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2年11月2日，中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林毅夫在FT中文网2012年度高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全球经济大衰退：超越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常态”》的主题演讲。此演讲稿根据论坛文字记录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突然倒台，触发全球经济进入从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2008年9月份突然爆发的危机，马上引起全球股票市场普遍下滑超过40%。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崩溃的程度超过50%，而且国际贸易急剧萎缩，贸易量下降差不多达到50%，全球出现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全球的经济负增长。在那个过程当中，各个国家的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且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著名公司也申请了破产保护，包括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等。在这样的危机当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相当大的冲击。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中国沿海地区有2000多万农民工失掉就业机会。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各国政府吸取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教训，在2008年年底的20国峰会上，一致决定采取一些应对措施。首先是发达国家出手援救它们的金融机构，避免银行大面积崩溃垮台。第二，20国集团会议一致决议，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来启动它们的消费。第三，20国集团一致决议，即使国内的失业率增加，就业减少，但是不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继续保持自由贸易的原则。

在这三项措施的共同作用之下，全球避免了最糟状况的发生，尤其是中国，从2008年底开始，推行了4万亿元人民币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了需求，启动了消费，启动了就业，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就开始恢复增长。整个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2%，2010年达到10.4%，2011年增长率仍然高达9.6%。巴西、印度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2009年第二季度恢复增长，发达国家在2009年的下半年的第三和第四季度也恢复了增长，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根基还是不稳定。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普遍失业率还是非常高，美国还是在8%左右，欧洲国家普遍超过10%。不仅失业率高，经济增长非常疲软，政府的债务很高，尤其是欧元区债务危机不断此起彼伏。在欧元区内，出现了第二次探底。而中国经济也同样出现从2011年年初开始到现在连续七个季度增长率的下滑。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就跌破8%，第三季度增长率只达到7.10%。在这种状况之下，全球经济将会何去何从？出路在什么地方？我想跟各位共同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用《全球经济大衰退》作为主标题的第一点原因。现在国际上关注的焦点是欧债危机，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这些国家，能不能及时从欧洲中央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短期的援助来解决他的债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南欧国家如果不进行能提高生产力、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任何短期的援助措施就像吃止痛药一样，能够缓解一段时间，但是三个月、六个月，顶多九个月以后，同样的问题会再来，而且来的时候严重的程度可能比上一轮严重程度还高。

结构性改革非常必要，这是发生危机的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共识。但是，结构性改革在南欧国家目前的状况之下非常难推行。这些改革的内容包括降低工资、减少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这样的措施固然在中长期能够增加这些经济体的竞争力，以及提高它们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是这些措施短期内都会减少需求，减少消费，降低经济增长率，然后增加失业率。在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失业率已经是非常高了，像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3%，而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如果在这种状况下，再要他们进行结构性改革，让失业率更是增加，肯定会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跟政治的不稳定。如果没有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稳定，经济发展当然也不可能。因此，虽然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但是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之下，结构性改革非常难推动。

这种状况在过去当然也发生过，例如在东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解决过去危机的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般是三项措施，“三管齐下”：第一是要求发生危机的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增加它们中长期的竞争力；第二，要求这些国家的货币大量贬值，促进出口的增加，由外需来对冲因为结构性改革导致的内需下降；第三，这两项措施产生作用要有一段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给一笔援助，来帮助这些国家走过短期的空档。

这个措施目前在南欧国家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没有独立的货币，因此没有办法靠货币贬值来给它们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当然欧元是可以贬值的，靠贬值可以增加出口竞争力。但是目前的限制条件是，日本、美国同样有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大家也在讲美国需要结构性改革，可是由于同样的理由，美国结构性改革也还没有进行。日本从1991年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破灭以后，大家也在讲日本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增加整体的竞争力，但是日本过去22年来一直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美国、日本、欧洲都是发达国家，它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相互竞争的，如果欧元区要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去增加它的出口竞争力，拿走的就会是美国的市场、日本的市场，就会增加美国的失业率、日本的失业率，而美国和日本失业率高企的状况之下，如果欧元区货币贬值，必然引发美国、日本采取竞争性贬值的方式来对冲。

这实际就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当欧洲中央银行采取数量宽松政策，宣布无限制购买这些发生债务危机国家的政府债的时候，美国马上宣布QE3，日本同样马上宣布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我判断，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发达国家国内经济改革推行不下去，出现经济增长非常疲软、失业率高企的状况，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政府债务会急剧增加。日本1991政府累积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60%，是OECD国家里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过去22年疲软的经济增长和高企的失业率，日本现在累积的政府债务已经高达GDP的230%。与此类似，美国及欧洲国家现在普遍的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超过100%，很可能在未来五年、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摆脱不了这个状况，它们的政府债务也会像日本那样不断地迅速积累。

为了降低这些政府还债的利息成本和举新债的成本，这些主要国家都会采取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利率保持在零的水平，实际上日本从1995年以后到现在，它的利率一直都是接近零的。美国现在的利率也是接近零，欧洲是同样的情形，这很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国际宏观环境。

在这么一个低息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必然会鼓励很多短期的投机和套利。这种接近零成本的状况，会鼓励大量资金流进这些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然后把股票不断地往上推。比如像美国，现在的道琼斯指数已经达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国的实体经济是非常差的，但是股票已经达到2008年的、当时已经有泡沫的水平。在这种状况下，这些投资家心里是没底的，他们知道这是有泡沫成分的，因此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跌。

而且这些短期的投资基金不仅会进入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也会有不少基金流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像石油、原材料、粮食市场上面去，就会推动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同时这种高涨会有泡沫的程度存在。因此只要有信息说，哪个地方减产，哪个地方增产，都会造成这些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大幅的上涨。

这些资金也会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表面上比较好的新兴工业体、新兴经济体。大量的资金流入会推高这些国家房地产市场泡沫、股市泡沫。同时大量资金涌入，也会推动这些国家汇率的升值。当这些国家汇率升值以后，出口竞争力降低了，实体经济面就会变坏。等到实体经济面变坏以后，这些国际炒家马上会说，这些国家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大量的资金可能又会流出，这些国家的股市、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可能就会破灭，就会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这可能就是未来五年、十年或者是更长时间里国际经济的新常态，也就是投资的回报率不高、风险非常巨大、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失业率非常高的新常态。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之下，中国经济从2011年年初到现在出现连续七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这也是最近这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出现的情形。因此在国际上唱空中国、“中国崩溃论”的论调此起彼伏，推断中国在2013年会出现崩溃。在国际市场上这种论断还是相当有声音、相当有影响的。

到底中国经济的态势会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必须要分析一下为什么2011年中国经济出现连续七个季度的增长速度的下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非常疲软，尤其是欧元区。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它的经济是在萎缩。这种状况之下，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当然会下滑，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这架马车是在减速的。

第二，中国从2008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到现在，四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大部分的项目不是已经建成就是即将建成，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投资的增长速度也会下滑，所以第二架马车速度是下滑的。再加上中国政府为了防止房地产的泡沫和通货膨胀，还主动地进行了一些宏观调控，这会加快增长速度下滑的速度。

第三架马车是消费，消费在中国一直都是非常旺盛的，但是三架马车当中有两架减速，就有一架还是按照过去的速度增长，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速度相当会减速。

但是我认为中国不会崩溃，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都是相当大的。就以短期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是非常多的，投资项目很多。同样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还有非常多的空间，尤其是大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北京这样全球首善之区，下场大雨都有可能死人，这是在东部的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情形。还有环境的改造、社会工程的改造，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回报。

不仅有好的投资机会，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还是非常好，政府的负债加上过去这四年地方投资平台十万亿元的贷款，加起来也不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0%多一点。在各个国家当中，这种政府财务状况是属于非常好的，所以就给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不仅是政府有钱，我们的民间储蓄也非常高，再加上还有3万亿美元的储备，在投资的时候，不管是机器、设备、原材料，中国都有足够的资金。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中国靠这些有利的条件维持8%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更重要的，我觉得中国还要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说过这样的说法，但是我知道在媒体上和学界内引起了一些争议，所以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些阐述。

我们知道，长期经济增长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靠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成型。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就以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像欧洲或者北美，他们在18世纪以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只有0.05%，这意味着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进入到18世纪中叶以后到19世纪中叶，平均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增加了20倍，从平均每年0.05%变成平均1%，也就是说人均收入翻一番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降低为70年。18世纪下半叶以后，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平均的增长速度每年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70年降为35年。

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出现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400年降为70年，又降为35年？因为出现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这个技术创新不仅是现有产业的生产率提高，还出现了很多新的产业、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所以可以把资源从附加值低的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地往附加值比较高的新的制造业、服务业的部门转移。这是发达国家经济能够维持高速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在18世纪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跟上这股工业革命的浪潮，所以它的经济发展就停滞了，或者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的高速增长，所以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

但是要维持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是要靠技术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这个道理对任何国家都是共通的。发达国家从18世纪下半叶到现在，平均每年人均收入增长是2%，再加上人口增长率大概一个百分点，所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平均速度和潜力是3%。可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的增长是靠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升级，而这种创新和产业升级都代表新知识的使用。对发达国家来讲，这种新知识必须自己发明，发明的成本非常高，失败的概率非常高。但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是创新，但创新的含义不只是发明。对发达国家来讲是发明，因为它们有全世界最边缘的技术、最边缘的产业前沿。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只要在下一次生产当中用的技术比现在用的技术新，就是创新，而这个技术可能是别人用过的成熟的技术，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三倍。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全世界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了这个后发优势，达到经济增长每年7%或者是更高，维持25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的绩效。当然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那13个经济体之一，改革开放以后连续32年每年9.9%的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利用后发优势，加速了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并且降低这个创新的成本。对中国未来发展会怎么样，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和判断，就是中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这样的“后发优势”怎么来衡量。

衡量一个国家的后发优势，最好的指标是这个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和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代表这个国家平均劳动生产率，平均劳动生产率代表这个国家平均技术水平、产业水平和各种制度效益的水平。

最新数据是2008年的数字。在2008年的时候，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平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什么水平呢？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相当于新加坡在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台湾地区在1975年跟美国的差距，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日本从1951到1957年，利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台湾利用“后发优势”从1975年到1995年维持了20年每年8.3%的增长，而韩国从1977到1997年，利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日本、新加坡、台湾、韩国都是我前面提到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后发优势”来取得超过7%的增长持续超过25年的国家和地区。

以同样的“后发优势”跟同样的发展轨迹，如果东亚的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韩国可以维持20年7.6%到9.2%的平均增长速度，我相信中国从潜力来讲应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必然要进行很多努力。这些努力包括，必须把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行到底，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消除掉，要改善收入结构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也要解决贪污腐败一系列的问题。这是十八大以后下一届政府要努力的方向。我也相信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社会会继续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把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潜力挖掘出来。

当然，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对目前的世界来讲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可是要对全世界出现“新常态”来讲，中国一国的快速发展是不够的。要走出这场危机，必须帮助这些发达国家走出目前结构改革的困难，然后让他们能够恢复正常的增长。

但是怎么来做呢？过去当危机只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时候，尤其这个国家自己有货币的时候，它可以靠货币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如果它要进行结构改革，也必须有空间，也就是说能有一个外在需求的增加，以对冲国内因为结构改革导致的需求减少，然后维持一个可以坚守的就业增长率。

在目前这种国际状况之下，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的办法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因为我们知道，对发达国家在当前失业率很高的状况之下，政府不能无作用，因为政府至少必须给失业人救济金，不然社会肯定不稳定。比如像西班牙，当有23%失业率的时候，政府的债务负担肯定减不下来，因为失业救济金要增加，经济增长率放缓，政府的收入要减少。正因为这个原因，西班牙尽管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不少结构性改革，但是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还达到8%，国际金融市场对这个情况的反应非常负面。

既然政府一定要花钱，与其花钱来做失业救济，不如花钱来搞投资。尤其这个投资不是传统意义上、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挖一个洞、补一个洞，而是消除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瓶颈环境项目。这些投资在短期会创造就业，会创造需求，会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这样的投资从长期来看会提高增长力、竞争力，政府的财务税收会增加，政府的财务税收增加以后，可以偿还过去的债务。

通常情况下，政府花钱搞投资，创造就业，创造收入，人们可能预期将来要还债的时候政府要增加税收，所以他现在就开始节俭，也就是说政府增加支出，老百姓增加节俭，总需求并没有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但是“李嘉图等价”的前提是什么？“李嘉图等价”的前提是政府的开支不会增加经济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开支是失业救济不会增加经济的增长率，如果政府的开支是开一个洞、补一个洞，不会增加经济增长率，但如果政府开支是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话，那么这个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将来由政府收入的增加来偿还政府的开支，因为对老百姓税赋不用增加，因此老百姓会有就业增加消费，这是中国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一轮宏观调控所创造出来的经验。

1998年中国遇到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当时的态势跟2008年那一场的冲击是非常相似的，中国也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的积极财政政策用在对中国经济增长上构成瓶颈的交通基础设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高速公路全国只有4700公里。在那一年积极财政刺激之下，中国高速公路从4700公里增加到的2002年的25100公里。在那样的投资过程当中，当然政府的债务是会增加的，中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7年的25%增加到2002－2003年的35%、36%。但是那一轮的投资给中国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空间。从1979到2002年，中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是9.6%，而且在2008年中国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在那一轮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瓶颈被消除了，所以从2002年以后，中国连续七八年两位数经济增长。因为中国经济加快了，税收增加了，再加上底数放大了，中国政府的负债在2008也只降到只剩下23%左右。

这就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带来的结果。这是当前的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空间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发达国家固然基础设施相对是比较好的，但是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是50－100年前建的。比如我在华盛顿工作的时候，从华盛顿到纽约交通距离是220英里，现在坐铁路需要时间是2小时45分钟，我们现在国内高速铁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这样可以大量提高效率，提高经济回报率。再看其他国家。英国地下管道普通是150年前建的，非常的老旧，效率非常低。根据美国工程协会的估计，美国在未来五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数量是相当巨大的。美国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2.2万亿美元，当中一半没有列入预算。而根据欧盟的研究，从2011年到2020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入达到2.1万亿美元－2.8万亿美元。

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发达国家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这些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项目，就可以给结构改革创造空间。当然，这场投资还不只限于发达国家，也可以到发展中国家来投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更大，投资回报率会更高。以印度为例，从2011到2015这五年间，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大约需要1万亿美元，但是它自己国内的资金只有5000亿，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这种情形。

所以现在对于发达国家和全球经济来说，都面临抉择。一个选择是，大家都可以根据国内经济过去的经验来做，这样很可能出现经济增长非常疲软、失业率非常高、政府债务不断积累、靠宽松的货币给不断增高的政府债务埋单的“新常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发达国家，利用其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让他们恢复到经济的正常增长。

如果以这些项目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话，可以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这种状态我称之为“新新常态”。全球经济大衰退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在五年、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新常态”，只要我们思路对头，可以使得这种“新常态”变成“新新常态”。

对于如何让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充分按照它的比较优势发展，利用“后发优势”，我有两本书，一本书是《新结构经济学》，一个是《繁荣的求索》。不管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后发优势，这些方面都还需要理论创新。所以我还有一本书，关于方法论，叫做《本体常无》。这几本书对我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好的解释，也欢迎学界的朋友提出不同的意见进行商榷。谢谢。

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美国和欧洲都实施了一定程度的量化宽松或“准量化宽松”政策，即美国的QE3和欧洲央行宣布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同时又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的中国如何自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在FT中文网2012年度高峰论坛上给出了他的解答。

余永定表示，首先的判断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一场债务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西方国家消费过度，储蓄不足，造成了长期的债务问题，即“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期望西方国家拿出解决债务危机的办法，但现在很失望，因为没有看到它们拿出了什么有效办法。通常情况下，解决还债问题有几种方法：一是通过经济增长；，二是搞通货膨胀，把债给“胀”没了；三是把债务利息率拉到最低，即零利率，从而可以借新债还旧债（roll over）；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勒裤腰带。而本轮危机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取了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有的国家也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财政政策的争议性仍比较大。

余永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拥有很大的优势，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联储可以大量发行货币，发行大量国债，把债券利息压下来。欧洲国家过去不愿这么做，但最近随着欧洲央行的举措，也在走上这条道路。也就是说，欧美都在采取很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压低国债收益率，解决财政危机。

余永定认为，这种政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其主要后果就是牺牲债权人利益，而债权人主要就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西方国家解决危机方法就是把债务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目前的对外净资产约为两万亿，按道理中国应收取利息，但去年就付给别国2270亿的利息，这是荒唐的事情，”他说。

他认为，发达国家通过通胀让中国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丧失价值，这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在此情况下，中国需要加紧内部的经济调整，同时避免外汇储备受到过大的损失（损失本身已不能避免）。中国需要有考虑周到的战略，一方面让经济迅速发展，在流量上不要继续遭受损失，也要考虑存量上不要有过多损失，要加速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更多依赖国内需求和消费，不要让投资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因为投资效率正在下降，必须全面考虑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才是立于不不败之地的根本。“时间已经不多，必须抓紧。”他警告说。

2012年，全球仍处于寻求复苏、避免衰退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中国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同目标。中国作为以出口为导向型经济体，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均出现放缓的背景下，如何挖掘并抓住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是中国未来变革中做出的关键抉择。

11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度中国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其中一个论坛主题围绕“寻找经济新增长点”展开，与会嘉宾各抒己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中国在寻找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中，政府在经济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提供基础公共服务，二是，政府要负责治理游戏规则。具体讲就是在私人部门参与经济活动的同时，政府要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游戏规则，使得大家在公平的环境下充分竞争，提高效率。而那些长期投资回报率不高的行业，政府应该直接参与。从这两点看，目前政府还有很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

首先，目前中国政府税收收入、政府的支出占GDP的比重跟其他国家比较差不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有很大一部分是隐性的。最近几年尤其是2009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中国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地方的融资平台来驱动， 2009年确实如此，但是到2010年、2011年出现一定程度的整顿紧缩，不过由于今年稳增长的需要，略有恢复。上述情况说明，政府在整个经济活动当中的角色与过去比较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或者是新的动向。

其次，游戏规则。以上面提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例，政府既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这明显带来了冲突，游戏规则可能更有利于政府或者是国有企业，这是值得非常关注的问题。

寻找新的增长点，一方面未来政府要降低他在经济活动中的分量和作用，另外一方面，在某些领域，在收入分配领域，在控制资产泡沫领域，政府应该加大政策游戏规则制定的干预力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理解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一方面，如果寻找的是经济增长点，在座的经济学家通常会告诉大家，中国经济有很多的增长点，如城市化可以刺激投资需求，中西部地区基建也会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很显然，这些增长点都是来自于投资需求方。从政府角度看，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以及刺激计划的推出都可以带动大规模投资建设从而产生新的增长点。但是我认为，这个没有必要，在今天的形势下，第一没有必要，第二有危险，因此我们要讨论经济增长新源泉。

从人口红利角度看，如果把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的人口结构看作人口红利的话，这个人口红利在2010年结束了，因此从2010年以后，15到59岁的人口是负增长。按这个人口来计算的人口抚养比是上升的趋势，因此中国劳动力的增长不再是正的，是负的了。与此同时，我们这些年遇到了显著的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我们不能总期待投资增长保持较高速度，因此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这个减速就是潜在增长力下降。

“十一五”潜在增长率如果是10.5%的话，“十二五”应该减到7.2%，“十三五”进一步减到6.1%，意思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达到的合适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应该寻找需求方的经济增长点去超越这个潜在增长率，那是错误的，人为的用需求刺激的方式去超越潜在增长率的话，第一看到的是GDP的百分点，但是同时会收获产能过剩、价格扭曲，偏离比较优势、通货膨胀甚至泡沫，所有这些都会伤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蔡昉认为，鉴于以上分析，我们需要寻找经济增长的新源泉。这是因为过去源泉有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不仅是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只要这种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还存在的话，资本报酬就不会出现递减现象，因此资本加上劳动力投入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率的。但是一旦丧失了人口红利以后，我们不再具有这些条件了。劳动力供给受到瓶颈制约，资本报酬开始递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源泉。

那么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从哪来？蔡昉认为，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画家、文化评论家陈丹青在FT中文网2012年度高峰论坛上谈了自己对人才的独特看法。他指出，中国遍地是人才，更重要的课题是怎么选拔人才？过去的六十年，是中国对人才高度控制的六十年，三十年前，很多人才被摧毁。这三十年来，情况有所改变，不少人才出现了，走到世界上去了。但89年后的23年来，中国大学做的最主要工作是控制学生，而且非常成功地控制住了。他指出，现在你再让大学生们像89年前那样畅所欲言，已经很少有大学生感兴趣了。而这些大学生本来就是人才。

陈丹青提到自己曾经想招一名他以为最好的艺术专业的大学生入清华大学，但只是因为政治和英语各差一分而无法入学。后来这名同学轻松考入英国一家大学艺术专业的研究生，而且并没有因为英语问题受到任何阻碍。如今她的画已经被英国肖像博物馆收藏了。陈丹青认为，她的经历很能反映中国人才面临的问题。

“人才就是一个国家的品牌，就像莎士比亚之于英国，达芬奇之于意大利一样，”陈丹青说。但在他接触的西方人眼里，中国被分割成两个时代，一个是古典中国，有许多为世界所熟知的人才名片。但现代中国，只有毛泽东一张。他遗憾地提到：“我在清华任教的时候，发现校园里很少有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等人的痕迹。当时我跑遍了清华园，注意到很少有学生注意到这些人跟清华的关系，也没有人真正在意。只有在谈到清华的历史时，这些人才被当作点缀被提及。”

陈丹青说：“中国的情况是，出不了人才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不要出事。在这个前提下，谈人才是个伪命题。”

【编者按】2012年11月2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参加FT中文网2012年度高峰论坛，本文为其发言稿整理稿，已经本人审阅补充，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中国经济模式转变重要关头，高水准公共讨论显然有其必要，特刊出以飨读者，本文可与林毅夫教授主旨演讲《超越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常态”》对照阅读。

（一）为何判断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渐进下移？

今天圆桌讨论主题是“寻找经济新增长点”。我想先谈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大致已经进入了这一轮工业化中后期——如果说还不是末期的话，这也在基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正在趋缓，正在逐渐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时期。

刚才林毅夫教授在主题演讲再一次谈了他对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即仍有8％以上的增长潜力。毅夫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如他刚才自己所解释的，主要依据是人均GDP水平。按照目前中国人均GDP大致只有5000多美元的现状，毅夫判断中国大致处于日本50年代初、新加坡1967年以及韩国和台湾1975-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之后都利用了自己的“后发优势”，达致了一个20年左右的8%上下的高速增长，由此他预计中国可能还有20年超过8％的GDP增长潜力。

我自己没有林毅夫教授那样乐观。我自己感到，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能维持一个5％到7％平稳的GDP平均年增速，可能就很不错了。因此，我们未来的政府决策层和各界人士，似不宜再强为不可为，逆经济发展大趋势而为，再力图保八，再千方百计维系一个难以维系的经济增长速度。

我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有以下两点理由：

首先，从表层上看，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目前看来都动力不足。这一点林毅夫教授已经做了全面的分析，我都同意，另一方面我想补充的一些想法是：经过20多年尤其是加入WTO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外贸出口大致已臻顶峰，未来几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很低，甚至是负的；另一点是中国投资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加上中国的消费增长因受居民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持续多年下降和其他因素制约而不可能支撑未来中国未来高速经济增长，这将从表层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速今后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将会逐渐下移。另外，从近现代世界经济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都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期。当一个经济由靠投资占GDP的份额很高转向主要靠消费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时，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或低速增长了，几乎没有例外。

为什么说中国的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妨先看制约中国投资增长的三个因素：第一，房地产投资的巅峰期已经过去。按照2012年5月13日人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已经高达89.68%，远远高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已是世界上最高的了。这一事实反过来实际上说明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期也自然会过去。说进一步靠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来增加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目前的体制、制度安排和文化传统下，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怎么走，怎么自然演变，我们好像还不是很清楚。至少从目前的经济格局来看，房地产发展的一个周期快到了。

第二，中国出口不振和产能过剩，出口企业利润率偏低和下行，会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近些年来，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普遍逐渐下降，众多企业出现亏损，自有资金不足，即使不做出口的企业的投资扩张动力也在减弱。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21世纪以来一轮大规模的由各级政府所推动的基建投资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包括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码头、政府大楼，乃至绝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和趋于饱和，即使再启动一些项目，也不可能想前几年那样全面地大规模地铺开了。当然，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部署，公路、铁路、地铁、水利等基建投资未来数年仍有一定增长潜力，但地方政府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加上经济增速下滑所导致的税收增收减缓而民生类支出压力较大，局部地区风险约束明显增加，因此各级和各地有政府所推动的基建投资扩张的能力受到限制。即使按照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刘世锦所率领团队的新近研究，他们也预计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会低于20%。投资机会在减少、投资在下降，又加上过去的投资还留下巨大的银行负债在那里，这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渐进下移。

其次，上述三驾马车动力不足说，只是说明了短期中国经济增速会下行的一些表层因素。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经过30多年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牵涉到家电、汽车的快速增长等）和较快的城市化，尤其是随着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实体部门的高速增长，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已经基本上到了在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如果说还不是末期的话，从而导致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几乎所有部门的资本投资边际回报率都在逐年下降，在现实中表现为各行各业赚钱的机会和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中国整体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已经多年开始下行，这一点本身也就表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下移。这里，我特别推荐一下新近一期《财经》（2012年第27期）上发表的伍晓鹰教授的一篇文章，按照他多年的跟踪研究，自1995－1999年以来，中国的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速度是惊人的”。由此伍晓鹰得出结论说：“当经济进入低谷，为了实现增长的投资努力往往是牺牲效率为代价的”。我非常同意这一判断。实际上，在坐的彭文生博士的研究团队最近一两年所作的几个研究报告，也表明和支持这一观点。

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普遍下降，意味着整体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移。我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在理论上是得益于今年年初我重读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1926)、《货币论》（1931）以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即《通论》，1936）——所得到的一些感悟。在《货币论》第30章中，凯恩斯曾强调指出：“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指出这一点，凯恩斯还觉得不够，又补充道：“本书的重要论点是，一国的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凯恩斯的上述判断，是一个极其伟大和深刻的理论发现。他这一段话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退，与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或言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或者反过来说，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是一国繁荣兴衰的重要经济指标。当然，经济学的业内行家会知道，从宏观经济的分析技术上说，资本的边际回报率短期可能与经济的去库存化周期有关。但是，伍晓鹰、彭文生的研究团队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各行各业的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多年来已经保持了一个下降的趋势，这就可能不是一个短期去库存化的问题，而可能是个经济增长趋势性的问题了。或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当各行各业都感觉赚钱难和不再赚钱了时候，这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繁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

正是基于这一深层次的考虑，我在今年五月所做的一篇“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访谈中，尤其是今年8月10日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把脉当下中国经济》另一篇长篇访谈中，都谈了同一个意思：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移，目前看来是个无法改变的自然和必然趋势。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之所以在今年以来初步感到中国经济增速正在趋势性地逐渐下移这一点，也与多年来我一直在研读世界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的文献有关。从1979年算起，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30多年了，年平均增长速率超过了9%；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到2011年，尽管有2009年上半年的短期经济增速下跌，但是我们可以说经历了10多年的黄金增长时期，年平均GDP增速超过了10％。这么长时期和这么快速的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人类近现代和当代经济史来看，在欧洲近代崛起中，工业化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先是有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然后进入中速增长期，最后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时期。按照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生前的研究，英国从1830年到1870年的复合增长率才 2.05％。到1873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大萧条就结束了。然后到1870到1913年进入中速增长期，复合增长率为1.90％。1813年后，出现了“英国病”，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率为零，失业率超过10％甚至20％。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差不多直到1950年后，英国才随二次战后的一波全球快速经济增长而从“英国病”中走路出来。从近代史上来看，德国的经济崛起时间也大约只有30至40年，从俾斯麦1871年统一德国后，从1871年到1913年，德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83%，然后，德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变成一片废墟和萧条。再看日本。日本战后的快速高速增长期为18年，实际上这还要归因于日本在战争废墟上的经济恢复，才有这一波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从1955到1973年，日本GDP年平均增速为：8.89％，1975年至1990年为中速增长期，年平均增速为4.29％。1990年后，日本陷入长期的萧条期，到目前，这20多年年平均增速只有0.85％。

通观人类一些国家的近现代和当代史，反观中国经济目前的整体发展阶段，我有一个不甚成熟的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大致相当于日本经济在1973年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日本在1975年所面临的情形，即正在从一个高速增长期，逐渐向一个中速增长期移位。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最近在广州所作的一场岭南大讲坛中呼吁说：中国进入中速增长期不可怕，可怕的意识不到这一点，再人为批准和促动政府所推动的一些不讲效率的盲目投资项目——如湛江“吻增长”的钢铁项目等，来人为保8，从而逆经济发展的必然法则和必然趋势，费不可为之力，为不可为之事。这样做，短期只会逼迫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统计部门在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上造假，甚至勉强投一些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和没有效率的项目，在中长期这将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刚才林毅夫教授讲到他仍然主张依靠进一步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来维持“保8”的增长，我感觉，尽管这一政策建议的思路值得同情和理解，因为，我上面已经指出，任何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期，都是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膨胀期，但是今天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一政策导向也有许多局限性和潜在风险。

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从2009到2011的过去三年中，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为80.49万亿，年平均增速为25.8%。如果2012年政府的货币政策再一放松，财政刺激政策再加大，这四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将会超过110万亿，这将是2012年GDP总量的两倍，也将超过中国的广义货币M2和全中国的银行储蓄总额。理解了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才能真正理解在过去三、四年中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一片低迷中中国经济仍有超过9％的GDP年增速了，也就随之能理解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趋势这一点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如此天量的投资推动下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在全社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这一下降趋势反过来看恰恰是这一天量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必然贡献因素）下，等到所投项目不赚钱了，大多数企业利润为负的了，谁来还款？谁来为这超过百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埋单？这也就是这几年我根据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的理路一再呼吁：要警惕中国经济潜在的风险。按照这一学派经济学家的分析理路，等到还款期到了的时候，等到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不远了。

（二）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哪里？

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将会逐渐下移，是否意味着政府在未来经济增长中就要完全退出和无所作为了呢？显然不是。刚才毅夫在主旨讲演中提出他主张在未来一段时间中，要继续增加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并把这一点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

对于这一点，我基本上表示同意和支持。尽管在过去数年中有许多政府的不当投资和浪费性的投资，且给各级地方政府留下了巨大的负债包袱，但是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考虑到各级政府实际上掌握着近20万亿的财政收入（“第一财政”、土地出让金以及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中国政府在一些地区和城市——尤其是在中西部部一些城市——继续投改进民生的地铁和一些公共设施项目，还是应该支持的。在财政体制上，我同意贾康等学者的看法，应该允许地方政府靠发债来进行基建投资建设。允许地方发债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将推进地方政府阳光财政、阳光融资，更重要的是推动中国政府的市场化融资，而不是现在这样靠银行贷款和各种各样的政府融资平台来暗箱操作。通过银行贷款和政府融资平台进行基建投资融资，这已经给中国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实际上已经成了许多官员腐败寻租的重要渠道和温床。各级政府通过发债来进行基建投资，也会减轻银行的负担，把风险留给市场，留给投资者自己。这也将从整体上和长时期降低银行的风险。

尽管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投资率尤其基础设施投资率是必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国家发展战略上讲，在中国经济增速渐进下行的趋势中，与其说要靠启动更大规模的投资来“保增长”，毋宁要努力寻找当中国逐渐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时期和即将进入中速增长时期一些新的增长点。

未来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到底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中，提出除了继续依靠政府基建投资外，主张还要靠政府指导和引导下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求得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实际上，中国政府尤其是发改委在过去几年中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了。虽然看来有些成绩和成效，但现在所造成和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其中，像太阳能和多晶硅行业的大量企业——如无锡的尚德和江西的赛维——这几年在盲目发展中导致企业负债累累，资不抵债，企业面临清算倒闭的窘境，就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那么，除了基建项目投资外，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主要在哪里？我觉得一个被过去常讲，人人讲，但却在现实中被实际上忽视了的因素是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可能不能再指靠再启动更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而是要靠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这一点说来已经好像不是什么新的理论了，因而好像也构不成新的增长点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理解这么一点：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并不只是为制造业和实体部门服务和融资的部门，而是金融服务部门本身也创造GDP。

回顾人类近现代经济史，尤其是当代经济史，我们发现，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并不仅仅表现为科技进步、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升级，而且表现为市场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迂回，更多的交易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出现，结果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就此而论，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事实或者说内在构成部分。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问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来，中国物质生产部门的许多产品的总量都为世界第一了，但是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差不多只是美国GDP现价的一半。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譬如，按照国际钢协2012年年初发布的数字，2011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已经达到6.955亿吨（按中国工信部2012年3月发布的数字，2011年中国的钢产量为7.3亿吨），占全球粗钢总产量15.27亿吨的45.5%。比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还多。2011年，中国的水泥产量也高达20.85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已经超过60%。2011年，中国煤炭产量为19.56亿吨油当量，远远将位居世界第二的美国（5.56亿吨油当量）甩在身后，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已经提升到大约50%。中国汽车产量在2011年达到1840万辆，比美国1370万辆高出了470万辆。2011年，中国的造船吨位完工量高达6800万吨，也保持了世界第一。另外，按照2011年3月4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到2010年，中国已有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了，那为什么中国的GDP却不是世界第一而只有美国GDP的一半？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发展的落后，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参图1）。

资料来源：wind, 中金公司数据

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中国的实体部门的产值远远超过美国，但是在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中国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印度（按比例）。比如，2011年，中国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占整个GDP总量的份额，远远低于美国和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后者平均已占70%以上。2011年，在美国15.9万亿美元的GDP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超过76%，而同年在中国大约7.5万亿美元GDP总量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份额只占43.1%，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占比，还不到7%（而中国香港这一指标为22%-25%，新加坡为26%）。这一例子充分说明，服务业，尤其是其中占很大成分的金融服务业，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构成部分。

另据CEIC DATA数据库的统计数字，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占GDP的比重高达27.03%，金融服务业只占11.49%。60年后，到了2010年，制造业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下降到只有11.72%，而金融服务业的占比则提高到了20.7%。由此看来，与其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所推动的，不如认为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金融服务业的过渡和转变所实现的。

理解了现代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主要靠服务业的扩张来实现的，也就能大致理解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实体部门高速增长所推动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末期经济增速速率下滑这一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期合宜的国家发展战略了。

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中，以及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中，要想维持一个稳定的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速，光靠政府的基建投资，显然不够，且十分危险。完全指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目前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看来，这一点还构不成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主要推动发动机。现在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提升，要保持中国经济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看来还是要随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径，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了。反过来看，只有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业繁荣发展了，才能有望为实体部门尤其是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服务，才能更好的为投资和融资服务。更重要的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股市的繁荣，也会反过来通过增加人们的财富，并通过财富效应来提升人们对未来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如何发展服务业？在这方面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已经有大量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了。我这里只想指出一个看似虚无但实际上却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环境，没有进一步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期望我们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有长足的发展。道理说来简单，如果现代法治民主的政治体制不能建立，如果司法部门一直是政府官员腐败的重灾区，如果政府官员运用手掌握的中权力和掌控的巨大资源进行个人和家族的腐败寻租现象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法制形同虚设，从而导致全社会感到社会收入和财富占有上越来越越不公平，社会紧张程度越来越大，如果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缺乏安全感且感到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纷纷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未来中国又怎么会有繁荣的金融服务行业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吃“市场化的红利”和如蔡昉教授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靠吃“人口红利”而得来的话，在这两个红利都被快“被吃尽”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就要主要靠“吃制度改革和法治民主建设的红利”了。

两周前，我在广州“岭南大讲坛”讲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走势的报告后，一个蛮专业的听众问我这样一个问题：“韦森教授，既然中国整体的资本投资边际回报率在下降，你又怎么能期望中国能有一个股市繁荣？”这是一个很好、很深刻且很尖锐的问题，但背后的逻辑却值得我们进一步推敲。对于这个问题，这里可以反过来问两个问题，大家也就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了：

（1）在过去三、四年中国经济仍然有超过9％GDP年增速中，为什么中国的股市表现却在世界上排名倒数第一？甚至比希腊和西班牙还差？

（2）为什么过去三四年中美国的综合年GDP增速不超过2％，但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不断创历史新高？

一旦深究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股市和金融市场一再萎缩，中国金融服务业之所以不怎么发展，关键还是制度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中国金融服务也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中国的股市也不可能有真正长期稳定的繁荣。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吃“制度改革的红利”这一点了。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全中国人民乃是全世界都在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有诸多期待，大家都在期盼着十八大选出新一代中国政府领导人能够真正有所作为，能够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稳妥渐进地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email protected]

人才，在中国全球化进程中意义非同寻常，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中国的人才困境又在哪里？11月2日，在FT中文网主办的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度高峰论坛上，与会嘉宾就“中国的人才和品牌困境”各抒己见。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指出，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多以学科建设为中心，比的是课题与论文，而没有以育人为中心。但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为学生服务的，这一点似乎被忽视了。此外，中国大学教育还没有逃脱把人的培养变得工具化的窠臼，注重教授专业知识，属于工具性教育。以后大学应该从传授知识转变成传授全面的素质上来。此外，龚克认为，在大学去行政化的过程中，光强调大学是个学术单位是不够的，而是要把育人的使命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中国大学教育习惯性地把大学生放在“受教育者”的被动地位上，这对大学生的发展是不利的。龚克说：“我有位同行说，大学教育‘不是灌溉一棵树，而是应该点燃一团火’，我很认同这句话。”

环球雅思创始人张永琪补充说，过去十年，中国出国留学生的趋势呈现年龄越来越小，数量越来越多的趋势，每年人数增幅在35%以上。而且中国留学生对西方学校越来越挑剔，从对澳洲的学校也感兴趣转到只对美国、英国的大学，而且是名校感兴趣。张永琪指出，中国对人才的诠释和定义需要扩展，不能再只盯着第一名，而是应该对有各种特长和潜力的人都重视起来。

思睿高品牌战略咨询公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王鲁生强调说，中国应该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和竞争环境，让每个有才能的人都有晋升的机会。他指出，比如中国的奥运人才机制，这是一种牺牲公共资源，牺牲公共健康，通过不公平的手段来进行选拔的一种体育机制。他指出：“如果几十年前中国体育‘举国体制’有其积极作用的话，现在的中国是否还需要这样的体制，我觉得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