人信息进行过研究，甚至指出推特上一半以上的推文并非来自真人，而来自机器人。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霍华德教授一直在研究推特上的机器人信息和政治的关系，他认为这些信息已经成为非常强有力的“计算机宣传活动”（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的工具。

在6、7年前的选举中，这些机器人信息只是为政客添加粉丝，让某位政客看起来更受欢迎，现在，它们的用途却是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和推特用户互动、影响推特用户的决定。

很多社交媒体用户能够一眼辨别出哪些是机器人用户，但并非所有人。这类用户通常关注1000多人，但是基本没有人关注他们，或者是1000多人关注他们，但他们谁也不关注。霍华德教授发现，这类用户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通常不发任何推文，或只偶尔发一两条关于足球比赛结果的推文、荒诞的笑话等，但当它们被购买后，便开始积极的行使任务。它们在2、3周内，疯狂的发和任务有关的推文，比如，都是支持特朗普的推文等。这类机器人所发的推文也变得充满愤怒，和虚假新闻有关，或者故意攻击那些支持其他竞选人的推特用户。

实际上，大多数竞选者都会借助于机器人信息为自己造势、或攻击其他竞选人。很显然的是，特朗普（1620万）在推特上的拥护者比希拉里（1140万）要多。并且，调查表明，在选举日当天，支持特朗普的机器人所发布的推文的数量是支持希拉里的机器人所发布的推文数量的5倍。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机器人大军表现得更活跃，或者说嗓音更大。

竞选期间，推特上遍布机器人信息，以假乱真。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机器人信息起到了引导舆论、影响人们选举的作用。此前，美国雷德兰兹大学政治学教授范维克滕（Renee Van Vechten）也表示，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的选举“是一场社交媒体的竞选”。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人们尚能比较容易识别出哪些推文是由机器人发布的，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总有一天，这类推文会以更成熟、更隐蔽的方式出现——人们甚至无法识辨这些推文是否来自自己的亲朋好友。

负面信息、假新闻影响大选

智囊团Demos调查发现，女记者、女知识分子特别容易成为网络喷子（internet trolls，注：在网络中指发表某种侮辱性言论挑起骂战，等待别人的攻击性回复）的攻击对象。而在这次竞选大战中，希拉里更是被骂声淹没。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之前，维基解密接连不断地爆出希拉里和她团队的负面信息，这些负面信息像病毒一样传播和扩散，而诸如“把她关起来”，称希拉里为“骗子”、“撒旦的奴仆”等口号，实际上是对希拉里的“侮辱”。之前，希拉里也曾形容对手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一群无耻之徒”。霍华德教授认为，竞选双方相互谴责、对骂，这种消极、负面的竞选手段，是对民主选举的伤害。

同时，一些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蔓延。Buzzfeed编辑克雷格•西尔弗曼（Craig Silverman）统计发现，在美国大选投票的前3个月，Facebook上和竞选人相关的假新闻的受关注度超过来自《纽约时报》、《赫芬顿邮报》等传统媒体报道的受关注度。并且这些假新闻中的85%是对希拉里不利的，比如最著名的一条莫过于：一名参与调查希拉里“邮件门”事件的探员迈克尔•布朗在枪杀妻子后自杀。很难评估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疯传的这些虚假信息会对选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会产生影响。

在讲座中，霍华德教授指出，美国法律并未规定候选人如何从事竞选运动，除了一条规定是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不能和候选人的竞选团队进行沟通或协调。再就是，假如候选人攻击对手的信息基础设施，也会受到法律处罚。比如，在2002年的美国参议院选举中，托宾（Tobin）等共和党竞选人干扰对方党派提醒选民去投票的电话，托宾因此入狱。

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新闻，又加上社交媒体可任意分享的特性，即使寂寂无闻的网页也有可能获得广泛的受众。但是不同于传统新闻收集、编写和把关，这些网页中的新闻难免捕风捉影，有假新闻。Facebook和推特都表示要治理各自网络中的假新闻。对于推特而言，很容易找到并关闭发布假新闻的用户，对于Facebook而言，就比较复杂，因为他们依靠“电脑算法”选择新闻。

“电脑算法”有助假新闻蔓延

有句俗话：“坏新闻就是好新闻”，负面的虚假新闻总能够广泛传播。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大选中，Facebook上呈现了现任教皇支持特朗普的假新闻，这则新闻的阅读量超过一百多万次，可之后澄清这则新闻是假新闻的信息却没有多少人阅读。

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Facebook的“电脑算法”（algorithm）。今年夏天，因为关注Facebook如何编辑选择新闻，几位比较保守的美国政客去Facebook参观，他们发现人工编辑们经常会选择一些荒唐滑稽的新闻进行推荐，存在刻意打压保守派新闻的嫌疑，他们提出质疑。不久，Facebook炒掉所有人工编辑，而完全依靠电脑算法来选择新闻做为热门话题。

电脑算法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收集用户的所有状态更新，包括所转发的新闻，以及点的赞和评论等，这些数据会被转化为相应的分数，这个分数决定新闻能否成为Facebook的“热门话题”（Trending News）。

用电脑算法貌似很公正合理，然而没几天，新的问题出现了：电脑算法推送了一条福克斯新闻女主播梅根-凯利（Megyn Kelly）因支持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选举获胜而被公司解雇的热门话题。该新闻在Facebook上获得20万人点赞。但实际上是则假新闻。

之后，热门话题中的假新闻层出不穷。显然，电脑算法不能够识辨哪些是真新闻，哪些是假新闻。

霍华德教授认为：炒掉所有的人工编辑，而单纯的依靠电脑算法，这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审查电脑算法是如何进行的了。

截止到2016年11月，Facebook在全球拥有17.9 亿用户，这个数字以每年16%的速度增长。此前，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拒绝承认Facebook是媒体公司，而只是科技公司。在霍华德教授看来，Facebook就是一家媒体公司，而且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司。

Facebook申辩不生产新闻内容，而只是提供平台，传播用户的新闻。而在2016年，Facebook支付给新闻出版机构、名人等5千万美元，为Facebook平台拍摄视频。

数据隐私谁来保护？

竞选期间，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重启对希拉里“邮件门”进行调查的消息发出后，支持特朗普的网络机器人并没有把这些消息推送给希拉里的坚定的支持者，而是推送给了一些关键州的犹豫不决的选民。几天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不再对希拉里提出新的指控，但是机器人信息并没有撤回之前的信息，也没有推送新的信息，而是继续向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推送“把她关起来”等对希拉里不利的信息。是谁在收集“犹豫不决”选民的数据信息，又是谁将他们提供给需求方？霍华德教授认为，这显然侵犯了人们的数据隐私。

社区网络研究者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曾撰文表示：“在大数据时代，你甚至不知道你的隐私在什么时候被泄露出去的。”伴随大数据的发展，信息获取与隐私权益的冲突将会愈演愈烈。

欧盟对数据的保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1995年，欧盟通过了《数据保护指令》， 2002年，欧盟发布了《隐私与电子通讯指令》，2009年，欧盟通过了《欧洲Cookie指令》。2015年12月15日，欧盟执委会通过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等，这一系列法律法规都对个人数据进行保护。但是美国的情况却大相径庭，至今，美国并没有单一的法律针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进行保护。

针对社交媒体所面临的假新闻蔓延、数据隐私被泄露等情况，霍华德教授认为：不该指望某些平台、或者公司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要依靠法律，因为依法可以找到假新闻的源头，可以保护人们的数据隐私，可以对平台进行监管。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正如霍华德教授在爱丁堡讲座的结束语：社交媒体在扼杀民主？是的，但是，不一定非得是这样。社交媒体在扼杀民主？是的，但是我们可以阻止。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责任编辑：魏城）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击败希拉里•克林顿，令众多观察者大跌眼镜。在选前，民意调查机构普遍预测希拉里获胜，绝大多数国际主流（严肃）媒体也公开支持希拉里。在这种情况下，当选举尘埃落定后，很多人对选举结果的解读是，这是美国大众对精英投了否决票，甚至是精英被“打脸”，国际主流媒体被“打脸”。

但这种说法混淆了预测机构与媒体的功能。的确，许多民调机构的预测错了，但这一情况在各国选举中很常见。民调受复杂因素影响，“测不准”是常事。如果预测总是正确，选举的悬念又从何谈起呢？更需要指出的是，媒体报道、评论的性质，与民调机构的预测是完全不同的。媒体只负责报道事实和发表评论，不负责预测。本次大选前，绝大多数主流国际媒体并未“预测”希拉里获胜，只是“建议”选民支持希拉里。

另外，用精英和大众（草根）这两个标签来笼统地指代希拉里与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够准确。数据并未显示，给特朗普投票的人，平均收入水平就比给希拉里投票的人低，相反，支持希拉里的很多是经济地位较低的少数族裔。更准确地说，最坚定地支持希拉里的“精英”，其实更多呈现出一种“知识精英”的特征：几乎所有的国际严肃媒体，几百甚至上千名知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家，都公开呼吁选民为希拉里投票。这并不等于他们预测希拉里获胜，相反，正是因为看到了特朗普当选有很大可能性，也有很大的危险性，国际主流媒体与严肃学者才纷纷发声，试图阻止这一场景的出现。

同时，也不能笼统地说“媒体”都站在希拉里一边。本次选战中，虽然绝大多数严肃媒体在最后时刻纷纷表态支持希拉里，但另一种重要媒体——社交媒体，对选民心理和决策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竞选过程中，大量不实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虽然对双方不利的假信息都有，但通过夸大其词甚至造谣来丑化希拉里的消息更多，在社交媒体上泛滥成灾，不少来自带有白人至上主义色彩的极右翼网站。虽然信息垄断的被打破、信息自由总体上是一件好事，但是严肃媒体影响力减弱，迎合种族主义情绪与恶趣味、带有操纵性意图的信息增多，其对民主可能产生的毒化作用，也令人担忧。

的确，国际主流媒体在两位候选人之间公开明确表态、站队，这在美国大选历史上比较罕见。但这也是有原因的：特朗普这样的人成为美国两大党之一的总统候选人，也是比较罕见的。非常之时，有非常之事。那些反对特朗普、建议选民投给希拉里的主流媒体，主要强调的是特朗普的危险性。同时，绝大多数如此建议的媒体，也客观、公正地指出了希拉里的不足之处，如精英派头、不够“接地气”、难以得到大众信任等。只是它们认为，相比于希拉里的缺陷，特朗普的缺陷更严重，也更危险。主要出于对社会负责的考虑，他们建议选民支持希拉里。

具体而言，第一，特朗普身上带有比较明显的反智、蒙昧色彩。特朗普鄙视自由世界几百年来沉淀下来的民主原则、族群交往规范、彼此尊重的社会伦理，也没有显示出对复杂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对复杂政策的把握能力，更愿意凭直觉做出简单化的判断。他拒不承认已被科学界普遍证实的全球变暖风险，拒绝履行美国在阻止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国际义务。他用一种比重商主义还要粗糙的零和思维看待国际贸易问题，违背国际经济学常识。经济学家通常被认为在社会科学界“偏右”，但这次破天荒地有370位经济学家发表公开信反对特朗普，不正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吗？

第二，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主要依靠挑动族群对立和仇恨。民主（democracy）的字面含义是“多数人的统治”，但在现代自由民主制中，民选领导人必须成为一个超然于不同族群、利益团体之上的人，一个团结的民族国家的象征，必须发挥中立和居间协调的作用。把自己打扮为一部分人的代表，怂恿对“他者”的仇恨，很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和民主的劣化、毁灭。的确，美国自由派强调的“政治正确”在实践中会出现一些机械、矫情的现象，但很多反对性别、族群歧视的人，也不一定赞同chairman必须写作chairperson，影视剧中的黑人绝不能是负面角色，边界开放无条件允许非法移民流入，屠宰场中的动物也要享受福利等。有的人觉得矫枉过正的地方，可以通过正常的利益博弈渠道来解决。而反对“政治正确”却是个无底洞，很多人很可能借机宣扬一些黑暗、原始的东西，导致族群仇恨和冲突，甚至更严重的种族隔离等问题，这是值得警惕的。

第三，特朗普的个性和脾气有很多不适于做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地方。特朗普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拒绝通过沟通与讨论来发现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在选举前夕甚至暗示，假如选举结果对自己不利，将不会予以承认，这已经冲破了民主政治的底线。他更多展现出头脑封闭而非头脑开放者的特征。一些人估计特朗普在入主白宫之后会改弦易辙，更负责任，但从特朗普迄今为止的表现来看，情况并不令人乐观。讽刺的是，在1930年代，也有很多评论家认为希特勒是个“小丑”，最终将被“建制派”驯服。当然，特朗普不是希特勒，但他的很多竞选言辞和策略让人联想起法西斯主义，这样的苗头是极为危险的。

对上述的特朗普的危险性，国际主流媒体已有连篇累牍的论述与强调。但最终，美国民众也许主要出于一种求变思维，选择了特朗普上台。希拉里自身的不受欢迎，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即使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国际主流媒体也没有以一种“成王败寇”思维扭头转变立场，而是坚守自己的原则，继续严厉批评特朗普，希望他能变得文明和负责任起来。毕竟，民主、文明、包容的建设筚路蓝缕，其毁灭却往往在顷刻之间。始终提醒这种可能性，维护来之不易的文明成果，正是严肃媒体的职责所在。为了捍卫文明，严肃媒体既不会对权力屈服，也不会简单地对汹汹涌来的“民意”屈服，而是把理性视为唯一的“法庭”，把公共利益视为唯一的旨归。

当然，在经历这次的“特朗普惊奇”之后，国际主流媒体尤其是美国自由派媒体也在进行反思，比如自己是不是变得脱离大众了，是不是过于重视文化、价值观议题而忽视了经济议题，这种理性的反思有利于媒体自身的进步。但这种反思绝不意味着放弃曾经做出的深思熟虑、负责任的判断，更不意味着转而赞同特朗普的那些危险观点和理念。当然，假如特朗普在执政后受到宪政制度和公民社会的约束，变成一个文明和负责任的领导人，主流媒体也会公正对待他。但只要特朗普的危险性一天存在，严肃媒体就一天也不会放弃自身的“警报器”功能。

就中国而言，目前来看，中国舆情对特朗普上台的反应显得有些过于乐观。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为美国“白左”受到惩罚而欣喜，还是梦想特朗普能把美国“搞垮”而让中国得利，都代表了一种幼稚的思维。本次选举不是一场稀松平常的美国政府换届，相反，特朗普上台很可能是世界史的又一个重大转折时刻。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我们可以幻想自己什么也不做、世界就会自动“进步”的时代结束了，一些更带有20世纪上半叶和19世纪特征的迹象重新显现了。短暂的令人乐观的21世纪可能正在发生剧变，世界可能变得更加动荡而危险。在此情况下，中国应该少点盲目乐观，多点审慎和危机感。

（注：本文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

在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推出Facebook以来的12年里，全球媒体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他在读本科期间创立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如今这个平台已是全球最大的新闻分销商之一。

印刷版报纸传统上受到物理分发成本的约束，相比之下，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具有以有限成本、甚至无成本方式跨境传播信息的威力。这给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好处，他们能够空前便利地获取信息。这也带来了责任。

鉴于Facebook在虚假信息传播方面扮演的角色所引发的争议，该公司要回避这种义务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美国大选之前，党派性网站发送的假消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很难衡量这些假消息影响选民的程度。但鉴于一半以上美国人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其中1.5亿从Facebook获取新闻），这明显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也并不只是Facebook感受到压力。聚光灯在周一转向谷歌(Google)，因为它在搜索排名中突出了一则虚假报道，称特朗普已经赢得民众选票。

扎克伯格辩称，Facebook是一家技术公司，而不是一家媒体公司。不像传统的新闻媒体有编辑来策划内容、检查准确性和保持平衡，Facebook让工程师编写算法，根据用户的历史偏好来选择新闻。扎克伯格不愿让他的公司担当真相的仲裁者。

谷歌、Facebook、Twitter、优步(Uber)和Airbnb从一开始就采用的网络商业模式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它们都是“轻资本”的。围绕这些网络究竟如何被使用的道德和财务责任不那么清楚。这有一定道理：如果有人打电话威胁你，你不能责怪电话公司。

随着这些企业发展壮大，它们的责任负担也随之加大。就连Facebook员工也发现该公司的辩护缺乏说服力。其中一些人成立了一个非官方工作组，调查他们的平台在传播假消息方面起到的作用。

Facebook不只是一个21世纪的报刊亭。它在传播信息、鼓励信念和观点相似的人们在彼此之间分享新闻方面，发挥着复杂得多的作用。

对于把一切都扔给算法这种做法的固有危险，已经得到了默认。Facebook和谷歌两家本周已采取行动，限制在散布假消息的在线平台上投放广告。如果这两家公司能够分辨哪些网站在传播错误信息，那么它们也应该在屏蔽掉那些公然谎言方面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这不是一次性的选举戏剧。随着某些政界人士不择手段地吸引支持，发现事实正变得更加重要。

调整技术、使其起到监督作用，这里的挑战是艰巨的，而Facebook和谷歌这样的公司担心干预内容的性质会被指责存在倾向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们必须肩负起区分真伪信息的一部分责任。

译者/和风

从大选期间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头条文章来判断，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时常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

“专家”认为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遭受了脑损伤。或者她可能正试图隐瞒自己酗酒和吸毒。由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最终发现了她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的犯罪证据，她还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起诉，不过纽约警察局(NYPD)在发现了她与洗钱和涉及侵害儿童的性犯罪有关的令人震惊的证据后，可能率先出击。

在记忆中这场最激烈的美国总统大选到达白热化的时候，互联网上也在进行一场竞赛。铺天盖地的假新闻——许多旨在损害希拉里的形象或抬高她的对手——只是家常便饭。其中包括阴谋论、误导、偏见、骚扰和仇恨言论，这些内容被制作出来专门在如今成为大众传播和媒体消费核心的数字网络上散播。

据批评人士称，随着长久以来的党派分歧日益激化，数字化平台促成了一种危险的部落文化。同时，这些平台还进一步破坏了人们对传统媒体渠道的信任，两极分化的选民中的许多人发现，他们早已持有的偏见和毫无根据的怀疑很容易找到支持。

大选后的余震使得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饱受批评——特别是Facebook和Twitter——并促使它们承认需要改变现状。“在科技行业，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纽约的科技投资者约翰•博思威克(John Borthwick)称，“这些平台处于我们民主的核心。有些事情开始错得离谱了。”

千夫所指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后爆发的强烈反弹集中针对假新闻：伪装得像真正的新闻文章一样的虚假报道，其来源有时是专门为造假而捏造的。其中部分所谓的新闻在Facebook上疯狂传播、在Twitter上被广泛转发或者被谷歌(Google)的搜索算法推广，最终成功渗入了大众的政治讨论中。

其中包括一篇来自子虚乌有的刊物《丹佛卫报》(Denver Guardian)的“报道”：一名被疑泄露了希拉里私人服务器上邮件的FBI特工被发现死于谋杀或自杀。凭借Facebook标志性的新闻传播速度，这则新闻在该社交媒体上以每分钟100次的分享速度迅速扩散。

并非所有的虚假消息都有利于那位共和党候选人，但大多数假消息确实如此。新闻网站BuzzFeed的一项分析显示，在美国大选最后3个月Facebook上引发最多网民参与的20条虚假消息中，有17条要么支持特朗普、要么反对希拉里。虚假报道还触及了另一个痛点：Facebook用户参与这些虚假报道的程度，超过对几家传统媒体公司最热门的20篇报道的参与。

Facebook上虚假新闻的病毒式成功传播、以及此类文章的分享使得竞选局面向特朗普倾斜的可能作用，在该公司内部引发了极大的担忧。

“现在人们对大选结果很焦虑，有人质疑Facebook和其他企业可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名知道该社交网站内部讨论情况的知情人士称。

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上周表示，当不再可能分辨“是与非，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时代……那么我们就有麻烦了”。

在硅谷，占主导的自由文化仍然因大选结果而处于震惊之中，有人开始指责这些世界最强大的科技公司在大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人们需要站出来指出这些平台实际成为了双方的宣传机器，”成功的创业者、如今身为Y Combinator投资人的简彦豪(Justin Kan)说，“硅谷领袖应该呼吁Facebook做正确的事。”Y Combinator为互联网初创企业提供资金。

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反驳了很多批评，同时承认确实“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阻止虚假新闻传播。在大选后几天，他声称，认为虚假报道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大选结果，是“相当疯狂的想法”。但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得他在上周末制定了一些该网站将采取的措施，以解决该问题。

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大选后采取这些措施，突显了他们承受的行动压力。上周，谷歌和Facebook采取行动禁止其广告出现在带有虚假新闻的网站上，这一迟来的举动是为了削减说谎网站的利润。Twitter暂停了一批与美国右翼极端组织有关的发表仇恨言论的“另类右翼”(alt-right)账户。

自大选以来浮现的证据表明，数字平台将不得不采取更多行动铲除其系统内的不实消息和骚扰信息。这些平台不仅接收了虚假新闻，还容忍了更广泛的欺骗行为。

据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互联网学院的教授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Howard)表示，模仿人类发帖的自动系统bot，在很大程度上对Twitter上虚假新闻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称，在所有有关大选的Twitter帖子中，约有五分之一来自发出大量帖子的账户，明显表明这些账户是bot而非真正用户。

“数字化开脱”

谷歌的算法也表现出漏洞。例如，有关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常常是右翼攻击的目标——去世的虚假报道已经出现一周了。

但11月20日在谷歌上搜索“乔治•索罗斯”，这条报道仍然出现在谷歌搜索结果首页新闻栏的首位上：“爆炸新闻：乔治•索罗斯去世”。该报道来自一个名为“事件编年史”(Event Chronicle)的网站。

Facebook的扎克伯格称，该网站传播的新闻中只有1%是假新闻。但是考虑到如今将近一半的美国人都把该网站作为新闻获取渠道，该数字代表着相当庞大的传播量。此外，霍华德称，在Facebook上运营的bot小组的位置表明，大量虚假信息都是针对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等摇摆州的Facebook用户，这可能扩大了虚假信息的影响力。

数字化平台没能阻止潮水般的不实信息，这使人想起了传统媒体世界的抱怨——数字化企业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他们被指责在保护版权问题上所做的一样。

谷歌、Facebook一直拒绝将自身描述为应对所发布内容负责的传媒公司或出版机构。

“这些公司在进行‘数字化开脱’，”新闻集团(News Corp)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表示，“他们当然是出版机构，作为出版机构有责任保护并突出消息来源。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以来，一些伟大的报纸一直坚守这一神圣的职责，你不能仅靠声称‘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就让自己免于承担这一职责或合规成本。”

伴随最近出现的其他丑闻（如Facebook错误的计算方式导致其视频广告的观看次数被夸大），对假新闻的愤怒加强了要求互联网公司视自身为传媒公司的呼声。

“计算方式、假新闻、极端内容等问题突显出，新媒体或社交媒体公司并非科技公司，而是媒体公司，”世界最大广告集团WPP首席执行官苏铭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表示，“它们应对自家数字渠道的内容负责。”

然而，互联网平台遵循的商业准则可能不会给他们任何激励来承担此类责任。清除虚假信息“一直都非优先事项，”博思威克说，“内容往往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正是更多分享、更多连接。”

Facebook一名前员工也表示，公司的管理方式或许加剧了假新闻的传播。Facebook的工程师们只关注提高“参与度”——点击、点赞、评论、分享——作为评估所有新功能成功与否的主要指标。新功能通常要经过6个月的“密集测试”才能发布，在此期间，提升这些指标的压力很大。

“参与度就像毒品，”Facebook一名前经理表示，“没人受到激励去批判性地思考意想不到的长期后果。”

这或许还带来了“过滤器泡沫”问题——让用户处于一个大家都持相似观点的回音室中。

更糟糕的是，追求参与度本身可能会加剧这一问题，增加愤怒、仇恨以及不准确信息的流动。简彦豪表示:“有很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分享的未必是他们调查过的信息，而是那些激起他们情绪反应的信息.”

博思威克还表示，那些带来最强烈反应的帖子“是新闻推送的最爱”。因此，Facebook的工程师们有动力将这些新闻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这助推了那些深化政治分歧的信息的传播。

改善空间

还不清楚互联网公司将在多大程度上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注意力已经投向用来清除假新闻的算法，许多专家认为这一领域有改善空间。

扎克伯格并未提及批评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Facebook是否应该雇用人工编辑。博思威克等批评人士表示，考虑到社交网络的规模，利用人工对内容进行详细过滤是不现实的。

但他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互联网公司还是应聘请“公众编辑”，后者能帮助在产品设计及其他影响他们服务使用方式的问题上确立准则，塑造思维。

此类呼吁可能仍旧得不到理睬。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助理教授本•埃德尔曼(Ben Edelman)说：“他们打造的文化与他们雇用的人”意味着Facebook等互联网公司根本不会认可有必要建立编辑敏感性。

文化上的鸿沟更深。在Twitter上，对言论自由的承诺使得该网站对清理网络骚扰一直犹豫不决，该公司上周才迟缓地采取新控制措施防止欺凌、种族主义和妇女仇视，尝试弥补这一缺陷。

扎克伯格也持类似的立场，他认为Facebook更多是一个沟通平台，而非一家传媒网站。“我们相信要让人们发声，这意味着支持让人们随时随地分享自己想要分享的东西，”上周他写道。

但在一个互联网用户的声音被突出的世界，传统权威变得无声。上周在接受《纽约客》(The New Yorker)采访时，奥巴马抱怨称，在Facebook页面上，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对全球变暖的阐释看上去并不比一个收了钱的气候变化否认者的言论重要。

他补充道：“人们传播错误信息、胡编乱造的阴谋论以及用极为负面的言论抹黑反对者、并让其无法进行任何反驳的能力已经大增，这将加剧选民分化，使得正常的对话都变得非常困难。”

在这场存在严重分歧的美国大选后，Facebook的用户正进一步退入他们的“过滤器泡沫”。霍华德表示，失败的痛苦使得失败一方的许多人已在大量“解除与投票支持对方候选人的人的好友关系”。

结果很可能在不同群体间造成更深的裂隙。这只会加剧一种氛围：很多人都太容易相信关于反对阵营的最具偏见或最不准确的信息，并大声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

译者/何黎

居住在北京的刘女士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该上小学的儿子送入了位于东三环边上的一所国际学校，虽然每年近25万的学费占到了家庭收入的二分之一，刘女士却觉得十分值得。“国际学校的价格虽然远超普通小学的价格，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是十分有好处的；身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中国，没有学区房或者是户口的孩子面临更加贫乏的公立教育资源。我们希望孩子以后可以出去看看，也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全力让孩子快乐成长。”

仅仅在十年前，国际学校在中国还是“贵族学校”的代名词，随着中高产阶级收入的增加和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国际学校也逐渐投入中产阶级的怀抱。瑞士投行瑞信在《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达到1.09亿名，位居全球之首。而中国传统尊师重教的理念又让很多家长心甘情愿勒紧腰带去让孩子接受国际教育。智研数据中心预计，目前中国国际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已经超过236,400名，而中国国际学校的市场规模也从2010年的10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4年的213亿人民币。

此外，中国留学生年轻化趋势也客观上促进了“从摇篮到高中”的民办国际学校的发展。日前，中国教育在线组织的《低龄留学调查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在高中及高中以下阶段就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意向。在拥有出国留学意向的学生中，初中以下阶段学生占比22.58%，初中阶段学生占比32.26%，高中阶段学生占比22.58%。从娃娃抓起的国际教育虽然花费不菲，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可以让孩子更快适应海外学习生活，并且免受国内公立教育的辛苦。对此，惠灵顿中国的教学总监何迈德博士表示赞同。“在国外当教授期间，我发现很多中国的留学生虽然英语十分流利，但是却并没有西方人的思维，我想这和他们的基础教育有一定的关系。”

“类似惠灵顿这样的高端国际学校，将会在未来几年里快速发展。”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笔者，“除了双语学校，很多国际学校也是有漏洞可钻，一些中国籍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花钱让孩子取得小国的国籍，然后把他们送到国际学校。近年来赴港生子和赴美生子的热潮也会给国际学校带来大量的生源。”

在国际学校市场迅速发展的背后，也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资本的巨大作用。据报道，中泰桥梁拟在北京朝阳和海淀两区建设两家国际学校，其预计两校区将在2016年和2017年开学，招生规模在5000人。银润投资拟投资17.6 亿元也将在北京打造2所国际学校。中泰桥梁两所国际学校将贡献约10亿元的收入和4亿元的净利润。房地产商在地产不景气的今天也开始打国际学校牌，惠灵顿学校的中国合作方是陆家嘴集团，后者正致力于将惠灵顿学校所在的前滩地区打造成为上海的新地标。2015年，万科联手深圳中学共建万科梅沙书院，上海万科也在2015年宣布成立一所9年一贯制私立学校——上海万科双语学校。碧桂园在1994年就创办了一所IB国际学校，并且尝到了教育房产的好处。去年，碧桂园于2014年成立碧桂园教育集团，将旗下所有学校归到教育集团管理，为教育集团分拆上市做好了铺垫，并且准备在未来几年建立30所纯IB学校。

而国际学校真的能够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他们所期望的高质量且轻松的教育吗？这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某位美国常青藤大学的亚洲区面试官在定居上海期间就将自己的孩子送入了上海市的一家公立小学，“其实西方私立高中也是很苦的，想上好的大学，只有快乐教育是不够的。我觉得中国的基础教育会让孩子得到更加扎实的训练。”这位女士如此评价。

而面临数目众多的国际学校，如何选择也成为了令家长头疼的问题。“目前似乎除了考入西方名牌大学的升学率，也没有标准化的选择。”一位家长无奈地表示，“这和国内的重点中学有什么区别呢？”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让我们大感意外的是隔壁房子的剧变。我们知道它是套空置房，长满苔藓的花园里野草不断疯涨，楼上的窗帘也从未开过。但一天，一纸公告后，液压式挖掘机就把房子一拆而光，明年底，此处将拔地而起一幢由16套公寓房组成的住宅楼。

一夜之间，我们就与东京的一处建筑工地毗邻而居。这可一点都不有趣。工地每周工作6天。要是在伦敦、巴黎或是旧金山，肯定会引发居民愤怒的抗议潮——请愿书、警告小区从此特色不再、甚至可能会闹出一、二桩官司。地方选举因选民减少支持而败北，等等不胜枚举。

然而在我们小区，当地居民却集体缄默，与东京港区(Minato ward)规划局局长野口隆彦(Takahiko Noguchi)的一番谈话道出了其中原由：“日本法律对拆除住房并无任何限制。”他说，“居民有权自由处置自己名下的地产，因此，小区居民无权阻止其开发利用。”

以下是不可思议的事实：2014年，总人口1330万、几无空余建筑用地的东京都新开工住房数为142417户，超过了整个加州的许可建房数（83657户），也超过了英国全国（总人口5430万）的新开工数（137010户）。

东京新开工住房数稳步上升，这与更加不同寻常的事实紧密关联。与西方大城市房价暴涨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东京的房价基本原地踏步走。离谱房价造成西方城市畸形式发展：导致年轻人与老年人对立、富者更富以及剥夺人才涌向好工作云集地段的机会。

这并非人口不断减少造成的结果。日本与其它国家一样，也经历了“回归城市”潮。位于东京中心地段、面积20平方公里、寸土寸金的弹丸之地港区，过去20年总人口从14.5万增至24.1万，大约增加了10万人，大幅增长66%。

在总面积121平方公里的旧金山，过去20年，也增加了约10万人（总人口从74.6万增至86.5万），增长了12%。然而，旧金山与伦敦的房价过去20年分别飚升了231%与441%，东京港区在人口增加的同时，20年间房价仅仅增长45%，而多数涨幅还是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2013年推出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所致。

东京的街头巷尾并无烦人的房价热议，因为房价多年来增长不多。买房还是租房并不是了不得的人生大事。相反，日本政府不断向国民交付质量稳步提高、地处不同地段的更多房源。

而在很多国家，城市住房已演变成现今最重大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如果更多英国人移居到首都伦敦，他们还会公投支持脱欧(Brexit)吗？）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东京为何有此了不起的成就、房源持续供应情况下的房价为何能保持基本不变以及从中可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与日本多数机构一样，日本城市规划最初完全借鉴西方模式。“我们的规划与美国大同小异。”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城市工程学教授小泉冈田(Junichiro Okata)说。

城市按不同功能划分为商业区、工业区以及住宅区。商业区可按业主自己意愿建房：东京的高招之一就是在原先绕东京湾的工业区不断兴建高层公寓楼。但在低层住宅区，建房则有着严格限制，很难获得重新规划的权限。

在分区规划下，土地所有者拥有很多权力。事实上，日本宪法规定“拥有或持有的物权神圣不可侵犯”。私人开发商不能强迫业主出售土地；地方政府也不能阻止个人开发土地。诸位若想建一幢正面装饰粉色贝壳的仿哥特式城堡，完全是自己说了算。

在加州沿海城市，分区规划已导致城市建设处于瘫痪状态，新房供应难以为继，原因是现有业主阻止进一步开发。这与上世纪80年代的东京如出一辙。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房价因大肆投机而形成巨大泡沫，境况比同时期的伦敦与纽约更甚，日本许多经济学家都齐声谴责规划与分区政策，指其是减少房屋供应的罪魁祸首。”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地理学教授索伦森(André Sorensen)说，他就日本的规划政策写了大量文章。

但是，正是上世纪8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奠定了东京中心城区未来建房的基础，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Mori Building)房产公司顾问Hiro Ichikawa说。楼市崩盘后，开发商手中只剩高价屯积的写字楼地块，而这些地块当时已无人问津。

上世纪90年代，地产商的不良贷款使日本金融机构濒临崩溃，于是政府放松了楼市开发政策，最终以2002年出台《城市复兴法》(Urban Renaissance Law)而告终。该法给重新分区规划大开绿灯。写字楼地块重新规划为住宅区。“为了帮助经济从泡沫中恢复元气，日本政府放松了城市开发的监管。”Ichikawa说，“多亏了当初的楼市泡沫，否则东京就会与现在的伦敦和旧金山一样束手无策。”

过道与公共用地不计入公寓房建筑面积，导致公寓楼在现有区划内越建越高，而如今正在讨论中的议案则允许业主重建更大面积的住房，前提是他们必须拆掉按昔日地震标准建造的房屋。

这条法律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贯彻落实，允许业主拆旧建新意味着他们能很快从中获利。“城市规划法以及建筑法都由中央政府制定——甚至微小细节都写入了全国性法律。”冈田说，“地方政府在房屋开发方面，基本没啥发言权。”

“不重建这些房屋，我们就无法在地震中保护国民生命。”野口隆彦说，这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主流观点：所有建筑都是满足一时之需，而且可随意拆除，这是东京与西方大城市另一本质差别。“东京目前还有很多旧建筑云集的地段，可以增加住房容积率。”

持续不断的重建很好解释为何东京住房新开工率如此之高：住房的净增加数量低于以往。但与我的隔壁邻居一样，重建通常可以增加住宅密度。

但所有这一切都得付出代价，并非财政支出，而以其它形式“兑付”。一言以蔽之，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现代城市面貌往往奇丑无比，它们在视觉效果上对建筑并无统一协调，基本未留出空地，‘高质量建筑’通常意味着‘抗震效果好’。

东京有些年代更为久远的反乌托邦式公寓楼与工业为主的西伯利亚可以说不相上下。仿哥特式城堡并非异想天开之作：诸位不妨可以造访正对目黑区(Meguro)运河的Emperor情人旅馆。最让人扫兴的莫过于东京郊区，一排排紧挨着的廉价木质活动房。

“日本的规划制度完全放任自流，它真的是崇尚无为而治；而且日本规划制度是集权化与标准化至上。这意味着它可灵活应对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冈田说。

“另一方面，日本不太擅长原样复制某国某个特定城镇。它无法建造出像英国或欧洲等国的迷人城市。”冈田希望中央政府能大幅放权于地方政府。

然而也不尽然。在私家住宅这一层面，如果诸位“视而不见”自己邻家房子的话，那么东京充斥着创新与美景。由于日本建筑师可以自由地建造房屋，因此该国不断涌现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得主并非偶然。

日本的城市化——全向十字路口(“scramble” pedestrian crossings)、狭窄的街道、人口稠密以及异常发达的公共交通——毫无疑问会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样板。

最重要的是：东京又是公平的。丑陋的建筑里既住着穷人，也住着富人，廉租房同样如此。而在伦敦及旧金山，美景人人都有份，只是有些人身处贫民窟欣赏它，而有些人则坐在九霄云天的豪华飞机中纵情俯瞰它。

罗宾•哈丁是《金融时报》东京分社社长

译者/常和

2016年11月接近尾声时，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传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到11月13日，年度总票房突破400亿大关，到年底很可能超越去年的440亿；坏消息是，这个数字离年初展望的600亿票房遥不可及。

如果说2015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是个美妙的童话，那么11个月以前，几乎所有业内人都相信2016年会是篇波澜壮阔的神话，两个月后，狂卷30亿的周星驰贺岁喜剧《美人鱼》更验证了这番愿景。然而，《美人鱼》是神话的开始，也是神话的结束。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中国电影的诸多“神话”被逐一打破。

保底神话光辉褪尽

由于资本的迅速涌入，自2013年起，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形成“无保底不发行”的怪异局面。所谓保底发行，就是发行公司向制片方承诺一个票房目标，没有达到也按这个目标支付制片方分账票房，超出了分账比例则对自己更有利。新老公司争相以这种承诺抢夺卖相上佳的影片：2013年华谊3亿保底《西游降魔篇》，博纳4.5亿保底《后会无期》，2014年中影等5亿保底《心花路放》，这些影片无不大卖（排第三的《后会无期》也拿下近7亿），使得今年的保底潮比往年来得更加猛烈，仅暑期档就有5部国产片享受这份待遇。

但在不断变冷的市场面前，往日大超保底额的盛景不再重现，暑期票房冠军《盗墓笔记》拼尽全力才突破10亿，但保底也有10亿！小鲜肉代表吴亦凡的两出青春片《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和《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都保底4亿，但超人气并没转化成相应的反馈，前者3.37亿，后者仅1.52亿。但这不算最惨的，昔日港片大亨向华强重出江湖，号令众星力捧的《封神传奇》被博纳保底10亿，最终只换来2.84亿，还被冠以烂片之王，令王者脸面无存，博纳经此一败，火速把原定暑期上档的尔冬升新作《三少爷的剑》延后到12月。

可以说，2016年彻底毁掉“保底发行”的光辉形象，露出难堪面目。

IP神话原形毕露

“保底”的惨败，也让被反复炒作的“IP”原形毕露：上面提及的《盗墓笔记》，《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和《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都有同名小说打底，《封神传奇》更是建立在老少皆知的《封神榜》基础上，它们都想蹭原作的强大热度，把粉丝效应利用到最大化。

《盗》企图复制题材相近的《寻龙诀》，后者以16亿完胜，《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希望和赵薇的《致青春》平起平坐，也能到手7个多亿，《封神传奇》的如意算盘是：既然打着《西游记》名号的《西游降魔篇》，《西游记之大闹天宫》都能横扫票房，那我拿另一古典名著戏说神侃，应该也能讨观众欢心。结果除了《盗墓笔记》勉强达标，其余都没赢得市场青睐。

暑期档另一部和期待值相差甚远的IP电影是动画片《大鱼海棠》，这是一个足足酝酿了12年的IP，从2005年的7分钟同名短片起就吊足大家胃口，千呼万唤始出来，被认为是可以媲美去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重磅炸弹。可惜上映后并没出现“自来水”推动口碑引爆票房的愿景，反应呈两极化，有说唯美之极催人泪下，有说空洞幼稚故事不通，虽然凭借话题效应拿下5.6亿，但远远比不过《大圣归来》的轰动和激起的情怀。

在编导演和制作水准普遍低劣的前提下，一味寄希望于用广为人知的IP吸引观众，就算收一时之效，必然经不起考验。在这点上，有另两部作品虽然票房并不出挑，却是成熟IP成功转换为电影的典型：一部是根据安妮宝贝小说改编的《七月与安生》，细腻感人，凭上佳口碑赢下近1.7亿票房，在文艺片中已算翘楚，马思纯和周冬雨以丝丝入扣的合作拿下金马奖史无前例的双影后，成为年度影坛佳话；另一部《驴得水》是“开心麻花”继《夏洛特烦恼》后的又一次舞台剧IP电影化尝试，和纯粹搞笑的《夏》不同，《驴得水》的寓意深刻，充满黑色幽默，虽然极其舞台剧的风格引发争议，但逾1.7亿成绩证明，良心之作依然能获得相当共鸣。

名导神话戛然而止

延续了3年的“郭敬明神话”，在2016年戛然而止。从2013年到2015年，这个跨界导演新秀以《小时代》系列拿下17.9亿票房。尽管其作品的价值观，表现手法引起强烈争议，但资本市场和影业大佬都视其为点石成金的营销神人，对其粉丝效应引发的巨大赢利空间深信不疑，国庆档推出的《爵迹》被认定又将开启一个不亚于《小时代》的系列IP。该片集合范冰冰，杨幂，吴亦凡等众多当红偶像，打出内地影史首部真人CG电影的噱头，据说砸下2亿重金，是郭敬明急欲摆脱肤浅标签，打造漫威式电影宇宙的野心之作。但膨胀的心态，导致作品的世界观过于庞大，角色关系复杂，难以消化，大力鼓吹的CG效果也令人失望，人物面目失真，表情呆滞，浪费了大好偶像资源。对《小时代》狂热捧场的粉丝并没有把相同的关注倾泻在《爵迹》上，该片最终以3.8亿草草收场，让一贯傲娇的郭敬明甚至说出“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们才不会骂《爵迹》”，其承受的压力和沮丧可见一斑。

另一个被冷嘲热讽的昔日神话是冯小刚。3年前的《私人订制》虽然再次证明他的贺岁喜剧号召力，却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他有史以来的最差作品，这次他卷土重来，想在自我突破和市场认可间取得最大平衡。玩圆形画幅是自己高兴，但用范冰冰是很明显的商业考量，《我不是潘金莲》最初定档国庆，挟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影后威名和影评人一片叫好声，本来前景大好，可惜档期延迟后就像中了邪：定档的11月18日被好莱坞猛片前后夹击；遭遇范冰冰大学被赶风波；临到上映前冯小刚头脑发昏，以潘金莲口吻“阴阳怪气”地写信炮轰王健林，指责万达为报私仇压低排片，居高临下搅局的后果是导致网友强烈反感。《我》的最终票房估计4亿左右，看起来不算丢人，但离保底的5亿相差甚远，和冯导期待中的“把11月烧烫了”更不符合。3年前，网民劣评尚不足以影响票房大局，3年后自媒体当道的今天，口碑和网络情绪会迅速聚集成强大力量，左右电影的后劲。冯小刚使出数十年如一日的“老炮儿”狠劲，这次被还以眼色，时代变了，他还没有。

巨头携手神话变成对斗

年初《寻龙诀》大发神威，狂卷16亿时，媒体还在为幕后三大推手万达，华谊和光线的破天荒合作惊叹，展望影业巨头携手共创影市繁华的前景，谁知仅仅半年后就“神话”破灭，上演其中两大巨头万达和华谊势不两立的“悲剧”。这出大戏从暑期演到年尾，从《摇滚藏獒》演到《我是潘金莲》，让圈内外都知道了个中争斗。

“悲剧”的中心人物是原万达文化产业集团的副总裁叶宁，他正是促成《寻龙诀》三方联手的推手之一。今年春节未过，他就宣布辞职，1个月后成了华谊的CEO，此举令万达阵脚大乱，据说王健林得知后在办公室捶胸顿足，此后就传出万达院线对华谊电影一律“特殊对待”。摇滚老将郑钧找来好莱坞团队制作的动画片《摇滚藏獒》通过华谊发行时，黄金时段排片之少令他错愕，公开称自己是游戏规则的受害者，该片的惨败直接导致华谊发行高管被裁。到了《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冯小刚的信更将巨头相争的圈内事捅成了网络热门话题。

相当多的网友认为排片多少纯属公司商业决定，他人无权干涉，但也有专业人士对万达同时拥有制片和放映大权深表担忧，指出其可以利用院线打压对手，形成不公平竞争。当年好莱坞几大巨头也是如此垄断市场，后来被法院裁定放弃放映业务，如今内地市场也到了正视这个现象的时候。

“神话”逐一破灭，爆款寥寥无几（大破12亿的《湄公河行动》堪称样板），去年盛行的票补热潮（如去年几乎每天都有的9.9元看大片）退去后，市场对影片的真正接受度暴露无遗，不但国产片屡走麦城，引进大片的魔力也不再神奇，就连史上进口片最拥挤的11月（足足11部），也没有爆发出强大能量。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号称“最惨烈”的贺岁档：张艺谋的好莱坞巨制《长城》，金城武，梁朝伟等众星云集的《摆渡人》，章子怡和葛优联手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成龙新片《铁道飞虎》……。在起了个惊艳的开头后，2016年的内地电影市场，能否以一个爆发式的收尾，来挽救中间漫长的平庸和失败呢？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中国富裕的消费者不再通过买衣服鞋子来显示自己有钱，转而购买高端而低调的小众品牌，以满足他们对生活方式的追求。香奈儿、葆蝶家和爱马仕的包袋很流行，大多数消费者基于标签上的高价和更加精细巧妙的设计特征感知到这些品牌的独特性。比如葆蝶家的皮革编织设计和香奈儿的极简设计，与那些堂而皇之闪闪发光带着大标识的设计有所不同。

今后的趋势会朝着价格更高、有强烈传统精神内涵的小众品牌这个方向发展。这些小众品牌让消费者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例如男士鞋履公司Harrys of London，大多数鞋履的价格在每双300到500英镑之间。这家公司对中国男性客户的销量剧增，这些男士到伦敦寻找一些与众不同但工艺精良的产品。

另一个例子是上海滩（Shanghai Tang），这个品牌在中国客人中声名鹊起，因为它理解中国人对本土奢侈品牌与日俱增的自豪感。上海滩的网络业务发展与消费者关系管理部门总监席尔瓦•罗谢告诉我：“中国人想要一些他们在日常繁忙生活中能享用的东西，但要带一些巧妙而优雅的中国概念。”因此，这个品牌改进了产品线，使其“提供能融合时尚现代及个人私密的中国元素的产品”。

关键行动项目：限制产品供应和销售点的数量，专注于消费者的特定需求，使用仿冒者不易复制的工艺，比如Harrys of London和上海滩已经做的那样。

比如阿玛尼在中国曾经面临山寨的问题——乔治•阿玛尼本人说他看不出山寨货和正品之间有什么区别。与之类似的情况是蔻驰的帆布手袋也很容易被仿冒，卖盗版的市场把假货分成三个档次：便宜的国产山寨货，质量好一点的国内精仿，以及来自韩国的高端仿品。很难看出来正品与韩国高端仿制的帆布手袋或聚氯乙烯材质的手袋有什么区别。

高端真皮手袋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例如爱马仕的铂金包，或葆蝶家的交叉编织缝纫皮包，这些产品保持高端独特的风格，销售点的数量更少。与众不同且精湛的工艺也不太可能被仿冒。

移民与资本外流

许多中国最富裕人群的生活越来越不好过。2012年习近平开启的反腐行动动了真格，有许多富豪与他们的政治靠山落入法网。

很多人因为担心被捕而移民国外，把资金也带到了境外。许多情况下，富豪只身一人留在国内做生意，而家人移居海外。没有环境污染且户外活动丰富的地区受到移民的欢迎，例如悉尼、温哥华、西雅图和加利福尼亚。移居地点必须有良好的教育机会，并且有返回中国的交通便利。对地产律师和移民律师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机遇。路透社发现，截至2014年，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了曼哈顿房产最大的买家群体。

关键行动项目：卖给中国消费者不再意味着仅仅卖给中国市场。小众品牌需要创建全球中国消费者战略，并且为中国消费者出国购物做好准备。比如说，世界上最大的酒店连锁公司之一委托我的公司规划中国消费者战略，因为他们发现远在欧洲和亚洲的酒店里有许多客人是中国人。

培优与教育

中国精英人士中象征身份地位的新标识，是把孩子送到美国顶尖的寄宿学校读书，比如圣保罗的艾克赛特。英国的寄宿学校比如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也很受欢迎，但是没有美国学校那么热门，因为中国家长认为美国和中国是新的世界经济超级大国，想为他们的孩子建立交际圈创造机会。

就连中产阶级的中国消费者也花费不菲购买帮助提高孩子素质的品牌，以培养孩子进入声名鹊起的学校。例如对美术和音乐的课外活动和暑期活动的需求也很高。放假期间，小学生们被送到美国、澳大利亚甚至巴厘岛去学习英语。

关键行动项目：定位于提高孩子竞争力的品牌将会有很大进展。在中国进入顶尖学校的竞争非常激烈，就算最富有的家庭也担心孩子的未来。家长们购买一切能帮助孩子学得更好的东西，从人体工学的座椅和学习灯到自动铅笔，并花钱让孩子上美术和音乐班，以帮助孩子发展心智。

（吴怡瑶 译）

（本文节选自 雷小山新著《山寨中国的终结》（上海译文出版社）。雷小山是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的董事总经理。）

我爱你中国 心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2008年五月下旬，我在北京的一个演出场所参加“五一二”汶川大地震的摇滚义演。

在这场演出中，汪峰双脚跪在地上，激情地唱着《我爱你中国》，一场巨大的人道悲剧、同胞的伤痛被转化成对祖国的爱，果然是一首彻彻底底的主旋律摇滚。当然，更早之前，汪峰的《飞得更高》就是神州上天的主题曲，在08年北京奥运也被不断播放。

当晚压轴演出的是崔健。少年的我在八十年代末的台湾听他唱着《一无所有》，认识那个陌生的当代中国。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现场演出，非常兴奋又非常紧张，紧张的是他也会在这个场合同样滥情与媚俗。

崔健说，他写了一首歌特别适合送给汶川灾民，这首歌叫做《光的背面》，然后说了几句我们跟汶川人站在一起之类的话。

我很雀跃，老崔没让人失望。《光的背面》是多么贴切而诗意的比喻，毕竟还有许多人被压在瓦砾之中等待救援，在光的背面艰辛地生存着。

八年之后，崔健出版了十年来的新专辑《光冻》──专辑的同名歌曲正是从《光的背面》那个歌演变而来的。但在这里，人们不是在光的背面，而是在光的里面；而受困的不只是汶川地震户，而是当下的中国人。

打从崔健登台开始，他就在歌唱他所处的时代，用各种譬喻，尤其是爱情的譬喻，来表达一代人在变动时代中的挣扎、困惑，以及对出路的奋力寻找。

在八十年代末，他关切的是个人如何从旧的宏大叙事和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要拿下绑了三十年的《一块红布》，从《一无所有》中建立起新的主体性；在这个《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期，他的关键词是“出走”与“自由”──“埋着头，向前走”。

在九十年代，他批评“金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红旗下的蛋》）、“所有人的理想已被时代冲刷掉”（《混子》）；于是，当所有人放下了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与未来的思索，只有他是孤单地、不合时宜地对抗时代：“我孤独地飞了”（《飞了》）、“我只能迎着风向前”（《最后的抱怨》）、“我们不再是棋子，走着别人划的道/自己想试着站一站，走起来四处看看。”

到了新世纪的《给你一点颜色》，他不再直接用歌词唱出自己的困惑，而是化身成不同身份的中国人民去述说他们的故事，但对时代的观察依然准确，包括农民工问题。

又过了十年，当下中国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历史时刻。

《光冻》这张专辑引起了两极的讨论，有人认为专辑更晦涩难解，音乐上没有进步；有人则认为音乐上堪称又一张经典，并再次显示老崔对时代的敏锐观察。

我听到的是，老崔依然是令人佩服的老崔。在这样一个喧嚣光鲜但空洞贫乏的时代，他依然高举着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一如他在那些选秀电视节目的评审，依然谈论着似乎已经老掉牙的摇滚精神。

继续孤单地挺立着对抗这个新的时代。

这张专辑几度用梦来譬喻现实，而“中国梦”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梦吗？而他的姿态是一如他在九十年代，众人皆醉我独醒。

“闭上双眼，闭上了双眼/融化我在这冰的里面/今天夜里，你会带我走出/冰冻多年的梦里”（《光冻》）。

《阳光下的梦》同样是有光有梦，但是更为直接：

阳光下的梦/是个温暖的坑/我的汗水在流/可我的心寒冷

这是一个有着阳光，但让人心寒的巨大的梦。

这或许是因为“现实像条狗/就在你面前颤抖”──之前歌词一度是“就在你身上颤抖”。

于是，“让我向更远的地方走/在黑夜中流浪自由”。

这是崔健从八十年代以来的母题，也是西方摇滚乐中的重要主题：出走去寻找自由，即使遇到现实的重重桎梏，仍是不断向前冲撞：“突然他们倒下挡住了我的路/嘿 我不能够停止/因为我是个滚动的蛋”（《滚动的蛋》）。

在《死不回头》中，他更清楚地唱出他的悲壮：

我站在浪尖风口/南墙碰了我的头/我挺着身体背着手/风你可以斩我的首/废话穿透了耳朵/恐惧压歌喉/土地松软沉默/骨头变成了肉…

你是否还要跟我走/如果我死不回头/南墙突然张开个口/要吃掉我的头/它是否已经害怕我/知道我死不回头

这颗红旗下的蛋，三十年来不断地向前滚动，奋力地滚出那层层包裹着他的红旗与“盒子”，滚在九十年代用金钱铺成的精神废墟上，而现在，他要继续在阳光下冰冷的梦中滚动。即使，他已经是那么不合时宜的杂音。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北京连卡佛专柜里，一件价值不菲的杜嘉班纳（Dolce&Gabbana）男士西服，因为赵赵的缘故，意外成为北京798艺术区的年度话题性装置作品。

赵赵，1982年生于新疆，是一位凭借多元性艺术表达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先锋艺术家。2015年初，他想在全家赴美前添置几件衣服，于是，带着刚到北京不久的父母一同逛商场购物。

在连卡佛百货，赵赵相中一件领口和袖口缀满金色亮片的杜嘉班纳黑色西服。他自己试穿了一下，照照镜子，觉得挺合身，转身问询父母的意见。母亲夸衣服漂亮，父亲则评价拘谨。赵赵接着让父母猜价格，父亲犹豫片刻，猜三四千。赵赵给二老亮出价签，上面赫然印着“99,999元”。

刚从新疆一所高校退休不久的父亲，见到如此高昂的价格，起先面露窘态，进而变得愤怒，经历过“上山下乡”的改造，一辈子勤俭持家、教书育人的他，如今退休工资也不过5000元左右，买这样一件衣服，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吃不喝两年”才能凑够！

天生逆骨的赵赵，看到父亲强硬反对的态度，心里觉得有些可笑，坚持刷卡买单，过程毫不犹豫。

此举自然让父亲拂袖而去，一旁的母亲苦口婆心，劝赵赵没必要花这么多钱去激怒父亲，曾在商场工作的她说，同样材质的衣服，花3000元钱也能做出来。

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则很富戏剧性，也很当代，很“赵赵”。

赵赵的母亲，揣着儿子给的3000元钱，每天跑到北京南四环的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小心翼翼地捧着天价杜嘉班纳西服，从选料、打版到缝制，每个环节悉心比照、亲自督工，一年后，仿造任务大功告成；赵赵的父亲，在儿子建议下，将自己对此事的不满情绪，注入一篇长达万字的“檄文”里，在文末，他道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困惑：“是否很可悲？不是因为我买不起而感到可悲；问题在于我们付出的劳动价值在哪里？怎样衡量？何以体现？”言之凿凿，字字铿锵；至于赵赵，则将母亲监制的“山寨西服”、父亲手书的信笺，连同那件引发家庭冲突的杜嘉班纳，合并为一件题为《西装》的艺术装置，作为其2016年个展的三件作品之一。

10月下旬，我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唐人艺术中心里，看到了这件由赵赵一家三口“合力”完成的作品——两件西服，正品与仿品，并列悬挂在一面刷得雪白的墙上，对面是玻璃柜里一排展开的信纸。

相比同期展出的另外两件赵赵新作，不论是被整齐切割的100公里电缆和曾在沙漠里通电的冰箱——作品《塔克拉玛干》，或是艺术家7年时间从不同家庭里收集到的1000把英吉沙小刀——作品《刀》，《西服》显然不具备宏壮的场面和震撼的数字，安静得出奇，却也格外引人注目。

我给两件西服分别拍了照片，隐去正品领口的标签，发到微信朋友圈内，让大家猜哪件是真哪件是假。短短半小时，收到几十条答复，大部分朋友都能准确命中。不难看出，如果仅从“像与不像”的角度来看，仿品似乎不太成功——当然，这也不是赵赵的创作初衷。美国艺术评论家芭芭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对此点评道 ：“在赵赵眼中，这恰好例证了中国式思维的糟粕，比如仿冒品好过正品，比如微博、微信是Facebook和Twitter的有效替代。由此而来的这件装置直接将观众带入这场家庭冲突，正品和仿冒品之间的对比一目了然。”

在我发的那条关于两件西服的朋友圈，第一位正确回复的是主持人曹涤非，几乎是秒回的速度。事后他问我：“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吗？”“剪裁？”“不对。”“面料？”“不对。”“那是什么？”“扣眼”。

从工艺层面，曹涤非判断一件西服是否高级，一般根据两点：扣子和扣眼。定制类西服的扣子往往都是天然牛角扣，且一般都不会事先预留扣眼，西服做完后，还要根据客户需求做调整，袖口的扣眼是最后才打的。像汤姆•福特（Tom Ford）这样的高端西装品牌，即使成衣也是如此，让客人有享受定制服务的感觉。此外，从奢侈品所具备的“功能”、“审美”、“价值”和“故事”这四个层级的含义来判断，“一件山寨产品，即便是找齐所有原材料，请来原厂师傅，按原工序制作，即便外观百分之百像，如果缺少了LOGO所赋予的历史价值和品牌故事，二者仍是天差地别。”

曹涤非与时尚圈渊源颇深，担任清华大学时尚教育顾问近十年，与许多品牌和时尚媒体都打过交道。他认为，赵赵这件以杜嘉班纳为创作灵感的艺术作品，与以往奢侈品牌主动选择艺术家合作的案例有着本质的区别。

比如迪奥手袋（Lady Dior），曾用两年时间，邀请全球60位知名艺术家、摄影师、电影制作人，以“Lady Dior我之所见”为主题进行自由创作，中国艺术家刘建华就将这款经典手袋塑造成一件金黄色的小型雕塑，呈现与皮革质地完全不同的质感。再比如爱马仕（Hermes）与中国艺术家丁乙合作，推出过的一款名为“中国韵律”（rhythm of China）的丝巾，印满了该艺术家一贯的“米”字图案，在丝巾两个对角处，丁乙将“米”字改为了“H”。

曹涤非表示，上述两个案例均是由奢侈品牌出资，给艺术家的“命题作文”，对应的，品牌也借助艺术家的独创思维，提升社会影响力与艺术价值，属于双赢举措。而赵赵的这件作品，并非杜嘉班纳主动邀请，作品主要聚焦于他与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此时品牌的象征意义已经被弱化。“对艺术家赵赵来说，是不是杜嘉班纳不重要，只不过是他拎出来作为奢侈品的代表。”——也正因为属于“被动选择”，杜嘉班纳品牌公关方至今也谢绝对《西装》做出回应。

围绕这件作品，我问询另一位时尚人士、“艺术北京”执行总监李孟夏的看法。他认为，赵赵之前的创作通常都是具有野心的宏大命题，消费以及消费符号的出现比较少见，“拆去的教堂以及佛像曾经以形态统一的小立方体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而当下的中国，消费才是人们的新宗教，很多人信佛，‘连卡佛的佛’。”李孟夏调侃道。在全球消费化的时代，时尚工业欣欣向荣，消费符号化产生出一套全新的识别语言，“今天的中国，在审美、文化、消费面前产生的巨大割裂，就已经可以成为一件艺术作品了，正如赵赵以作品《西装》来呈现出杜嘉班纳这个符号的多重割裂的解读一样。”

针对《西装》所隐含的两代冲突，曹涤非阐述，老一辈人看到奢侈品，首先会想到物料和功能性，随之产生的疑问就是：凭什么化纤的会比纯羊毛贵？正装西服有一两套就够了，为何还要再买？等等。而新一代的年轻人消费观念早已升级，有了更高阶的着装搭配要求，他们选择不同款式、不同品牌，以满足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的审美。

在曹涤非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乡的转型升级，两代人之间围绕物质层面的观念冲突只会变得越来越少，“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想要买爱马仕包，我不会反对，只要她能够负担。”他更关注的是未来两代人的冲突，可能集中在精神层级的观念冲突上，比如单身主义，比如丁克主义，比如性取向。

“有时，这种新的两代冲突将会来得更加猛烈。” 曹涤非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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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群”这种神物，是这两年随着微信在中国的大范围普及而迅猛发展起来的。

至少在上海，如果孩子开始上学了，无论是参加早教、课外班、幼儿园、还是小学、中学，家长便一定会参加一个、甚至是不止一个专门属于这个班的家长群。

作为一名大龄00后，微信、QQ、WiFi开始火爆之时亦是我小升初之际，老妈便先后加入了初中的四个家长群：一个是拥有全校家长的学校群，一个年级群，还有一个有班主任的班级群，以及一个没有班主任的班级小群……

而我，作为在各种“群”里潜伏了多年的老司机，总结出家长群中以下几种奇葩家长。

一星级奇葩家长：心灵鸡汤型

“人这一辈子，最难跨越的山，并非是外面的哪座山峰，而是内心随时打翻的五味瓶；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这些金句，是这类家长基本上每日必发的心灵鸡汤。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够鼓励苦读的孩子们，激励陪读的家长们。虽然毅力可嘉，每天一碗的鸡汤还是让人很败胃。

二星级奇葩家长：神通广大型

一些家长永远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小道消息，例如“今年上海中考要改革了！”、“某某区的学区房准备涨价！”、“我知道最新的出国留学政策哦！”、“今年我校中考推优名额有多少”等等。此类家长喜爱在群里发布各类时准时不准的预言、谣言以及真言，而且经常以权威者自居，感觉甚好。他们提供或者转发的各类教育政策及各种渠道的资讯，无论是出于显摆还是想真心分享的心态，固然不忍谴责，可是隔三岔五来投几个难辨真假的“新闻炸弹”的做法却免不了让大家人心惶惶，心惊肉跳。

三星级奇葩家长：点赞拉票型

“请帮忙给我女儿投一票吧，胜败在此一举……”、“今天是最后一天啦，谢谢各位家长给我家宝贝投的票……”

虽然初中、高中遇上此类家长的几率不大，可是我身边一些正在上幼儿园、小学的亲友的家长群里时常出现这样投票点赞的链接，让他们苦不堪言。从一开始简单要求在家长分享的内容下面“点个赞”，到后来不仅要关注评选机构或者主办方的公众号才能投票，有的甚至还要截屏、分享在朋友圈。原本只是为了让孩子多参与、长见识的比赛初衷，也逐渐变成了“比拼人脉”的较量，有点招人烦。

四星级奇葩家长：“绝不补课”型

作为一名常年辗转沪上教育机构的“补课生”，我固然对那些不需要参加任何补课、光凭自己实力就能碾压众人智商的学霸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但也非常认可那些通过补课以及自身努力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毕竟这世上天才是少数的。

但是恰恰在家长群这个小江湖中，有那么一些家长总是一边用不屑的口吻抨击各类补课机构讹诈家长的辛苦钱，一边标榜自家孩子是不会去外面补课的，还经常在群里暗示自家的娃每天9点准时熄灯睡觉。可各类考分出来，恰恰是这些娃的名字挂在班级前几名岿然不动，真是让我们这些学得吭哧吭哧的孩子感到汗颜。

然而世界真的很小，当我和周围其他补课族们陆续在各类补课场所不经意转身撞上那些之前宣称从不补课的大神们时，刹那间一个大写的“囧”字飘过。而那些父母曾在家长群里发出的“我们才不会让宝宝去补课咧”之类的话语犹如背景音乐般在我们周围响起。

家长中的奇葩之王：卧底特工型

如今的家长群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有班主任的班群，另一种是没有班主任的小群。相对于更多程度上以布置作业、发通知、了解学校班级近况为主的班群，家长们更热衷于在小群里面发言。想想也是哦，那个班群的确恐怖。老师短短一句话，后面立时便乌泱泱跟上来一大片点赞的、OK的、“跪拜”、“鲜花”、还有萌娃点头状……晚进来的家长往往需要爬N多的“楼梯”、穿越大片“鲜花”、动画小人方能膜拜到老师那一句金言。当然更主要的是有老师在这群里，发言需谨慎。但是小群就安全了吗？

老妈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如今的家长们都能化身“007”特工，表面个个热情似火，背后却总有那么一些高深莫测，两面三刀的。记得有那么一段时期语文老师布置的回家作业暴增，多为一些抄写类，害的很多学生晚上熬夜至十一二点钟。一些家长认为老师授课水平有问题，孩子被无聊又无效的抄写耽误了时间且功效还不大，于是在小群里发了一些牢骚。殊不知次日，语文老师便在班级里发表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讲话，大体意思是不喜欢老师布置的作业大可不做，觉得作业死板、对老师有意见也可以当面直说，无需在背后指指点点……

我听了深感莫名，于是回家便把这件事复述给老妈，她听后大骇。立马翻开前一日家长小群的聊天记录，老师发表的那番话里居然有不少是那些家长的原话，敢情是聊天记录都被某个潜水的家长给截屏了暗地里发给了老师？老妈觉得后背脊梁骨凉飕飕的，暗自庆幸当日做壁上观未发言。于是那次细思恐极的事件，让老妈更加坚定了在群里做好“小透明”的决心，绝不多话。

对于那些希望通过与老师私下交流，多了解孩子在学校里的情况，希望老师多照顾自己孩子的家长，与老师开小窗沟通本无可厚非。但卧底的行为实在是让人寒毛直竖。

铁打的老师流水的学生。新学年又将有新的家长群了。我看着妈妈手机里不到一会儿就已经显示为消息99+的高一新生家长群，叹了口气：“哎，大人的世界太复杂，宝宝看不懂，还是乖乖的去背《兰亭集序》吧。”

（本文作者为上海一位高一学生。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随着中国近几年出境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公共场合行为规范上的问题也愈发引起国际关注。最近触发中国人神经的是瑞士《观察报》报道，火车公司将每周提供约20列“特殊列车”专门接待中国游客，但不会禁止中国游客乘坐普通列车。《观察报》甚至还画了漫画，教中国人如何使用座式马桶：是坐在上面，而不是蹲在上面。这并不仅仅是个案。7月初我在德国慕尼黑时，古城商业街路中间的车厘子水果摊上，也清晰地竖着一个中文提醒牌：“请不要自己挑选水果，不是自助的！”；日本的一些博物馆和景点在展品旁也添加了中文提示牌：“请不要触摸”。值得一提的是，这类警告牌只有中文的，没有并列写着其它语种，可以说是带着很强的指向性。

在众多的旅游项目中，邮轮游，更能集中体现游客的公众礼仪和素质。几天几夜的时间里，除了在房间里睡觉的时间，几千个人几乎时时刻刻在公共空间里共处：餐厅、泳池、商场、酒吧、赌场、剧场、游乐园等等，人与人之间的举止规范无时无刻不在被考验。

不久前，我登上中国天海邮轮公司旗下的“新世纪号”，亲自体验了一把中国本土豪华邮轮。天海邮轮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由携程旅行网联合磐石资本等机构共同组建，该邮轮购自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旗下的“精致世纪号”，并由美国皇家加勒比游轮有限公司入股，推进船务管理水准。

虽然是中国本土邮轮，但船员来自四十多个国家，船员的官方语言是英文，但乘客则基本都是中国人，这种略为奇怪的配置，据说是因为外籍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更强。

对这种更强的“服务意识”，我有位就职于时尚杂志的女朋友有过毒舌评价，在比较泰国与三亚的海滩度假时，她说：在泰国普吉岛，当旁边有人给你端来饮料时，你觉得他们真心希望你能享受蓝天大海；而在三亚，你会觉得旁边的服务员虽然脸上在笑，心里却在嫉恨你。当然，这完全是主观感受，全无任何客观依据。

天海邮轮的甲板游池

天海邮轮的众多外籍员工的确带来了让人愉悦的服务，并且已经十分“本地化”。面对自助餐厅里剩余过多的食物时，这些外籍员工会飞快地，甚至是过于快地把那些狼藉的餐盘端走，快到甚至当你在进食过程中偶尔神游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问你：还要吗？如果你没有及时回答“Yes！”他们就会当作剩饭剩菜全部端走。这充分说明，他们已经看惯了中国游客在自助餐厅的浪费，并采取了最有效的措施：加快清理速度！因此自助餐厅的桌面上始终保持着整洁干净。

这让我想起近十年前，某外资邮轮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有位在邮轮工作的营销人员对我透露的事：当时中国市场上的客人让船长有些始料不及——说话声音太响，吃自助餐时盘子里的东西总是堆得太高，又剩得太多，有人居然穿着房间里的一次性拖鞋来餐厅吃饭……外籍船长一直向她抱怨，希望她能带来一些“真正的客人”。

与之相比，天海邮轮显然更为实际：这些客人，就是真正的客人!因此他们加快收拾餐桌的频率，微笑着阻止穿着泳衣想从餐厅抄近路到电梯的游客，然后将“不能穿一次性拖鞋进正规餐厅”等规定贴在餐厅外面。因此一天里大多数时间，自助餐厅都保持着相当井然的秩序，并且人流并不拥挤。

如果比较自助餐厅的餐桌礼仪，奥地利、日本、德国西部城市，是我见过的最一丝不苛的。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进食，吃完后，餐盘像用抹布抹过一样，台布也基本不用收拾，餐布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右手边。整个进食过程像是一个宗教仪式，从开吃到吃完都按部就班。拿这个标准跟中国人的自助餐桌比，就像拿英超跟中国的甲A比一样，没有可比性。但是拿中国人现在的自助餐桌和十年前中国人的自助餐桌比，餐盘上剩余食品的数量和叠放的餐盘的数量，其实已经有了不少改观。虽然中国人在自助餐厅依然很浪费，但浪费的程度已收敛了不少。

如果行为习惯需要时间才能养成，那么养成这个习惯的体系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从幼儿园到大学，没有一个环节有公共场合行为举止这一课。而美国的朋友告诉我，在美国的幼儿园里，老师反反复复告诉孩子，公共场合有哪些，在公共场合不能大场喧哗，随意跑动，什么样的音量叫大声，怎样的行为叫随意跑动，公共交通工具中能否进食……等等，等等。而反观中国的孩子，除了个别家长能够告诉孩子这些以外，孩子们就再也得不到任何这方面的指示和教育。与此相反：幼儿园期间学拼音、学逻辑思维、学英语、用蒙式教育开启智力，才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也是幼教机构的竞争力所在。

对于中国出境游客在别国引发的反应，一向重视外界舆论的中国政府又怎会坐视不理？早在2006年中国出境游蓬勃兴起时，中央文明办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就于2006年就公布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但估计这份指南在中国人中的关注度，还不及“不能吃带黄花的嫩黄瓜，有激素！”之类的生活指南帖子。

中国的事，规不规定是一回事，执不执行是另一回事。政府真正重视的事，执行力度一定不会差。你可以问一下中国每一所小学的小学生，哪怕是刚入学的7岁孩子，也可以将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的滚瓜烂熟，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背的是什么。

尽管邮轮上中国游客的人文环境仍有待提高，邮轮游在中国的井喷式发展趋势却是难以阻挡的。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在内的七大国际邮轮港接待国际邮轮出入境游客人次，从2011年的68.59万猛增到2014年的195.27万，4年内总增幅达到285%。此外，邮轮游与文化娱乐项目的结合也愈加深入，让这种度假方式显得更有魅力。比如我乘坐的这艘天海邮轮上，竟然有许巍的音乐会，让人喜出望外。

天海邮轮全景

只是，下了邮轮，进入码头时，有种从泰坦尼克号直坠80年代初中国火车站的错觉，拥堵的人流，懒散的保安，荒唐的规定：你需要从保安处领一个密码纸，将这个密码告知接你的人，私家车才被允许开进停车场；还有歪七斜八的停的车……邮轮业发展太快，码头没跟上啊。

（本文作者是天海邮轮公司的客人。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 作者新著 《不会穿衣的教授——名利场生存指南》 当当网 京东 亚马逊 有售）

英国知名食评家杰•瑞纳（Jay Rayner）是出名的刀子嘴。最近，他写的一篇关于伦敦新开的“XX回转自助火锅餐厅”的食评像一枚炸弹，在中外食客间激起了一片涟漪。“一个传送带，一人份的涮锅，一份使用厨具清单……，在XX吃饭就像是厨艺考核”，这么说完还嫌不解气，他在火锅店图片下又另加了一个副标题－“一顿侮辱饭”。

他自己去了后悔不算，还在文章中用一连串的排比句打消了想去尝鲜人们的念头：“如果你觉得看宜家安装指南让人抓狂，如果你预算有限而且数学不灵光，或者你没法吃过咸的东西，如果你觉得‘外食’就是因为有人可以做饭给你吃，如果你发现让一切复杂化的都是毫无必要的并让人心烦，那就别去！”

这篇文章后附带的127条评论，毫无意外一边倒地支持瑞纳的结论。评论中有些过激的言论，已经从“吃”上升到文化攻击，而不得不被删除了。

自助火锅是怎么惹到这位食评家的呢？

“传送带上，涮料盛在颜色不同的盘子里，你面前放着一口涮锅，里面有两种口味的底料——你挑想吃的涮料，在锅里涮熟了吃，然后按盘子算钱”。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可实际操作起来“就像是场考试”。不但涮火锅需要了解“如何使用桌上的厨具，这里面包括7样东西：温控器，夹放生菜的夹子，小笊篱……”，而且蘸料“麻酱，酱豆腐，和辣椒底料尝起来都是一个味儿”。食评家对锅底也提出了发自经济学角度的质疑：“（为什么）锅底还要另外收钱——吃火锅肯定需要锅底，所以应该把这个钱摊到其它费用上！”

还没吃上几口，瑞纳先生已经被这些“火锅序曲”弄得心神不安。好不容易要吃了，他又发现“很快，清汤锅底和麻辣锅底里涮出的食物都一个味儿了：牛肉片，鱼丸，香菇，方便面（！），－满嘴都是‘不怎么优雅的咸辣’，而且‘牛肉丸和鱼丸’吃起来一个味！”“餐厅给每个食客都准备了计时器，我可不用，因为这样一来，我的就餐体验就真的完全变成考试了！”可想而知，对吃火锅没什么经验的瑞纳先生也因此吃的全是“碎豆腐，余下的吃食尝起来全像鞋皮。”

结果当然是没吃饱。食评家到马路对面吃了一整张“放满萨拉米腊肉的比萨饼和凯撒沙拉”，一边吃，一边解气地说“这就是XX餐厅的问题所在，在伦敦这个美味遍地的角落，有那么多厨师可以做给你吃，（偏偏）自己做吃的简直就是耻辱！”

看过这个食评和文章后，那些对火锅文化全无了解却随声附和的评论，真是让人哑然失笑。殊不知，让这位食评家沮丧不解的看似繁琐的火锅食用方法，却正是我们喜欢吃火锅的原因所在呢！

这种对异域食物及食用方法抱怀疑和拒绝态度古已有之。法国人老尼克在《一个番鬼在大清国》中提到国人食用燕窝时写道：“罐头里这些明胶状的东西其实就是一只大燕子－金丝燕－消化后吐出来的某些海草的渣滓！”18世纪时在广州传教的嘉类思神父，因为使用刀叉吃饭，被当地一位异教派别领袖认作是“犯人”。 民国时的西餐厅都供应煎牛排这道菜，可国人吃不惯三四成熟的牛排，所以“多数人只将外面一层熟的吃掉”。如此看来，每天准备和享用一日三餐的过程，也是下意识重申民族身份的过程。在很多人看来，饮食习惯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抵制文化适应。因此，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火锅，看来是触动了食评家敏感的“饮食习惯”。

然而，时下巴黎，有“天下最挑剔味蕾”的巴黎人却正排着队去一家中式回转自助火锅店尝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决定去看个究竟。

餐厅开在很潮的巴黎北玛黑区。推门进去仿佛到了老上海：蓝色的瓷砖墙面上贴满了老上海风格的招贴画。不大的餐厅正中，有一个体量超大的回转台，一份份涮料乘在各色小盘子上，上面统一盖着透明的塑料罩，列队无声地一圈圈旋转着。瓷砖墙面反射着冷光，再加上擦得锃亮的回转台，这个餐厅不大像是火锅店，倒更像是卖外太空高精尖产品的自助商店。

我坐下点菜才知道，这里是火锅自助：18欧元一位，锅底小料全包括不算，涮料也是敞开吃－莫非是因为“价廉”，才吸引到很多食客？我这么想着，开始从回转带上一盘盘拿涮料——盘子很小，所以一个盘子上只能放3，4片肉，或是一小撮金针菇、几片黑木耳、两个鱼丸。餐厅里没有令食评家光火的“涮火锅指南”，也没有计时器，菜单上一个个一分钱硬币大小的涮料图连我都看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吃起来我发现麻辣锅底实在不辣，不得不一次次让师傅加麻加辣（结果仍旧是不辣），又换了两三种蘸料，但吃起来也都是一个味道。

越吃越灰心的时候，法国食客们开始鱼贯而入了。我开始观察他们是怎样吃火锅的。对面桌三个年轻女孩坐定后，开始一盘盘从传送带上取吃的——做好的寿司、凉拌海白菜和煮熟的毛豆——这些都与火锅不沾边啊。吃了几个回合寿司后，女孩们终于换口味了，这次，她们开始一盘盘取用包好的馄饨和泡发的越南米粉。馄饨饺子和米粉是巴黎亚洲系餐厅最常见也最受欢迎的食品，因此，涮火锅变成了“馄饨面”也算情有可原了。其实我特想告诉她们，放些金针菇，再来盘羊肉片，火锅会更好吃。可还没张口，姑娘们已经又开始吃下一轮寿司和毛豆了。我旁边坐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投放涮料和使用笊篱都挺自如，不过，他也是偏好涮馄饨和越南米粉，偶尔来一盘豆腐或是鸡肉，投到锅里后，过一会儿就捞上来看看，看来没有把握什么时候算是煮熟了。

我粗略算了一下，进餐的一小时里，我是餐厅14位食客中唯一的中国人，我一共吃掉了22盘涮料，换了3种小料，让师傅给锅底“加麻加辣”3次。可是吃完后，我和瑞纳先生的感觉有几分相似——我没吃尽兴。看着餐厅里热汽缭绕，巴黎人埋头享受“火锅馄饨面”的场景，我喜忧掺半。喜的是，巴黎人对异域食文化抱有的开放态度，忧的是，他们喜食的完全不是正宗的火锅。

谁来给火锅正名呢？

《北京风俗类徵》一书中，对食用火锅的描绘生动真切。“都中朔风虽严，而风窗之制极妙，交冬后，无室不至，室中围炉聚饮，依然暖若阳春。每至酒家沽饮，辄置一小釜于案，而生切鸡、鱼、羊、豚之肉，俾客自投沸汤中，熟而食之，视进自厨下者，味更鲜美，南中无此风味也。”

“锅子之类甚多，有菊花锅子，为肉类与菜蔬及花瓣之大杂烩。整桌酒席，在秋冬间视为要素，及羊肉锅子，为岁寒时最普通之美味，须于羊肉馆食之。此等吃法，乃被当游牧遗风，加以研究进化，而成为特别风味也。”（旧都百话）

火锅也曾是宫廷筵席上不可少的一道菜。年逾八旬的乾隆皇帝，在宁寿宫和皇极殿举行“千叟宴”时，火锅就是招待5000余宾客的一道大菜。“王公和一二品大臣，以及外国使臣在一等桌张入宴，摆设膳品如下‘火锅两个（银质，锡制各一个），煮肉片一个，褪羊肉片一个，鹿尾烧鹿肉一盘，褪羊肉乌叉一盘，’三品至九品官员，在次等桌张，每张摆席有火锅2个（铜制），猪肉片一个，褪羊肉片一个，褪羊肉一盘”——这样看来，外国使臣中应该会有食评家瑞纳先生的同胞前辈。如果他们把当时和群臣一起涮火锅的场景记录下来，应该是留给瑞纳先生们的最好的《火锅食用指南》了。

《食在宫廷》一书中，作者爱新觉罗•浩也专门开辟出一个章节写宫廷里的各色火锅。其中的在涮肉时最后放入菊花花瓣的“菊花锅子”；与干贝、海米、河蟹、蛤蜊同煮的“酸菜锅子”；涮海参、鱼翅、鸽子蛋和火腿这样珍贵食材的“八仙火锅”算是火锅里的精品了。在宫廷里，每年立冬那天必吃羊肉涮锅已成风习。因此，历史上北京的各家餐馆也是从立冬后开始供应羊肉涮锅的。虽然现在川味麻辣火锅流行，但我最想念的还是从小到大和爸妈一起用老式铜锅吃的“京味火锅”：老式铜锅，中间是高耸的放木炭用的空筒，筒下半是一个放汤的圆槽。用雪里蕻和高汤熬锅底，也可以只放清水加大葱姜片和海米煮开。涮料也简单，薄切羊后腿肉，冻豆腐，大白菜，收尾时吃的粉丝和细面。吃涮羊肉时一定还要佐以糖蒜。

火锅吃的就是热闹，讲的是气氛和随意劲儿。寒冷时节，家人朋友围炉吃火锅，丰俭由人，边吃边聊，真是写意又熨贴。

其实，西餐中也有自己投料入锅的“奶酪火锅”(cheese fondue)。用干白葡萄酒融化奶酪作为锅底，把切好的小块面包、煮熟的土豆或是香肠放在融化的奶酪里蘸食。奶酪火锅是上世纪70年代盛行开来的聚会菜。那时，晚餐派对（dinner party）开始变得更随意，用餐地点也从家里郑重其事的大餐桌挪到了客厅的矮桌上。与此同时，底部带有蜡烛加热的带翻盖暖锅（chafing table）也被广泛应用起来——家庭主妇不用再守在厨房等主菜烤菜一一上桌，有了这种暖锅，宾主可以一起上手在客厅的矮桌上一起准备晚餐。有谁会想到这个诞生在古希腊的厨具，会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盛行起来呢。和暖锅一起流行起来的就是“异域的、精妙的和亲密的”奶酪火锅。聚会开始，宾客全都围在同一口奶酪火锅周围进餐。这与西方人几世纪以来习惯的分餐制相比，更让人觉得亲近有趣。

中外火锅的食用方法看来殊途同归：把好吃的涮料放进宽汤里煮熟就好。也许吃中式火锅更需要些know-how,但只要有开放的态度和喜欢尝鲜的味蕾，涮毛肚需要“七上八下”、肉变色就可以吃和先涮荤菜再吃素菜，这些心得很快就会掌握。与“火锅食用指南”和计时器相比，亲身体验、多吃勤问才是最好的指南。

古往今来，正是不同类型的食材，人群，食品类型以及人们的用餐态度汇集在一起，结合成了不同的美食结构和用餐图景。在当下，汲取各方饮食传统，在其中灌入新的风味和想法，然后拭目以待会出现何种结果，这才是对融合与多元该持有的开明态度吧。无辜被食评家贬损的伦敦回转火锅店和巴黎的自助“馄饨面”火锅店里，一口口小火锅正是中外食文化的熔炉（melting pot）。这些小火锅的口味并非是我们熟悉的正宗“老北京铜火锅”或是“麻辣火锅”的翻版，但前来尝鲜的每个食客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这就是火锅文化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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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徐玉玉因接到诈骗电话被骗走上大学的费用9900元，伤心欲绝，最终导致心脏骤停，不幸离世。

留下的疑问是：诈骗犯是从何处得知徐玉玉的电话和助学金情况的？

其实，从这一事情开始发酵，就知道，这案子一定破得了。

毕竟，已经到了局领导脑袋上挂菜刀的地步。但是，如果不是大学生被骗死亡，这又是一起群众报警后杳无音信的案例。就像你说“哎呦刚接了个骗子电话”，即使你妈也会头都不抬的劝你，没骗成就得了。

毕竟，这样的事一抓一大把，大家都是见过世面的吃瓜群众。

最近我的电话，以每天至少接两个的频率接固定电话，态度好的上来还喊你个姐，不好的就和事先录好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两元店广告一样，开场就是我们这里出售哪哪哪的房源，一般情况下，我会直接挂断电话。

有一天很闲，问对方哪来的我的电话，小伙子说领导给的。我说让你领导接个电话，我问问他哪来的我电话，小伙子挂了。

最近一个阶段来电的，都是装修公司和建材品牌，相对去年刚交房的那一个月，现在的频率简直是太低了。

那一个月内，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差不多市里的几十家装修公司每家给我打了不下十遍，无一例外的问你哪哪的房子装修了吗？业主群里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也都推断是开发商那出去的，因为只有在那，业主的电话才会保存的如此集中。

然而，那又怎么样？

给售楼部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姑娘推得特别的干净，不可能是我们这，我们都有规定……什么样的规定我不清楚，我只清楚反正卖这些信息肯定是挣钱的。而且不止一轮的钱，从装修公司开始，下一个月是建材和家电软装，后期还有测甲醛和保洁的，总之服务很有秩序感。

再往前推，我还卖了一套房，卖房子只有中介那最直接，他能帮你在连锁的门店推广，能最直接的找到购房对象。

在中介登记的时候，特别跟店长交代，只在这家店能查到我电话，我也不去其他中介挂，店长握着我的手说，您放心，这事没问题。

然后一周内，市里的几家中介都打过一轮电话，个别的只知道房子的小区，不知道单元和门牌，只能说他转手买到的信息不够全面。

对于卖房子这种情形，有这么多人找上门来，应该高兴。他们都免费的帮你推广，来达成卖掉的目的，但是电话实在太多了，而且他们来电都是忽悠你去他们店签订独家协议或者代售垄断协议，并不是为了你。

好在我有先见之明，开通了一个新号码，来保证工作和生活不被打扰，即使如此，在卖掉房子的一年内，还有中介来打听房子卖掉了吗。

中介门店之间相互倒卖各自客户的信息，一方面能扩大客户源，另一方面难道不是个别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再再往前推，新车上牌后的第一个礼拜，就接到了手机号码打来的“胡建”口音的退税电话，我的车号、名字、电话，对方一清二楚。

我假装很开心地讯问如何办理，对方也很认真地讲解过程，作为一名国家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如此亲力亲为，确实让人感动，说到让我先交2000块的保证金时，我终于没忍住笑场。

我告诉他，下次别用手机号打电话，这样不严谨，见过哪个单位的人办公事用私人号码？另外，把普通话练好一点，最后，他买的信息不够全，1.8排量的车，退什么小排量购置税。

对方沉默了会，挂了。这次的追查比较麻烦，没有单一的目标源头，4S店是一方面，车管系统和税务系统都有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反正有个地方把我的信息打包卖了。

每天都能看到各种被骗的报道，官方也时时发布各类防骗秘籍，但是人家骗子也讲究武功段位的提升，骗人的招数更是与时俱进到防不胜防。

这事儿挺奇怪的在于，我们又不是做坏事的一方，却要一直躲在明处防。从来没有任何泄露个人信息的公司和个人出来道个歉，也很少看到出售信息的上线受到惩罚。

即使公安机关一次性从国外抓回了几百个电信诈骗的实施者，但是从源头上讲，谁把我们的信息卖掉的呢？案情到了这，往往就断了。

我们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银行卡、房产信息、车辆信息，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官方或者正规机构掌握的，怎么会随随便便到了骗子手上？

毕竟，没有出卖就没有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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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是一种中国特色。在中国，总有一群人什么都要抢，挤公交车、挤地铁、买火车票、医院挂号、进景点，他们生怕进不了门、上不了车、抢不到座位，因此拼命往前挤。即使在供应充足的环境中，很多人“抢”的习惯依旧难改，例如，乘飞机都是有座的，但抢先登机的现象并不少见。“抢”也通过中国游客走出国门进而名扬世界。今年3月，泰国网友上传了一段中国游客在泰国吃自助餐时疯狂抢虾的视频，虽然有辟谣称此视频是恶意抹黑中国人，但依旧受到广大舆论的批评。

为什么中国“抢”文化如此盛行？有人将其归结为文明程度的欠缺，或者归结为国民劣根性。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在特大城市生活的人群，对这些不文明的现象多有批评，这些现象也成为他们排斥外来非户籍人口或低收入人群的理由。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长久以来的稀缺经济导致的，对供应不足的恐惧让人没办法不抢，这种习惯至少要经过几代人的生活富足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抢”有两层含义：有和无的差异、先与后的差异。一般理解“抢”，都是从有和无的差异入手，这主要是资源稀缺所致，由于普通商品的供需大多由市场所决定，稀缺的商品，价格自然也高，一般用不着抢，而需要抢的服务（或商品）大都是受到政府管制，或者直接由政府提供的。

显然，“抢”还是“不抢”的关键不是“有与无”，而是“先与后”。当今社会，对“抢”持嘲讽心态的中产阶级，也越来越能理解“抢”的内涵，并且加入到抢先上车的大军之中。

在中国，抢先上车很重要。买房要趁早，晚一步不仅买不起，也可能出现有钱也买不了的状况。在上海，抢先办居住证很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成为第一批办理居转户（居住证持有满7年可以申请户籍），而第一批居转户的办理，不仅条件低，名额也足。

所有政府推出的管制政策，不管看起来多么荒唐，你都要先挤上车，或者先买张车票，不然将追悔莫急。就算是公务员，时间也是异常宝贵，每一步升迁都要及时赶早，早一年，往往意味着仕途升迁机会的倍增。

为什么抢先上车很重要？首先，改革的策略决定了抢先上车的重要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是广泛使用的改革原则，由于改革的对象往往都是既得利益群体，而“老人老办法”豁免了现有既得利益群体的义务，抢先上车、占了位置，就可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损害。所以每一轮社保、人事改革，都会有很多公务员、事业编制职工提前退休，就是想沾上“老人老办法”的光。

上海和北京的限牌政策亦是如此。2010年前，北京车辆上牌尚未受到限制，之后推出了摇号政策，目前中签概率低到0.14%，即693人中只会有一人中签。上海早先的车牌虽然需要拍卖获得，但有钱总可以拍的到，然而2013年警示价制度出台以后，车牌拍卖沦为抽签，概率虽比北京高，但也不到5%。晚一步买车上牌，其难度增加何止百倍。

过去的30年，是资产膨胀的30年，也是知识与技术价值回归的30年。房产是居民财富最主要的资产，除了投资以外，对于一线城市的常住居民，能否买房将严重影响其财富增值的可能，买房早与晚也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其房产财富的净值。在这种情况下，买房的资格却与缴纳社保年限以及是否有户籍等因素挂钩，从而变相拉大了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先来后到”的资源配置机制，是加剧代际和人群之间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这种机制也已经成为上海、北京等城市族群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

其次，抢先上车的根源在于恐惧，害怕机会的大门对自己关闭，这是由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的。2010年以前，全国只有上海实施小汽车车牌数量管制政策，随着北京车牌摇号政策的出台，深圳、广州、杭州、南京陆续传出实行小汽车车牌总量控制政策的谣言。以深圳为例，社会上多次传出深圳将实施车辆限购的谣言，但官方多次辟谣称不会实施车辆限购，但2014年12月29日，深圳官方宣布当天晚上18时开始实行车辆限购，杭州的情况也与深圳相同。

今年3月，上海市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一起相同的案例。3月24日以前，上海疯传房地产限购将升级的消息，作为购房前提的社保缴纳年限从累计2年调整到连续5年，3月25日上午10时，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证实了这一消息的准确。

造成抢先上车恐慌的政策都有如下共同点。第一，闭门密室决策，买车、买房、落户、子女入学这些政策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但此类重大决策很少有公共讨论环节，利益相关者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第二，以时间为划分原则，先上车者的利益将被保护，大家不得不抢先上车。第三，决策执行没有缓冲期，因为以时间为主要划分原则，所以政策方案不仅要保密，还要立即执行、自公布之时起执行，如上海的房产限购升级政策，政策执行的时间甚至要回溯到政策发布十小时之前的时间点，这就导致大家对谣言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而绝不放弃任何抢先上车的机会。

南京对限牌政策的态度是少有的例外。受杭州等地限牌政策突然袭击的影响，南京车市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火爆状态，大家抢先上车以防止自己被政策拒之门外。为此，2015年5月3日，江苏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希回应表示，南京绝对不可能像杭州那样突然限牌，因为江苏省地方性法规对限牌有明确规定。在江苏，如果有城市准备限牌，必须要走这三个程序：必须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必须人大常委会审议、必须提前30天公告。

更进一步，不管是试点改革策略、政策倾斜，还是闭门决策、政策制定不遵循法定程序，此类现象突显的都是中国各级政府行政行为的法治缺失。政府可以关门立法、不征求公众意见，可以以公众利益为名、损害特定群体的利益，可以使重大政策不经过代议制机构（各级人大）的审议，可以使政策自公布之日起实施、不留缓冲时间，这些才是造成公众恐慌的根本原因。

在今天，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分蛋糕”效应越来越明显。在劳动力全国流动的大背景下，大城市产生了义务教育学位不足、交通拥堵、房地产供小于求导致的高房价等问题。以拥堵为例，其根源在于道路的供给过少而需求过多，拥堵的治理自然也要从抑制需求、增加供给的角度入手。在需求侧，抑制需求要增加哪些人群的使用成本，成本又要如何分摊，这些问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本应该充分采纳公众的意见，平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

然而，中国的现实是，这些政策制定过程，没有公共讨论，也不允许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最终的结果就是让没买车的居民承担了大部分的政策成本，这样的公共政策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更让无数的后来者恐惧被政策所抛弃，疯狂地“抢”占一切可能占据的位子。

换而言之，如果所有的公共政策决策都遵循三个要素：第一，开门立法，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并允许公共讨论；第二，重大决策要平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由人大审议，或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推出；第三，设置必要的缓冲期，那么新老划断、突袭政策等现象就根本不会出现。

公众参与也意味着政府在治理城市时不能自说自话、闭门决策。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由谁来承担政策成本，应该纳入公众讨论的范畴。公共讨论中的事实呈现和竞争性的学术研究形成的共识才具有更高的公信力，公众也更愿意接受并支持这样通过科学民主决策的治理方案，哪怕这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这样的决策才会让老百姓有明确的预期，自然也不需要事事都抢着先上车。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中国城乡之间的持续差距是一个事实。去过农村的人，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农民很朴实，但农村比城市落后太多。在中西部地区，这样的感受会更强烈。有些房子外观看上去不错，但室内空荡无物，仅有简单破旧的家具，污水直接排到地下，解手还得上茅房。

城乡之间的物质差距直接导致了教育差距。据2014年教育部《中国教育概况》介绍，初中阶段具有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城乡之间相差14.5个百分点。小学阶段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教师，城乡之间相差9.2个百分点。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缺乏好老师，也见不到外面的世界，没读完中学就辍学，更别说考大学了。

城乡差距导致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城市里的生活成本比农村高很多，但农民依然要留下来。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约2075万人，约占农村在校生的30%。农村的生活条件、居住条件、教育条件、医疗卫生条件，与城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农村给人的印象仍然是贫穷。

近年来，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22元，城乡收入比为2.73：1，比2009年的3.33：1减少了许多。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依然很大，是19773元，比农民收入还要多。

舆论倾向于认为，城乡差距的根源是国家向农村的投入太少。但实际上，仅从2008年至2013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5.85万亿元。加上地方的配套投入，国家向农村投入并不少。社会各界的投入也不小。十多年来，有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去农村创业、支教、当村官，但农村的发展变化比城市要慢很多。结果是，农业补贴了，墙面刷了，道路修了，田埂拆了，农田连片了，学生下乡了，不少地区的农村依然比城市穷太多。靠增加向农村的投入来发展农村，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城乡差距的表面原因，是农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不赚钱的。多数地区的农业，包括部分地区的家庭农场，主要依靠补贴维持。种地的农民多在五十岁以上，而他们的子女愿意在城市生活。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一是因为种地是体力劳动，非常辛苦，二是因为城里有更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城里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信息，年轻人能学到更多知识，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那些能留住年轻人的农村，要么靠旅游，要么靠工业，早脱离了农业。

城乡差距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对农村功能定位的计划经济思想。计划思想在三农问题上的体现，是将生产结构与区域联系在一起。城市的定位是发展工商业，而农村只能发展农业。比如，有观点认为，“农村不是搞建设的地方，农村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提供农产品，二是提供生态环境产品，这才叫农村。农村的建筑，是农民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也就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农村的功能就是生产粮食，保证“万一”打仗时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农村的房屋，是为农民生产粮食提供居住服务的。在有序的安排下，农村和农民是为整个国家机器服务的一个部件。让农村依赖农业，农业不赚钱，农村这个部件就会一直贫穷。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制定了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既然农村是搞农业的地方，就不能随便让农村搞建设。农地要转为建设用地，既有多年的规模控制（十五年的土地利用规划），也有年度计划控制。根据计划分配的土地权利资源，却又是极不公平的。计划下达的农转用指标，实际分配的方式，是按行政级别层层下发。指标到了县一级，绝大多数分配到开发区、或用于新城建设，很少到镇一级，更别说到村庄了。缺少指标，农村就没法建厂房、客栈，搞不了工业和旅游业。一些乡镇和村庄为了发展，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只好为农民建楼房，让农民上楼，把腾出来的土地用于发展。

农民上楼，配上基础设施，一方面改善了农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发展腾出空间，一举多得。其弊端是，对于少数依赖于农业的年长农民，种地不如以前便利了，农具没地方放了，有一个适应过程。可是，在用途管制加行政分配指标的约束下，不这样做，地方发展又能指望什么呢？眼看着农村继续破败下去吗？一些学者专家批评地方政府让农民上楼的行为，但没认识到，正是计划管理指标的制度，在迫使农民上楼。

更大的问题是农村土地市场的缺失。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导致市场制度建立不起来。市场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过程，需要政府、中介、买卖双方在长期的互动中累积制度建设的知识。城市的国有土地已建立了一套市场交易制度，积累了一系列市场交易的知识。但中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没有市场的，这就导致了抵押、评估、中介、仲裁等大量市场功能的缺失。市场的缺失，背后是农村产权的缺失。现行制度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不准入市交易。中介公司、评估公司、金融机构、法院也不愿意为农村土地房屋提供市场服务。农村盖的房子，出租或出让给城里人，被称为“小产权房”，不但得不到产权保护，还面临罚款、拆除的风险！产权与市场残缺的思想根源，依然是农村土地农用，农民要为了保护“粮食安全”做出牺牲。

近年来，除了上述计划经济的思维，部分学者又为农民的产权残缺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一种理论认为，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这种观念认为，“过去，农民穷，买不起商品房，因此给他无偿提供一块土地，至少可以在上面盖个房，有容身之所。没钱的农民可以搭个茅草房，有钱的农民可以盖个小洋房。这项制度仅限于本集体内的成员，原则是一户一宅。农村的宅基地是保障性住房的产物，并非商品。法律规定，农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益，而宅基地使用权只有占有、使用权，没有收益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宅基地之所以产权残缺，是因为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剥夺产权是为了农民好！

这种理论没有认识到，一刀切的宅基地政策，忽略了农民对宅基地多种用途的需求。一是解决不了燃眉之急。有一些农民着急用钱，看病或供孩子上学，但房子没法抵押贷款，也卖不出钱，没法解决紧迫的困难。二是有不少农民在县城里买了房子，不需要农村的宅基地作为住房保障。三是农村土地与房屋无法作为农民保值增值的财产。有些农民希望将农村的房子卖掉，换取城里更好的住房，但他们的房子卖不出价。城里人刚参加工作，一开始买不起大房子，先买个小房子，伴随收入的积累和房价的上涨，再拿小房子换取大房子。住房作为一种可以保值增值的资产，抵抗通胀的压力。但农民虽有房子，却不能出让，不能以房换房。通货膨胀与城市的房价在逐年提高，农民只能依靠辛苦打工赚来的工资买房，失去了本可以利用房产增值来进城换房的机会。在发达国家，有一块土地就是财富。但在中国不少农村，农民有了土地住房，却要花钱维护，成了负资产。不少农民自愿放弃农村的住房，大量的宅基地和住房闲置和废弃。

宅基地是作为保障还是作为商品，应该由农民自己来决定。家家户户的情况不同，有的农户不需要宅基地作为保障，就不应该用政策来限制他们的财产权利。试想下面的对话：”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换城里的房子。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为父母孩子治病，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扩大生产致富。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不懂金融却要代农民理财，不是很荒唐吗？

部分学界人士还为现行制度提供了另外一套理论支持，那就是资本下乡会导致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学者们忽略的，是这一套理论所基于的历史是农业社会，农民附地而生。但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农业不赚钱，农民不想种地，他们宁愿抛荒，也要不断往城里涌。种地不赚钱，如果取消补贴，不会有多少企业愿意下乡。

企业下乡，带去的不是资本，而是知识。企业下乡带去了技术、管理，和商业世界的知识。这些现代科技与商业知识正是农民所匮乏的。我调研过的河南土地流转案例，企业刚去农村流转土地时，村民比较朴实，要价比较低。但伴随与企业员工的接触增多，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市场知识，再转让土地时，农民学会了讨价还价，要价越来越高。农民也在为下乡企业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了技术、组织等知识。这些知识，正是农民变为市民，融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企业下乡，不是资本下乡，而是知识下乡。

城乡差距的持续，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我去过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农村，那里的农民住小别墅，生活物资丰富，汽车、现代化电器、现代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居民相差不大。发达国家的土地市场比我们发达，大公司比我们多，但他们的农村也比我们富的多。农民有地而贫穷，城里人没地但富裕，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根源在土地制度，是土地产权和市场的残缺。

十几年来，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可谓投入不菲，但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还需要从观念、制度入手。需明确，实事求是的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调整，工商服务业是主体，农业已不在是基础。既有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工商业从大城市郊区向农村和内陆地区的迁移，推高了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计划配置土地指标的制度，以及对集体土地入市的限制，已不再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极大的制约了农村发展、农民致富。

政策制度的实际效果，终究要靠农民来评价。一位在河北工作二十多年的乡镇书记说，十多年前还研究国家关于“三农问题”重要的政策文件，而现在，他已经不再研究了。

（注：作者是中央财经大学助理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2016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区门前陆续聚集了从京城四处赶来的“非京籍”家长。他们听说，一位“非京籍”初中生的家长因为孩子的上学问题，将北京市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

网络上的开庭信息很快被删除，但焦灼的家长还是宁愿信其有，有的凭借记住的关键词“上午九点半、龙爪树南里车站”，按时抵达了法院。旁听资格被严格限制，没有家长列席。此案当庭未做宣判，择日审理。

无法上学导致的“民告官”

自2014年北京为严控人口祭出史上最严的“教育控人”手段起，这已是第二起“非京籍”因无法上学的“民告官”案件。

2014年，九名“非京籍”学生，因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并报考普通高中，委托父母向北京海淀法院对北京教育考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7月，海淀区法院一审判他们败诉。“非京籍”不服提起上诉。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布维持一审判决。

2014年，北京市中考报名确认考生为8.9万人，其中“非京籍”考生2万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离开出生地北京，返回陌生的老家当留守儿童。

“非京籍”有许多称呼： 随迁子女、外来工子女、打工子弟、流动儿童。其中很多称呼并非精确定义的，人们一般捡起什么用什么。北京市教委的统计资料里面，会使用北京市户籍、非北京市户籍这样的统计称呼。

广义来看，“非京籍学生”包括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和非北京户籍城市户口的学生（这部分包括很多白领的孩子）。入读的学校分为四类：公办学校；高收费民办学校（每年学费大概在2-10万不等）；有证的打工子弟学校；无证的打工子弟学校。

“非京籍”家长属于“九类人”（台胞子女、博士后子女、随军子女、中建首钢子女等）的，其子女可以在京参加中考。还有一些“非京籍”家长，大学或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已经积累起不错的社会资本。最底层的，便是俗称的“农民工”，他们通常在京从事体力劳动或“厌恶工种”。

无论心智、观念还是气质，流动儿童作为第二代移民，都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如果说第一代城市移民会将自身的成败与老家的生活相对照，那么第二代移民的参照点则是生活的城市。

在中国，“流动儿童”完全是由户籍政策界定的，现实是：他们并不怎么“流动”。北京一关注流动儿童的教育机构最新研究发现：小学阶段55.6%的流动儿童没有转过学，初中阶段86.9%的流动儿童没有转过学；流动儿童的高中入学率非常低，只有16%学生在城市流入地读高中，其中22%在老家就读高中，5%在第三地就读高中，29%在城市就读职校，27%已经离开学校。

十余年来，流动儿童在京能否上学，实质性改革并无动议。2013年，控人政策开始加码，流动儿童升学更难。

年复一年，“五证”不达标的孩子被孤立在教育边缘，无法升学，看不清未来，但他们却可以清晰表达对于制度不公的愤恨。单纯以控制人口为目的提升义务教育入学门槛并关停学校，不仅事与愿违，或许在未来还会付出不可逆转的社会代价。

控人加码

2014年3月16日，中央政府对外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须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硬指标。

“五证”门槛始于2002年，一开始只要求四证。在2004年至2013年期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在校生人数持续上升。

2014年，北京市各区幼升小“五证”要求花样翻新，处处刁难，严卡工作地区和社保缴纳时段，使得很多已经在京买房家境殷实的家长也犯了难。为了符合一些区对父母双方的要求，也有家长选择离婚。

入学门槛升高后，从入学人数上看，控人效果立竿见影。2014年，北京小学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31426人；较2013年的50107人减少18681人，同比下降幅度为37.28%。初中阶段入学，2014年非京籍学生招生人数教2013年下降幅度达9.89%。

随迁子女以往的借读路径也被堵死。过去，家长非“九类人”的“非京籍”学生可以在北京市普通高中借读并获得临时学籍，缴纳借读费后可在联系好的高中借读。借读生可以在北京参加会考并拿到高中毕业证，再回到户籍地通过社会报考参加高考。2014年，这条折衷的就学路径也被堵死。

过去十年，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从2006年的403.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704.7万人。2011年口，流动人口增速放缓。2013年后，在北京的严控人口的各项措施之下，流动人口统计数字增长近停滞。2015年流动人口进入负增长，为-0.15%。据北京市统计局资料，截止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流动人口）822.6万人，0-14周岁流动儿童68.7万人。

自2009年起，我开始关注“非京籍学生”的教育发展问题，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工子女。我深深意识到，这些在京的外来工子女，最迫切需要的，是机会。人总渴望向上流动，第二代更不会开倒车。如果完全没有上升机会，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沉重的打击。而一旦得到机会，他们往往更加珍惜，和本地人相互激发，形成包容性促进发展，本是一件好事。

“可惜你是外地人”

“在和平年代，我们竟然没有学上！”发出感叹的楠楠（化名）， 是一名在北京出生长大的“非京籍”，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

楠楠的感叹并不代表少数。生活在北京的第二代移民，常常经历到一种无力感，其中可能还混杂着愤恨，小小年纪的他们，已经会抱怨“不公平”。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凭借其薄弱的教育水平，根本无法立足或与城市人竞争，以后可能混得连父辈还不如。但是他们并非不想读书，而是不能读书。

唐女士和丈夫李先生来自山西省繁峙县的深山，二人都没读过书，“专干北京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李先生曾为北京挖地铁出力，在施工中不慎失去了两根手指。来京十多年的唐女士说：“已经回不去老家了。”她心态决绝：“我就是让三个孩子辍学在北京当小混混，也不送回去当留守儿童！”

唐女士说，上次回老家，她发现乡里小学只有三个学生，坐在草垛上无所事事，她看着心酸。她还告诉我：“乡领导说了，别让孩子回来，留守就是制造犯罪分子。”

杨姐和丈夫来京二十年，一直在北京当挤奶工。杨姐脚面经常因为挤奶时被牛踢而肿得老高，三个孩子自出生起就在北京，虽在打工子弟学校，却都热爱学习。杨姐面临艰难选择：供养三个孩子需要收入，可是老家没有房子没有地，回去怎么挣钱？如果让孩子留守的话，杨姐在外打工的弟弟已经留下了四个孩子给老人照顾。再加上杨姐的三个孩子，两个老人要照看七个孩子，杨姐说：“不敢想。”

面临“不敢想”窘境的，不仅是来京打工的底层，甚至也包括一些相对殷实的非京籍家长，在北京买了房买了车还开了公司。正如昨日出现在法院门口的A先生，从河南来北京近20年，他认为自己一直在为北京做贡献：纳税、投资、创造就业、维护社会秩序……另一位家长听出了A先生对自己事业的肯定和自豪，不合时宜地泼了一盆冷水：“可惜你是外地人。”

A先生发愁，把自己当成“北京人”的孩子，回去读书连老家话都听不懂。A先生早已把父母接来北京，一家人在北京扎根，无法在老家县城从头开始。

B女士和A先生很有同感，她十好几年前从山西来到北京，在中关村从事金融行业。B女士的女儿在东城区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读初二，她为女儿鸣不平：“我女儿非常优秀，一直读北京最好的学校，琴棋书画，多才多艺。要是我们过来参加高考你们不让也就算了，但是我们从出生起就一直在北京呀！”

户口之外的“二次拼爹”

同样是没有北京户口被拦在上学之外，不过“非京籍”学生的命运各不相同。这是家长们各显神通的时刻，是依靠“拼爹”拉大教育不公平的二次较量。

杨姐和唐姐别无选择，杨姐最后选择让孩子回去留守，唐姐选择让孩子辍学。不过名牌大学毕业，在京任职IT高管的张先生却琢磨出一条孩子上学的折中之路：去北京隔壁的天津买个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者即可享受与本地常住户口同等待遇，包括子女在当地读书）。2013年，张先生在天津一次性付款买百万元的新房。

“怎么都得彻底荒废一个人，要么荒废孩子，要么荒废大人。”最终，张氏夫妇决定“荒废”张太太。任职公司主任的她，辞去职务，和女儿搬去天津。张先生开始适应“留守爸爸和留守丈夫”的日子。他时常懊恼自己当年的幼稚。1995年，大学毕业的他本有机会得到北京户口，他未做特别争取，而是天真地想：等我有孩子的时候，户口这个恶政肯定早被取消了。结果张先生悔不当初。

不过，有钱似乎也没用，这条蓝印户口之路于2014年被堵死。

在京升学的最后一条路，就剩下一些重点高中的国际班了。2014年诉教委的九位原告学生，三位回到老家读书，一位通过天津蓝印户口读高中，一位在与北京接壤的河北香河县读高中，四位入读国际班。

参与诉讼的章女士把女儿送到了国际班，一个学期至少13万元。但章女士告诉我：“女儿很喜欢国际班的学习环境，因祸得福。” 一直以来，儿子是参与诉讼的朵妈的骄傲。他在西城一重点中学，多才多艺，还担任班长。为了儿子踏上这条留学之路，朵妈干脆把北京的房子卖了，重新租房住。

在研究了国际班政策后，B女士发现，现在北京一些高中的国际班都明令不收非京籍。在北京打拼近20年，原本以为更接近自己的梦想，没想到却更像一场梦。B女士犹豫，是否要为了孩子，回到老家，一切重新开始……谈到这里，B女士也说了句：“不敢想。”

从我接触到的家庭看，自2014年起新一轮“教育控人”政策之下，走的往往是孩子。还没有看到政策预期的，限制一个孩子上学而迁出北京一个家庭的效果。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北京以往实施的控人政策似乎事与愿违。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宋映泉博士的最新研究显示，北京以往的控人政策恐怕难达效果。从2010年至2015年，宋映泉和团队对北京10个区的1867名当时上初一的打工子弟进行追踪调研。2011年8月，北京集中拆除24所打工子弟学校，波及项目中七所学校的370名学生，另外1497名学生的学校未被关闭。

在以往这样的政策之下，外地学生和父母是否离开北京？“结果正相反。”宋映泉介绍，学校被关闭的370名学生中，只有8%回到老家读书；学校没有被关闭的学生中，反倒有13%的人返乡读书。

调研结果显示，控人政策明显使打工子弟更早流入劳动力市场。学校被迫关停的学生中，有75.7%选择在京工作，这一比例高出学校未被关停的学生群体8个百分点。

“这样的发现令人吃惊。”宋映泉分析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既然读书路彻底断了，索性踏实留京工作”。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反抗的心理”。

不少研究表明，北京的诸多“城市病”和人口规模并无关系。梁建章和黄文政的一系列研究和文章表明，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比，北京的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并不大。

根据北京市人口和财政收入规模不难看出，北京教育并不缺钱。北京的生均经费，在全国遥遥领先：截止2014年，北京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23441.78元，全国平均为7681.02元；北京市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36507.21元，全国平均为10359.33元。

中国一线城市的入学难，并不是因为外来人口多，而是没有提前进行教育资源的规划和布局。以北京为例，从1995年到 2012年，北京的小学数量从2867所下降到1081所；专任小学教师数量从6.2万下降到4.7万。

“我现在觉得他们这一代以后可能还不如我”

虽然教育不应被赋予太多改变命运和翻身的期望，但在中国，对很多城市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说，接受教育是打破跨代贫困的唯一道路。

挤奶工杨姐总是想不明白：“我原本以为我的孩子在北京会比我过得强，但我现在觉得他们这一代以后可能还不如我。”

最可怕的，便是无论贫富，人人对于未来“不敢想”，不敢有希望，既不甘心，也不安心。人们普遍的心态是：有什么都不如北京有套房，没什么都不能没北京户口。在房子和户口面前，一切奋斗和梦想皆成枉然。

在家长群，每当有人因为感到政策不公而言辞激烈时，总会有家长出来自觉维持局面，强调“不要当愤青，我们只想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有家长举例子说，如果在美国打拼十余年，有着良好的完税记录，肯定不会不让孩子上学，“因为你不知道在座的学生哪个将成为美国总统。”每当举完美国的例子，家长还会加入辩证的看法，“当然也不是说美国就多好，仅仅是在教育公平问题上。”

看得出来，很多家长在努力克制着，最大程度地压抑自己愤慨的情绪和言语，他们不敢再提曾经火过一段时间的“异地高考”，卑微地不断降低请求：“无法在京高考，只要让我们在京借读，回去高考也行。”

十一长假后，北京上海等城市发布网约车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京人京车”引起舆论哗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撰文发问：“如果一个城市要享用的全部产品与服务，限定只能由本市户籍人口提供，那么这个城市将会怎样？”

再此基础上，我想进一步发问：“如果一个城市全部的产品与服务，限定只能由本市户籍人口享用，那么这个城市将会怎样？”

在全面收紧人口的政策导向下，不仅是义务教育的“非京籍”，连城市未来的公务员和精英也受到影响。2015年春节前，人社部发文，要求“中央单位”2015年度高校毕业生进京落户的计划指标在2014年基础上再削减17%，以配合北京的人口控制政策。受影响最大的是应届硕士毕业生，他们纷纷接到已签订就业协议的事业单位、国企、央企单位的通知解约，事发突然令他们措手不及。

对于这些毕业生来说，考公务员或进入大型央企，应聘有进京指标的国企或高新技术企业，是获得北京户口最直接的途径。不忍失去北京户口的应届生组织了一个QQ维权群，人数很快逼近一千。这些被中科院、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大机构录取的好学生、好党员，也在群里询问组织游行的可行性。

2016年10月初，北京市公布《“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2020年）》，表明在严控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儿童入学之外，北京对未来五年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京外招生也作出限制。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北京开始走向全面的教育控人。

城市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年轻人。很难想象一个令年轻人感到失望和厌弃的城市，怎能持续释放活力。如果最终发现，严控人口并未解决“城市病”，或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又该怎么办呢？

我犹记得在2015年多哈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上，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发表了演讲，她说：“我的大学教育把我带到了那些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地方，包括法院、白宫。这是非常漫长的道路，从我曾经住过的小小的公寓到现在的白宫。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教育，让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都能实现。”

这是米歇尔宣扬的美国梦。那么中国梦呢？

（注：作者赵晗曾任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记者。个人公号：BeAuthentic。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编者按】2016中国“两会”在即，作为中国年度政经大事，“两会”财经议程着力点应在何处？什么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问题？FT中文网近期组织相关专题讨论，编辑事宜，联系[email protected]。

中国“两会”在即，要是我们还有能力做顶层设计，还有勇气直面问题，还有决心推进改革的话，那么明确提出取消城乡的户籍限制就是势在必行的改制举措，而规划和落实具体的配套措施则是我们能否有这种能力、勇气和决心的试金石。

户籍限制的巨大扭曲有目共睹，当今世界里可说是绝无仅有。历来对此的批评不绝，然而迄今为止仍是社会的一大特色，约束着几乎所有的市场交易和思维判断。但是却有能成为改革的一顿“白吃的午餐”，带来深刻的转型红利。这里所说的“白吃”，当然是对今后若干代人而言，前此几代人为之付出过痛深创巨的代价。开放以来，户籍的扭曲已有了显著地化解，不过始终未能射出“临门一脚”，恐怕是“先富起来的”城市居民的利益要作出相应调整，因而步履踟蹰。

周其仁所著《中国做对了什么》2010年出版时，曾送笔者一册，细读之下我对他检视中国改革经验而得出的精当见解很是赞同。这里且引用其几个观察和结论。他说中国改革成功之根本就是因为，“拥有举世罕见、数目惊人的廉价劳动力，”以及邓小平设计的方略和步骤“大幅度降低了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而邓公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从这个视角，让超过欧洲总人口的勤勉劳动力“先流动起来”，流转到能够焕发其生产效率的地域和生产组织，是为关键。其背后的制度推手，也是从户籍制度的严酷限制的“不让”到有限度的“让”。

眼下的问题丛集，我们又“将做对什么？”换言之，中国人面临的实际约束是什么？怎样放松拓展，从而让人们更充分地施展生产潜能？

上星期FT中文网刊出（《农民工市民化，不是恩赐是权利》陈杰），对户籍限制作为国人身份认定和差别待遇的不合理性有了很好的概述。作者尖锐地指明，户籍限制的是国民迁徙、居住和职业选择的基本权益，所造成的歧视远远不止经济利益。然而，这些基本的“天然权利”怎样回归非城镇居民，尤其是还给在城市胼手胝足辛勤劳作了几十年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呢？如果不是“天赋”或“恩赐”，他们又如何才能得到？

历史的经验反复在昭示人们，在这世上，凡是好的事物无不需要努力竞取。白得或浪得的，无法长期保有，即便靠运气或被赐予，或迟或速也会得而复失。

彻底废止户籍限制难在哪里呢？试错和改革，博弈到今天，户籍制度处在某种均衡，惰性的均衡而非效率的均衡状态。城里人或许以为乡下人是生来如此，他们不配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公平待遇，是素养技能不够，或对城市建设贡献不足。略加分析，这些偏见都站不住脚。譬如上海，有多少条马路靠本市居民来清扫，又有哪栋高楼是市民盖的？

户籍限制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为历朝历代所无。造成城乡悬殊差别的户口制度象一座高坝，阻断了城乡的交流，造成两边水位的巨大落差。其实这座大坝的合拢晚至1958年。它的法规依据是那年一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一纸公文就断送了公民的基本权益，竟成了日后“全民的共识”。得到严格执行的户籍限制条例，和1954年颁行的宪法是直接违背的，54宪法的第90条所规定的公民有迁徙居住的自由被搁置起来，直至1975年被新版宪法干脆取消，以后没再恢复，倒是名实相副了。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检讨户籍限制的制度扭曲是如何恶劣，事实上过去三十余年国民的居住迁徙自由已有了非常可观的改进。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急速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是松绑制度扭曲的结果。随着居住和就业限制的松弛，土地的价值也得到了展现。这些生产要素和引进的资本技术结合起来，焕发出无可估量的生产力。这样的巨变，也许只有挪威的经历可相比拟。挪威从欧洲最穷的小邦跃居为世界最富的国家，得力于大陆架石油的开发，那是老天所赐（要是挪威近海早个十年发现油源的话，它的宗主国瑞典是断不会让其独立的）。然而中国的固有潜能早先之所以无法发挥却是“自作孽”造成的。让人民有流动的自主选择，大幅降低制度成本的结果，今天的辉煌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这个教益使我们认为，彻底废止户籍限制的扭曲可以带来今后持续发展的理据所在。

我们说废止户籍限制势在必行，还在于固守这个扭曲的机会成本日趋沉重，接近不可承受的地步。2009年笔者就开始反复呼吁，在FT中文网刊出的《新新人口论》及其他系列文章里，申论必须在劳动力拐点前后，特别是要在农民工大规模换代之前，着手彻底废止户籍限制。主要的理由来自负面：农民工的下一代将难以承受户籍限制带来的差别待遇。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事实，要是“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的话，在他们父辈加速折旧之后，别说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没有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都会大成问题。不难想象，数亿贫二代，受过教育、掌握信息，由电子网络联接，接地气又有较高的期待，他们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盼望要是受挫的话，将会带来多么高昂的维稳成本。

但是，即便有了明确的顶层设计，确定出任期内废止户籍限制的目标，怎样逐步拆除这座大坝，逐级降低城乡的的落差水位，仍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否则会酿成洪灾祸害。比如说，健全社会保障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养老健保的个人账户；提供廉租屋，顺便消化空置的或烂尾的城镇房屋；配置教育资源，建立再培训的设施；开放公允的城市公共服务，接纳新市民的参与，等等。落实取消户籍限制目标的种种具体措施，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制度创新的智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

中国国庆假期结束的第一天，北上广深四地同时出台了当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的“落地细则”征求意见稿。这次各地出台新规，是对于交通部之前网约车新政的落地，会切实影响到网约车的发展与民众利益。因此，受到较大关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新规异常严苛，完全与改革和社会期待背道而驰，引起舆论剧烈反弹。

地方化政策的“软抵抗”

此次四地新政，北京上海均要求本地户籍，广州深圳相对宽松，仅要求持有居住证。除了对人的要求，对车的要求也异常严格，不但要求本地车牌，加装GPS硬件，还要求是2.0L或1.8T排量、轴距不小于2700毫米；除此之外，各地新规还规定了复杂的申请网约车司机资格的流程。

简单的说，四地的新政通过提高车辆价格、增加硬件成本、减少合格司机潜在数量、增加审批流程复杂度等措施，将全面减少网约车的供给，推高网约车的价格，保护出租车公司的利益，但却会使民众重回打车难的局面。讽刺的是，前段时间，舆论在严肃而真诚地争论“滴滴与优步合并之后是否会涨价”，现在大家才惊觉幼稚，原来，不顾一切要推高价格的，是政府相关部门。

这些政策，不但触犯民意，也涉及就业歧视，违反劳动法、行政许可法，相关论述很多，不再累述。更值得探寻的是，从交通部的征求意见稿，到各地新规，专车新政的翻云覆雨，所体现出来的系统性“软抵制”——地方相关部门不反对改革，但是，却通过地方化的政策来进行软抵制，化庙堂之上的改革意愿于无形。

首先，这种抵制来源于交通部留下的空间。之前交通部的新政的征求意见稿，也引起较大批评，在后来的暂行办法中，去掉了很多保守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受到社会的欢迎。

在交通部发布网约车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时，就要求网约车“车内设施配置及车辆性能指标应明显高于主流巡游出租车”。在随后的舆论压力下，这一条被取消，在新的暂行办法中，仅要求“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不过，紧接其后留了一个小尾巴，表示“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正是在这一个尾巴的空间之下，借着“地方实际情况”，交通部基于改革意愿与舆论压力而去掉的条款又卷土重来。

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地方实际”这四个字，往往是改革的障碍。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改革意愿隔得更远，感受到的压力更小，同时，又有着熟悉地方特殊情况的理由，比起北京城里的部委，操作空间与躲闪空间也就更大。就这样，改革意愿离中南海越远也就越弱。所以，并不难理解，温家宝曾感叹过“政令不出中南海”，李克强也斥责“部长都同意的事情，难道还需要处长来把关？”

不仅如此，这种软抵制进一步变为各地配合。在同一天，四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出台相关政策，是非常罕见的。相比之下，就在同一时段，各地也纷纷出台了房地产调控政策，这种对经济影响更大的政策，反而没有这种协同一致的行动。其原因就在于，或多或少，房地产调控起码从目的性上还算站得住脚，而严苛、倒退的网约车政策，几乎很难得到认同，从而需要同时出台，以分摊舆论压力。

面对舆论压力的办法不是仅此而已。交通领域的出行改革，是民众普遍关切所在，是一个最民生的话题，也是最民生的改革，并不敏感。况且，此次各地本就是征求意见稿，畅所欲言本是题中应有之意。虽然相关部门留下了沟通渠道，但社会舆论的讨论、争论、批评，也是正常的与必要的。某种程度上，如当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正是江湖之远的草根民意与庙堂之高的改革意愿共鸣，为改革赋能之机。一旦舆论受到压制，民意被阻隔在下，冲破软抵制、改革的力量就被削弱。

最易被效仿的“倒退性政策”

这张软抵抗的大网形成的最后一步是各地仿效。正如我多次说的那样，中国改革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好的事情，改革的事情，需要力排众议，艰难前行，逐省落地，而保守的、保护既得利益的事情，却很快得到效仿，卷土重来。北上广深作为中国一线城市，具有标杆意义，各地政策效仿，政治风险与舆论风险都更小。所以，这个倒退的政策，不出意外，将会得到各地相关部门的效仿，在全国普遍实施。就在写下此文时，重庆、杭州、天津也推出了类似的严厉政策。

于是，这种对改革的“软抵制”，上下贯通、纵横交错，迅速蔓延，系统性地形成一张紧密的大网，上阻改革意愿，下隔民情。出行领域的改革，不管从消费升级，供给侧优化，还是解决打车难的民生之苦，解决就业与大众创业，都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在这张软抵制的大网阻隔下，改革意愿被消解了。

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反腐大潮，对于民众而言，高层的反腐，纵然解气，令人鼓舞，但终究离自己的衣食住行太远，只有改革深入身边，才能化为百姓身边的基层雨露普惠。不过，改革从来不是易事。

记得多年前的一部电视剧《新星》，讲诉的是古陵县新任县委书记李向南在政府内部，力排众议、艰难前行，开展改革，使古陵面貌焕然一新的故事，浓缩地描绘了1982年中国农村改革所遭遇的阻碍与改革者的艰辛与奋进。编剧给主人翁——古陵县委书记取名李向南，绝对不会想到10年之后，邓小平南巡，多省力推改革，在关键时刻尽自己最后的政治能量，再次把中国推向改革，为此后长达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邓小平都需要身体力行为改革逐省喊话，如今出行领域的改革，又岂是交通部一纸新规就能完成的呢？更何况，交通部的新规之中，还留着偌大的空间。

出租车问题是民生领域的痼疾，但相比其他垄断性行业，它毕竟是一个基层的、既得利益分散、缺乏权势的既得利益，因而是所有硬骨头中最软的一块。那么，某种程度上，这块骨头是不是当年秦国城门的那根立柱呢？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一夜之间，一条城市规划方面的中央文件，在中国舆论场中引发了爆炸式的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表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公众纷纷猜测，这是不是意味着已建成的小区要“拆墙破院”，而这势必影响居民生活。这个突然降临的文件激发了普遍不安全感，一种焦虑甚至恐惧的情绪开始蔓延。

从原理上来说，如果是在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中，是建设封闭式小区还是开放式的街区，应该由企业自行决定，由市场上的购房者来进行自主选择，政府为了公共政策目的可以进行一定的引导，但一定要保证合法公平。固然，在西方城市，街区制是很流行的做法，但也存在着封闭式的小区，二者并行不悖。理论上，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万一封闭式的住宅区的确造成或加剧了拥堵问题，损害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对其内部道路进行征收，并给予公正合理的补偿。甚至，私人土地所有者可以和周边居民达成协议，由后者购买土地的通行权。总之，在产权明晰和法治化的情况下，面对安全生活与交通方便等不同诉求，政府与私人之间，私人相互之间，都可以通过博弈达成各种解决方案，并根据现实的发展而不断调整。

虽然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所有城市土地都是国有土地，但是，从所有权可以衍生出其他物权，即使在土地公有制下，只要这些物权的权利边界和权能可以明晰，问题同样是能够解决的。在此，我们不妨从法律角度来考虑一下，封闭小区与拥堵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如果这个矛盾确实存在而且很严重的话。

当前，根据中国法律，划拨和出让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两种主要形式，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的费用很低，或者是无偿的，而出让方式则支付了土地出让金。这份《意见》中提到的单位大院，很多是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而住宅小区，则几乎都是以出让方式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这两种情况，应该区别看待。

北京等城市存在的单位大院，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计划经济的特征是低工资和高保障水平的结合，单位大院虽然解决了很多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但也造成机制僵化、公共空间无人维护、个人自由受限制等问题，在行政主导的分配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现象，并不被居民满意。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单位大院日益不合时宜，许多大院居民也摒弃了这种生活方式，而愿意购买商品房，选择更自由和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单位大院的存在割裂了城市空间，在车流增多的新现实中，加剧了交通拥堵。而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根据法律，划拨的土地政府是可以根据需要收回，从而解决拥堵问题的。所以，“打开”单位大院，既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也不会损害公共利益，这一决策是应该支持的。

但居民住宅小区则是另一种情况。居民在购买住房时，其所支付的购房款，其实已经承担了相关的土地出让金，而且居民购买的是完全的住宅区的土地使用权，而不仅是房屋所占土地。这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物权法》第73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居民在购买住房时，显然也是考虑到了小区的封闭性、安全性、宜居性等诸多因素，并为此支付价款的。现在要“打开”住宅小区，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相当于把这部分土地的使用权收归国有，其实是一种征收，当然需要经过正当程序并给予业主补偿。而且，因道路公共化而给小区安全性、环境和宜居性造成的损害，居民也应该得到利益补偿，显然不能根据一纸文件贸然为之，即使是“逐步”实现也不行，必须有严密的法律依据，并制定严格的程序，由各方通过谈判来达成公平的征收方案。

面对小区被强行“打开”的恐惧，很多居民指出，更应该“打开”的是政府机关所占的道路和场所。从法律上来看，这是很合理的诉求。很明显，中国的很多政府机构是封闭化的，占据大片土地和内部道路，土地使用效率低，而在西方，尽管很多政府大楼内部有严密的安保设施，但并不占用大量本可用于公共用途的道路空间。政府机构所占空间的开放，是合理可行的：与居民小区相比，政府机构是工作区域，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低，而且公务员本来是“人民公仆”；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主要是自我保护能力强的成年人，而不是需要特殊保护的老人和儿童；政府机构本来就配备了更强的安保力量，与居民小区不可同日而语；最重要的是，“打开”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这个公共利益，而为公共利益服务，本身就是现代社会里政府存在的意义所在。所以，无论从经济性、公平性还是政治伦理的角度讲，占据过多公共空间加剧拥堵的政府机构，的确是应该更早“拆墙破院”的。

事实上，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中，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让所有人的所有利益得到满足，而必然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和妥协。在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封闭式小区的存在，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造成拥堵最重要的因素，至少没有公共交通设施不完善、城市规划不科学等因素重要。而且，并不是所有封闭式小区都加剧了拥堵，例如，在交通压力不大的地区，封闭式小区的影响并不大。对于这些小区来说，“打开”带来的交通便利收益很小，对小区居民利益的影响却很大，所以“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式小区”的做法显然过于“一刀切”，也影响购房者的选择权，不利于楼市的发展。

即使有的封闭式小区造成的拥堵效应，到了非“打开”不可的程度，也应有多种选择方案存在。比如，只是把小区道路变为公共道路，但仍保留业主所有权，车辆或行人有通过自由而无长期停留自由，对此政府和小区居民达成精细化的契约，并由小区物业进行严格的管理。然而，考虑到中国目前低下的城市管理水平、业主自治水平，考虑到政府滥用权力的倾向，以及公民薄弱的维权意识、维权能力，这样的理想状态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在现实中，它几乎必然会演变为演变成对居住者权益的侵夺。因此，“打开”的做法必须谨慎。

事实上，封闭式小区的通行化，是在中国公共服务水平差、社会安全程度低、民众相互之间信任程度低的中国现实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状况。在单子化的社会状况下，较高收入者购买封闭化程度高的小区获取安全和高品质的生活，与周边居民区隔开来，较低收入者居住在“开放式”的“城中村”等地域，并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嘈杂，而且这两个群体的很多人相互敌视、恐惧。而且，政府也乐见封闭式小区的流行，因为其占据的大片占地，也为城市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土地出让金，成为政府的财源，同时政府因封闭式小区的内部管理而减轻了自己的公共管理职责。归根结底，这根本不是所谓中国人“农耕社会心态”导致的结果，相反，这种封闭心态才是中国没有现代政治文明、城市文明的造就的。

可以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城市文明。真正的城市文明是在自由的环境中市民自治，以民主方式做出城市管理决策，而不是由行政当局朝令夕改、为所欲为。现代城市文化的精髓是自由平等、公共治理。但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仍是政府主导，民众的心态也不是追求平等的。即使中国大城市的居民，也存在着严重的“部落意识”，一方面想要得到更好的保障，另一方面不愿放弃自己拥有的很多特权，实现所有公民的平等。在中国现实中，由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功能的缺失，民众只有依靠家族、朋友，依靠无处不在的“关系”，抱团取暖，有能力的人购买私人化的额外保障，无能力的人无奈地承受所有不测风云。正是这种政治经济现实造成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和互助意识，物理上与精神上的“公共空间”双重荒芜，表现为环境污染、脏乱差，以及普遍存在的冷漠、戾气。

理念的进步总要以现实境况的进步为前提。在一个没有确立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没有以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来赢得公民信任和安全感的国家，强求民众有西方城市中的开放心态，并把公民没有文明社会的心态作为拥堵等社会问题的根源，这是本末倒置，不仅荒谬，而且是不道德的。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心态开放、能接受政府随意“拆墙破院”的民众，而是心态开放的政府，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依法行政，以尊重市场规律、城市规划原理而不是“拍脑袋”方式决策，并虚心接受民众的批评与监督，及时调整不合理的决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

《三体》里面有一句经典的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在进化史中，很多庞然大物都消失了，只剩下化石。而很多小生物都活下来了，因为他们没有傲慢，主动顺应周遭的变化。

除夕之夜，有很多人用50年前的海报来概括央视春晚，是因为大家觉得在今天，“政治化”的那潭水早已流过，但央视依然站在龟裂的田里插秧。

“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

“一带一路的大幕已经拉开”

“我们实现伟大的复兴，前程更宽阔”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就是2016春晚的文艺歌曲，言语之中充满了“我就是喜欢你不喜欢春晚还得看春晚的样子”的恶作剧和“我顽固我自豪”的优越感。

凌晨放完鞭炮后，我赶紧去看经过“寓教于乐”的价值观教育之后，广大网民如何吐槽“春晚”。超级段子手王思聪说：“今年的春晚不带上装备是没法看了，不说了，我去找我的红领巾和党徽了……”

春节不是国庆节，春节是老百姓个人情感的寄托，春晚则是大家希望乐一乐，图个好彩头。不管春晚承载、掺和了多少政治和国家诉求，也不应该和老百姓的需求“掰手腕”。“掰手腕”最后终结的一定是春晚本身。

世界越来越开放，春晚越来越傲慢。

归根到底，春晚不接地气的歌颂与赞美，各种合成的主旋律，原因是政府缺少群众支持基础，是对社会竞争关系的恐惧。在火耕水耨的年代，要证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龙天子”只需一篇昭告天下的圣旨，就可在宫墙上看到“万国来朝”的胜景，“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隋书•音乐志》）

在互联网时代，一切自我表达都有可能陷于“自嗨”模式。今年，春晚很“嗨”，网络吐槽也很“嗨”。春晚总导演吕逸涛评断说：一百分，“我觉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如果有人相信他的话，可以去看看“央视春晚”的官方微博，它已经把评论关闭。

历史上，央视春晚把自己变成血统纯正的国家春晚，是1980年代的事。1983年第一届春晚以后，各地省级电视台也开始陆续在除夕夜办春晚。1986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文件，禁止地方电视台在除夕播出春晚。此令一下，十几亿中国人除夕夜就只能和央视春晚“搞对象”：你爱是他，你不爱也是他。

最可怜的是80后，生下来直接成了春晚的“童养媳”，冥冥之中，春晚是他们唯一的“除夕选择”。只要你在中国，只要你要过除夕，春晚只能由央视独家供给，完成了文化和收视双垄断的春晚从1990年代开始，就一直奔跑在成为“新闻联播”复读机的道路上。2016年，总算是修成正果。

“这是我活了三十多年看的最好的一次新闻联播。它摒弃了惯常新闻联播单一的口播加图像形式，集歌曲，舞蹈，小品，vcr等形式于一体... ...。”春晚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保证自己作为垄断地位的血脉纯正。

回顾1980年代， 在那个电视稀缺的年代，效益好的单位会在食堂里装个电视机，为了看春晚，有人不吃年夜饭就跑到食堂占座，去晚了的人只能站着，甚至站在窗户外面看。那时候，看春晚，连上厕所都要跑步，害怕错过了精彩的节目。

我无意厚古薄今，去追忆当年的春晚有多好，虽然我依然记得1984年的春晚，李谷一的《难忘今宵》传唱至今。一切经典都是建立在确定性之上，1980年代的中国有太多的确定性，那个时代，你能看几份报纸，看几部电影，能听几首歌曲，都是确定的，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要知道，在1980年代，邓丽君的歌曲是“黄色歌曲”，在校园里靠“手抄本”传播；苏小明的《军港之夜》是靡靡之音，被很多单位禁止播放。一个单位的领导就可以决定这个单位的“小伙伴们”，中午能在广播中听到什么歌曲。

1983年央视首届春晚亮相后，几乎每年都是中国人除夕夜的一道文化大餐。举国上下，所有频道，在除夕夜只有一台节目——春晚。在确定性的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相对稳定，中国人想什么，或者说中国人可以想什么基本都是已知数据，每年春晚，只需要让“童养媳”多吃一道菜，就能大获成功。

但是在不确定的互联网时代，傲慢的方法已经失效了。好像谙习男女之道的“童养媳”已开始和别人挤眉弄眼，央视春晚还躺在床上，吸着大烟喊道：“来，给老爷揉揉腿”，揉好了给你评个最佳观众，戴红花，上光荣榜，发大红包。殊不知，伸过来的不是纤纤玉指，而是孙大圣的一阵老拳，可怜的春晚总导演吕逸涛苦中作乐地喊道：“打得好，一百分！”

如果吕逸涛是一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识的的文化人，就不该把春晚当成权力的迷药，把十几亿中国人当成春晚的“童养媳”，别以为春晚是他独家独有，可以“任性”“猴塞雷”，这既是对春晚的侮辱，也是对亿万观众的侮辱。

100年前，辛亥革命打倒了中国皇帝，却没有戳破官员权力内心的傲慢。傲慢加上对自身地位的不自信，才导致官员推行各种意识形态性的宣教，试图让所有人的思想变得一致，而这注定是徒劳的。新的一年里，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傲慢的神像在时光中风化、倒塌，并永不得修缮，毕竟我们都是一国同胞，彼此平等、尊重和信任，才会如春天里的阳光，让社会温暖，企业昌盛，家庭和谐，万物生长发芽，民族延绵不息。

（注：作者微信公众号是crdj2277。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中国大陆的高考刚刚结束，毛坦厂中学不意外地又成了舆论的中心话题。毛坦厂中学不过是安徽省六安市底下的一所镇中学，但却因为“高考工厂”“炼狱”等称号而闻名全国。有评论公众号将去年批评毛坦厂中学的文章重新拿出来发表，文章如其所愿地“10万+”，因为时下嘲笑毛坦厂中学简直成了一种“舆论正确”，老调重弹一点不显得过时。

人们嘲笑毛坦厂中学什么？嘲笑它的“愚蠢的迷信”。高考两天警车开道的这车牌是“518”（“我要发”），头车车牌是“91666”，意思是“就要顺顺顺”；学校附近有一棵“神树”，每年高考之前的那个农历十五，家长都要去拜“神树”……

嘲笑这所中学粗暴、原始、功利性极强的监狱式管理。他们形容毛坦厂中学的教学楼设计“像哲学家边沁所设想的环形监狱”，每个学生就像犯人一样置身于无所不在的监控之中，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恋爱、没有休闲、没有懈怠……教师就像教官或监狱长，可以以督促学生学习为由褫夺学生的一切权利，而学生一个个则乖巧如犯人。

他们还嘲笑学生们努力的虚妄和徒劳无功。“有的孩子在这里复读多年，耗尽了家庭的财富、熬干了父母的精力、枯槁了自己的心志，但终于能够跃出龙门。但他们很少能够想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越来越昂贵、又越来越没有用场。很多出身贫寒的孩子，一旦走出大学校门，马上成为漂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人：天堂的确不远，但永远不可触及。乡土虽然贫瘠，却再也无法回头。”他们指出，毛坦厂中学的孩子们拼尽一切很可能只是上了个三流本科，但当下中国“大学生”这一头衔含量越来越低，你毕业后发现工作还是那么难找。本想着借读书“从而逃脱瓦匠和裁缝的命运”，不料命运改变不了，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不说，反倒被这种监狱式管理“毁灭了天性”“奴役了精神”，“无法回头”。

这些批评和嘲笑，似乎没有什么违背事实的地方。不过，如果你质问这些作壁上观的批评者，既然毛坦厂中学是可笑的，那你是否能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出路和选择？他们无言以对。他们高高在上的嘲讽，已然忽略了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事实——对于那些孩子来说，进入毛坦厂中学是他们当前所能做的最不坏的选择。

毛坦厂中学不是复旦附中或人大附中这种传说中的学校，有一半以上的人保送或出国，它只是一所普通的镇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非常之少，一本的上线率也不到一半；它的学生80%都是农村生源，父母皆为打工者……毛坦厂中学的管理者何尝不想像人大附中那样开明管理啊——学校钱多得不知道如何花，招聘的教师很多都是北大清华博士，入学的有许多是高干子弟；毛坦厂中学的孩子们，当然也想像人大附中的学生那样了，宽容自由的课堂氛围、外教教英语、出国交流、夏令营、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但是这不可能！因为不公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充斥着不公平，即便作为最具起点意义的教育公平，我们也是严重的不公平。比如户籍，北京的一本上线率（2013-2015）为24.42%，而毛坦厂中学所在安徽省的一本上线率为10.70%，至于211大学录取率，2015年北京为12.5%，安徽仅为3.5%；而大城市、中小城市、乡镇之间的教育投入和分配也严重不均，人大附中这种超级中学几乎吸纳了一切最优质的教育资源，马太效应依次递减，到了乡镇中学已是异常贫瘠，二者的悬殊是天壤之别。毛坦厂中学的孩子不仅仅是要与安徽省的几所超级中学的考生竞争，他们还要与来自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优质学校的学生竞争，先天不足的他们，只能以无数倍的努力——这种努力因用力过猛而近乎扭曲和异化，来尽可能地弥补与他人之间的差距。

除了疯狂般的努力，他们无以为盔甲。这才是毛坦厂中学怪相的根源。

但令人心碎的是，这种差距，并不会止于高考。即便毛坦厂中学的孩子们能够幸运地考上北大，但他们与大城市学生的资源差距、人脉差距、文化差距，还将继续延伸到他们日后的大学生活、毕业之后的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他们将始终在起点上慢人一拍，“我花了18年时间才能一起和你在这里坐着喝咖啡”，他们奋斗的终点也许只是别人天生就具备的起点。即便是这一起点，也仅仅是少数人能够抵达，更多人上着三流本科，毕业后成了一名普通的职工，依旧沦落在社会的底层。

即便高考通往阶层流动这条路如此难走，但它却是毛坦厂中学的孩子，包括千千万万农家子弟唯一可以选择的，这是他们仅剩的自我救赎方式。因为中国社会早就实现了阶层分化和阶层固化，高考基本是仅剩的上升渠道。不少评论者天真的以为，如果学生不进入毛坦厂中学，反而能够避免天性被毁灭、精神被奴役，好像他们的前途一片大好光明。真是如此吗？在城乡二元对立、农村不断被吸血和吞噬的语境下，没有任何知识和文化的农村青年，他们更普遍的下场在哪里呢？在快手呈现出的精神迷惘和空虚里，在大凉山深处的封闭和绝望里，在东莞流水线上夜以继日的机械劳作里，在大城市不断冒出的建筑工地里，在一次次因野蛮和无知导致的刑事案件里……

考出去不一定有出路，但不考出去，没有出路。毛坦厂中学的孩子们没有出国留学、保送、拼爹、靠关系等第三条出路。“考出去”是唯一的目的，为了这一目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你说这是功利、压抑天性、精神奴役，其实它只是绝境中打碎牙齿和血吞的求生本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死地求生。

嘲讽毛坦厂中学总是容易的，但我们更该看到的是毛坦厂中学怪相背后的社会根源与制度根源。一些既得利益者并非不明白这背后的道理，但他们还是选择以猎奇的眼光看待底层人的挣扎，以“不怪制度怪个人”的方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其实比毛坦厂中学怪相更令人心寒，因为当既得利益者都如此傲慢、冷漠与自私时，教育公平的改革将无人推动，毛坦厂中学怪相还将持续。

（注：作者是评论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近年，香港年轻人对社会现况很不满，越来越多年轻人以不同方式参与政治，包括公共讨论、社会运动、参选议会等。这股动力，从2009年高铁拨款、菜园村出现抗争起，便如雪球般累积，推动越来越多年轻人出一份力。学生组织如学民思潮推动反国教、雨伞运动；年轻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心理学家、社工、财经界等纷纷组成论政团体；更有不少年轻人不介意低薪，投身成为全职议员助理，又或加入政党，花上数以年计的光阴和精神，参与政治工作，甚至出选。在刚结束的区议会选举，便有不少年轻人胜出的例子。

三项年轻人的特质，加上三项社会环境，让年轻人留意社会时事及参与政治的动力不断累积。

年轻人特质：

第一，年轻人更多追求物质以外价值

香港楼价高企，很多年轻人买不到房子，但也会追求物质以外的价值。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雨伞运动后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便指出：“香港人，特别是新的一代，在物质生活以外，更加‘渴望心中富有’，这是社会成熟的表现。”

上世纪80-90年代，人们以李嘉诚为偶像，祟拜其创业成功成为大亨，老一辈希望子女们安稳打工买楼结婚，而这一辈的年轻人，更多追求金钱以外的理想。有很多媒体报道不同年轻人追梦的故事，目标都不是要赚多少钱，而是其他经历如环游世界、到沙漠及极地完成马拉松、9优状元弃厚职追梦开巴士等，与笔者同是区议员的党友邝俊宇更坚持追梦，成为网络当红作家。

第二，整体教育水平提高，设立通识科文凭考试，新一代更具分析力及批判力

在1981至2011年这30年间，具专上学历（非学位）的市民比率，由2.6% 增至8.5%，具大学学位的比率，则由2.5% 跃升至16%。回归前，殖民地政府采取“行政吸纳政治”，主动吸纳香港本土的华人精英进入行政决策结构中，所以大多市民对政府所说的所做的都是顺从和信任。但近年，随着整体知识水平提高，政府所说的不再是权威。就如去年暑假发生的公屋铅水丑闻，无论是政府公布验水方式或补救方法，都备受民间专业人士和学者质疑；又如《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网民担心言论自由被剥夺，引起广泛关注，民间团体逐点指出政府草案的问题，并建议其他解决方案。虽然政府仍然坚持原有方案，但官员也承认网民功课做足，熟读相关条例。

而数年前香港教育制度改革，高中文凭试增加了通识教育科为必修科目，几乎每年考试题目都涉及政治，例如有关政党政治、立法会“拉布”、反特首梁振英游行和新闻自由等。老师和学生为通识考试作准备时，更需要了解社会时事，以取得好成绩，这也培养了新一代的分析和批判能力。

第三，创意及善用社交媒体和网络，让年轻人容易接收信息

年轻人善用网络，能够以快速及有趣的方式响应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在网络上更有不少二次创作，以改图、拍片、改歌词等形式，嬉笑怒骂讽刺社会各种情况，让一些时事和艰深的议题变得更贴身。

如“厚多士事件”，操乡音的香港妇人因为被指在港铁车厢霸占座位及于车厢进食，被一名女乘客出言阻止，引起骂战，不断重复骂女乘客“你好多事”，因其口音带乡音，遭恶搞成“你厚多士”，创作不同有趣的影片及图片发放，让更多年轻人关注。

又如当有建制派议员指香港人要感恩大陆对香港供水，网民很快找到资料，指出马来西亚向新加坡的供水比大陆向香港的价钱便宜100倍，认为这是真金白银购买，何来感恩，更将有关数据以图片广泛在社交媒体流传。

社会环境：

第一，社会出现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情，让人担心失去核心价值

年轻人重视公平和公义，而法治是香港人重视的核心价值。近年，社会出现很多让年轻人认为很不公义的事件。当年轻人发现了不公平、不公义，便不能再沉默，让越来越多人走出来。

就如出版中国政治敏感书籍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及另外数名股东和职员接连神秘失踪，李波没有出境记录，却声称“用了自己的方式”回内地，他接连写信“报平安”，却一直没法现身，怀疑是遭内地执法人员强行从香港带走和扣留。事件让香港人震惊，年轻人都很担忧“一国两制”能否维持，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法治等香港价值会否失去。

又如免费电视台发牌事件，当其他申请都获接纳，就只有王维基的港视落空。当通讯事务管理局和政府委托顾问报告也推荐港视时，特首主导的行政会导却以“一篮子”因素否决港视申请，做法非常不透明及没道理，香港人戏称这是“一男子”因素。社交媒体当晚疯传力撑王维基的专页，一夜间数以十万人赞好，其后更组织游行集会反对政府决定。

第二，没有足够社会保障，政府没有真切响应社会要求

当大陆也有社保基金时，香港政府却没有为市民提供足够的退休保障，强积金重大改革如取消对冲机制至今仍落实无期。

香港社福界争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政府近年却预设立场，进行“假咨询”，目的是制造财政恐惧，诱导市民反对全民退保，连受政府委托做研究的周永新教授也忍不住公开批评政府。

住屋是基本居住权，但香港公屋轮候时间过长，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民间不少团体和学者曾建议以占地124公顷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部分作建屋，提供8万人居住的单位，但政府漠视意见，继续低价租地给只有2500名会员的球会。政府所提出的建屋方案引起大量争议。

第三，香港高官没有以身作则，令没有民意授权的政府更不获信任

政府一直想推动国民教育，不少人担心是“洗脑教育”，纷纷站出来反对。试想想，不少高官都安排子女到外国读书，仿佛已是以脚投票，连他们都对香港教育制度没有信心？

前特首曾荫权被揭以低价乘坐豪华游艇、私人飞机丑闻后，政府成立的独立委员会建议扩大《防止贿赂条例》至可规管特首，政府虽知悉建议，但到现时仍未确切落实修例，而特首梁振英亦被揭发收取澳洲公司UGL 400万英镑却不作申报。

结语：

10年前，总理温家宝已指出香港有深层次矛盾需要解决；10年后的今天，香港社会矛盾和对立却一直加剧。若中央政府不尊重香港人的价值，若香港政府继续不真切地响应社会要求，不捍卫香港人的价值，将失去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支持。因为，香港的年轻人都有着理想，不会沉默，更不会轻言妥协。

（本文作者于香港2015年区议会选举[深水埗荔枝角中选区]胜出，为香港民主党历年最年轻司库，特许财经分析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 [email protected]）

作为地处大国边缘的弹丸之地，香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与其规模并不相称的极大作用。150多年来——其中多数时间里香港是隶属大英帝国的一个转口港——这座商港充当着西方进入中国的通道，同时也是一座商品与服务交换、思想交流的港口。

然而，香港作为“进入中国的桥梁”的地位开始受到了威胁。如今中国内地企业可以在境内融资，而外国投资者要在中国内地直接投资也比以前容易多了，尽管与投资西方大部分地区相比，在中国投资进度更慢、风险更大，限制也更多。中国在上海和深圳设立的自贸区为外国投资提供了机会；人民币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贸易结算货币；再加上近年来启动的“沪港通”(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这些都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包括直接联系以及通过香港的间接联系。

看到这些变化，人们不由得产生疑问：未来香港还能继续扮演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中介角色吗？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新加坡等其他城市也对香港构成了挑战。

但香港投资人、企业治理维权人士戴维•韦布(David Webb)坚称，香港仍拥有极大优势。“香港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一个地方是，它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香港有大批律师能讲流利的普通话，他们熟知中国内地的商业惯例。”

专家们表示，除非中国内地改善法律披露规则和会计实务，并大力发展专业法律服务行业，香港的主导地位才可能被削弱。“香港是一个经验的中心，拥有与交易和产品相关的丰富专业知识，人们观念多元，具备真知灼见。你在许多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这种独特的组合，”年利达律师事务所(Linklaters)驻香港的资本市场合伙人Hwang Hwa Sim说，“人们几乎拥有所有知识，他们知道什么事是有可能做到的。法律专业人士要明白是什么使得香港独一无二。”

然而有一件事却表明，中国正开始减少依赖香港作为中间媒介，那就是韩国政府于去年12月发行了30亿元人民币（合4.6亿美元）的“熊猫债券”，熊猫债券是一种由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这是首只在中国在岸市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非中国主权债券——悄悄抢在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前面，后者也紧跟着发行了规模相近的熊猫债券。

多家律所参与了发行事务。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Bae, Kim & Lee)为韩国政府提供了建议，还有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也是。安理律师事务所(Allen & Overy)为发行方汇丰(HSBC)和中银香港提供了服务。安理委婉地指出，“国际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在债券发行的实践和程序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以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先例。这是一项非常冒险的任务，”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负责这项交易的首席合伙人Eui Jong Chung说。“此外还存在时间问题。交易涉及到三种语言——中文、韩语以及沟通中使用的英语——所以，及时使翻译文本获批是有挑战的。”Eui Jong Chung认为，这次发行给韩国银行业树立了一个先例。

中欧国际交易所(Ceinex)的设立是中国减少依赖香港的另一个迹象。该所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交易多种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该所由多家交易所共同出资设立，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金杜律师事务所为其提供建议；德意志交易所集团(Deutsche Börse)；以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大成律师事务所(Dacheng Law Offices)为其提供建议。

去年10月举行的中欧国际交易所签约仪式——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出席——代表着欧洲为了中国的巨大商机而讨好北京的最新举动。大成律师事务所表示中欧国际交易所是“中国资本市场在海外重要的延伸和补充”，将对中国的经济、资本市场和货币产生“重要影响”。

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克里斯蒂安•科尼特(Christian Cornett)说，中欧国际交易所背后的雄心是，应该让一系列与中国市场相关的金融产品可以在西方进行交易。“主要挑战是以前没这样做过，（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个共同要素，让双方相近的利益趋于一致，并且都同样大为获益，”他说。

2014年11月，诺顿罗氏富布莱特律师事务所(Norton Rose Fulbright)为人和商业控股有限公司(Renhe Commercial Holdings)4.36亿美元配股事宜提供建议。人和商业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开发商，以把废弃地下防空洞改造为购物中心而闻名。这笔交易是“沪港通”启动以来，第一笔由港交所合格发行企业完成的交易。沪港通是一个跨境交易项目，第一次允许海外资金直接买入中国内地上市公司股票。

此前，国际投资者如果想持有中国内地上市公司股票，需要首先获得审批。沪港通也让许多中国投资者第一次能够直接买入港交所上市股票。深圳交易所原本计划在去年开通“深港通”，只是推迟了。

诺顿罗氏律师事务所的资深顾问Rachel Chan表示，除这次配股之外，诺顿罗氏也为人和商业的银行融资和要约收购提供建议，这些被整合成一项前所未有的三层融资安排。“通常情况下，这种安排的各个部分都是独立的，但由于采取了创新性的结构，我们得以把各部分融合为一个整体，”她说。

尽管国际投资者获得了直接投资中国内地上市股票的机会，但香港资本市场仍将是一条重要的金融管道。去年12月，宝钢集团(Baosteel Group)发行5亿美元可交换债券，标的股票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的H股股票，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为各承销商提供了服务。200多家中国内地公司发行了H股，该协议为未来挂钩股票的交易铺平了道路。

这项交易开创了多个第一，包括创建了第一种可交换为H股的国际债券，以及第一宗标的股票是中资银行股票的挂钩股票交易。“正因为综合运用了多种技术，该交易才有可能完成。这基本上是针对一个全新类别的投资者推出了一种全新的产品。这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市场，”Hwang Hwa Sim说。

在中国再保险(China Re)的IPO中，司利达(Slaughter and May)所提供的服务也因其创造性而引人注意。“这对我们而言是开创性的交易。这也是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再保险集团，是第一家上市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司利达的合伙人约翰•摩尔(John Moore)说。

尽管面对来自中国内地、新加坡和其他新兴城市的竞争威胁，香港相对这些对手仍拥有很大的法律优势。“香港似乎在众多领域形成了一种自己特有的活力，”摩尔说。

“香港拥有多得不可思议的双语人才，他们是在这个体系内成长的。我毫不怀疑，香港在未来将继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企业治理维权人士韦布说：“作为一个可信赖的司法管辖区，香港确实具有吸引力，但要记住《基本法》的承诺还有31年就要到期。到2047年，香港可能会有一家新的最高法院，可能就在内地。这一点可能会削弱长期投资者的信心。”

年利达的Hwang Hwa Sim说：“一个团队若不是在香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可能就完不成（宝钢交易）。我们知道我们的投资者愿意接受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有可能办到的。除非香港失去催生思想创意火花的能力，否则香港仍将保持交易中心的地位。”

译者/何黎

（编者注：近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在香港大学演讲时，在场听众歌唱《我的祖国》。有关此事的视频和报道引发关注。龙应台为此撰文，回顾演讲经历，授权FT中文网发表。）

在港大演讲“一首歌，一个时代”之前，我特别对身边台湾和香港朋友们做了“微调查”，问他们：“你的启蒙歌是什么？” “启蒙”，不一定得是儿时听到学到的歌，而是，回首想想什么歌对你自己的成长历程有着特别的意义。

几乎每一个人都得认真地想一想才给得出答案。世代不同，答案不一样。在台湾，老一辈的，也许会说出一首抗日时期的爱国歌曲，譬如《家在山那边》或者1945年之前的一首日本民谣。年轻的有的提到像《橄榄树》这类的校园民歌，有的提及正活跃当下的周杰伦。

香港的朋友，一番沉吟之后，往往想到的是英文歌。好几个朋友选的都是约翰•列侬的Imagine。那充满人道主义理想色彩的歌，感动了太多青春易感的心，而这首歌，列侬自己说，内容“几乎就是个共产主义宣言”。

于是我最后决定，演讲就从几首歌词内容经过多重意义转换的外文歌曲说起。尤其是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从农民的耕作民谣转换成游击队歌曲，到了七十年代，透过电影的力量风靡了整个中国。

1940年代为了纪念被国民政府镇压而遇难的学生所写的歌，辗转到台湾变成了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步向刑场前的告别哀歌。歌曲，因为时空更替，与不同的集体记忆接轨而产生完全不同于初衷的意义，但是每一个意义都是真实的。

可容上千人的港大礼堂当天是满座，大概一半港人，一半陆生，少许台湾人和其他地区的华人。听众合唱了好几首歌，台湾人用国语合唱《绿岛小夜曲》，一首包装在爱情里的政治抗议歌；香港人用粤语合唱《友谊之光》，两曲其实是同一首歌。当坐在第一排的周伟立教授回答说，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时，站在台上的我，脑海如电光石火般闪过好些念头。

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首“红歌”，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

但我欣赏他的诚实。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学，所处的氛围曾经被称为“火红的年代”，就如同1971年列侬发表的Imagine所倾诉的，那时的港大学生，在英国帝国统治的阴影中，是多么憧憬那个红色的“祖国”可以带来公平正义和民族自尊。周伟立所说的“师兄们”，就是那“火红的年代”里拥抱着纯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轻人。他的“启蒙”来自那个年代对理想最热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来代表，在他脱口而出的那一个刹那，我就懂了。

可是这首歌我没听过——我想听，而且这一半陆人一半港人的场内，各自都有自己坚持的信念和立场，听一首对方深爱但是自己不识的歌，不是最好的倾听吗？演讲的最终目的，其实不在于讲，而在于倾听。

我的念头全部都在一瞬间闪现：不管在本地政治正确不正确，让我们听听这首歌吧。于是我当场邀请大家一起合唱。

听众开始唱时还有点害羞，零零落落的，但是旋律的优美有一种感染力，一会儿就唱开了。歌声流荡，化解心中原有块垒，坐在一旁不相识的人在唱歌时相视而笑，是多么美好的事，我于是让大家合唱的时间拉长一点，虽然演讲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让我惊讶的是，原以为大陆人之间会有代沟——也许年轻人不太会唱，但是发现年轻人一样纯熟地唱；原以为港人可能不太会，发现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里，撞见不同的记忆，就产生不同的情愫和意义。在港大大堂里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几分钟，在当下的情境里，唱的就是大河波浪，咏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带出来的个人记忆当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恋，可能是家国情怀，可能是某种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那简单美丽的旋律；那是非常纯净的几分钟。

歌的意义会转换，歌的温柔力道强于刀剑，正好是我整个演讲的核心。

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极其流行“烧钱”，已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很多公司都习惯了向用户支付高额补贴，以吸引用户使用它们的服务，指望在它们花光钱之前，竞争对手们会先破产。

初创公司一猫汽车网(Emao.com)希望打造一个汽车经销商的在线平台，其整个营销战略都是围绕着赔钱建立的。“烧投资人的钱，博买车人的心”——该公司近期打出这样的广告词。

优步(Uber)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今年早些时候吹嘘，这款共乘应用的中国分支一年亏损逾10亿美元，部分原因是支付补贴以抢占市场份额。本土叫车应用滴滴快的(Didi Kuaidi)正在多个城市与优步大打价格战。

优步的竞争对手们表态说，它们在花钱上不会落于人后。滴滴快的总裁柳青(Jean Liu)去年9月表示：“不烧钱我们走不到今天这一步。”该公司董事长程维表示，去年滴滴快的花费40亿美元进行“市场培育”。

另一家叫车应用易到用车(Yidao Yongche)的高管们上月表示，他们“卷入了烧钱的漩涡”。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周航近期表示：“我们为今年准备了至少30亿到50亿元人民币的‘弹药’。”

“烧钱”听起来可能不像是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但这些创立不久的公司主张，为了建立品牌，获得与人竞争所需要的规模，付钱让用户使用它们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正在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政府坚称转型正在进行中——这使“收买”中国消费者的目的——即希望有一天他们会购买你的产品——显得很有吸引力。

至少有一些人是这么看的。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热衷烧钱的风气预示着互联网泡沫快胀到头了。在上世纪90年代的网络泡沫时期，硅谷公司说服投资者，利润不再重要，如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也一样迷上了亏钱。

“钱用光后，很多公司都会被遗忘，”达睿咨询(Datareal)创始人马继华表示。

他估计，为了吸引中国消费者通过智能手机使用打车、按摩和洗车等服务，互联网公司每年用在补贴上的资金多达500亿元人民币。

但他也承认，企业别无选择。“在这个市场上，如果你不烧钱，你就无法获得市场份额，这就意味着你吸引不到投资，结果是你在烧钱的竞争对手面前毫无机会。”

“消费者的盛宴”

投资主要来自风险资本公司、私募公司，以及腾讯(Tencent)、阿里巴巴(Alibaba)等规模更大并且盈利的互联网公司。大部分补贴投向各类应用，它们都希望成为按摩服务业的优步，或者洗车服务业的Airbnb。这些“线上到线下”(O2O)服务是中国互联网行业时下最热门的投资主题。

市场领军者的潜在利益有助于解释它们为何如此乐意花钱：根据汇丰(HSBC)的数据，中国O2O市场有10万亿元人民币规模，而目前渗透率只有4%，这个市场在2015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80%。汇丰估计，这个行业的“利润蛋糕”在5年内将达260亿元人民币。

健康美容应用河狸家(Helijia)首席执行官孟醒上个月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眼下O2O对消费者而言就像一场盛宴。我们没有在近期实现盈利的计划，因为风投还在提供资金。”

孟醒表示，过去一年他的公司“烧掉了几个亿的人民币”，不过在最大的竞争对手倒闭后，他已经降低了补贴。“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情况，太火了。有很多风投和（私募）公司愿意为这些战争提供资金。”

各家初创公司都在忙着融资，它们的估值一次比一次惊人，筹得的资金大多用于补贴。滴滴快的去年7月估值为150亿美元，在最近几轮融资中已达到200亿美元。中国优步(Uber China)在今年1月的一轮融资中估值为70亿美元。去年11月，中国最大的两家美食外卖和团购网站——美团(Meituan)和大众点评(Dianping)合并，估值为150亿-170亿美元。

这些公司大多没有公布财务报表，所以外界无法得知它们实际的烧钱规模。周航估计，2015年易到用车、优步和滴滴快的等打车应用在乘客补贴上烧掉了200亿元人民币。美团大众点评在2月份发布了一份含糊的新闻稿，称2015年“为吃货节省了580元人民币”，该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订餐及电影票销售网站。

去年中国有84家O2O企业倒闭，但该行业也吸引了大量引人瞩目的投资。阿里巴巴及旗下支付公司蚂蚁金服(Ant Financial)宣布将各自投入30亿元人民币，发展送餐服务“口碑”(Koubei)。搜索引擎百度(Baidu)则表示将向旗下团购和送餐应用“糯米”(Nuomi)投入200亿元人民币。

启明创投(Qiming)是投资河狸家应用的风投公司之一，该公司的甘剑平(JP Gan)表示，这种狂热的补贴行为是有章法的。他说：“多数资深的风险资本家都在盯着同样的模式——你买用户，买服务提供商，把平台扩展到一二百个城市，召集大量人手，向城市中消费者集中的区域提供服务。”

但是O2O行业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供应商分散，服务同质性很高。上海风险投资公司戈壁创投(Gobi Capital)的徐晨(Ken Xu)表示，问题在于“用户对这些行业的任何企业都没有忠诚度，他们只使用有补贴的应用。在打车应用领域，所有人都开始认识到，他们补贴的是同一群人，这群人既用优步也用滴滴快的，谁补贴多就用谁”。

“最后还站着的人就赢了”

在其他地方，O2O模式已经遭受过审视，尤其是在美国，许多组成“零工经济”(gig economy)基础的应用都在风险资金枯竭后失败。这些经验在中国引发担忧：一旦“风投福利”时代终结，是否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不过中美之间有一个区别，就是美国的线下购物和服务要成熟得多。北京博达克咨询公司(BDA China)的董事长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表示：“美国企业并不渴望用互联网来提高效率或增加吸引力。”邓肯写的一本关于阿里巴巴的著作即将出版。邓肯表示，在中国，实体商业往往产品定价过高，或者不能提供愉快体验，因此投资者相信未来互联网将成为中国消费者与服务“连接”的首要方式。

“在西方，我们的零售长期以来是高效的，”克拉克补充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正在超越西方。”

中国高科技经济的另一个优势是一个低技术含量的因素：劳动力成本。中国快递成本是美国的10%至20%。

纪源资本(GGV Capital)的管理合伙人童士豪(Hans Tung)称，廉价劳动力和城市人口密集是O2O服务在中国具有经济效益的两个主要原因，而在美国，这个行业发展困难。“在美国，由于消费者更加分散、配送成本更高、使用频率更低，这种所谓的零工经济发展不均衡，”他称，“除了优步和Airbnb外，这一类的初创企业是比较艰难的。”

在中国，这些方面的因素都有利于O2O行业的发展。“O2O服务的配送成本更低，城市人口密度更大，因此，一旦行业领头羊出现整合，行业的基本面可能更好，”他称。

但显而易见的是，补贴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

企业以极低的折扣来吸引消费者。在“好厨师”应用上，只要99元人民币就可以请一名大厨上门做5道川菜，而去餐厅吃同样一桌菜可能要破费200元。用优步短途出行只需要8元人民币，是乘坐有牌照出租车的价格（已经被政府法令压低了）的三分之二。

一名只透露自己姓郭的优步兼滴滴司机称，两家公司支付的补贴通常相当于行程成本的两到三倍。

“补贴是收入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由于竞争，车费已经非常低了，”郭先生称，“如果没有补贴，车费还不够油钱——划不来。”

分析师称，这种商业模式最终的可行性将取决于停止烧钱——这是不可避免的——后会发生什么。

去年已经出现了投资者受够了“烧钱”的迹象。来自投资者的压力，被认为是去年滴滴和快的合并背后的原因。这两家领先的打车应用刚解决了烧钱的问题，优步就登场了。去年末，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只是为了对抗搜索引擎百度旗下的平台糯米。

“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故事——最后一个站着的人总会赢的。有时，如果最后还站着的是两个人，他们会合并，”启明的甘剑平称。

在北京长江商学院(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授课的经济学家布赖恩•维亚尔(Brian Viard)称，优步和Airbnb这类平台依赖于大量的消费者和商家来形成足够大的规模，从而拉低成本。但是他称，“烧钱”的基本模式更多与乐观有关，而不是成本效益。

“这些企业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心目中的成功几率高于实际情况，”他称。

马芳婧(Ma Fangjing)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最受欢迎的聊天应用“微信”(WeChat)在国内将竞争对手远远甩在了身后，如阿里巴巴(Alibaba)的来往(Laiwang)、拥有日韩背景的Line以及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但眼下却有一些用户表示，微信正面临一个更大的而且源于自身的挑战：信息庞杂。而微信的创造者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自2011年推出以来，对中国5.25亿的智能手机用户而言，微信已成为“移动互联网”的代名词。这种让人沉迷的在线聊天方式还因其极简的设计赢得了国际赞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微信已融入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酷爱智能手机的中国人来说，这款应用既可以通电话、发讯息、进行视频会议，也是电子商务及游戏平台，更别提还有送餐上门服务。人们只需用智能手机相互“扫描”对方的微信二维码，新的朋友关系便可以马上建立。

但微信的普及也是有代价的：有用户表示，微信上大量的信息——从文字信息到卡通动态图到广告——已让他们不堪其扰。

谢黄黄（音）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他现在都不太愿意打开微信了，因为一打开就会被大量信息淹没。他说，以前被微信吸引，是因为觉得它是信息爆炸时代的一块处女地，但现在微信上的信息变得碎片化、令人应接不暇，也没什么用。

今年1月，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Xinhua)发表了一篇有关“微信疲劳”的评论，称约有25%的用户每天查看微信超过30次。文章称，微信上的“信息垃圾”俘虏了我们。

“很多人起床第一件事和睡前最后一件事，都是查看微信；各种吵吵闹闹的微信群、亲朋好友的朋友圈，已成为我们每天的必修课……没有谁喜欢被微信绑架，但每个人都有太多理由放不下微信。”

腾讯(Tencent)是中国最具价值的互联网公司，市值1850亿美元，而微信在腾讯的未来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腾讯已将其商业模式押注在这款明星平台的成功上。

腾讯大多数利润来自游戏，但对其他许多领域——从在线视频、叫车服务到美食外卖——也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腾讯想利用微信作为用户获得这些服务的入口平台——所有这些服务如今都被嵌入了微信，就像在一款应用中嵌入许多其他应用。腾讯希望，将来有一天，它可以无需再使用竞争对手的应用。

虽然微信的用户基础在不断扩大——腾讯表示，微信活跃账号的数量去年增加了39%，至6.97亿——但关于微信“信息太杂”的问题，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前车之鉴。

例如，被称为中国版Twitter的新浪微博(Sina Weibo)曾是微信的竞争对手，但在大规模引入广告之后，便向微信让出了社交媒体头把交椅的位置。

“微博在2011年达到巅峰，但后来变得过于商业化，每个人都在通过各种手段吸引注意力，营销做得太过了，”广州互联网咨询公司艾媒咨询(iiMedia)负责人张毅表示，“我认为微信很快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微信对于引入广告（始于2015年）一直保持谨慎，以免对用户造成过大干扰。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行事低调的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受中国互联网用户顶礼膜拜的偶像。北京的科技博主宗宁表示：“张小龙是一位有不洁恐怖症的产品经理，他想要保持微信与商业世界的距离。”

虽然张小龙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今年1月，他出人意料地现身一档播客节目。他对在线观众表示，微信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在于我们再多做多少事情，而是我们能够挡掉多少事情……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让微信里面的内容非常干净”。

上述播客发布的同一周，微信开始着手处理信息庞杂的问题，删除或暂时关闭那些向用户滥发信息的公众号。

至于广告，“好的商业化应该是不骚扰用户，并且是只触达他需要触达的那一部分用户”，他说，“我们不想让用户在微信里面永远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情。”

观察人士表示，张小龙似乎不仅是在向公众，也是在向腾讯管理层传递一种信息，因为他正面临通过增加广告、添加功能来让微信创收的压力。

宗宁表示：“微信正在艰难地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在创收与实现张小龙的理想之间寻找平衡点。”

果不出所料，在上月的电话财报会议上，投资银行的分析师们纷纷向腾讯高管提出有关微信“创收”计划的问题。北京迈博瑞咨询(Marbridge Consulting)的马克•纳特金(Mark Natkins)说：“他们都想知道，腾讯打算什么时候让这头奶牛下奶。”

腾讯总裁刘炽平(Martin Lau)顶住了来自分析师们的压力，他在那次电话会议中表示：“我可以说（微信）是一种广告形式与广告平台，蕴含着巨大、长远的机遇。但它也是我们用户重要的交流工具。所以，我们想慢慢来，以正确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腾讯对投行分析师们表示，每24小时至多向微信朋友圈投放一个广告，但有用户称曾经一天见过两三个广告。

朋友圈广告并未对其受欢迎程度造成影响。2015年第四季度，活跃用户账号同比激增37%，而网络广告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8%——腾讯称部分是由新广告形式推动的。

但分析师们称，腾讯必须谨慎，不要杀鸡取卵。宗宁说：“微信在腾讯的估值中大约占400亿美元，它在这方面一定不能辜负投资者。”

马芳婧补充报道

译者/隆祥

位于中国广东省的樱奥厨具(Ying Ao)看起来并不像一家未来的工厂。厂门上方的招牌已经褪色；车间里，油腻的地板上有一滩一滩的淤泥，浓重的金属粉尘（不锈钢抛光工艺的副产品）让人喘不过气。工人们拉着手推车走过时，空洞的、车棚一般的厂房里回响着巨大的哐当声。

广东省是中国制造业增长的发动机，去年创造了6150亿美元的出口额，超过了中国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在广东省的这一地区，工人的薪资标准约为每月4000元人民币（合600美元）。据樱奥副总经理陈从汉介绍，由于厂内的劳动条件不是太好，这家为欧美厨房生产水槽的企业不得不支付双倍于上述标准的工资。因此，四年前该公司开始购买机器，代替越来越昂贵的人力。

如今，9台机器人在做着140名全职工人的工作。机械臂会从半成品堆中抓起水槽，把它们打磨得闪闪发亮，再把它们放在自动行驶的小车上，由其把这些水槽带到一个与电脑相连的摄像头前，进行最终的质量检验。

这家每天出口1500个水槽的企业在机器人上的投资超过300万美元。陈从汉表示：“这些机器比人力更便宜、更精确、更可靠。机器人从未毁掉一批产品。”他带着一丝苦笑补充说：“我希望未来能换掉更多人力。”

在整个中国南方沿海制造业地带，成千上万个与陈从汉所在工厂类似的厂家正在向自动化转型。这是一场政府支持的、由机器人带动的工业革命，其规模之浩大是世界从未见过的。自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采购的工业机器人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包括德国、日本和韩国等高科技制造业巨人。根据产业游说组织——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的说法，到今年底，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运用工业机器人最多的国家。IFR总干事古德龙•利岑贝格尔(Gudrun Litzenberger)表示，中国颠覆性变化的速度是“机器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该组织的总部位于德国，这里是世界上一些顶尖工业机器人制造商的所在地。

中国技术转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中国每1万名制造业工人只有36部机器人，相比之下德国为292部，日本为314部，韩国则为478部。不过，中国已经在改变全球制造业的面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在引发更大层面的疑问：新兴经济体还能不能指望依靠传统的发展道路（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曾依赖过的道路）致富？抑或机器人将会接手曾经让数亿人摆脱贫困的许多职位？

樱奥厨具副总经理陈从汉：“这些机器比人力更便宜、更精确、更可靠。”

政府推动的“机器人革命”

中国在工业机器人上的大举投入，源自一个迫切的经济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北京的共产党统治者向全球贸易打开大门，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帮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迅猛的经济增长令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随着劳动者从农村迁居城镇，转变了中国大片地区的面貌。然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和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的薪资水平不断攀升，削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预计会从去年的10亿降至2030年的9.6亿，到2050年进一步滑落至8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经在2015年正式废止的一胎化的结果。

近年中国的中央规划者一直在推动自动化，作为填补劳动力缺口的一条途径。他们承诺提供慷慨的补贴（由地方政府发放），为中国企业使用和建造机器人铺平道路。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掀起一场“机器人革命”，首先改变中国，进而改变世界。他在对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我国将成为机器人的最大市场，但我们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能不能应对这场竞争？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

工业机器人价格大幅下降而能力稳步增加，加速了机器人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进军。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预计，未来10年，工业机器人及其配套软件的价格将下降20%，而它们的性能将以每年5%的幅度提升。

现年40多岁的创业家刘晖正在充分利用中国的机器人繁荣。2001年，他在广东佛山（一座拥有7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制造廉价电风扇。随着企业逐渐壮大，他开始涉足正经的制造业，为中国家电品牌生产零部件。后来，由于看到了不断扩大的机器人市场中的机遇，他在2012年投身于新兴的机器人世界。如今，刘晖从供应商（如瑞士-瑞典跨国集团ABB）进口机械臂，然后卖给中国制造商，并帮助把机械臂集成至客户的生产线。这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业务。他的大部分客户都是零部件制造商，他们为中国知名家电品牌——如生产空调、冰箱等家电的美的(Midea)、格兰仕(Galanz)——供应电动机及其他部件。

伊雪松机器人设备有限公司：机械手臂经过编程，以完成重复性的任务。

过去一年，由于业务扩张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刘晖的工厂已经容不下正在装配的所有机械。他不得不在厂房外临时搭建棚子，存放用来支持一款2.3万美元的ABB机器人的组件。“情况变化很快，”他说，“劳动力成本年年上升，年轻人不想像父母那样在生产线上工作，所以，我们需要机器人来替代他们。”

典型的中国工厂画面仍可在很多地方看到：长长的流水线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埋头操作缝纫机，或是将一个个组件插入印刷电路板。但这种制造模式正开始被一种更为混合的画面取代：只在几个关键点上需要人工操作的半自动化生产线。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扶持本土机器人制造商的发展。去年9月，在上海上市的塑料工业机械生产商宁波弘讯科技(Ningbo Techmation)创立了一家子公司——广东伊雪松机器人设备有限公司(E-Deodar)，其生产的机器人比ABB、德国库卡(Kuka)或日本川崎重工(Kawasaki)等跨国公司的产品便宜20%至30%。伊雪松的工厂设在佛山，厂内有咖啡馆、放松区以及开放式生产线，看上去更像一家硅谷科技初创企业的办公室，而非传统的中国工厂。该公司35岁、头发竖起的技术总监张洪磊表示：“我们的全球竞争对手非常擅长制造机器人，但他们的成本较高，而且不是太懂本地客户的需求。”

张洪磊计划今年制造350台鲜艳的绿色涂装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将被用在塑料制品厂，每台售价在1.4万至1.8万美元之间；他希望3年后年产量达到3000台。“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因为自动化是一项规模产业，”他说，“规模越大越好”。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利岑贝格尔认为，购买了去年全球24万台工业机器人销量中的6.6万台的中国制造商，基本上仍偏爱购买国际品牌。但她预计这种情况将改变，尤其是在中国政府近年全力支持国内机器人产业的背景下。“他们发展得非常快，”她说。

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副局长张鹏

在佛山市顺德区政府大楼（这栋宏伟建筑物的正立面用巨型石柱装饰，被当地人称为“白宫”）里，官员们正设法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的机器人革命呼吁。广东省已宣布，在2015至2017年向自动化产业投资80亿美元。为了响应中共节俭办公的号召，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副局长张鹏在这座大楼里的办公室最近缩减了面积。但工业自动化方面的预算未受影响。张鹏说，机器人对于克服劳动力短缺、帮助中国企业生产出品质更好、竞争力更强的产品至关重要。他以中国官员中不常见的直率口吻警告称：“如果制造企业不升级，他们将无法生存。”

“与机器的赛跑”

中国政府对于在生产线上集成价格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的工业机器人的支持，对于面临全球经济疲弱和国内需求放缓的中国厂商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机器人革命的效益并不是全球平等共享的。从印度到印尼，从埃及到埃塞俄比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效仿中国、以及更早实现经济起飞的日本、韩国和台湾：鼓励农业人口进入制造出口商品的低成本工厂，从而刺激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然而自动化的崛起意味着，工业化为下一批新兴经济体带来的就业机会很可能少得多。“如今的低收入国家将不会有相同的可能性，即通过让农场劳动者进入工资更高的工厂来实现迅速增长，”美国投行花旗(Citi)和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研究员在最近发表的关于技术变革的影响的报告《未来不同于过去》(The Future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中得出结论称。

他们认为，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而言是乌云中的一道曙光，因为它正在推动技术进步，就像18世纪英国工资上涨为世界第一场工业革命提供推动力一样。与此同时，常驻香港的花旗经济学家蔡真真(Johanna Chua)表示，亚洲和非洲一些工业落后的经济体面临着“与机器的赛跑”：竭力赶在被中国等工业化经济体日益壮大的机器人大军消灭之前，创造足够的制造业就业岗位。

现年45岁的印尼贸易部长汤姆•伦邦(Tom Lembong)是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政府内部主张自由化和改革的领军人物，他意识到了这些风险。“很多人还没意识到我们正在目睹机器人的飞跃发展，”他表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大问题，我们要明白这场新的工业革命扑面而来的威胁。但是，我国的政界和商界精英仍然纠结于围绕20世纪甚至19世纪工业化模式的辩论。”

印尼等国已经遭遇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称的“过早去工业化”。它描述的趋势是，新兴经济体在收入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制造业便开始萎缩。尽管过去15年印尼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其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在2002年便已见顶。分析师们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印尼未能投资于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政策不具竞争力，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化。

罗德里克认为，印尼永远都不会出现中国或韩国所经历过的那种迅速增长。“传统上，制造业不需要太多技能，雇用大量人口，”他表示，“由于自动化的发展，制造业的技能要求显著增加，工厂运转所需的工人数量大幅减少。那些剩下的工人怎么办？他们成不了IT企业家和艺人；而如果他们在餐馆打工，他们的工资将远低于在工厂打工。”

每年有五家工厂离开印尼巴淡岛的这个工业园

他认为，机器人的普及使发展中国家更难搭上经济增长的“自动扶梯”。这对印尼每年新增的估计200万就业人口来说是个坏消息。印尼总人口2.55亿，其中40%的人口每日依靠不超过3美元度日。22岁的马哈米•贾耶•伦班拉贾(Mahami Jaya Lumbanraja)正在工厂比较集中的印尼巴淡(Batam)岛上找工作，他已经感受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影响。7个月来，他一直在巴淡岛（距离繁荣的新加坡仅20英里）寻找工厂职位，但至今没有碰上好运。身着褪色牛仔裤和灰色帽衫、脸上挂着可爱笑容的伦班拉贾称，尽管他有在禧玛诺（Shimano，生产自行车变速器和钓鱼用具的日资制造商）一年的工作经验，但他的经验不足以使他得到比初级工更高的职位，而求职者的人数远多于空缺岗位。“我能靠街头表演和帮朋友干建筑活赚点钱维持生计，但是我必须得到一份正式的工厂工作，才能存下足够钱，以后开一家自己的小店，”他表示。巴淡岛的工资水平——月均230美元左右——是伦班拉贾在其家乡棉兰市（Medan，位于苏门答腊岛）能赚到的收入的两倍。所以他觉得自己必须在巴淡岛坚持下去，一定要找到工作。

每天约有700名20岁上下的印尼年轻人到巴淡民都工业园(Batamindo Industrial Park)的社区中心找工作，伦班拉贾是其中之一。2月，一家日资电线厂在那里招聘80个岗位，但吸引了3000人前来申请。当时聚集的人太多，以至于工厂高管起初还担心是劳工抗议。

马哈米•贾耶•伦班拉贾是每天赴巴淡民都找工作的700名印尼人之一

巴淡民都工业园是新加坡投资者和印尼投资者的合资项目，1990年创立时得到两国时任领导人——李光耀(Lee Kuan Yew)和苏哈托(Suharto)的支持。该工业园的初衷是展示印尼工业化战略，结果却成为该战略各种失误的象征。近年来，平均每年有5家工厂离开该工业园，迁往其他国家。在2000年鼎盛时期，整个园区有8万名雇员，如今则只有4.6万人——尽管这里的工资只有中国广东省水平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伦邦在去年8月被任命为印尼贸易部长之前，在新加坡经营着一家自己的私募公司。他表示，印尼政府决心着手解决导致印尼经济凋敝的两大核心问题：基础设施薄弱和监管过度。

但一些人指出，现在改革为时已晚。中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大力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公路、铁路和港口等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相比之下，巴淡民都工业园总经理Mook Sooi Wah表示，巴淡岛以及印尼其他许多地方的基础设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没有多大变化”。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14年整理的最新数据，印尼的“机器人密度”实际上略高于中国，尽管鉴于中国政府在大力推动自动化，自那以来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异常现象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劳动者队伍规模比印尼大得多，印尼政府至今没有推动工业自动化的计划，也没有提供任何支持。

印尼的监管流程与其基础设施一样过时。最近，由于一项旨在堵住非法采伐木材出口渠道的规则，一家造纸厂发运的一批正当货物被海关扣留在巴淡港。即便是热爱巴淡岛的人士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愤怒不已。

德国制造业老将斯蒂芬•罗尔(Stefan Roll)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起飞时期曾在中国工作。他如今很享受在印尼的生活和工作，但他担心印尼正在错失“黄金机遇”，无法以足够高的效率在全球舞台上展开竞争。“当你和跨国公司打交道时，时间就是金钱，”罗尔在带着记者参观他在巴淡岛的新工厂时说道，该厂为雀巢(Nestlé)组装咖啡机。“但你必须有很好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才能从事‘即时制造’。”

尽管没什么人怀疑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深刻挑战，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悲观地看待这种两难困境。由于印尼、印度等国的工资水平比中国低很多，加上它们的人口相对年轻，一些分析师认为这些国家应该能够吸引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产业，比如服装生产，这些行业还不适合普及自动化。

“随着中国向产业链上方移动，它实际上在向东南亚和印度输送大量机遇。”汇丰(HSBC)驻香港的机器人行业分析师周正峰(Anderson Chow)表示。

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制造业专家哈尔•西尔金(Hal Sirkin)表示，从印度这样的经济体的视角看，“在他们有10亿人可以廉价地生产东西的时候”，搞自动化没什么意思，因为那会推高产品价格。他和其他一些技术乐观派认为，在中期内，自动化也将为新兴经济体开辟新的业务领域，缓解就业岗位被自动化取代的影响。

“我们认为你会看到更多的本地化，而不是更大的规模。”西尔金说道，“我可以开家工厂，改变软件，制造各种各样的东西，每批产量达到500万或是1000万件，而不是几亿。”

但牛津大学的就业和科技业专家卡尔•弗雷(Carl Frey)警告说，如果不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培养更多技能，发展中国家将难以利用制造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科技日益以技能为底子，”他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形成熟练工人群体，所以他们不是很擅长采用这些新技术。”

通过用机器人切割木板和在木板上打孔，尚品宅配这家工厂将生产率提高了40%

自动化的负面后果

中国本身也不能避免自动化的负面后果。中国14亿人口中仍有40%以上居住在农村，许多人生活贫困，他们从城市经济发展奇迹中受益很小。

但中国政府确信，促进尖端制造产业发展的好处将大于潜在就业岗位流失的损害。北京方面去年宣布了一项工业战略，即《中国制造2025》，其宗旨不只是提升中国工厂的技术实力，还要支持中国品牌在国际上的发展。

汇丰分析师周正峰表示，随着中国企业努力扩大出口以缓解国内市场放缓的冲击，它们很可能会更关注产品质量：“这往往意味着它们采用涉及机器人的更先进的生产流程。”

每年，企业收回机器人投资所需的时间——即“投资回报期”——都会大幅缩短，使自动化投资对中国小企业和工厂具有更大吸引力。以中国汽车制造业为例，花旗分析师的计算显示，2010年到2015年，焊接机器人的投资回报期已从5.3年降至1.7年。到2017年，投资回报期预计会降至仅1.3年。

佛山尚品宅配副总裁黎干

自动化并不是仅仅把更便宜、效率更高的机械臂投放到生产线上。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Shangpin Home Collection)生产和销售定制家具。该集团副总裁黎干表示，更大的机遇在于把车间第一线的机器人和来自客户以及自动化物流系统的实时数据融合到一起。

得益于机器人的使用，尚品2014年在佛山投产的工厂的产量比前一家工厂提高了40%，尽管雇佣人数减少了20%。今年晚些时候，尚品最新、最大的生产基地将会投产。尚品希望，仅仅增加一倍人手，便把产量增加3倍，办法就是使用更多机器人在车间里搬运物料，并帮助把产品装入发运集装箱。

为该公司不同规格的床、衣柜和其他定制家具所用的木板钻孔，过去是一道艰巨、有时还有危险的工序。如今，一名工人只需要捡起每块木板，扫描条形码，把木板放到一条传送带上，由其传递给机械臂。成品返回到另一条传送带上。中间的工序非常复杂：尚品不得不设计一种装置，以确保每块木板都排列正确，能够被机械臂抓到，木板钻孔要求预先编程并记录到一个条形码中，因为那些机器人尚不具备人工智能。黎干指出，人类管理和决策仍是至关重要的。“自动化只是一道技术工序，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如何最好完成工序的思考，”他说。“每次改动什么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人还是机器人，用谁来做这个更有效？”

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在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的推动下，到本十年结束时，由先进机器人承担的任务比例将从目前的8%上升至26%。这5个国家的机器人购买量将占到全球购买总量的80%。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西尔金说，自动化的快速普及可以跟“人类学习曲线”和摩尔定律(Moore’s Law)之间的差别相提并论。摩尔定律认为，运算能力每18个月至2年就会提升1倍。“即便你很优秀，人的生产率充其量每10年能够提高1倍。”他估计，相比之下，研究人员可以让机器人每4年把生产率提高1倍。“复合增长率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这会产生很大的差别。”

随着中国等领先工业国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机器人，它们可以承担的任务将会增多。比如，长期以来，肉类加工一直被认为是机器难以掌握的一种技能，因为这需要细腻的手眼配合，以及对不规则形状肉块的处理。但西尔金观察到，机器人能够以比人高得多的效率把肉块上的肥肉剔掉，得益于成本更低、反应更灵敏的传感器。“用机器来做这个在经济上变得可行，因为你可以多省下3%或4%的肉，而那在一条生产线上是有很大价值的，你可以在生产线上快速移动。”

“有些事情，人比机器人做得更好，”他接着说。“但这类事越来越少了。”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驻华南记者，曾任FT驻印尼记者

照片由Zeng Han和穆罕默德•法德利(Muhammad Fadli)提供

译者/何黎

斯图尔特•钱伯斯(Stuart Chambers)在土耳其海岸外平静的航海假期被一个人打断了——这个人就是孙正义(Masayoshi Son)，他在武装护卫的陪同下找到了钱伯斯，还带来了对英国知名科技公司ARM控股(Arm Holdings)的收购要约。

富有魅力的孙正义是软银(SoftBank)创始人，他将这家日本公司打造成了跨国电信及互联网企业集团。为见到ARM董事长钱伯斯，孙正义来到了土耳其海滨度假胜地马尔马里斯(Marmaris)——土耳其总统上周五正是从这里仓皇离开，去处理一场政变图谋。

由于不久前伊斯坦布尔机场遭到了恐怖袭击，孙正义在安保人员的陪同下搭乘私人飞机而来。7月3日，当他们坐在波光闪闪的地中海之滨时，钱伯斯毫无防备地收到了孙正义提出的正式收购要约。

始于海滨Pineapple餐厅一顿耗时很长的午餐换来了孙正义13天后的胜利。本周一抵达伦敦时，58岁的孙正义公布了以全现金243亿英镑对总部位于剑桥的ARM进行友好收购的协议。

这笔交易将是亚洲对英国企业规模最大的一笔收购，是欧洲迄今最大的一笔科技交易，也是孙正义自1981年创立软银以来进行的最大一笔收购。

孙正义在交易宣布前一天曾致电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及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以确保英国政府不会设置任何障碍。他列出了一系列打算（已在一系列闪电谈判中达成一致），包括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将ARM在英国的就业岗位扩大一倍。

孙正义策划职业生涯这次最大的赌博已有一段时间，他曾在一次采访中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自己对ARM倾慕已久。采用ARM设计的芯片每年出货量达150亿枚，该公司已主导了智能手机市场。自信的科技布道者孙正义认为，ARM将在下一波科技大潮（所谓物联网）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伦敦海德公园(Hyde Park)附近的四季酒店(Four Seasons)里，孙正义表示：“每一盏路灯都将与互联网相连，没有车经过时可以省电。所有汽车都将实现互联，无人驾驶汽车（将）安全得多。万物都将互联互通，那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就是ARM。”

甚至在2012年收购美国移动运营商Sprint前，孙正义就考虑过收购ARM。那笔200亿美元的收购不但未成为一笔交易传奇，反而成了软银的“污点”——此前，美国监管机构阻止了Sprint与对手T-Mobile计划中的合并。但孙正义一些其他“疯狂想法”帮他筹集到了收购ARM的现金，也让人觉察到他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

大概三个月前，软银收购了ARM 1.45%的股份（此前未公开）。

6月初，软银表示，将通过出售中国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Alibaba)的部分股份筹集100亿美元，这是软银首次用其在2000年仅以2000万美元购得、如今价值约600亿美元的这笔投资来进行任何套现。几周后，软银以86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互联网集团腾讯(Tencent)出售了所持《部落冲突》(Clash of Clans)手游开发商速波赛尔(Supercell)的多数股份。

许多投资者当时以为，这些现金会用于支付软银112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孙正义的亲信曾暗示，收购ARM的决定导致了孙正义的准接班人、谷歌前高管尼克什•阿罗拉(Nikesh Arora) 6月22日的突然辞职。

当时，阿罗拉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他是在孙正义宣布不再打算按计划于2017年退出公司经营之后决定辞职的。孙正义曾向阿罗拉表示过自己对ARM的倾慕，但目前尚不清楚是不是试图收购ARM的决定加剧了两人间的紧张关系。阿罗拉辞职后，孙正义加快了收购进程。但6月24日凌晨公布的英国退欧决定使他的计划遇挫。

奇怪的是，公投结果却让ARM股价飙升，抵消了汇率变化为收购者带来的所有潜在好处。由于英镑兑美元和日元汇率出现暴跌，投资者纷纷涌向优质英国公司——尤其是那些利润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公司。

不管怎样，英国退欧对孙正义的思考并没产生太多影响。他在交易后用日语对记者说：“做这个决定时，英国退欧在我脑子里连0.1%的分量都没占到。”

他当时的下一步计划是邀请ARM在硅谷的首席执行西蒙•西格斯(Simon Segars)共进晚餐，时间为6月下旬，地点则定在孙正义位于硅谷阿瑟顿地区的宅第。

他得出，西格斯对物联网的设想与自己一样，因此在收购后应该继续让他运营ARM。

西格斯也参加了在马尔马里斯的会面，同样在场的还有软银国际(SoftBank International)的首席财务官阿洛克•萨马(Alok Sama)。就在那次会面中，第一次报价被意外提出。

钱伯斯领导的ARM董事会随后请来高盛(Goldman Sachs)和瑞德(Lazard)做顾问。几天后第一次报价被拒绝了，随后提出的一次报价也被拒绝。

孙正义预感自己胜利在望，于是决定在上周二（局势明确梅将成为英国新任领导人的时候）飞到伦敦敲定这笔交易。瑞德位于梅费尔区办公楼的七层被腾出来，分别代表孙正义和钱伯斯的谈判双方各精选出数人，占据了居于两方各自商议区域中间的一间房间。孙正义直接向钱伯斯提出了第三次报价，钱伯斯拒绝这一报价，回复了一个更高的数字。

孙正义觉得这笔交易可能会黄，他离开了这栋大楼，回到海德公园旁的豪华酒店伯克利(The Berkeley)，让紧张的气氛降温。

一位参与谈判的顾问表示：“ARM标价有误。”孙正义的报价已高于预算，他不得不“划出底线”。

没多久，钱伯斯邀请孙正义到附近另一家高级酒店莱恩斯伯勒(The Lanesborough)。双方恢复友好，两名董事长也达成一致：以每股17镑的现金价格收购ARM，另付每股4便士的红利。这一收购价比ARM上周五收盘价高43%。

孙正义的顾问团队（包括精品投行The Raine Group和Robey Warshaw，以及日本瑞惠证券(Mizuho Securities)）接下来开始与ARM的顾问合作起草最终条款。然后他们又花了几天时间将收购所需的243亿英镑从日元和美元转换成英镑，以符合英国的收购守则。

内部人士曾担心这笔庞大的交易会走漏消息，在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引起政界人士对一个外国买家的警觉。但到了周一早间交易消息传出的时候，事实让他们放下心来——交易成功达成，消息也没有提前走漏。经历了两周的战斗后，这笔将震惊科技业的交易获得了宣布。

东京投资者的第一反应就是让软银股价跌了10%。不过，孙正义做出这笔其职业生涯的最大赌博，从来不是为了博取短期利益。

孙正义说：“大多数时候，当我作出一个大动作，人们说我疯了。但我考虑的不是如何能锦上添花……我考虑的是20年后的事情。”

詹姆斯•丰塔内拉汗(James Fontanella-Khan)、Yukako Ono、约翰•加普(John Gapper)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去年这个时候，优步(Uber)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正在风尘仆仆地为优步中国(Uber China)筹资，寻求拿下中国市场，他形容这个市场是“对优步而言最大的未开发机遇之一”。

卡兰尼克亲自监督优步在中国的成长，他多次前往中国，去年有近五分之一时间在中国度过。他宣布相关计划，拟分阶段把优步扩张至50个城市和100个城市。

然而，优步突然决定将其中国业务单位出售给竞争对手滴滴出行(Didi Chuxing)，突显了幕后展开的代价极其高昂的角力。为了赢得市场份额，两家公司都投入大笔资金补贴司机和乘客，其中优步每年支出10亿美元以上。

根据两个死对头之间的和平协议，优步和滴滴将相互持股。该协议标志着优步首次在一个海外市场认输告退。

出售优步中国（此前其承受着优步所有经营单位中最惨重的损失）是让优步迈向盈利的一步，并为该公司聚焦于雄心勃勃的技术项目（如测绘、递送和无人驾驶汽车）扫清了道路。

这笔交易还指向一个拼车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整合（而非扩张）可能成为主流。

过去两年期间，空前大量的资本被投入世界各地的网约车企业，引发了雷同服务之间的激烈竞争。

优步和滴滴是近期两个最积极的筹资人，实现了250亿美元的筹资总额，其中大部分在过去一年筹得。

由于网约车是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拥有最多司机和乘客的公司具有优势），因此许多公司把自己的风险资金投入面向乘客的高额补贴。

然而，既然优步和滴滴叫停了它们在中国的死磕，承认这些补贴战争不可持续（就连资本最充足的公司也不例外），那么其它公司更有可能效仿。受到较大压力的公司将包括优步在美国的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Lyft，以及正在印度与优步大打补贴战的Ola。

优步与滴滴达成的交易也表明，相比市场领军者的诱人前景，处于第二位的网约车公司的投资者更难得到同样超大的回报。

出售优步中国后，优步将获得一类新的滴滴股票，这部分股权将带来18%的经济权益和6%的投票权。

根据最新一轮筹资使滴滴达到的280亿美元估值，这部分股权价值约50亿美元，取决于如何计算得出经济权益。优步中国的其他投资者也得到小笔股份。

这些条款可能被视为令人失望，因为优步已向在华业务投入逾20亿美元自有资金，且之前提到优步中国的估值达到70亿美元。优步中国的其他投资者——包括百度(Baidu)——总共将获得滴滴不到1%的股权。

然而，这笔交易确实提供了一条体面的退路，此前一段时期越来越明显的是，优步不太可能在中国胜出。

当优步在2014年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时，卡兰尼克曾称其弱势地位是吸引力的一部分。

“每当我们被卷入一场关于我们在华努力的讨论，多数人认为我们要么幼稚，要么疯了，或两者兼而有之，”他周一在Facebook发帖写道，“那时我们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然而，当中国最大的两家网约车企业——滴滴和快的(Kuaidi)——在去年初合并后，优步在中国的任务变得困难得多。之前滴滴和快的彼此展开激烈竞争，但在合并后，它们集中火力对付优步。

优步的回应是向市场投入更多补贴，促使出行量激增，推动中国的几个城市成为优步在全球业务最繁忙的市场。

但是，即使在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后，优步还是敌不过滴滴，后者在400多个中国城市运营，每周提供1亿次出行。优步在60个中国城市运营，每周提供4000万次出行。

更重要的是，滴滴超高金额的最新一轮筹资表明，该公司拥有强大资金实力，能够持续媲美优步可能投入中国的无论多少补贴。

今年6月，该公司通过股份和债务从投资者处筹资70亿美元，包括来自苹果(Apple)的不寻常的10亿美元投资。不甘落后的优步从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筹资35亿美元，并发行了11.5亿美元的高收益债券。

然而，压垮优步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中国的网约车法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上周正式将网约车服务合法化。

虽然这些规则比以往的版本宽容得多，并得到优步和滴滴两家的公开欢迎，但它们也包括一条禁止以低于成本的费用提供出行的规定，实际上禁止了补贴做法。此举将叫停优步当前在中国实行的模式。

这些规则也让各城市对拼车服务拥有更大控制权，此举可能使扩张进入新的城市变得更加繁琐。

滴滴完成最新一轮筹资后，有关滴滴和优步可能达成交易的说法在最近几周变得认真起来。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来自优步投资者的压力也不断蓄积，他们担心该公司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中烧掉太多资金。

协议条款似乎表明，这不仅是一笔财务交易，也是一个战略联盟，这两家公司都在对方的董事会获得席位。这使得滴滴处于既是优步投资者、也是Lyft投资者的不寻常地位；滴滴在去年入股Lyft。

优步与滴滴之间新联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两个宿敌将以何种密切程度合作。如果滴滴决定扩张至中国（目前这是其唯一市场）以外，这个问题可能特别微妙。

对于优步，这笔交易为卡兰尼克所称的“非理性”的补贴助推的扩张时期画上句号。它将让该公司腾出资源专注于新技术方面的投资。一个更理性的时代可能即将开始。

译者/和风

“凛冬将至”。

2016年8月24日，银监会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网贷新规”），业内顿时哀鸿一片（但CEO们又很快公开发声表示对监管的拥护），在美国上市的网贷平台宜人贷的股价，当天更是大跌22%。相比于2015年12月28日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的网贷新规总体上更加严厉，其中的十三条红线更加细化、明确，可谓刀刀见骨，而限制单一借款人借款总额使得绝大多数网贷平台都面临需要同时调整资金端和资产端的问题。

行业和监管机构的反复博弈

创业融资的“资本寒冬”出现后，P2P的冬天是不是也要来了？网贷新规对P2P平台来说，是“为你好”还是“要你命”？信息中介的定位是否符合P2P行业的实际情况？本文试图从立法的发展和信息中介平台的异化来回答这些问题。

从第一家P2P平台于2007年在中国开始运营开始，整个行业已有9年多的发展历史，并呈加速度发展的趋势。我还清楚记得在数年前代表风险投资基金对成立较早的一家P2P平台进行尽职调查时，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平台的合法性，都让“敢吃第一只螃蟹”的风险投资机构感到疑虑重重，并放弃了投资。而早在2011年银监会就曾就P2P专门发布通知（参见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当时还把P2P翻译为“人人贷”）提示风险，并要求银行采取相应措施避免风险传递至银行，可见银监会早先就关注到了P2P行业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且其中提到的七条风险现在看来也并不算过时，且这些风险后来均有实际发生。（摘录如下：一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二是容易演变为非法金融机构。三是业务风险难以控制。四是不实宣传影响银行体系整体声誉。五是监管职责不清，法律性质不明。六是国外实践表明，这一模式信用风险偏高，贷款质量远远劣于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七是人人贷公司开展房地产二次抵押业务同样存在风险隐患。）

尽管P2P平台早期发展并不算很快，但当民间金融的需求遇到了互联网的发展，就势不可挡，在2013年（即业界所说的互联网金融元年）之后，P2P平台迎来了和当年团购平台“千团大战”一样的野蛮生长期，既有平台拿到数亿元的融资，也有平台倒闭、跑路，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而在这个阶段，由于P2P作为新事物且涉及互联网和金融等多个领域，政府部门对P2P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并没有急于立法，而是不断地进行调研，并指出行业的红线。虽然具体的红线有多次调整，但总体上都是围绕不能自融、不能自担保、不能建资金池，要做信息中介，和网贷新规列举的红线在内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2013年8月和2014年5月，多个部委根据国务院批示组成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研究小组”和银监会就已经开始对网络借贷行业进行调研，走访了规模较大的几家P2P机构。2015年1月20日银监会宣布进行机构调整，新设普惠金融部，下设网贷研究处负责对P2P进行实际调研。而2015年7月18日发布的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互金指导意见”）是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一方面P2P的定义和定位在该意见中首次明确，另一方面也明确由银监会对P2P业务进行监管。该意见出台后，银监会组织了专家、从业者、地方监管部门进行座谈，向有关部委征求意见， 5个月以后与工信部、公安部、网信办共同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银监会官方还同时发布“主要内容说明”以及“有关问题的解答”对规章内容进行详细说明，这是金融立法领域非常罕见的情况。而后根据前述各方意见，银监会对《P2P管理办法》进行调整和完善，除了官方新闻稿以及“答记者问”，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又对P2P行业的诸多问题作出了回应，对于部门规章来说同样不多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说明监管部门在网贷新规出台前做的事情，并不是想论证其立法态度有多么认真，而是要说明这一立法不同于以往的“关门立法”，是行业和监管机构反复博弈的结果。监管机构在鼓励创新、静观其变的过程中明显感到了网络借贷风险的放大和扩散，十三条红线和借款总额的限制也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如果没有e租宝和诸多跑路平台带来的巨大风险，网贷新规恐怕也不会如此严厉。

P2P在中国的异化

这里就要指出P2P在中国的异化问题，而这一点也是从业者、监管者和研究者的共识，即中国的P2P和国外主要发生在个人和个人之间的P2P有较大差别，其形式发生了很多变异，以至于在实践中几乎可以对接任何标准化或非标准化的线下资产，无论是房贷、车贷、票据，还是典当、保理、融资租赁，只有想不到，没有设计不出来。

P2P在中国的异化还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无论是P2P平台难以获取个人征信数据，还是企业的融资需求体量压倒个人消费，都导致原生态的、美式的P2P在中国很难发展起来。但问题在于，平台在异化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逐渐脱离信息中介的定位（其实这一定位无疑对平台来说是最安全、法律上责任最低的），一方面去向投资者作出本息担保，一方面又要介入资产端，进行期限和金额的拆分，并嵌套上各种结构。

当监管部门把P2P定位于信息中介时，明显是希望已经异化的P2P回归到其最初的形态，因为这一形态即便发生风险，也是分散的、小额的风险，而不是系统的、扩散的风险。但这一定位有一些问题需要回答，信息中介平台是会大量共存，还是最后集中到几家？信息中介是否有必要存在上千家？从互联网其他领域最后往往是双寡头或者三巨头吃下70%的市场份额来看，P2P回归信息中介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型平台是非常不利的，如果监管执行到位的话，团购领域“千团大战”之后的局面有可能再次上演。

从实践看，各家P2P平台在获取新用户上越来越同质化，而用户的需求也大体相同（高收益、低风险、易变现），之前的差异化主要在资产端，很多垂直型的中小P2P平台都依靠特定资产的高收益（但有可能是无法持续的）来吸引用户。但随着网贷新规中负面清单的明确和最高投资金额的限制，之前资产端的很多做法也会变得不合规，这对于中小型平台而言尤为不利，因为他们获取用户信任的成本更高。这样看来，P2P回归信息中介的过程，客观上也是行业整合的过程。

从最早对P2P的风险提示，到央行、银监会官员对于P2P业务红线的反复强调，从互金指导意见到网贷新规，监管机构对于“信息中介”属性屡次重申，对风险控制、信息披露、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则愈发严格。笔者认为，目前P2P平台的异化这一行业发展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下半场，按照网贷新规这一剧本的设定，应该是P2P平台回归信息中介的过程，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王新锐、罗为、郭君磊均为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思文、梁泽宇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从今年一月份开始的的新能源车骗补调查日前正式发布了调查结果，大家都说，这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分水岭”。

9月8日，财政部发布了了一则通报，称对90家主要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共涉及2013到2015年已获得和已申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新能源汽车40.1万辆。并列出了作为典型骗补案例的五家企业：苏州吉姆西、苏州金龙、深圳五洲龙、奇瑞万达贵州客车以及河南少林客车，涉及新能源汽车补贴金额10.1亿元。工信部对这5家企业停止执行中央财政补贴，并对吉姆西取消整车资质，要求其他4家把问题车辆从推广目录中剔除，追回补贴资金。

随后，一份号称“完整版”骗补车企名单开始在网上流传，根据这份名单，被调查的90多家企业中有70家企业存在骗补和违规谋补行为，涉及补贴金额92亿，官方对此并没有作出回应。

一般来讲，新能源汽车骗补分为“有牌无车”、“有车无电”及“标识不符”等几种。除了骗补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违规谋补，即把新能源车卖给关联企业而非用户，或者卖给终端用户之后被闲置。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透露，2009年到2015年中国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49.7万辆，在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中占比超过30％。其中2015年产量超过37万辆。而同年，美国新能源车的销量是12.304万台，累计销售40万辆左右。中国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上的销量冠军。

但是，一纸通报，证明之前在业内风传的新能源车骗补传闻确有其事，而财政部“其余名单不予公布”的表态，或也表明，已公布的五家车企可能只是骗补队伍的“冰山一角”。这让年初对“销量冠军”的欢呼声显得有些尴尬。

错误的补贴“靶向”

目前针对新能源车骗补事件的反思，大部分都集中在探讨如何补上补贴认定和发放程序中的漏洞上，大多数业内人士并不愿意对行业补贴进行完全否定。

对特定行业进行补贴，以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优化本国产业结构，这在各国都不少见。单就新能源汽车这一行业，各国的扶持手段也花样翻新，但总体上是以减税政策为主。

比如，美国和日本的新能源车补贴政策，主要通过减税以及包括充电设施补贴在内的基础设施补贴进行。但像中国这样直接而粗放地进行巨额“消费补贴”的比较少见。查询既往数据可以看到，在2013到2015年的补贴政策中，以纯电动客补贴分为三档：6-8米补贴30万元，8-10米补贴40万元，10米以上补贴50万元，地方补贴按照与国家1:1配比。在2015年，一辆6-8米的纯电动客车，国补加地补可以拿到60万元左右。

这样的补贴方式导致补贴金额直接沉淀到了销售端，错误的补贴“靶向”导致的后果是企业缩短研发流程，只求产品快速进入市场。产品技术仍不成熟的企业，为了得到补贴会盲目将产品推向市场，甚至想方设法，或在销售量上造假，或者将产品卖给关联企业后闲置，骗补和违规谋补由此而来。

行业补贴的副作用

似乎有补贴的地方就有骗补现象存在。农业、光伏等传统产业骗补已是老生常谈。就拿国产动画来说，在国家层面呼吁推动动漫产业的背景下，各地方政府为了争取相关项目落地，除了给予税收优惠外，还会按分钟数对国产动画进行补贴。在补贴的刺激下，一大批粗制滥造、只求上映不求票房的动画作品纷纷上市，更把观众推向了进口动漫的怀抱。

补贴创造出来的需求终究是“伪需求”。就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来看，无论是补贴带来的市场繁荣“幻象”，还是普通汽车限购带来的政策导向型需求，都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扭曲，会导致企业对市场状况的误判。

但“消费补贴”所养成的行业依赖，后果可能远比误判市场要严重。政策补贴不可能永远存在，一旦企业的盈利不依赖“用脚投票”的消费者，而是依赖政府补贴，自然不会花太多心思在争夺市场上，更别提研发和创新。单纯由于政策的轻率或粗放而迅速扩张的生产链条，一旦补贴减少或骤然退出，就有陷入崩溃的可能。

让政策的归政策，市场的归市场，产业政策的制定要相对谨慎，充分考虑市场规律，才不会扰乱行业正常发展。新能源车市场真正开始繁荣的那一刻，不可能因为财政补贴或者车辆限购政策，甚至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而提前来临。只可能是在市场的残酷拼杀中，企业找到自己的商业模式，解决了普通消费者对价格、安全和续航等刚性需求后自然到来。

这个节点不可能因为补贴扶持而提前到来，却有可能因为错误的补贴方式而被“揠苗助长”，提前透支生产力。

(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一

日前，在批评这次几个地方的网络约租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时，不少评论声音认为，要保护共享经济，这个办法草案与总理提出的发展分享经济相悖。

比如这样的看法：把专车服务看成是出租车，用管出租车的方法去管专车，这是倒退。

FT中文网前日刊发一篇《共享经济光环褪去，独角兽疲态尽显》，把滴滴也列为共享经济模式的公司。

但事实上，这类看法是不怎么能成立的。因为现在的滴滴，与共享经济的关系已然不大。滴滴其实已经是个“出租车公司”了。

滴滴出行主要是这几个业务：

滴滴出租，到了今天，主要是和地方上出租车公司的合作。供给方是职业出租车司机，这不是共享经济。

滴滴专车/快车，专车价格较高，快车较为便宜，两者的差别主要在车型。这一块是从所谓“共享经济”起步的，但今天已经越来越职业化。

滴滴顺风车，这才是标准的分享经济。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滴滴顺风车是滴滴出行重要的业务板块。这一块的份额占比，应该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当然，滴滴上还有一些探索性业务，比如滴滴巴士，这个属于枝节，不是滴滴的核心业务。

二

可能是我视野不够，我没有看到在滴滴的专车/快车平台上，有多少司机属于兼差赚外快（也就是有本职工作，偶尔拉一些客人），有多少司机属于专职。

根据个人使用经验，专职司机并不在少数。

讨论意见稿出来后，滴滴声称，仅在上海地区，有注册司机四十万名，只有一万名具有上海户籍。滴滴的意思是，以后能符合条件的在上海地区提供专车/快车服务的，在一万名之下，还有三十九万名，都将失去部分甚至是收入来源。

这个比例给了我一个启发，那就是在滴滴平台上，职业司机恐怕已呈大比例状态。

无论如何，在上海的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都不会高达39：1。这种情况只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在上海，非户籍人士特别喜欢“共享”他们的汽车。这个解释看着很荒唐。第二个解释就是，很多非户籍人士的确把这个当成专职工作了。

由此推论，滴滴出行平台，是由高比例的专职司机提供驾驶服务的平台。这家公司，就是一种出租车公司，不过，它的经营模式，与传统出租车公司，有很大的区别。

三

假设滴滴没有受到政府的任何管制，它会怎么做？

可想而知的是，会更大规模更快速地扩大合作司机的队伍。与传统出租车公司相比，它的一大优势就是“轻资产”：在与司机合作的过程中，它并没有背上沉重的资产折旧负担。故而它的发展速度会快很多。

由于汽车成本由司机本人负担，所以，司机的收入并不会高到哪里去。滴滴在取得市场的寡头垄断地位之后，也不会长期采用高额补贴的方法。对于司机来说，收入可能比出租车司机略高，但不会是月入几万。

滴滴这种出租车公司，除去它需要一支员工队伍来完成一些后台运营目标外，它大部分的劳动力（也就是司机）关系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联盟”性质，而不是“雇佣”性质。

所以，它是一种新型的出租车汽车公司，它的生产关系，与传统出租车公司完全不同，我个人的看法是，先进很多。

事实上，大规模的非雇佣制劳动力所组成的公司，并没有太好的先例（平台型公司，比如阿里的淘宝天猫和这个有点像，但还是有很大不同。消费者在淘宝某店家购买了商品，ta很清楚不是向淘宝购买，但出行者在滴滴上叫车，ta会认定服务是滴滴提供的）。这里面要探索的东西很多，比如说，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并不是只有一个什么出租车管理办法能一劳永逸的。

四

但它依然是一种出租车公司，政府把它比照出租车管理，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

制约滴滴的，主要就是：城市道路容量问题。

对出租车颁发牌照，虽然这里面有很多猫腻，但你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本身并非一项恶政。出租车如果不是持牌经营，城市交通情况会大幅恶化。

在全世界，公共交通优先发展，这是共识。

美国、日本、香港，出租车价格都十分昂贵。比如大阪机场到大阪市区的出租车价格可以超过上海飞往大阪的机票价格。如果不是有太急的事，或者太过土豪，一般人都选择铁路（新干线）从机场前往市区。

对出租车要进行遏制式发展，恐怕是城市交通管理者思考的前提。滴滴既然是一种出租车公司，那么，它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要遏制发展。这个征求意见稿里各种限制，都是比照出租车来的。

北京上海的出租车管理办法明文规定出租车司机必须本地户籍，出租车当然是本地牌照。而广州并无本地户籍规定。于是，落到滴滴上，就成了北京上海专车司机必须本地户籍，而广州则放开。

五

但从舆论上看，人们显然是偏袒滴滴的。包括uber，在全球都有不少支持者。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需求的事实存在。而这种需求，在uber、滴滴这类公司出现之前，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需求就是：出租车与私家车中的一个GAP（裂缝）。

在中国，这个GAP尤其明显。中国的公共交通，无论是公共汽车还是地铁，与“舒适”两个字距离非常远。出租车本来应该提供舒适服务，但实际上也不能达成。我不得不说一句的是，中国出租车的价格相对来说，略微便宜。尤其是北上广深杭这种国际性大都市。

所以人们疯狂购买私家车。当物质条件到达一定程度后，舒适性很重要。但很快，私家车也不能说是“舒适”了。大都市的交通情况恶化，使得开车并不是一件多么舒心的事。

更何况，私家车投入毕竟较大，很多上班才几年的年轻人，未必能承担得起。一些大城市，对私家车也使用摇号或竞拍牌照的方式去限制，使得很多人欲购车也不得。

专车就提供了这个空档的需求。更何况早期专车由于各方的竞争，还有大量的补贴，使得价格似乎也与出租车持平甚至是低廉。

城市交通恶化对于坐车的人来说，只有一件事需要去做：出门再提早一些。至于在车上，乘客的身份使得ta能干很多事，包括睡觉、小憩、看看朋友圈聊聊天。

交通恶化，是每个人都需要承担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公共问题。但出行舒适，这个可和自己密切相关。交通恶化所形成的负反馈，是长期的。明天我出门是不是舒适，这是短期速达的反馈。

六

舒适这两个字，不仅仅仰仗车的本身硬件（车型），更重要的是车的状态，司机的服务态度。故而，舒适和服务可评价密切关联。

评价能起到效果，其机制在于滴滴和司机不是雇佣关系，也就是滴滴在司机和乘客之间，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裁判的角色。

有不少司机曾经抱怨过滴滴对乘客的偏向，这类抱怨在一些媒体文章上有所体现。但恐怕这种偏向是合理的，因为服务业天然就应该是偏向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这就是联盟性质的企业，和雇佣性质的企业非常大的差别。

滴滴有点类似出行领域中的淘宝店，它的运营人员某种意义上就是淘宝上的店小二，其根本立场在于服务需求者，而不是服务供给者。

具有一定效果的评价体系，是滴滴车感觉上会更舒适的原因，因为司机服务态度会更好，车况会更佳。

滴滴的整套服务，从叫车开始，到送达目的地，包括车行路径，都是数字化的。这意味着服务可追踪可回溯。投诉司机绕路，有很强的证据可供验看，而且滴滴还事先给了你一个参考价格。

至于安全方面，虽然也有零星不安全的事发生，但总体上而言，它未必比本地出租车不安全，应该说更安全才是。

七

这次各地的讨论意见稿，根据地方上情况不同，略有差别。但总体来说，都是把滴滴看成一个“高端出租车公司”。这对滴滴很不利，这会影响它的“指数型增长”的目标。因为一旦高端，必然市场不大。

出行市场以价格从低到高排列，目前是这样的：公共交通（公车/地铁）、出租车、专车/快车、租车（无司机）和私家车。要让政府放弃公交优先的策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城市优选规划的。

但滴滴的联盟模式的确比传统出租车模式更好，也更有效。规模效应将降低成本，如果滴滴要自己采购车辆的话。

所以，我个人的结论很清楚：比照出租车进行管理并无不妥，但具体政策制定上，与出租车相比，应更偏向专车/快车服务。

故而，考虑到一些大城市本身对外地牌有林林总总的限行措施，大城市的本地车牌要求是可行的，但户籍上理应放宽，车型上更应该降低标准。舒适服务和具体车型的关系并不大，1.6L的a级车未必不能提供舒适服务。

八

总的说来，滴滴的确已经是一家出租车公司，但它的生产关系比传统出租车公司更先进，联盟性质的公司组织，规模更容易快速发展，服务体系也会更优化。

滴滴所提供的租车服务，其舒适性与私家车更为接近，加之作为乘客可以省心省力，服务的可追踪可回溯也对相对可靠安全提供保障，长期来看，的确存在可能抑制私家车购买（主要是家庭第二台用车），从而减缓交通拥堵。

政府将其视为一种出租车公司进行管理并无太大不妥之处，但要把它限定为“高端出租车公司”，可能就是错的。

当下的出租车服务太过低端，以它为准绳视滴滴为高端从而去遏制滴滴的发展，但舒适度需求依然存在，只能将大众导向购买私家车之途，交通状况长期而言，只会更趋恶化。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一

12月头上的某个晚高峰，北京，从国贸到世贸天阶。看了看手机地图，真心不远，但道路全部呈现红色，巨堵无比。

赫然看见一排红色的自行车，我知道这是摩拜单车。下了APP，快速完成注册登录，扫码，开锁，上车，十分钟到达，完事了支付一元钱。这是一个相当标准的单车使用场景，方便，廉价，也挺省事。虽然北京之冬，实在有点冷。

二

所谓的“共享单车”，俨然成了2016年下半年的一个投资风口。不过，其实也就是两个特别重要的玩家：北京的OFO和上海的摩拜单车。前者黄色，后者红色。

虽然我很难认同这种类似分时经济的生意叫“共享”——有意思的是，在一个视频节目中，OFO的投资者朱啸虎也笑言共享不共享就不必深究了。但我承认，这是一个能转得起来的生意。甚至比朱啸虎投资的滴滴，更具备商业逻辑。说到底，这是一个“算账”的事。让我们从滴滴、Uber中国说起。

三

一台车，上路价假设20万，假设能跑10年。这样一算，一个月就是1700元。如果跑五年，也得3000-4000元。但一台车的司机，一个月的成本，大概就得5000-6000（北上广还是个低收入）。

所以，其实人的成本远远高于物（汽车）的成本。对于“共享汽车”这门生意来说，如果把人的成本消灭掉，才是它作为一门生意真正赚大钱的开始。

把人的成本消灭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必须考虑无人驾驶技术。无人驾驶技术的核心是什么？很多人着眼于汽车本身，这当然没有错。但还有很大一个部分，许多人并没有看见。这就是城市数据、周边地理数据等。

四

乌镇互联网大会上，百度再一次向公众和媒体推销它的无人驾驶技术。但眼尖的媒体记者们注意到，这一次，百度在汽车领域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宝马并没有出现。要知道，两年前，百度宣布和宝马合作搞无人驾驶之时，说好的为时三年。取而代之的，是北汽、奇瑞和比亚迪，清一色的民族产业。

为什么抛弃宝马，而选择国产车？道理可能有多条。但有一条是不容忽视的：城市地理数据，在中国，并不向外资开放。

在中国做地图、导航之类的服务，有一个牌照，叫“互联网地图服务资质”，目前一共颁发了31张牌照，有国有事业单位（比如山东省国土测绘院），也有商业互联网公司，而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VIE结构，充分保证了领牌公司的内资属性。

从这里面的路径可以看到，将城市地理数据对外资开放，中国监管当局是相当谨慎的，甚至可以说是拒绝的。这是百度换伙伴的原因之一，也是Uber从中国撤退的原因之一。

五

Uber创始人兼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是一个出了名的桀骜不驯的人，但他在中国，一反常态，姿态非常谦卑。

卡兰尼克对大数据非常感兴趣。Uber入华后，他还专门跑去贵阳参加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一个出行公司对大数据的兴趣，当然有用户行为数据的一部分，但肯定也有对地理数据的关心。

我相信Uber努力想获得这些数据，可能也是想在未来，能够推动自己的汽车无人化。

但我同时也相信，卡兰尼克努力了一阵子后发现，在中国此路不通。作为一个外国人和一个外国公司，他和Uber根本不可能获得无人驾驶上路必须有的地理数据。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每年十亿十亿的和滴滴一起烧钱呢？于是，Uber从中国撤退了。因为这个账，怎么算，都算不过来了。

六

说回到OFO和摩拜。其实也是个算账的问题。

假设一台单车，一天可以供十人次租用且一次支付一元，那么，一天的收入就是十元。一个月就是300元。在不考虑损耗的情况下，对于OFO来说，一个月就可以收回车的成本，因为OFO的小黄车，造价不过300元。如果考虑损耗，算得宽裕点，一台车的成本回收，不会超过一个季度（三个月）。

但对于摩拜就不是了。这台小红车，一开始造价据说高达6000元。还是一天十次每次一元计算，不考虑损耗，它得要近两年的时间，才能收回这台车的成本。这不是生意的做法，太多的所谓技术含量，居然成了包袱，而不是利润效率的提升。

这种技术，并没有什么意义。

所幸，摩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6000元成本被降低到3000元，然后又开始推摩拜Lite（轻骑），成本被压到600元。虽然还是比OFO高出不少，但毕竟有GPS和GSM通讯模块，有一定的防盗功能，损耗可能比OFO低，所以还有得一拼。

七

在最近的有个论坛上，主持人问过我对共享经济的看法。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特别玄妙的东西。

早年的滴滴快的拼命烧钱，背后是腾讯和阿里拼命在推各自的移动支付。一旦目的达到，势力范围基本圈定，这不两家就此罢手，索性合并算了。所以，他们当时没有算账的问题。

这也成了后来一堆O2O服务的死穴。他们以为烧钱补贴也能做起来，事实上，缺少了战略布局的目的，那就肯定要算账，一算账，就知道算不过来了。

这次的分时租赁单车们，也是算账的问题。谁的成本回收快，谁就会胜出。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商业模式，特别高深的科技含量。

至于共享经济，朱啸虎说的好啊，较真到底是不是共享，并没有什么意义。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又一个投票日，又一个抉择日。但这一次不同于以往。这一次抉择被伦敦新市长称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阴沉沉的天气似乎加重了抉择的严峻性。英国数千万选民在大雨、洪水、长达数月激烈辩论后的紧张气氛、以及德国枪击事件的不祥新闻中，纷纷走进投票站，在有关英国是否应该退出欧盟的全民投票中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老天在玩英国？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可能影响公投改变世界的命运？！》下午，我订阅的微信公号上闪出了这句话。这是英国华人社区的微信公号“英国大家谈”推送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紧张地关注这场公投结果的，不仅有英国选民、英国华人社区，更有全世界的媒体、金融市场、政要、企业家等各方焦灼的目光，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好奇的视线。

我在当地的投票站投完票后，与投票站门厅的几位选民聊了起来。

我拦住了一位40岁上下的女性，问她的投票意向。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为什么？”我自报了记者的身份，她才放心：“我投票选择离开欧盟。”

“为什么？”

“因为我想取回我们国家的控制权。”

“包括对移民的控制权？”

“对，当然包括移民，但不仅仅是移民，还有我们的钱、我们的主权，等等。”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一位老年妇女告诉我，她投票继续留在欧盟。我问她原因，她说，她不想冒险，因为离开欧盟会损害英国贸易、经济、就业、收入，而且，她这次不仅是在为自己投票，也是在为自己的子女、孙子女的未来投票。

“那么，退欧阵营的理由没有说服你？”我问。

“我是在平衡了各方的观点之后，作出这个抉择的。”她回答。

一个年轻男性选民告诉我，他也选择了留欧。他告诉我，他现在还在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谈到如此抉择的原因，他有些激动：“这次公投拉票活动，退欧、留欧两大阵营的表现，大大降低了我对政客的尊重。但我选择留欧的主要原因，是退欧阵营几乎没有什么专家。让我特别生气的是，麦可•戈夫对选民说，不要理睬专家的意见。坦率地说，作为像我这样的还在大学读书的年轻人，他的这种话让我感到震惊。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完全不可能接受极右的、反移民的观点。我听信多数科学家的话，他们说，在科学研究方面，留在欧盟将会让我们更强大；我听信多数经济学家的话，他们说，离开欧盟将会让我们的经济受到伤害。”

麦可•戈夫（Michael Gove）是英国司法大臣、退欧阵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停顿了一下，这位年轻男性选民又低声对我说：“这话我们私下说：让人特别不舒服的是，据说老年人多数都想离开欧盟，而年轻人多数都想留在欧盟，但老年人投票率远远高于年轻人，如果投票结果是离开欧盟，那么，等这些投退欧票的老年人离开人世后，承受后果的却是我们这些投留欧票的年轻人。”

我告诉他，刚才与我聊天的那位老年妇女就投了留欧的票。

他笑了：“我爸爸支持退欧，但我猜，今天他也可能投了留欧的票，因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对后代福利的关心，可能会让他选择维持现状。”

一次“自残”的公投？

投票日两天前，在伦敦温布利体育馆举行的BBC公投大辩论上，留欧阵营质问对方：请说出哪怕一个支持英国退欧的盟国的名字来！

退欧阵营的三员辩将瞠目结舌。他们说不出来。

不仅如此。超过90%的经济学家、几乎100%的权威机构（国内、国际）都不支持英国退欧。

但似乎如此“孤家寡人”的退欧阵营仍然振振有词，仍然获得这次辩论现场大约一半听众的掌声，仍然获得当晚大约一半电视观众的喝彩。

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国际盟友，虽然他们缺少专家支持，但他们仍然有大约一半的民意支持。投票日前数周的各项民意调查，一直显示退欧派民意与留欧派民意不相上下，有时甚至还领先对方。

这大约一半愿意投票退出欧盟的英国选民，主要为一个议题所驱动：移民问题。

不能说一半英国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因为欧盟内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白人；也不能说他们都不知道退欧的经济代价，几个月来留欧阵营反复说的就是退欧经济代价，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在他们的心目中，移民过多之害，大于经济损失之害。

因为，最能打动他们的话，是6月21日晚上这场大辩论上退欧阵营的三位辩将、以及此前此后所有其他退欧鼓动者反反复复强调的一句话：“只要留在欧盟，移民人数就没有上限。”

确实，只要留在欧洲单一市场（不管是不是退出欧盟），欧盟内移民人数就没有上限。因为“人员自由流动”是欧洲单一市场内不可撼动、不容商讨的“三大自由”原则之一：商品、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而如果英国“双退”（退出欧盟，同时也退出单一市场），英国就要像欧洲单一市场之外的国家一样，接受相应的贸易壁垒，包括关税，英国也就如超过90%的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但是，大约有一半的英国选民，因受误导或信息不全而不知道这个风险，或者知道这个风险但为了控制移民人数甘愿冒险，投了支持退欧的票。

其实，伦敦股市、汇市乃至全球市场随着公投前民意调查的结果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情况（退欧民意略有上升，英镑就大跌），这些英国公民并非不清楚，但他们不在乎；美国总统、IMF总裁、大公司老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许多学科的科学家、各类名人、英超足球俱乐部老总、甚至前足球明星小贝等所谓的VIP越警告退欧的危险，他们越坚定自己对着干的投票意向。

原因？对这些多为底层的退欧阵营的民众来说，就因为：一、移民太多了，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挤占了我们的医生预约、夺走了我们孩子的学校名额；二、退欧后英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太好了，经济衰退中受损最大的，一定都是那些精英，那些天天吐沫横飞，警告退欧危险的，包括小贝，不也都是精英吗？

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反建制、反精英、反专家现象，这个现象不是英国独有的，它出现在美国，标志性事件是特朗普的“横空出世”；它出现在欧洲大陆，症状是极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的崛起；它也伴随着其它更加不祥的趋势而出现：金融危机、欧元区崩盘、全球化失控、贫富差距拉大、中东战乱频仍、难民流离失所、全球人口大迁徙……

许多人认为，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下，英国举行退欧公投，至少是选错了时机。

在英国退欧公投投票日两天前，美国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简而言之，退欧可能是自从七国集团40年前成立以来其中一个成员国作出的最糟糕的自残政策。没有一个谨慎的决策者会冒这个风险。”

我的同事、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曾经被中国经济学家于永定称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或‘媒体人–经济学家’”，他至少应该是当今世界上对英国退欧公投可能的结果最担心、甚至最焦虑的人之一，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在公投举行前的两个月，这位经济学家就英国不应退欧这个话题写了不下10篇文章，几乎每周一篇。

他比萨默斯更进一步，直接质疑举行退欧公投的决定。

马丁在《英国退欧公投是自残》一文快收笔时写下的这句话，让我非常吃惊：“可以说，此次公投是我有生之年见过的英国政府最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于认为不进行公投就意味着拒绝民主的反对观点，我们可以回答，英国在开始进行此类公投很久前便已是成功的民主国家。”

怎么，全民公投不是被誉为最民主的政治治理方式吗？“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居然质疑直接民主？

代议民主 v. 直接民主

带着种种疑问，我来到马丁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一次小型采访。

在询问了他对欧洲单一市场的“人员自由流动”原则的看法之后，我单刀直入：“马丁，你的那篇文章似乎对全民公投有着非常负面的看法，对于英国是否应该离开欧盟这个关系到英国所有公民利益的重大议题，你认为应该由谁来决定？”

马丁也非常直截了当：“应该由议会来决定，而不应该由全民公投来决定。英国是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代议原则是英国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则。而全民公投的危险在于，它会助长民粹主义政治。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苏格兰需要就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投，因为是否独立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但关于英国是否退出欧盟，却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很难理智地解释其利弊得失，而在全民辩论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夸大、谎言、误导，整个辩论的气氛因此被毒化，所以我不相信在这种气氛下选民会作出明智的决定。”

我问他：“许多人非常推崇瑞士的直接民主模式，难道英国不应该像瑞士学习吗？”

马丁•沃尔夫回答说：“首先，与英国相比，瑞士规模小得多，也没有特别大的地缘政治议题；其次，瑞士人长久以来一直实行直接民主，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谨慎、保守。有人认为，随着民众逐渐成熟，他们会作出更为明智的决定，但英国民众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媒体、政治辩论方式等等，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实行直接民主的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马丁说的情况，我深有同感。中国人往往认为，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是相对冷静、幽默、保守、甚至颇具“绅士风度”的国家，确实，其它国家的公民也常常用类似的词描述英国人的国民性，相比起邻国法国、德国的政治历史，英国的民主化也相对渐进、平和、保守，即使如此，一遇到全民公投，英国人也会走火入魔，这次退欧公投的两大阵营互相攻击、夸大和曲解事实，也令人瞠目结舌，退欧阵营更擅长“化繁为简”，把有关退欧利弊得失的复杂问题简化为一些简单、煽情的口号，如“夺回我们的控制权”、“收回我们的边界”、“拿回我的国家”、“6月23日将是我们的独立日”等等，主张退欧的英国独立党则一直在利用普通民众因东欧移民大批涌入给当地社区带来压力而产生的不满，甚至试图从民众对欧洲大陆难民危机的恐慌中榨取政治资本，进而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曾经推出了一份宣传海报，海报中，一望无际的人群如潮水般涌来，海报的标题是“崩溃临界点（breaking point）”。后来，有人指出，这些人群并非符合欧盟之内“人员自由流动”原则的合法移民，而是试图跨越斯洛文尼亚边境的叙利亚难民，但英国不在无边界的申根区之内。海报推出后，法拉奇马上被各方指责涉嫌“种族主义”。

至于某些一直带有“疑欧情结”的英国右翼媒体，更是一直在为底层民众对移民的不满、对难民的恐慌火上浇油，借此鼓动退欧。为了了解离欧阵营的观点，我曾经连续数日阅读支持退欧的几份著名的报纸，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报纸涉及欧盟和留欧阵营的部分报道和评论既不客观，更有民粹主义之嫌。

马丁说的“民粹主义”，也反映在在这次公投辩论中出现的颇为明显的反“建制-精英-专家”现象：几乎所有英国国内和国际上的“有影响、有权威”的机构、专家、媒体、学者、企业家、名人等等，都不赞成退欧，但前面那位攻读物理学博士的年轻选民所提到的退欧阵营主将之一戈夫，却在电视辩论中说了一句注定让他“留名青史”的话：“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于专家的话已经听够了！”戈夫更为引起争议的话，则发表在公投日两天前，他把警告退欧经济代价的独立经济学家比喻为拿希特勒政府钱的纳粹科学家。此言一出，马上遭到各方谴责，他也被迫为此道歉。

马丁所深深忧虑的这种退欧辩论的“毒化”气氛，终于在公投投票日一周前酿成了恶性仇杀事件：强烈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工党女议员乔•考克斯（Jo Cox），在其位于英格兰伯斯托尔的选区内的一家图书馆外被一位极右翼的枪手开枪打死。后来，在法庭上被问及姓名时，此案嫌疑人托马斯•迈尔（Thomas Mair）回答说：“消灭叛国者，自由属于英国（death to traitors, freedom for Britain）。”

英国独立党的难民海报，和考克斯遇害，这两个事件后来被工党领袖科尔宾视为这次公投辩论过程中的转折点。

“多数人的暴政”？

对类似全民公投这样的直接民主的怀疑、警惕和批评，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消停。有人是从为独裁制度辩护的角度提出批评，但也有人是从民主的角度提出批评。例如，美国立国时的“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批评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时说了一句名言：“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

确实，英国民主模式一直是代议民主，历史上，两大政党的领袖都表达过对全民公投的质疑。最有名的例子是，1945年，当保守党首相丘吉尔提出英国民众应当就是否继续战时联合政府举行全民公决时，工党领袖克艾德礼明确表示反对。他称全民公决违反英式传统，是“独裁者和煽动家可以利用的工具。”后来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也不喜欢全民公投。在这次退欧公投辩论活动期间，撒切尔最信任的外交事务顾问查尔斯•鲍威（Charles Powell）接受采访时说，撒切尔也认为，全民公投是独裁者的工具，因为独裁者往往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全民公投，如果撒切尔如今还在世，她将会把这次退欧公投视为“反民主”。

另外两位仍然在世的保守党“大佬”也持同样观点。英国资深议员、前保守党政府的财长肯•克拉克（Ken Clarke）就认为不应该就是否退欧举行公民投票。他说，让选民决定如此复杂的问题是“管理一个现代、复杂的国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保守党前主席、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也承认，他一直不喜欢全民公投。他在为FT撰写的悼念考克斯的文章中说，这次退欧公投的拉票活动在英国社会造成了严重、丑陋的分裂，“就像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时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整个辩论迟早要转向阴谋论和种族问题。”

英国著名喜剧演员理查德•赫林（Richard Herring）说得更为沉痛，更能代表普通人的心声。考克斯遇害之后，赫林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道：“这次公投并不是我们多数人想要的，任何一个明智的人（对这次公投的议题）都会感到没有资格作出判断，它已经分裂了我们的国家，我觉得，我们很难弥合这种分裂。”

退欧阵营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捍卫者，但反对全民公投的人却认为，退欧公投本身就不民主，首先，一个国家的选民可以作出影响欧盟五亿公民的决定，这不民主，其次，有数百万欧盟公民居住在英国，其中许多人已经在英国生活多年，对于影响他们未来前途的这个问题，他们却没有投票权。

另外，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管理国家也越来越专业化，选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即议员，委托这些议员在一定期限内管理国家，代表他们作出平衡、审慎、专业化的决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发师、牙医能够更专业化地管理国家。

还有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反对全民公投，认为公投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不利于保护少数人。如果公投的结果是由简单多数来决定，那么，如果仅仅是投票者的50%＋1做出的决定，却要让另外50%－1的投票者接受，只会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分裂，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投票或者弃权的选民更不会心服口服了。

在英国退欧公投日之前两天，我的另外一位同事、FT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拉赫曼（Gideon Rachman）写了一篇文章，谈了他对这次公投的纠结和纠结之后仍然决定投票留在欧盟的复杂心态，下面有一位读者留言说：“不管投票结果是什么，这次退欧公投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最有可能出现的任何一方险胜的结果不会解决任何问题。英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国家，所以应该让议会来决定此事。如果英国不得不举行全民公投，那么，就应该作出努力，恰当地让英国人民了解所有的事实、而非宣传，为了这个原因，应该推迟举行退欧公投，并为此任命一个中立的委员会。”

其他英国人则比这位读者“推迟公投”的要求更进一步：在考克斯遇害之后，数万人在英国议会的网站联署签名，要求取消这次公投。在投票开始之前，签名的人已有超过5万7千人。他们的呼声虽然很小，他们的签名虽然未能阻止公投投票的进行，但至少代表了部分人对用这种形式决定诸如退欧这样复杂议题的质疑。

英国举行退欧公投前两天，我在新浪微博上问了两个问题：“还有两天英国就要举行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民投票了。我想问两个问题：1）作为中国人，你关心英国的这次全民公投吗？2）如果未来中国也实现民主了，你认为特别重大的事情应该由议会决定，还是应该由全体选民举行公投来决定？”

一位网友这样回答：“不是太关心，不过我希望英国能留在欧盟。国人真正有选票那天，特别重大的事情我希望全民公投，我觉得被代表怕了。”

当然，他说的“国人”不是英国人，是中国人。

一位身在英国的华人网友这样回答我的问题：“身处英国，非常关心这个事情。中国要是实现了民主，绝对不支持公投，事情永远不是yes or no可以解决的，而且让大多数知识储备都不够的民众去决定这样的事是非常冒险的行为，这是政治家的利我的手段。苏格兰的公投带了一个不好的头。”

那么，在他看来，这次全英国的退欧公投是不是也“带了一个不好的头”？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2016年美国大选以一个震惊世界的结果画上句号。几乎所有的民调数据、学者分析都错得离谱，世界各国政要和机构都大跌眼镜。特朗普胜选，就连资本市场也吓得不轻，股市应声暴跌，避险恐慌情绪到处蔓延。

很多看了选举结果公布过程的人的第一感觉是，特朗普优势明显，午夜前已经锁定270张选举人票。然而九小时之后，随着计票工作进入尾声，人们再次惊讶地发现，两位竞选人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希拉里赢的加州、纽约州人口极其密集，而特朗普的红州则地广人稀，他在成功“翻盘”的摇摆州优势则非常微小。如果计算直接选票总数（popular votes），希拉里更获得了超过23万张的明显优势。

也就是说，如果这是一场一人一票的普选，胜出的人就是希拉里。但是，美国独特的“选举人团”竞选制度，让特朗普取得了一场创造历史的胜利。

这场堪称“黑天鹅”的选举也由此被载入史册，成为20世纪以来第二次、美国建国史上第五次，一名候选人赢得多数直选票却输掉了选举人票的总统选举。

那么，这个由美国建国先贤们创立、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选举人团”制度，究竟是怎么操作的呢？

“选举人团”的历史由来

在美国宪法第二章第一款中规定，总统和副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代表着美国国父们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理解——一种介于英国议会选举制度与全民一人一票直选制度之间的全新民主制度。

这种制度的产生也与美国独特的联邦制紧密相关。宪法由此保障了联邦之中各个州都能够在总统的选举之中扮演一定角色，无论大小。

选举人团的工作过程包括三步：大选之后各州选拔选举人；大选次年1月6日，选举人投票，众议院点算；参议院正式宣布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名单。在大选次年的1月20日，当选总统会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选举人”和“选举人团”

所谓“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由538名选举人组成，人数严格依据每州议员的人数向各州分配。在美国，每个州都有两名参议员，而众议员则依据该州人口数决定（至少一名）。比如每次大选都至关重要的佛罗里达，共有2名+27 =29名选举人。全美众议员人数（435名）加上参议员人数（100名），再加上华盛顿特区的3人，总数就是538人。为了达到半数，候选人必须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才能赢得大选。

那么，如果任何候选人都没能获得270张选举人票，总统如何产生呢？美国众议院将会从得票最多的三名候选人中选择，方法是给每州一张选票，再投一轮。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至今仅仅发生过一次，时间是1824年。当时的美国众议院从约翰•亚当斯、安德鲁•杰克逊和威廉•克劳福三人中选择了前者。

“赢家通吃”

在美国大选的过程之中，“全国民调”是经常被美国或全球媒体提及的一个数据。但是由于“选举人团”制度，全国民调与结果基本不相关，这也是今年大选之前所有的民调数据、赌博赔率都倾向希拉里取胜，而结果却大相径庭的原因。

造成直选受欢迎程度和最终结果裂痕的，是“赢家通吃”原则。在全美的51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之中，除了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两个州选择按照直选票比例分配选举人票之外，其他49个都采取直选票胜出者取得该州全部选举人票的规则。也就是说，一个候选人如果拿到了这个州50.1%的直接选票，这个州100%的选举人票就都被他归入囊中。

美国大选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案例——2000年戈尔对小布什就是这种极端情况的呈现。当时，戈尔和小布什选情非常胶着。最终，依靠佛罗里达区区600张直选票的极微弱优势，小布什获得了佛州全部的25张选举人票，总数勉强超过270张，入主白宫。

有趣的是，“赢家通吃”原则从来不是美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各州选择采取这个原则的初衷，仅仅是为了鼓励候选人多花时间深入自己的州开展竞选活动。

选举人团如何产生

在美国宪法中，关于选举人的选拔标准和资格几乎没有提及。在现代政治操作中，一般由州一级政党依据州法确定选举人的选拔方法。在一些州，两个政党会在州一级党代会上任命该州的选举人。在另外一些州，则是由两个主要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选举人人选。

一般而言，早在大选年的三四月份，两党在各州都会定好选举人人选。11月8日大选尘埃落定之后，每个州胜出的候选人所在政党的选举人就会做好履行职责的准备。比如，今年特朗普赢了密歇根州，那么密歇根州那些民主党之前选好的选举人就都要“下岗”了。

选举人们通常都对自己要忠于所在政党的职责非常清晰。他们可能是州一级政府官员、政党领袖或者是总统候选人个人的亲友。也就是说，每一位总统候选人都有自己的一组信任的选举人。

“不忠”选举人？

你一定想问，大家辛辛苦苦投了半天票，如果最后那几个代表去投选举人票时，不按照大家伙儿的投票结果投怎么办？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宪法和联邦法律之中，都没有要求选举人必须依照直选票结果投票的条款；但一些州则有自己的法律规定和惩罚条款。

不按照直选票结果投票的选举人被称为“不忠选举人”，但发生情况极少。因为这些选举人多数都是政党内有头有脸的人物，很少会选择废弃本州真实投票结果而投给自己想投的人。在整个美国历史上，99%的选举人都是“忠实投票”的。有一些州规定不忠选举人要被罚款或被撤换，然而历史上从未有人受到过任何处罚，也从未有大选结果因为“不忠选举人”被改变。

赢得直选票却输掉大选

今年希拉里这种赢得全国直选票却最终输掉大选的情况，是“赢家通吃”选举人团制度带来的最直观后果。尽管非常少，却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在美国240年的历史上，此前一共发生过四次（下图），前三次都在19世纪，分别是1824、1876、1888年。最后一次是2000年戈尔对小布什。戈尔获得了48.4%的直选票，但只拿到了21个州的266张选举人票；而小布什则拿到了30个州的271张选举人票，惊险获胜。

这种制度还可能造成一个候选人赢得绝大多数选举人票但直选票比例不过半。1992年，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参战，并且出人意料地拿到18.9%直选票，但只有0张选举人票；比尔•克林顿只拿到43%的直选票，但获得了69%的选举人票，成功问鼎白宫。

选举策略

因为“赢家通吃”，所有候选人的参选策略自然是要赢得一个个的州，而非毫无目标地广泛撒网。因此，那些拥有较多选举人票又选情胶着的州，便被称为“摇摆州（swing states）”或者“关键州（battleground states）”。

在刚刚过去的这场大选之中，摇摆州包括内华达、亚利桑那、爱荷华、密苏里、俄亥俄、佐治亚、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这意味着538张选举人票中，只有112张将决定结果。而那些被认为是胜券在握或者毫无希望的州则会被候选人无视。（下图：2016大选选举人地图）

因为这有限的几个州往往决定结果，候选人门常常会把全部精力倾注其中，深耕其中的重要社群：比如佛罗里达的古巴裔、俄亥俄的城市居民、宾夕法尼亚的蓝领工人等等。再比如，在2008年大选中，过半（57%）的竞选活动只在四个州举行——俄亥俄、佛罗里达、宾州和弗吉尼亚。而2004年大选中，99%的竞选经费花在了16个州上。

“选举人团”制度的优势

选举人团制度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制度在两个候选人的“贴身肉搏选战”中，充分确保了政权合法性。其特点有二：一、胜选者的选举人票比例往往超出其直选票比例；二、在州内，往往微小的直选票优势会造成整个州的大笔数领先。比如今年特朗普的选举人票比例约为53.9%，直选票却不足50%。1992年，克林顿赢得69%的选举人票但直选票只有43%。

此外，选举人票制度也要求候选人必须拥有跨地区遍全国的广泛人气。没有任何一块地区拥有足够使人入主白宫的选举人票。这就要求候选人深入各州、接地气、了解情况。

另外，选举人制度也造成不可能有“一劳永逸”，攻下一个、大战告捷的情况。候选人必须得一个州一个州地艰苦拿下。

最后，选举人团制度还避免了政治学所说的“多数人暴政”。在选举人团的地图和直选地图的对比之下（下图）很容易看出，人口小州最希望选举人团制度延续。这样，他们的声音也将发挥作用。

最后，选举人团制度还同时强化了美国联邦内各州的独立性和联邦相关性。

“选举人团”制度的弊端

然而，从选举人团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的质疑和诟病就从没停止过。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相比直选，不够民主。

首先，直选票取胜的候选人却可能由于选举人团制度败选。在2000年戈尔对小布什的选战中，由于佛罗里达的计票存在争议，案件最后一路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最终，在2000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判定重新点算选票的过程违宪，并以5票对4票决定禁止进行任何新一轮的选票重点工作。

戈尔尽管对法庭的判决不满，但表示“为了我们人民的团结与民主的力量，我作出让步”，接受判决认输。

其次，相比关键摇摆州，竞争不够激烈的州（传统民主党蓝州或者共和党红州）常常被候选人和媒体完全忽略，使得这里的选民投票热情长期低迷。

第三，由于获得一州绝对多数非常困难，选举人团制度几乎完全堵上了第三政党或者独立候选人胜选的可能性。

第四，无论人口再少的小州也至少拥有三张选举人票，比如人迹罕至的阿拉斯加、蒙大拿、南达科他州。这造成了所谓的“小州偏见”（下图）。也就是小州的每张选举人票所代表民众的权重会远远小于人口密集的大州，但对于候选人的取胜却一样重要。比如人口仅仅100万的蒙大拿州有三张选举人票，平均每张代表24.8万人；而拥有1979万人口的纽约州，每张选举人票要代表68.2万人。

“选举人团”制度能改革吗？

事实上，呼吁修宪、改革选举人团制度的呼声每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在希拉里赢得直选票却输掉大选之后，呼吁改革甚至废除选举人制度的声音再次响起。

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中，共有超过700份涉及改革或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的改革计划书被提交国会。在所有宪法修正案建议书之中，涉及这个议题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议题。各种建议之中包括彻底废除选举人制、按照直选比例投选举人票、改革成为直选等等。

但是美国修宪的难度极高，建国二百余年来，一共只有27条修正案最终通过。一条修正案从萌生到真正实施，需要众议院2/3多数表决，并被全美50个州之中的3/4州通过。在关于选举人团制度改革的700多份改革计划书中，至今还没有一个能过众议院的第一关。

尊重游戏规则

尽管人们有着各种抱怨和批评，但尊重和捍卫宪法是美国人的精神共识和建国基础。修正案没有能够通过，人们就会依然尊重现有的选举规则。

有趣的是，在2012年罗姆尼败选之后，特朗普本人曾发推特批评“选举人团制度是民主的灾难”。

四年之后，这个曾一直被他形容被操纵的“灾难”，却把他一路送进了白宫。

无论怎样毁誉参半，可以预见的是，在相当长的未来，这个美国制宪先贤们发明的独特制度，将继续决定一任又一任美国总统的产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李佳佳是前《佳访》栏目主持人、制片人，专栏写作者，文集《这个时代这些人》作者。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选举中意外击败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不仅对美国政治而言标志着一个分水岭，对整个世界秩序也是如此。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新的民粹民族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自上世纪50年代构建起的主导的自由秩序，受到了情绪激愤的民主多数的攻击。世界陷入同样愤怒的各种民族主义相互竞争的风险巨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它将标志着一个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关头。

特朗普获胜的方式暴露了他动员起的这场运动的社会基础。看一看投票地图，我们可以发现，希拉里的支持者集中于沿海城市，而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坚定地投票支持特朗普。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翻盘，这三个北部工业州在最近几次选举中曾是如此固若金汤的民主党州，以至于希拉里甚至没有去威斯康星造势。特朗普获胜是因为他得以争取到那些受到去工业化冲击的工会工人的支持，他承诺通过恢复他们失去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

这一幕似曾相识。英国退欧就是这种情况——支持退欧的投票同样集中于农村地区、小城镇以及伦敦以外的其他城市。在法国也是如此，父辈和祖父辈曾投票给共产党或社会党的工人阶级选民，眼下正投票支持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

但民粹民族主义是一个远比这更广泛的现象。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圣彼得堡、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中仍旧不受欢迎，但在该国其他地区却拥有众多支持者。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或者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来说也是如此，前者在土耳其保守的中产阶级下层中受到狂热的支持，而后者在除了布达佩斯的整个匈牙利都受到欢迎。

如今，由个人受教育程度界定的社会阶层，似乎已经成为很多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中最重要的社会分割线。这种现象受到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直接推动，而促进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正是自1945年以来主要由美国创建的自由世界秩序。

在我们谈论自由世界秩序时，我们说的是近年来推动全球增长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正是这一体系使得苹果手机能够在中国组装、并在圣诞节前一周运至美国或欧洲的消费者手中。这一体系还方便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较贫困国家迁移至较富裕国家——在那里他们可以为自己和子女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一体系如宣传的那样奏效：从1970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球商品和服务产出翻了两番，让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不仅包括生活在中国和印度的人，还包括生活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

但正如现在大家都已痛苦地意识到的，该体系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层层惠及所有人群。随着企业为应对竞争残酷的全球市场而进行外包并尽可能提高效率，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失去了工作。

这一长期问题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几年后欧洲遭遇的欧元危机而大大加剧。在这两场危机中，精英们设计的体系——美国的自由金融市场以及欧洲的欧元和管理内部人口流动的申根(Schengen)体系等政策——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都迅速崩溃。这些失败的代价又一次更多地由普通工人、而非精英自身承担。从此以后，真正的问题不应再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在2016年出现，而是为什么它过了这么久才显现出来。

在美国，政治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政治体制未充分代表传统工人阶级。从全球化中获利颇丰的美国企业界及其盟友主导了共和党；而民主党已变成一个玩弄身份政治的政党：一个由女性、非洲裔美国人、西裔美国人、环保主义者以及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等群体组成的联盟，不再关注经济问题。

美国左翼未能代表工人阶级，欧洲各地的左翼也犯下同样的错误。二十年前，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就已经同全球化和解了，和解的表现就是布莱尔中间路线，以及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的社会民主党在本世纪头十年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但左翼的更大错误跟一战前的那个是同一个，当时的情况——借用捷克裔英国哲学家埃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形象的描述——是一封本应投进标为“阶级”(class)的邮箱的信件，被错误地投进了标为“民族”(nation)的邮箱。民族几乎总是压倒阶级，因为它能利用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那种与一个有机的文化共同体建立联系的渴望。这种对身份认同的渴望正以美国另类右翼(alt-right)的形式显现出来，另类右翼包括各种以前受到排斥的形形色色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但即使没有这些极端主义者，很多普通美国公民也开始奇怪为什么他们的社区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移民，又是谁授权建立了一套讲究语言的政治正确性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人们甚至不能抱怨这一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从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裕的选民那里也得到了不少选票，这些人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但仍感到有人正从他们手中夺走他们的国家。不用说，英国投票退欧本质上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那么，特朗普获胜对国际体系将带来哪些实际影响？与他的批评者相反，特朗普确实拥有始终如一、经过深思熟虑的立场：他在经济政策和全球政治体系方面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明确表示，将寻求就现有贸易协议重新进行谈判，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可能还有世贸组织(WTO)。如果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他愿意考虑让美国退出。他对普京等通过果断行动一样办成了事情的“强人”领袖表示了赞赏。相比之下，他对北约成员国或日本、韩国等美国的传统盟国要冷淡得多，并指责这些国家搭美国力量的便车。这意味着，对这些盟友的支持将依据对现有费用分担安排的重新谈判而定。

这些立场对全球经济和全球安全体系的威胁，怎样往严重了说都不为过。当今世界充满经济民族主义。一直以来，一个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的正常运转，依靠的都是美国的霸权。如果美国开始单方面采取行动修改这一契约的条款，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强大的参与者都将乐于展开报复，并引发一场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螺旋式下行。

这些立场对国际安全体系的威胁同样巨大。过去几十年间，俄罗斯、中国已崛起为重要的威权主义大国，且两国都有领土野心。特朗普对俄罗斯的立场尤其令人担忧：他从未对普京有过半句批评，还暗示后者吞并克里米亚或许是合理的。考虑到特朗普对外交政策大多数方面整体的无知，他对俄罗斯的始终如一的特殊态度暗示着，普京对特朗普拥有某种隐形的影响力，或许后者的商业帝国赖以维系的债务幕后的债主是俄罗斯人。特朗普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的任何尝试，最先伤害的将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两个身处困境的国家一直依靠美国的支持才得以保持独立的民主国家地位。

更广泛地说，特朗普担任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生活在腐败威权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们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美国的影响力一直更多地依赖于其“软实力”，而非像入侵伊拉克那样的不明智的武力使用。美国11月8日作出的选择意味着，它脱离自由国际主义阵营，改投了民粹民族主义阵营。特朗普受到英国独立党(UKIP)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如此强烈的支持并非偶然，国民阵线的马琳•勒庞是最早对特朗普获胜表示祝贺的人之一也非偶然。

过去一年，一个新的“民粹-民族主义国际”已经浮现，想法相同的组织通过这个新的“国际”跨境共享信息和支持。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是这一事业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不是因为它关心其他民族的民族认同，而只是为了制造混乱。俄罗斯通过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邮件系统发动的信息战，已然对美国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侵蚀，我们可以预期这种状况还将持续。

关于这个新美国，目前仍存在若干较大的不确定因素。虽然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一贯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也非常善做交易。当特朗普发现其他国家不会按照他的条件，就现有贸易协定或同盟安排重新进行谈判时，他会怎么做？他会退而接受自己能得到的最好交易，还是会一走了之？对于由他来控制核按钮的危险性，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但我的感觉是，他内心深处更是一个孤立主义者，而非一个渴望在全世界使用武力的人。在他面对处理叙利亚内战这个现实时，他最后很可能会借鉴奥巴马的剧本，继续袖手旁观。

在这一点上，性格特征将会发挥作用。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觉得很难想象有性格比特朗普更不适合担当自由世界领袖的人了。他实质性的政策立场只是部分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他极端的虚荣心以及敏感的自尊心。不久前，在与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获得者同台时，他脱口而出，称自己也很勇敢——“在财务上很大胆”。他声称要对自己所有的敌人和批评者进行报复。当面对轻视他的其他世界领导人时，他的反应是会像一个受到挑战的黑手党老大，还是会像一个善做交易的商人？

如今，对自由民主的最大挑战，与其说来自中国等公开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不如说来自于自由民主世界内部。在美国、英国、欧洲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政治体制中民主的部分正在反抗自由的部分，并有可能利用其表面上的合法性来撕毁现行的一些规则，正是那些规则一直以来约束了行为，支撑起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创造了这一体系的自由主义精英们需要倾听门外愤怒的声音，把社会平等和身份认同作为他们必须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来思考。不管怎样，我们在未来几年都免不了经历一段艰难旅程。

本文作者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其最新著作是《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译者/何黎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全球媒体的注意力都被一条涉及美中关系的新闻抢走了：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与台湾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通了一次电话。不出所料，中国外交部“已就此向美国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当然，媒体因此很快淡忘了前一天的另外一条关于特朗普的新闻：特朗普以巨额税收优惠作为诱饵，诱使美国空调设备制造公司开利公司（Carrier Corp）放弃了把部分工作迁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邻国墨西哥的计划。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警告说，如果其它的美国企业把生产线和工作岗位迁移到国外，将会面对严重后果。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第一条新闻当然非常重要，但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说，第二条新闻的重要性也不低。

第二条新闻也许是2016年频频出现的征兆中的最新一个：这一波全球化可能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

世界历史上至少有两波全球化，最新这一波全球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没有赶上它的前半段，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赶上了这波全球化的后半段。现在各方似乎已有共识：中国是这一段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尽管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并不这么认为。

但时至今天，这一波全球化可能马上结束，中国需要抓紧为此做好准备。

因为今天的墨西哥，可能就是明天的中国。

输家的愤怒

2016年还没有走到尽头，但今年的全球十大热门新闻肯定会包括这两件事：英国退欧派在公投中取得胜利；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说：2016年是自由贸易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年，甚至是最新一波全球化进程终结的开端之年。

持续了数十年的这一波全球化，造就了一批赢家，也制造了一批输家。如果说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中产阶级是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赢家的话，那么，西方富裕国家的工人则是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输家。至少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总管、最近又被特朗普任命为其首席战略师和高级顾问的史蒂夫•班农（StephenBannon）是这么认为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全球化的支持者们摧毁了美国工人阶级，却在亚洲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

不管他的这个说法对不对，这番话不仅反映了他的观点，也基本上概括了特朗普及其许多支持者“愤怒”的主要理由。随着他即将入主白宫，特朗普和他的内阁将会致力于逆转这种在他们看来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全球化。

基于同样的愤怒和恐惧，英国公投时投票支持退欧的选民，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这一波全球化巨轮碾压的英格兰中部老工业基地的选民。

其实，西方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的情绪，时间要早得多，涵盖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也要广泛得多，只不过这种情绪终于在2016年的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大选中得到了政治上的表达。

举例来说，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反全球化这面大旗，不仅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们高举，也被民主党初选时的另一位候选人桑德斯所高举；原来曾经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希拉里，竞选时也明确表示反对TPP；而真正把特朗普送入白宫的，其实是美国中部许多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工人阶级选民。英国退欧公投的情况也颇为类似：虽然退欧阵营的主要干将都是右翼的政客——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保守党诸位疑欧派大员（如现任外交大臣约翰逊等），但真正让退欧阵营获胜成为现实的，却是英格兰中部的许多工党选民。

为了能让中国读者多少感受一下普通美国人对自由贸易或全球化的反感、甚至仇恨，我觉得有必要把下面这则评论翻译一下：

一位名叫Stephan Edwards的两次失业的美国工人，在一位鼓吹全球化好处的学者的文章之后留言说：“我们听到专家们告诉我们全球化如何美妙、如何使每一个人都富裕起来，但我们后来环顾左右，发现我们的收入只有十年前的一半，如果按照购买力来算的话，还不到十年前的一半。你知道，我们现在不再听信这一套了。唯一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是第三世界的苦工们，以及美国的富人和政客们……我们那些所谓的精英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仇恨全球化。当然，物价更低了，但这对那些眼看着自己的工作被迁移到墨西哥或印度的人来说毫无意义（我的工作就曾两次被外迁到这两个国家）。我的处境绝非独一无二。此时，我愿意发动贸易领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这能够扭转现状的话。我们如此仇恨全球化，以至于我们宁愿摧毁这个制度，而不愿因全球化之名而陷入贫困和绝望。”

“美国正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为什么美国会出现类似Stephan Edwards这样的如此仇视全球化的人呢？

美国一家地缘政治预测网站的创始人和主席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如此分析美国这些全球化输家的诉求及其政治影响：“自从2008年以来，美国自由贸易支持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转变。美国很大一部分人口认为，他们深受自由贸易之害，这部分人想结束不断扩张的自由贸易或重新定义其条件。那种认为自由贸易总体来说利大于弊的观点如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美国如今正在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那么，从更广泛、更深层的角度，应该如何分析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原因、并预测它们对未来的影响呢？

常作惊人预言的美国畅销书作家、金融分析师哈里•丹特（Harry Dent）认为，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更宏大的趋势的表征，这个趋势就是：自二战以来的第二波全球化走得太快了，到今天，它使得非常不同的群体互相冲突、且难以调和：“本土工人v.外国工人和移民……富人v.中产阶级和穷人……逊尼派v.什叶派及其它宗教分裂……年轻人v.迅速加重的老龄化社会负担……大政府v.个人自由……在美国，这种冲突更火爆：支持共和党的红州v.支持民主党的蓝州……”

丹特认为，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标志着第二波全球化的结束，他预言，未来全球范围内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分离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反移民的政策出台，在下一波全球化推进之前，我们将会看到各国、各地区围绕着共同的民族、宗教、政治、经济之根重新组合。

如果说丹特的预言不免有些耸人听闻的话，那么，曾经在里根和克林顿两届内阁任职的克莱德•普莱斯特威兹（Clyde Prestowitz）的分析，则更为平衡、严谨，也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和重视。

普莱斯特威兹曾经是一位支持全球化的美国贸易官员，曾经是里根内阁商业部长的顾问，后来又在克林顿执政时担任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副主席，现在是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今年6月，早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他就在《华盛顿月刊（Washington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被许多业内人士视为“必读”的一篇长文《自由贸易已经死亡》。该文回顾了二战后自由贸易在美国的理论和实践，认为二战后历届美国政府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动机，不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是地缘政治考虑；尽管后来日本和韩国都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很浓的政策，但美国政府为了地缘政治战略，依然继续推行单边的自由贸易政策。再后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接纳，情况发生了更加不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变化：许多美国公司开始向墨西哥、中国这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投资、设厂，把部分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这些低成本的国家，这导致了美国本土就业职位的流失。

普莱斯特威兹接着指出，如今，美国一些最有名的支持自由贸易的思想领袖显然也在调整自己的观点：全球化的超级吹鼓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最近说，“对华自由贸易的受害者比人们最初预想得要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格鲁格曼（Paul Krugman）也已经承认，他没有预料到对华贸易对美国劳动人口的影响程度；而美国前财政部长、正统贸易理论的长期捍卫者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现在则呼吁更多的“协调化（harmonization）”，而非更多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普莱斯特威兹说，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公众也要求变化，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就是对公众这种要求的呼应，这次竞选活动已经戏剧性地削弱了自由贸易这个二战后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

当然，即使在特朗普胜选后的今天，美国商界、政坛、学术界、媒体仍然有许多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们仍然在据理力争，从各方面论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对美国利大于弊，但他们的声音如今已经被因特朗普简单粗暴却又十分有效的鼓动所掀起的反全球化声浪所彻底淹没。随着特朗普即将搬入白宫，至少未来四年美国行政当局肯定会全力以赴，试图逆转以往数十年的自由贸易政策。

行文至此，我需要特别声明一下：此文无意全面分析英国退欧派获胜和特朗普崛起的所有原因，这两大事件背后有许多原因，贸易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此外，预测美国未来可能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趋势，并不代表我认同这一趋势；而理解愤怒的选民为什么愤怒，也不意味着我赞同那些政治上获益于选民的愤怒、但最终只能让这些选民更加愤怒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同理，理解英国退欧派和特朗普获胜背后的经济、社会问题，更不等于我认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他们的某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策和计划，例如对中国进口美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惩罚那些在海外设厂的美国企业等等，不仅不会治疗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弊病，反而会加重这些弊病，恰如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成为法律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试图以高关税壁垒保护美国市场，但被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视为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大萧条恶化的主要原因。

就拿前面提到的美国开利公司的新闻来说吧，美国印第安纳州鲍尔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迈克尔•希克斯（Michael Hicks）便指出，开利公司在美国的平均工人成本约每小时30美元，在墨西哥则是每小时3美元，他认为，特朗普与开利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解决美国制造业长期面对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科技与自动化提高了生产力和产量，但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持续减少。而曾与希拉里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桑德斯，则批评特朗普与开利达成协议等于是向美国公司发出信号，即他们可以利用工作外包来威胁政府，以此换取税收减免。

中国成了自由贸易的旗手？

如果2016年全球十大热门新闻肯定包括英国退欧公投和特朗普胜选，那么，2016年中国的十大热门新闻是什么？

我想，下面这几条新闻，论其重要程度，也许难以入选今年的中国十大热门新闻，但其重要性也许几年以后或几十年以后会渐渐显现：

1）2016年9月4-5日，G20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此时，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正在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喧嚣中进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G20峰会上却呼吁与会各国恪守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2）2016年10月1日，中国国庆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天送给中国一份“节日礼物”：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3）2016年11月19-20日，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不久，亚太经合组织（APEC）秘鲁峰会在该国首都利马举行。因特朗普竞选期间许诺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得以在这次APEC峰会上重新力推建立范围更为广泛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英国《金融时报》经济社评撰稿人马丁•桑德布因此而感叹：这一次，“中国成了全球经济开放的领头羊，这着实是个奇怪的世界。”

但是，全球化没有西方的参与，尤其是美国的参与，最多只能算是“半球化”。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写道：“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在那些对人性持有悲观态度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对权力争夺的斗争。而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则将这种悲观推向了极致。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意图缺乏准确了解的霍布斯世界里，大国只有获得更多的权力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最大的安全依赖于最大的权力，而对最大权力的残酷争夺决定了大国注定悲剧的宿命。

然而，大国悲剧的真正所在，其实往往在其国民，以及受波及的小国的国民。后者的悲剧色彩则更有浓重的宿命感。大国之间的博弈不可避免地会令许多小国卷入危险的漩涡当中，使之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或殉葬者。大国出于利己的动机，与小国国内的政治精英或政治力量结盟，从而达到某种政治、经济、军事目的。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大国之间因达到均势或战争成本难以承受而相安无事，但战火却出现在代理人之间。更为讽刺的是，自私诡谲的目的往往披上崇高理念的外衣，小国人民却成为大国口号中所谓“信仰”的殉道者。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和小国政权动荡，就是对大国口中“道义”和“普世价值”的绝佳讽刺。

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印尼，上演了世界现代史上最残暴的屠杀之一。对于这次大屠杀，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队、穆斯林激进分子和暴徒自然难辞其咎。但是，美、英、中、苏等大国又何尝没有扮演某种角色呢？当重新审视这段黑暗的历史时，我们或许会发现：小国政治的悲剧，在于小国难以摆脱国内政治力量将整个国家带入大国“大棋局”里的宿命。

“九•三〇事件”经过

在经历了与荷兰殖民者的残酷斗争之后，印尼在苏加诺的带领下终于在1949年获得独立。在建国初期，由于在国内力量的博弈中处于弱势，作为国父的苏加诺虽然享有崇高的声誉，但也不得不向政治对手妥协，建立议会内阁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苏加诺成为没有实权的虚位总统。

不过，由于政局长期动荡不安，苏加诺趁机推出“苏加诺总统方案”，提出要建立一个包含左翼和右翼力量的互助内阁。该方案发表后，受到了印尼共产党、民族党、平民党的强烈支持，但也遭到了马斯友美党等大党派的激烈反对，后者甚至策划了数次针对苏加诺的暗杀行动以及武装叛乱行动。叛乱平息后，马斯友美党威信尽失，平叛有功的陆军和印尼共产党则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和力量。苏加诺凭借着高超的政治手腕，在50年代末期获得了较大的政治权力，建立所谓的“有领导的民主”。

1960年，苏加诺召集印尼民族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和印尼共产党党魁进行协商，决定建立互助国会。代表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宗教（Agama）三股势力达到平衡的“纳沙贡”正式确立。为了保证个人权力，苏加诺在陆军、印尼共产党和穆斯林之间玩起了危险的平衡术，利用陆军维持政治稳定，利用印尼共产党获得公众支持。不过，由于陆军势力过于强大，同时苏加诺个人也对左翼政治理念抱有好感，苏加诺在195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一面提升印尼共产党的势力、一方面打压陆军的一连串行为。这引起了陆军的强烈不满，陆军、穆斯林政治力量与印尼共产党的矛盾日益激化。矛盾在1965年达到一触即发的状态。

该年8月，由于苏加诺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原本依靠苏加诺庇护的印尼共产党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在会上表示要先下手为强（谌旭彬，《印尼为什么要屠杀数十万华人？》，腾讯历史转自谢志琼、钟冰/译，《印尼“九•三○”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查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1页）。9月30日晚，印尼总统卫队营长翁东等人开始发动政变，六名陆军高级将领被杀，印尼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被绑架。然而，政变在24小时之内被印尼陆军迅速平定。10月2日，陆军幸存将领苏哈托完全掌控了局势并宣告政变失败。

三周后，苏哈托与陆军开始了针对印尼共产党的抓捕和屠杀，大屠杀一直持续到1966年3月才大体结束。尽管在1967年仍有小规模屠杀事件的发生。该年3月12日，苏加诺被临时议会剥夺了政治权力，苏哈托被任命为临时总统。1968年3月21日，苏哈托正式被选举为总统。印尼正式开启长达三十年的苏哈托独裁时期。

华人是主要受害者吗？

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1965年10月-1966年3月大屠杀期间的真实死亡人数，至今难以达成共识。屠杀消息主要来源于对此次行为负有最大责任的印尼军方，这自然是最不可信的消息来源。而当时只有极少数外国媒体在印尼，无论是印尼知情人士或是西方政府又都对这次事件讳莫如深，大部分相关档案处于保密状态，因此研究界根本无法获得此次屠杀的足够细节和证据。

研究界普遍认可的受害人数在50万至100万人之间，其中绝大部分是被怀疑为共产党员或支持者的印尼人（Friend, T. (2003). Indonesian Destin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13）。不过，由于媒体炒作以及一些未知的原因，外界普遍认为印尼华人是这次屠杀的受害者。中国媒体和大众长期以来也接受这一或许不是很可靠的说法。对此，学者Robert Cribb和Charles Copper坚持认为，印尼土著才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华人受害人数不超过2000（Cribb, Robert; Charles Coppel (2009). "A genocide that never was: explaining the myth of anti-Chinese massacres in Indonesia, 1965–66".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Taylor & Francis): 447–465；Charles A. Coppel (1983).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0-61）。华裔印尼籍社会学家Mely Tan Giok Lan教授也赞同这一说法（Tan, M. G. (2008). Etnis Tionghoa di Indonesia : kumpulan tulisan. Yayasan Obor Indonesia, pp. 240–242）。值得注意是，这样的说法也仅仅只是建立在现有的证据之上。

无论如何，华人在六个月的屠杀当中的确受尽苦难。成千上万的印尼华人遭到驱逐。在三宝垄、梭罗、加布棉、棉兰等地区华人商铺和财产也遭到大规模洗劫，华人学校被关闭，无数妇女遭到侵犯（聂会翔，（2008），《苏加诺时期中国与印尼关系探究》 (硕士论文, 湘潭大学)，42；“In search of a future,” Time, September 16, 1966, p 19）。而针对印尼共产党支持者和同情者的屠杀则更为惨烈。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爪哇中部和东部地区、巴里和苏门答腊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集中在城市以外的地区。除了数十万人被杀外，印尼政府预计在1966年至1976年间大约有160万至180万印尼人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而被捕。许多人在狱中受折磨而死亡，手段极其残暴。

然而，尽管这次大屠杀骇人听闻，但在整个过程中乃至事后都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干预和谴责，只有苏联、中国以及朝鲜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对印尼发表了谴责声明。相反，英美等西方国家极力封锁消息，禁止记者进入印尼并要求媒体引用大使馆的官方消息（Gerard DeGroot (2008). The Sixties Unplugged: A Kaleidoscopic History of a Disorderly Decade. Macmillan. p. 390）。在印尼国内，一直到苏哈托下台，公众及学界都被禁止公开讨论这次屠杀。时至今日，印尼官方都未曾表达对这一人为灾难的反思和自责。本月18、19日首次召开的“剖析1965年悲剧”的研讨会上，印尼政府就公开拒绝道歉。

印尼国内的政治力量

对于拒绝道歉的理由，据印尼《罗盘报》报道，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部长鲁胡特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表示，“我们知道怎么做对国家最好”，印尼官方甚至认为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会让共产主义复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印尼至今不愿对这个惨剧进行调查和反思呢？

原因在于策划、参与此次事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然存在，且极大地左右着印尼政局的稳定。

最大一股力量无疑是印尼军方。在印尼，军队既作为一支国防军事力量，同时也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存在。作为军事力量，印尼军队的成长伴随着印尼民族独立战争、反对外国殖民军队入侵、镇压国内武装叛乱和分离势力的整个过程。这在为军队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的同时，也建立了坚实的军事实力。

而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存在，则与建国初期脆弱的议会民主制不无关系。基于共同的政治权力需求，苏加诺与军队在1950年代中期建立某种同盟。1957年印尼内阁首脑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下台后，苏加诺颁布军管法，使军队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权力。尤其到了苏哈托时期，代表军队利益的专业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牢牢地控制着立法机构。1969年各省省长都由军人担任，1980年虽然有所减少，但重要省份都由军人控制。

不仅如此，印尼军队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享有特殊地位，控制着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1957年，印尼政府接管了12.5亿美元的荷兰资本，该年国家资本占资本总额的46%。而军队利用“紧急状态法”赋予的权力迅速对荷兰企业实施军管。1958年军方代表出任经济稳定事务部部长，次年，军队进入“国有化机构”，监督收归国有的荷兰企业。在苏哈托时期，军队控制大部分国有企业，并与外国资本进行合作，深度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和金融活动。时至今年，军队的影响力依然遍布印尼政坛的每一个角落。

另一股政治力量是穆斯林群体。在两百年前，印尼这个国家并不存在。那时候印尼土邦林立，宗族繁多，直至20世纪初荷兰彻底征服了亚奇，印尼群岛才在一个帝国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在长达三百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印尼帝国行政单位内部的整合积极发展，印尼人民逐渐拥有了一种共同的殖民经历。不过，真正对印尼民族主义观念的建构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乃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冲击。早在16世纪，印尼主要岛屿已经伊斯兰化，成为广大底层人士和上层精英的共同信仰。但直到20世纪初，伊斯兰现代主义对印尼社会的巨大影响才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1912年伊斯兰教联盟成立，成为早期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组织，“伊斯兰教联盟构成了印尼民族觉悟的中心”（McVey, R. (1983). Faith as the outsider: Islam in Indonesian politics. Islam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199-225）。

但是，印尼伊斯兰势力受到了以苏加诺为首的世俗民族主义者的严厉打压。1945年6月，伊斯兰主义者不得不对印尼的伊斯兰教地位做出妥协：“印尼不该是个伊斯兰教国家，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公民必须遵守‘伊斯兰律法’。”（戴万平：《印尼族群政治研究：东教、地域与种族》，中山大学（台湾）博士论文，2003年，第93页）建国后，世俗主义者更是积极推动了以“潘查希拉”的五项原则作为印尼建国的基础。不过，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依然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1955年的国会选举中，公开标榜伊斯兰教的政党占到三分之一，而普选选票总量也超过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

虽然在1950年代拥有较大影响力的马斯友美党也经历了灭顶之灾，苏哈托也延续苏加诺对伊斯兰教势力既利用又抑制的策略，但伊斯兰教依然拥有巨大影响力。1973年大选之后，苏哈托政府把所有伊斯兰教政党和组织合并成“建设团结党”。尽管如此，在1977年和1982年大选中，该党依然分别获得29.13%和28%的选票。苏哈托日后更加严厉地在建设团结党中推行“潘查希拉化”，弱化该党的伊斯兰色彩，伊斯兰政治力量的确受到沉重打击。但随着苏哈托的下台以及民主政治的转型，其政治力量有所恢复，在国会和内阁当中依然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根据2005年的统计，印尼有着1.9亿人信奉伊斯兰教，占全国总人口高达88.58％。

在“九•三〇事件”后的大屠杀当中，这两股政治力量扮演了主要角色。而无论是处于独裁或威权时期的印尼，还是正在进行民主转型的印尼，任何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都无法忽视军队和穆斯林的势力。只要军队和宗教力量一直在印尼政治经济生活当中拥有足够大的势力，他们昔日的所作所为就不会遭到彻底的反思和清算。

印尼共产党的崛起、挑战与灭亡

除了印尼军队和伊斯兰政治力量，在苏哈托上台之前印尼共产党曾经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从反殖民运动一直到苏加诺时期，共产主义都在印尼社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苏加诺执政后期，印尼共产党更是成为与印尼陆军、伊斯兰政治势力三足鼎立的强大政治组织。然而，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大屠杀使得印尼共产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得不说，印尼共产党自诞生起，就经历了极度坎坷的成长过程。

印尼共产党（印尼语：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简称PKI），原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由荷兰共产主义活动者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也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马林）于1914年在荷属东印度创建。是亚洲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成立之初的愿景便是向印尼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积极组织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经过一系列本土化改革，马林所领导的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1917年改名为印尼社会民主党）组建红卫兵，与荷兰殖民者进行小规模武装斗争。通过吸引印尼穆斯林以及其它反抗团体，印尼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更名为印尼共产主义联盟，成为亚洲第一个共产国际成员组织。1924年，该联盟正式更名为印尼共产党（PKI）。1926年，印尼共产党在雅加达郊区和万丹地区发动起义，失败后，1.3万人被捕，共产党被荷兰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印尼共产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之后仅仅只能与荷兰殖民者进行小规模的武装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掠夺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资源，日本大军侵略印尼等地。为了拉拢印尼当地的民族主义和穆斯林组织，日本人对当地人提供武装训练和武器装备，同时以解放者自居。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印尼人对日本人产生好感。甚至许多亚洲人都曾对日本人怀有天真的希望，认为一旦日本在与西方的战争中获得胜利，日本将会允许他们独立。譬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都曾对日本有过不切实际的好感和幻想。相反，印尼共产党却从未终止与日本殖民者的斗争。直到日本投降后，印尼共东山再起，积极策划和组织独立运动。战后荷兰殖民者企图恢复殖民统治，印尼独立武装与荷兰人进行顽强斗争。虽然遭遇了失败，但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以及战争对荷兰国内经济的巨大消耗，荷兰终于在1948年妥协，承认印尼独立。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布尔什维克对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以及对反殖民运动的支持，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条通往现代社会之路。这使得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产生好感。回顾整个反殖民斗争历程，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运动主要受到两种意识形态的激励：共产主义与本土主义（或是民族主义）。而前者对本土意识的建构和影响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当我们看到印尼共产党对印尼独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似乎更能确信为什么建国后印尼共产党会受到印尼民众的广泛拥戴并且迅速崛起。

不过，印尼共产党势力的快速上升引起了苏加诺、印尼军队以及西方国家的疑惧。印尼独立后，印尼共产党被强行要求去武装化，印尼共产党与印尼军方发生武装冲突。印尼共产党失败后，3.6万名党员其支持者被捕，多名党内领袖被杀，艾地和鲁克曼逃亡中国。不过印尼共产党并没有被取缔，到1949年便又开始重建。印尼共产党领袖意识到共产主义必须进行民族主义化且支持苏加诺，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因此便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积极进行自我改革。到了1959年，印尼共产党成员数量达到150万人。1965年更是达到了300万的历史高峰。

建国后印尼共产党与印尼军队、穆斯林政治团体一直冲突不断。原因主要是双方在意识形态、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分歧。印尼共产党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后两者所代表的本土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共产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腐朽黑暗的，由于当地“买办”精英的配合才使得殖民者轻而易举地对印尼进行殖民统治。因此，印尼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才能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本土主义却认为，印尼本土历史、文化、宗教是对抗殖民统治的武器，并且可以为国家的发展指出一条光明的方向。

在发展路径上，印尼共产党认为，印尼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发展才能成功建设现代化国家。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前期，印尼共产党积极推动土地改革。不过，早在1945年印尼便陆续开始收回封建土地、宗教土地和殖民土地，分配给农民，并积极推动免税。1958年颁布了第1号法令，宣布废除私领地。1960年印尼颁布《土地基本法》、《土地使用法》、《分成合同法》，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措施取消封建和殖民土地特权。毫无疑问，印尼共产党对土改的积极推动惹怒了穆斯林特权阶级和封建特权阶级，也为1965年到1966年大屠杀时期遭到后者的报复埋下了祸根。

在本土主义者看来，印尼必须重建和复兴本土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他们认为，现代化之路并不一定排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应该将两者与本土主义充分融合，寻求建立一种具有本土主义特色的现代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不会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坦言：“我们正在培育我们对自由的热切希望，但我们更多地不是通过阶级意识……而是通过民族主义而激发出来的民族意识来达到这个目的。”

1950年代，苏加诺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越来越失望。殖民统治为被殖民国家留下了腐朽的制度遗产，原本建立在残酷剥削和暴力统治基础上的殖民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扼杀了当地的现代性元素。时至今日，许多原被殖民国家大多仍在制度困境中艰难挣扎。另外，到了1950年代末，不仅是印尼，整个第三世界国家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积极融入和参与竞争的国际体系对西方国家是绝对有利的。而他们的国民，即便进行了艰苦地奋斗，也依然难以摆脱极端贫困的局面。第三世界国家发现，西方国家控制了原材料的开发，同时自己对外国援助、贷款和技术严重依赖。而西方国家比苏联和中国对他们的援助、贷款拥有更多的附加条件。对于日益对西方国家怀有不满的第三世界来说，苏联模式虽然比不上美国模式，但前者至少提供了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替代方案。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了19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左倾”。

1964年8月，苏加诺公开发表亲共言论。苏加诺一方面日益“左倾”，另一方面又与印尼共产党形成强大联盟，并试图建立“第五军”这一独立的军事力量与印尼国民军进行抗衡。这引起了印尼军方的强烈不满。1959年印尼右翼政党如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被解散后，印尼共产党失去了制约力量，在苏加诺的支持下获得长足发展。1960年代印尼共产党一跃成为第三大政党，并有多名共产党员在内阁中担任职务，在爪哇地区更是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此外，印尼共产党积极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络，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显然，这也必然激化印尼共产党与整体上属于右翼的印尼军方的矛盾。双方摊牌只是迟早的事。

在1965年9月30日，双方终于发生最后的冲突。印尼共领袖的政变失败后，印尼政府和军方的反共行动迅速在全国蔓延。10月8日，印尼共的总部被毁灭，18日，印尼共在雅加达被禁止，党员在爪哇地区遭到了大规模捕杀，总书记艾地被军队枪杀。据统计，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及支持者大约为20万-25万人（参考莱格（1977）：《苏加诺政治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P426）。1966年3月，印尼政府宣布印尼共产党解散。印尼共产党就这样在血泊中退出了印尼历史舞台。

“九•三〇事件”背后的外国力量

如果不是大国背后的干预，印尼或许不会发生“九•三〇事件”，至少不会达到这样的惨烈程度。而在这背后，美国、英国、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印尼是东南亚领土最大、人口最多、战略资源也最为丰富的国家，尤其是该地区有着丰富的橡胶、硬纤维、金鸡纳霜、石油等资源，同时也是连通全球东西和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这使得在冷战时期，印尼成为双方阵营积极争取的对象。

不过，对于美国来说，印尼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盟友（日本和西欧）在该地区的重要经济利益上。美国介入东南亚事务的出发点，也是为了保障该地区对日本和西欧（包括英国）保持市场开放和资源出口。考虑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灾难，因而美国必须防止在东南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美国必须解决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原材料的依赖，这就导致美国积极干预东南亚以确保该地区对西欧和日本保持开放。美国政府无不担心，一旦失去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将会对日本造成很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日本也将很难不滑向共产主义（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outheast Asia, June 19, 1952, DNSA, Item Number: PD00283）。

在进行多种尝试却失败之后，艾森豪威尔认为反共的印尼陆军是美国在印尼可以合作，以防止印尼共产主义势力夺权的重要力量。例如，1957年美国曾秘密资助印尼反政府分子，试图分裂。不过，苏加诺领导的印尼军方、主流穆斯林、共产党成功挫败叛乱。直到1958年，美国政府才意识到印尼陆军的重要性。虽然美国依然对分裂分子进行秘密支持，但已将重点发展目标转向印尼陆军。从1958年至1965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三届政府都积极发展与印尼陆军的关系，采取秘密方式在资金、武器、训练等多方面大力支持印尼陆军，尤其是培养陆军中的反共势力，为建立军政府而积极谋划。即便在全面停止对印尼政府援助的时期，约翰逊政府也没有停止并且加大对印尼陆军的援助。

有理由认为，在1964年美国政府便期待“九•三〇事件”这类事情的发生，以彻底清除共产主义势力。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印尼陆军提供了一份5000人的印尼共产党领袖名单（Ex-agents say CIA compiled death lists for Indonesians San Francisco Examiner, 20 May 1990; The Washington Post, 21 May 1990）。同时，也有文件披露，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都在“九•三〇事件”后的大屠杀当中为印尼军队和民兵团体提供物资支持甚至进一步刺激对印尼共产党人士的屠杀（Accomplices in Atrocity.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 (transcript).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7 September 2008）。另外，瑞典也被认为在1965年12月向印尼陆军销售了价值1千万美元的武器装备（Christian Gerlach (2010). Extremely Violent Societies: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83）。

此外，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支持，印尼共产党也绝对不可能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中国建国初期，苏联由于与东南亚距离遥远，且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较小，所以交代由中国共产党从外部支持和引导东南亚的共产运动（高艳杰《美国对印尼领土问题的政策与美印(尼)关系(1956-1966)》(博士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p. 22 - 23）。不过，苏联并不打算彻底放弃东南亚，任由中共在该地区势力坐大，尤其是50年代末双方矛盾日益加剧，苏联更是直接参与到东南亚的事务当中。根据相关文件披露，苏联集团在50年代中期一直试图通过贷款、贸易、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的方式对印尼进行经济渗透（同上，引自U.S. Policy on Indonesia, NSC5518, May 3, 1955, DNSA, Item Number: PD00457）。1956年，苏联向印尼提供了1亿美元经济援助，且没有任何附加条款，超过了美国对印尼援助和贷款的总和（同上，引自Ide Anak Agung Gde Agung, Twenty Years (of) Indonesia Foreign Policy, 1945-1965, p. 190）。除了大量的经济支持之外，苏联也对印尼军队在培训、武装方面提供大量的支持。1959年，苏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共计向印尼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后来更是将援助额上升至8亿美元。在随后几年当中，虽然双边关系恶化，但苏联也继续加大了对印尼的援助。

相比起来，中国对印尼的援助则无法与苏联同日而语，但也数量庞大。1965年，中国向印尼提供1.6亿美元的援助。即便在1959到1961年国内饿殍满野极端困难的时期，中国依然坚持对印尼进行援助。此外，在许多外交立场上，中国也对印尼公开表示支持，这些都赢得了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对中国的好感。1962-1965年，中印双边关系达到了准同盟的高峰。

不过，毛泽东并非与苏加诺毫无芥蒂。1964年，毛泽东发现苏加诺居然与美国进行和平谈判时就非常不满，他认为苏加诺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因此，从1956年初开始，中国就开始秘密支持印尼共产党及其民兵，为后者供应大量的武器装备及提供军事训练（文安立（挪威）（2013），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八旗文化出版社，P. 314）。而中国对印尼共产党的支持毫无疑问大大鼓舞了该党，这成为其领袖发动“九•三〇事件”的一个诱因。事实上，8月5日，艾地就曾向毛泽东透露了这次政变行动（ Zhou, T. (2014). China and the thirtieth of September movement. Indonesia, 98(98), 29-58.引自中国外交部档案）。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参与了此次政变，但事后印尼军方却坚信中国是同谋。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与苏加诺、印尼共产党（高层）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国也以向苏加诺提供医疗援助为由窃取秘密情报，另一方面，中国一直鼓励印尼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同上注）。因此，印尼军方也就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中国实际上参与了这次政变。

“大棋局”与小国政治的悲剧

中国对印尼政局的深度干预，使得苏哈托政权对中国怀有极大的怨恨和警惕。这也是事件中许多印尼华人受到牵连，同时苏哈托不满足于仅仅捕杀印尼共领袖的关键原因。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这次大屠杀背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国的干预使得印尼的国内矛盾更加激烈，最终惨剧发生。

不过，对西方国家来说，即便苏哈托是在一片血海中上台，并建立了与西方民主观相悖的军事独裁，他们依然支持这一政权。而对于陨落的生命，又有哪个大国真正关心？正如美国国务院情报官Howard Federspiel所说：“只要被屠杀的是共产主义者，就没人关心。”不仅西方国家不会关心，一直视生命如草芥的另一个阵营的国家也不会关心。斯大林所导演的屠杀，何逊于此？

对于大国来说，小国只不过是大国大棋局当中的一个棋子。这些棋子既可以为他们输送利益，也可以充当牺牲品。而许多小国精英为了维持政治集团的政权或个人权力，往往与大国勾结，甘愿充当大国在自己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或“买办”。大国之间成王败寇，胜利者享受小国源源不断的利益输送，失败者则空手而归。

“九•三〇事件”的胜利者属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苏哈托甫一上台，西方跨国集团不久就在印尼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苏哈托政权在印尼所建立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无疑为苏哈托政治集团及其附庸，以及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国家，从来都是因利而聚。而真正勇于承担国际道义的政治家，却往往受到唾骂。

在第三世界，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大多数小国的人民，只能在专制、剥削的困窘生活中挣扎。而这，正是小国政治的悲剧所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往往将到访中国宫廷的外国人当成“蛮夷”对待，认为他们理应向中国皇帝朝贡。这与现代中国领导人对外交往的方式存在遥相呼应之处，正如2013年11月我作为一群外国访问者中的一员，在北京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时所发现的那样。这些访问者中有很多显赫人物，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和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还有多位西方亿万富翁。然而，这些外国大人物却被当成小学生一样对待。

首先，我们被引入人民大会堂空旷的中心区域；之后被排成一排坐在长凳上等待与习近平合影。过了一会儿，习近平大步走进房间，与众人握手（“我触摸到他了，”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装作敬畏的样子惊叹道），随后摆姿势合影。

几分钟后，习近平开始讲话。他坐在宴客厅的中间位置，身后是一幅巨大的壁画（上面画着长城），头顶悬挂着吊灯，一众西方前领导人在他身前排成半圆形。他在演讲一开头就这样提醒访问者：“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某些角度而言，这是一句套话。不过，中国意识到自己有几千年历史，这种自知自觉从根本上影响着这个国家对自身的理解。这种自知自觉也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中国在某些方面把美国视为后起之辈——一个建立不足250年的国家，其历史甚至比中国大多数朝代存在的时间都短。

习近平对重建中国财富和实力的决心是其讲话的主题。他最喜欢的口号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曾多次在外国听众面前提到这个口号。但是他也急于安抚他的听众——中国的崛起不会导致它与外界的冲突。“我们需要共同努力，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具有破坏性的紧张局势，”他坚称。

习近平提及“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他（或他的下属）一直关注着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借用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理论创造了这个词。修昔底德指出，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是由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担忧所引起。艾利森发现，自1500年以来，共出现过16次守成大国和新兴国家相对抗的情况，其中有12次最终导致了战争。

尽管习近平试图打消人们的疑虑，但是美中之间的战略紧张局势无疑正在升温。过去一年，中国试图通过在南中国海上建造人工岛屿和军事设施，来强化其对南中国海大部分区域具有争议性的领土主张。作为回应，美国海军故意驶过了争议海域——激起北京方面愤怒的言辞回应。

美中之间的对抗是国际政局最突出、最危险的议题之一。但是东亚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只是大局的一部分。奥巴马执政期间的特点是，全球出现了一系列挑战西方对国际政治主导权的事件。在中东，20世纪初主要由英国和法国建立、在1945年后由美国维持的国家体制，如今正在暴力和政治混乱中崩塌。在欧洲，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标志着自1945年以来欧洲大陆上首次出现武力吞并领土的事件。

这些事件看上去是地区性危机，贯穿其中的的红线则是，西方越来愈无力作为稳定和力量的标杆，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发挥维持秩序的作用。在美国，批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人往往主张，西方的弱势要怪奥巴马本人。但事实上，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因素在起作用。自从欧洲殖民时代开启以来，在500多年时间里，在欧洲（后来是美国）发生的事情、做出的决定，左右着亚洲、非洲和美洲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但是，西方对国际事务长达数百年的主导如今正在走向终点。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亚洲过去50年来经济发展的出色表现。西方政治实力的基础是其在技术、军事以及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但是如今这些优势正在迅速消失。这一事态的后果眼下正在全球政治领域显现。

……

1993年，当我作为一名外国记者第一次来到亚洲时，以下这一观点所描述的前景似乎仍然遥不可及：亚洲崛起有朝一日可能威胁到西方对地缘政治的主导。那时，中国正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显然仍是一个贫穷国家。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大街上的轻便摩托车仍多过汽车。浦东那些如今象征着这个城市财富的耀眼的摩天大楼，当时还只是建筑师们的蓝图。即便在那时，中美之间也存在着军事紧张局势。但当北京方面1996年试图通过在台湾周边海域试射导弹来威慑这个“反叛之省”时，美国迅速向该地区派出航空母舰——结果北京退让了。那时，美国毫无疑问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二十年过去了，如今中国正以越来越大的决心挑战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但要真正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的意义，需要回到欧洲开始帝国主义扩张之前的那个时代。15世纪伊始，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经济、政治的实力与先进程度，至少与欧洲水平相当。伴随15世纪90年代欧洲伟大的航海探险活动，全球力量平衡开始倾斜。1492年，受雇于西班牙王室的热那亚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横穿了大西洋。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达了印度。

随后几个世纪，欧洲在军事、航海及工业技术方面的优势使得部分欧洲国家建立起全球帝国。到20世纪初，仅大英帝国就覆盖了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陆地面积。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反殖民化浪潮导致了欧洲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的崩溃。但二战后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延续了西方的霸权。冷战期间，政治上不属于“西方”的苏联是另一个大国，但即便苏联也是一个欧洲大国。

然而，过去50年间，西方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已经被一步步侵蚀。亚洲经济巨变首先显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然后是70年代的韩国、台湾及东南亚部分地区。从1980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一增速由日本在60年代开创）。经过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之后，印度也增长强劲，尽管不像中国那么快。

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出现在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自19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如今，中国变成了“第一”。中国崛起只是更大范围内经济实力重心转移的一部分。IMF的数据显示，如今世界前四大经济体中有三个位于亚洲。中国位居第一，美国第二，印度和日本分列第三、第四。

经济实力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根本原因很简单：人口的比重。到2025年，世界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将生活在亚洲。相比之下，美国将占世界人口的约5%，欧盟约占7%。

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巧妙地总结了这一点，她说世界的密码是“1114”，意思是：地球上70亿人口有约1个十亿生活在欧洲，1个十亿生活在美洲，1个十亿生活在非洲，还有4个十亿生活在亚洲。到2050年，世界人口可能达到90亿，这一密码将变为“1125”——非洲和亚洲各增加1个十亿。

几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的财富差距、技术鸿沟如此巨大，使得西方国家能够主导国际事务和全球经济——不受人口多寡影响。但亚洲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快速的经济发展意味着，这种财富差距已显著缩小，以至于亚洲的人口比重开始改变世界的力量平衡。

西方对亚洲崛起影响的担忧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左翼——以及当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代表的民族主义右翼——极为关注的是亚洲崛起对西方工人生活水平的影响。然而，大部分美国建制派往往存在的一种倾向是，认为亚洲崛起是幻觉或昙花一现，不会真正威胁到美国的头号大国地位，因而不足为惧。任何暴露出亚洲（尤其是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短处的迹象都会被揪住不放，而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中国的示警信号可一点儿也不少。

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或亚洲增长放缓将不再影响大势。让中印两国能够争取大国地位的经济发展已经实现。西方各国政府里最资深的分析人士已经认定，经济实力的重心将继续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而且这种经济上的变化将转化为战略力量。美国情报体系(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汇集了包括中央情报局(CIA)在内的所有美国情报机构。2012年，该体系内负责战略思维的核心机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曾预测，“按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口规模、军事开支以及科技投资计算，到2030年，亚洲的全球实力将超过北美与欧洲之和”。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还毫不避讳地详细描绘了该趋势对美国力量的影响。它写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自1945年开始美国支配国际政治的时代——正在快速走向终结。”从随后四年的局势变化来看，这份在奥巴马即将开始第二个任期前发布的报告似乎很有预见性。美国坐视叙利亚的战事不断升级，俄罗斯（冷战后丧失大国地位）再度成为欧洲安全的威胁。

但从长远来看，美国治下和平在太平洋地区受到的威胁或许才是最事关重大的。美国人知道，亚洲如今是全球经济的核心。因此，奥巴马政府的一项标志性外交政策就是“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将军事、外交资源转移至亚洲，以应对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以及中国崛起的挑战。在如何以及何时运用美国的力量方面，奥巴马政府也一直试图采取一种更谨慎、更策略性的方式。美国有意不再深度介入中东事务，部分原因是其正试图保存实力和资源以对抗崛起的中国。然而，力量也跟形象有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看到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坚决在欧洲及中东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反过来也对美国在亚洲本身的力量能持续多久产生质疑。

欧洲盟友的长期问题也一直在削弱奥巴马政府维持美国治下和平的能力。虽然有很多指责都认为奥巴马政府“软弱”，但事实是，美国无疑仍是西方联盟最强大的一部分。由于欧洲经济陷入危机、军费开支下降，美国如今承担了北约(Nato)近75%的军事开支。

虽说特朗普前后矛盾、言辞粗鲁，但他却准确指出了东方化时代美国力量遭遇的一些新出现的困境。他质疑美国在财政上能否继续担负得起这一重担，即保护欧洲及亚洲盟友免受俄罗斯或中国的潜在攻势侵害。他还极力攻击为亚洲崛起提供了国际经济框架的“全球化”及“糟糕的”贸易协议。

因此，对中国而言，特朗普主义可能既带来危机，也带来机遇。在地缘政治层面，特朗普有过念头要撤回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这将拱手让出北京方面渴望在其周边地区得到的势力范围。但在经济方面，特朗普明目张胆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严重限制美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的开放，从而对所有正在崛起的亚洲经济体构成威胁。

对希拉里阵营及多数美国建制派而言，特朗普的政治方案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是离经叛道的。不久前在费城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听到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中坚力量——如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明确表示，维护全球市场开放和美国的联盟体系（像自1945年以来一样）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

如果希拉里在11月大选中获胜，这意味着美国将坚持这一久经考验的路线。但经济和政治力量重心东移意味着，无论谁入主白宫，西方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日子都行将结束。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他的新书《东方化》(Easternisation)日前由英国Bodley Head出版社出版

译者/何黎

有时，一两件事便可以改变全世界的政治气氛。在柏林墙倒塌仅仅3个月之后的1990年2月，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获释了。这两件事鼓舞了全球各地的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不幸的是，目前的国际政治气氛要不乐观得多、对民主的态度也不友好得多。这首先是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溃败并导致流血事件与混乱局面的影响之下的结果。如今，世界各地、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独裁者，把中东说成是过早民主化带来危险的一个例证。

1990年代初，代表着时代精神的政治家是曼德拉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等令人鼓舞的民主主义者，以及俄罗斯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和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等自由派改革家。今天，象征着时代精神的领导人是根本不尊重民主价值观的独裁者——比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等人；以及不知怎么当上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爱讲“垃圾话”的煽动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这些人物证实了一个总体印象：这是一个对民主主义者而言的糟糕时期。每年发布各国民主状况的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认为，过去十年里，政治自由一直处于全球性衰退中。自由之家在今年早些时候称，2015年“当年自由程度降低的国家数量——72个——是这轮十年衰退开始以来最多的一次”。

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区是中东。这一点令人非常失望，因为在5年前，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反对独裁政权的暴动，曾唤起了人们的希望。如今，埃及民众正在忍受的独裁统治，其专制程度超过了2011年被推翻的穆巴拉克(Mubarak)政府。

甚至在欧洲，在1989年赢得的一些自由也受到了威胁。在波兰和匈牙利，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遭到了削弱。在紧挨欧盟(EU)边界的土耳其，来之不易的自由正在丧失，记者和法官在一场未遂政变之后遭到逮捕。

在亚洲的部分地区，也发生了倒退。2014年，泰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上周末的投票结果是支持一部可能强化军方对政局控制的新宪法。在马来西亚，自由主义者对丑闻缠身的政府的阴谋诡计感到失望，著名反对派领袖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被再度投入监狱。

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最重要的独裁大国，政府正加大对于胆敢挑战现政权的自由主义者的打击力度。

上周在中国天津，多名维权律师被判处了多年刑期，其他一些人被迫屈辱地道歉。大概在同一时间，俄罗斯知名反对派政治家叶夫根尼•乌尔拉绍夫(Yevgeny Urlashov)由于似乎为杜撰的腐败罪名，被判在一处流放地监禁12年。

民主的问题甚至蔓延到了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领袖之国”。即便特朗普不能赢得总统选举，他已经给美国民主的声誉和尊严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但面对所有这些令人悲观的新闻，有必要记住，并非所有的趋势都沿着错误的方向演变。在缅甸，当曼德拉于1990年获释时处于软禁之中的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已获得了自由，而且该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个文官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执掌了权力。在全球第四人口大国印尼，民主似乎已站稳脚跟。在非洲最大国家尼日利亚，去年总统选举中首次看到执政党败选，然后以和平方式移交了权力。

最重要的是，仍有证据表明，尽管各国之间存在很大的文化和经济差异，但世界各地的普通民众终于受够了腐败、审查、不公正和政治暴力。

就在上周末，埃塞俄比亚民众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反对那个虽然带来经济飞速发展、但也严重限制政治自由的政府。近些年来，支持民主的抗议者也走上香港和乌克兰的街头，要求获得政治与公民自由。

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时刻的不确定性，在南非目前的局势中得到了体现。南非曾在1990年代起到了那么鼓舞人心的作用。上周，曼德拉昔日所属政党非国大(ANC)在地方选举中支持率大幅下降，选民们以行动反对祖马(Jacob Zuma)政府的腐败和低效率。悲观看法是，祖马和他的密友们将尽其所能抓住权力不放——他们的阴谋诡计将进一步损害南非民主。乐观看法是，非国大的选举失利是一个例子，证明了民主具有更新政治局面的能力——选民们倒向了南非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等新政党。

像祖马、普京和埃尔多安等领导人的焦虑，很能说明问题。在他们意气风发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危机感。独裁或许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得势。但是，独裁终将遭到抵抗。

译者/何黎

10月25日，具有很强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Sputnik）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与美国大选：特朗普可能发动一场贸易战，但希拉里却可能启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贸易战？有可能。但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未免有些耸人听闻了吧？

该文引述“俄罗斯政治”网站撰稿人伊利亚•诺维茨基的话说，乍一看，中国似乎最不愿和特朗普打交道，但事实上，“如果希拉里胜利，中国便会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她可能不会像特朗普一样提议强硬的贸易政策，但她对东亚施加的军事压力将会非常强硬。”

第二天，中国报纸《环球时报》就转载了这篇文章。

考虑到Sputnik的官方背景以及关于普京更希望特朗普上台的广泛猜测，不知此文是不是在暗示中国领导人更需要警惕希拉里？

不管此文动机如何，它提出的问题却很有意义：中国领导人内心更希望谁入主白宫？或者换一个问法：谁当美国总统对中国更有利？

中国更喜欢美国右派？

美国华裔学者裴敏欣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特朗普上台对中国更加不利。

裴敏欣在《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杂志上撰文说，如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得不在两个中国眼中的“恶魔”——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习近平更愿意和希拉里打交道，因为中国与希拉里打了多年交道，作为在外交事务方面厌恶风险的实用主义者，中国历届领导人一直都更倾向于和已知的“恶魔”打交道，而特朗普则不可预测，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未知数。

但中国专栏作家邱林在一篇题为《西方都不希望特朗普上台，中国或例外》的文章中却认为，特朗普上台对中国是一个利好。

理由？邱林直言不讳：“特朗普的好处就是不可预测，也就是提供了多种可能。而且特朗普的商人性格、弱意识形态，这些都给中美磨合关系并且实现关系稳定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不过，我认为，中美关系的性质更多是由地缘政治、全球力量均衡、大国博弈、中美国力消长等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各自国家意识形态的调整、领导人的变化等因素决定的，所以，中国领导人可能对希拉里和特朗普两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恶，因为不管谁上台，中美关系的实质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中美两国如今不可能是战略合作伙伴，而只能是战略竞争对手，谁上台都一样。

我也认为，经历了中美关系20多年来的起起伏伏，中国领导人渐渐悟出了这个道理。

但曾几何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政坛上的左右两派是有过喜恶的。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泽东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了一句令全世界大为震惊、也令中国的左派大感迷惑的话：比起美国的左派，我更喜欢美国的右派。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毛泽东痛恨左派阵营的“叛徒”和中间骑墙派一直远甚于痛恨右派。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仇视“苏修”要远甚于痛恨“美帝”的原因，而冻结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也是由美国的右派总统尼克松与中国的左派领袖毛泽东联手破冰解冻的。

如果说毛泽东“喜欢美国的右派”，除了联美抗苏的战略考虑外，也有他主观上厌恶所有立场不极端、态度不鲜明的政治势力之因素的话，那么，邓小平偏爱美国右翼总统，大概更多的是出于他本人的实用主义倾向。

当美国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与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竞逐总统宝座时，邓小平曾对美国记者公开表示，他希望布什获胜。这种与外交礼节相悖、语惊四座的公开表态，其实与邓本人的意识形态取向关系不大，更有可能是因为邓小平觉得：曾经当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一旦当选，也许更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后邓时代中美关系的底色

而在毛、邓之后的中国三代领导人执政期间，情况发生了复杂的、也是实质性的变化：此后几届美国总统候选人，不管来自民主党，还来自共和党，往往是竞选期间的对华政策“鹰派”，他们竞相激烈批评中国，最后成功入主白宫者，往往在其总统任期的中期调整对华政策，但不管怎么调整，不管两国关系如何改善，也不管在任美国总统对华言辞如何“鸽派”（例如，克林顿任内曾与中国达成了所谓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关系中有一个底色是不会变化的，即中美作为“潜在对手”的底色不会变，因苏联解体后全球力量格局所决定，中美两国其实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合作伙伴”。

中美关系的这些波折起伏，最终使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美关系的好坏基本上不取决于美国某个政党、某个领袖的意向，而更多地取决于中美两国在全球战略大格局中不断变化的对应关系。

出于这个原因，自江泽民主政后的20多年，对于每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角逐，中国领导人也许私下里都极为关注，内心里也或多或少有所取舍，但在公开场合，他们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流露出明显的爱憎喜厌之情，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表达出明确的支持反对之态。“中南海更喜欢右派入主白宫”或“共和党人当总统对中国更有利”的说法从此不再完全准确，不管是在共和党的布什父子总统任内，还是在民主党的克林顿、奥巴马主政白宫期间，中美关系都有过起伏波折，有过紧张期和缓和期，但不管美国总统的国内政策是左还是右，其对华政策的基调或底色，已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了很大不同。

后来，随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欧洲列强和日本，逼近美国，美国也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对手、乃至潜在的敌人。到了最近几年，谈论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也成为常态。最能说明近几年美中关系实质的，莫过于几年前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创造的一个名词：“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做出回应，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近些年来，随着美中关系中的“伙伴”角色逐渐让位给“对手”角色，“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在全球决策圈、学术界、媒体也越来越风行，以至于奥巴马和习近平都不得不提及这个词，其热度在最近一年更是达到顶峰。举一个例子，中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参考消息》的内容，通常都是外媒新闻和文章的翻译，很少约人写稿，但它却在今年8月15日至9月27日罕见地刊登了27篇约稿，集中探讨“修昔底德陷阱”，撰稿人都是国内外重量级学者和政坛人物，包括英国前首相布朗、中国前任和现任高官戴秉国和傅莹等。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八十年代美中联合遏制苏联的“蜜月期”，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美中两国之间言不由衷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个说法在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便无人再提及），再到今天美中之间这种随时可能落入战争“陷阱”的战略对手关系，40多年来，美中关系和世界格局经历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但这个变化也并非空穴来风：自从苏联解体之后，自从中国崛起以来，中美已经不可能再是战略意义上的合作伙伴了。

即使特朗普上台，尽管其对华政策的具体细节现在还难以预测，但可以预测的是，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他在外交政策上将会受到种种制约和制衡，所以，那时的美中关系也是不会改变底色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今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并不在乎谁入主白宫。

第三次世界大战？

艾利森教授在论述“修昔底德陷阱”的那篇著名文章中，谈到美中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时，曾说过一句话：虽然美中开战将是不理性的，但这并不会使其成为不可想象的。

中国《参考消息》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27篇约稿中，多数中国撰稿人都认为，中美之间不会陷入这个陷阱，中美不会发生战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方面的官员、学者、媒体人、甚至军人，谈及此事时，却没有那么乐观。

10月初，美国陆军少将威廉•希克斯（William Hix）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表示，在不久的未来，美国“几乎肯定”会与中俄发生战争，根据他的说法，俄罗斯的挑衅、中国不断增长的军力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是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也互相指责对方的政策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拉里多次批评特朗普的易怒易变的性格不适合成为美国三军统帅，她嘲讽对手的最有名的句子之一，就是她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说的那句话：“我们不能放心地把核武器交给一个在推特上轻易被钓鱼的男人。”但特朗普也在10月25日反唇相讥，批评希拉里的外交政策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考虑到这些关于战争的密集谈论，前面提到的Sputnik那篇文章的标题，听起来也就不那么耸人听闻了。

有趣的是，一个自称为“IT学生”的读者James Platt在Sputnik的那篇文章之下留言说：“让我们现在猜一猜：她（指希拉里）会先和中国开战，还是先和俄罗斯开战？”

看来，中国领导人又不能完全不在乎谁入主白宫。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如果你关心美国种族话题，过去这个月一定让你对亚裔在美国的地位及亚裔的政治觉醒有了新的认识。

先是二月初，亚裔警察梁彼得（Peter Liang）被判过失杀人罪。整件事的大背景是近年来美国民众，尤其是黑人社会运动人士，对警方暴力执法的不满。梁彼得这名前纽约市警官因巡逻时开枪、子弹弹跳，射杀了并未携带武器的黑人。许多亚裔美国人认为判决不公，走上街头抗议：过去十年间，纽约警察局有上百起案件牵扯到平民死亡，但很少有警察遭到起诉——梁彼得更是被判有罪的第一人。为什么白人警察，包括全国高度关注案件中那些杀死平民的白人警察，就可以免遭起诉？许多亚裔美国人认为梁被判有罪是因为他的肤色。他被当成了替罪羊。

另一个事件中的种族歧视更没有疑义。2月28日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在介绍计票方的环节中，将三名身着西服、提公文包、戴眼镜的亚裔小孩请上台，说他们是”最敬业、最专业、最勤奋“的会计师，还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对刚才这个笑话不满，欢迎你用手机发条推文。不过你的手机也是这些孩子们做的。”

洛克的调侃迅速招来亚裔演员及美国媒体的批评。它最讽刺的地方在于，本届奥斯卡的主题恰恰是好莱坞种族多元化。在所有奖项的提名宣布后，美国民众发现获得演员奖项提名的全是白人，于是发起了“#奥斯卡太白了”的话题，批评好莱坞由白人主导的文化。奥斯卡主办方因此在颁奖礼上大力宣扬种族多元化，邀请多位少数族裔嘉宾，包括黑人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

亚裔的担忧

梁彼得事件和奥斯卡上的笑话似乎证明了许多亚裔美国人长久以来的担忧──即白人歧视亚裔，黑人等其他少数族裔却又把亚裔和白人归为一类，认为亚裔也在享受所谓的白人特权。

理论上，亚裔和黑人、西语裔应该非常团结，因为同为少数族裔，他们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如今，都遭到歧视。历史上，黑人长期被奴役，很多西语裔在美墨战争后被处私刑。而针对亚裔，美国1882年也通过了《排华法案》，二战期间則是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

如今的美国也不是完全平等。2012年，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在28个城市做了一项实验，他们让不同种族的人用同样的“台词”假装去租或买房。结果，相比白人，房产提供方给黑人、西语裔、亚裔少介绍了10%到20%的房源。在另一项2014年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以学生名义给美国各大学6500名教授发了邮件。邮件内容一模一样，只是署名变成了不同种族的名字。令人遗憾的是，所有以少数族裔名义发出的邮件相比白人都少收到15%到30%的教授回复。

既然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在美国受到歧视，为什么突出的是他们之间的隔阂而非团结？

与其他少数族裔之间的隔阂

部分原因是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在一些社会问题上的根本利益不同。亚裔是美国收入、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甚至排在白人前面，所以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与其他少数族裔不同，很难成为盟友。例如美国大学普遍采用的“平权政策”，其本意是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少数族裔。亚裔因其学术表现优秀，已经占美国顶尖大学的15%到20%，远高于其在美国人口的所占比6%。于是，在大学录取人数固定的情况下，优先录取黑人和西语裔，就意味着要少录取亚裔，这无疑增加了几个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一位西语裔州议员提出对“平权政策”全民公投的议案，意图让当时禁止在录取过程中考虑种族的加州公立大学重新为少数族裔加分。此议案遭到许多亚裔民众和组织的强烈反对，三位亚裔州议员在选民压力下表示不希望继续讨论该提案。提案最终被放弃。的确，一项普林斯顿社会学教授的研究显示，顶尖大学若不考虑种族，黑人和西语裔的录取率将会下降15到20个百分点，白人录取率不变，亚裔录取率上升5个百分点。

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产生隔阂的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主流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给亚裔人贴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用亚裔群体的高收入、高教育水平来否定种族歧视的存在，并批评黑人、西语裔不够努力、只会抱怨。这种言论至今都还广泛存在。

但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在收入、教育水平上的差距，并不是亚裔勤奋、其他人懒惰这么简单。

刻板印象是把双面刃

一项2014年对人口调查的分析指出，亚裔在学术上的优异表现确实是因为亚裔人更努力，与认知能力或家庭收入无关。但亚裔人更努力的根本原因却是亚裔中外国移民的比例达到66%，远高于白人的8%、西语裔的37%、黑人的8%。研究人员指出，那些为了更好生活搬到美国的人已经经过了一次自我选择，本身就比非移民有更大的成功欲望、对未来更乐观。另外，移民知道自己在新国家会遭到边缘化，于是对自己和孩子都会特别强调教育。通过一系列的统计分析，研究人员认为“移民比例”（或“外国出生比例”）高是亚裔人成绩好的最主要因素。

当然，主流文化的讨论中不会有这样的细节，亚裔人只会被夸奖成“勤奋、默默努力”的“模范”。殊不知这种看似正面的言论其实对亚裔、对其他少数族裔、对种族关系都带来了深深的伤害。

第一，“勤奋、默默努力“的延伸就是“只会学习、不懂社交”，奥斯卡上的笑话就源于社会对亚裔的刻板印象。这种负面印象无疑加剧了所谓“天花板”现象，即亚裔在高层岗位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中低层岗位，常被认为只能执行任务，没有管理能力。2013年的一项统计显示，亚裔占谷歌等几大科技公司基层员工的27%，经理级别却只有18%，执行官级别仅14%。另一份媒体调查显示，美国律师事务所有11%的初级律师为亚裔，而合伙人级别却仅有3%。

第二，把所有亚裔都贴上“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的标签忽略了该群体本身的复杂性。亚裔美国人包括来自远东、东南亚、南亚共30多个国家的移民及移民后代。亚裔中各项指标都排名前列的印度裔，2014年家庭年收入中位数超过10万美元（也是美国所有族群中第一），他们之中有超过70%拥有本科学历，接近80%英文流利。在美国政商界，印度裔也有杰出代表──微软和百事CEO，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奥巴马三名大法官提名人选之一等等。而与印度裔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缅甸裔美国人，他们2014年年收入中位数只有3万多美元，52%的人没有高中文凭，不到30%的人英文流利。

第三，拿亚裔人的优秀来否定种族歧视的存在、批评其他少数族裔懒惰，本身就是白人主导的社会转移矛盾的手段。“模范少数族裔”这个说法由白人在民权运动高潮的1960年代提出，他们认为少数族裔争取平等权利是他们太贪婪，因为亚裔从没说要争取什么，好像也过得很好。最早提出“模范少数族裔”概念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在1966年的文章写道，“在有人提出花上千亿帮助黑鬼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今天，这个国家的30万华裔却在没有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努力，跑到了前面。”这种言论的唯一目的就是巩固特权阶级的统治，因为仅仅二十年后，当亚裔收入开始超过白人收入的时候，主流媒体又改变了论调。《财富》（Fortune）杂志1982年的一篇文章写道，“（亚裔的）高收入比他们实际应得的要多。”由此可见，所谓“模范少数族裔”的赞美根本上是为了否定所有少数族裔为平权所做的正当努力，它让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站在平权问题的对立面，制造了各族群间的关系紧张。

这就是为什么奥斯卡和梁彼得事件如此敏感，凸显了亚裔在美国的尴尬处境。他们一方面确实因为外国移民比例高、文化上重视教育而取得了高学历、高文凭，另一方面也要面对种族歧视。一方面被白人认为“不够白”，在学校、职场受到排挤，另一方面又被其他少数族裔认作“白人特权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找不到在平权运动、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沉默的巨人

对很多亚裔美国人来说，唯一一个好消息就是随着亚裔人口的增长，他们的话语权也会有所提高。现今亚裔在政治、文化上的失语部分原因是人口太少，无法得到重视。2015年，亚裔人口1800万，仅占美国的6%。但亚裔移民数量近半个世纪以来快速增长，2010年移民人数首次超过西语裔，成为当年最大的移民族群。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由此预测，2065年，亚裔人口将占美国总人口的14%，超过黑人（13%），成为西语裔（24%）之后的第二大少数族裔。

未来几十年，亚裔在美国的话语权会有随着人口增长而显著提高，但是这样一个组成复杂、与其他少数族裔关系微妙的群体如何争取平等权益、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将会是个难题。

（作者为美国《外交政策》撰稿人，2015年耶鲁大学《中国通》杂志“中美关系杰出青年领袖” 之一。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魔鬼在我们的耳边轻言细语。它在教我们经济学。在歌德的《浮士德》中，皇帝遇到了财政亏空，魔鬼梅菲斯特出了一招。它诱使皇帝发行纸币，谎称有足够的金银财宝埋在地下，可作储备。它说：“这种纸币，代替黄金和珍珠，非常便利，能使人心中有数。”不可思议是，奇迹发生了，原来死气沉沉的城市，如今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纸币“不胫而走，无法收回；它像电掣般飞驰，四处散开。”

货币和金融蕴含着巨大的魔力。它们是我们从瓶子中释放出来的，听我们的召唤而来，成为我们的奴仆。一旦失去控制，货币和金融又将恣意肆虐，把灾难带到人间。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默文•金说：“把金融炼金术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表明这个社会不甚理性。”

默文•金是经历了全球金融风暴的船长之一，他的新书《金融炼金术的终结》是一本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之作。坊间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书籍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在危机期间担任财政金融高官的大人物，几乎都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在默文•金看来，这些书的副标题大多可以写成：我是怎么拯救这个世界的。《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此书对货币金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是一本能够引发经济学革命的书。

什么是金融炼金术？人们相信纸币能够保存并随时兑换成购买力，人们相信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能够提现。这是一种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炼金术。金融炼金术的基础是人们对货币金融的信任，但这一基础却异常脆弱。正如《伦巴第街》的作者沃尔特•白哲特所说的：“我们的金融系统所独有的精髓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空前信任。可如果这种信任因为潜在因素而被削弱，那一件小事就能挫伤互信，一件大事便几乎能摧毁它。”

维持币值的稳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历史上不乏恶性通货膨胀的案例。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纳粹极端势力的兴起。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遭受恶性通货膨胀的肆虐。整个20世纪，几乎就是一部通货膨胀的历史。

保证银行体系平稳运转也极其困难。当我们把钱存进银行之后，这些钱不是安安静静地待在保险柜里，银行必须把钱贷款出去。当银行把钱贷款出去之后，原来的存款就变成了期限更长、风险更高的资产。除非工厂、机器设备、住宅和办公室能够在瞬间转化为现金，除非在任何一个时点，都只有一小部分储户到银行提取现金，否则，我们对银行的信任不过是一种盲信。

而维持币值稳定、保持银行体系平稳运转，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货币，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交易，更重要的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货币能够保存并在未来兑现购买力。遗憾的是，货币并不能如我们所愿，不折不扣地完成这一使命。

这是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从本质上讲是不可预测的，而这恰恰是经济学的盲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精细，对货币的讨论反而越来越少。正如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说的，最完善的经济学模型中没有货币的容身之处。经济学教科书里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刻画市场经济体系。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市场处处出清，货币这种交易媒介可有可无。但这一模型有着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你必须假定，从你一出生，就能看清到死亡的那一天的所有的潜在的交易需求；你必须假定，你同时也能能够看到所有的其他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的潜在交易需求。你就是别人，别人就是你，在经济学理论中，你们都是代表性的理性人，你们都能做出最优的选择。于是，市场价格毫无遗漏地反映出了所有的供给和需求。

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我们怎么才能预测出50年之后的石油价格呢？除了石油的现货市场，你还需要石油的期货市场，但石油的期货价格和未来的真实价格很可能相差极大，因为它漏掉了很多关于供给和需求的信息。比如，航空公司需要买燃油，它们是石油市场上的大客户。但是，航空公司能不能知道未来五十年需要购买多少石油呢？理论上讲，这需要一个机票的期货市场。但为什么没有机票的期货市场呢？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哪一天需要坐飞机去哪里。再完美的市场也不可能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定价，因此家庭和企业无法通过市场协调其未来的支出计划。家庭和企业面临的既不是“硬预算约束”，也不是“软预算约束”，而是“模糊预算约束”。人们易于在盲目的乐观和盲目的悲观之间游移，很可能出现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度。

在默文•金看来，由此带来的全球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因素。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收入到底有多少，因此很难确定消费的上限，由此导致家庭的消费行为可能长期偏离可持续的水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了全球化的高潮。中国、印度、俄罗斯打开国门，加入全球分工，为全球化而生产的工人数量急剧暴增，全球贸易涌流，由此导致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被压低，利率持续保持在超低的水平。中国和德国是消费不足的典型，而美国则是消费过度的代表。

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债务压力增加。当利率过低的时候，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开始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人们称之为“打着灯笼找收益”。为此，银行不断创造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当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的时候，会受到企业希望借入款项的总额限制，但是金融衍生品并不反映实体经济活动，大多数衍生品的买卖都是大型银行和对冲基金之间的对手交易，其交易规模没有任何限制，风险敞口的规模没有上限，潜在的损失也没有上限。当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各国央行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次贷存量总额大约1万亿美元，互联网泡沫的体量比次贷要高出8倍。然而，他们都看走眼了。根据次级贷款创造出来的衍生产品规模要大得多。这好比广场上两个老头在下棋，谁赢了谁得10块钱，但他们的后面围了一大堆有钱而无聊的看客，他们为谁能赢棋下注，赌注远远超过最初的10块钱。

与此同时，银行的杠杆率越来越高。银行原本依靠自有资金开展借贷，但如今越来越不依赖自有资金，而是使用杠杆资金进行借贷。谁不这样做，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淘汰出局。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期限错配：负债的期限越来越短，资产的期限越来越长。批发融资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各大银行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大家相互交织在一起，只要一家出了问题，很快就会连累整个体系。在过去二三十年，全球银行业的规模、集中度和风险度都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不仅“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而且“紧密到不能倒”（too connected to fail）。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我们找到了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办法了吗？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一个流行的思路就是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这需要计算出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即按照资产的风险程度不同，给它们不同的打分，最后加权得出安全资产的数量。这一方法不仅繁琐复杂，而且易于误导。我们如何判断各类资产的风险程度呢？只能靠历史经验。但我们何以能够断言今天看似安全的资产，到明天不会出问题呢？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英国有一家百年老店，即北岩银行，遭到挤兑而破产。如果计算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北岩银行在英国各大银行中是最高的，高到它都想把钱借给别人用，但出问题的恰恰是北岩银行。这是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住房抵押贷款一直被视为高度安全的资产，北岩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发放住房抵押贷款。默文•金建议，简单直观的指标才是更有效的，与其看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不如看杠杆率。杠杆率是指资本相对于未加权的总资产的比例，这一指标看似粗疏，但却更为准确。若看杠杆率，当时北岩银行的杠杆率已经高达60-80倍，理当引起监管者的关注。默文•金的这一建议，背后的方法论是，不要妄想准确地计算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要认为有了精巧的模型计算结果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更加谦卑，看大局、重视经验和常识。

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世界经济仍然疲弱无力？因为全球失衡抑制了需求的增长，而全球失衡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难以在短期内自发地解决。当前的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从短期来看，利率并未低到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利率又没有高到促使人们回归到正常的消费、储蓄轨道。 凯恩斯还是对的，一个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会忽涨忽跌。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对流动性的需求过高，央行进一步注入的资金很快就被囤积起来，我们已经掉进了利率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利率降低未必促使人们将未来的消费提前到当下，相反，人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焦虑，并降低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由此导致投资下降。

我们用来解决当前困境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在给未来挖一个大坑。可以设想，超低利率条件下债务水平仍然会不断地增加，但到了央行加息的那一天，债务违约的定时炸弹就会被引爆。当然，这可能会为经济重启创造良好的条件，但同样有可能的是，世界经济会二度陷入金融危机的泥沼。同样能够想象，超低利率导致房价提高，未来一代年轻人要被迫比上一代借更多的钱，债务负担会更重，代际之间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货币本是一种“社会契约”，一旦这种契约无非兑现，势必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什么时候才会爆发这些危机呢？我们并不知道。默文•金谈到，金融危机的第一规律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持续的时间可能超过任何人的预期；金融危机的第二规律是：当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走向破灭的时候，其发生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明知道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却仍然不愿意停步，或是换到另一条道路上。默文•金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当前的时代很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局。旧的规则已经失效，各国之间的互信已经打碎，前方的航道到处是暗礁，但舵手们却犹豫迟疑，指望蒙混过关，或是奇迹发生。《大卫•科波菲尔》中有个米考伯先生，屡次失败，负债累累，但却总是幻想命运女神的垂青。就在要被关进债务监狱的时候，他还向大卫借钱买酒，喝了酒就高兴起来。

魔鬼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和金融魔鬼在未来还有一个约会。

（注：本文是作者为默文•金的《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一书中文版写的序言。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2016年的政治动荡——英国退欧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是民主的胜利还是对民主的威胁？民主政体必须对合法的抱怨做出回应。实际上，有能力和平回应是它们的长处之一。但煽动家利用此类抱怨的做法威胁到了民主。其他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认为西方民主政体不会受影响将是愚蠢的。

2016年，担忧和愤怒主导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最重要、稳定、悠久的民主政体的政治情绪。担忧是围绕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和文化变迁，而愤怒是针对移民和冷漠的精英。它们汇聚为卷土重来的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一些英国退欧派人士和共和党人相信绝对自由市场理念，但这种理念不会让英国退欧或者让特朗普当选总统。担忧和愤怒要深刻得多，也更不吸引人。

对民主主义者而言，此类原始情绪的爆发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它们很难遏制。民主政体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内战。它是一种受谅解和制度制约的权力争斗。

谅解是赢家永远不会拿走一切。反对派是合法的，可以自由表达观点而且权力受到限制。公民价值观是民主政体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必须发自内心地明白，通过操纵选举、打击异见或者骚扰反对派让临时权力永久化是不合法的。不存在什么“人民”，这是想象出来的实体。只有公民，而他们的选择不仅可能、而且必然会改变。尽管必须找到方法整合公民的观点，但始终会有缺陷。最终，民主政体或者民主共和国为不同观点乃至不同文化的人们提供了较为和谐地比邻而居的方式。

然而，制度也同样重要，因为它们设定了游戏规则。制度也可能失效。美国选举人团制度已经在两方面失效。它促使特朗普当选不仅与选举中的投票数不符，而且也没有反映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想要的那种对候选人德行的判断。这位开国之父指出，选举人团既会防范“外国势力想在我们议会中获得不当影响力之心”，又会确保“总统之位永远不会落到并非具备必要素质的杰出者那种人手里”。对俄罗斯黑客行为的指控以及特朗普在经验、判断和性格上的明显缺陷表明，选举人团制度没能佐证汉密尔顿希望的那种保障作用。现在基本上只能依靠其他制度（尤其是国会、法庭和媒体）以及公民。

煽动家越是热情洋溢和野心勃勃，民主体制就越有可能沦为专制统治。煽动家是民主的软肋。现在甚至还出现了标准的煽动剧本。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标榜自己是反精英的大众代表和不合适的局外人，并作为魅力领导人与追随者密切联系，他们往往通过弥天大谎来操纵这种联系，用以谋求自己的进步；他们威胁既有的行为准则和约束性制度，把这些准则和制度描述为他们所代表的民意的敌人。特朗普几乎是教科书式的煽动家。英国独立党(UKIP)前领袖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略逊一畴，就是因为事实证明攻破英国基于党派的制度比美国总统选举更难。

然而，英国退欧运动和特朗普崛起中的煽动因素存在相似之处。对两者而言，反对派是敌人而非观点不同的同胞。两者都宣称代表反对外国人和卖国贼的人民。

煽动家的运动自然导致了专制统治——多数人的暴政掩盖了一个人的暴政。由于制度是在专制统治下制定的，那么反对派就会被迫反叛或者顺从。独裁者利用前者作为镇压的借口，利用后者要求绝对服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系列通过煽动攥取权力的例子。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是煽动家变身独裁者的经典例子。最近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从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到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这是西方一些最重要民主政体（尤其是作为20世纪民主旗手的美国）现在要走的路吗？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这些地方也可能走这样的路。民主政体的核心制度不会保护民主政体，保护它们的是理解并珍视民主价值观的人民。政治必须对促使特朗普上台的担忧和愤怒做出回应，但不能向它们屈服。它们不能成为毁灭共和政体的借口。

总统权力非常大，足以在国内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如果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支持的话。总统也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发动灾难性的战争。一个右翼煽动家执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民主价值观宝库是灾难性的事实。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熟知的世界能否幸免于难。

译者/邹策

在上月的某一天里，我们所认知的资本主义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三位人士的抨击。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以及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全都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忽视了最弱势的社会成员的安全。

这三位经济自由主义的杰出捍卫者——他们所工作的机构都被视为隶属于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如今正在批评资本主义，这是对2016年政治情绪所做出的反应。这种情绪导致英国选择脱离欧盟，并使得“反全球化”政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更为广泛的兴起，特别是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把保护主义作为其竞选的核心纲领。

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德拉吉及其同僚们帮助创建的制度首次面临威胁。那些当权派以及许多选民担心后续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衰败》(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帮助解释了我们为何会面临现在这种状况。作者是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教授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该学院以反对宣扬“自由主义”——主流经济思想的特征——而闻名。

尽管斯坦丁的观点有些左倾，但他提出的许多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想法——比如统一的基本收入，即所有公民接受政府发放的定期津贴，无论他们工作与否——越来越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这本书出得非常及时，尽管有些地方存在瑕疵，但仍令人手不释卷。

斯坦丁解释了资本主义是如何被搞得衰败的，因为许多人的安全遭到削弱，却强化了那些拥有社会大量财富的人的地位。他解释说，如今我们的体系受到操纵，使得那些没有多少财产的人也没什么权利。

他借用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食利阶层的批评——大体上这是指那些依靠财产（包括专利和著作权）及投资所产生的收益生活的人。与凯恩斯一样，他希望看到食利阶层“终结”，原因是他们创建的体系既没有效率，又极其不公平。斯坦丁将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称为“无保障无产阶级”(precariat)，这是指在全球化造就的食利资本主义时代典型的最没有安全保障的劳动者。

该书分为几个章节，分析了为促进食利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各种方式。其中一些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

在作者看来，央行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制定货币政策，这种自主权突显出大多数人对金融力量完全没有控制力。然而，他没有提到赋予央行独立性的理由之一是，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政府对利率的控制导致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达到两位数。价格不断上涨——以及为控制通胀出台的高利率政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最为有害。但就英国住房政策的不公而言——这是表明食利者权力的更为恶劣的例子之一——斯坦丁的观点引发了共鸣。

最能体现作者远见的是讲述邪恶应用时代的劳动条件的部分——在这个时代，资本家用数据来监督和控制劳动者，连保障就业权利的样子都不做。

斯坦丁曾经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任职，他在该书结尾处写道，无保障无产阶级脆弱的今天就是所有人的明天。就这一点来说，他无疑是正确的。

就连帮助创建了资本主义的人也承认，这一制度照这样下去不可能长久。在IMF的10月会议上，大家都在谈论创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人们希望，斯坦丁在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会受到重视，以有利于众人的方式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以免悔之晚矣。

尽管这样的书或许并不适合强调资本主义的益处，但人们只需看看现在崛起的一些政治力量就会发现，有些制度可能比我们当前实行的制度更为糟糕。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法兰克福分社社长

《资本主义的衰败：为何食利者兴旺，工作没有回报？》(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著，Biteback出版，售价17.99英镑/24.95美元

译者/邹策

每当时机来临，同样的陈词滥调就会卷土重来。对科隆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名誉主任、有影响力的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而言，这个陈词滥调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包括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内，有无数知识分子预言过资本主义会很快（或者至少将最终不可避免地）终结。资本主义却一直存活下来。然而，施特雷克认为，这一次，情况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处于一种混沌不明的状态，或是已死，或是即将死于自身的过度发展、但因为没人有能力将其腐朽的身躯挪开而仍明显活着”。

《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How Will Capitalism End?)是一部由多篇有些相互重复的论文集结而成的著作。本书预见了一个“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缺乏一套较为协调并具备最低限度稳定性的机构，来维持社会成员生活的正常化并保护他们免受各类意外事件和可怕之物的伤害”。这样的社会将给“寡头和军阀提供丰富的机会，同时让其他所有人陷入不确定和不安全的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这个社会就像是始于公元5世纪、现在被称为‘黑暗时代’(Dark Age)的那段漫长的过渡期”。

施特雷克集分析者、道德家和预言家于一身。作为分析者，他质疑民主制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作为道德家，他厌恶一个建立在贪婪之上的社会。作为预言家，他宣称这种罪恶的报应就是死亡。

施特雷克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天堂必将到来。相反，他设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将是反乌托邦式的——不是伴随着一声巨响，而是伴随着一声呜咽。他主张，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再将私人恶行转化为公共利益，其“作为一种自我繁殖、可持续、可预测以及合法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就终结了。资本主义已经“变得太资本主义，到了对其自身有害的地步。”

施特雷克认为，战后普选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联姻正走向破裂。通向这个结局的道路经历了几个连续的阶段：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上世纪80年代的公共债务爆炸式增长；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私人债务上升；之后的金融危机（其后果包括超低利率、量化宽松、公共负债大幅攀升以及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在这条通往毁灭的道路上，伴随资本主义的是“民主制-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演变的财政危机”。早期的“税收国家”变成了“债务国家”，现在则变成致力于通过降低开支来削减赤字的“整固国家”（也就是“紧缩国家”）。

有三种潜在趋势促成了这种情况：经济增长走下坡路、不平等的加剧和债务的激增。施特雷克认为，这三种趋势相互强化：低增长引起了分配方面的困难，解决方法往往是过度借贷。他认为量化宽松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是荒谬的，他的这一观点与他所藐视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一致。这不是施特雷克唯一与右翼观点一致的地方：比如，他对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的趋势带来很多坏处，没有丝毫好处。

施特雷克为数不多的精辟表述之一，是把普通人对压力的反应描述为“应付、期盼、嗑药和购物”。但最重要的是，施特雷克强调失控的金融体系、充斥着逃税避税的掠夺性的富豪统治、将大部分公共领域转入私人之手以及因此导致的政经领域的腐败，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施特雷克也对欧元进行了强有力又令人信服的论述，他认为欧元是对民主政治的一次冲击。“德国，”他表示，“由于其在2008年以后恢复了经济实力，以及该国因为出口强劲是欧洲货币联盟(EMU)的主要受益者……在事实上统治着欧洲货币联盟，使其成为了一个德国经济帝国。”

施特雷克指出，欧元区寻求将多个经济文化存在差异的国家团结在一起，而这些差异是不可调和的。要通过民主上具备合法性的方式消除由此产生的紧张局面是不可能的。欧元将要么灭亡，要么以一种不民主的结构存续下去，屈从于变化多端的金融市场，由技术官僚掌控的央行和占据霸主地位的德国来管理。

施特雷克关于欧元这种机制很愚蠢的观点令人信服，但预测今天的欧洲将落入类似黑暗时代的境地似乎就有点荒谬了。当代欧洲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准、预期寿命、个人自由和安全水平，都是黑暗时代乃至罗马帝国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此外，恕我直言，今天的世界并非只有失败。施特雷克指出全球化市场经济削弱了20世纪中期民主制与国家资本主义所达成的妥协的有效性，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对于去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热情完全忽视了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增加所带来的巨大机会，尤其是对中国和印度而言。

此外，虽然当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的趋势和压力，以及当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事情的一部分，但却不是事情的全部。施特雷克有一点说的很对，那就是任何社会都不存在稳定的均衡。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必须适应和改变。

然而，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施特雷克似乎认为的那样不自然。相反，这两种体系都源于一种将人视为活跃的公民和经济主体的信念。在前一种角色中，人们共同做决策；在后一种角色中，他们为自己做决策。这两种体系的边界和运行模式都能够接受不断的修订。但两者都必不可少。

此外，没有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就无法正常运行。而另一个选择，即彻底政治化的经济体制，无法正常运转：看看今天的委内瑞拉就明白了。市场能防止民主变得不堪重负，而民主则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框架。正如市场经济是创造繁荣的糟糕程度最轻的方式，民主也是管理社会冲突的糟糕程度最轻的方式。

此外，在当今世界，面临紧迫危机的并非资本主义，而是民主。人们面临的威胁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掠夺式的后民主制下的资本主义。相应地，威权主义似乎也比黑暗时代的混乱状态危险得多。

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的确面临挑战：让财政状况重新变得可控、重新平衡公司治理、纠正不平等、支撑需求，以及最重要的，管理民主的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解决方案应该包括以下两点：略微去全球化，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加强民主政府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税收、全球公共品的提供方面。这会很难么？是的。这些方案会永远有效吗？不会。

这个任务可能完成吗？绝对可能。施特雷克谴责这种“技术官僚-意志论式的‘能做到’的世界观”简直天真到无可救药。在看似无法管理的社会力量面前缴械投降是一类知识分子的特征。但正是这种“‘能做到’的世界观”在20世纪中期拯救了文明。这种世界观能够（而且必须）再次做到这一点，即使其过去的机构基础，尤其是工会和政党的力量都弱化了。

与其说《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做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预言，不如说它发出了一个警告。该书的分析有所夸大，并且过于简单化。施特雷克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这是正确的。然而20世纪的历史表明，在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面前，我们并非注定成为受害者。我们可以选择更坏的处境，也可以选择更好的处境。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有关一个失败体系的论文集》(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著，Verso出版社，建议零售价16.99英镑/26.95美元，272页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译者/徐行

全球化大潮转向了吗？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答案与全球经济和西方政治状况密切相关。

移民提出一些非常特殊的问题。各国并未在全球化时代普遍承诺实现人员自由流动。因此，我这里将主要谈谈贸易和资本流动。这些领域的证据似乎非常清晰。全球化已遭遇瓶颈，并且在某些领域发生了逆转。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认为，自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与产值的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从而成为自二战以来此类停滞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表示，全球贸易规模甚至在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也出现了停滞，尽管全球经济继续增长。跨境金融资产存量与全球产值的比例在2007年达到57%的峰值，到2015年降至36%。最后，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与全球产值比例依然远低于2007年的3.3%，尽管该比例还在缓慢增长。

因此，进一步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停滞，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发生了逆转。全球化不再推动世界增长。如果全球化进程真的趋于结束、乃至发生逆转，这将不是自19世纪初工业革命以来的首次。另一次全球化发生在19世纪末的帝国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让那次全球化进程停止，“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则完全摧毁了它。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在1945年之后主要致力于重新构建全球经济，但此次全球化是主权国家之间开展的，并受到国际经济组织的指导。如果今年11月支持保护主义并诋毁全球机构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战后的美国政策核心将会遭到否定。

鉴于历史记录以及当前围绕贸易的政治纷争（尤其是在美国），人们自然会问，如今的这个全球化时代是否会重蹈覆辙。这需要我们理解背后的驱动因素。

全球化步伐放缓的部分原因在于，许多机遇即便不是完全消失，也是急剧减少。例如，当基本上所有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商都将生产搬离富裕国家的时候，此类产品的贸易增长必定下降。同样，当全球历史上最大的投资热潮（发生在中国）放缓的时候，许多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必定下降。这将会影响它们的价格和数量。还有，“一生一遇”的全球信贷热潮的结束，当然会导致跨境金融资产持有量的下降。最后，在数十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之后，可从中受益的许多公司应该已经抓住机遇并取得成功了或者（在某些重要情况下）失败了。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贸易自由化已经停滞，人们可以看到保护主义举措日益增多。此次金融危机催生了监管举措，其中许多举措肯定会减缓跨境资金流动。排外情绪上升和贸易放缓全都可能减缓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简言之，政策支持度下降。

政治方面的支持度下降得更厉害。美国再次处于故事核心。特朗普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但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制定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开始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和欧盟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现在深陷困境。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奄奄一息。最重要的是，西方民众中的一些重要群体不再相信增加贸易会让他们受益。相对实际收入和对进口日益增长的适应方面的证据，为此类怀疑提供了一些支持。

因此，全球化往好里说也是出现了停滞。它可能会发生逆转吗？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需要大国之间保持和平。一些人还会说，全球化需要一个霸权国家：1914年前的英国和1945年后的美国。在主要高收入国家经济表现疲弱、不平等加剧以及全球力量平衡发生重大转变之际，全球化完全有可能再次崩溃。想想假如美中围绕南中国海发生任何冲突会带来什么影响吧，尽管那样的灾难性事件让人不寒而栗之处将远不止是它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全球化停滞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家庭收入不平等出现了自19世纪初以来的首次下降。从1980年到2015年，全球平均实际收入增长了120%。全球化提供的机遇非常重要。彼此封闭起来不可能有未来。

全球化的（重大）错误在于没有确保更平等地分享益处，尤其是在高收入经济体内部。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全球化未能保护那些遭受不利影响的人群、努力减轻他们所受的冲击。但我们无法让经济变化停止。此外，生产率增长和新技术对就业和薪资的影响，远远超过进口增长的影响。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到全球化头上。

然而，如今全球化已经停滞，驱动全球化的政策同样如此。它还可能发生逆转。全球化即便只是停滞，也会让经济进步变慢，并减少全球穷人的机遇。推动全球化前进需要不同以往的国内和外部政策。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管理的改善。这种改善可能实现吗？反正我不乐观。

译者/邹策

有时候，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从资本家的掠夺中解救出来。在缺少约束的情况下，企业变成了垄断机构，创新变成了寻租。今天传奇的“颠覆者”，设立了明天舒适的卡特尔组织。资本主义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能够良好运行；可是成功的资本家不太喜欢竞争。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明白这一点，这位美国总统在20世纪初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为武器，向工业巨头展开行动。从那以后，反垄断法律时而有效、时而不太有效地保护着消费者的权益，从而使大企业的利润合理化。另一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很难说是左翼分子，他的政府拆分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科技和全球化使这场游戏发生了变化。世界最大一些企业的跨境活动，使维持公平竞争环境变得更难。全球化令避税机会成倍增加，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稀释了维持市场竞争的政治意愿。胆怯的一国政治家不愿与全球巨头和他们富有的游说队伍对抗。是的，他们希望这些公司多交一点税，但不要多到让它们威胁把投资和就业机会转移到别国的程度。消费者和不具有特权的纳税人是输家。市场经济也成了输家。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向前迈出了一步。在命令苹果(Apple)向爱尔兰政府补缴130亿欧元税款之后，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成了近来的热门新闻人物。如果说这看上去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么应考虑一点：据估计苹果在海外、税务机关手伸不到的地方拥有2150亿美元现金。

经过漫长的调查，韦斯塔格得出结论，苹果与爱尔兰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税收安排让苹果享受了其他企业没有的优势，这违反了欧盟国家援助规则，削弱了竞争。她说，苹果公司在爱尔兰承担的税率仅为0.005%——不过，正在抗辩欧盟裁决的苹果否认该数字。

这家iPhone制造商并非欧盟委员会的唯一目标。该委员会也在调查星巴克(Starbucks)、亚马逊(Amazon)和麦当劳(McDonald’s)的税收安排对竞争的影响。针对谷歌(Google)在欧洲的活动，韦斯塔格正在领导一项三管齐下的反垄断调查。谷歌享受着巨大的市场主导地位，其税务问题正受到多个欧盟成员国的审查。

如果说这些企业对调查感到愤怒，那就说轻了。当年的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认为他可与罗斯福分庭抗礼。出于同样的愤慨，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抨击欧盟委员会的裁决是“政治垃圾”。别说什么苹果通过无需对任何税务当局负责的“无国籍”实体转移营业收入了。库克似乎相信，他的公司处在一个比只有政治家或监管者的平面更高层次的平面。政府就应该让开路。在我看来，苹果制造时尚、灵巧的数字产品，但这根本不能使它享受特殊地位。

像苹果一样，谷歌始终坚称自己一直严格履行法定缴税义务。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只不过，企业的责任不仅限于严格遵守法令。市场繁荣发展的社会，是那些尊重比法令更复杂的常规习俗的社会。比如说，谷歌通过把在英国的销售额转移到设在爱尔兰的一家子公司，从而尽量减少纳税额，这或许是合法的。但这并非良好企业公民的作为。这会激起民粹主义反应。借用罗斯福的话：“当财富的聚集导致不公平时，能与其巨大权力匹配的只有民众作为整体的更大权力。”

迄今为止，在富裕民主国家掀起的民粹主义反叛浪潮中，政治家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但在这些运动的背后，隐藏着民众对于全球化和大企业行为的极度不满。无论是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法国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还是意大利的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其民粹主义信条都是经济民族主义：经济体系受到了操纵，所以要架设阻挡全球性资本主义的路障。

公众认为，那些享受着全球化好处的公司，却超脱于对其他所有公司都适用的规则。全球化带来的所有不安全感由普通民众承受。他们对市场信心减弱，而民粹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民粹主义者拿出的万灵丹就是加强政府管制。

总有一些企业领导人信奉旧日“强盗式资本家”(robber baron)的传统，他们认为，他们的需要高人一等，民主政治是“垃圾”。他们得到了自由论者和拘泥于自由市场字眼的人——这类人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唯一宗旨——的支持。

罗斯福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观点是，资本主义需要合法性。只有当被认为有利于全国民众的福祉时，资本主义才能长期繁荣兴旺。过去如此，现在也一样。要说韦斯塔格已继承了罗斯福的衣钵还为时过早。但是，所有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它让苹果、谷歌这类公司的成功变为可能——的人，都应该称赞她为了恢复平衡而采取的勇敢行动。

译者/邢嵬

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会不会长久？西方的政治发展令这个问题愈发重要——尤其是，在最重要的民主国家中，一位威权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获得了总统候选人资格。对于引导西方世界、并在四十年来一直吸引其他许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人们不能把其成功看作理所当然。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不复存在，会发生什么？

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前者是普选与牢固的民权及个人权利的结合，后者则是自由买卖商品、服务、资本及自身劳动力的权利。两者拥有一个共同信念，即人应该以个人或公民身份，做出自己的选择。民主制和资本主义还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人有权发挥主体作用。人必须被视为主体，而不仅仅是他人行使权力的客体。

然而，同样很容易发现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民主制主张平等。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至少以结果来说是如此。如果经济陷入困境，多数人可能会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选择威权主义。如果经济结果变得太不平等，富人可能会把民主制变为富豪统治。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要求不断扩大选举权的压力是并行的。这正是为何最富有的国家都是或多或少实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广泛共享的实际收入增长，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和民主制的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如今资本主义却发现，像这样增进繁荣的难度大多了。相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不断放缓的生产率增长却十分明显。这一有害组合令民主制变得不包容，也令资本主义丧失了合法性。

如今的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这也可以被视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任资本家自由行动，他们不会将自己的活动限定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内。如果机遇是全球性的，他们的活动也将一样。因此各种经济组织——尤其是大型公司——也是全球性的。

然而，正如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所指出的，全球化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权。他写道：“民主制、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互斥的：我们能够将三者中的任意两者结合起来，却永远无法同时、完全地拥有全部三者。”如果国家能自由地制定国内监管制度，跨境买卖的自由将会降低。另一方面，如果移除跨境障碍并协调各国监管，各国的立法自主权将会受到限制。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尤其可能限制各国政府制定自己的税收和监管制度的能力。

此外，全球化各个阶段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大规模移民。跨境迁移会催生个人自由与民主主权之间最极端的冲突。前者表示应该允许人们迁移到喜欢的地方去。后者则表示公民身份是一种集体财产权，其获得由公民控制。同时，企业则认为自由聘用人员的能力是无价的。移民问题成为当代民主政治的替罪羊，不仅仅是不令人意外。移民问题注定会在国家民主制和全球经济机遇之间制造摩擦。

考虑一下全球资本主义最近令人失望的表现，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其对掌管我们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精英所受信任的毁灭性影响。考虑到上述所有这一切，对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长久联姻的信心似乎没有保障。

那么，代替这种联姻的可能是什么？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全球富豪统治的崛起，从而实质上终结国家民主制。正如罗马帝国一样，共和的形式也许会长期存在，然而其实质却会消失。

另一个相反的选项则是非自由民主制或直接的“公民投票的独裁”的崛起。在后一种制度下，票选的统治者会同时对政府和资本家实施控制。这正是俄罗斯和土耳其正在发生的情况。接着，受控的国家资本主义会取代全球资本主义，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不难看出哪些西方政客正是想走这条路。

同时，我们中那些希望同时保留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人们，必须面对多个严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推动符合现有企业的利益、严格限制国家监管自主权的进一步国际协议是否合理。对此，我的看法越来越与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教授不谋而合，他曾提出，“对于国际协议，不应以协调了多少措施或撤除了多少障碍评判，而应以公民是否被赋权评判”。贸易会带来好处，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贸易。

毕竟，如果要维持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经济政策就必须以维护多数人而非极少数人的利益为导向；全体公民应被放在首位，政客应该对其负责。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政治秩序的基础就可能会垮掉。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自由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需要一点经营。不能把它的存在当作理所当然。

译者/简易

2015年四季度开始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去库存”主旋律，实施至今已近一年。中国这项“新常态”下的房地产市场新政，自去年11月被领导层首肯和提出、并在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闻公报上，以极为罕见的单独段落和较长篇幅发布后，更是成为从去年底至今统领中国房地产市场和政策调控的“总纲”。

但是，也许谁也没有想到，这项房地产新政自去年底开始从上而下强力推行十个月左右下来，在今天会产生完全“南辕北辙”的结果。不少人甚至把今年疯狂的房市和去年股市“冲击波”相提并论，“2015年股灾，2016年房害”，几乎成了众多身处“折腾不断”的房市之中国人共识。

9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的“2016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再一次以官方认可的权威数据，佐证了“去库存新政”所面临的尴尬。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份数据，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国家统计局房价统计样本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比去年同期上涨的城市达到62个（下降和持平的各有6个和2个）；二手住宅同样也出现了样本城市全面普涨的情况。根据统计，与去年同期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二手房价格上涨上涨的城市有53个（价格下降或持平的各有16个和1个）。

问题的核心，还不仅在于这70个大中城市中普涨的的比例之高，更在于其中一些城市的房价上涨的幅度之大，已到了“惊天动地”的地步。如在新建商品住房中，房价涨幅最高的厦门同比已暴涨到44.3%，合肥、南京也分别达到 40.5%和38.8%（房价暴涨的另一城市苏州，未列这70个城市房价样本之中）。除此之外，“北上广深”老牌领涨的一线城市，也继续保持房价不断上涨的势能，在高价位的基础上，房价的涨幅同样分别达到了25.8%、37.8%、21.2%和37.3%。二手房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同比涨幅最高的合肥，暴涨的幅度竟高达46.9%。

也许比国家统计局数据更能“生动和全面”反映中国房地产市场真相的，还有来自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的数据。这不仅在于该协会的数据，涵盖了全国330多个直辖市和地级市，包含了所有“当月出售的存量住宅”，最重要的是，它掀开了中国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在房价数据公布上，只发布价格指数（增减幅）、掩盖各地实际房价的那块“遮羞布”。透过其中，人们更能深切感悟当今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疯般闹腾”的深度和广度。

(表一：今年8月份房价同比涨幅超过或接近15%的全国住宅房价行情城市排行榜)

在笔者截图的这张表格中（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发布的“全国住宅房价行情城市排行榜”为涨幅居前的1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有34个城市到8月份房价一年的涨幅超过15%这个红线（郑州为14.99%）。虽然这只占到全国33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十分之一略多，但这些城市的房价涨幅之大，影响面之广，充分凸显了当今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和劣化程度。

房价暴涨的城市，不仅包括了深圳、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些一线城市，而且还迅速把“疯牛”传染到南京、苏州、厦门、合肥、珠海、武汉、天津、福州、济南和石家庄等二线的代表性城市，并继续扩散到从廊坊到日喀则、从中山到保定这些众多的三四线城市。

不过，最能反映当今中国房地产市场疯狂的，还是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所公布的“全国行政区住宅房价排行榜”（见表二）。在这些以区县行政区为统计单元的数据中，8月份房价一年的涨幅超过40%的，竟高达35个。

那么，以区县级行政区为单元，究竟能看出房市怎样的“疯狂”？我们就以上海为例。从表二不难看出，仅上海一地，房价涨幅超过40%以上的就有杨浦区（涨幅为46.28%）、普陀区（涨幅为45.05%）、宝山区（涨幅为42.54%）、闵行区（涨幅为42.54%）、嘉定区（涨幅为41.15%）、徐汇区（涨幅为40.58%）和松江区（涨幅为40.47%）。其他的不管是黄浦区（39.84%）还是浦东新区（37.90%），以及闸北区（37.52%）、卢湾区（34.13%）和静安区（33.88%），其房价涨幅不是接近40%，就是早越过30%以上。只有长宁区（29.91%）和虹口区（27.62%）的房价涨幅，还在30%前徘徊。

除了上海外，北京也有10个月登上了全国行政区房价涨幅的前100名排行榜。此外，作为二线城市的南京和厦门，也分别有6个、3个和4个区级行政区进入了房价涨幅“百强”。其中，厦门的同安区，更是以49.03%的涨幅高居全国房价涨幅“百强之首”（具体见表二）。

（表二为8月份全国行政区住宅房价排行榜前100名）

无论是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权威数据，还是房地产行业协会的一手报告，都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作为中国房地产调控“总纲”的去库存新政，自今年初全面实施以来，不仅没有拉下房价让更多的国民买得起房，以达到去库存目标，而且还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全国性炒房“疯潮”。

去年底正式定下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基调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去库存”有一个“说法含蓄”的重要而柔性的指标，这就是“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说到底，就是期望通过开发商降低房价，让更多的进城的农民工和新市民能相对的买得起房，从而激活和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但三个季度的去库存新政实施下来，伴随着看起来似乎“略有减少”房地产库存，房价却以“史无前例”的疯狂上了天。这使得那些希望通过新市民买房减少库存的“天真而善良的愿望”，越来越像“冬天里的童话”。

面对中国一些大中城市及极少数三四线城市越来越疯涨的房价和高烧不退的市场，不仅是公众、学者，就是房地产业内大佬，也越来越“看不懂”。

人们最大的不解，也许就是那些房价暴涨最疯狂的大中城市，十多年前百姓就已经买不起房，为什么这些年房价翻了几番、上涨了多少倍后，如今的市场反而买房者越来越多、房价暴涨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是过去中国这些大中城市的房价还不是很高、泡沫化不大、甚至还是具有投资价值的“价格洼地”？非也。笔者今年初根据全球知名的房地产顾问机构Demographia公布的年度《全球住房负担能力调查》，专门进行了一番中外住房负担能力的比较。该调查所称的“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香港，房价收入比（家庭平均住房价格与居民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之比）为19倍，其次悉尼12.2，温哥华为10.8。

但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大中城市，会发现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买房负担竟然分别高达33.2、31.9和33.5，远远把号称“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的香港甩在了后头，超过的幅度更是高达70%以上。除了这些一线城市，随意抽取二线城市的杭州、青岛和南京，这些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也分别高达15.7、13.2和18.3，其中南京的市民房价负担（房价收入比18.3），更是高出了悉尼的50% 。如果再把中国大陆几个房价较高的城市比较进去，“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的前十名，很可能被中国城市包办。

所以，无论怎么看，房市泡沫“雄冠全球”的中国大陆大中城市楼市，既没有投资价值，更是为绝大多数百姓所正常的住房消费负担不起。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流入发疯般爆炒的资金，究竟从何而来？

一般来说，对于中国普通家庭，当房价收入比超过10以后，通常解决买房的办法是“一房三代买”，即除了夫妻掏钱外，还要依靠双方的父母掏一些补贴首付，房贷按揭也需要孩子长大后一起做贡献；当房价收入比超过20后，除了上述办法外，更多的还是要依赖“高杠杆”的支撑，甚至是首付也“杠杆化”；但是，当房价收入比超过30后，除了那些靠房产等家庭资产置换买房的，以及“中国特色”的灰色收入外，一般普通的家庭再也玩不起炒房的游戏。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资本，支撑起爆炒的楼市？

把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人民银行等公布的几个数据联系起来，做一番“联想”，也许能给人更明确的启示。

一个是民间投资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前两天刚刚公布的2016年1-8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数据表明，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继续以“断崖式”的态势继续大幅下跌。和去年全年10%的投资增速相比，今年1-8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已经下滑到2.1%。而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还保持在8.1%。

非常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全国大力推行去库存之后的今年1-2月，民间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即开始了这一波的大幅下滑态势。其间，无论是5月初和中旬国务院召开两次会议，要求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扩大民间投资，还是7月份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都没有换回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颓势，1-7月继续下滑到2.1%，只是到了8月停止下跌（见下图）。这与过去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0%以上的高速度相比，有如天壤之别。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大幅降低，是货币政策不给力造成的资金“炮弹”不足？同样也不是。不仅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还保持在8.1%，而且前几天央行刚刚公布的8月份的数据，更说明此言谬以。据报道，8月人民币新增贷款9487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151.10万亿元，同比增长11.4%，增速比上月末还高1.2个百分点。

既然新增贷款增加了近万亿，M2的增速高达11.4%，那么，占到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高达六成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为什么增速只有2.1%，新增的贷款，究竟跑到什么地方了？央行公布的数据，给出了“部分答案”：在8月份新增的9487亿元人民币贷款中，住户部门增加的贷款就有6755亿元，占到了71.2%（上个月该数值接近98%）

以上数据综合证明：中国新增的贷款，大部分被投资者投到房地产市场上去了。同样，支撑当今高房价市场爆炒的资本，已超越了正常住房消费的资金，而是由投资资金占到了主导。

其实，这些在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也已不是什么“新闻”。如今，还有多少民企和私营，把资金砸到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上？身边的企业家、经营者和投资者，有多少不是在房地产市场上投资一套又一套的住房，使本来以民生及居住属性为主的房地产市场，变成了资本炒作获利的工具。这也就是当今中国房地产市场及房价，在远远高出“老百姓负担得起”的巨大泡沫下，还能“越吹越大”的根本原因。

事实证明，投机性炒房，是这一轮中国大中城市房价在高位继续得以暴涨和热炒的根本原因。但是，打开这个“潘多拉盒”的，却恰恰是当今房地产调控的去库存新政。

在去年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闻公报有关去库存一段中，有一句话被人们大大的忽视了，这就是“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虽然它是以“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名义推出，但“投资的趋利性”，不仅导致无人借此发展住房租赁，而且更激活了一个空前投机的楼市。

“鼓励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激活形成了一个官方鼓励和认可、投资者疯狂参与的全民炒房体系。当“鼓励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立足于去库存的房地产调控新政的总纲之中，就表明中国的高层决策者第一次公开首肯甚至鼓励了“房地产的投机性”。一个由“投资性为主”的房地产市场，由此而生。

借着去库存打开了“鼓励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这扇大门，有了“投资性的大政方针”，随之出现的强刺激的鼓励政策也不以为怪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借着营改增，把不动产纳入了企业增值税抵扣的范围。买房能抵扣增值税，此举不仅大大消减了企业的税务成本，而且更将企业推进了“抢房大军”。虽然官方没有公布明确的数据，告示本轮房价暴涨中企业购房的比例，但市场上“脱实向虚”滚滚洪流，却是谁也掩饰不了的现实。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性大门”一旦被官方正式打开，整个市场的“投机炒作”之风就会被彻底的激活，住房市场的基本属性，就会由居住劣变为投机。

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本来就是由政府控制土地供应、开发商控制住房供给的双寡头下的“伪市场”。政府每年的土地供应多少，开发商的住房上市多少，都是被人为操控的。这个市场的设计，很多情况下都是为抬高地价和房价所服务的“供不应求模式”，和满足农民工进城和新市民更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本来就供不应求的市场状态下，再释放投机炒作的“房市大老虎”，对市场的哄抬和炒作的刺激效应可想而知。房地产市场的性质变了，游戏规则也随之改变。

对于作为监管者的政府主管部门来说，无论房价有多么“传奇”，市场有多么疯狂，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动于衷，无所作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今天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房价暴涨之风后，顶层的决策者至今为何还未拿出一个像样的解决方案；而对投资者来说，不管市场上高高在上的高价房有多少人可以负担得起，再高的房价都有人去哄抢。人们笃信政府不会打压房价，更不敢刺破泡沫，无论在多高的价位，房价依然还会涨上去，还会有人来接盘。就像股市5-6000多点的时候一样。

投机主导下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大踏步的走向“绝境”。房地产的一枝独秀，换来的不仅是百业凋零，而且也加剧了房地产泡沫的激化。没人怀疑，如果当今的中国经济，假如没有今年的这场房地产市场的疯狂暴涨，可能会变得更加健康。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六月底天津召开的第十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曾经说过，中国的经济和资本市场，要防止出现“井喷式”或“断崖式”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一些大中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持续数月甚至半年之久的“井喷式”变化。要彻底改变如此“病状”，使房地产市场重新回归“居住属性”，政府该下一步怎样的“大棋”。

（作者系中国独立房地产研究人士。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万科股权之争成为近期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一个根深蒂固的“好公司”形象骤然漏洞百出，股权结构、上市公司治理、独立董事等制度突然间在万科存在严重问题。这让A股市场和监管部门颇为尴尬。

当然大部分问题也是A股市场的通病，但也有一个特殊的例外被撕扯开了，就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层竟然能够凌驾于一切大股东的意志而“我行我素”，甚至是经营管理层既排斥实际大股东又与名义大股东意志相悖，在主人家里替主人选新主人，宝能、华润自然不会容忍王石管理团队的肆意妄为，一幕幕互相撕扯的闹剧让人异常惊讶。

在成熟市场除非是AB股结构，经营管理层才能够合法凌驾于董事会和主导经营决策，这也是马云和阿里巴巴当时拒绝香港市场而赴美国上市的主要原因，否则也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同股同权的A股市场，却有一批人长期享受着AB股的权力，那就是国有企业，由于国有大股东出资人的角色不明显，很多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层的在行使主人的角色，实则“保姆身份”，而保姆却在做主人。而且保姆将主人的权力行使惯了之后，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万科的王石经营管理团队就是典型的代表，无论保姆给家里做过什么贡献，角色和身份都不能乱，除非合法夺得了主人身份。

从万科独立董事华生先生发表的说明文章来看，万科公司治理存在很大的隐患和问题，尤其引起华润不满的是：“万科在停牌时并没有预先向华润打招呼，与深圳地铁合作的框架协议未经华润同意就披露。”这确实存在很大的瑕疵，尤其一个涉及巨大数额的标的、甚至更换实际控制人的举动竟然直接上董事会表决。从华生先生透露的信息来看，万科董事会其实也是橡皮图章，很多决议并没有事先上会讨论，而是简单粗暴地寻求表决结果，这也是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的通病，希望监管部门重视，也希望其他上市公司能够引以为戒。

从华润的表态来看，我认为有理有据，而且是比较理性的。尤其华生先生在董事会上问及为何在“宝万之争”后不作为时，华润答复：华润最初作了少量增持，也采取实际步骤支持管理层增持，后来没有在二级市场大量增持是因为华润作为央企，不能在高价增持帮助别人高位套现。华润也积极接触了持股较多的多家大股东，探索直接转让的可能，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有结果，并直到现在还在与中证金、中汇金积极联系，接手他们手上的股票。华润已与宝能接触，宝能不反对华润成为第一大股东。

如果华润在宝万股权之争后大肆从二级市场大量增持，只会助纣为虐，因股权之争而推高股价未来会更加被动，反而各方都会因为股价而裹挟进来做出非理性选择，就像独立董事华生先生因为担心重组议案失败引起股价下跌而投赞成票，这个选择我认为是有问题的，至少忽略了公司停牌前的股价为何而上涨？尤其在公司经营基本面变差和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股价大幅飙升、接近翻倍，其实还是人们在赌股权之争和二虎相争的非理性增持行为，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华润是理性的，没有花大量资金去替投机者抬轿，而独立董事却被非理性的股价给裹挟了，实在不应该。尤其在一个巨大数额的标的重组面前，未经第三方评估而贸然赞同，其实是对投资者不负责任的，作为独董应该倡议让第三方对该交易进行评估，既可以免责、也可以少些人为因素的独断，尤其该笔交易确实会稀释所有投资者的权益，应该审慎表决。

其次，万科在独立董事的把关方面确实有瑕疵，尤其是有关联关系的独立董事张利平应该早就辞职，而不是所谓的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的独立意见表决主体，没有权力回避表决，只能“同意、反对或弃权”，如果这次万科董事会的表决有效的话，我认为独立董事张利平只能视为弃权，因为他没有回避的权力。

可惜的是，万科管理层还在这些常识上撕扯，而且不断出昏招，视股东权益为无物，长期不重视股权结构，忽略大股东感受，不败才怪呢。更可惜的是，一家所谓“好公司”和公司治理号称最规范的上市公司，其实并不是那么美，除去胭脂水粉甚至有点吓人。

现在看“华万之争”已无悬念，保姆和主人打架，保姆胜算几率小。本来具有悬念的“宝万之争”是关键，本来有可能在A股市场会成为“野蛮人”的标杆，尤其是“野蛮人”从二级市场偷袭成大股东谋求控制上市公司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试探和突破监管层的认知，从目前情形来看，宝能已经缴枪和失败了。

尤其在近两年，A股市场中通过举牌成为大股东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监管部门的态度一直比较模糊，既没有明确反对也没有明确支持，一些通过二级市场新晋成为大股东的机构与原大股东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在拼刺刀，“宝万之争”一度曾被监管部门容忍过，对此类事件明确定性为市场行为，只要不违法违规，监管部门就不会干预，似乎让二级市场收购变成大股东的现象成为新常态。但从实际结果来看，没那么容易。

本来，鼓励市场化收购也不可避免“敌意收购”（是中性词，主要是对原有控股股东造成颠覆）。如果原有控股股东不注重股权结构（持股比例太低）、不好好经营上市公司、不热心市值管理、让上市公司走向空壳边缘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其他股东取而代之。在A股市场这种股权之争的案例不在少数，从最早的“保延风波”（深保安收购延中实业）、“君万之争”（君安证券收购深万科），以及近两年的上海家化、上海新梅、东方银星、金地集团等都遭遇了上市公司控股权之争，还有现在的“宝万之争”，攻守双方激烈程度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

从过往的案例来看，敌意收购真正成功的不多，除了中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外来者具有与生俱来的“敌意防范”之外，上市公司原大股东与董事会联合排挤新大股东的居多，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也是对外来者的来意充满疑惑，加之新来者与监管者的沟通时间太短，后者往往或多或少地会保护原有大股东和现有董事会。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股市敌意收购案例还不算太多，A股市场缺失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上市公司大股东和董事会也很少设置特殊的反收购条款。

在美国市场中，“敌意收购”非常频繁，这也是一种市场化收购的表现，但美国允许攻守双方使出各种市场化的招数来攻击和反攻击，比如“毒丸计划”在美国非常盛行，是反收购的利器，但该计划并非为了真正阻碍交易的达成，而是用于抬高主动收购方的价码。这对美国上市公司治理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非常有帮助，如果上市公司董事会或实际控制人存在不作为、伐异己、胡作为、滥融资、乱花钱、家天下、走为上、掏空上市公司、大规模套现减持等败德行为发生时，其他股东介入、通过提名董事，控制董事会无疑是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和股东维权的有效方式。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野蛮人”与坏人画成等号。如果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层不思进取，原有控股股东和高管被取而代之也未尝不可。

当务之急，提高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完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迫在眉睫。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名，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群体中的个人会具有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进入群体的个人，就像“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嫉妒的人”一样，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之后，会产生出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勒庞的《大众心理学》与索罗斯《金融炼金术》不谋而合，尽管索罗斯自称为失败的哲学家，但其对人性确实做到妙机其微。索罗斯讲“在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反身关系，它会产生一种先自我增强但最终自我溃败的暴涨暴跌过程，或称其为泡沫。当下的泡沫是关于利率、信贷扩张和房地产，泡沫一开始慢慢发展，持续数年，在利率开始上升时，泡沫并不会立即缩小，因为它得到了投机性需求的支撑。”也就是说，当音乐结束从流动性的角度看事情将变得复杂；但是只要音乐还在演奏，你就得站起来 ，我们还在跳舞。

近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特征日趋明显，特别是进入2016年之后，价格进入加速上涨通道之中。2016年上半年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同比上涨25.7%，价格呈现指数化上涨趋势。人口红利、城市化、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上升、特殊的土地财政和供给管制政策从基本面上推动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长周期增长，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最近几年以来，金融货币对房价的决定性迅速上升。

金融货币成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主导因素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一二三线房地产市场的分化。2013年以来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深圳房价涨幅超过一倍，二三线城市在2013年之后开始下跌，房地产库存迅速上升，全国性房地产牛市结束。人口周期和经济基本面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撑在衰减，甚至逐步集聚负反馈力量。

其次是2016年上半年新增房地产购房贷款2.3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2.2%， 7月份新增贷款4636亿元，其中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4773亿元，非金融企业贷款减少26亿元，也就是说7月份新增贷款全部为房地产购房贷款。从交易杠杆率来看（交易杠杆率=居民中长期贷款 +公积金贷款/新房销售额+二手房成交额）已经从2014-2015年上半年的30%上升到40%左右，如果把部分短期贷款计入，则交易杠杆率升至45%，房地产市场成交金额中接近一半以上是银行信贷推动。

最后是货币增速与房地产市场价格相关性出现分化。M2增速与房价相关性下降，而M1增速相关性迅速上升。M2一般代表广义信贷，可以作为经济总需求的领先指标，2016年3月份开始M2增速已开始下降，经济总需求增速不断萎缩，经济货币化增长传导居民收入，进而支撑房价走强的链条受到冲击，而M1作为狭义货币显示的货币流动性陷阱支撑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图1：房地产交易杠杆率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固定收益部）

正是因为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正在逐步丧失经济基本面支持，而更多体现为货币现象，导致不少专家预期房地产泡沫面临崩溃。但回顾有史以来最大两次房地产泡沫化过程，房价崩溃总是在一些关键指标达到极值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更大概率仍然处于正向反馈之中，《大空头》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建立CDO的空头，实际上整个过程备受煎熬，当下如果没有信心做好头寸管理，就轻易不要做空中国房地产。

美国房地产泡沫化及其崩溃

“911”后为防止经济衰退，美联储将利率降低至2003年7月份的1%水平，美国的宽松周期是从2000年开始的，在短短几个月内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到3.5%。便宜资金大规模进入资产市场，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2000-2005年美国二手房市场价格上涨了50%，新建房屋增长更为迅速。美林公司预计美国2005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与住宅有关或者直接相关，比如建造房屋、与住房相关的开支如购买新家具；或是间接相关，用住房抵押获得的融资进行消费，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的估计，1997-2006年美国居民从房屋抵押贷款获得的资金超过9万亿美元；格林斯潘2005年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1世纪前10年房屋抵押贷款提供的资金占个人消费支出的3%，到2006年一季度房屋抵押贷款额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0%。过快的住房价格上涨推动了投机，到2005年美国人购买的住房中有40%不是永久居所，而是投资品或第二套住房。

市场投机风潮和房价持续上涨形成正循环机制，进一步激发市场各参与主体乐观情绪。由于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贷款商抛弃原有的信贷标准，信用级别低的人也能得到按揭贷款，缺失收入证明文件的“ALT-A”贷款大行其道，不少按揭经纪商和按揭贷款商甚至发放“三无贷款”，即借款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财产。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美国次级贷款在按揭贷款的比例为7%，2004年开始迅速上升到18%，2005-2006年比例迅速上升到20%；ALT-A贷款在按揭贷款的比例2001年为2%，2004年上升到6%，2005年比例增长一倍至12%，2006年达到13%，到2007年仍然高达15%。

在基础债务信用资质下层的同时，投资银行又大规模将这些按揭债务进行证券化，这些债务称作CDO（债务担保债券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从2005年开始房地产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发展到狂热境地，投资银行家把债务担保债券分解打包成债务担保债券的债务担保债券、债务担保债券二代，甚至是债务担保债券三代。2006年抵押贷款发放金额是2.5万亿美元，其中有四分之三被证券化，成为房地产抵押贷款担保证券。2003-2006年抵押贷款相关债券发行额分别为3.18万亿、1.9万亿，2.2万亿和2.1万亿，抵押贷款相关债券余额在2006-2007年达到顶峰的9.3万亿，美国银行业抵押贷款相关资产/总盈利资产的比例在2005年前后达到60%。 投资银行除了在抵押贷款进行证券化之外，在利润驱使下开始疯狂交易信用风险。

专门从事信用风险业务的对冲基金实际上成为没有牌照的保险公司，对提供保护的债务担保债券和其他证券品收取保费。由于信用违约互换可以1.5%的保证金比例交易，使得对冲基金能够通过杠杆融资获取巨额利润，该市场随之以指数级数增长。据估计危机前信用违约互换合约的名义本金价值余额达到42.6万亿美元，同期美国GDP为13.8万亿美元。这些合成类证券化产品在给投资银行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仅2006年一年全球银行从该业务中就获得300亿美元的利润）也迅速提高了投资银行自身的杠杆率，危机爆发前投资银行的杠杆水平普遍在20-30倍之间。

信用扩张和金融在危机爆发前也处于繁荣之中，1987年艾伦.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时美国公债和私债共计10.5万亿美元，到2006年他离职时，信用市场总负债翻了两番达到43万亿美元。信用市场总负债额占美国GDP的比例在2006年达到335%的历史峰值，1929-1933年该比例为176%-287%。 此外，保尔森曾经在评论2007年8月份的次贷危机时称：“与历次周期性的金融动荡不同，本次危机并非源于实体经济产生的问题，而是源于一些糟糕的信贷政策。”到2004年和2005年美国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0.6%和20.4%，而制造业占比到2005年降低至12%，金融业处于长周期繁荣之中。

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的运行几乎完美演绎了索罗斯的超级泡沫假说以及衍生出来的反身性理论和暴涨-暴跌模型。按照索罗斯的预言，泡沫一开始是慢慢发展持续数年，在利率开始上升时泡沫并不会立即缩小，这是因为它得到投机性需求的支撑，得到更大胆的贷款发放和风复杂的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支持。直至临界点出现，真实情况终于浮出水面，金融机构开始破产，房价开始下跌；但人们依然存在幻想，直至房价出现自我强化式暴跌。那么这个临界点为什么在2007年出现了，实际上美联储加息周期是从2004年6月30日开始启动的？

次贷危机前后有三个关键指标达到临界值。一个是抵押贷款支出（包括本金和利息支出，美国房贷久期按28年计算）占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2007年到达顶点，测算的数据为8%，真实占比应超过10%。考虑到基尼系数（美国40%高收入家庭占总收入的71%、2007年）、恩格尔系数（1980年以来平均在18%左右）、居民收入分布和购房群体分布，居民抵押贷款支出占总收入比重接近10%左右可能是一个极限位置。

第二个指标是美国房地产房贷的总体断供比例在2007年迅速上升至8%，房贷违约率飙升，房地产贷款的拖欠率也从2006年初开始见底，2007年加速上升。

第三个指标是金融机构开始出现严重亏损。2007年2月22日，汇丰银行（HSBC）解雇了其美国住房按揭业务主管，汇丰在该业务上的亏损达到108亿美元，即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房地产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叠加高杠杆，金融机构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投资人被迫出售房地产，价格开始松动，而危机一旦爆发，市场就会骤然分崩离析。金融市场从低级别刺激按揭开始的危机很快蔓延到债务担保债券，特别是那些由次级按揭组合的最高层构成的合成产品损失惨重，危机进一步蔓延，从住房信贷传递到信用卡、汽车信贷和商用房地产领域，房地产市场泡沫最终的破灭造成了1929年以来的最大金融危机。

图2：房地产抵押贷款支出/收入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固定收益部）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

日本第二轮房地产市场上涨从1976年开始启动一直持续到1990年泡沫破灭，上行周期与金融货币因素的相关性更强。1940年日本的人口城市化率为37.9%，到1977年城市化率已经上升至76%，整个80年代日本城市化率稳定在75%左右；此轮房地产周期扩张过程伴随着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居民收入的下降，日本GDP增速和国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从1970年代的10%以上的增速下降至1980年代的6%附近；在房价上涨过程之中，伴随着明显的货币扩张。日本M2增速从80年代初的6.8%上升至泡沫破灭期间的12.4%，推升货币扩张速度的主要是国内货币政策宽松和“广场协议”后大规模流入的外资。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日元升值幅度最大，三年间达到了86.1%。由于担心日元升值伤及日本经济，日本政府制定扩大内需政策并放松国内金融政策。从1985年开始日本央行连续5次下调利率，将5%的利率降至1987年2月的2.5%。由于日本已经完成了城镇化建设，在原有产业结构下，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趋向饱和；在宽松政策和汇率升值背景下，大量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相对于一般公司贷款，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较低。不动产抵押贷款在日本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从1984年的17%上升至1992年的36%。到1987年日本的地产价格经过195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的上涨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1987年末日本全国的土地价格总额为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东京都地区土地比美国加州还要贵。

然而进入1987年之后，日本房地产市场进入加速泡沫化阶段。日本政府担心提高利率使更多国际资本流入日本，推动日元升值，引起经济衰退，因此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较低利率增加国内投资。日本银行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维持利率在2.5%的水平上不变，一直到1989 年5月日本银行才提高利率。扩张货币政策造成日本“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长期的超低利率又将这些资金推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日本家庭户的住房贷款余额增速从1987年3月份的9.32%持续上升至1989年的18.27%，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1985年东京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为120.1，到1988年暴涨至334.2，短短三年内增长近2倍。1990年，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和神户六大城市中心的地价指数比1985年上涨了约90%，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

房地产市场泡沫化迫使日本央行进行紧缩，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从2.5%至 6%。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日本银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不动产业的贷款。货币政策突然转向刺破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地价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房地产泡沫随之破灭。

除了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可以发现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前单就市场运行来看，有些指标也发展到较为极端位置。一是房地产抵押贷款占比1990年为36%处于较高水平，显示银行资产配置集中于房地产领域，风险过于集中；二是房地产贷款支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1990年预计接近10%（1990年日本房地产抵押贷款规模预计200万亿-300万亿日元左右，当时日本利率在6%左右，房地产贷款久期在8-10年），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由于日本收入分配较为平均（日本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为0.304，1989年为0.293），恩格尔系数也较低（日本1990年以来平均为24.12%），所以日本的房贷违约率在泡沫破灭前还处于较低水平。

综合来看，日本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大崩溃，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央行主动引爆房地产市场。日本央行采取了激进的紧缩主动刺破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包括股市的泡沫。结果造成日本的长期资产负债表衰退，前车之鉴激进的去泡沫政策需要引起警惕。另外一个重要指标与美国类似，当时房贷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接近10%，虽然由于日本的收入分配和恩格尔系数带来违约率可控，但接近10%的上限位置本身就说明泡沫的可持续性很脆弱。

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处于加速阶段

2015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快速上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涨幅较快；二线城市杭州、南京、苏州、武汉等城市房价进入2016年之后也进入上涨通道，三四线城市则出现快速去库存。与房地产市场销售回升相应的是房地产贷款快速上行，特别是2016年6-7月份单月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新增贷款占比达到70%-100%，引发市场很大担忧，不少专家预测房价泡沫即将见顶。

一直以来看空中国房市的声音不绝于耳，逻辑在于泡沫化即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售比衡量房地产市场的估值过高。2015年深圳房价收入比为25倍、上海为20倍、北京为19.6倍，处于偏高水平；但是全国性的房价收入比仅仅为8倍，处于非常温和的水平。当前一线城市租售比在2-3%附近，国外如纽约、伦敦租售比预计在5-5.5%左右，因此不少人认为中国房价过高。实际上这一论据并不充分，一方面因为当前定期存款利率为2.75%，租售比较无风险利率依然有优势，特别是考虑资本利得调整后的收益更高。其次，与国外比中国没有房地产税，持有成本较纽约、伦敦低，如果剔除房地产税的影响，中国租售比纽约等大城市更低；而且2-3%的租售比是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全国平均来看租售比更高一些。

更重要的是房价收入比、租售比仅仅是估值指标，即使很高也并不代表价格上涨趋势会出现逆转。从日美两国房地产泡沫暴涨暴跌过程看，泡沫破灭一定要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货币政策紧缩，特别是利率上调。如日本从1989年5月份开始升息到1990年短短1年时间将利率上调至6%；美国从2004年开始加息直至2007年利率紧缩周期见顶。中国目前看还是处于宽松周期之中，经济名义增速面临下滑，名义利率依然存在下降空间；中国更是面临零利率预期，这可能进一步助长资产泡沫。

二是房地产贷款支出的现金流出现问题。即居民杠杆过高而收入下降较快导致负债无法偿还，违约率上升。中国目前房地产抵押贷款余额为15.4万亿人民币，合2.3万亿美元。考虑到房贷久期在8-10年左右，关键性的房贷/收入比2013年在3%左右， 2015年-2016年预计在3.5%左右，整体离10%依然有较大距离，考虑到收入分配和恩格尔系数，中国的房贷/收入比极限值可能较10%更低一些，但目前3.5%的水平显示居民还款的现金流压力依然较小。

三是金融机构资产过于集中于房地产。中国目前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含开发贷和抵押贷）占全部信贷余额的比重2005年以来经历三个上行阶段，到2016年二季度接近24%，确实处于较高水平。但依然较美国、日本泡沫破灭阶段的30-36%有明显差距，金融机构在房地产行业上的配置整体处于安全的领域。

观察上述三个较为关键性的指标，尽管说房地产市场价格已经处于较高位置，然按照索罗斯暴涨暴跌模型，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依然处于较为轻微阶段，考虑到目前M1-M2剪刀差持续扩大，资产荒的宏观背景，不排除一线房地产市场进入加速泡沫化阶段。当音乐继续响起，只能跳舞。

（作者系中国国泰君安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始于2015年6月的三波股灾对资本市场的摧残，很多人会一辈子铭记。“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80%要破产了。”“券商可能集体爆掉。”“直接跌到2000点。”“休市才能救市。”这些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呐喊声仍余音绕梁。

一位好朋友分享说：“我炒股10多年，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连续8个跌停，卖的机会都没有。”后来他拿出那只股票分享给身边的人，大家唏嘘不已。8个一字板跌停。“亏50%以内就是高手了。”这已经成了事后人们回顾股灾的普遍共识。

在大多数人看来，本轮股灾的发生是不可预知的、不可控的所有股民共同的灾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人已经接受了之前惨痛的失败，要么默然，要么轻描淡写，而或继续在寻找时机杀个回马枪。在这样全球范围内都罕见的惨烈股灾面前，价值投资早已经淡出人们的语境，灾难面前讨论价值已经无异于欺骗。

从某种程度看，中国资本市场善良的广大个人投资者们，已经开始拒绝任何和因果相关的逻辑。他们宁愿相信这是赌场里的游戏。

硬币的另一面

我在市值管理和生态并购研究过程中，和很多A股资深投资者有深入交流，他们都是去年盈利7-10倍并全身而退的顶级高手，有个人投资者、有私募，大部分人有15年以上的职业投资经验，是多个国内专业机构高薪聘请的风控专家或超级智囊。从他们的眼里，市场并没有那么恐怖，故事也没有那么传奇。

“无非是大部分人思维里的错误判断集中爆发，貌似超出常识，损害更大了而已，这一切和20年的资本市场运行规律对比看，没有新情况和大偏离，还是大逻辑。”这是其中一位的看法。

另一位被业内认为20年从未失手的知名个人投资者（媒体喜欢叫他们“超级牛散”）对此也很淡然，“我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内心是充满恐惧的。去年4000点之上我基本都是半仓操作，4500点以上且战且退，到了5000点就清仓了。所以去年在没有加杠杆的前提下赚了7倍。”这位自认为从不贪婪的“股神”对于股灾的非常独特——中国股市每次股灾都是小牛市的起点，他认为2016年股灾加速“投资大年”的到来。

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

一边是普通投资者讨论的“价值机遇”、“价值创造”，一边是超级投资者讨论的恐惧和历史记忆。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独特的景观，对比起来，让人五味杂陈。

总体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确实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概括起来包括：散户多、政府强参与、市场新、技术变革快、上市公司资源供应不充分。而在这样的市场基础上，伴随着GDP的迅速放大和经济迅速全球化，制度架构和治理水平早已支撑不了如此快速变化和进化的市场，更何况匪夷所思的“国家牛市”。

于是，价值投资这样全球通行的投资理念，在中国被扭曲和修正，这让市场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辩证法绞杀的角斗场，本来应该伴随经济发展获利的资本市场设计初衷，演变成了极少数人获利的饕餮盛宴。

从市值管理的角度，这种不确定性同样给上市公司的发展进化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本文，我尽可能真实呈现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悖论与逻辑，希望给不同层次市场参与者更多启发，同时给监管者善意的提醒。

一个健康的市场要让大多数人因为市场繁荣而成为赢家，而不是只让极少数人成功并承担道德枷锁，从这个角度看，本文揭示A股“中国特色”大逻辑的同时，最终目的是希望市场能在减少投资者痛苦的前提下迅速进化。

以下是我访谈多位A股“顶级高手”后的总结概括，和普通投资者的思维做一个鲜明的对比，更直观的呈现中国特色的价值投资大逻辑，希望在现实中能帮助一些朋友趋利避害，获得成功。

只可能在边缘处和普遍恐慌处获得高回报，不建议追星热门股票。

首先需要达成三个共识，第一个是A股市场的封闭性，即使开通了“沪港通”之后，A股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交换依然不足；第二个是上市资源的稀缺性，经过多轮股灾之后，IPO实际上再次停摆；第三个是退市机制不健全，没有优胜劣汰的机制。这三点导致了大多数情况下资金相对于可购买股票资产的相对过剩，对于不到3000多家的沪深上市公司，有几万亿的可支配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机构资金作支撑，如果股市拥有健康的活力，应该说资金是充分供给的。特别是个人投资者（散户）主导市场，价值判断的多元带来了投资的多元化，几乎每一个股票都会受到特定人群的关注。对于明星企业更是大型机构和投资者重点锁定的对象，而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热门股成了机构资金配置的首选，但并非强力拉升和推动股价的最好标的。而利空消息发酵或者股灾，机构散户化让抛压趋同，这就导致了明星上市公司往往低回报和高风险并存。

上市公司价值源自向前进取心，而不是已经发生并沉淀于股价的业绩。

看一个公司的时候，普通的投资者往往习惯于研究已经获得的业绩，并且做出公司发展趋势的判断。这种思维方式容易让人陷入对已知利好的极度放大，以及对已知利空的极度恐惧，这两种情绪都是影响价值发现的。资本市场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利好出尽，利空出尽”的价值转换，市场会很聪明的记录已经存在的信息，这些大部分已经融入和反应到股价之中。所以，顶级高手往往通过研究上市公司向前战略布局的进取心来判断公司的价值进化，比如：一个公司想投资教育，顶级投资者就会去研究投资方向的成长性；一个公司切入供应链金融，顶级投资者会去调研这个业务的天花板和致胜要素，总之，高手们都是通过研究公司的新业务做投资判断，这让他们的思维更敏锐、结论更准确。

价格的合理性取决于预期的合理性，而不能简单认为股价高就有风险。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逻辑对比，也是普通投资者很难通过长期持有高成长股票获得5倍以上收益的根本原因。一般情况下，高手会不断分析一个公司的战略进化效率，以及市场对此预期的变化，他们通过公司主体的高预期和市场低预期的对比发现价值，这样让顶级投资者可以更加自信的面对公司的稳定增长，并坚定持有。普通投资者，特别是散户，最典型的一个行为习惯就是“拿不住”，在他们的逻辑里，快速成长都是风险的累积，其实这个思维是被市场本身长期“纠错教育”的结果，大部分人投资者喜欢频繁操作，这种思维特别容易带来“持有焦虑症”，这也是影响高额收益的最重要原因。

普遍赌博心态决定豪赌安全边际，他们往往在早期参与并在市场亢奋的时候退出。

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人性的逻辑陷阱，也是关于中国特色价值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逻辑”。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一只股票上涨，你基于过去的判断觉得是炒作；后面加速上涨，你开始怀疑；最后在利好消息中爆发式上涨，由于多次“纠错教育”的结果让你的思维逻辑趋向于正面的判断。这个时候，最容易掉入接盘侠的逻辑陷阱里。而顶级高手眼中的市场正是充满了这样普遍赌博心态的个人投资者，所以他们发动的豪赌往往比我们的想象有更强的安全边际。比如很多顶级高手愿意豪赌壳资源，对于20-40亿的壳资源，豪赌其稀缺性和借壳重组预期；比如一个做股票20多年的ST大王，在历史中多次豪赌ST股票，大部分时候是胜利者的身份赚取暴利，豪赌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他所洞察的市场心理，当然，另一个维度是上面提到的资源标的稀缺性。而对于豪赌的参与者，实际上他们是极其谨慎和保守的。

大多数情况下，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决定发展潜力，不能简单的将公司在资本市场价值归结于产品和服务。

如果从广义的管理理论判断，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决定盈利能力进而影响股价这一定是没错的，但对于上市公司来讲，这个逻辑太微观了。第一点，A股的大部分公司市值体现靠未来成长预期，这和中国市场高速发展有关；第二点，上市公司在这个独特的市场中往往是靠资金成本优势和竞争对手博弈，提供的产品和公共服务不一定是最好的或者进步最快的，但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市场扩张的多种资本运作方式迅速的放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在这个大逻辑背景下，实际上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决定了其进取心，也决定了他的发展潜力。比如：创业板很多新型行业公司，新型管理者的诚信水平实际上高于地方很多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在顶级高手的分析中，用很多的精力理解公司的团队，特别是实际控制人和管理者的进取心，通过对体制优势的研判分析公司的成长性。比如：某四川家电类国资上市公司，在和经过体制改革的TCL以及完全民营企业属性的乐视相比，产品的优势只是局部，治理结构决定了其长期竞争力。

散户情绪对政策影响是确定性因素，所以他们知道散户悲情意识和政策拐点之间的关系，散户最悲观的时候往往是政策拐点，也是市场拐点。

如果客观的研究中国政府的监管思路，坦率的说，我能感受到政府和金融主管部门是非常呵护中小投资者特别是散户的，而且受散户的情绪影响也非常大，经常把散户的满意度看成治理成果的重要标志，这其实很多时候是“好心做坏事”，因为这种“同情心”往往被大资金利用，被顶级高手洞察，最后成为每一次“好心”都害了一批人。类似事情屡见不鲜，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理解了这个“中国特色”和“大逻辑”之后，只需要记住一点就可以比别人多很多的机会，就是要在“绝望中发现机会”。有一句话描述中国股市很恰当——行情在绝望中产生，在犹豫中前行，在欢乐中死亡。每一次散户悲情的极点都是市场的拐点，体会这点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政府情怀对于理性市场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大部分投资人无法通过专业信息获得投资判断，他们更乐意从传媒角度获取资讯，这导致对市值传播缺少想象力的公司被冷落。

A股中有很多上市公司不善于传播，特别是地方的一些国有背景的公司，这些公司往往是在特定行业拥有一定资源和长期积累了很强能力的。比如山东一家做医药产品包装的公司，每年利润增长20%左右，净资产很大，非常健康。但这种公司不具备现代公司的进取心和传播思维，往往价值被长期低估，这样的股票其实也是不值得普通投资者持有的，因为相对于中国市场的成长性，这个发展速度收益太低了。另一方面，美国的亚马逊在十多年不盈利的情况下股票依然高歌猛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创始人贝索斯具备极强的传播和沟通能力，不断掌控和满足投资者的预期，并且不断传播新战略设定投资者的合理期望值。可见，顶级高手对上市公司传播能力的重视，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大逻辑超出实际价值判断，是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思维。

政策引导的是产能不是商机，所以他们只布局可能过剩产能的辅助性支持行业以旱涝保收的获取收益。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一直是被广泛讨论甚至诟病的话题。理论上看，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监督模式目的是有效调配生产力要素、防止出现国外自由市场“特有”经济危机般的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但是从实行的结果来看，这样的指导思想远远没有落实到具体实践中。现实是：国家计划和指导的产能几乎100%都是过剩的，国家行政限制的行为最后很容易被权力主体用作谋求市场准入的寻租方式，由于结合权力的市场行为的稀缺性，市场主体很容易错误的解读准入行为代表高价值。于是，太阳能多晶硅、水电站、风电、云计算、房地产等，数不胜数政策重点支持的领域都出现大规模的投资过剩，政府直接参与补贴的领域更是带来了市场环境毁灭式的破坏，比如动漫行业的垃圾动画片制作。对于顶级投资者而言，他们洞悉政府行为的副作用，所以往往早期介入中期套现，而普通投资者特别陷入政策引导的高风险投资。这也是政府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每次政府的鼓励政策都成为投资陷阱，政府的公信力将受极大削弱。

救市解放的是流动性而不是救投资者，股灾中他们撤出市场时间窗口往往利用政府发布利好的时候。

包括对2015年第一波股灾的记忆，大家应该很清楚政府对此的作用，从今天我们看结果，第一轮的救市基本上是失败的。政府每次救市，希望达到安抚投资者信心的目的，但是客观上往往让大资本得以果断出逃，让中小投资者和散户由于信任政府而最终成了接盘侠。实际上，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20多年里，这样的事情屡次发生，只不过每个7年左右的一轮行情主要的参与者都是新股民，所以大部分人并不知晓这个救市规律。如果我们用市场经济的思维看资本市场，政府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它并不能完全改变所有人的预期，也无法作为对手方承载市场所有的做空动能。政府主要决策者也是清楚救市的核心目的，救的是市场交易流动性，防止市场崩盘，并非让中小投资者止损甚至盈利。这点我告诫中小投资者切勿盲目放大救市的作用。

证监会政策往往基于简单逻辑的静态预期，所以基本上所有证监会的政策放在多维度动态市场中检验都会水土不服。

从纯自由市场的角度看，监管机构是不应该介入市场中多空博弈的，甚至不应该提供过多的信息干预市场主体的判断。监管的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打击违规行为，并且确保市场价值主体的生态式健康进化。监管者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是有限的，这一点普通投资者认识不足，还以行政主导一切的思维来看市场中的权力影响力。举一个例子：去年救市过程中，当政府公布1200亿将在第二天参与救市的时候，市场顶级高手对此的预判是“对于上万亿成交的市场大概能坚持5分钟以内”，而中小投资者一片狂欢的认为市场会发生反转，结果第二天高开低走套了很多散户投资者。可见，中国监管者简单逻辑和静态预期思维非常明显，缺少更高超的博弈和动态预期思维方式来研判市场，而上一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给美联储救市作用只有两句话：美联储有广泛的权利提供有担保的流动性，作为最后流动性提供人。这两句话足以应对经济危机，世界范围经验看，简单原则比琐碎规定更能促进市场有序进化，但显然中国政府并没有深刻检讨对市场的过分干预。应该说监管的有效性和专业性一直是中国资本市场成长进化的最大障碍，即使目前金融反腐规范了部分行为，但是治理能力依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从投资者的角度看，需要大家能够对证监会等机构的角色和市场影响力有更清晰的认识。

以上大多是比较抽象和枯燥的对比分析，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一些维度过于独特，从笔者的视角看，这些都是中国特色价值的投资的大逻辑之所在。

谈到“大逻辑”当然因为我们相信“逻辑”是存在的，之所以称之为“大”，是因为这个逻辑超越了价值投资本身。A股的投资不仅要看价值，也要辩证批判的看多空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看情绪面，政策面，看价值与价格，更重要的是要时刻牢记筹码稀缺性的现实条件，这些都是多维复杂推理和不确定性决策，绝对真理的提法往往是站不住脚的。希望以上提醒能让投资者在快速的市场变化中获得确定性收益。

基于上面的辩证大逻辑的前提，我再给广大投资者三个具体的投资建议：

首先，重视技术升级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无论中国资本市场环境和国外有多大差别，最根本的一点是完全一致的——科技推动生产力进步对市场价值的影响。上一波互联网技术热潮，到“互联网+”概念提出后基本已经进入了尾声，而新的一轮以“人机智能时代”WAR技术（WAR技术即WAR技术趋势，包括：Vehicle智能汽车、VR虚拟现实、AI人工智能、Robot机器人）为代表的新科技正在资本市场深刻的推动上市公司进化，这种新技术的应用化创新中一定会有大级别投资机会出现，这是所有资本市场共有的确定性因素。

其次，重视政策导入后的确定性红利窗口期：前面提到政策引导会让某些特定行业投资过剩，比如矿业投资在过去的10年是严重过剩的，但是矿业设备其间有了快速发展，所以跟随政策的最好方式是布局确定性受益的相关支撑性行业，而不进去最热的投资核心区。

最后，重视民营经济的高成长性：长期投资的理念在目前的中国资本市场非常值得提倡，在市场相对低迷的时候，对民营企业的创新型公司进行深入调研，找到治理结构领先和朝阳行业的公司进行长期持有，往往会有不错的收益。在这个方面，个人投资者比机构更有优势，因为操作会更加灵活和务实。

可见，在A股这样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确定性投资机会并不缺少，这需要广大投资者用“中国特色”和“大逻辑”两个独特思维来审视和寻找。

落脚到宏观层面。一个健康向上的资本市场起码需要满足三个最朴素的功能需求：发现价值、淘汰落后生产要素、优化资源和提高效率。从逻辑上看，只有市场是符合逻辑的，价值投资的真谛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在于中国整体性需要重构，并且进化中的市场而言，我们必须拆解现实中的“大逻辑”来趋利避害。

合法合规前提下，盈利是“大逻辑”的最终目的，笔者这里也希望广大投资者能够正视现实、思辨的看待中国特色的价值投资。

“如果这个市场90%的人都是失败者，我们每一个专业人士都需要承担道德枷锁。”或许是这句话打动了本文中的几位被访谈者，笔者获得了他们很多真知灼见，这里也因为“情怀”和大家知无不言。

最后，希望中国资本市场每一个坚定的支持者，都能获得真实的收获。希望中国资本市场监管部门能从经济大局出发，用更开放的胸怀推动体制外人才引进和自身专业化进化。 只有让市场本身拥有价值才能创造更大价值。

（作者与文中提到的公司均无利益关系。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微信号： zhouzhanggui100。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在我们诅咒贪婪的e租宝之前，先来看看这两年宏观经济发生了什么：

土地公有大规模市场化的结果是土地财政，也就是土地买卖成了地方政府的生意。在土地财政的驱使下，地方政府靠卖地创造政绩、鼓励房地产、拉动GDP。

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这个国家焕然一新，虽然资源破坏、空气污染、水资源枯竭，但个体能够感知到的一切都欣欣向荣。其间，我们也曾靠雄厚的资金实力帮助美国度过了经济危机，“挽救了世界”，这一切都是经济成功带来的荣耀。

直到有一天，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市场发生了逆转，这极大地削减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动力，实体经济开始衰退；另一方面，房地产的畸形投资和地方政府更大的进取心，金融系统被投资挟持，简单的商业逻辑难以为继。

此刻，房地产资金告急，基础设施资金告急，地方政府资金告急，实体经济由于企业主大量资金捆绑在房地产投资，也严重缺少资金扩大投资，国际化更无从谈起。而人们的预期依然锁定在10%飞速发展的GDP，锁定在那个5次调控涨10倍的房地产牛市。

此刻，资金正在央行的口袋里苦于无法对接实体经济，硬币的另一侧——政府意识到防止房地产崩盘带来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是第一要务，一方面，限购防止抛盘、限价防止地王泛滥、限贷防止银行和国企卷入地产泡沫；另一方面，多种渠道解决房地产资金周转的难题。

于是，资本市场被给予极大期望，通过“改革牛”来填补整个经济剧烈调整前夕的资金缺口，这被看来是巨量过剩资本注入实体经济的唯一方式。

但是，结果事与愿违，金融资本并没有将获得的牛市财富投资于实体经济，反而投向全球购买廉价资产，人民币相对升值后带来数以万亿的消费在境外实现。国企拿到银行的信贷支持后更多投向了无风险套利，在反腐大背景下的国有经济主体更倾向于一种防守策略降低风险。

地产、基础设施、地方债都需要资金解燃眉之急，实体经济依然没有新增消费的拉动，于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以利率市场化为背景的P2P千呼万唤始出来。

这是一个很冗长的故事。结果是，在全世界贷款利率普遍低于5%的时代，中国借贷高达30%以上，理财回报15%，互联网金融承担起了为经济全局救火“敢死队员”的角色。

如果说P2P这个概念在2010年左右出现的时候的商业理念是分摊风险和大数据金融创新，那么，此刻，叠加了多种因素之后，发生了质变。P2P被赋予了历史性的使命，这也注定了其历史性的成为了接盘侠，酝酿着历史性的悲剧。

e租宝是最新的一个，本质上并不稀奇，独特性在于央视一反常态的对其进行的猛烈抨击。

媒体开始对e租宝道德审判

和往常的经济事件不同，这次媒体报道的口径发生了明显的不同。

首先，媒体很鲜明地定性e租宝为“非法集资”案件，是假项目、假三方、假担保、三步障眼法制造的旁氏骗局；其次，调查中发现e租宝创始人丁宁生活极其糜烂，纸醉金迷、挥金如土、公司内部大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且在一个叫ENZO贵族聚会圈里与富人子弟歌舞升平，道德败坏；再次，媒体详细地公布了警方调查取证中的一部分内容，比如：丁宁赠与他人的现金、房产、车辆、奢侈品的价值达10余亿元人民币，仅对张敏一人，丁宁除了向其赠送价值1.3亿的新加坡别墅、价值1200万的粉钻戒指、豪华轿车、名表等礼物，还先后“奖励”她5.5亿元人民币；最后，将“钰诚系”所有支出最重要的一项归结为——高昂的员工薪金，以丁宁的弟弟丁甸为例，他原本月薪1.8万元，但调任北京后，月薪就飞涨到100万元。

通过媒体报道的e租宝基本的线索是——非法集资、高管挥霍、资金用于分赃，并没有提到e租宝在全国媒体大规模投放所带来的巨大资金投入。

以上报道迅速掀起了进一步的监管风暴。2015年12月29日，重庆暂停新平台开展P2P业务。2016年1月1日，深圳叫停P2P新平台注册。2016年1月4日，上海叫停P2P新平台注册。2016年1月7日，央行掀起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2016年1月8日，北京下令撤下所有P2P理财广告。2016年1月9日，北京叫停投资类企业注册。2016年1月11日，深圳表示停增量，清存量。2016年1月14日，李克强总理：严惩金融领域各类违法违规行为。2016年1月16日，央行制定系统，重点监测P2P。2016年1月19日，类金融企业挂牌新三板被叫停。2016年1月22日，北京将出台地方版监管细则，支持协会发黑名单。

此外，1月23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点名“互联网金融”，称其缺乏标准和监管，再不抓就要发生大问题。按照中央有关部署，政法部门将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推动对民间融资借贷活动的规范和监管，最大限度减少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可见政府已经把对“互联网金融”的治理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而且明确提出是由于缺乏“标准”和“监管”。政府对此的态度极其坚决，而且和之前的“规范和鼓励”的口径相比，这次的定调更加严厉，不惜对行业进行颠覆式治理的态度让互联网金融合作的多家银行迅速跟进。

1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电子银行部）发布了《关于立即停止与违规违约支付机构合作的通知》，要求立即关闭全部涉P2P交易接口。2016年2月初 ，农业银行之后，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北京农商行等多家银行分别宣布暂停或关闭所有P2P交易接口。

银行内部人士对此私下表态更加坚决：“无论P2P好坏，在刚刚发生农行39亿票据、中信银行10亿元票据的档口，银行领导别无选择，只能最大力度砍断任何潜在风险，防止事态扩大。”

也就是说，银行本身的风险提示，与P2P潜在风险叠加后，整个行业被全盘封杀。这应该是釜底抽薪的致命一击。

以至于一家前10名P2P行业高管私下表示：“虽然我们公司做的金融防范不会出现系统性问题，并且实业股东支持带来的整体风险几乎很小，但是e租宝事件被媒体道德宣判之后带来的恐慌是无区别的，对所有P2P公司都是致命的。甚至我们其他投资理财产品销售也受到极大影响，这个信心不知道何时能够重新树立起来。”

可见，无论是出于洗清自身帮助e租宝宣传和传播的过失，还是出于对事后媒体应该担当的道德审判职能，e租宝事件处理方式非常接近于贪官的报道口径，猛烈的道德批判已经在全社会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

不得不说，这种影响深远程度可能超出目前的观察和想象，政府、媒体、国企、社会精英、高新技术等多个符号集体代言的世纪创新，竟然面临全行业的欺诈和道德低下，这记耳光在“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下，异常清晰。（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发现受害者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多么的无辜和无助。）

而从笔者的角度看，类似事件的受害者更显无助并非可恨的贪婪：难道权威媒体投放广告和筛选嘉宾没有任何标准吗？难道诸多政府监管机构对行业现状一无所知吗？对于异地办公都会严格审查的工商执法部门，难道对几千亿规模几百万人涉及的金融“诈骗”毫不知情吗？

此刻，此类疑问还淹没在对当事人的道德审判当中，公众对“腐朽”的e租宝高层带来的心理冲击还没有充分消化。道德审判无法真正掩盖问题，诸多疑问正在酝酿发酵。

P2P行业的鼓励和打击政策几乎同步

我深入研究中发现，2015年是互联网金融受到政府明确鼓励力度最大的一年，几乎每2个月就有重磅的鼓励政策出台，包括如下政策激励：

一是，2015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该报告中，两次提到“互联网金融”，并表述为“异军突起”，要求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寄希望于互联网金融发挥草根金融的优势，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中发挥作用。另一个方面希望互联网金融可以加快改革和转型步伐。

二是，2015年5月8日《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2015年深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包括制定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方案，出台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制定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三是，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文件出现15次“互联网金融”这个关键词，2次出现“网络借贷”。其中提到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型企业。规范发展网络借贷和互联网消费信贷业务，鼓励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提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和个人的投融资需求。

四是，2015年7月18日《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不仅正式承认了P2P的合法地位，也明确了P2P的信息中介性质。并以“鼓励创新、 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为总的要求，明确了包括股权众筹融资、P2P网络借贷、互联网支付在内的多种互联网金融业态的职责边界。这是P2P行业第一部全面的基本法，为P2P行业的创新发展真正指明了方向。

五是，2015年7月3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部分条例指出：支付机构不得为金融机构，以及从事信贷、融资、理财、担保、货币兑换等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开立支付账户。

六是，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在划定了24%的民间借贷利率红线的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P2P平台的“媒介身份”。此外，《规定》中指出的P2P平台作为提供媒介服务的中介平台，无须履行担保责任，这被视为P2P行业未来去担保化的重要开端。

七是，201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建议》的第三节中提到，“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具体的“构建发展新体制”中的表述为：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这是互联网金融首次被写入中央五年规划。

八是，2015年12月28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由银监会连同多个部门共同研究起草，并正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这就意味着P2P监管细则已经上线，征求意见期间就是行业适应以及适当修改调整意见的过程。

可见，政府举全国之力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政策非常清晰，只不过行业发展的速度大大超出政策制定者的预期。

对比发现，在12月28日-1月18日意见稿征求意见的同时，正是政策大规模稽查互联网金融的窗口时间。

用一段业内人士的话说：“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鼓励和治理的声音，几乎是同步发出的，但是我们认为确实有很多真实的互联网金融需求在这次冲击中受到了极大影响，由于实体经济和中小经营主体依然无法从大型金融体系中贷到资金，他们对P2P的需求依然比较刚性，不过我们很担心的是这部分真实需求被错杀之后，行业真正面临崩塌的风险。”

应该说这位业内人士的担忧不无道理，在最初对行业的理解和政策制定上，政策和监管明显跟不上行业发展速度。比如：经营主体的保证金管理体系，是否需要建立类似银行的储备金制度，这个制度是否需要实体经济实体的担保或直接参与投资？对于行业出现的问题是否有举报和检举制度将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么对监督人是否有一定的保护和奖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市场经济更需要价值选择，而非价值判断。行政代替市场进行价值判断之后，如何对“价值”进行有效的评估和管制将成为首要挑战。

从自由市场学派的“不干涉”理论看，政府很难在主导产业政策的同时清醒的把握行业发展，因为政府并没有价格和收益等信号的反馈，往往比经济主体本身更容易偏离自身既有的角色和路线。

从之前的电解铝、水电、风电行业、光伏行业的发展都可以看到相关的痕迹，政府对产业的补贴和奖励政策，往往带来波段性的行业膨胀。而由此破坏的自然发展路径和生态，带来的是得不偿失的悲剧结果。

旧制度与新科技成为本届政府最大治理挑战

一系列金融黑天鹅的背后，政府并非“不作为”。

2016年1月27日，在e租宝带来的风暴正在全国范围内上演的同时，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研究起草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完成了征求意见。

而在征求意见的一个月里，不完全统计，已经有97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出事，平均每天4家出现资金问题。90万投资人参与的500亿规模的e租宝；22万人参与的430亿规模的泛亚；7万人参与50亿规模的财富基石；7000多人参与的20亿规模的盛世财富。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些昔日的创富明星纷纷崩盘。

回到本文最初的大背景叙述中，笔者试图梳理出其中的初衷和悖论：

首先，鼓励互联网金融的初衷是鼓励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但是悖论在于，承受20%年化的资金成本的公司很难在经济下行环境中生存，整个信托和互联网金融诞生的大背景就是GDP回归“新常态”之后和发展预期不匹配的“落差和空间”，P2P反而成了实体经济的寄生虫。

其次，P2P技术的初衷是通过大数据分散借贷风险，但是随着政府大规模鼓励之后行业的激烈竞争，合规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挤压，一切违法的企业侵占的实际上都是合规企业的生存空间，劣币驱逐良币让全行业走近“违规边际”。

再次，“新常态”政策和“供给侧改革”的初衷是产业结构调整，但是悖论在于，切断预期的调整带来传统行业资金供给断崖式下跌，淘汰旧产能的同时，并没有对升级产能的投资，让P2P行业真正的优质客户大面积消亡，市场上高额回报的项目一夜之间消失之后，资金成本让畸形商业模式难以为继。

再次，行业监管方面，初衷往往是发展全新增长点，但是悖论在于——产业政策大力支持的政府作为的行业往往很快陷入相同的困境。反而是餐饮、美容美发等完全被政策边缘化的行业和服务性行业并没有过剩和风险。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P2P、互联网游戏这样的技术驱动行业，似乎行业管理能力永远落后于实践，在行业发展之后后置性的行业规范，能否带来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这里有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悖论是——政府往往乐于鼓励那些自身没有能力管制的行业。

由此，回到题目“e租宝是谁的悲剧？”这个提问，笔者突然觉得这是一个真实而沉重的命题。

一个励精图治的政府，在经济起飞时期建立的威信足以具备任何经济领域的驱动力，但是当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治理结构挑战冲击自身的时候，政府的改革效率能否跟上市场主体？如果能，政府需要用什么样的力度和决心推动自身改革？如果不能，政府需要将行业主导权移交哪些有效的行业主体？这些都是全新的挑战，虽然不是什么新课题。

或许在2016年经济领域大规模反腐的背景下，“越位激励”的问题会大大减少，但是由此带来的政府管理层的“不作为”隐忧，依然无法解决实业对政府有效性的需求。

我们的亲人在这场野蛮的财富“盛宴”下，正在失去改革开放30年所有积累的财富以及对社会公平美好的期望。如何不让悲剧再重复发生？我希望社会上的独立思想者能够对于此类人民血泪有更多的关注和发声。我们需要为冷漠承担道德责任。

（作者系市值管理专家，多家上市公司战略顾问，战略管理理论研究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好笑，”陈先生对我说。这一天北京的天灰蒙蒙的，他开着红色法拉利兜风，“但是我不知道该把钱花在什么地方。”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陈先生在海南岛搞房地产赚到第一桶金，然后搬到了北京，在这里他培养起“做地产大项目”所需的关系。到我们有些交情的时候，陈先生已经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开发商之一，他的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开发拓展到了全国各地。

中国富豪的消费倾向

过去陈先生往往把钱投到自己的开发项目当中，但是房地产的预期回报不够高，所以把钱从地产投资里拿出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考虑过在美国投资地产或是在夏威夷毛伊岛或纽约买房子，但他一年只去那里一两次，往往是看望他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念贵族寄宿学校的女儿。

“我以前会买所有豪车品牌最新最好的车款。”他告诉我。我见过这些车——在他北京的豪宅的车库里，停放着保时捷、路虎揽胜，以及可以组一个小型车队的数辆奔驰S600。但是，他接着说：“我已经有一年多没买新车了。”尽管他有过硬的关系，又有钱，陈先生还是没有办法在过去一年里搞到一块北京车牌。为了减少汽车数量，北京推出限牌新政，现在北京人得通过每月一次的摇号申请车牌；实际上只有不到1%的人能把车牌弄到手。

限购房产和车辆限牌对中国的亿万富豪造成了影响，迫使他们把钱花到别的地方去。全国各地有许多市政府实施了限发车牌的措施，以缓解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易车网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李斌告诉我：“上海和北京限牌之后，其他的城市比如广州、天津和杭州都推出了限牌措施。因为城市规划并未预料到汽车数量增长会这么快，交通拥堵已经变成中国大城市的严重问题，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解决。”

李认为限牌的措施将会在中国继续推广。“其他一些汽车保有量较高的大城市也可能会采取限牌措施遏制交通拥堵。”政府出于遏制炒房投机的考虑制定了房产限购措施，这也改变了消费模式。

陈告诉我2014年他的钱无处可投。“我不相信股市——弄虚作假和操控市场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回到三环路上，我问陈他现在的钱怎么用。他说他正在北京建造一座2000平方米的庞大宅邸，“从全世界进口最好的东西。意大利的大理石和窗帘，缅甸的柚木。”全部算起来，他估计花了5000万美元。

限购政策下每个人能买的房屋数量有限，对豪华大宅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年前，很少有房屋卖到500万或1000万美元以上。现在，1500万美元的住宅也有，有一些卖到800万到1000万美元，每平米单价2万到3万美元。这并不是指整个小区的价格都是这样，而是说，一套房子卖到800万到1000万美元，每平米2万到3万美元，这样的情况变得很普遍。

购房者不像以前一买就买好几套换着住,现在只买一套房居住，花一笔钱翻新装潢。

这些几百万美元一套的豪宅从外观上看基本都差不多，但是进去后你就会发现各有千秋。美国的购房者可以从备选项里挑选一种室内装潢方案，包括地板和墙壁等，但是中国的购房者不一样，因为大部分房子是毛坯房，只有空白的水泥墙。购房者必须自己挑选并安装电线、地板、灯光，甚至管道。

超级富豪过去会照搬别人的装修方案，全都弄成富丽堂皇的伪路易十四风格，一样的镀金栏杆，一样的豹纹装潢，但是现在追求个性的趋势开始了，因为大家对家装流程很熟悉了，想要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家。

陈先生特意要把自己的家装修得和周围人家里不一样。他告诉我他用从世界各地旅行时买回来的摆设、家具和其他装饰品来装点自己的家，营造一个“温暖，温馨的氛围，我老婆会喜欢，而且和别人家的不一样。”他到南非狩猎旅行的时候，买了动物皮毛做成的地毯。他把去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旅游时买的黑檀木雕挂在墙上。

房产限购、限发车牌加上资本管制，这意味着中国的富人在国内能买的高价产品比以前要少。房产限购禁止中国人像纽约人在汉普顿或波士顿人在南塔克那样可以买度假屋，中国富豪在他们常住的房子上会投入更多钱。

财富被分花到艺术品、家具和家居装饰上。中国最大的国有地产开发商保利集团旗下的保利文化公司，专攻古董收藏和艺术品拍卖，2014年这家公司IPO之后股价飙升，因为投资者知道有钱人都在买艺术品，一部分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品味以及做投资，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还能把钱投到别的什么地方。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艺术品买入市场，总额超过40亿美元。

陈先生也买了一些裸钻和切割钻石，做成定制首饰后送给亲戚。他认为做首饰“独特又贴心”，因为定制首饰比从奢侈品牌店买现成的首饰感觉更特别。

一些中国富豪的离岸消费，往往在澳门通过可疑的渠道进行，他们假意购买商品，刷银联卡。消费者通过刷银联卡购物，然后退回商品，套取比付款额稍低的现金，差价作为手续费，这样用刷卡套现来绕过兑换外汇的限制。比如说，他们刷银联卡买一块20万美元的手表，然后退回手表拿取19万美元现金，店铺则拿走5%的差价作为手续费。也有其他一些人会找非法的兑汇者，就是偷偷出没在银行和热门观光地点附近的黄牛。

CMR对十几位中国亿万富豪调研之后发现，他们出国旅行时会避开去巴黎和罗马的大众路线，而到更不寻常的一些地方去冒险，比如南非或阿拉斯加。中国那些真正的有钱人追求的是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亿万富豪也在花更多的钱买高价商品，比如飞机和游艇，因为购买这些产品没有太多限制。近几年来，军方对私人飞机开放了空域，国内的机场也开始出租飞机库供私人飞机停放。通用动力旗下的湾流宇航，在中国的销售业务火得惊人。

炫耀性消费在改变

1990年代，买一个几千美元的路易威登包包或古驰包包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永远无法企及的梦，就跟如今大多数美国人买不起几十万美元的法拉利和劳斯莱斯一样。用外国品牌，就算是大众品牌，比如宝洁的洗发水或耐克运动鞋，也是成功的象征。消费者在北京秀水街和上海襄阳路这样的市场上，买假冒的拉尔夫•劳伦服饰和贴着普拉达标签的山寨名牌包，是穷日子里的穷办法，而不是缺乏道德。当时的有钱人拎着正宗的名牌包，感觉倍有面子。

到世纪之交时，奢侈品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仍然遥不可及。炫耀性消费，穿戴名牌是获得社会身份地位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带有明显品牌标识的手袋、钢笔和手表，比如路易威登、欧米茄、万宝龙这些名牌的商品在货架上被一抢而空。标识越大，越明显，越闪瞎眼,就越好。

到了2000年代末，中国人成为了新一批1980年代的日本人。到2012年，中国人消费的奢侈品大约占到全球奢侈品份额的20%，纽约第五大道和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挤满了中国人。奢侈品零售商雇佣会说普通话的售货员。

炫耀性消费仍然占主导地位。中产阶级消费者成群结队地抢购路易威登和普拉达；2013年中国消费者购买的路易威登产品占到该品牌全球销售额的50%。此时，这些东西已经正式成为了主流商品——于是超级富豪们不再需要了。一位北京女富豪告诉我，她不会买任何路易威登的东西，因为太“大路货”——就算办公室里一个月赚800美元的秘书也在存钱（通常不吃午饭），为了买带路易威登印花的聚氯乙烯塑料皮包。

亿万富豪转向更高级的品牌，比如香奈儿、葆蝶家以及爱马仕，并且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贵的东西上，比如汽车。2014年中国成为保时捷和劳斯莱斯最大的市场。有钱的消费者购买私人飞机和高端红酒，并开始把小孩送到国外顶尖的寄宿学校，比如美国的圣保罗和安杜佛。

为了更了解中国超级富豪们的消费习惯，我在2014年采访了玛蒂•维科斯特罗姆。她于2009年和2013年间任职于历丰集团，是这家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控股公司时装与配饰部门的CEO。她目前是Harrys of London 的总裁，这家高级手工制鞋品牌，采用橡胶鞋底，逐渐受到年轻皇室成员的青睐，品牌客户包括碧翠丝公主，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以及汤姆•帕克•鲍尔斯（卡米拉的儿子）。

过去几年我和她在巴黎和上海见过面，发现她总是能把握中国富豪和名人的生活方式的潮流。

“中国消费者的品味水平和消费习惯变得越来越挑剔了，”维科斯特罗姆告诉我。她的品牌Harrys of London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艾美奖获奖演员达米安•刘易斯在最新一部电影里就穿着Harrys of London,它是世界上最高级的鞋履品牌之一——一双售价从几百英镑到几千英镑，去过伦敦的中国富豪们越来越流行穿这个牌子的鞋。这些消费者看重“工艺、材质、传统、耐穿”，她说，而这些品质“已经开始超越炫耀性消费和炫富品牌，成为了购物的关键标准”。

“但是通过购物而获得社会身份地位是否仍然主流呢？”我问。

“身份地位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购物方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购物是为了形成消费者的个性和独特风格，”维科斯特罗姆回答。在她看来，自从2012年“政府反腐行动开始之后，毫无疑问加快了”这种转变，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开始脱离名牌标识，炫耀性消费下降”的趋势同期而行。

标识特别显眼的那些品牌，比如路易威登，已经不再吃香，并不是因为消费者的品味进化或层次提高了，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更低调一些。

维科斯特罗姆把这种趋势称为“藏富”行动；不那么显眼，与周围人不一样，富裕人群在寻找低调的小众品牌，例如Harrys of London，以及布里奥尼或者奇顿这样的复合品牌精品店。维科斯特罗姆说这种趋势也为中国品牌创造了机会，例如国产品牌“例外”。第一夫人第一次国事访问出行莫斯科时提的就是这个品牌的手袋。“许多见多识广的消费者开始认为‘例外’的一些品类比某些西方品牌还要好”，比如手袋和外套。

超级富豪的新玩具

“超级富豪们现在想要什么呢？”我问。

维科斯特罗姆回答说：“精明的中国消费者现在把目标锁定在那些把他们和其他人区分开的品牌，能反映出消费者有品味的风格和日趋成熟的思想：卓越的消费者体验，定制商品和独家销售的商品，以及带有内在价值的产品。”

维科斯特罗姆的分析与Cape Cobra的老板理查德•夏佛的经历一致。这家南非顶级皮毛制品制作商为蒂凡尼、迈克•高仕和克洛伊等品牌制作皮革制品。夏佛告诉我，他的名牌鳄鱼皮和鸵鸟皮皮具广受那些在他开普敦皮具精品店驻足的中国客人的喜爱，这些客人往往是“最高端的消费者”。他还跟耀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从2013年起在北京销售鸵鸟皮制品。因为中国人渴望与众不同且更高端的品牌，销量比他们原先预期的数字高出了好几倍。

“我刚买了一架湾流550，”叶先生告诉我。这会儿我们在他奢华的私家会所里吃饭。叶先生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保持着极度低调的状态——他从不出现在中国任何一个富豪榜单上，比如胡润百富或者福布斯富豪榜，尽管以他的身价绝对有资格上榜。而且他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最好不要太出风头，他这么跟我说。他愿意与我交谈，正是因为他相信我不会做任何有害他的事。

会所的墙壁上装饰着玉石雕像和古代的钟铃。叶指出几件他称为“无价之宝”的物件。叶先生的妻子提一只香奈儿手袋，穿着粉色套装和一双黑色高跟鞋。叶先生穿一身现代派的中山领衬衫。叶先生经常要去也门和其他中东国家以及非洲国家谈能源生意。他说有一架私人飞机可真是帮了大忙。

私人飞机销量飙升，使得许多公司把他们最先进的飞机卖给中国买家，而不像以前那样卖给中东皇室。游艇也变得很热门。一些海南岛的住宅小区的售楼噱头就是买房送游艇私家泊位。反腐行动影响了游艇销售，但是受影响的大多是销售给企业的那部分。2014年参加海天盛筵游艇展销品牌的数量跌至72家，而一年前有139家。然而卖给富豪私人的游艇销量一直表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一家游艇制造商告诉我，如果中国的人均游艇保有量达到香港的水平，那么中国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意大利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香港的游艇保有量是每25个富豪当中就有一个拥有游艇，而现在大陆的情况是每318个富豪中有一个拥有游艇。

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变化

尽管富有人群的品味不断变化，而且渴望保持低调，奢侈品在中国仍然很重要——买奢侈品背后的动机在发生变化。看重的产品与种类在变，但总体购买力仍然很强劲。

2006年CMR受一家总部在香港的奢侈品零售商委托，展开了一项调研。这家公司的地位相当于亚洲的美国高级商店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或者尼曼百货。调研的主要发现揭示，消费者渴望的品牌全都差不多，就那么五到十个品牌，包括路易威登、杰尼亚、登喜路等，只有少数例外。购买同样的品牌能让他们展示身份，说明达到了“跟大家一样”的水平，但是恐落人后的担忧左右了大部分的购物决策。消费者担心买错了牌子看起来又傻又土。几乎是一种高中生的心态卷土重来。

CMR等候在男装西服品牌杰尼亚门店的出口，采访购物的客人，有许多人告诉我们，他们完全就是照着塑料模特身上的那一套——西服、领带、衬衫、皮带、皮鞋来全部买齐——因为他们希望看起来穿搭合体。他们不知道如何混搭。

2006年杰尼亚用“英雄所见略同”这样的广告语来做宣传，其中的那种涵义如今不可能再奏效。因为中国市场的消费者越来越自信，足以自己来思考和决定买什么。

生活小康的白领阶层正在形成，也增加了对高端品牌的需求，例如迈克•高仕和蔻驰（Coach）。这些品牌的定位仅次于路易威登这样的大牌奢侈品。白领们开始相信他们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富人，这和五年前的情况很不同，那时候许多白领都相信他们正走在成为富人的路上。

2009年CMR在例如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采访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还在成为真正富豪的路上迈进。2013年CMR调研发现，这种心态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大多数人表示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超级富豪，因为他们错过了过去十年的房地产热潮。

中产阶级现在的目标比以前稍微低了一些，他们购物的档次也比之前梦寐以求的顶级品牌降了一级。从路易威登到博柏利、麦丝玛拉以及托里•伯奇。另一方面，最有钱的消费者比以前升了一个档次，购买香奈儿和爱马仕。而大牌奢侈品例如古驰、普拉达和路易威登则落在了中间，高不成低不就。

习近平主席影响深远的反腐行动刺激了奢侈品消费的转变，那些受欢迎的品牌和产品类别与以前不一样了。反腐也让奢侈品增长整体放缓。奢侈品销售的增长从2011年的30%跌至2012年的7%，再落到2013年2%的水平。《理财周刊》（MoneyWeek）的梅林•萨默赛特•韦伯观察到奢侈品销量的骤降。他在2013年8月的一期《金融时报》上撰文断言，反腐行动让所有奢侈品牌和所有奢侈品类别的销量一落千丈。还有许多分析师也持有这样的观点。根据这种看法，腐败的生意人购买奢侈品并给官员送礼是此前奢侈品销售大增的原因。但真的是这样吗？

送礼对于奢侈品行业的影响有多大，如果你观察得比萨默赛特更深入一些，得出的观点就会不一样。对中国市场大多数的奢侈品品牌而言，送礼只占到销售额的20%。而对一些与暗中送礼更密切相关的特定产品类别，比如高端茶叶、手表、白酒和高档香烟等，送礼所占销售额的比例要高出许多。这在不同的品牌之间差别很大——往往流行送路易威登和欧米茄而不是依芙圣罗兰或者麦丝玛拉。不同的性别之间也有鲜明差别，行贿的礼品中男性使用的产品远多于女性配饰和服装。

CMR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调研了1000位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基于这些调研我们发现，基本上购买礼物占到奢侈品销售总额的20%，其中有一半（销售总额的10%）是买来送给朋友的。政府的反腐行动对这部分生意的影响并没有许多人设想的那么大。送礼的部分中还有四分之一（销售总额的5%）是商务往来，剩下的四分之一（销售总额的5%）是给政府官员送礼的腐败行为。对许多品牌来说，送礼给官员的购买所占的份额并不多。

对品牌来说，更大的威胁来自政府官员使用公款购买奢侈品进行奢侈消费。许多官员的薪资水平低于他们交际圈的平均水平。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不到1000美元，这种情况很普遍。他们以往使用公款买礼物送给其他官员。

2013年像龙井这样的高端茶叶的销量同比大跌70%，一年中几千家高端餐饮生意惨淡。超过50家五星级酒店游说相关部门，请求降低一个星级成为四星酒店，因为政府实行的新政要求公务员差旅不得下榻五星级酒店，航班不得乘坐公务舱。政府也减少了公务员出差住酒店的天数，缩短和减少了公务员出国的行程以及出国考察的次数。

更严格的监管环境和挑剔的眼光一起改变了中国富人消费奢侈品的现状。他们更趋于在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上花钱。这些方式往往根植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炫耀财富和身份地位的心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奢侈品行业的许多品牌仍然有充分获得增长的机遇。

（吴怡瑶 译）

（本文节选自 雷小山新著《山寨中国的终结》（上海译文出版社）。雷小山是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的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